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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5 1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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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格特征塑造了政治态度的论断并非学界的共识,有学者(Verhulst, et al., 2010)指出将人格特征与左-右意识形态划归为前者引发后者的因果关系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费尔哈斯等人(Verhulst,etal., 2012)认为这些研究误把相关关系当作了因果关系。按照他们的分析结果,应该是二者共同受到了潜在的基因遗传因素的影响。总而言之,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国外学术界将威权人格特征等因素视为意识形态立场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心理学视角的分析一直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多的中英文文献中,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中国人意识形态立场形成的实证研究成果。 2.信息接触论
在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除了人格特征的影响之外,信息接触则被认为是另外一大因素。这一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与他人交流、媒体接触等各种途径习得政治知识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政治倾向。因此,能够接触什么样的信息对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至关重要。通过控制民众接触的信息来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几乎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都存在、在这方面,媒介的“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理论是该流派的代表性理论。李普曼最早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一书中就指出,新闻媒介在设置公众议程方面起着核心作用。而“议程设置”作为一种研究理论,则由麦库姆斯和肖在1972年提出(McCombsand Shaw,1972)。此后他们积累的研究证据总体而言支持其假设,即“新闻记者确实深刻地影响着受众心中关于世界的画面”(麦库姆斯,2008[2004]:19)。
不少学者认为,媒体和精英如何看待和表述某一舆论话题,即媒体、精英话语对于大众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被称为“框架效应”(framingeffect)。“框架”往往通过选择性报道、措辞、修饰语、图形或形象、因果解释和道德评价等方式对某一议题提供一种主导性视角来影响公众对争议性议题的评价,“以便促成人们对某一议题或问题予以定性、归因解释、道德评估或处置意见”(Entman,1993)。以美国人为调查对象的大量研究也都证实了媒体、精英、党派等可以通过“框架”来影响普通公众的政治倾向(例如:Isenberg and Daniel,1986;Chong,1993;Mutzand Diana,2002;Druckman,2001;Druckman and Nelson,2003)。但是,媒体框架在中国存在?它是否会影响中国人的政治倾向?
在威权国家,政府通过控制信息来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是常见的做法。但是,威权国家并不会完全控制政治信息的传播,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传媒业在历经了商业自由化改革之后,大量的非官方媒体应运而生,中国公众接收信息的倾向和偏好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斯托克曼(Stockmann,2010)通过实证研究后指出,公众对于在商业化改革过程中应运而生的非官方媒体的信任度更高,因而公众也更加倾向于从非官方渠道获取政治信息。近年来,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微博、论坛、博客等新兴的网络平台为政治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空前增加。互联网由于其自身特点而较少受到官方的严密控制。不仅如此,当传统的电视、报纸等平面媒体刻意对一些信息讳莫如深甚至避而不谈时,公众便会更加依赖于网络媒体、小道消息等非正式渠道来获取相关信息,并进一步形成其对于某一议题的认知与观点。因此,即使是在政府对互联网信息采取了各种管制措施,当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多种非官方信息渠道,这些渠道为公众,特别是网民提供了许多和官方媒体信息有很大差异的非官方信息。最近的研究显示,对互联网信息、小道消息的接触,使中国公众在诸如政治支持等政治态度上出现了差异,这些信息渠道的出现给政治支持造成了负面影响(Lu,2013;Zhu,et al.,2013),媒体信息所内含的“框架”会影响公众的政治支持也在一些研究中被证实(Tang and Huhe,2014)。不过,信息接触是否也对中国公众的意识形态立场产生影响,目前尚无相关研究出现。
3.遗传决定论
与传统的两大理论——威权人格论和信息接触论相比,遗传决定论直到本世纪初才出现。2005年,奥福德等人(Alfordet al.,2005)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他们以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同卵和异卵双胞胎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结果表明,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变异可以在40%-50%的程度上用遗传因素予以解释,并且主张基因在决定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远远胜于环境或者社会化的作用(譬如父母的影响仅为11%)。该研究成果发表之后引起了学术界不小的争议。查尼(Charney,2008)、史密斯(Smith,etal., 2012)、费尔哈斯(Verhulst, et al.,2010;Verhulst, et al., 2012)等人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并发表了相关成果。不过,相较于前两种研究取向,遗传决定论尚未成为主流。
上述有关意识形态起源的研究为后续的研究积累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研究大多以西方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背景下的民众意识形态立场为研究对象,而这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当前民众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则仍然不得而知。
二、研究假设、概念操作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内容主要分两部分:首先,我们将对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做一素描,实证地分析网民意识形态立场与其心理特性的关系,分析其立场与他们在诸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后现代价值观等政治社会话题上的态度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中国网民意识形态立场的基本认识。
其次,我们将对网民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较为主流的解释意识形态生成原因的理论视角主要是心理学视角的人格论和传播学视角的信息论,基因遗传论尚未成为主流。考虑到我们的研究条件尚不能对基因视角的理论进行检验,因此,本研究将主要从前两个视角对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1. 威权人格假设
威权人格论假定意识形态立场是个体内在的心理特性,尽管这种内在特性的形成可能与基因、家庭、学校等外部社会环境存在交互关系,但是当它形成以后便不会轻易改变。从这个视角来看,个体对外部信息的接收和接受源自个体内在的心理动机,这些信息只是强化了其内在的既定政治倾向,而不会改变它。奥特迈耶(Altemeyer, 2006)以北美人群为对象的研究显示,威权人格往往与右翼人群相联系,并指出了威权人格对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而在当今中国,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与北美不同的是,被称作“左派”的群体相较于“右派”而言具有更强的威权主义倾向。因此,本文将要检验的第一个假设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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