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自传文学创作：一个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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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自传文学创作：一个文献综述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201411期 作者：许菁频

内容摘要：百年自传文学创作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创作时间的阶段性、创作主题的集中性和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关键词：自传文学/文学创作/特色基金项目：2013年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项目“百年中国自传文学创作综述与展望”(批准号：D13WX04)。这里拟对百年自传文学创作进行回顾与展望，意图使人们清晰地了解百年自传文学创作已有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探讨今后为使自传文学真正走向繁荣所需突破的方向。一、勃兴时期的自传文学百年自传文学创作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创作时间的阶段性、创作主题的集中性和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四、自传文学的未来发展回顾百年自传文学创作历程，我们发现，在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的同时，每一阶段自传作品创作主题具有一定的集中性，而创作风格则渐趋多样性。

关键词：自传文学;文学创作;传记;明星;口述自传;出版;自传作品;翻译;日记;回忆录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百年自传文学创作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创作时间的阶段性、创作主题的集中性和创作风格的多样性。20世纪初到1949年前，是现代自传文学勃兴时期；1949年到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自传文学创作停滞时期；1979年至今，是当代自传文学创作喧闹时期。百年自传文学创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今后，我们应在自传的理论批评、出版发行与翻译交流等方面寻求突破，以使自传文学真正走向繁荣。

　　关 键 词：自传文学/文学创作/特色

　　基金项目：2013年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项目“百年中国自传文学创作综述与展望”(批准号：D13WX04)。

　　作者简介：许菁频，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从被学界所公认的古代第一篇自传——《史记·太史公自序》诞生至今，自传已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作者与传主合二为一的写作特性，使其与生俱来地在生平回顾、形象刻画、心灵剖析上较其他传记种类更具优越品性。20世纪初，与古代自传在篇幅、文体特征、创作手法上都迥异的现代自传文学，在新文化运动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催化下悄然兴起，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一百年来，自传文学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本世纪初，可谓生机盎然。同时，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自传文学创作也存在诸多问题。这里拟对百年自传文学创作进行回顾与展望，意图使人们清晰地了解百年自传文学创作已有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探讨今后为使自传文学真正走向繁荣所需突破的方向。

　　一、勃兴时期的自传文学

　　百年自传文学创作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创作时间的阶段性、创作主题的集中性和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基于此，我们首先将百年中国自传文学创作按时间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初到1949年前，是现代自传文学勃兴时期；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到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自传文学创作停滞时期；第三个时期是1979年至今，是当代自传文学创作喧闹时期。

　　在现代自传文学勃兴时期，自传不仅华丽地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而且以其品质的优异奏出了时代的强音。现代自传所具有的以下两个特色是其品质优异的保证：

　　第一，自传作者绝大多数是闻名遐迩的文学家，或者拥有浓厚的国学背景，或者有着夺目的留洋经历，或者两者兼具。与后世自传传主身份多样化不同，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的自传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多声名赫赫：“五四”新文化运动著名领袖胡适，他不仅是现代文人中大力倡导自传创作的第一人，而且身体力行地创作了近8万字的《四十自述》，对自己26岁之前的人生履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展示。富阳才子郁达夫对日记与自传创作均有独到的研究，著有《日记文学》《再谈日记》两篇专论，在对日记文学理论进行探讨的同时，于1926年11月3日至1927年7月31日写下了《日记九种》，并于1934-1936年发表了10篇自传性作品。其中，《水样的春愁》《海上》《雪夜》等自传深受卢梭自传《忏悔录》的影响，其“自我暴露程度之深、文学艺术性之高，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屈指可数”[1]。被誉为“中国新诗奠基人”的郭沫若，从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创作了总计有4卷110万字的《沫若自传》，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自传作品。此外，沈从文、巴金、林语堂、庐隐、瞿秋白等文学巨匠，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出一批高质量的自传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自传作者中，如胡适、郁达夫等人，都有相关传记理论问世，这往往是当代传记作家所不具备的。

