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没有人在乎你是不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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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可现场残存的理想主义
在威尼斯，没有人在乎你是不是中国人
文/孙琳琳
<<新周刊>>第398期



国内讨论得沸沸扬扬的“中国人攻占威尼斯”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命题——没有多少中国面孔，威尼斯仍是西方人的聚会。



　　威尼斯双年展像天花，搞艺术的一辈子总要出一次。

　　1894年，当时的威尼斯市长里卡多·塞瓦提可为了搞活艺术品交易，发起了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据说次年便有20万参观者。1968年，威尼斯双年展决定不做销售了，专心展示艺术，此后，逐渐成为全球当代艺术的第一舞台，来自威尼斯的认可就是行业最高标准。

　　119年后，2013年的夏天，威尼斯毫不例外地又被双年展带来的艺术氛围所笼罩，其中艺术界专业人士最多的是6月初，这个时节，通往绿园城堡（Giardini）和军械库（Arsenale）的公交船上站满了来自88个国家的艺术家、策展人、经纪人、媒体人和艺术爱好者。晚上11点之后的夜船也被艺术圈占领了，在雨水扩充、湿冷的夜晚，女孩们仍旧坚持裸着胸口和小腿，红唇膏的使用频率估计也是全球最高的。

　　尤伦斯那样的收藏家，站在私家游艇甲板上注视着岸边的一切，于千万人中挑选下一个心头好。

　　预展最后一天，也是很多国家馆的开幕日，那一天军械库被挤爆了，摆渡车寸步难行。在香槟和香水的夹击下你很快就明白了：不管是不是现场就卖，这儿都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


在西方主流艺术体制内，吉奥尼还有一些残存的理想主义。


　　商业价值做主导的今天，威尼斯双年展为什么仍是全球最棒的展示平台？至少在这里，不会所有人都认为最贵的就是最好的。还有一些新的、边缘的东西受到尊重，比如本届的最佳国家馆金狮奖就颁给了朴素的安哥拉馆。

　　在安哥拉馆，摄影家埃德森·恰加斯弃华美的宫殿于不顾，就把23张贫民窟照片打印N份摞在那里，任观众随便拿。

　　生于1973年的意大利人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作为本届双年展主题展“百科宫殿”的策展人，是最引人注目的明星，他是纽约新博物馆的副馆长，人们议论说他对博物馆和现代艺术最初的样子有一种溢于言表的喜爱，并尽量避免与资本合谋。

　　吉奥尼的主题馆挑选了来自37个国家的150位艺术家，由一件“业余”作品打头阵——20年前，艺术家Oliver Croy在旧货店发现的奥地利保险员Peter Fritz制作的387个房屋模型。在最开阔的展厅，吉奥尼在四壁挂满奥地利社会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1861-1925）当年讲学时随手画的草图。而今年主题馆艺术家金狮奖的获得者英裔德国艺术家提诺·塞格尔，就在这些草图下忘我地表演。

　　诸如此类的抉择透露出一个70后文艺青年的诗意和现代主义情结，业内人士批评他没能比2010年主持光州双年展时更出色——展览架构是那时的，甚至很多参展艺术家也是。但你不得不承认，在西方主流艺术体制内，吉奥尼还有一些残存的理想主义。

　　今年的国家馆的共同之处似乎是，越简朴的越令人印象深刻。

　　瑞士馆带来了贾科梅蒂1952年设计的一条80米长的铁蛇，完全不像雕塑的雕塑；波兰艺术家帕维尔·阿瑟曼的雕塑群《威尼斯人》被认为是本届双年展的灵魂，那些残破干涸的身体令人想到威尼斯的沉没与人类的终结；比利时女艺术家贝林德·德·布鲁伊克的作品《破损的树木》也很悲伤，引起与《威尼斯人》类似的恐惧和感怀。

　　荷兰馆门口站着一个不动声色的中年男人，分发展览资料。但你走进去马上就被马克·曼德斯的作品震撼到了，他将一个女人雕像缚在破船上，真实的张力和困境，如箭在弦。

　　俄罗斯艺术家瓦迪姆·扎哈罗夫的《达娜厄》则可能是故事讲得最棒的作品之一，底本来自希腊神话：宙斯化作一阵金雨，洒入被幽禁于塔顶的达娜厄的房间，与她相爱，并生下珀尔修斯。这个故事在艺术领域最经典的版本出自伦勃朗之手，现在扎哈罗夫准许女观众持伞进入下着金币雨的展厅，而男观众只能作壁上观。这又令人想起法国作家让-皮埃尔·热内的故事：热内曾说，他希望他的杂技演员情人出名、发财，“淋一场金子的雨”，像他最爱的画家伦勃朗一样，年纪轻轻就成功。这一环扣一环的故事与联想让观众兴奋不已。

