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一开始就在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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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一开始就在造假！作者：端木赐香


　　看朱永新老师的《中国的教育缺什么》，颇受启发，朱老师认为，中国教育缺钱，缺人才，缺公平，缺教育观念，缺服务意识，缺人文意识，缺特色，缺理想……确实，中国的教育，缺的可不少！不过在我看来，除了这些东西，目前我们的教育还缺一个最关键的："真"！或者说，其它缺都在其次，惟有"真"最根本。这方面，老前辈早已有话：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我们呢？千教万教，教人求假； 千学万学，学做假人！
　　我们的教育一开始就在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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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假在教育内容。我是1975年开始自己的读书生活的，上课时，我们唱祖国象花园，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下课后，看到的则是八月秋高风怒嚎，卷我屋上三重茅。上课，睁着眼睛瞎唱歌；下课，饥寒交迫无人理。从感情上来讲，这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饶是如此，作文里还不能诉说，还必须与社论保持一致，所以小时候我最拿手的作文，开头必是在以某某某为首的英明的党中央领导下，抓纲治国，全国上下，形势大好，结尾必是奔向美好的未来2000年。
　　如今，跌跌撞撞的走过2000年了，也没发现啥美好。课堂上虽然用不着瞎唱了，可有些课的内容仍是有点高蹈。我很庆幸，我教历史而没教政治，否则，课堂上净给学生讲些自己早已不信的堂而皇之的东西，耽误时间、浪费生命、误人子弟倒在其次，可怕的是，假的东西，孩子们迟早会自我发现，等发现后，他们是什么感觉？
　　有一阵子我迷上了与马克思同时期、同知名度的一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的真知卓见让我震惊，更让我震惊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政治课中只有马克思而没有马克斯？难道就因为二马的观点不一致？但是，真理不是愈辨愈明，真金不是不怕火炼么？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马克斯•韦伯？现在，我知道了，但是这更增加了我怀疑一切的禀性。犹如我一个同事，她打麻将时，来了一个诈胡，被人发现了，却导致同事们怀疑她以前所有的"胡"都可能是诈胡！在这方面，西哲笛卡尔说：怀疑就是方法。中国诗人北岛呼喊说：我不相信，天空是蓝色的。总之，我们有理由怀疑一切！
　　如今我教历史，每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事件，我都会告诉学生，这是我的个人私下看法，至于公开看法，书上写得好好的，考试时你背下来就行，人家若出个"试谈谈你对某某伟大人物的看法"的题，那是跟你客气，千万不要自作多情信以为真，真把自己的看法端出来， 那就坏菜了，学生就笑。
　　作文里，学生依然写不得真话作文。孩子们之所以喜欢写日记，一提作文就头疼，倒不仅仅是因为日记里可以写隐私，而是因为日记里可以说自己的话。曾经有一个学生，在作文里例数了春天的种种不好和自己不喜欢春天的诸多理由，可是结果却被老师认定思想不健康而被判为不及格。春天，估计已成为某些伟大事物伟大人物的象征物，所以，想不喜欢春天，没门儿！
　　假内容的教育，著名教育者李镇西把之称之为玫瑰色教育。这种教育，只能把人都培养成色盲。著名大导演谢飞在给北大学生做讲座时说了自己的两个笑话。一是老先生在厦门用望远镜望海峡对岸，结果吓了一大跳，他问身边的士兵，为什么台湾也用我们的红旗。兵告诉他，台湾的旗底色也是红的，只是左上角有青天白日。谢大导演说：我以为，台湾只能用黑旗或者蓝旗呢。二是老先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与一个台湾人合住一室。评价起双方的领袖，谢飞认为一提老蒋，就想起一个尖嘴猴腮无情无义的老头，那台湾人说，哪里，我们印象中，老蒋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相反，一提你们的老毛，就想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这就是玫瑰色教育的结果。玫瑰色很漂亮，但他致人色盲，如此教育，教育岂不在变相害人？
　　第二，是教育各种常规指标在达标检查时的造假。一是几年前流行的普九检查。为此我曾和一位乡村中学的教导主任聊过，他说普九标准多多，而乡下学校处处不够标准。一、要求生均图书15册以上，谁有啊，各学校自想高招，有的去借外校兄弟单位的，有的让学生从家带书，当然，检查完毕后还要各归其主，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实在凑不够，学校再掏钱去废品收购站买一部分，摞到那里显得堆大数量足。二、上级要求生均公用事业费要每年有两个增长点，别说增长了，好多地方早把这个取消了，不是没增长，而是干脆没有。为应付检查，需造两个条子， 第一个条子，是乡里的拔款条，公用事业费增加多少多少；第二个条子支出条 ，学校在这方面已花去多少钱云云。三、初中教师大专文凭达标率需达到80％以上，就把小学、中学里的有大专文凭的教师全编到一个花名册上以备检查。四、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儿，辍学率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可实际情况是，好多农家孩子根本不上初中，怎么办？一个法子，借学生。让小学五年级的混到初一里，让初一的一部分混到初二去，再让初二一部分支援初三去……
　　 除了普九检查，比较热闹的还有中央下达减负令之后各种形式的"减负检查"。其实，具体减负了没，大家都心知肚明。检查团临来之前，老师就交待孩子们了，问作业"多乎哉"，大家统一要说"不多也"。为防有记者暗访，学校更是格外交待孩子们，一旦有生人(记者同志)问"晚上几点钟睡觉"，大家要异口同声的说"八点就睡"，问"作业少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大家要统一说 "高兴"！孩子们乖，与学校配合得很默契，这情境，常让人想起老电影里，村口站岗放哨的红缨枪们，碰到可疑之生人(特务汉奸坏蛋们)问路问情况，他们随口编瞎话编得倍儿顺。没想到，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革命优良传统"被我们教育界给继承过来了。