　　第二，自传作品往往通过传写传主的人生经历，展现历史的风云变化，在审视人生中传达生命的感悟。与当代自传作品常常局限于“小我”写作不同，现代自传作家因为有着较为宽广的眼界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其作品在展现广阔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画面、反思人生、体悟人性等方面均有丰厚的斩获。叶圣陶的《辛亥年日记》不仅还原了苏州辛亥革命惊心动魄的场景，而且写出了“一个青年人受辛亥革命爆发的触动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的自我意识与经历的历史密切交织在一起”[2]。《从文自传》创作于1931年，在八万余字的自述中，沈从文追忆了20年的人生经历，将“乡下人”的自我觉醒与历史的腥风血雨、城乡的巨大差异囊括一体。郭沫若在自传《少年时代》的序言里明确表示，其众多自传作品“写的期间不同，笔调上多少不大一致，有时也有些重复的地方，但在内容上是蝉联着的，写的动机也依然连贯，便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3]。谢冰莹的《女兵自传》虽然“只是像卢梭的《忏悔录》一般忠实地把自己的遭遇和反映在各种不同时代，不同环境里的人物和事件叙述出来，任凭读者去欣赏，去批评”[4]，但作品所塑造的具有鲜明叛逆色彩的独立女性形象，成为“现代中国新女性形象的代表，浓缩了一个时代中国女性的命运[5]。《女兵自传》先后被翻译成十几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余如许钦文的《钦文自传》、蒋梦麟的《西潮》、邹韬奋的《经历》等，均能在个人历史的叙写中，表现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动荡，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在现代自传文学的勃兴时期，自传文学与当代相比，数量不是很多，但由于作者大多具有深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使得作品在文学性与真实性的统一方面，以及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兼顾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这对以后的自传文学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在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新文学史料丛书”和同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名家自述丛书”，以及1998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名人自传丛书”中，我们看到了沈从文、朱自清、胡适等人创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自传作品。因此，以文学家自传为主的现代自传文学在经历了时代的考验后必将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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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停滞时期的自传文学

　　因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历史环境，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创作形成了特有的叙述模式，从作品内容、生产机制到流通途径无不印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受此影响，这30年间，自传文学进入了“停滞时期”，主要表现如下：

　　(一)自传种类少、传主身份单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自传主要以回忆录为主，年出版作品不足100种，传主身份以革命者居多。此时以追忆个人生活与革命斗争密不可分关系的革命回忆录几乎成为“一枝独秀”。冯白驹的《红旗不倒》、葛振林的《狼牙山跳崖记》、杨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张友济的《一个红军的经历》等等，将个人经历的特殊性吸纳进革命的普遍性叙述中，通过对往昔的追诉来塑造革命英雄形象，承担教育、启迪的作用。这一时期的革命自传，单本发行量大，如《把一切献给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陆续印发过1000多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陶承的《我的一家》短短几个月就发行了600万册，并被改编成电影《革命家庭》，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有些革命作品甚至感染了一代人。

　　(二)自传文学性差，传主形象单薄

　　这一时期的革命自传往往专注于体现传主革命精神、崇高品格，口号性、煽动性的语言较多，对故事本身的文学化描写比较淡漠。且在讲述故事过程中存在夸张、片面的问题，传主形象因而塑造得比较粗糙，革命人物常有“理想化”倾向。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其自传《我的前半生》是60年代罕见的非革命性自传。作品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清朝与民国，乃至现当代历史，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作品着重于事件的简单描绘，缺乏文学色彩，有些叙述甚至有诘屈晦涩之嫌，给阅读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和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是这一时期自传中的亮点。这两部作品均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于香港。前者文笔平和，且幽默感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由于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如成为汉奸、兄弟失和等的回避，使其无法跻身一流传记。后者则贯彻法国著名传记家安德烈·莫洛亚的传记文学观，将传记的真实性与文学性融为一体，使之成为“一本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极具文本意义的典范的传记文学作品”[6]。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自传创作与其它的传记种类一样，滑入了一个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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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喧闹时期的自传文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传记创作的大丰收，自传也不例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作家、影视明星、体坛明星、商人等等，纷纷出书立传。进入21世纪以来，自传创作更是热闹非凡。在政治与经济、传统与西化、文化氛围与价值导向的多重矛盾激荡下的当代自传，创作呈现出以下三个特色：

