中国智库: 历史渊源与当代发展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4 16:38:22

中国智库: 历史渊源与当代发展 2015年01月05日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作者：周静卢敦基

内容摘要：传统中国智库蕴含着咨政智慧的诸多现代化要素,其私人性、专业性、实用性、对等性和准入评价制度的倾斜性特征,可为当代智库建设提供符合决策环境新变化和新要求的现代咨政模式和路径。我们应克服体制改革和机构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专业化技术化欠缺、行业流动性较低、决策影响力受决策程序和环境限制等问题,通过逐步培育和强化职业精神,建立行业信誉度; 加快汇聚事务能力和专业水平兼备的高端人才,适时探索多元体制,革新运营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智库发展之路。

关键词：国内智库;幕僚;智库专家;幕府;制度;决策咨询;政策研究;现实问题;人才;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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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传统中国智库蕴含着咨政智慧的诸多现代化要素,其私人性、专业性、实用性、对等性和准入评价制度的倾斜性特征,可为当代智库建设提供符合决策环境新变化和新要求的现代咨政模式和路径。我们应克服体制改革和机构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专业化技术化欠缺、行业流动性较低、决策影响力受决策程序和环境限制等问题,通过逐步培育和强化职业精神,建立行业信誉度; 加快汇聚事务能力和专业水平兼备的高端人才,适时探索多元体制,革新运营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智库发展之路。

　　【关键词】中国当代智库;幕僚制;职业化;多元化

　　近年来,新型智库建设成为国内社科研究界的一大潮流。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伟大使命,势必进一步推动智库的迅猛发展。在此时候,研究一下中国古代智库的性质、特征、作用等等,并将其与现下智库作一对比,当能对当下的智库建设有相当的启迪。

　　一、中国古代的“智库”形态及其特征

　　智库指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和社会在处理社会各领域的问题而出谋划策,提出解决和发展理论、策略、方法及思想的研究机构。有人认为,智库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①智库这个称谓和当代其他许多理论、概念一般,带有浓厚的当代西方文化特征。其实,类似于智库的机构在中国早已产生,源远流长,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显现出不同的形态。

　　中华民族原是一个非常讲究谋略、追求智慧的民族。不算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环境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逼迫着这个民族永远抱着沉重的忧患意识去寻觅存活与发展的道路,光是先秦诸子中,强调谋划之重要性的就有道家、法家、纵横家等等,而孙子尤以其鲜明的谋略性深刻地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中国文化。

　　在形态上,古代中国最近似于当代智库的可以追溯到三种制度。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二是战国至五代的幕府; 三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晚清时期的幕府。兹简单分述如下:

门客,“特指有一技之长,自愿投奔,寄食养者门下,被主人豢养,并忠诚为之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主人死后,树倒猢狲散)者。”②据研究,门客始于春秋时的刺客③,到战国时蔚为大观。时当社会剧烈动荡,新兴的权力阶层无法凭借旧的机构框架为己服务,于是新创制度,广揽人才,以备不时之需。门客中包括各种人才。当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大肆招揽门客。据记载,信陵君、春申君、孟尝君、吕不韦的食客皆达三千人。④毛遂自荐、鸡鸣狗盗与门客有关的事迹成为后世的成语。