　　 孩子们长期浸淫其中，将学到什么，已经学到什么，不言自明。小时候，我们学过列宁打碎花瓶的故事，也学过华盛顿砍伤樱桃树的故事，可诚实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扎下根来，这才是最令人悲哀的。
　　第三，教育界各种考试的真实性与各式文凭的含金量以及学术的纯净，在人们心中早已大打折口。连续揭露出来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更是打击了教育的最后自尊。我们常常指责各式持假证者，可是各种正式考试，职称考试，自学考试，函授考试，以及各正规院校经济利益驱动下办的各式长短培训班，其真实性又能有几何？社会上戏言，假文凭有两种，一种是真的假文凭，一种是假的假文凭。真的假文凭是从正规学校买来的，假的假文凭是从假证贩子手中买来的。唯一的区别是，前者花钱多点，后者花钱少点；前者供各式党政干部和有钱的主购买，后者供平民百姓购买，有些基层干部，酒虫饭袋，按摩写成暗摸，可手里却大都持有硕士文凭，与其说是硕士，还不如说是硕鼠。这般情形之下，真的假文凭与假的假文凭也就五十步百步之别，我们有什么理由嘲笑持假文凭者？
　　文凭掺假，学术也掺假。学术腐败除了已发现的，还有好多不易被发现的。比如同仁同学之间的传帮带，我发一篇文章，加上你的名，你掏个亮相费；我发你一篇文章，你给个版面费，否则没你的立足之地；而某些学术期刊更是沦为某些小圈子的阵地，外人想插进一足，何其难也。有些堂堂的大学讲师，为了评职称，更是不惜使用调包计，把别人发在刊物上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名字复制一下，再制作到原来的刊物中，就理直气壮的交上去邀功请赏了。
　　试问，连教育的殿堂都变成了造假的车间，我们还能相信什么，还能希望什么？
　　第四，说一下我们的教育理想。朱老师说，我们缺理想。其实，我们缺的是小理想，从来不缺的是大理想。道德与理想方面，我们更是高蹈，学生们在老师的暗示与规定下，只能有高尚的大理想，不能有渺小的小理想，如果有个学生写作文说自己的理想是长大了拾垃圾，既使你嚷嚷自己是为了搞环保，那也不行，你看老师怎么批评教育你。结果导致孩子们高的达不到，低的也不做：嚷嚷着长大要当科学家，却无意于关上身边的水龙头；嚷嚷着长大要为人民服务，回家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小皇帝般的日子。
　　至于老师们，更是在社会舆论的耸怂下，找不到自己正确的位置。教师本是门职业，爱岗敬业即行，当作事业做也行，可是犯不上寻死觅活的拚命进而连累妻儿老小？生命本是有限的，而利他主义则是无限的，用一己之不足却补社会之大余，即使勉做到了，却是以牺牲自己家庭利益自己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用孔家的话来讲，乃是过犹不及。这方面，我比较赞同茅于轼的观点，他说，人与人是等价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损人利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所以，我不赞同教师作为牺牲被抬上道德的祭坛。再说了，从没听说西方的教师夜半还亮着红烛改作业，可人家的教育并不比我们落后。而且， 老师夜半还在改作业，肯定是布置作业多了，应当批评他的。
　　可是我们听惯假大空了，偶而听个真话，神经还真受不了，尹健庭事件就是个明证——2001年湖南株洲二中语文教师尹健庭，因在教学论文《入学教育课》中提出"读书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这一命题及其论证，被同事告密，《中国青年报》以《某重点中学一语文老师这样讲入学教育课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为题作了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尹健庭成为当地乃至全国的新闻人物，最后被所在学校株洲二中解聘。我现在特想知道那个告密者是谁，有没有遭到报应！
　　我不明白，为人师者，如果因为戴着一顶社会愣是栽赃给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高帽，就说不得读书为自己的话，那真是我们教育界的集体悲哀。教育没有自主权，教师人格不独立，结果便是教育沦为政治的婢女。政治把很可笑的一些东西弄成神圣，教育不但不去揭穿，反而帮着粉饰，结果，教育里原来很神圣的一些东西也复变得可笑起来。这里我想问的是，书不能为自己读，那饭能不能为自己吃？如果我说我吃饭为了国家，喝水为了国家，甚至睡觉也是为了国家，大家有何感觉？所谓的真理，有时是一种可怕的东西。真理若被某些权威人士操纵在手，就更可怕了，它会封住所有人的口。如果皇帝说自己的衣服最漂亮是真理的话，那么凡是说皇帝没穿新衣的，那可能就要被打成反革命现行了，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就是这样对待布鲁诺同志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才有了个"言论中性"规定。也就是说，不管你的言论对错，你有说出的自由与权利，听不听则在大家。大狗叫，小狗也叫，不能因为小狗叫得不对，就不让叫，更何况，大狗叫得也不一定对。教育本是求疑求异，可我们却是求忠求同。尹健庭也许说得不对，但是，没有讨论的余地吗?
　　政治一直在干涉教育，强奸教育，结果由于教育的一味顺从与善解人意，强奸也变成了顺奸。教育老前辈曾说过，教育要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可我们培养出来的，不是猾奴，就是愚奴。教育如果不再求真，即使我们有再多的钱，又有何用？我觉得，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真；缺的不是人才，而是人心。
　　教育没钱，影响的可能是教学质量，可教育中没了真，影响的却是生命质量与人的质量！失却了做人的根本，我们何以立足？（文/端木赐香 精英的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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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材中的谎言

