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帮”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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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艺术群体的市场抉择
“川帮”危机
文/朱慧憬
<<新周刊>>第249期



西南艺术群体的成功，引起了青年艺术家的连锁反应，他们寻找着专利性的语言图识，以适应画廊销售和媒体传播的需要。



　　2006年4月，香港，周春芽的《太湖石系列》卖出202.4万港元，这是他个人作品成交最高价；2007年3月，纽约，张晓刚的《血缘系列：三个同志》以211.2万美元成交价成为苏富比拍卖会上的标王……不断刷新的价格数字，标志着俗称“川帮势力”的画家们在市场上持续走高，受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青睐。

　　2007年3月，广州，周春芽、张晓刚、何多苓、叶永青、毛旭辉……这些拍卖行上金灿灿的艺术家名字汇集在一起，汇集在一个名为“从西南出发的”的非商业性展览上。

品牌性的“川帮画家”

　　从时代上来说，自1980年代以来活跃在当代艺术舞台上的成就突出的艺术家，大致包括不同时期的三代艺术家；从地域上讲，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湖南以及个别在西藏活动过的艺术家，还有从西南出去的海内外著名艺术家近百名，都在这次展览中汇拢在一起，在艺术的层面呈现川帮势力。

　　20年前，云南、四川的一群年轻画家组成了“西南艺术群体”，这是当时中国“85美术新潮运动”的代表性艺术群体。1990年代，四川美院因其推举新人的艺术传统和推重创作的教育环境，出现了一拨又一拨年轻艺术家，一时间三代同场。西南画家的老中青三代一直保持着相互见证、相互提携的传统，在北京云集的艺术家中形成力量强大的“川帮”。

　　常年关注西南艺术群体的艺术评论家、本次展览策展人王林认为川帮群体在市场上反应强烈，不完全是操作而产生。“这个群体是有实力的。” 而新世纪以后艺术品市场的火爆时刻，正是西南画派第三代开始出场的时刻。当他们的作品公诸于众，市场迫不急待在跟进，他们过早受到市场的青睐。“因为一线画家的画作价格，高得与中国人均收入差别很大，投资者如果追捧实力有限，自然把目光投向年轻的‘潜力股’。这时候川帮画家，这样带有群体性的、有品牌标志性的、有说法的一批艺术家，自然引发投资者的关注。”关注的结果是川美才毕业的研究生，作品已经卖得很火，火到手头没有存画，画一张就被拿走一张，每张画都能卖几万甚至十几万的价格。

艺术家的市场选择

　　艺术产生了最直接的效益。西南艺术群体早期画家们的成功，引起了年轻艺术家的反应，他们羡慕着成功的光芒与速度，寻找着专利性的语言图识，以适应画廊销售和媒体传播的需要。张晓刚成功以后，大批“大头平涂”问世，周春芽成功以后，大批动物表现诞生。年轻画家们挖空心思找寻最简单、最快捷、最容易辨认的图识争取市场效益。

　　王林觉得这样很可惜，“年轻人本来有很多可能性，而现在他们的创作极端地受样式主义的约束。比如本来他最优秀的地方并不在某种市场认可他的样式，而市场非常及时地接纳他，他就在这种样式里画下去了。市场过热，过早接纳年轻人出现，他就不再去探寻他的可能性了，使艺术家创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单一。这种对样式的寻找偏离了艺术对精神追求的轨道，使绘画变成纯粹样式主义的，这是西南艺术群体比较深刻的危机。”

　　但是，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也让清醒的艺术者们觉得很无奈。王林觉得作为一个美术批评家，需要尽一点本分，“我们去梳理这段历史，让参观者看到西南艺术的20年历程，我们去讨论历史意识与当代艺术的关系，这样，才不至于把我们的创作能量都耗费在市场消费社会里面。艺术家某些时候，是需要超越这个时代。

　　据说坊间有这样一个传闻：一个中国艺术家去法国，找法国批评家帮她写文章，法国的批评家说——“你是准备在25岁时将画卖给二楼金发的太太呢，还是到你65岁的时候进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可能你到了65岁你也进不去，这就是一种选择。”

　　其实，每个艺术家都是有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