　　“幕府”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代居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幕)府,为士卒费”。周天游认为:“幕府初乃出征将帅之中军帐也,非常设机构。至汉代,外戚多以大将军、军骑将军职辅政,均设幕府,召署名人学士,与参政事。如昭宣时,大将军霍光辟杨敞为军司马,以明经辟蔡义,以材略辟田延年,置之幕府。又元帝时,乐陵侯史高以外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辟匡衡为议曹史,列身幕府。又成帝时,大将军王凤秉政,陈咸荐萧育、朱博除莫府属。中兴后,此风更盛,邓、窦、梁、马辅政,均开幕府,以树私党,以邀名誉。幕属虽多居武职,然军政之事,无所不预议,实开后世幕僚之绪。”⑤可以想见,一个处于边境的军事机构,不仅需要处理军事事务,后勤供应乃至民政事务亦不得不在它的权力范围之中,而正常地区的行政机构设置也断然不能满足它的实际需要。所以将军们必须自己招揽人才,幕府制度由此而建立。西汉时霍去病崛起,卫青相形之下寥落,“举大将军(卫)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⑥便可证明两位掌握大权的军事将领手下存在这样的人才。而且这种制度不限于军事机构。东汉明帝“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班固奏记曰:“窃见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四方之士,颠倒衣裳”。⑦概而言之,幕府制度,诚如美国的K·E·福尔索姆所说,是指“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地方官员私人聘用参谋人员的制度。”⑧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4 16:38:48

之所以将中国历史上的幕府制度分为两个阶段或两类,是基于一个区别,即所聘用的人员是否能授予正式行政体系中的官职。明清以后的幕府,所聘用的皆为私人身份;而五代以前的幕府,则私人与公家两种身份皆有。其原因也很简单, 幕府人员能被授予公职,意味着国家有限度地承认私人的权力。而随着专制大一统制度的日渐严密,国家的名分再不能授予私人。于是两种幕府制度就有了根本性的区别。

　　古代中国的形态和今天有些方面距离甚大,智库也不例外。所以有两种情况不在这里讨论:一是发挥了献计献策功能但不具备组织形式的,如个人的成功献计,像董仲舒“天人之策”、主父偃的“推恩令”、诸葛亮的“三分天下”等等,群臣集中议事情况与此类似。二是具备了组织形态但承担各种具体事务工作而不具备献计献策功能的,如孟尝君手下的鸡鸣狗盗之徒,清朝州县幕友班子中的书记、挂号、征比等。为使研究更为集中,这里就上文提到的食客和幕府制度入手,来看看中国古代智库的几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一是私人性。这里指的是服务对象是私人而非社会。食客制度下的食客服务对象是门主,中古时期的许多宾客僚属虽有国家的俸禄,但由于是出于主人的征辟,所以为主人效忠不算逾距。明清时期的幕府更是以专心为主人办事为第一准则。在中央权力未曾笼罩一切的时期,各地的实力派便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智库为自己服务。当中央权力无限扩张不容许这样的机构存在时,这种机构也就灭亡了。效忠于某位私人是古代中国智库的首要性质。

　　二是专业性。智库的参加人员需要有一些专业才能,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得有“鸡鸣狗盗”的本事。这不是说宾客的本事一定超过主人,而是说社会广大,个人才有偏至,视其所能给予专业化的发展,能够在某一方面拥有专门的技能,对该领域有较全面的了解,在某一方面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三是实用性。这点可以从两面来看。一是所面临及解决的问题。既可以是战略层面上的,也可以是战术层面上的,但毫无例外,均属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大到江山如何永固、农商关系如何摆平、权力如何集中平衡等等,小到一项具体政策, 甚至与某人如何打交道拉关系,一切皆为现实问题。二是解决的方式,均为操作型、实用性,许多情形下不宜作科学式的比较研究,研究过程也不宜公开化,一切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归。

　　四是对等性。古代中国幕僚与主人的关系极为平等,讲究的是互相信任。幕友与主人常处于师友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清代朱彝尊的后人朱秋芳,随身只有一个小包裹的行李,薪水也只支到十天,他是时刻准备与主人一语不合,即行辞职的。⑨这样也就保证了幕僚的尊严。因为幕僚给主人全方位的辅佐,如果主已不信任,那么这个职位则全无意义。