爱迪生救妈妈

课文：爱迪生的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医生苦于房内只有几盏油灯，无法进行手术。刚满7岁的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让医生在明亮的反光下，为妈妈成功进行了手术。

疑问：医学史上对于阑尾炎手术的最早论述是在1886年，而爱迪生生于1847年。也就是说，爱迪生7岁时，不会有阑尾炎手术。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外科医生说，油灯反射属于“有影灯”，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阑尾炎手术。

地震中的父与子

课文：1989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30万人在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在混乱中，一位年轻的父亲安顿好受伤的妻子，冲向他7岁的儿子的学校。那个昔日充满孩子们欢声笑语的漂亮的三层教室楼，已变成一片废墟……他知道儿子的教室在一层楼的左后角，便疾步走到那里。

疑问：事实上，美国洛杉矶1989年没有发生地震，洛杉矶地震的时间是1994年1月17号凌晨4点31分。此次地震的震级是6.6，共造成62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课文中如果写的是此次地震……凌晨的学校里面怎么会有学生呢？

黄继光的故事

课文：火力点里的敌人把机枪对准黄继光，子弹像冰雹一样射过来。黄继光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更加顽强地向前爬，还有20米，10米……近了，更近了……黄继光突然站起来了！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站起来了！他举起右臂，手雷在探照灯的光亮中闪闪发光。

疑问：美军在朝鲜使用的M1918A2轻机枪，弹丸初速为853.4米/秒。高速枪弹遭遇人体骤然减速时，造成比弹丸直径大许多倍的严重破坏。当子弹穿过人体而去时，弹道周围组织又将刚刚吸收的动能向体内猛烈扩散，造成类似“爆炸”般的效应，使人体内瞬间爆出一个比弹丸直径大十几倍的伤腔。一颗子弹即足以打烂一个拳头大小的区域，黄继光不可能“举起右臂”，子弹从离心脏十几厘米远的地方通过，心脏也可能在瞬间遭到强烈挤压而破裂甚至被捣烂。

邱少云的故事

课文：为了整个班，为了整个潜伏部队，为了这次战斗的胜利，邱少云像千斤巨石一般，趴在火堆里一动也不动。烈火在他身上烧了半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熄灭。这位伟大的战士，直到最后一息，也没动一寸地方，没发出一声呻吟。

疑问：国外某研究机构把疼痛划分为十级，灼烧排位很靠前，正常人根本无法长时间忍受，叫喊和移动是自然反应，那时候已经不是大脑说了算的了。邱少云根本不可能半个钟头一动不动活活的被火烧死，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邱少云在身上起火前或者起火后不久就当场牺牲了，美军的燃烧弹燃烧的是他的遗体而不是活体，人死后是不存在什么“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坚强革命意志”的。

乌鸦反哺

课文：一只老乌鸦把两只小乌鸦带大，自己费尽了体力，老了，再也飞不动了。两只小乌鸦也长大了，但是小乌鸦没有忘记母亲的养育之恩。小乌鸦见到妈妈飞不动了，无法捉食吃，小乌鸦就捉来虫子给母亲吃。

疑问：这种传说除《本草纲目》中提及以外，暂无任何其他证据出现。同时，包括《本草纲目》在内，都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种乌鸦反哺现象的普遍存在，以及这种行为的科学解释方法。生物学上已经证明了，乌鸦没有这种习性。将鸟类的这种行为模式解释为报答母恩，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道德绑架模式。

肉眼看见长城

课文：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辨认出两个工程：一个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

疑问：平均宽度不足10米、狭窄而不规则的长城，在20公里外就很难分辨，如果说能从月球上看到长城，相当于在2688米外看到一根头发丝，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大气层、云层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照此推理，宇航员在太空绝不可能看到长城。

斑羚飞渡

课文：人追杀羚羊群，把羚羊群逼到了悬崖边上，悬崖离对面的距离超出了小羚羊所能跳过去的极限，羚羊王把鹿群分成年老的和年轻的两拨。年老的羚羊和小羚羊先后向对面跃去，当小羚羊到了极限即将下坠时候，在老羚羊背上一蹬，老羚羊坠入悬崖，而小羚羊安然到达对面。

疑问：课文描写的“斑羚飞渡”简直是一种绝技。这种绝技需要斑羚时间选择得高度精确、跳跃幅度控制得高度准确、跳跃技巧掌握得高度娴熟、对接时机衔接得高度吻合。而且羚羊还表现出一种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高度的团结协作和“心甘情愿用生命为下一代开辟一条生存的道路”的献身精神。

