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毛泽东而死的文人系列(二) 许锡良 2、杨朔 与胡风直接肉麻地吹捧毛泽东相比,杨朔显然显得要有艺术性得多。他不是直接吹捧毛泽东个人,而是间接地吹捧毛泽东的文治武功。他对歌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可谓是共和国历史上歌颂艺术的第一人。至死,他为自己不能够再继续歌颂而深感遗憾。在服安眠药自杀时,还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多么渴望写作啊!我要歌颂祖国和人民,写更多的新东西。歌颂这些又有什么错误呢?真没想到啊! 我在八十年代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收录了杨朔好几篇散文,比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泰山极顶》、《香山红叶》、《樱花雨》等等。这些散文,主要写作于中国最黑暗,饿死人最多的六十年代初,可是他除了极尽能事的讴歌散文之外,竟然没有在自己的心理上留下任何不良情绪与阴影,每一次都感觉当时的生活是那么甜美,那么圆满,那么幸福。但是,其代表作除了《樱花雨》是用来抨击美国占领日本的罪恶之外,其他的散文都是极力讴歌新中国、新社会的。其表现手法几乎都是通过状物抒情、托物寄情、物我交融,其表现的文学艺术手法就是所谓的营造情境,曲径通幽,峰回路转,总是在最后和笔点题,一步一步将包袱抖出来,形成了风靡一时的独特的杨氏散文风格。曾经在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成为了风靡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散文大家”。在“文革”前的中国,在散文创作方面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文革”结束之后,杨朔的散文再次现身中学语文课本,却没有介绍杨朔散文写作的时代背景。而且当时课文后面的要求几乎是篇篇要求背诵的。我就是这样结识了杨朔。那时,我因为记忆力不好,经常因为背不出杨朔的散文而被留堂饿饭。现在想来,杨朔的散文是最具有讴歌艺术的。因为,他既不直接讴歌毛泽东,也不直接赞美新社会,而是通过间接地写物抒情,然后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给予极力的美化,那种完全依靠生花妙笔描绘出来的美丽新世界,就是杨朔散文里的世界。 杨朔不仅在散文中讴歌当时的社会,而且在写心得感想的时候,也是从内心里有一种讴歌的欲望的。杨朔发表于1960年1月10日《光明日报》上的《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一文,这样写道,“党常常教导我们:‘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正是教给我们这个真理。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或几个阶级对别的一个或几个阶级的统治或斗争。而文学正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 杨朔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献身于当时的革命文学的洪流中。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十分清晰,那就是首先是革命战士,其次才是作家。1949年以后,随着一个新的抒情的时代到来。“文革”前“十七年”,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是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新中国、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就这样,当时的作家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歌颂体”,胡风只是当时歌颂体文人的最早代表与表现最出色的代表。但是随着胡风被批斗,杨朔换了手法,不是用诗歌,而是用散文,不是直接歌颂领袖,而是通过歌颂领袖的丰功伟绩,不是直接赞扬,而是通过寄物抒情的表现手法,达到讴歌的目的。在这方面,杨朔当时确实开创一个全新的文学创作的新局面。他的文学创作,既是一种艺术手段,更是一种政治态度。杨朔之所以选择不直接歌颂毛泽东,是有当时的政治背景的。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浮夸风,毛泽东在政治地位上遭受了空前的挑战。再鉴于直接歌颂毛泽东的胡风的榜样效应,因此杨朔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开创了全新的讴歌式的寄物抒情散文体。与胡风把宝完全押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相比,杨朔的做法显然更为妥当贴切。 杨朔对讴歌事业是如此的情有独钟,痴心不改。后来他被批斗的时候,还十分委曲地辩解说,歌颂新社会、新中国无罪。他多想还能够继承歌颂下去啊。可惜,没有了继续歌颂的机会了。真是歌颂至死不肯罢休的文人。 那么,杨朔如此创新式的讴歌为什么仍然还会遭受“文革”时的批斗与迫害呢?问题还在于“文革”时毛泽东的登峰造极。那时讴歌社会主义,讴歌新时代,是远远不够的。试想当时的口号,连“毛主席万岁”都不过瘾,一定要加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才合格,杨朔在散文中不直接歌颂毛泽东已经是犯了大忌。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文革”中被批斗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那篇当时十分流行的讴歌散文——《荔枝蜜》,在这篇散文中有这样的句子:“蜂王是黑褐色的,身量特别细长,每只蜜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精供养它。”这句话被造反派认为是在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毛泽东的身材魁梧,也就是身量特别细长,而每只蜜蜂愿意用采来的花精供养蜂王,这蜂王显然就是影射毛泽东的。真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了。至此,杨朔只有死路一条。 后来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翻译家的资中筠先生见证了当时杨朔自杀情景。(资料来源:李杨著《杨朔:死于1968》载于《看历史》)情形是这样的:杨朔服安眠药自杀的时候,正被专案组隔离审查。这是杨朔去世前一天,也就是1968年8月2日凌晨一两点钟。据资中筠回忆,杨朔当时被隔离审查。几个隔离对象都是男的,集中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会议室是两扇玻璃门,从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 会议室的门并不上锁,日夜有人轮流在外面“值班”。所谓“值班”,就是在会议室门外放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值班”的人坐在那里守着。里面的人除了洗漱、如厕,不许出来。 8月1日晚上九、十点钟,资中筠看到屋子里被隔离的人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去厕所洗漱,然后回房间睡觉,杨朔就在其中,并无异样。 到了半夜,资中筠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忽听屋里有人喊杨朔出事了,猛地醒了过来。“一个姓姚的隔离对象的床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 资中筠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几个管事的,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资中筠看见,那个姚某还扒开杨朔的眼睛看瞳孔。杨朔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 不到两天,也就是1968年8月3日,军代表给“和大”的人开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 在杨朔去世前不久,有一个自诩“根红苗正”的勤杂工,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进隔离室之前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之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杨朔可能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隔离室之后,曾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军代表没有理会。谁知,杨朔就自杀了。“杨朔比较迂,他太老实,太相信党,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资中筠说,“杨朔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因此,他就这样因歌颂而死。 2012年4月14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