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慧园》管季超说：我最喜欢的人是王世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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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大玩家玩出世纪绝学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25日 15:32 文物天地

王世襄先生驯鹰

　　吴志菲
　　衣着随便，为人朴实，谈吐随和，走在大街上就像随处可见的心宽体胖的大师傅，绝想不到他是鼎鼎有名的收藏家、文物鉴赏家。这就是京城大玩家王世襄。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不经意间“玩”出了一片新天地。
　　6年前，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作为荷兰享有极高声望的文化奖项，克劳斯亲王奖每年颁发一次，其中最高荣誉奖一人，荣誉奖10人。王世襄是获得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这一年，该奖的主题是“工艺的生存与创新”，所关注的是对传统工艺和手工制品的改进，把最高荣誉奖颁发给王世襄，是为了表彰他“对中国工艺的专业与创新性的研究”。克劳斯亲王文化与发展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芙女士说，王世襄长于对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的研究，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收藏，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得到鼓舞。
　　2009年11月28日，这位95岁高龄的“中国第一玩家”在北京辞世，去和在天堂等待他6年多的爱妻袁荃猷相会了。
　　几经起落的人生
　　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旋即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的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20多岁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的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1948年，王世襄在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时，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考察期满，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主任。1953年，王世襄竟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雇，离开了他视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岗位。幸亏又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一晃就是10年。这10年，他上班搞音乐史，下班还是搞他的文物研究。
　　1957年，王世襄在鸣放会上提出“三反”运动不应该大搞“逼供信”，不应该没有确凿证据就给他扣上“大盗宝犯”的帽子关进看守所；更不应在公安局已经作出没有盗窃文物的结论之后还被解雇，通知他去劳动局登记，自谋职业。他提出应抓紧培养文物工作干部，否则将有青黄不接之虞。他还写了《呼吁抢救古代家具》的文章，建议对明式家具加强保护和研究。这一切在当时已经足够打成“右派”了。
　　可喜的是，一顶“右派”帽子并没有使他气馁；岁月蹉跎，并没有使他消沉。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王世襄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包括《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这近乎奇迹般的成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折服、感动。
　　1962年，王世襄才归队，调回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不容分辩地被划入“四旧”之列，并随时可能在乱哄哄的抄家中遭到毁坏。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所在单位的反动派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面对“浩劫”，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王世襄曾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很坎坷。‘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右派’，到大革命(‘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当时身患肺病，医生本不让去，但军宣队坚持非去不可。没办法，只身来到向阳湖，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在这里，王世襄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幅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居然不治而愈。
　　后来，他的夫人袁荃猷在团泊洼干校劳动，忽然得了精神分裂症，单位打来电报催他去看看。他当时身上只有25元生活费，赶紧借了一点钱准备应急，没料想请假时军宣队竟不批准。王世襄无奈，只好打电话托北京的朋友前去代为探视。好容易等了两年，他才被恩准可以探亲，岂知到团泊洼的第二天，咸宁干校就来了电报。他火速赶回向阳湖，一问事由，才知道是因为报载基辛格的助手黑格来华访问，军宣队怕有“特务”嫌疑的王世襄与之挂钩！王世襄曾感叹道：“这真是太无人情味和幼稚可笑了！军宣队也确实看得起我，虽然解放前我被派往美国考察博物馆一年，但别说黑格，白格我也不认识呀！”
　　鄂南咸宁，山青水秀，一派典型的南方田园风光。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尽管劳动艰苦、生活清贫，但出生在书香门第的王世襄终有一个机会全身心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他好玩的天性在这里找到了应有的乐趣。他感到周围的山水，放养的牛、鸭、猪，都是那么亲切可爱，那么充满情趣，那么富有诗意。在这里，他很快成了养牲口的行家里手。在向阳湖菜畦边，他曾即兴赋诗，以明心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身在农村，王世襄眼中见到的塘边荷叶田田，湖岸杨柳依依，就像宋代大画家赵令穰的《湖庄清夏图》，是那样的妍丽恬静。他陶醉于大自然的湖光山色，自有无穷乐趣。一首《养牛》诗中，他这样写：“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我学村童君莫笑，倒骑牛背剥莲蓬。”不仅如此，他一有闲暇，就跟当地老乡学采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乐此不疲。期间，他常常跑到干校所在地向阳湖边向渔翁老韩求教打鱼，“未曙出湖，日上而返”，并不影响一天的劳动。
　　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还带回不少湖北咸宁的花卉。此时，人们的狂热已经过去。他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在注意“影响”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髹饰录解说》的修订上面。此书曾于1958年完成初稿，并刊刻油印问世。1962年，他回到文物部门后着手补充修订，直到“文革”前夕。
　　回首一生，王世襄生前认为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在日本投降后为国家收回几千件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的编写。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除写作本身艰难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终，于1983年终于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该书成为文物工作者、美术学院师生的重要参考书，成为漆器制造企业的主要教材，亦深受海外学人的重视，被广泛引述。         
　　玩物不丧志
　　编著画传《王世襄———找一片自己的天地》的作家李辉曾说，在众多文化老人中，王世襄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另类”。他在京城有“大玩家”的美称，就是这个玩家最终成了收藏家、学问家。
　　王世襄的少年时代是无忧无虑的。他出生于书香门第，长在京城的官宦之家。祖上三代，有进士出身、威震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他们的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时局中养成的“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对王世襄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说到为何没走上与先辈一样从政的道路，王世襄曾笑言：“父亲不让我进官场，认为没有意思，不如学一门技术。”
　　王世襄出生于1914年。此时，其父任职外交部条约司，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事。王世襄就在这样温馨的家庭里度过了婴幼时期。
　　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授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他父亲又专门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办的学校去读书。王世襄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常使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他曾说：“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
