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杨、张弘：政治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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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杨、张弘：政治老师

2015-09-12

来源:《人物》微信账号：renwumag1980作者:文|钱杨 张弘 摄影|刘源 李福凯

在这个信息流通与思想开放的时代里，政治老师的处境有时颇为尴尬。多数学生只是将政治课当作死记硬背的拿分工具，而不是从内心里信任和尊重这门学科。另一方面，政治老师这个群体中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希望自己的工作有价值，有成就感。

　　董丰均：纸币到底怎么回事?

　　

       姓名：董丰均
　　学校：湖北十堰市郧阳中学
　　职业：高中政治课高级教师
　　教龄：33年
　　董丰均谈政治课：「改革开放之后，极左的一套被否定了，因此人们顺便就把政治课给否定了。」
　　教了33年政治课的董丰均先生，对这门课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1978年被分配到教学岗位上时，他只是「服从了党和组织的安排」。而现在，他会告诫年轻老师：「当政治老师要有优越感」。董丰均坚信，政治课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到的作用大于任何一门学科。
　　董丰均认为极左年代的政治教育，削弱了人们对这门课的信任。「你说资本主义一天天坏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你说殖民地是腐朽的、垂死的社会，所以你这个政治是个假家伙，耍嘴皮子的。改革开放之后，极左的一套被否定了，因此人们顺便就把政治课给否定了。」
　　「政治课是有问题，但不能彻底否定它，不能不上了啊。」在退休后的两年，董丰均仍瞄准机会，向官方提醒政治课的重要性。
　　9月初他给中央写了挂号信，反映情况。起因是他看到一组照片，上面有江西省芦溪县大骗子王林与官员的合影。这让他坐立不安：「连领导人都被王林忽悠了」。在给中央的信里，他建议加强对政治教育的重视。具体的建议是「高考恢复理科考政治」。
　　「如果真正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你如果真正地懂得物质是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那么你绝对不可能上王林的当。政治课的重要性不就来了吗?」他对《人物》记者重申。
　　虽然2011年退休，但他至今没离开学校，申请了一小间办公室，用来写东西和整理资料。「我有一个事情一直没有做完。」
　　2003年，一个本地的年轻老师向他心目中的「政治课教学权威」董丰均写信请教：「纸币到底有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课本给出的标准答案很明确：没有。但书中同时又说，美元、英镑、日元等纸币有世界货币的职能。董丰均一时无法解答。执教20多年，他也曾察觉出问题，但也就放过了，「我们反正就照书上的教，就按标准答案上的教就不会错。」但这次学生明确向他求解，「要给学生一个负责任的答复。」
　　他花了3年的时间，看书、查论文、反复思考，对这个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写了一篇论文《当代货币的理论阐释》。但他认为没有完成使命。发现了教材的错误，不去纠正和传播，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董丰均为完成使命付出的努力包括，给期刊投稿，找学者探讨，出书论战，出5万块悬赏，上书教育部8次等等。结果，没有一家省级期刊接受他的论文;一位编写教材的学者在电话里告诉他「我不感兴趣」;出的书几乎没有影响力，还花了他4万多块;悬赏招来了人，但都是外行;教育部没有回音，他亲自去了一趟，不让进门。
　　采访时，他在电话那头报出所有拒绝他的期刊名，以及用各种方式拒绝跟他探讨问题的学者名字。他把这些都记录在电脑文档里，一个一个念出来。「我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没人理你。」
　　女儿支持他，老伴儿反对他，但都是出于对他的心疼。郧阳中学政治教研组的老师们对他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但都关心他的研究结果。每次他有新文章，就每人发一份，看完以后在一起交流、补充。除此之外，鲜有人关心他做什么。
　　董丰均不能理解自己遭到的冷遇。「一个学生站在你旁边，说老师这个问题我不懂，你说得好像有问题，听见了你问都不问问他，你说是多么的残忍，完全是一种残忍。」他的声音有点发颤。
　　在他看来，自己所做的「纠错工作」，是为了让政治课更接近真理。他不打算放弃。最近，他请十堰市教育局开了封介绍信，打算再去一趟教育部，「看他接不接待」。还有意去大学传播研究结果，「讲100所大学，从北京大学开始讲。你不邀请我我自己去，我又不问你要钱。不理我就慢慢来。」
　　彭祥睿：从不试图说服你