　　岛上没有车，看威尼斯双年展完全靠双脚行走，拼的是体力。一遍走下来、排队下来，坐在主题馆前的长椅上歇气，看着面前来来往往寥寥的亚洲脸，这时会很强烈地感到：威尼斯仍是西方人的交际和游戏。

　　本届最好的证明是德国与法国互换国家馆。据说这次交换也讨论了有十年有余，而最终成功是为了纪念《香榭丽舍条约》五十周年——这个条约确立了法德的同盟关系，这一关系也是日后欧盟的基础。


为了一次亮相机会，中国人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


　　中国与威尼斯双年展的渊源要从1993年说起，那年老栗应奥利瓦之邀，第一次带着14位中国艺术家参加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方力钧、岳敏君等人就是那时崛起的。6年后，第48届的主策展人哈罗德·塞曼史又邀请20多位中国艺术家参加主题展，蔡国强还得了当年的金狮奖。2003年，中国首次在威尼斯设立国家馆。那之后威尼斯就成了中国艺术家的圆梦之地。

　　在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上，除了王春辰策展的中国国家馆“变位”，还有吕澎和奥利瓦联袂的20年回顾展，王林带170位艺术家组成的群展，钟飙的个展“幻真的宇宙”，肖戈的大运河展、与卡洛·斯卡帕隔空相遇的邱志杰展等。

　　批评别人的时候，大家都心明眼亮，因此看起来，威尼斯双年展的每一个中国展览都有漏洞。比如说：展览结构简单，缺乏精心的策划和布展；展览名称有点儿看不懂，反正不是展览的内容；相比起实验性，更重视大牌艺术家的号召力；只是展给中国人看的，或为了在自己的艺术履历上加上一笔。

　　在各种展览的组织下，数百位中国艺术家来到了威尼斯。但就影响力而言，国内讨论得沸沸扬扬的“中国人攻占威尼斯”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命题——没有多少中国面孔，威尼斯仍是西方人的聚会。

　　太多人想进入威尼斯，原有的主题馆和国家馆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所以2007年，威尼斯扩大出第三个展览形式，那就是平行展。2013年以前，威尼斯双年展只有过三个中国平行展，而2013年，平行展受到了中国艺术界的热烈响应。

　　为了一次亮相机会，中国人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平行展“大运河”的策展人肖戈说：“交给双年展组委会的入围费是2万欧元加21%的税，共2.4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这里边包括双年展Logo的使用费、和组委会见面的VIP高端晚宴门票、60份开幕预展邀请函、在威尼斯双年展相关资料里放入展览介绍。”

　　包括这项费用在内，肖戈在“大运河”上总共投入了300万元人民币。筹措资金的过程十分艰难，策展过程也因为跨国操作而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布展期间在法国过海关时，肖戈因为多带了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又不肯交罚款，被警察铐在椅子上。后来又因为法国长期居留证丢失，只能坐朋友的汽车冒险偷渡到意大利。她的姐姐、行为艺术家肖鲁在没有告知她的情况下突然在教区博物馆褪尽衣衫跳入河中，也令她的展览临时关闭。

　　但就是在这么多突发事件的情况下，肖戈竟然完成了她最完整也最重要的一次策展，还使投资方下决心再投数倍的钱与她合作。

　　与她一样，直到离开威尼斯那天，钟飙都有点恍惚，感觉是每一脚都踏空但最终还是到达了目的地。钟飙的个展“幻真的宇宙”在威尼斯落地困难重重，但他还是成功地将82幅画作悬在威尼斯圣玛利亚教堂半空。

　　“梦想成真说起来太土了，我平时也老想，那些虚无的东西最后是特别实的，这虚实的转换太棒了。”钟飙说。

专访钟飙

威尼斯舞台上演中国剧情

　　艺术家钟飙举办了他在威尼斯的第一个个展“幻真的宇宙”，这是中国人在威尼斯举办的展览之中，视觉呈现最特别的一个。

　　“幻真的宇宙”展场在主岛圣玛利亚教堂，天上一个球幕是香格里拉的天空，地上一个投影播放星际穿梭的幻境，82幅画用钢丝悬吊在半空，两侧各有一幅3.5米高、9米长的素描《显形》，教堂天顶原有的68幅圣贤肖像则是来自时空另一端的信息。

　　这是2013年6月，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刚刚开幕，全世界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都飞来威尼斯，随着公交船在运河上颠簸，从一个艺术家的脑海赶往另一个艺术家的脑海。