　　不过，优越的环境和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燕市少年”崭露风貌。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还在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邓之诚在燕大算是名教授，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原来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教室温度当然比外面高，蝈蝈在他怀里呆得挺舒坦，自然要振翅高歌。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个精力旺盛又“不务正业”的学生称为“未知数”。及至1948年王世襄由故宫博物院指派，赴美国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时，洪煨莲对他的印象才稍有转变，直到1980年王世襄带着一大摞著作再专程去波士顿晋谒老师时，洪老对他才另眼相看。
　　王世襄的少儿时期在宁静而闲适的家庭氛围里过得快活自在。京城的各类传统玩意儿，除了京剧、养鸟这两项他没有“深情投入”，其余杂七杂八的玩意儿都玩得有板有眼。他先养鸽子，用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多年后，他还趣味盎然地回忆：“犹忆就读北京美侨小学，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poor，差等)！’”由此可见，王世襄当时对养鸽入迷到什么程度。稍大，他又秋捉蛐蛐，冬养鸣虫，还学会了在葫芦上烫花的技艺。除此之外，他又拜清代善扑营布库(宫廷摔跤的功勋运动员)为师，学习摔跤，还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只有赳赳武夫才玩的放大鹰和养獾狗……其间，北洋政府的垮台，国内的连年内战，日本人在东北、华北的步步紧逼，似乎都没有触动这个京城少年。玩，成为他这一时期生活中的主旋律。
　　在玩乐中，王世襄结交了京城各阶层不少玩得有名气的朋友。正是在这些广泛的交游中，他逐渐消除了世家子弟身上的傲慢习气，多了一些平民气质。在顺其自然的玩乐中，他增长了见识，强壮了体魄，陶冶了性情，培养了专注、痴情与执著，铸就了豁达乐观的性格。而与那些善良质朴的平民百姓称兄道弟，也让他学到了许多玩的艺术以及人生哲理，于他后来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大有裨益。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功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贫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
　　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曾说，在王世襄的诸多爱好中，最喜欢的是鸽子，而居住大杂院无法养鸽子则是他的最大遗憾。一次，王世襄赴郑州参加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当地正在举办观赏鸽大赛，他便兴致十足地走进了鸽群。在这里，他发现了许多久违的名种。鸽子的主人们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很快就发现了这位老人与鸽子之间有种天然的亲近。一个年轻人指着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王世襄：“您认识它们吗？”“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将这对几近绝迹的名种送给他。
　　王世襄的玩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广泛结交有一技之长的玩友，真正做到用心钻研，虚心请教，并且广泛搜集资料，或一篇篇、一本本形诸文字，或把某一专题的资料辑录起来，配以图片，为人们留下可资追慕的旧日生活图景。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王世襄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研究的心得。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不失为一位玩物并研物的大玩家。玩还能陶冶人的性情，让人长寿。正是因为喜欢玩，王世襄才能到90岁时还不觉得自己老。有人说他是生活的美学家和哲学家，是生活的艺术的实践者。
　　君子何必远庖厨？在传统文化的视野里，文人学庖是一种雅士之乐，自古而今，这种自寻其乐的美食名家一脉相承。善吃、善做、善品评，是王世襄在美食方面的“绝学”。王世襄在圈内被称为“烹调圣手”，为大美食家汪曾棋先生所推祟。京城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之一，便是王世襄常应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厨具，自行车上装备亲自挑选的原料，亲赴诸好友府上献艺，而品过其所做菜肴者，无不自此“三月不知肉味”。
　　据王老自己回忆：“幼年读书之余，我喜欢进厨房去看厨师做莱。那时我家的家厨，多是从各地请来的名师，技术十分高超。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儿都行。各帮菜我都学，做菜的兴趣越来越浓，交了不少厨师朋友。在这些人主灶的饭馆里，我去吃饭或请客，他们都让我自己上灶炒菜。年轻的时候，一次做几桌莱，不以为是难事，反以为是乐事。很多年过去了，不少厨师一直认为我是他们的同行，而并不知道我的真正工作单位是在故宫里。”
　　王世襄的拿手菜不少，其中仅香糟菜就有糟熘鱼片、糟煨茭白、糟煨冬笋、糟蛋海参等好几味。此外还有海米烧大葱、雪菜烧黄鱼、火腿菜心、鸡片烧豌豆、搪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面包虾……好菜在口味，不在原料贵贱。一次老友聚餐，要求每位现场烹制一菜，有鱼翅、有海参、有大虾、有鲜贝，王世襄做了一个冷门菜：焖葱，结果被大家一抢而空。他晚年所写关于美食的文字，亦获美食家们的好评，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自称为“琴奴”
　　正如李辉先生所言，2003年这个秋天，是王世襄先生悲欣相交的季节。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几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于10月29日故去，留下他孤独地面对窗外枯叶飘落。也在这个秋天，世界著名的文化奖项之一——荷兰克劳斯亲王奖，在10月宣布将最高荣誉奖颁发给他，奖金为10万欧元。
　　王世襄对获得此项殊荣感到高兴，他认为自己60年来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妻子袁荃猷的支持。过世之前，袁荃猷已经知道他将获此奖，并十分赞成他将全部奖金捐给希望工程，建立一所“中国－荷兰友好小学”。王世襄与袁荃猷于1945年冬在相恋5年后结婚。知书达理的袁荃猷，不论王世襄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支持着他，理解他的追求，成为他躲风避雨的最好港湾。
　　2003年11月26日，在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开槌的“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气势如虹。专场所展示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皆为王世襄、袁荃猷夫妇倾半生精力孜孜以求，精心选择的文物精品。王世襄曾说：“俪松居的珍藏应有个更适合的安排，使之能发挥多一点社会文化效益。”也许这就是王世襄为何要筹办这场拍卖会的原因。
　　王世襄在收藏这些藏品时，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支持，全凭自己的学识与眼力，点点滴滴积腋成裘，其间付出的心血与精力非“甘苦”二字可以道出。这些藏品不称王世襄收藏，而称俪松居收藏，这里又蕴涵了王世襄、袁荃猷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深厚情感。如所藏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等唐、宋、元、明古琴，皆因袁荃猷善抚古琴。袁荃猷14岁即师从汪孟舒先生学琴，造诣极高，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琴艺更为精进。袁荃猷弹琴，王世襄则为其服务，自称“琴奴”。后见一铜炉本无出奇之处，唯其底款方印为“琴友”二字，王世襄便欣然收藏，足见先生内心之细腻和对妻子的深情。“大圣遗音”琴原为北京著名琴家锡宝臣先生所藏，1948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妇以饰物3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再加翠戒3枚换得。
　　拍卖会上，此琴以250万元底价起拍，最终成交价891万元，创造了中国古琴拍卖世界纪录。
　　王世襄学识渊博，极富才情，其文章诗词通畅晓达而富有哲理，同时又真情毕露，令人过目难忘。王世襄对藏品观察之敏锐、鉴别之精妙、取舍之独到为世人所公认。中国嘉德所拍之俪松居藏品几乎每件都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动人经历，王世襄把它们一一著录于《自珍集》中，取敝帚自珍之意，将其中故事娓娓道来，令读者观之心动。《自珍集》既开启了文物图录的一种独特的全新面貌，也为藏品被世人所认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收藏家说，俪松居藏品如到了常人手中，如无《自珍集》的诠释，其市场表现定会大打折扣。当然，收藏家们收藏的还有一份王世襄、袁荃猷在文物界、收藏界特有的人格魅力。
　　俪松居藏品拍卖的大获全胜令收藏界兴奋不已。2004年初，中国嘉德举办迎春书画专场拍卖，图录中将王世襄的另外一部份书画藏品标以俪松居所藏。王世襄不悦而断然将参拍藏品全部撤拍。这批参拍书画本不乏高其佩、金农、陈曾寿诸名家作品，何以不得进入俪松居？王世襄认为，这些书画只是家藏之物，但不符合俪松居的收藏品位，断不可与俪松居藏品相混淆。王世襄对自家藏品分类的认真与执着，令人感叹。
　　在“偏门”与“冷门”中摸出门道
　　有人说，王世襄治学的精神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这是事实，他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他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状况。对于明式家具的研究，也需要对实物进行观察。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往往要抢在被家具铺买去之前下手。他经常冒着严寒和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鲁班馆家具店，晓市的旧木料摊，打鼓收旧货的人家，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早年在搜集过程中，他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县、保定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子垫在炕沿上当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然而，全靠独立搜集毕竟有限，王世襄每每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而痛失良机。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朴质，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王世襄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了口不卖了。两天以后，王世襄路过东四的挂货铺，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王世襄锲而不舍，隔三差五就到梁家。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跑了二三十次，最后他花了400块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买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老先生对这对杌凳格外看重，买回去后重新拾掇了一番，其图片收录到了他的《明式家具珍赏》中。