　　五是准入和评价制度的倾斜性。中国古代的智库总有着如何认定人才和评价人才的问题,也需要有相应的认定与考核制度。众所周知,这种制度设计是向幕僚、宾客们大幅倾斜的。从人才的认定来说,早年的食客制度根本没有办法来认定何者为人才,而必须先高姿态,祭出招贤纳士的大旗,如燕昭王以筑宫而师事郭隗,乐毅、邹衍、剧辛闻讯前往。⑩平原君不斩嘲笑跛脚邻人之美女,门下士去者过半。(11)孟尝君夜食自奉差于宾客,士以此多归孟尝君。(12)至于冯驩“食无鱼”、“出无车”更是人所共知的故事。(13)其实这也符合老子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有权有财富者须得谦卑终身、虚怀若谷,才能得到有真本事的宾客的认可。而他们也有足够的财富来支撑虚高的付出。另一方面,成果的认定,也完全为主人一人的事,完全看行动的实际效果,很难也没有必要由一个公共程序来评定。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4 16:39:14

二、中国当代智库的现状和问题

　　政治制度化是现代社会标志之一,也是现代智库能够在全球迅猛扩张的共通的决策大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决策层提出决策科学化、制度化,现代意义上的决策咨询机构逐渐发展起来。最近十年,世界经济全球化格局震荡变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的难题和瓶颈日益凸显,中央和地方政府决策咨询需求增长,智库建设被提高到国家软实力核心内容的层面,各级各种类型的智库机构纷纷涌现。另一方面,国内智库在运作机制、专家队伍结构等方面转型发展尚未到位,独立性、信誉度这两项智库行业的基础要素付之阙如。

　　1、智库研究的问题导向意识已成共识,但政策研究的专业化技术化程度不高。近十年来,地方社会科学院转型为地方党委政府“思想库”、“智囊团”是国内智库发展的主场,各地社科院科研机构设置的调整体现了从学科型研究机构到智库型研究机构的转型,存量更新和增量叠加是两个常见途径。一方面,原有的学科建制基础上的研究所基本保留,同时强调学科理论研究向现实问题研究靠拢,适当增加切合当代及地方实际的新的科研增长点。也有少数地方将传统的文史哲研究所合并,将经济所、社会所等现实问题研究任务重的研究所拆分扩充。另一方面,较灵活的科研平台以研究中心的模式成立起来,围绕某个重大现实问题跨学科和建制,重新组合科研力量,开展科研活动。进而依托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创新开发智库研究和成果发布系统,包括重大系列研究项目、年度论坛、公共政策沙龙、内参专报件、皮书系列等各种形式的咨政平台。这些机构、项目、平台的设立和运作,明确向地方社科院的专家、科研人员传达了从传统学科研究向智库专家转型的外部要求。相较高校,地方社科院更早转型为智库,一个重要因素是较少或没有教学任务,更利于集中精力调研公共政策问题。但近两年,高校智库正有快速赶超趋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经济、政治、外交政策研究中影响力相当突出。高校智库的优势是专家资源充足,即便在成立专门智库前,政府政策咨询委员会中,高校教授也一直占有相当比例。国内智库数量和规模上的较快发展并形成一定竞争局面,体现了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研究力量在咨政方向上的共识。

　以问题为导向设定研究领域确实更有助于决策研究,从学科为中心到问题为中心的转型是智库专家之“专”的起点。智库产品是专业知识和思想,智库依靠这些来获取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但目前,无论作为智库机构,还是智库专家,能明确定位于某项政策研究领域、具有品牌优势的仍不多见。能从现实问题相关的政策资料出发,长期一贯坚持相关政策技术层面的研究,对国内外特定的政策条款了如指掌,甚至能有效改变有关政策问题的思维方式的智库专家尤其缺乏。尽管在年轻的政策研究人员中间,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某个现实问题相关的政策收集和梳理,但这项工作仍无法与行业信誉度和资质评定直接挂钩,他们更愿意把学术积累的方向、重点放在与现有评价标准一致的学科分界精细严格的专业领域。