　　第一，明星自传盛况空前，但政治家自传鲜少问世。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物发行行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热点人物成为出版社争相追捧的对象，活跃于荧屏的影视明星、主持人、体坛名将与企业明星高调登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演了改革开放以后明星传记的第一次大爆发。在赵忠祥、倪萍、杨澜、姜丰等央视大腕主持人领衔“主演”下，姜昆、黄宏、刘德华等一批明星相继推出自传。21世纪明星自传依然炙手可热，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朱军、柴静等纷纷讲述着自身的奋斗历程，王刚、郭德纲、谢娜、冯小刚、成龙、甄子丹、李安等大陆与港台明星也不甘寂寞，出书立传。在刘翔、姚明的自传均反响平平的背景下，2008年，趁着伦敦奥运会的东风，杨威、林丹、刘璇等体坛名将都推出了自传。这些明星自传中，不乏一人著有多篇自传的现象。例如，20世纪90年代著有自传《凭海临风》的杨澜，21世纪又出自传《一问一世界》，回首20年职业生涯。陈凯歌于2001年推出《少年凯歌》一书，直面自己的少年时代，因作品富有自省和批判精神而受到一致好评。2009年，在《少年凯歌》的基础上新增四万字重新初版自传《我的青春回忆录》，并在该书的扉页上打出“陈凯歌自传第一部”的字样，宣称接下来还要出第二部、第三部。21世纪房地产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与影视明星一样，地产大亨也炙手可热，接连推出自传。万科总裁王石相继推出《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20年》与《大道当然：我与万科(2000-2013)》两书，宣称是自传的姊妹篇。潘石屹、任志强等人都出版多部自传以博眼球。有别于古人立传的审慎，当代自传更大程度上是市场化运作下的产物。正如杨正润所言，明星传记“是大众文化的重要形式和宠儿，它在散布虚假的信息，诱骗青年读者沉迷于虚假的‘明星梦’，发挥着大众文化抹杀社会矛盾、粉饰太平的功能，成为社会的凝固剂”。[7]与明星传记的热闹喧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政治家自传难得一见。与西方政治家卸任后几乎都会出版自传不同，我国当代政治家鲜少会创作自传。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晚年著有自传《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的上卷，追述了1925年到1995年这七十年间个人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李岚清卸任后，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自传性的作品，如《李岚清教育访谈录》《李岚清音乐笔谈》《音乐·艺术·人生》，给我们展示了其多姿多彩的人生。但他们都是政治家中的特例。政治家自传的缺少与我国政治家极度强调自己的社会身份而不是个人身份息息相关。

　　第二，最具思想深度的自传是反思性、忏悔性自传。1978年，巴金率先创作回忆性散文集《随想集》，拉开了反思“文革”、反思历史的传记序幕。此后，《胡风回忆录》《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吴法宪回忆录》《王力反思录》等自传先后问世，这些集史料性与思想性于一体的自传将人们对文革的思考推向了一定的深度。与此同时，卢梭式的忏悔意识也在当代自传中时有闪现。冯至曾指出：“中国文学里也没有奥古斯丁、卢梭那样坦率的‘自白’或‘忏悔’。”[8]诚然，中国文人的忏悔意识自古就极为匮乏，但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现代知识分子面临着灵与肉的激烈冲突时，也曾有内心的忏悔。曾与鲁迅一起筹办《语丝》月刊的现代作家章衣萍于1928年写作了《倚枕日记》，不仅在日记中大胆、直露地描写了性，而且在为日记所作的“序”中对卢梭进行了高度的认同：“我在这些日记上不曾丝毫将自己粉饰。我也同那可怜而伟大的卢骚一样，大声疾呼的说：‘这就是我所做的，这就是我所想的，这就是我自己。’”[9]。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于1998年出版自传《思痛录》，以一个老革命家的身份高度忏悔了自己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当中的不光彩的表演，“作者将心灵和历史放在天平的两端，而无论如何想要达到平衡，就必须要加注鲜血作为代价”[10]，作品具有极高的思想性。