　　这样的生活，占尽了他全部假日，也耗尽了他全部积蓄。王世襄搜集家具的狂热，得到了妻子袁荃猷的支持。这位在音乐方面学有专长的贤内助，一心成全丈夫的研究兴趣。丈夫把大部分的钱买了木器，她尽管衣着朴素，生活节俭，有些年手头还拮据，但她全无怨言，而是怡然自得地和丈夫共享从家具研究中得到的乐趣。
　　到底明式家具的特色在哪里？为什么能吸引着王世襄60余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呢？王世襄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传统家具从明代至清前期发展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家具，采用了性坚质细的硬木材料，在制作上榫卯严密精巧，造型上简练典雅，风格独特，现在全世界都公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家具流派。王世襄说：“到了明中叶，家具不只工艺好，木料也好，尤其是以黄花梨、鸡翅木制作的家具，天然纹理，尤为华美。但是到了乾隆时代，风格大变，为了样式新奇有时竟采用不合理的结构，结果是雕饰繁琐、华而不实的家具竟成了主流，明式家具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到这时已经面目全非了。”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这些年来，王世襄潜心于发掘濒于失传的“冷门”学问，他编著的《明代家具珍赏》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更为收藏家或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有人说，他“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或后无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
　　王世襄十分重视木工技法和保存在匠师口语中的名词、术语，因为这样的活材料是不可能在书本中找到的。认识王世襄的朋友，在早年经常看到他穿着破背心短裤，和北京鲁班馆的老师傅促膝讨教。面对着不同的家具，一个个部位，一桩桩做法，仔细询问，随手记在小本子上，回家再整理，不懂则再问再记，直到了然于心，然后再用文献古籍上的记载相互印证。《明代家具珍赏》一书书后所附有的许多诸如“罗锅枨”“鼓腿彭牙”等近千个条目，多数是他向老师傅请教而来的。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句名言恰好反映在王世襄锲而不舍的严肃治学态度上。他征引一条资料一定要反复核实，绘制一件家具一定要搞清它的结构，完成一本书一定要加上索引，以便于读者查阅。他依靠独到的研究方法，把前人物化在实物之中与口传心授于老艺人头脑中的学问都发掘出来，从而获得了古代漆器和明代家具的奥秘。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每一件实物都是实事求是的，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没有空话，没有疑似之词，没有牵强附会之说。
　　玩即学，学亦玩。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兴趣五花八门，做学问也常出旁门左道，但孜孜以求，勤奋耕耘，最终成果硕然，成就一家之言。虽然早就在中国的文博界乃至海外的收藏圈内大名鼎鼎，但功成名就的王世襄丝毫没有什么“大家”“学者”的架子，一身朴素的中式服装，一幅平易近人的长者姿态，一口地道的京腔京韵……尤其是那大俗之中见大雅的学者风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玩家的境界尽隐于这平凡朴素之中。老人走了，他的人生传奇将成为文博界的一道特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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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生活就是艺术  

2008-04-03　来源：书摘　作者:王世襄 　

王世襄先生

　　本文原为与记者的对谈，为节省篇幅已删去记者的问话，并有所删节。
　　我出生于书香门第，长在京城的官宦之家。明代，先祖从江西迁至福建，是福州的望族之一。进入清代，我的高祖、祖父、父亲均在朝中做官。高祖王庆云，《清史稿》有传，曾任陕西、山西巡抚和四川、两广总督及工部尚书等职，著有《石渠余记》一书，讲述清初至道光年间的财政。祖父王仁东，曾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为官后举家从福州搬到北京。祖父的哥哥王仁堪，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丁丑科状元，出任镇江、苏州知府，是有名的清官，曾上条陈劝阻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梁启超是他的门生。父亲王继曾，毕业于南洋公学，公元1902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国进修，由此开始他的外交生涯。公元1909年，父亲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旋即改任法国留学生监督，携夫人再度赴法国巴黎。民国初年，他回国后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公元1914年，父亲买下了北京东城芳嘉园的一座四合院，就是我居住约八十年的京城老宅。公元1920年，父亲出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两年后，他任满归国。随后，他曾经在孙宝琦执政的北洋政府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祖上三代，有进士出身、治理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他们的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时局中养成的“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对我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父亲没有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后来首都迁南京，北京日益萧条，他没有工作，有两所出租房租不出去，生活很窘迫。过去买的一些宋元瓷器和明青花都变卖了，借以生活。母亲也从此时得了高血压，和生活窘迫有关，五十多岁就去世了。不然的话，还可以多活几年，多画一些画。
　　我母亲的家位于江浙两省交界处的南浔小镇，濒临太湖，住有不少大户人家。金家就是其中之一，很富有。外公一直住在南浔镇，发家立业的是他的父亲，做蚕丝生意。外公没有出过国，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创办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到英国留学。公元1900年，金家兄妹漂洋过海，前后历时五载。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公元1905年，他们学成归国后均各有成就。
　　大舅金北楼先生是非常有名的画家，他功力很深，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能，还创立了当时最重要的研习国画的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学生很多，影响很大，还和日本交流画艺，是画界的领导人物。
　　我觉得北楼先生的花鸟已经开始有自己鲜明的面貌了，可是那些得意之作都留在家中，“文革”时全被人抄走了，到现在还没有露面。当时他是北方画坛的盟主，地位超过张大千，可是现在他的画的行市比较低，因为人们没有看到他的铭心之作。如果他活到八九十岁，一定有大成就。
　　我母亲也是当时女画家中的杰出者。字也写得好，小楷完全是晋唐风韵。幼年时和舅舅们一起在家馆学习。一天她父亲对老师说：男孩子读书写字，请您多加管教；女孩子早晚出嫁，不必太认真。我母亲听了很生气，认为不应该重男轻女，所以读书、写字、作诗词等特别用功。后来除大舅外，几个舅舅都不如她。
　　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都擅刻竹。尤其四舅搞了一辈子竹刻，被公认为近代第一家。
　　我有一个哥哥名王世容，比我大两岁。他聪明好学，又懂礼貌，亲朋都十分爱他。而我则顽皮淘气，不肯念书，到处惹祸，如上房、打狗、捅马蜂窝等，亲友都讨厌我。世容不幸十岁时病故，大家都说“可惜死了一个好的”。我母亲剩我一个，不免开始放纵溺爱。但有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
　　我十岁时开始养鸽子，每天举大竿子撵鸽子，这对身体无害，可以准许我养。此后开始又养蛐蛐（蟋蟀），不仅花钱买，还结伴去郊外捕捉。出一身臭汗，晒得很黑，但步行多少里，也是个好锻炼，所以母亲也准许玩。此后又学武功，请老师教八卦和太极拳。我还拜清代遗老宫廷运动员学摔跤，他们都是有等级的“扑户”。从此身体特别好，在美国学校曾把美国同学手臂摔断过。

1948年王世襄考察美国、加拿大博物馆。此为调查手稿《甘泽滋城奈尔逊氏艺术馆》晒蓝本。

　　燕京大学附近我父亲有一个园子，被人称为“王家花园”。实际上只是种些蔬菜，栽些松树而已。只有几间平房和泥顶的花洞子。我大学四年除了上课，就在这儿度过。在那里养鸽、养鹰、养狗。还有两位爱鹰、爱狗如命的朋友，但已穷极潦倒，愿意和我一块儿玩，有粗茶淡饭就行，不要工资。他们都是老行家，教我如何驯鹰驯狗。程砚秋的叔叔荣三爷就是其中的一位。 　　关于我当年的各种玩好，到七十多岁时我都写成专著或文章，不少读者可能已经看过。如未看过，不妨找书看看，我不愿也不可能再叙述一番。如再写一次刊登，未免有骗稿酬之嫌了。
　　我父亲曾出使墨西哥，回国后考虑到可能再派出国，所以把我送进美国学校，以便将来带我出国，可与外国学校接轨。这是一所专为美英侨民子女开办的中小学，学生全讲英语，只有少数中国学生。我在此从小学三年级上到高中毕业。英语不用学，听就听会了。1948年我去美国参观考察博物馆，人们都认为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可是英文我并未学好。英文好必须多看书，多写作，不用功不行，所以我的英文始终是低水平。每天下午回到家中，又请饱学的国学老师教我两个小时。直到1934年上大学才停止。老师十分认真，从国学基础课文字学、经史到诗词、骈文等都教。但除了诗词我比较喜欢，学到了一些以外，其他各门都没有用心去学，实在辜负了父母和老师，不过文言文还是勉强能写的。
