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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鬼:我的父亲
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生活冷酷,很多干部在外面夹着尾巴做人,极度压抑,回到家就把孩子当成了出气筒,滥施暴力。这种在外面一个面孔,在家里一个面孔的双面人干部,恐怕不止我父亲一个。
作者简介:老鬼,本名马波。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
很羡慕那些有慈父的家庭。
这一生中,我写过很多纪念文章,为草原上的知青,为反四人帮而判长期徒刑的同事,为陷入囹圄的北大同学,为帮助过我的中国留学生,为晚年反璞归真的母亲……我甚至都给自己的继父李蕴昌写过纪念文章,却没心思给父亲写。因为,我对他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父亲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也是《青春之歌》中江华的原型。但在我眼里,真实的他远不像电影里的江华那么高大全,那么和蔼可亲。现在父亲去世30周年了,应共识网之约,为他写篇文章。
一 对孩子冷酷
1951年,我离开了河北深泽县农村,离开疼我的姑姑、奶奶,来到陌生的北京。4岁的我本能地与父母有隔阂。见了父亲“爸爸”叫不出口。可能为此让父亲不高兴。他下班后不理我,从没抱过我,也没单独带我去公园玩,也没跟我单独照过一张像(长大了更是没有)。我生病了什么表示没有(两次动手术,都是阿姨和哥哥陪我去医院的)。所以感觉父亲对自己没啥感情。记得有一次从骑河楼胡同出来上了北河沿大街,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他越走越快,我跟不上,眼见着他的身影变遥远模糊,我急哭了,他头也不回。忘记后来自己是怎么回到家。反正我跟父亲上街,就别指望他给买一块糖,一根冰棍,一件玩具。只记得过年时,他给过我一些火柴般细的红色小炮儿。
我从托儿所到小学,到初中高中长年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到家后,他从不到我的房间看看我,我偶尔去他的房间,也冷冷淡淡。
他出去看望朋友时,从不带我,好像嫌我给他丢人。跟老战友说起我时,总是数落,陈述我的种种毛病。他有个习惯,喜欢在老朋友面前述说自己孩子的种种错误。不只是对我,对哥哥姐姐也都这样。他好像以向外人批判自己孩子的缺点毛病为荣,特爱表现他不娇惯孩子,对子女严格要求。
在不娇惯孩子的旗号下,他经常狠狠打我。在农村老家,大家都呵护我,没挨过打。可在父亲身边却屡屡挨打。母亲1951年5月3日的日记里也记载:说我非常顽皮粗野,姑姑秀端把我惯得很不像话,于是她和父亲狠狠打过我两回。父亲抽耳光是抡圆了胳膊抽,打屁股的手也很重。他是个30年的党员,老干部,大学校长,在外面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对自己的孩子却说打就打,眼睛瞪得溜圆,样子狰狞可怕。
我小学4年级11岁时,一次家里有票去看表演。本来说好让我去,后来又不让我去了。父母走出门后,我在保姆面前哭了。父亲可能忘了什么东西,返回家来拿。看见我哭,上来就抽我一耳光。还有一年春节,二叔带着女儿来北京过年。吃饭时,可能是我迫不及待,抢先动了筷子,父亲发怒,当着大家面,抬手抽了我一嘴巴。大年初一挨打,我哭了半天。50多年后的2014年,见到二叔的女儿妙然,她还记得这次抽我,认为父亲对孩子太粗暴,大过年的还打人。
所以,我对父亲亲热不起来。他对我没感情,我对他也没感情。管父亲叫“爸爸”非常勉强,尽量不叫他。平常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害怕之极。一到寒暑假,父母嫌我在家淘气,都要送我回河北农村老家。在奶奶姑姑那里才能尽情享受到亲情的温馨。所以每次从老家回到北京都大哭一场。舍不得老家土里土气的亲人,他们真诚关心我,待见我。——回老家吃的,住的,卫生条件都不如父母家好,但老家人是用全部心意对待我,把我当回事,我能够说了算。不像在北京家中,跟寄人篱下一样,被忽视,被冷遇,被遗忘。
困难时期,回家吃饭也要交粮票,还吃不饱,偶尔母亲会偷偷给我点吃的。父亲从来没有。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学校开家长会,他从来不去。总让在供销总社看大门的姑父代表他参加。记忆中,父亲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初一时,他曾送给我两根深绿色的绘图铅笔。平时他没给过我什么东西,送我这两根绘图铅笔让我感激得眼泪差点流出来。受宠若惊,立刻就把自己买的一本新新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交给母亲,托母亲转给他(那时候,我特别害怕他,他不叫我,都不敢进他的房间)。但一顿骂,一顿打,又把我对他少有的一点感激之情全部化为痛恨。
父亲不止打我,还打姐姐小胖。小胖在父母身边带大,最被溺爱,也最敢跟父亲顶嘴(我小时可一点不敢)。小胖都上大学了,父亲一生气还抽她耳光,不许小胖在家吃饭,让保姆把家里的食物都放在柜里锁上。小胖为此给妈妈写信控诉,痛斥父亲的“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的狠毒。”
我二叔(爸爸的大弟弟)在农村务农,他只有一个儿子景波,十分疼爱,从没打过他一下。那年二叔带七八岁的景波来北京家中看望。一次父亲见景波跟二叔顶嘴,看着看着就猛抽了他一耳光。把那孩子打懵了,呆若木鸡。二叔心疼得敢怒而不敢言。打自己小孩的很多,可连几年没见面的弟弟的独苗儿子也说打就打,下手那么重,恐怕就少见了。人家是客人,是大老远来看望父亲的。几十年后,景波跟我讲述了此事,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尤其是我为申请入团割破手指被打,令我对父亲恨之入骨。1963年,我初中三毕业前,很想入团。就写了个申请书,在交给班团支书时,用小刀割破左手中指,将血洒在申请书上。之后,也没去卫生室包扎,就把手放在左裤口袋里。血把左裤腿都浸透了。不料回到家后,父母得知我是为申请入团,割破了手指,都大发雷霆。父亲说只有旧社会江湖上的那些人才爱动刀子写血书。越骂越生气,开始梆梆抽我耳光,并用大皮鞋踢我。我万万没想到为申请入团表决心竟会这么挨打(当年根据地有人为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曾把一个小手指头剁下来交给他,他还表扬过这人)。我也没干坏事,凭什么拳打脚踢我?很多革命烈士都在狱中写过血书。当时我16岁,挨打时一声不吭,首次愤怒地瞪着他。打完后,我回到自己的南屋当即把父母的合影照片撕成碎片。自己流了那么多血,左裤腿全湿透了,还这么凶狠地暴打!实在忍无可忍,我决定给周总理写信,因为父亲的委任状上有周总理署名。我悲愤填膺,流着泪控诉了父亲的野蛮行径,说他在家里实行法西斯专政,是个暴君,根本不配当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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