　　第三，重视对传主个性的袒露，肯定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邓晓芒先生认为，作为一种体验型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在于“缺乏自我意识”[11]。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个性主义和自我意识思潮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开始从事无关乎民族、国家的“私人化写作”，将笔触专注于个人内心的体悟，宣扬个性主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受此影响，自传文学也不再背负沉重的国家民族使命、社会政治任务，转而大胆书写个人的内心需求，认同个人利益的追求。1983年，刘晓庆在《我的路》中发出的“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12]的感慨成为20世纪80年代女性追求自我的名言。而她在1995年出版的另一部自传《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中对爱情、婚姻的告白，更是真实得让人无法接受：

　　没有人为我去离婚。尽管我如花似玉、柔情万种，尽管我聪慧、善解人意、年轻美貌并且有名。没有用。离婚太复杂了。他们害怕在这并且也会在这相当于死一条命的离婚大战中间失去声誉，失去前途，失去一切，然后再失去我。[13]

　　这种不追求崇高，不关心理想，只在乎个人感受宣泄得是否淋漓尽致、个性思想体现得是否痛快酣畅的书写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自传创作中受到一批作家的追捧。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对传主出身高贵与知识渊博的反复渲染使人咂舌；而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因传主个性被塑造得近乎完美而遭到了质疑。

　　第四，口述自传悄然升温，且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由毛泽东口述、修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笔录、整理的《毛泽东自传》开我国现当代口述自传的先河。该书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生平经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提供了毛泽东史料、中共史料、红军史料等多方面第一手珍贵史料”[14]。该传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广为流传。而由胡适口述、旅美学者唐德刚整理、翻译的《胡适口述自传》则在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出版后，在学界引起广泛的瞩目，且使“口述自传”这一特殊的文体渐为国内学者所认识和接受。20世纪4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从1958年起，该校学者C.Martin Wibur和FranklinL.Ho有计划地采访了正寓居美国的对中国现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各界要人。唐德刚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积极参与到此项目中。此后，口述自传在台湾和大陆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先生的率领下，于20世纪50年代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六七十年代，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并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取得丰硕的成果，采访对象以各界要人为主。80年代以来，以专题访问的形式将采访对象拓展至芸芸众生，至今已访问千余人，且自1982年以来，近代史研究所陆续刊出近百余册口述自传，引起较大反响。大陆口述自传相比于台湾，起步晚，规模小。1964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由溥仪口述、李文达整理的《我的前半生》，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197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选取一些文化名人，如萧乾、何满子、朱正等人，推出“口述自传丛书”，深受好评。2003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开始不定期推出《口述自传丛书》，以各领域知名人士为主，包括舒芜、文强、黄药眠等人，但反响欠佳。2011年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20世纪中国科学家口述史”丛书，刊发了包括杨纪珂、黄培云、凌鸿勋、伍连德、徐利治等科学家在内的口述自传，在业内产生较大的影响，获第五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这种由采访者和讲述者共同完成的口述自传在大陆有着十分巨大的发展前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记文学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迅猛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传记热席卷书市。每年有上万部的长篇传记问世，远超每年仅千余部的长篇小说，且其中发行量过百万册的不在少数。图书大厦中传记专柜与年俱增，专门经营传记文学的书店也已在北京悄然开业。当代自传创作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存在如下的问题：

