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专门组织出版“大毒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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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专门组织出版“大毒草”的历史戴新伟



读《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深感这是一段不容回避、也不容忘记的出版史，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又不免要“情随事迁，感慨系之”。上世纪60年代，为了国际共运的需要（具体说便是中苏论战、“反修”，需要了解国际共产运动的各种思潮，便于掌握和斗争），中宣部成立了“外国政治书籍编译出版工作办公室”，人民出版社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中央编译出版局则由“国际共运资料室”负责相关图书的编译和推荐。这么多年来，读者可能从零星的文章中一窥当时的“出版盛况”，如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先生的自传里，就有一章是他作为人民出版社的一员参与此事的经历（见《也无风雨也无晴》），也可能从相关的著作中了解这个时期出版的书籍情况——据我所知，只有沈展云先生的《灰皮书，黄皮书》。而这本《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是第一次集中了当年参与其事的相关人员，或撰写，或口述，汇集成了这部专门谈灰皮书出版的专著，编者郑异凡先生是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长期从事苏联史的研究，他亲身经历了该社与人民社一起合作翻译出版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著作和言论，这是灰皮书的源头，这本书涉及的就是这一部分灰皮书的翻译和出版历史。






（资料图：批判修正主义）
灰皮书这个项目来自高层的授意。因为当时反修斗争和中苏论战，高层特别重视“老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著作的翻译出版，提供理论武器。这些反面教材都是毒草性质，因此封面一律用灰色纸，不作装饰，这就是灰皮书的由来。不过，从这些相关编者、译者、组织者的回忆里，我们可以读到更多的历史细节。据说灰皮书的称号和发行办法来自康生，康生说这套坏书用同一种颜色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但是这个“人们”是有限的人们，这些书一般都要在封面注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发行范围严格控制，有甲乙丙三种方式，比如托洛茨基的著作控制得最严厉，属于甲种发行，即购书者要实行登记。灰皮书于1962年开始陆续翻译出版，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又指示，不仅要研究修正主义，还要研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是后来灰皮书队伍变得庞大的原因：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反映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外国文学作品（不用说，也是为了供批判研究），主要是苏联在二战后陆续出版的关于战争的小说和剧本，以及苏联和其他国家宣扬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文学作品，这些书也采用内部发行的方式，封面用黄色，又称为黄皮书。另外，有些属于灰皮书内容的著作，也采用过黄色或者白色的封面，又称白皮书，当正反面教材都有的时候，则用白色封面，书名用红绿两种颜色来区别正反。简单来说，就是灰皮书是关于社会政治方面的，而黄皮书则是有关文艺思潮。张惠卿的《“灰皮书”的由来和发展》一文中对命名的回忆，可以说一扫我多年来读灰皮书的困惑。
伯恩斯坦、布哈林、考茨基、鲍威尔……这些共运史上重要人物的言论就这样被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使用。其中最重要的，我以为是三个重要人物：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卢森堡。据张惠卿文章中透露，托洛茨基的作品出版最不容易，但也成就颇大。因为，作为苏联被打倒的人物，托洛茨基的作品早就在苏联早被清理干净，无法找到其原著。这时，有人想到了我国的托派组织曾经翻译出版过托洛茨基的著作，1952年，公安部门曾有一次全国统一的肃拖行动，将全国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全部逮捕收审，其中上海最多，托洛茨基的著作当然也被收缴。张惠卿便奉命去上海，找到了这批书。
另外一个来源是从中国最早的托派组织者刘仁静那里，“当他得知我们正准备出版托洛茨基著作而苦于找不到原著时，误以为党中央可能对托派问题有什么新的政策，十分高兴”，就这样从刘仁静那里得到了他保存三十多年、托洛茨基本人赠送给他的七本《托洛茨基文集》，派上了大用场。
必须注意到的是，这本书的“研究”部分。“回忆”确实给我们读者还原了历史，也还给了这段曾经讳言的出版史一个清晰的轮廓。但还必须看到这套书的价值并不紧紧限于那个年代。托洛茨基的作品作为灰皮书已经成就很大，而在其后对托洛茨基的世界性关注中，此举尤其显得意义深远。布哈林和卢森堡两人同样如此。收集在这本书里好几位相关译者的文章，都说明当年的翻译工作虽然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色，但是给了他们一个窗口，开始对共运史上这几位重要人物的思想进行研究。郑异凡的《“灰皮书”中的重头项目——托洛茨基言论》一文，披露了他当年在翻译中接触到斯大林批评列宁夫人的材料——在列宁逝世前，他已经对斯大林的权力有所觉察，在权力斗争中，与托洛茨基有所联合。因此有了斯大林的破口大骂，说出了诸如——
“怎么着，我得去巴结她？跟列宁睡觉并不等于弄通了列宁主义”这样的话。正如政治笑话往往消解了政治的严肃性正统性，可以想像这些鲜活的、凡人性的材料给那个年代的人们什么样的冲击力，尽管是少之又少的一部分人。为我所用的毒草，本身也必须辩证地看，对那少部分人而言，他们获得了短时期的武器，同时又长久地获得了眺望世界的窗口。这些人的研究成果是一个证明，后来中央编译出版社“人文悦读”丛书、人民出版社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丛书”和“人民文库”丛书，都将这些共运史上的大牛们“清”装上阵——清掉的正是一时一地的禁锢。
沈昌文先生在他回忆里的相关章节叫《为“反修”作后勤》，他提到文艺思潮方面的第一本书是《在路上》。如果我们留心文学界、文化界的“80年代回忆录”，可以发现不少作家、学者都提到过灰皮书和黄皮书，文艺界人士对黄皮书——禁书——所带来的阅读震撼保有长久的回忆，因为某种程度上，这些书也刺激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是《在路上》这样西方资产阶级颓废生活方式的书，也是像三岛由纪夫《天人五衰》等作为军国主义思潮引进的著作。皮书出版里文学的影响，是应该指出来的，也是《灰皮书：回忆与研究》这本书偏重灰皮书的一个遗憾。也许将来某个有心人将文艺界人士的回忆录收集为一部书，其价值亦不能低估。而且文学更不受时代的限制；我一直保存着两本白皮书：邦达列夫的《岸》和尤•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特别是后者，得到时已经是在21世纪图书丰盈过剩的情况下，而体会到的文学的魅力，足以想像它在30多年前更大体积的爆发性。
记得几年前沈昌文先生因《知道》一书出版南来时，那时沈展云先生的《灰皮书，黄皮书》刚刚出版，在饭局上我曾经问过沈公对这本书的看法，他当时简单说了几句，大概就是这些书的出版非常复杂。现在读了《灰皮书：回忆与研究》，大体上能够知道沈公当时的不尽之意。不过沈展云先生的《灰皮书，黄皮书》是以书为篇章来谈，读了沈著的介绍分析，也更有利于体会当日的时代背景。






（资料图：1964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与苏联中央来往的七封信）
【注】本文原标题：《一边种毒草，一边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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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