　　1939年我母亲病逝，给我极大的震撼。深感玩了多少年，实在让父母伤心失望，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年考上研究院国文系，仍住在园中，但所有的玩物都不要了，鸽子送朋友，狗成了看家狗，专心致志，上课读书，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大转变。由于受家庭影响，也由于狂妄无知，第二年上报《中国画论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这是我最早写又是最难写的一本书，也是未写完已觉得不满意并有羞愧感的一本书。在园中一住又是三年，论文只写到宋末，获得了硕士学位。
　　20世纪50年代末，我父亲已去世。北京大学占用了燕京校园，需要办一个托儿所，和我联系购买此园，我同意卖给了北大，此后我再也没去看过。后来北大又将托儿所改为小学。完全出我意外，去年夏，小学校长来到我家，他说王家花园的松树已长大成林，十分幽美。又有一棵柽柳，通称三川柳，长得特别高大，北京市园林局定为受保护的珍贵名树。因此北大小学已成为北京极少数的园林式小学。
　　研究院毕业后，北京是沦陷区，一工作岂不成了汉奸。我仍住园中，准备利用燕大的图书馆，继续写完《画论》。不过1941年年底珍珠港事件后，美日宣战，燕京被日寇占领，我只好进城回家了。回家后，父亲说做事要善始善终，你在家好好地把《画论》写完。我又努力干了两年，全稿长达七十万言。但缺少自己的分析与评价，必须再用几年时间，修改一次，才能提高。所以长期束之高阁，不敢示人。直到八十岁后，一目失明，自知已无能力重写，又恰好有出版社愿为影印时，才得问世。
　　写完《画论》，此时我父亲已年迈，身边仅我一人，但他还是下决心要我离开北京，南下谋生。我经过成都，燕大复校，梅校长留我当助教。我不愿教书而未就。到重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是我父亲的老同学——同意我任秘书，因只能伏案写公文，不可能见到文物，学不到知识，故请求故宫复原时再参加工作。我很想去历史语言研究所，那里集中了多位大学问家，可以求教。请梁思成先生带我去见傅斯年先生，傅先生只问了一句话：“你是哪里毕业的？”我回答：“燕京大学。”他说：“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我只好告退。最后梁思成先生收容我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名义是助理研究员，实际上是学徒。在学社我有机会阅读《营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则例等，增加了我对传统家具的兴趣，对我后来的研究方向起了引导作用。
　　日寇投降后，我被派到北京清理追还战时损失的文物。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在平津地区为国家追回文物共六批，总数有两三千件之多。如加上从东京运回上海的善本书一百零七箱，数量当以万计。
　　文物是我经过调查侦察，会同国民党官方机构行政院院长驻北平办公处、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等，迫使对方交出文物，押送故宫，由故宫工作人员清点接收入库的。实际上我只有在点交时才看见文物，点交之后文物立即送故宫库房保管。我当时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嫌疑。没想到还是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三反”运动中，“打虎英雄”们只要调查一下档案，问一问写清单的故宫工作人员，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但当时他们不调查，不分析，先锁定你是“贪污犯”。穷追猛打。
　　1947年初我从日本运回善本书后，立即去南京办理结束清理文物损失委员会职务事宜，就是为了尽快到故宫工作。约一年半后美国洛氏基金会赠给故宫一个名额，去美国、加拿大参观学习博物馆一年，当时只有我在语言上没有困难，所以马衡先生派我前往。1949年8月返京，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回到故宫工作，直到“三反”运动开始。至于解放后的故宫，由于总管全院事务的是党代表刘耀山，他本是农村私塾的一个老师，其水平可想而知。他不懂又固执，故一切工作很难开展。我写过两篇小文——《俄罗苏（sù）拍电影——砸瓷（词）儿》和《和西谛先生一夕谈》，读者会发现当时故宫的工作很难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
　　离开故宫，养病一年后，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工作时间做有关中国音乐史的工作，业余时间则全部用在朱桂老（名启钤，号桂辛）交给我的任务上，为传世唯一的一本漆工专著《髹饰录》作解说。这是写完《画论》后我的第一部著作，并从此全力搜集、研究、编写不同文化领域的材料，一直到今天。这是我一生中第二个大转变。因为故宫把我开除了，不能再为故宫工作了，只好把终生为故宫服务的志愿，改为终身研究中国文化。《髹饰录解说》1958年完成，为了油印出版差点挨批斗，经过许多周折，受了许多气，到1983年才能排印出版，整整压了二十五年。当时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所处的最黑暗、最残酷的年代。因此我认为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对知识分子真是恩同再造！
　　写完《髹饰录解说》之后，开始写古代家具，可惜不久便“文化大革命”，挨了多次批斗，只得半途而废。直到1985年才出第一本关于家具的书《明式家具珍赏》。这距开始搜集文献实物资料已有四十年之久，编入书中我个人所藏的明式家具也有八十件。
　　我收藏的家具后来都放在上海博物馆了。我当时是有不得不处理的原因。
　　北京实行私房改造时，凡出租房达到十五间，便要归公。我家有一所房长期出租，只有十一间，不够没收条件。房管局和街道知道我家中厢房存放家具，就全力动员我出租，并以如不出租，将占用厢房办托儿所或办街道食堂相威胁。不得已我只好出租，从此产权就不属于我了！家具只好堆入北屋三间。但后院有五家住户的小厨房利用我北屋的后墙作为厨房的后墙。小厨房都用油毡作顶，距北屋房檐只有三尺。任何一个小厨房起火，北屋和家具都将同付一炬。还有房管局安排搬来的住户，是白铁匠，整天打铁，焊洋铁壶，做烤箱，使我不能休息。他的老婆专捡破烂，堆了满院子，还在院内盖住房。我请街道协调此事，街道袒护他，因为我是摘帽“右派”。在上述情况下，我只有搬家了。但单位不分给我房，买房又买不起。恰好此时上博修建完工，有家具展室，但没有家具。香港朋友庄先生和我商量，想买我的家具捐赠给上博。我提出的条件是：你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给上博，自己一件也不能留，如同意，收入《珍赏》的家具我也一件不留，而且我不讲价钱，你给多少是多少，只要够我买房迁出就行。当时所得只有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但我心安理得，认为给家具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就这样，搜集了四十年的七十九件家具都进了上博。还有，七十九件中有明代四把一堂的牡丹纹紫檀大椅，是举世知名的最精品。在《珍赏》中只用了一件，出现过两次。按照我和庄先生的协议，我只需交出一把，可以自留三把，但我四把全交了。原因是四把明代精品在一起，太难得了，我不愿拆散它们。还有在我家中多年，四把椅子从未按应用的格式摆出来过。到上海可以舒舒服服地同时摆出来，那有多好啊！《珍赏》中还有一件黄花梨小交杌，出书前我已送给了杨乃济先生，故书中写明藏者姓名是他不是我。过了几年，杨先生把交杌还给了我，我最近又无偿捐给了上博。这样就凑了一个整数，共计八十件了。
　　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遣送得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我的《自珍集》的序中有以下几句话：
　　大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以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唯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
　　半个多世纪，我编写出版了约四十种书，事实证明我就是按照上面所说的道路走过来的。
　　（摘自《奇人王世襄》，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定价：3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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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少年燕市称顽主　老大京华辑逸文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12月29日09:54 南方都市报

文化老人系列 　　●有人说，王世襄是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却自认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 　　●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王世襄却只为中国传统国宝一件件地消失而痛惜和呐喊。 [table=360,http] 　　●杨宪益为他赋诗：“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黄苗子对他说：“你怀里的蝈蝈，比你一生幸福温暖。” 　　王世襄小传 　　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生于北京，兴趣广泛，喜爱古诗词，曾从事音乐、绘画、家具、古琴、竹刻、传统工艺、民间游艺等多方面的研究，均有论述，著有《锦灰堆》等数十种著作。 　　采访王世襄先生之前，先打电话沟通。“别的事情我不想提了，我就想说鸽子。”他说，“我还要讲讲鸽文化和你们广东的一段渊源。” 　　王世襄现在的住所，不是文化界闻名遐迩的芳嘉园小院。那座本属王家的私人院落，曾一度庇护了黄苗子、张光宇等落难朋友的家庭，“文革”后被政府安排成多家混居的大杂院，洋铁工人成天敲敲打打，往日安宁不复在。于是离开原来无法忍受的嘈杂环境，搬到城外住公寓楼房了。 　　那天下午和摄影记者一同前往王世襄的公寓，进屋后赫然见到门后贴了这样的纸条：“请勿照相，阻止莫怪。”王世襄解释：“我这里贴着‘请勿照相’，是针对家具店的，因为他们照了相，放大后成为他们的广告。我说我要争取保护肖像权，让他们把摊子撤掉，否则我就找律师了，说了几次，他们才撤掉了摊子。以后我就干脆写了一个‘请勿照相’在这里等着，凡是跟文物有关系的家具店、古玩店，我一律不让照相。” 　　客厅很宽敞，四处摆放着王世襄的各类收藏品，外人看不出其中的章法。厅中挂着王世襄的妻子袁荃猷的遗像，2003年10月，和王世襄相濡以沫的袁荃猷病逝。谈起三联书店刚出版的王世襄新作《锦灰三堆》，他取出一封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范用刚寄来的信，信的大意是：“三联书店送来《锦灰三堆》，十分欣喜。