　　具体而言,例如地方社科院仍相当倚重既有的高校教学体制下的学科设置,依赖传统的科研组织方式,不愿轻易尝试跨学科研究项目,不能适应围绕某个现实问题涉及的具体政策去穷尽资料的研究方法,不重视那些非书面化的成果表现形式。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社科院系统内专业职称评定一直沿用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与之相适应的科研业绩考核体系中,某些非书面化的咨政成果形式未被清晰、充分地接纳。这不仅使地方社科院在智库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上难与学术研究相区分,更重要的是智库专家要在决策研究和学术研究两头作战,承担两套评价体系的科研任务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智库的人力优势在“集团作战”模式下更突显出来,庞大的研究生队伍至少可以被动员起来完成大型民调数据收集整理,也可以作为专门助手弥补专家个人在政策资料积累上的缺乏。但从长远看,智库专家政策层面的精细化、技术化的专业研究仍是国内智库的一个软肋。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4 16:39:59

2、智库机构数量、类型增加,但智库专家及其团队的行业流动性很小。在2013年1月公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14)中,182个国家和地区的6828家智库列入评估,我国有426家,在总量上位列世界第二,位列第一的美国有1828家。《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当时获该项统计报告认可的国内智库仅74家,可见近年来国内智库的发展。由于政府行政系统内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党政军的官方政策研究或调研机构被明确排除在该项报告统计和研究之外,这项全球统计反映的正是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不纳入公职编制的智库建设情况。

这些智库类型主要有事业单位性质的半官方智库、高校下属的智库、民办非企业的社会组织和企业型智库。(15)在目前较活跃的200多家智库机构中,各级政府建立的研究社会科学的地方社科院是地方半官方智库的主力。高校智库则集中在各大名校,有些具备国外智库机构资助背景,有些是国内政府相关部门合作背景,较有影响力的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等。相比以上两类,较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和企业型智库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都市,其发展情况比较芜杂,有些机构庞大,汇聚退休的高层领导和著名学者,但基本不承担具体项目,也不通过该机构途径影响决策。有些企业型的民间智库在大规模民调方面较为知名,还有少数机构以某个政策研究专家及其团队为基础,在政策创业上较活跃,与政界、尤其是民营商界联系较广泛,在国内外媒体有一定影响力,但其高层决策影响力有限。一项名为《专家决策咨询在地方政府中的实践》的调查显示,遇到时间紧迫的重大决策时,地方政府选择官方智库的倾向性最大,为85.8%;涉及较多部门,需要多方协调的重大决策,选择官方、半官方智库的倾向性相当,均为40%以上;对于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重大工程和项目决策,决策者更倾向于半官方专家和高校专家进行咨询;只有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时候,民间智库的作用才会超过高校智库,占到21%。

　　从国外智库经验和实际看,半官方和民间智库的活跃度是智库行业的繁荣指数。智库专家及其团队独立参与决策咨询,并与决策者建立某种个人间契约保证的关系,逐渐形成一个政策咨询的创业阶层,是国外智库的重要特质。其中个人及其团队与决策咨询需求方之间的自由选择,是整个智库行业的关键推动力。从产业角度看,智库是高端咨询服务业,知名专家及其研究团队要成为更活跃的生产单位。国外著名智库专家任职方式灵活多样,交叉任职情况比较多见。近年来,地方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已是政策专家咨政的常态化平台,汇聚了一批高校、科研机构里具有相当专业能力、组织能力和决策影响力的政策专家,是突破单位体制、以问题为导向的智库。知名的智库专家及其团队承接政府、企业的咨询项目及社会活动也越来越多。

　　但国内智库行业组织方式仍比较单一,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全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智力生产基本单位的个人及其团队获得独立咨政的机会和平台有限,特别是个人在研究机构、政府、企业之间的自由流动机会较少,相关的决策咨询服务类的知识型产业环境尚未形成。国内的智库工作者仍主要以机构为平台承接和开展决策咨询工作,服务对象更以单位和机构为主。另外,作为决策主体的政府部门向自身行政体系之外的智库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规模仍然比较小,智库专家以个人研究来帮助实现科学高效决策的渠道仍十分有限,以课题合作、咨询会等形式构成双方的责权关系并不紧密,行政指令色彩大于平等的合同关系。由于供求双方无法建立明确的责权关系,其决策影响力和决策信誉度仍无法与行政体系内的研究机构相比。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4 16:40:38