　　

       姓名：彭祥睿
　　学校：安徽大学
　　职业：大学公共政治课讲师
　　教龄：9年
　　彭祥睿谈政治课：「如果老师只是作为一个布道者，只做观点的传授，它本身就不利于我们把一个问题说清楚。」
　　安徽大学公共政治课讲师彭祥睿先生，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讲成了一门抢手课，据他的学生说，在选课系统里抢到他的课跟在网上秒杀一件商品难度相当。
　　这门课程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理论，有一些表达很难让学生进入，「觉得没有说服力」。但解释自己的教学理念时，彭祥睿频繁使用「沟通」和「对话」两个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日常生活之间并非不能沟通。
　　「先找到一个相对可以聊的话题。」他说，「这个话题我们并不一定都有兴趣，也并不一定都有基础，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回到逻辑起点。」
　　学生真正试图理解和进入课本的逻辑后，争论和抵触明显少很多，「在理论层面，很多问题并不是非常尖锐的对抗状态。」
　　比如，学生常把腐败问题归咎为「体制问题」。「其实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是某个特定体制造成腐败。任何政治体制都存在腐败的风险。庞大的权力往往跟利益相关。这是政治的一个永恒问题。」彭祥睿相信，学生用自己的逻辑重新论证的过程中，会对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作出判断。
　　大二时上过他课，现在已经毕业的刘睿回想起来，觉得这个老师给她最深刻的印象是，「会启发学生去思考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革命是不是从底层开始最有呼声?
「书上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印象中也觉得利益受损更严重的群体才有革命基础。事实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革命往往不一定是从底层民众这方面来的。」彭祥睿做了一个专题，试图把革命发生的逻辑更完备地呈现出来。　　「最初中国共产党那50多个人，基本上清一色都是知识分子，我们会尝试着解释为什么革命往往是从知识分子身上获得呼应。接下来知识分子如何与底层民众进行沟通?另外这种革命可能还涉及当时中国整个政治架构本身，如果说政治架构在当时相对稳定，革命发生的迅速与迟缓可能也不同等等。我们会跟同学这样探讨。」
　　在期末考试前，彭祥睿不像大多数老师会应学生要求划重点。他觉得要是弄懂教材的逻辑，考试足以应付。刘睿原以为自己在考试时，会遇到麻烦，因为没有太多按照课本来讲。「事实证明，应付考试足够了。」
　　彭祥睿上课坚持不点名，理由是「避免把老师和同学推向某种对抗的状态，更利于形成对话的空间」。他觉得大学应该是一个「话语共同体」，这要求对话者的地位平等。「如果老师只是作为一个布道者，只做观点的传授，它本身就不利于我们把一个问题说清楚。」
　　「他从不试图说服你。」刘睿说。她发现这个政治老师很少旗帜鲜明地表达观点，「比如说国共战争，共产党取得了胜利，这就是一个事实，但『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带有某种目的性的论断。他告诉你的是他自己做过功课之后的事实，而且也仅仅是事实。」
　　在接受采访时，谈及自己的一些不同见解，彭祥睿会不自觉地用商量的语气说：「会不会也有这种可能……」
　　「公共政治课有必要上得这么深吗?」在这个问题上，彭祥睿曾与其他老师有过争论。
　　有的老师觉得，能把书本的东西简单讲清楚、同学能理解就不错了。而彭祥睿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老师把学生预想到什么高度，学生就有可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期待在大学这个话语共同体中，能与学生「建立真正平等的对话，各执一词，然后据理力争」。
　　本文为全文，首发于《人物》2013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