如果平日没有千百万次的训练，不似杂技演员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肯定不会创造奇迹。这样高难度的特技，斑羚们是什么时候、是怎样训练出来的呢？

教科书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查气象资料就知道，从1959到1961这三年，根本没有什么全国性的灾害，只有局部地区有灾，这属于正常情况。又说苏联逼债，其实苏联并没有逼债，而且还要援助中国，但中国不肯，不仅不要援助，还继续往外卖粮食，援助别国。1960年是中国饿死人最多的一年，也是外卖粮食的高峰。

关于义和团

教科书颂扬义和团是伟大的爱国运动，拳匪（官称义和团）虽然行为过火，但毕竟是为了反对外来力量。

事实是，拳匪除了初期杀了一些传教士，攻打使馆时杀了几个使馆卫兵以外，主要糟蹋的是中国人！繁华的前门商业街被一火焚之，无数中国人只因为沾了一点洋东西就被杀。趁机报复他人，杀人放火的，是当时拳匪的主流。

地道战

课本里地道战如雷贯耳，日本鬼子闻风丧胆！

真实的故事是如果你有条件，到教科书宣传地雷战的地方走走，这根本是一个意淫故事，包括吕梁沂蒙都没有地雷战的故事，日本军志、国军军志都没有这记录。自动地雷的制造十分复杂，土地雷的制造只能炸死自己。当地寺志记录土地雷爆炸，把自己村民和小孩炸死外，其他就没有下文。张思德在延安原来就是土地雷技术员，也由于缺少硝，改行做烧制鸦片技术员。

蒋介石下令不许抗日

课本里面的讲是蒋介石下令不许抗日。

事实是，1991年5月28日，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8人访张学良时问，蒋介石是否下过手谕令张不抵抗，张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我下的指令，与蒋无关。

白毛女的故事

事实是，黄世仁与杨白劳自小结拜兄弟,杨继承父业，后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黄借给他大洋1000元，并收留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无脸见人的杨外出躲债，误喝卤水身亡。黄厚葬了杨。

张衡地动仪

中小学教材里的张衡地动仪其实只是个模型，不是东汉古董。闫涛：“这个‘古董’是上世纪 50年代才造出来的。在上级有关精神指示下，王振铎根据古书描写的196个字，结合英国科学家的地震理论，设计并发明了这个张衡地动仪。由于选进了教材，国人都以为是东汉货色……”

白求恩的故事

课文《纪念白求恩》第一句“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来到中国。”事实上白求恩享年四十九岁。

飞夺泸定桥

根本没有那么回事。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的时候，亲口说的，不是事实，只是艺术创作，说是需要用这样的故事来鼓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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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告别谎言弥漫的时代

真相才是统治的基础，才是长治久安的法宝！——前言 　　毛泽东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诗中提到：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讽刺的是自以为是、不自量力的行为。然而，他老人家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主要死因是饿死。 　　吹牛皮、浮夸风的时代，曲解的不仅仅是现实，还有众多被扭曲的灵魂。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这个看似荒诞的不可能任务，在当时被蒙蔽双眼的国民来说，竟然成了顷刻间必然能达到的目标。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精神的毛泽东，违背了自然规则和发展规律，强行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彻底从唯物主义跌落到唯心主义的陷阱。被一堆堆虚拟数字冲昏头脑的当局，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这个数字在当时看来令人惊讶，但是居然谁也没有感觉到一丝毫的为难，在这个指示精神指导下，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翻了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 　　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浮夸风”的多年蔓延，导致从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主要体现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数字游戏，其影响之深刻、长远，扰乱了秩序，动摇了民心。 　　信息与真相渠道的闭塞，是大跃进、浮夸风能够最终致使几千万人饿死的主要原因。乡村、街道不断播放的最高指示，就是令群众盲目跟风并且坚定执行的罂粟花，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民众所能接触到的所能信服的也仅仅是这样一个个大喇叭而已，别无他物。“三人成虎”的现象，主导整个社会的舆论，少数人只要反对便会遭到千夫所指、口诛笔伐。 　　浮夸风的另一种体现是空想主义和自我主义，一般人认为本国人会比外国人更了解本国国情，因此当国外对本国有些不同的看法，超越了一些人自我界定的评价底线，就会暴跳如雷，认为外国人有意歪曲“事实”，但是“事实”是个很富有争议性的东西，正如眼见不一定为实，深层的内涵往往被风光的外衣包裹住，少数人能够探知些许真相的余晖也就是万幸的事情了。所以，大跃进为什么明明错误，充满坑蒙拐骗的色彩，却仍然可以成功发动，可以让那么多人听从？就是因为掌握了信息渠道，并且不断地去同化更多的人去相信。 　　掩盖真相、夸大事实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纳粹头目希特勒在这方面运用得可谓淋漓尽致。他常说：“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他以利相诱的谎言蜜语不但令众多的国内民众甘之若饴、如痴如醉，而且催眠了西方列强使之听其自流，任其所为。更拥有当时全世界技术最完善的无线电广播网，并将广播视为陆、海、空三个战场之外的“第四战场”，还在作战部队建立了专门的宣传连，无孔不入地进行隐真示假、谣言瞒天的宣传攻势。使得他在二战初期所向披靡，6周灭亡了西欧大陆，西袭英国、东进苏联，创下了令人咂舌的军事奇迹。 　　追溯盲从的根源，就是因为那时的民众缺乏主见、意识和思想，中国人从封建社会开始，一直被灌输的是“皇权至上”的奴性思想，建国后又接连遭遇到的一系列反常的政策和运动，政治局面以及社会秩序的急速转型，使许多人无法触及到中心，不得不接受被设定好的一切。 　　然而，谁也不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人。社会在不断进步，民众在不断醒悟，许多曾经被刻意掩盖的渐渐都水落石出，而且现在当局已经意识到真相才是统治的基础，才是长治久安的法宝！从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唤，到三聚氰胺的调查，到汶川大地震，到西藏问题，当局体现出比较开放的政治勇气，舆论的自由度也达到空前。这不仅是当局的创举，也是缘于社会进步和发展，信息收集的渠道得到拓展，像卫星、网络等。 　　让群众知道真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群众知道你故意匿藏了真相。没有谁可以长期地独揽真相知悉权，也没有谁可以单独承担真相的后果。因此，只有让群众完全了解真相，呼吁群众和政府一起担当，群众才会信任你帮助你维护你。路漫漫其修远，前进的道路曲折是一定的，但是最终突破也将是必然的。 　　（文章原创于2009年4月）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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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青杨：中国人为什么不敢说真话？