　3、公众影响力明显提升,决策影响力仍受决策程序和环境限制。智库影响力主要包括决策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学术影响力。近年来,国内智库在提升公众影响力方面表现突出。智库的媒体知名度与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度及影响力直接相关,媒体曝光频率,智库专家被采访、言论被引用次数已成为换算智库影响力的重要计量标准。近年来的新情况是,公共网络媒体等新媒体成为了国外智库宣传其理念、政策的极其重要的途径,也成为影响公共与外交政策问题的新途径。国内的情况也大体相近,随着政府对公共舆论越来越重视,尤其加强网络舆情管理之后,媒体对智库专家引导舆论的需求量非常大。决策民主化和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更使得时政和政论节目的收听收看市场扩张。很多省市级官方媒体新闻和时政频段重点推出了诸如新闻圆桌论坛、时政即时点评等言论节目,频频邀请智库专家参与讨论、发表评论,有些栏目已成为新闻评论类的品牌栏目。较熟悉媒体特点和公众话语的智库专家更容易与媒体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提高曝光率。不仅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资深专家备受青睐,一批具备专业能力和公共意识的年轻学者也通过媒体平台崭露头角。

　　决策影响力方面,地方社科院转型的智库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发展目标,自主搭建了各种参与决策咨询的平台,畅通与决策层和政策制定共同体之间的信息渠道,尝试突破行政体系外的政策研究与咨政需求之间的资源壁垒。许多地方社科院开发了面向地方决策层的公共政策研究成果专报平台,启动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年度项目,建立决策者定期听取智库专题汇报、布置重点调研课题任务的沟通机制,形成了若干应用对策研究的品牌成果及发布机制,有条件的还开展国家战略层面的专项政策研究。但智库对决策的切实的影响力比较难测算,这点上中外皆然。如果就智库参与决策的阶段来判断其影响力,国内智库发挥作用的时间窗口多数停留在政策制定前期调研阶段,以及出台后广布公众阶段,决策前的关键阶段的参与程度很低,这也是目前的决策环境决定的。

　　与前两项影响力相比,国内智库学术影响力方面较少突破。特别相较于国外著名智库拥有的权威期刊,国内智库自主的咨政期刊、研究报告和著作影响力尤其偏弱,这严重影响国际排名。一部分有价值的政策和民情研究报告虽然被决策者采纳,但由于政策环境的原因,它们在国内不能公开刊行,可能也是国内智库在学术影响力上默默无闻的一个原因。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4 16:40:38

　3、公众影响力明显提升,决策影响力仍受决策程序和环境限制。智库影响力主要包括决策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学术影响力。近年来,国内智库在提升公众影响力方面表现突出。智库的媒体知名度与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度及影响力直接相关,媒体曝光频率,智库专家被采访、言论被引用次数已成为换算智库影响力的重要计量标准。近年来的新情况是,公共网络媒体等新媒体成为了国外智库宣传其理念、政策的极其重要的途径,也成为影响公共与外交政策问题的新途径。国内的情况也大体相近,随着政府对公共舆论越来越重视,尤其加强网络舆情管理之后,媒体对智库专家引导舆论的需求量非常大。决策民主化和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更使得时政和政论节目的收听收看市场扩张。很多省市级官方媒体新闻和时政频段重点推出了诸如新闻圆桌论坛、时政即时点评等言论节目,频频邀请智库专家参与讨论、发表评论,有些栏目已成为新闻评论类的品牌栏目。较熟悉媒体特点和公众话语的智库专家更容易与媒体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提高曝光率。不仅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资深专家备受青睐,一批具备专业能力和公共意识的年轻学者也通过媒体平台崭露头角。