我告诉三联，《锦灰堆》是他们出书中最有价值的著作，可谓空前绝后之作。《告荃猷》十四首，感人至深。希望兄能够想得开，保重身体。嘱安。”《告荃猷》十四首收入书中“畅安吟哦”部分，其三为：“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王世襄的精神很好，他告诉我，自己左眼已失明十多年，现在每天早晨下楼走走，基本上不出门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了。提起他的至爱鸽子，老人家眼神一亮，滔滔不绝地谈着鸽子的种种可爱处，此情此景，让我恍觉像多年前静听一位好友倾诉对心仪之人的相思之情。每谈到鸽文化不为世人重视时，老人家不时感叹：“现代人全跑去赚钱，把中国传统的东西丢了，太得不偿失了！” 　　谈话中，王世襄不时取出原先准备好的资料，他新近在《北京晚报》发表的“延续中华鸽文化，抢救传统观赏鸽”系列文章，复印得整齐有序。而刊登了《温总理的关怀名学者的心声》一文的《羲之书画报》，老人家竟给了我两份。谈起与广东的渊源，老人家取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手执放大镜，一字一句地指出书中关于鸽子的记述。 　　在倾听鸽文化之余，我不时提起老人家的故知好友，引起他和朋友相关话题的谈兴，话题稍微深入时，他不时提醒：“我们今天只谈鸽子。”当无意聊起一些朋友的趣事时，老人家妙语连珠。提起董桥喜欢收藏文物，新作中多次提到王世襄，钦佩之情跃然纸上。老人家说：“他买的有些文物不对，不是真的也拿来当真的。” 　　临走时，老人家突然提起自己的孙子：“十四岁，写了一本半文言文武侠小说《双飞录》，现在又改写短篇散文。他看的书很广，法律、历史、宗教什么都看，金庸等的小说都看了，古书能看《文心雕龙》。在学校老师不喜欢中文比他好的学生，处处为难他，因此退学了。我们的教育制度有问题，有特长的也需要培养。” 　　不知不觉谈到晚饭时间，我们告辞前，家中保姆取出王世襄的晚餐，没想到一代美食家的晚餐，竟是肯德基的汉堡！ 　　回忆梁思成 　　王世襄出身书香门第，自述：“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一次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上有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的课，在邓先生讲得兴致勃勃之际，王世襄怀里的蝈蝈叫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他赶出了课堂。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王世襄完成《中国画论研究》后，赴重庆寻求工作。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从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南方都市报：最近读梁思成和建筑学家陈从周的书，陈从周回忆，1958年中国营造学社受到批判，梁思成说自己的文章遗毒很深，在座的陈从周就会背我的文章，所以他也应该受到批判。陈从周因此以营造学社外围分子也遭到批判。后来，梁思成去世的时候，陈从周在五七干校劳改，想发唁电过去，但是他受到监视未被允许。陈从周说：“梁思成是我的老师，如果老师去世我不发唁电，那我父母死了以后，我还要不要去纪念他们？”勉强允许后，当时胃出血的陈从周从村里跑到城里发了唁电，看了让人心酸。你和梁思成的交往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王世襄：我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与梁思成共事近两年。本来我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我去见他，傅斯年对我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梁思成便收留我参加中国营造学社。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们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情况怎样？ 　　王世襄：在李庄，我们就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所有人的吃、喝、住、工作全在里边，我与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也是天天见面。梁先生考察过不少地方的古建筑。我去得晚，只有两篇稿子收入手书石印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1945年日本投降，我就回北京了。 　　南方都市报：解放后，梁思成主张把北京的老城墙保护起来，北京再建一个新城，这样就无须破坏旧建筑，老京城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园。今天我们再看这段历史，非常痛心。 　　王世襄：关于北京城墙的问题，当时每天有人在清华大学等梁思成回来，聆听上级决定，一次比一次不好。最后上级说：“你(指梁思成)要再保留城墙就是反革命了！”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曾说，我要看到四周都是烟囱。 　　南方都市报：郭沫若、郭小川都写过诗，歌颂烟囱很雄伟。 　　王世襄：他们也许有违心之论，不得不这么说。郭老是腰杆不直不硬啊！我们看到《宣和画谱》著录五代黄筌父子画有很多金盆浴鸽图，宫廷中用很考究的盆，鸽子在里边洗澡，洗完之后站在花间休息，整个是一种融合的风景，是一种园林的风景。不像现在园林是“死”的，缺少活的自然的东西。所以，古代画上有一个背景，与当时文化背景、气氛联系在一起。现代人不懂，只是追求高楼。高楼应该有，但是这种古代韵味的园林也应保留了一部分。 　　《自珍集》缘起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世襄受命奔走调查，收回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收保管，这是他自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没想到，这段经历竟使王世襄后来受到残酷打击。“三反”冤案、故宫除名、五七扣帽的厄运接踵而至。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后追回国宝的经历对你的人生影响大吗？ 　　王世襄：影响大，我的经历很坎坷。解放后博物馆界有三位馆长自杀，他们太脆弱了。以我的经历，他们可能要自杀十次。我很坚强，蒸不熟、煮不烂，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一不自寻短见，二不铤而走险，全力著书立说，做对祖国文化有益的工作。我按照我的道路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我能做到，这就是我胜利。 　　当时我们运回来的105箱善本书，从日本运到上海。溥仪从故宫携出的细软，纳粹德侨收集的重要青铜器，现都在故宫博物院，都是我那时候追回来的。其实，当时我人微言轻，办不成这些事情，多亏桂老朱启钤敦促宋子文出面，有当时行政院办事处人员参加才办成的。 　　可是到了三反，把我关在东岳庙。他们不调查研究，也不问我，就是逼迫我，昼夜逼供，穷追猛打，疲劳轰炸。不说我偷什么东西，只是要让我交代，关了四个月的时间。出来之后，又在公安局手铐脚镣十个月。朱家溍(记者注：文物鉴定专家，金石学家)因为是国民党的缘故，被关押的时间更长。我不是党员，跟教育部的人也不认识。就是因为在梁思成那里工作，还有马衡(记者注：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推荐我去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我肯干、肯跑、全力以赴追回几批重要文物，光是溥仪的就有一千多件，里边有商代的玉器、宋元手卷。这些东西一直运到故宫里头打开箱子，我才看到东西，才登账，登完账就进库房了，根本没有经过我手。但是他们不调查，详细述说又不信。一帮打虎将是乌合之众，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从语言行动显然看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会猛拍桌子猛喊。从三反以后不再用此方式搞运动了，说明我们国家进步了。 　　后来被释放，没有任何结论。我拿到一个通知，说故宫博物院已经把我除名了，让我去劳动局登记自谋生活。我曾去北海团城找郑振铎(当时的文物局局长)，为什么我有功无罪反而被开除，我把通知给他看，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眼睛看着外边的白皮松。我心想，这个决定可能不是他作的，甚至可能作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也没有力量更改这个决定，我跟他谈也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把通知要回来就走了。通知一直保存到“文革”，抄家的时候才没有了。 　　后来，我到了音乐研究所，碰上1957年反右运动，又被划成了右派。这个右派当了二十多年。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自珍集》。就是那个时候早就想好了。所谓“自珍”，就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但是光这样还不行。这样就于事无补、虚度此生，我思考我还能做什么，什么是有益的。那个时候我认为有益的，如编《清代工程则例汇编》，都被打击、贴大字报、批判。很多东西就被打断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做，成为重要题目了。所以，我就认为要埋头苦干，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总会为世人知晓。后来我做到了，我一共写了四十本书。2003年我获得了荷兰的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我还把那个奖金捐给了希望工程。在国内网上投票中，我获得了“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称号，名列巴金、王蒙之后，张艺谋第四。所以，我做到了，我笑到最后了。 　　友聚芳嘉园 　　王世襄喜欢玩，明式家具、古琴、蟋蟀、鸽哨、葫芦、竹刻、鹰、犬、文玩，无不玩得入迷。因为志趣相投，王世襄也结识了许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留下不少佳话。大收藏家张伯驹和王世襄相交不久，一听他在潜心研究书画，竟让他将陆机的《平复贴》这样的稀世之宝带回家研究。反右后，黄苗子、张光宇两家没有住处，王世襄毅然让他们住进了王家的芳嘉园小院。在五六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成了不可多得的文人聚会场所。 　　南方都市报：你收藏明清家具这些东西，都是业余搞的？ 　　王世襄：对，都是业余搞的，而且都是1945年回来以后，我东拾西捡买来的。我写过一篇文章抢救古代家具，写到外国人很重视保护古代家具，被抓住把柄，说我崇洋，1957年挨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整天弄一个车，车后边有一个大架子。大桌子、椅子我都骑车子载回来。全北京城我到处跑，春节我还跑到京东宝坻县。大年三十晚上，在小店里睡觉。小店里很冷，没有火。我拿两只鞋鞋底对鞋底一扣，放到炕沿上当枕头。只有这样才能买到极便宜的物件。 　　南方都市报：那钱从哪里来？ 　　