　　一是由于传主的多样性而导致自传作品的良莠不齐。不同于现代自传作者以学者、文人居多的状况，当代自传的作者中充斥着影视明星、体坛明星、企业明星等人物。他们中也有一部分文学素养较高、作品备受赞誉的，如IT巨头李开复，其自传《世界因你不同》通过讲述他那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劝导人们从既定的模式生活中脱离出来，去尝试实现我们童年的那个梦想，作品深刻影响了一批年轻人。央视主持人柴静，于2012年出版的自传《看见》，被视为既是柴静个人在央视十年成长的“告白书”，也是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有些自传存在请人代笔、简单拼凑的“快餐”型现象，其质量堪忧。

　　二是部分自传存在媚俗化倾向，以盲目追求金钱、名利、暴露隐私博人眼球。有些自传在取书名时就宣导金钱至上的理念；有些自传满纸陶醉于对追求名利的满足；有些自传则存在刻意暴露隐私之嫌。自传需传达正能量的主题思想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三是自传创作手法较为单一。我国自传创作往往以历史的回顾、经验的总结为创作宗旨，文学的描写成份过多，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分析方法较少运用到自传中去。作者注重材料的累积，而忽视事实的阐释，专注于塑造“这样一个人”，而不去解释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创作手法的单一使得自传往往只停留于表层面目的刻画，而不能触及传主心灵的深层，读者因而缺乏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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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传文学的未来发展

　　回顾百年自传文学创作历程，我们发现，在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的同时，每一阶段自传作品创作主题具有一定的集中性，而创作风格则渐趋多样性。21世纪以来，自传创作呈蒸蒸日上之态，毫无放缓的迹象。今后自传创作、出版应从单纯地追求规模化，转而注重品牌化运作；从片面追求发行量，转而注重精品的打造，使得我们的自传市场真正走向繁华。为此，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寻求突破：

　　第一，应成立专业性学术研究机构，对传记文学，包括自传文学展开理性的研究、批评。尽管当前传记创作热火朝天，但传记批评却极为萧条。专业性学术研究机构的设置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传记作家往往是闭门造车，和国内外传记作家、传记研究者缺乏交流，导致传记作品不少，但真正为人称道的、能够传世的精品佳作却不多。传记批评的加强迫在眉睫。

　　第二，规范出版行业，树立自传品牌经营的战略理念。出版社不应以金钱至上的指导思想选取传主，而应关注作品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从而对青少年人生观的树立起到积极作用。国内威望高、有实力的出版社应率先推出高质量的自传系列，以促进出版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应由政府、出版界、研究机构等部门共同协作，定期进行高规格的传记文学评奖活动。如1917年，美国著名的普利策奖就设立了“传记和自传奖”，这可以极大促使传记文学走上精品化之路。

　　第三，将优秀的传记作品，包括自传作品翻译成各国文字，推向国际文坛。我国现当代自传不乏高水平的作品，如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刘道玉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等。我们应及时将它们翻译成各国文字，以期扩大影响力，促进传记文学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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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俞樟华，姚静静：《地域视野下的郁达夫自传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5]杨正润主编：《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国民性研究(1840-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6、243页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页

　　[4]谢冰莹：《谢冰莹文集》(上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页

　　[6]来华强：《论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的传记文学特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7]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8]冯至：《冯至选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95页

　　[9]章衣萍：《倚枕日记》，北新书局，1931年，第1～2页

　　[10]唐粟丰：《〈思痛录〉及其忏悔意识——兼论新时期自传文学对历史的反思》，《柳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

　　[11]邓晓芒：《康德宗教哲学与中西人格结构》，《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12]刘晓庆：《我的路》，《文汇月刊》1983年第6期

　　[13]刘晓庆：《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