　　决策影响力方面,地方社科院转型的智库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发展目标,自主搭建了各种参与决策咨询的平台,畅通与决策层和政策制定共同体之间的信息渠道,尝试突破行政体系外的政策研究与咨政需求之间的资源壁垒。许多地方社科院开发了面向地方决策层的公共政策研究成果专报平台,启动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年度项目,建立决策者定期听取智库专题汇报、布置重点调研课题任务的沟通机制,形成了若干应用对策研究的品牌成果及发布机制,有条件的还开展国家战略层面的专项政策研究。但智库对决策的切实的影响力比较难测算,这点上中外皆然。如果就智库参与决策的阶段来判断其影响力,国内智库发挥作用的时间窗口多数停留在政策制定前期调研阶段,以及出台后广布公众阶段,决策前的关键阶段的参与程度很低,这也是目前的决策环境决定的。

　　与前两项影响力相比,国内智库学术影响力方面较少突破。特别相较于国外著名智库拥有的权威期刊,国内智库自主的咨政期刊、研究报告和著作影响力尤其偏弱,这严重影响国际排名。一部分有价值的政策和民情研究报告虽然被决策者采纳,但由于政策环境的原因,它们在国内不能公开刊行,可能也是国内智库在学术影响力上默默无闻的一个原因。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4 16:40:38

　3、公众影响力明显提升,决策影响力仍受决策程序和环境限制。智库影响力主要包括决策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学术影响力。近年来,国内智库在提升公众影响力方面表现突出。智库的媒体知名度与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度及影响力直接相关,媒体曝光频率,智库专家被采访、言论被引用次数已成为换算智库影响力的重要计量标准。近年来的新情况是,公共网络媒体等新媒体成为了国外智库宣传其理念、政策的极其重要的途径,也成为影响公共与外交政策问题的新途径。国内的情况也大体相近,随着政府对公共舆论越来越重视,尤其加强网络舆情管理之后,媒体对智库专家引导舆论的需求量非常大。决策民主化和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更使得时政和政论节目的收听收看市场扩张。很多省市级官方媒体新闻和时政频段重点推出了诸如新闻圆桌论坛、时政即时点评等言论节目,频频邀请智库专家参与讨论、发表评论,有些栏目已成为新闻评论类的品牌栏目。较熟悉媒体特点和公众话语的智库专家更容易与媒体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提高曝光率。不仅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资深专家备受青睐,一批具备专业能力和公共意识的年轻学者也通过媒体平台崭露头角。

　　决策影响力方面,地方社科院转型的智库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发展目标,自主搭建了各种参与决策咨询的平台,畅通与决策层和政策制定共同体之间的信息渠道,尝试突破行政体系外的政策研究与咨政需求之间的资源壁垒。许多地方社科院开发了面向地方决策层的公共政策研究成果专报平台,启动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年度项目,建立决策者定期听取智库专题汇报、布置重点调研课题任务的沟通机制,形成了若干应用对策研究的品牌成果及发布机制,有条件的还开展国家战略层面的专项政策研究。但智库对决策的切实的影响力比较难测算,这点上中外皆然。如果就智库参与决策的阶段来判断其影响力,国内智库发挥作用的时间窗口多数停留在政策制定前期调研阶段,以及出台后广布公众阶段,决策前的关键阶段的参与程度很低,这也是目前的决策环境决定的。

　　与前两项影响力相比,国内智库学术影响力方面较少突破。特别相较于国外著名智库拥有的权威期刊,国内智库自主的咨政期刊、研究报告和著作影响力尤其偏弱,这严重影响国际排名。一部分有价值的政策和民情研究报告虽然被决策者采纳,但由于政策环境的原因,它们在国内不能公开刊行,可能也是国内智库在学术影响力上默默无闻的一个原因。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4 16:41:18