中国人为什么说谎？有人总结了让人不得不撒谎的很多理由：教育逼人撒谎：小学生接受《新闻联播》访问，就懂得配合说很黄很暴力；科学逼人撒谎：QQ发明了“隐身”，山寨手机发明了“彩话”（例如你可选择通话背景音是马路嘈杂声还是菜市嘈杂声），说谎科技层出不穷；官场逼人撒谎：有担任政府局机关秘书的人在发帖介绍写作技巧：“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我却写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爱情也逼人撒谎：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谎言就是“我爱你”，但谁又敢说自己全部看得穿。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说真话成了中国社会最稀缺的社会资源，说谎倒成了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八面玲珑的韦小宝是职场偶像，《潜伏》里的余则成也是。有职场生存术认为《潜伏》是白领阶层人际危机的反映，号召向余则成学习，平日说话九真一假——因为只有平时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生活中无时无刻都在上演一幕幕《宫心计》，是谁在逼中国人说谎？ 　　说真话的代价 　　在中国敢于说真话的历史人物中，一个人是司马迁。他因为在朝堂上因为为李陵说了句真话，结果惹得武帝大怒，竟被处以宫刑，生理和心理同时遭受伤害。另一个是海瑞，他的结局比司马迁幸运一点。海瑞因上书直陈时弊，惹恼了嘉靖被罢官。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是人们不愿说真话的重要原因。 　　近代也是如此，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鼓励知识界说真话，勇于批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足之处，结果等大家遵照指示大胆的说了，却被毛泽东以所谓“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罪名而弄得家破人亡，后来，毛泽东还得意洋洋的称之为“阳谋”。五九年反彭德怀以后，党内人士从此雅雀无声也不敢说真话了。就连有“国宝”之称的大学问家季羡林老先生，可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即使到髦耋之年，却还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到了近几年，类似的事情又逐渐多了起来，诸如彭水诗案、进京抓记者案、彭帅案等。有了这些经验教训，人民在说真话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我这样说会不会被跨省？“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这话是闻一多说的，要跨省请找他，与本人无关！那些有名的人都被抓了，我这样的普通人会不会更惨？这些念头生出了，让人民痛快的说真话也就难了。 　　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所以，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将父母的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无辜者如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外加拳打脚踢。 　　说谎话的“好处” 　　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说实话会让你得到解脱，但首先它会让你变得很讨人厌。我们的诚实总是找不到市场，所以我们不得不网游怕人妖、短信怕骗钱、QQ交友怕酒托、找工作怕传销团伙、学雷锋做好事怕资助了骗子。 　　比较而言，中国人拥有的说假话的权利更多。不像美国人，连总统撒个谎也要小题大做，非得弄成“xx门”不可。中国人的文化，美国人永远不懂。从赵高指鹿为马、李林甫口蜜腹剑、到林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中国人形成了“假话文化”，底蕴愈来愈深厚。平民百姓，为明哲保身，也不得不时常说假话。57年以后的“运动员”，有几个不靠违心的假话过关呢？当说假话成为生存的必需时，假与丑、与恶似乎就不能联系在一起。而当某些人靠说假话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时，假简直就成了光荣。 　　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帖子道尽《新闻联播》的成熟语法——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说谎为何成了一门“艺术”？ 　　有个真实的事情，一位局长退休后，单位人都为他开欢送会，结果有一个人指出局长把一个字的读音念错了，局长反问道：“我一直都这么念，你们怎么不早点说啊，如果早点说，我就改正过来啊。”一群人直到这时才说，以前指出怕局长不高兴，局长顿时感慨万千。是啊，以前哪个敢说局长的字念错了啊，除非他不想在哪个单位混了。其实这样的丑剧经常在我们生活中上演，而我们每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其中说假话的角色。 　　《皇帝的新衣》里要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情绪不稳定、牢骚满腹，多半是由于憋得慌。不说真话导致小道消息容易传播，由于信息失真，中国人的交往成本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内耗成了必需的负担，于是，人们只能依赖送礼、贿赂等不正常的形式撑门面、联络感情、获得对方信任。 　　很喜欢马克？吐温所说的一句话“永远都要说真话，只有这样才不用记住你所说过的话”。生活中，为了某些目的，如炫耀自己或隐瞒真相，我们经常都会说些大话、假话。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更多的时候则是为了那可怜的面子问题。有些人，不能说真话的时候，选择闭嘴；有些人，不能说真话的时候，就说假话。如果，说真话，会带来灾难，说假话，能明哲保身，那结果不言而明，实际危害的不仅仅是他人，受伤害的也会是自己，甚至国家。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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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思：中国人编造了“东亚病夫”谎言