王世襄：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南方都市报：那些古琴从哪里来的？ 　　王世襄：那时候的古琴，全是用东西换的，用我母亲的首饰换的。 　　南方都市报：我看过有关芳嘉园的文章，你让黄苗子、张光宇这些落难的朋友有了安身的住处，觉得特别感动。 　　王世襄：芳嘉园已经拆掉了。这次我出了一本《锦灰三堆》，里边有一些文章记录了鲜为人知的事情，如黄苗子、张光宇先生搬到我这里之后的一些事情。以前的院子什么样子、“文革”时期什么样子，还有些与这些人关系的文章。你看，我跟郑振铎、张伯驹、张光宇的交往，还有我在音乐研究所的一些事情，都恍如梦寐，不写出来就忘了。 　　我们现在也经常通电话，因为现在很少出门了，所以每个星期都会通电话。启功先生后来住进医院，不能去看他，他也不认识人了，也不能说话了……我比他小两岁，他去世的时候93岁，我今年91岁。我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八个字：“师多于友，痛不能言。”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启先生了，我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很多地方都请教他。他给我改过文章，我的很多文章都请他看过，我不懂的问题他都告诉我。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他和我虽然是朋友，但是老师的成分多于朋友的成分。 　　南方都市报：启功书法好、学问好，为人也好。 　　王世襄：以后恐怕不会出现这样的人了。他90岁的时候，李瑞环在钓鱼台给他做寿，请启先生的朋友，还有画家大概100来人。我送给他一副寿联：“自古难兼德学寿，当今独擅画诗书。” 　　南方都市报：你写《中国画论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跟他切磋？ 　　王世襄：有。里头有一些论点也是看了启先生的。比如南北宗的看法，我本来写的不是那样，看了他的文章我又改了，所以很多地方都是师多于友。 　　南方都市报：你向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借陆机的《平复贴》这样的国宝，他居然让你带回家研究。 　　王世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是1946年的事情，我们当时的交往并不深，我1945年从南方回来才跟他有一些来往。我在书画方面做研究，他都大力支持，后来被传为佳话。 　　南方都市报：这种事情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你当时怎么想的？ 　　王世襄：这还给我很大的负担，我找了一个盒子拿回家，那个月我都提心吊胆，每天都看有没有丢失。(笑) 　　南方都市报：张伯驹晚年住院，八个人住一个大房间，环境差，后来提出能不能换一个单间，医院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住单间。张伯驹去世的时候，他的朋友说，张伯驹捐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整座医院。 　　王世襄：唉。张伯驹最倒霉的时候是在吉林。“文革”时期博物馆关门，把他“轰”出去到农村插队。到了舒兰县，村民说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分来两个不能干体力活的人白吃我们的粮食，他们不收。没有办法了，张伯驹回到北京，但成了“黑人”，没有粮票。于是大家都给他凑粮票，帮他过活。后来，陈毅追悼会上，他送陈毅的挽联受到毛泽东赞赏，就给张伯驹安排在文史馆工作，一个月70元钱，才有了粮票，但之前做了两年的“黑人”。黄永玉画过一张《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画了他在莫斯科餐厅怎么吃饭，真是力透纸背。 　　学人美食家 　　学问研究之余，王世襄还是一位能写会做的美食家。汪曾祺曾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曾是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则回忆：“王世襄不但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位高，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 　　南方都市报：你为什么不专门写一本关于美食的书？ 　　王世襄：我写过很多有关美食的文章，但是没有想过专门写一本书。因为现在吃饭就是填饱肚子，没有什么可吃的了。现在的东西味道全变了，鱼不是鱼、肉不是肉、鸡不是鸡、鸭不是鸭，蔬菜什么的全变了味道。我从前很喜欢做饭，有时候还专门跑去别人家做饭。我经常去范用家里做饭，李辉给我写的传记《找一片自己的天地》封面就用了我在范用家做饭的照片，因为当时范用住得跟李一氓先生比较近，我经常去那里。可是，现在我自己买的原料都不对了，我也做不出原来的味道了。现在的原料都变了，肥料不同了，生产方法不同了，整个都跟饲料肥料有关，再加上诸如灌水肉等等。我已经感觉不到有什么可吃的了。只有晚生的一辈人最幸福，没有吃过以前的东西，什么都能接受。吃过原来东西的人就会觉得索然无味。 　　南方都市报：我看过一个理论说，人的味蕾有记忆功能，一个人小时候吃的好东西都在十几岁之前有记忆保存下来。以后吃的东西，都是按照以前的记忆来分辨好坏的。 　　王世襄：但是吃的东西变质了。以前的葱，除去外边两层皮，里边是鲜嫩的，现在的葱剥到里边，还是硬的，炸也炸不熟，吃到嘴里不化，有渣滓，根本不是味道。比如你做一个菜，葱烧海参，一定要好葱。以前我有一个很出名的菜——焖葱，但是用现在的葱做不出来。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先生在《学人谈吃》的序中说，你和几位朋友在一起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你带了一把葱，做了焖葱这个菜，结果把所有的菜都压下去。有这回事情吗？ 　　王世襄：我当时经常去朋友家里做饭。汪曾祺当时给我写文章，还问我叫什么菜系。我说我只是外行，可以叫外行菜。古代画家有“行家”和“戾家”之别，戾家就是非专业之意，所以不妨叫“外行菜”或“戾家菜”。现在北京有个不好的风气，各式名目起得好听，菜却坏透了，整天就是一桌，外国人跑去吃，贵得要命，讨厌至极。 　　南方都市报：写美食的文章，汪曾祺、唐鲁孙的都很有味道。 　　王世襄：我跟汪曾祺很熟，我在他们家里做过饭。他很喜欢写东西，沈从文的弟子，得了真传，文笔很好。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很淡雅、随意。唐鲁孙的文章好像在不断追忆童年的梦想。 　　王世襄：他是皇家后裔，和珍妃一家。 　　保护鸽文化 　　在众多玩艺中，鸽子是王世襄的至爱。他读北京美侨小学时，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责他如再不更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评差。后来读燕京大学时，在刘盼遂先生的“文选”课上，王世襄故态复萌，“习作呈卷”题为《鸽铃赋》。如今年过九十，王世襄最大的爱好是鸽子，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宣传鸽文化，并千方百计呼吁社会各界重视鸽文化，如绝种，太可惜了。不保护传统文化就是罪人！ 　　南方都市报：我听说你最近只痴迷鸽子，其他东西都不太感兴趣了。 　　王世襄：我不是迷鸽子，我只迷对鸽子的抢救保护，千万别灭绝。我曾多次问青年人见过几种鸽子，回答只见过两种：信鸽和白色的所谓和平鸽，其实是美国培育的食用鸽。中国传统观赏鸽，对不起，没有见过。这就是严重的危机。养信鸽是一种变相的赌博，还有很多歪门邪道钻空子。说白了，就是一个“洋”东西，发展得俗不可耐的东西。现在信息发达，虽然完全不用信鸽，但变成了一个赌博工具。谁的鸽子放飞回来可以“得奖”，而且奖弄得很大，台湾赌得更凶。国内就是有鸽棚，养信鸽的花钱把鸽子交给鸽棚，钱多少不一定，有的几千元，有的几万元。一个鸽棚有上万只鸽子，交给鸽棚的钱包括喂养一定时间以及统一放飞的费用。为了保证公平，信鸽统一放飞。比赛后看谁的鸽子先飞回来，评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然后第二天就拍卖。获胜的有些可以拍到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因为基因上的考虑，最早回来的还可以作为种鸽。获胜能够得奖，奖金就是从参赛选手原来缴纳给鸽棚的费用中拿出来的。但是，比赛中也有不少人作弊，台湾作弊更厉害。一沾染到金钱和赌博，种种弊病就出来了，花样也多种多样。比如，比赛是从上海放飞，有些人就把鸽子先放到上海养两个月，因为鸽子对上海的“家”有印象，就能够很快地回到上海的旧家。养鸽子的人在上海等着，等拿到鸽子后，就开汽车回来，比飞回来的快。还有一种方式，有些人研究鸽子的路线，在路线之中，会找一个地方挖一个坑，坑中填满水，等着经过的鸽子下来饮水，坑边设置一个网捕捉鸽子。捉到不属于自己的鸽子，就打电话给鸽子的主人来赎，等于绑票。我没养过信鸽，对弊病不详。这些都是养信鸽的人告诉我的。 　　白色和平鸽是食用鸽，实际上是美国培育出来的落地王，繁殖快、肉质鲜嫩，适宜食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成，可是现在一般人都给这种食用鸽一个美丽的名字。当然，也有人在公园中养这种落地王，给儿童赏玩，卖鸽子饲料赚钱，这倒无伤大雅。中央一台过去每日早晨的《东方时空》，升国旗、奏国歌，大好河山，然后演到长城，很远处飞来一个鸽子，近处一看长嘴巴，就是美国的落地王！播出的不是中国的观赏鸽，而是播了美国的食用鸽，这对于我们了解鸽子的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伤害我们的自尊心，我们接受不了。多数人不知道中国传统观赏鸽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因为花色最多，而且历史渊源悠久，有上千年历史。有史书记载，有诗词歌赋赞美，有名画家写生，还有专门著作仔细研究。 　　南方都市报：据说商代就有人养鸽了。 　　王世襄：对，源远流长。商代玉鸽的嘴巴已经很短了，跟野鸽子不一样，可能商代已经有人喂养了。经过历朝历代人们的饲养，人工对鸽子基因的选择、淘汰，用选优的标准使鸽子“齐整”。眼睛、眼皮、头、脑形、花纹的要求，都越来越有讲究，到了明清两代达到高峰。 　　南方都市报：你在研究中发现传统观赏鸽在广东灭绝已久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呢？ 　　王世襄：我发现明末清初广东屈大均写了一本颇为著名的书《广东新语》，记载明清之际赛鸽赌博在广东已很盛行，这是导致观赏鸽灭绝的原因。书中有一段讲广东的放鸽会十分详细，当时每年的五六月举行放鸽会，养者把鸽子送来，每只鸽子交两钱银子，这就基本上与现在的鸽棚一样。如果按照当时银价来说，养的人很多，输赢数目很大。广州的鸽友刘俐在越秀公园养鸽子，达到上千只，给游客赏玩。我问：“你们广州有没有观赏鸽？”他们告诉我早就没有了，现在广州的观赏鸽都是从北方买回去的。为什么广东没有传统观赏鸽，就是因为广东赛鸽二三百年前就有，致使观赏鸽绝种。 　　南方都市报：面对观赏鸽的这些危机，你认为在学术研究上应当如何做？ 　　王世襄：面对观赏鸽的危机，我70岁的时候，想编一部鸽谱图册。我邀请了一个摄影师，到所有的鸽市去拍鸽子。结果大失所望，看不到可以入谱的鸽子，危机感就更为加重了。北京的鸽市大不如前，以前的鸽市上很多品种都可以看到，还可以选择好坏。我又去找养鸽子的人家，结果也看不到好种，因为没有实物，没有照片，书籍就编不成。有人告诉我，外地越是偏僻的地方可能越是有一些珍贵品种，像陕西一带，因为城市变化小，平房没有怎么拆。但是当时我的年龄也不允许我专门找一年时间出去，我还有其他书要写，这个有照片的《鸽谱》构想就落空了。 　　