4、一些半官方智库开始倡导独立研究意识,但“政府传声筒”现象仍明显存在。智库影响力源于信誉度。国外智库普遍认同其独立的、无利益诉求的非营利性组织身份是其信誉度的根本保证。一方面,智库研究属于进取型研究,旨在寻求公共可信度的最大化,尽可能投身于政治,运用其专业知识和思想影响政策制定。另一方面,智库专家,在现代意义上,被看做中立的、可信的、超脱于政策制定中各种争论至上的。比如国外严格禁止智库从事公开政治活动,因此智库专家都以个体名义参加竞选辅政活动。智库也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开展思想生产,这是国外智库以企业形式享受免税指标的基本条件。而一般认为,国内智库多数为“国营”,政府承担大部分科研经费,因而在科研独立性上没有足够空间,是其独立性、公信力缺乏的先天缺陷。

　　众所周知的体制局限外,国内智库对“独立性”有复杂的心态和判断。比如涉及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和阐释,这个方向上的智库研究是具有党派性质的,要首先保证本党利益。而围绕执政政府决策的研究在根本上受到决策环境的限制,如果中央政府仍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决策环境仍比较集中向内封闭,基本政治意识形态上也要求高度一致。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在多数具体行业领域的决策咨询方面,还是以实际问题和实际情况为要。因而仅就智库的问题导向型研究本身而言,行政体系外的半官方和民间智库仍有相当大的自主选择空间。与党委政府行政体系内的智库的相较优势在于,它们能有相对多一些的机会研讨当下政策的某些负面影响。这些智库也开始认识到,在追求政府和智库更紧密互动的同时,要保持若即若离,寻找影响力和独立性的平衡点。

　　然而国内智库的“政府传声筒”现象仍明显存在,为追求决策影响力而扮演政府政策的宣传者和诠释者的咨政研究项目仍占据了主要的科研资源。相当一部分的公共政策研究中,智库专家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现有政策作解释,或为即将出台的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偏离了客观科学的研究宗旨。更关键的问题在于,长期的体制内科研思维束缚了政策研究的创新动力,弱化了把握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丧失了围绕重大现实问题设置议题、获得独立话语权的机会。不仅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影响力,即便是决策者,也会因为“听不到真话”而不再给予充分信任和重视。从这一点出发,所谓“寻找影响力和独立性的平衡点”的要求,恰恰反映了国内智库与政府决策者之间的信息交换渠道尚缺乏建制上的保证,局限了独立的政策研究空间。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4 16:41:45

三、传统智库对当代智库建设的启示

　　目前的情形是,决策层对智库的需求日益迫切,但与此同时,对体制内科研事业单位的改制也在推进,智库研究的体制内优势基本不可能成为其改革和发展动力。正在转型的科研机构和从业人员若仍按原有行业思路滑行,“以作为谋地位”的发展僵局将越来越难以打破。不妨回顾传统幕僚制中能与现代智库发展结合的诸种要素,探讨国内智库的转型新路。

　　首先,当代智库从业人员需提升职业精神。传统幕僚制中,幕僚由官员自行雇佣,不纳入官僚体系,但幕僚对主人负有明确的单向全责的效忠义务。即便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君子法则,既保证个人智库的效率,也为个体自由留下退路,但幕僚的人身依附色彩仍然鲜明。一直到了清代师爷这里,君子法则的实用性才被开发为现代经纪人制、合伙人制的雏形,智库与决策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使得幕僚的咨政和影响力半径大大延长。清代师爷的历史口碑欠佳,但他们为传统智库的职业化和专业价值指出了方向。到了科举制取消,近现代城市化进程开启,工商文教卫的行业兴起和细分,为知识群体的职业选择提供了广阔空间,职业精神开始革新效忠意识。

　　在当代,随着事业改革提速,由体制内科研机构转型的国内智库越来越需要职业精神的更新,这可能是比提升专业精神更迫切的问题。现代智库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可简洁表述为“你的研究对谁、对什么负责”。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对雇主机构负责。唯有如此,从业个体与行业形成紧密关联之后,国内智库作为一个机构、一个行业的机制改革才能有实际的推进,才能完成良性的内循环,真正成为一个有信誉度的职业和行业。