这个话题，不是我第一次谈起，会让猩红眼睛的非sb的爱国者们骂王锦思八辈祖宗，sb王八蛋。可以查维基百科还是百度百科，尽管两大百科借鉴了我的说法，但是还是遵从更多的意见，看他们究竟说谁最先发明了“东亚病夫”这个词汇。 　　我想问非sb总骂别人是sb的人，一百多年来，哪个具体的外国人和西方列强骂中国人东亚病夫了？请指出来！或者说，个别外国人侮辱东亚病夫凭什么就当做整个西方世界或列强普遍性的侮辱，并值得我们一直念念不忘，发誓全民共诛之，共讨之。其实，个别细微的模棱两可的疑似东亚病夫的称谓大都出自中国人之口。 　　伦敦奥运会，喜欢金牌的中国人都有今朝翻身的得志得意，“东亚病夫”这个名字又被翻起，当做西方列强侮辱中国人的称呼被反复提起。 　　可是冤有头，债有主，“东亚病夫”这个名字真的是西方列强起的吗？究竟是哪个列强起了“东亚病夫”这个名字？几乎很少有中国人说得清，以为说得清的也往往说错了。 　　清朝末年，中国吸鸦片者吞云吐雾，麻杆身体，面黄肌瘦。1895年，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全国上下反思中国文化的声音开始萌发。 　　改良派思想家，后来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校长的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称：“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 　　这是中国第一次被当作“病夫”。严复可是中国人，并非西方列强的代言人。严复主张“鼓民力”，对症下药治疗。 　　严复以后，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沿用了他的这个提法。1905年，小说家曾朴在写《孽海花》一书中，用的笔名就是“东亚病夫”，表明身体欠佳，“病夫国之病夫”，以此躲避政治迫害。由此，“东亚病夫”一词正式出现并穿越时空至今。曾朴，地地道道的中国江苏汉族人。 　　外国人用“东亚病夫”一词，据说是从上海的英文报上《字林西报》开始的。1896年月10月17日，英国《伦敦学校岁报》评价甲午战争一文被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译发：“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此处也不是东亚病夫，而且如果说这是污蔑，也是说梁启超污蔑中国人。 　　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就作如是说：“而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鲁迅、陈独秀等思想家也多次称中国为“病国”、“病夫”。这种并非侮辱和嘲讽的定位，反映了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窘境。 　　笔者知道，最初的“病夫”、“东亚病夫”，不仅指中国人体质弱、体育落后，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的麻木、萎缩、愚味，以及面对极权统治的无动于衷、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和没有信仰等国民特性，还有清王朝的兵败、衰落之意。这在当时并非西方的诬蔑，而是中国思想家们所揭露的清末中国的严酷现实，更是一针见血地剖析和确诊，意在改变自己、催醒自己、拯救自己，并激励鞭策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自尊、自爱。 　　中国人传说，清末西洋大力士称中国人“东亚病夫”，武林大师霍元甲把大力士吓跑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一无所获，回国途经新加坡，遭到当地报纸一幅漫画侮辱，画题为“东亚病夫”。 　　但是仅以这两个事实证明西方列强都说东亚病夫过于牵强、以偏概全。即使这是西方人侮辱中国人，也改变不了“病夫”、“东亚病夫”一词最初由中国人发明的事实。况且，至今没人提供出上述传闻所写所画的出处和具体报纸报道，更很少能找到外国人某时某地有鼻子有眼地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应该说《精武门》等功夫影视剧对日本人蔑称中国人“东亚病夫”这一谬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情节如何生动，可惜都是虚构杜撰。 　　退一万步说，如果说“东亚病夫”真是日本人等外国人叫起的，那么解铃还需系铃人，宣称中华民族不是“东亚病夫”最好是外国人才更有说服力。事实上，笔者从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外国人奔走相告：“哎呀妈呀，你们中华民族太纯爷们了！我们再也不敢叫东亚病夫了！” 　　当时和现在的西方人的确蔑视中国人，但是“东亚病夫”并没有被他们当做侮辱中国人的蔑称。认为西方人用所谓的“东亚病夫”侮辱自己，恰好是中国人侮辱西方，并进而给西方起了许多侮辱性称呼。 　　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人打败，就根据其体貌特征，称为“鬼畜”、“大鼻子”、“老毛子”、“纸老虎”、“野心狼”。文革时期，上至领袖、下至革命小将称出身有问题的中国人为“牛鬼蛇神”、“臭老九”、“黑五类”。直到现在，还有人叫南方人“南蛮子”，叫蒙古族“靼子”，编造笑话歧视河南人，这些都严重恶化了区域关系和民族关系。 　　而今，自称不是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是否真正实现了严复、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家旨在改变国民性的设想。 　　而今，七成中国人处于亚健康和患病状态，大学生高达八成三眼睛近视，6000万残疾人，一亿人精神障碍，1.6亿高血压病人，2亿多男性性功能障碍，3亿人体重超标、随地吐痰，9亿人缺钙，几乎每个人都有牙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成为三大死亡病。纵观电视报纸媒体，许多都是医药广告。 　　即使体质健康，又能代表没病吗？孙中山、鲁迅、郭沫若都曾学医，治病救人，然而最后都认识到比治疗肉体疾病更重要的是治疗中国人精神疾病。 　　有些治疗肉体、社会和精神疾病的人也都有病，医生索要红包，教师骚扰学生，作家剽窃文章，记者胡编乱造，公检法徇私枉法。有时候，中国人开玩笑、骂人都说“你有病啊”，被骂者反骂“你才有病呢”，甚至干好事也被骂为“有病”，我因为呼吁918鸣警报纪念抗战，就被人骂为“王锦思有病”。 　　正因如此，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人还是东亚病夫。