1994年，我80岁时，发现故宫藏有宫廷画家用郎世宁画法的四部鸽谱，从康熙到清末，共有180幅。郎世宁画法非常写实，能代表各种鸽子的特色。因为如果是在写意派的笔下，就看不出是何品种了。我利用画谱编成《明代鸽经·清宫鸽谱》一书，成为中国最早一本有观赏鸽彩图的书。现代的有些品种已经消失了。四部清代鸽谱画得不尽如我意：第一，有很多重要的品种，我认为清代已经有了，但是清代鸽谱没有收进去；第二，有一些很常见的品种，清代鸽谱收录的不是最好的，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比它好的；第三，有一些没有定型的，清代鸽谱也没有必要去画；第四，清代鸽谱有些品种的花色有毛病，说明清代鸽谱把不合格的收进去了。这就怪送鸽子的人，因为画家不一定懂。 　　虽然我活到90多岁了，但是还是有一个极沉重的责任感，要让下一代年轻人知道：只有观赏鸽能够真正表明中国文化。这是中国传统的国宝，无论如何都要保留下来，一旦消失就无法恢复。现在我在《北京晚报》上每个星期写一篇关于传统观赏鸽的文章，利用从各个角度找到的材料，汇集整理准备写几十篇关于鸽文化的文章。 　　南方都市报：你研究的许多学问看起来都是偏门，但是研究一个就带动一个热潮，就像当年的明式家具研究一样。你现在研究鸽子会不会也带动一个热潮呢？ 　　王世襄：我是很执著罢了。现在我做鸽子的东西，我就希望能有多少做多少。据说，已经有一些影响了，有一些鸽子已经涨价了。有些事情一定要国家的力量，比如天安门养鸽子，就一定要国家支持。 　　我希望你们多宣传一下传统观赏鸽文化，因为没有人写，以前我的事情都有人写过了。可以在报纸上说我现在做什么工作，我知道鸽子的情形，如果不呼吁，灭绝了就太可惜了。我有这个责任感。 　　B16－B18版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B16－B18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特别感谢李辉先生提供支持 　　图： 　　虽然现在看书必须借助放大镜，但王世襄仍坚持每天阅读。 　　在王世襄家中的醒目位置摆放着他与夫人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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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忆王世襄：忘记“约法三章”(图)

2009年12月08日
来源：新京报　

图为王世襄晚年在自家书房照片。方继孝 摄

图为王世襄和本文作者方继孝（右）及马思猛（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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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王世襄交往二三事
　　2009年11月28日，文物大家王世襄去世，这位穷其一生玩得专心致志、玩得痴迷不悟、玩得忘乎所以的老人，尽兴而去了。收藏家方继孝，主要从事近代文人手札收藏和研究，他在研究陈梦家手札时得以和王世襄交往频繁。本文他回忆了和王世襄老人交往的一些细节，从中，可看出王老的真性情。
　　1
　　我是在昆明出差的时候，接到马思猛兄的电话，他告诉我王世襄老人逝世了。知道了王老离世的消息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两年前到老人府上拜望和后来与老人电话中闲谈的情景，再现在我的眼前。
　　早在十几年前，我就有了到王老府上拜望的念头。起因是在我收藏的著名学者陈梦家先生的旧书文稿中，有一册通讯录中记有王世襄先生的单位和家里的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正在作陈梦家先生往来书信的整理和研究，许多事情搞不明白，也查不到资料，由陈梦家生前所用的通讯录记下的王世襄先生的电话，再想到王世襄先生满怀深情写下的《怀念梦家》的文章，我想，探究梦家先生的生活情趣及其社会交往方面的情况或许请教王世襄先生便可清楚了，但苦于无人引见。
　　之后，我在研究陈梦家先生的书信中，发现许多信中谈到陈梦家先生购买明清家具的过程，在他的夫人赵萝蕤保存下来的家用账上也有购买古家具和古董的开支明细。2003年秋，王世襄先生编著的《明式家具珍赏》出版，我当即买回一册。据王世襄先生说《明式家具珍赏》图录中有三十八幅，是承蒙赵萝蕤先生允许用陈梦家先生旧藏拍成的。于是，我以梦家先生信中所记购置古旧家具为线索，与王世襄先生所编《明式家具珍赏》所选陈氏旧藏对照，几乎都有呼应。不过，因梦家先生信中所述家具名称多为俗名，非《珍赏》所注，因此与王世襄先生晤面请教的念头愈加强烈。
　　又是几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得到与王老晤面请教合适的机会。而最终实现在王世襄先生的家里，像聊家常似的无拘无束的与王老交流，亲耳听他讲述他和陈梦家的交往逸闻趣事，则是2007年5月11日的事了。
　　这要归功于我的好友马思猛先生。
　　2
　　马思猛先生是著名学者马衡先生嫡孙，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先生长子。马王两家是世交，思猛兄的祖父马衡和王世襄先生的父亲王继是南洋公学同学，交谊深厚；并曾受聘任故宫顾问，协助院中的外事工作。马衡先生是看着王世襄长大的。1945年8月，日寇投降，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王世襄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并任助理代表，既是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的，当时，世襄先生正是风华正茂的20多岁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同仁一起干了六档子在中国近代文物史上可圈可点的大事，为国家追回数千件珍贵的文物。
　　王世襄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颇得马衡院长的赏识和提携。1946年7月10日，王世襄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
　　□方继孝(北京 收藏家)
　　据马思猛先生说，马衡、马彦祥父子去世以后，马王两家也就断了往来。直到马王两家再次来往，是缘于马思猛先生所著《金石梦，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一书。据马思猛说，书写成后，想找一位曾经与马衡先生交往甚密的人写个序，思来想去，只有王世襄先生健在了。于是他贸然给王老打了电话，王老闻说很高兴，但因眼睛不好，写序没有接受，不过答应题写书名。
　　马思猛兄知道我有拜访王世襄先生的念头。这次奉王世襄先生之约到王老寓所去取书名，便叫上了我。
　　上午10时，我和思猛兄在东岳庙牌楼前聚齐，步行到达王老寓所，门是虚掩上的，轻轻地敲门后，随着老人响亮地“请进”声，我们应声而进。王老时已93岁高龄，但精神矍铄，举止言谈，很难让人把他和93高龄联系到一起。
　　刚一落座，王老即把已题好的书名交给了思猛兄。思猛兄顺势将我介绍给王老，并呈上了我的拙著《旧墨记》，还特意翻倒《马衡〈附识〉谈“易案”》一文，讲述给王老听。王老随即问我：书上的手迹都是你收藏的吗？我说，是。出人意料的是，他的下一句问话，居然直接提到了陈梦家先生。他说，前几年他在《中华读书报》上看过一篇文章，说潘家园曾有一批陈梦家的书信不知被谁买走了。我告诉他，是我买走了。王老听了之后，很是惊讶，说，你可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非常详细地询问了梦家先生往来书信的写作时间和内容。当他听说陈梦家的通讯簿记有“文革”以前他家里和单位的电话时，他很激动。由此，直到离开老人的家，我们的话题就没有离开过“陈梦家”。
　　接着我的话头，王世襄老人向我们说起了他和陈梦家的交往。言语中对陈梦家先生的学问、人品、收藏极为赞赏，对梦家先生的遭遇深表同情，对梦家先生英年早逝甚表惋惜。
　　当我问及梦家先生写给夫人的信中所及明式家具的名字为何与您所著《明式家具珍赏》不一样时，他笑着告诉我，家具和人一样，有俗名和学名之分。
　　3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地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不忍心让已经93岁高龄的老人太累，就提出告辞。王老似乎意犹未尽，继续和我谈论他和陈梦家先生一起探讨明清家具的往事。当我告诉他拟编著《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一书，并提出请他题写书名时，王老痛快地答应了，并让我留下地址和电话，说写好了就通知我来取。真的该走了，我居然忘记了王老家门上贴的提示：不要请王老合影；不要请王老题字的“约法三章”，提出与王老合影，老人愉快地答应了。
　　一周后，5月23日的上午，我接到马思猛兄的电话，他告诉我王老已经题好了《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的书名，让我到他家去取，还告诉我，老人病了，卧床不起。当即从家里出发，直奔王老的寓所。这次王老病得不重，头脑清楚，题字放在了一个信封里，取了题字，不便久留。离开老人的家，心里很是茫然，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儿子，也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真担心没有人精心侍候，加重老人的病情。回到家里，我把老人题写的书名，装在了一个镜框里，摆放在写字台前，字写得很认真，也很有力，看得出是饱含真情的。
　　当天晚上，给王老家打电话，再次问候并感谢，王老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做给人题字的事情了，但这次是非写不可。又说，这次一病，恐怕以后想写也写不了了。我说，凭您的底子，很快就会恢复的。他笑了。我告诉他，前几天翻出一封陈梦家先生早年写给赵萝蕤的信，里边提到养鸽子的事，王老很是兴奋，告诉我，有一个时期陈梦家养过鸽子。
　　因怕打扰老人的生活规律，尽管时常挂念着老人，可我从来不轻易地打电话给老人。有时，打个电话也只是简短地问候。最长的一次是王老打过来的。那天是2007年12月23日(星期天)的上午，王老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说话声音宏亮，底气很足。他先是问我《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的进展情况，我告诉他，涉及的人和事很多，一时半会儿的恐怕完不成。他说，不用急，慢慢写。我告诉他，好在《碎锦零笺》一书马上要出版了，书里有一章《陈梦家往事》专门写了您和梦家先生的交往故事，您题写的《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也收录进去了。老人很高兴。我还告诉老人，最近我在西单图书大厦，买到了您的《自珍集》，在三联书店买到了《奇人王世襄》一书。他听了笑得很开心。他说，本来书名不叫这个，是三联书店说叫《奇人王世襄》有卖点，我也就同意了。
　　王老那天谈兴很浓，我们由《自珍集》谈到《明式家具珍赏》一书。王老告诉我，书里面有许多件是从梦家先生的夫人萝蕤大姐那儿借的。当时萝蕤大姐那儿就这么多件了，原来很多，都被她的弟弟给卖了，最后那些件也被卖掉了。说到这里，老人长叹了一下，说起了他卖掉自己珍藏的明清家具的苦衷。他说：“原来我家的平房防火不好，特别是有一个打铁的铺子，有隐患，总是提心吊胆的。后来一个香港的朋友说可以帮忙找个单位收藏(上海博物馆)，我答应了，条件是，给多少钱都行，就是都要捐给上海博物馆一家，不能失了群儿。人家答应了，还有什么说的。”