　　第二,现代智库从业人员需提升专业精神。“以智辅政”的传统幕僚制对幕僚的实际事务处置技能有专门要求,而当代国内智库由于一直来的机制和评价体系所限,更偏重于对专家科研专业能力和学术水平的要求,这个现代转型是有偏颇的。事实上,事务能力和专业水平兼蓄,恰是实事求是完成决策咨询工作的一种保障。

　　从国外现代智库的运营实务看,现代智库研究明确是以有效的成果转化来统领科研组织管理的。国外典型的现代智库主要通过三个程序———议程设定、引领讨论、设计政策———来影响决策制定;通过多项方式———提交研究报告、进行国会作证、组织研讨会及编制政策简报,出版专著、发表时政评论等方式对国会、总统、政府部门三大决策层以及媒体和大众产生影响力。(16)按照国际评价标准,智库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是在重大现实问题上设置议题,影响决策和公众的能力。而这所有环节和任务不仅超出案头工作范围,而且在愿景上,现代智库的目标除了参与决策共同体、决策进程,并有效影响决策外,还明确包括对决策的制定环境的影响力,尽管这一定程度上受政治和权力体制的限制。

国内智库常羡慕国外智库在专业研究和政府决策间自由进退的机制格局,这种运行机制建立起来,智库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不仅是案头科研能力,也不仅是科学的调研能力,还需要相当的实际事务理解和处置能力,而且三者之间应有融会贯通。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幕僚的实务能力有必要在当代决策程序中得到更新。像传统幕僚一样,智库的决策咨询事务既需要事务能力和专业水平兼蓄的人才,也能培养出三条路径融会贯通的高端人才,如此才有专业研究和政府决策间自由进退的良性局面可言。

　　第三,现代智库的运作机制需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国内智库开始认同智库作为一个产业的发展方向,也越来越意识到我国智库组织结构单一的状况,已严重影响咨政质量的提高,并减弱行业发展动力。多数智库产业的推动者指出,民间智库的发展壮大,是做大智库产业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并由此引入和带动智库产业组织的真正现代化。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一些国内高校正尝试借鉴合伙人制组织小型智库,它们在相对简洁的核心成员组织之外,还设有当地政要、专家联合组成的理事会,开放式专家团队则由国内外专家组成。

　　这类智库的组织架构跟国外智库比较接近。同时,国内政府高层也已开始逐步推广科研成果购买机制,也是中国现代智库实现多元化运作机制的重要推动力和实现路径。

　　官员个人雇佣的幕僚不纳入官僚体系之内,这点可能是传统幕僚制最接近西方现代智库组织形式的一个特征。抛开智库公信力不论,仅从明确的责任和利益链条出发,独立的市场化的运作可能使国内智库行业的内部组织管理模式更加简明化,这对以智力产品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无疑是生产力的解放。

jssh365 · 发表于 2015-5-14 16:42:17

　注释:

　　①于今:《中国智库发展报告》,红旗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②③李珺平:《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页。

　　④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及《吕不韦列传》。

　　⑤袁宏著、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83页。

　　⑥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⑦范晔:《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上。

　　⑧[美]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刘悦斌、刘兰芝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版,第33页。

　　⑨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幕僚类·朱秋芳幕于滇》,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92页。

　　⑩(11)(12)参见《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君列传》、《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

　　(13)参见《战国策·齐策四》。

　　(14)该报告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研究小组承担调研,由来自全球120个国家的1950余名智库专家、新闻记者、学者和国际组织、学术机构、政府机构、民间组织、高等院校的负责人等专业人士通过一系列指标体系进行独立提名、评估,在全球综合能力、地区分布、研究领域、特殊成就的四种分类中进行38项排名推荐。早前还有《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

　　(15)按201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智库报告》的国内智库分类,分为党政军、地方社科院、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四个系统。

　　(16)李婧:《美国智库决策研究的运行机制———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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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历史渊源与当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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