来源: 凤凰博报 | 来源日期：2012-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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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阳：80后的成长过程充满了假大空

前一段时间休假回家，老家的房子紧挨着我曾经读过的乡镇小学。上午10点左右，响起熟悉的广播声音，一群孩子在广播中传来的稚嫩声音的指挥下有序地踏步，然后开始聆听校长讲话，接下来则是集体做广播体操。

这让我想起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除了中考、高考等考试是最为沉重的包袱外，那段经历几乎成功塑造了少年时的性格和三观。比如，在小学四年级时，我也曾扮演过小喇叭的角色，对我来说，最兴奋的不是可以喊口号指挥小朋友们原地踏步，而是可以免去几十分钟的烈日暴晒。家长们和老师们视这个岗位为荣誉，而之所以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多半与学习成绩有关，而我还有另外一个加分因素——所有的老师都是我爸的同事，看着我从开裆裤时期开始成长。

除了关系户外，班干部们的职位高低几乎和成绩挂钩，只有劳动委员和体育委员例外，高大威猛、发育较早的孩子是这两个职位的常客。从小学高年级开始，细到每个班级，都有类似于党和政府的“两套班子”，每个班级都有班长和团支书（中队长），各种组长和委员。

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初中时的黑板上有一期专门介绍班（团）干部们的职责，对组织委员一职的要求上写着：“积极配合团支书完成上级团组织交付的任务、掌握近期班级思想动态并及时向班主任报告。”

维护秩序是班干部们最主要的职责，而“掌握思想动态”这种意识形态极浓的话语背后是最早的“政治启蒙”，在那段几乎每个人都参与过的“作威作福”的岁月里，班干部们拿着本子登记迟到早退、自习课上窃窃私语、没认真做眼保健操的同学以及值日的同学扫的地板干净程度，课后向班主任汇报，这种打小报告行为因不断被强调的“集体荣誉感”反而变成了道德优势一方——挂在教室里最为显赫位置上的流动红旗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上述现象被登记的次数，而班级内部的监督制度是很好的演练和预防措施。

轮到上回被登记次数最多的小组（班级）的小干部们成为监督者时，多少会夹带私货，对其他小组乃至个人实施报复，小班干部们手里的这种权力很容易就可以出租出去，比如为了哥们或者更加关照自己喜欢的漂亮女生。对班主任和年级组长来说，这种学生内部的斗争是喜闻乐见的现象，因为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保证教学和校园秩序，以便应付各种上级的文明校园检查。

班集体的歌唱比赛的名次，以及本班级得以进入学校组织的专门用来欢迎各级领导视察的腰鼓队、喇叭队的人数，是班主任在学校里的“外交能力”、校领导喜爱程度和人品的重要指标。家长们和老师们认为，这样的校园氛围最有利于出成绩，为了达到结果，可以牺牲孩子们的天性。

今天看来，这种强调秩序和集体荣誉感的校园教育并没有为它的产品带来良好的文明习惯，甚至相反，比如公共场所排队等。越是落后的地区的校园，越压抑个性强调秩序，若是纵向比较，与父辈们相比，这种高压校园维稳氛围已经在80后接受教育时淡化了许多。总体上看，发达地区的年轻人在更有个性的同时也比老一辈们更加注意公共秩序的遵守和维护。

与秩序相对应的还有这种秩序下的三观塑造。

我常开玩笑，我们这代人中有不少人或多或少患有“小学班干部”综合症，以至于我们在一些场合总是像通了电一样，不由自主扮演自己讨厌的角色，既惧怕权威又渴望权威认可。这种权威可能是老师或者父母，亦或是业内前辈、体制、行业标准。

为了获得认可，假大空的各种心得体会几乎是每个80后儿时的拿手好戏。那天我在家里无意翻开自己一篇小学时写的作文，老师在下面的评语是：“这篇读后感通篇充满了小作者的激情，全文结构合理，多使用排比句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最后落实到‘为振兴中华而学习’上，切合实际。”那篇读后感是课后作业，读的是当时每人人手一本的“课外读物”——《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开头我写着：“阅读了《迎接香港回归祖国》一书，我为香港屈辱的历史而悲愤，但更为香港同胞与帝国主义者侵略英勇的斗争而感动；为西方殖民者的残暴统治而愤慨，更为艰苦奋斗的同胞们即将回归而翘首企盼。”