　　圣玛利亚教堂就在Zattere码头边。从这里沿着河岸一直走，可以遇到皮诺的展、古根海姆的展、平丘克未来世代的展，和“幻真的宇宙”一样，这些展览叫不同人看来有不同的好处与坏处，但他们与主题馆和国家馆一道，共构了这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万千气象。

　　开幕那天晚上来了500多人，钟飙穿着灰丝绒礼服，穿梭在金发碧眼中间，看上去既老练又天真。在这个时刻，所有的不眠之夜和焦虑担忧都转化为光鲜的话题。“回头看这事儿太不可能了，愿望的力量真的太强了。”钟飙说。

　　隔壁克罗地亚国家馆的工作人员也来蹭饭，见了钟飙开心地碰杯：“我们是好邻居！”美联社记者丹尼尔·瓦格纳在Facebook上写下他的感受：“这是我看到的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最美丽、最有创意的布展。”


《新周刊》 ：目前展览收到的反馈如何？

钟飙：七八月是威尼斯的旅游旺季，我们在意大利请的人说每天都有很好的反应。现在他们也把留言本放到场地外光线好的地方收集反馈，外国人写得都挺认真的，将来会汇总起来。

《新周刊》：说说这次展览的实施经过。

钟飙：一个念头变成一个实体展览，中间有很多不可控的成分。

　　展场的空间使用是我想出来的，当时还有很多想法，包括用威尼斯的玻璃做成海浪。刚开始有点儿像做加法，加到不能再加的时候开始做减法，越来越干净。

　　布展中途有几次都觉得完全做不成了，因为要挂画上去必须要高空作业执照，我带过去的工人要申请这个执照时间是不够的。所以那位高空作业的意大利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来之前不断有信息过来，说意大利人到时间就下班，事到临头还加钱，把他们妖魔化了，但我们这次恰恰遇到的都是正能量，报价出来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我们的合作方贝伦戈工作室找到翻修圣玛利亚教堂的建筑师来施工，他看了方案之后特别激动，他喜爱这个东西，大家心就向一处想。

《新周刊》：与在国内相比，在威尼斯做展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钟飙：欧洲观众对作品的理解更深。他们的艺术土壤更好，很多东西就不用解释了。在国内办展览，专业领域的常识还要去说，在欧洲就直接进入下一个层面了。

《新周刊》：展览你最满意的部分是什么？

钟飙：这个展览最出色的是视觉呈现，观念不是提出来就行的，观众不是来接受说教的，他们要在体验中理解一个展览。

《新周刊》：有什么遗憾吗？

钟飙：国内没有威尼斯那么细的钢丝，但是在威尼斯买会比国内贵十几倍，为了省钱我们就买了粗一点的带过去。吊装之后还是看得出太粗了，不该省那个钱。

《新周刊》：这次威尼斯办展后，你个人有什么收获？

钟飙：我平时喜欢琢磨一些事，这些都是日常修炼，这些日常修炼特别需要装到一个容器里去。人生就是一个剪切、粘贴的过程，完成了就必须转到另一个文件夹里。完成这个展就像看着进度条完成时的那个爽劲儿，感到生命很大一段就装进去了，而且装得比较完整。

　　我原先也有很多大的项目最后夭折了，这种夭折多了人生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步踩实，能量就收住了。

《新周刊》：你第一次造访威尼斯是在什么时候？说说当时的经历和观感。

钟飙：第一次去威尼斯是2001年，看威尼斯双年展。那是我第一次到欧洲，有特别奇怪的感觉。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和国外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但中国的方向是对着西方的方向去的，所以到了欧洲觉得特别亲切，看到了我们未来生活的图景，那就是我们要的感觉。

《新周刊》：你怎么看西方主流艺术对中国艺术界的影响？

钟飙：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如果西风压过来，它一定是聚集了优势能量。优势把弱势覆盖了，然后形成一种新的能量，然后这边又上升，形成一种新的能量，这些全都是自然现象，没有好坏之分。更重要的是掌握能量聚散的规律，顺应规律优化自己。

《新周刊》：你怎么看中国艺术家在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亮相？

钟飙：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才会去梳理这次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到威尼斯参展。但是一旦到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环境之中，没有人会去区分哪个是中国人，大家看的是哪个是有意思的展览。简历是自然留下的痕迹，我们不是为了那个痕迹去做艺术的。

《新周刊》：因为几个行为表演，有人说中国艺术家在威尼斯又丢人了，你怎么看？

钟飙：中国人敏感惯了，这些都很正常。国内还是有个面子观，谁谁谁又给我丢脸了。太讲面子缘于不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