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我小学时写的作文。

中学时，有一次老师义愤填膺地突然宣布休课一节，因为我们的大使馆在南联盟被轰炸了。我深深感受到整个班级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悲愤中。老师不仅是一位渲染气氛的高手，而且知识面突然变得极为丰富，引经据典地把“中华民族苦难史”陈述了一遍。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年后高中历史课本的内容。我问过其他班级的小伙伴，他们的班主任也大概如此，而且大家一致认为那是老师们最为大胆的一次课堂演说，因为老师含蓄了批评了政府，并用了“软弱”一词。

两年后，又是一个课堂，不同的老师，但同样的形象和演说再次出现了。那是911恐怖袭击，当老师们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课堂上竟然欢呼雀跃。这种欢呼一直延续到中午食堂吃饭时，当时同学们正在边吃饭边收看午间新闻飞机撞击世贸大楼的画面。在随后的作文课上，一位今天看来知识结构十分丰富的同学被老师批评得体无完肤，这位同学选择了911当作文题材，批评同学们狂欢的现象，并使用了“善恶二元论”等许多同学看不明白的词汇。老师对这位同学很失望：“你明明是个好学生，不能走歪路，这样的作文在高考中会吃大亏。”

幸运的是，总是会有些老师在适当的时候成为这种教育的搅局者。高一时，班主任是大学应届毕业生，虽然他是物理老师，但在他的课堂上，我知道了黑豹乐队。而历史老师在讲述一些敏感问题时，会和生物老师遇到男女生殖系统章节时一样直接跳过，让同学们自习，但在私下的交流中给一些暗示。

因为这样的文字和“三观正确”的答案能带来好成绩和老师们一致的好评，甚至可以代表班级或者学校参加各种作文、朗诵、演讲比赛，会驱使自己更加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老师们的态度会强化这种现象，我一位要好的朋友告诉我，她在高中时，成绩一直很好，被视为帝都和魔都一流大学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最后的高考没发挥好，但她依然考上了一所985工程高校。在填报志愿那天时，她和父亲远远望见年级组长朝他们走来，父亲向老师问好，但被老师视为空气，直接飘过，而在高考前，她是这位老师嘘寒问暖次数最多的学生。

更早的小学时，我曾和我的同桌玩得很好，但因为他成绩差，虽然每次调皮捣蛋都是我开的头，但很多坏事，老师坚持认为不是我干的，这位同学替许多“好学生”背黑锅。更狠的是，一次课堂上，他答出其他同学答不出的一个数学题，老师对他的评语是“猪八戒终于立功了”，我不知道这样的评语对他的伤害有多大，但是此后他的确从未举手回答过问题。

上周和几位同行聊天时，聊到对90后、00后的看法。我和另外一位同行坚定认为和80后相比，他们更有希望，因为他们更有个性，身上的一些劣根性会少许多，他们漠视权威，自我但也更加尊重他人的私权。但持不同观点的朋友认为，他们功利性太强，对传统社群过于疏离，对功利法则潜在认同。或许，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和我们一样，这款“产品”也转型得较为不彻底。

不得不承认，我对90后和00后充满好感可能是因为极为讨厌自己以及自己周边同龄人的劣根性。虽然许多80后在高中或者大学、工作后阅读了更多书籍，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经典著作的重新洗礼，在不同阶段开窍后会重新审视过往的经历，但曾经接受过的教育多少会植入一些劣根。

因为就业市场的多元，艺术和职业技能比过去受到更多地重视，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唯一的途径，我本以为这种校园氛围应该会越来越淡化。但每当我们这些恰逢婚育年龄的80后同行、同事、同学聚会时，都会变成对下一代即将面对的校园教育的批判大会。

一位朋友是海归博士，孩子出生在英国，小朋友随父母回国后在国内幼儿园上学。某天，幼儿园的老师通知朋友，让家长明天不要送小朋友来幼儿园：“明天有教育局的领导来听课视察，你们家小朋友太好动了，坐不住，会影响课堂秩序。”这让朋友哭笑不得，孩子已经习惯在大不列颠的幼儿园课堂上随意走动，在那个国度，乱哄哄的幼儿课堂是常态。他们家小孩是我和太太见过的最聪明的小孩之一，活波可爱且有礼貌，而且英文和中文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很强，但或许早慧对没有成绩要求的幼儿园来说，并不是可以让老师们喜欢的优点。

另外一位公务员朋友、年轻的妈妈在朋友圈里吐槽他们单位周边的小学：“孩子们排成队在校门口喊‘老师好’，每天100遍；小班干部们对不听指挥的同学颐指气使；广播台传出小女孩憋着嗓子朗诵无病呻吟式的假大空散文；老师改作业也和20年前一样矫枉过正；听说买学位房入校的孩子被集中在一个班，安排最没经验的老师带……25年前我们经历过的还将在咱孩子身上上演，没有进步反而愈演愈烈。”

但幸好80后的后代的父母会反思，相对多元的今天，校园教育也不再是获得知识和塑造三观最为主要的途径。而在我们读书的年纪，除了少数靠谱的父母外，大部分父母和老师的教育观十分接近，甚至会托各种关系嘱咐老师“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只是每当看到周边的年轻父母们不得不为了孩子去奋斗一套所谓的“学区房”时，这样的吐槽让人十分惆怅和伤感且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