　　这次我和王老的交谈总共有三十多分钟，基本上是王老说，我听着。
　　自打这以后，隔些日子，我总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只是没能去老人的家里探望。再后来，听说老人家病了，住进了北京医院，多次想去探望，都没成行。现在老人仙逝了，又没能送行，心里觉得很是对不住他老人家。缅怀之余，写下以上文字，算是作为晚辈对老人家的悼念吧。
　　2009年12月3日晚于北京城南双序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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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襄号畅安，文物鉴赏家、收藏家。1914年5月生于北京。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之后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王世襄研究的范围很广 ，涉及书画、雕塑、烹饪、建筑等方面，他对工艺美术史及家具 ，尤其是对明式家具 、古代漆器和竹刻等都有独到研究 。2009年11月28日，95岁的王世襄辞世。下面的文字节选自陈远的口述历史《消逝的燕京》。
　　>>>另类曾是燕园“差等生”
　　王世襄在北京度过八十岁生日时，是1994年的农历五月。同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老伴袁荃猷为了给他祝寿，把他一生的成就和兴趣浓缩在一张剪纸中，取名《大树图》。1996年，82岁的王世襄以《大树图》为蓝本，作五言136韵，叙述他一生的生活以及治学经历。在长诗的开头，王世襄这样写道：“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在《北京鸽哨》一书序言的一开头，王世襄起笔写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1934年，王世襄在担任外交官的父亲的安排之下，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
　　“我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读了两年，多门不及格，差点被燕京大学开除。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的学生可以为其转系，转读跟现读专业跨度比较大的专业，如果成绩及格，还可以在燕京续读。于是我就从医预系转到了国文系。协和许多大夫，都曾经是我的同班，现在他们也都老了。我转入国文系之后，别的同学都没有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这下子我感觉老师教的那些内容我都会，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有一次邓之诚先生讲课，我揣着蝈蝈葫芦就进了课堂。在邓先生正讲得兴致勃勃之际，我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我赶出了课堂。”
　　谈到燕大生涯，王世襄兴趣盎然，但是当我说道要写他，他说：“先写别人，我在燕大，那时候是差等生，十足的另类。”
　　>>>结缘遇见一生的爱人
　　王世襄的父亲在燕大附近有个园子，被人称为“王家花园”。四年的大学生涯，王世襄除了上课，就是在这里玩：养鸽、架鹰、遛狗。王世襄的玩，玩出了名堂，关于鸽子，他后来写出了《北京鸽哨》；关于蛐蛐，他后来整理出一本《蟋蟀谱集成》，其中的《秋虫六忆》被黄裳先生誉为“值得再读三读而不厌的名篇”；关于鹰和狗，被他写入被称为“奇书”的《锦灰堆》。不过，1939年王世襄考入燕京研究院之后，王世襄决定“不玩了”，他要浪子回头，好好念书。这个决定，是因为慈母的逝世。
　　“1939年春天，母亲去世了，对我的冲击很大，我觉得那样玩太对不起家里，决定好好学些东西。那年秋天，我考入燕京研究院。因为母亲和舅舅都是画家，我自小受这方面的影响，对美术兴趣浓厚。但是燕京当时没有美术系，我只好选了与美术和国文都有关系的一个题目：《中国画论研究》。画理论所讲的都是美术，内容却是用文字来表现的。这个题目是我做的最早的一个题目，也是最难的一个。我身上有两个极点：玩是全身心的，要学也就是玩命地学。但是这个题目太大，想把中国几千年的美术理论都囊括进去，不是一个年轻人想写就能写好的。到1941年我研究院毕业，论文通过了答辩，但是这个题目却只完成到宋末时期。”
　　在燕京研究院，王世襄认识了后来与他一生相濡以沫的老伴袁荃猷。“她那时还在燕京读本科，要编写一本小学美术文化教材，因为燕京没有美术系，她的系主任告诉她：‘研究院有个叫王世襄的研究生正在研究美术，你可以找他给你做导师。’不过，我当时的女朋友并不是她。”
　　>>>求职被傅斯年当场回绝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关闭，王世襄回到了家中，在父亲的勉励和监督之下，又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那时父亲已经老了，身边没有人照顾，但是他还让我出去闯荡。因为我不能在沦陷区任职，又不能在家无所事事。我就到南方去了，经过成都时，在成都复校的燕京要留我做助教。我没有答应，后来又到南迁的故宫，父亲的小学同学马衡先生安排我做秘书，我跟他说：‘我想看看东西。’马先生说：‘哪能让你看，都在山洞里封着呢。’我觉得做秘书写文案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答应。”
　　王世襄还曾经想去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为那里集中了很多大学问家。在梁思成的引荐下，王世襄见到了傅斯年，傅斯年问他：“你是哪里毕业的？”王世襄回答说是燕京大学。素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当场回绝王世襄：“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最后王世襄只好在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当了助理研究员，实际上则是学徒。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世襄被派到平津地区追回被日本人掠夺的中国文物，经王世襄之手追回的文物“共六批，总数有两三千件之多”。
　　历经五十多年的沧桑，王世襄“埋头狠干”出了名堂，经他编写出版的书籍多达40多种，而且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王世襄成了京城“最大的玩家”。2003年，王世襄获得了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同时也是获得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年逾九旬的王世襄回想过去的燕园岁月：“燕京的教育简要地说就是让学生自由发展，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从来不试图左右学生的思想。”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王世襄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陈远
　　著名学者陈远最新口述历史系列《消逝的燕京》《穿越美与不美》《在不美的年代里》，近日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穿越美与不美》主打两岸三地文化名人自述，穿越生命的美与沧桑，是对当今学界名人的专访，其中包括李泽厚、葛兆光、许倬云、倪匡、陈之藩等等。《消逝的燕京》采访燕京大学毕业生，寻找大学的灵魂。《在不美的年代里》采访中国近现代一批“大家”的后人，或讲述大人物的生活琐事，或讲述亲历历史的具体细节，或讲述不足为人道的心路历程，或讲述彪炳青史的气节下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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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中国王世襄：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三联版《王世襄集》全国首发文璋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9月03日   10 版）

    王世襄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中国文物界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间游艺研究上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精深，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所毕生钟情的传统文化，筚路蓝缕、探幽索微；超然豁达、贯通雅俗。他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中国传统的家具、漆具、竹刻、工艺、书画、雕塑、乐舞、民间游艺、饮食等诸多方面都有广泛深入的研究成果。
    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凤凰出版传媒公司在南京举行了《王世襄集》首发式。《王世襄集》全套10种14册，由三联书店出版，其中包括《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说葫芦》、《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蟋蟀谱集成》、《中国画论研究》、《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等。
    其中，王世襄代表作《明式家具研究》汇集了其40余年的研究精华，被誉为中国古典家具学术研究集大成之作和明式家具收藏者的“圣经”，在2010年获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03年，荷兰王室授予王世襄“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其中一个重要原由就是他对明式家具研究的卓越贡献。王世襄的另一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将一些即将失传、偏门的民间游艺提升到登堂入室的学术高度，把赏玩葫芦、养鸽训鸽、逗弄蟋蟀做成了精深却好玩的学问。他分别编著整理了《说葫芦》、《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蟋蟀谱集成》等学术专著，记述生动，讲解精彩，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欣赏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对王世襄的研究道路和学术成果有着中肯评价。书法家启功称道王世襄“研物立志”，是“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其作品“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画家黄苗子赞誉王世襄是“玩物成家”，“是一个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生活和民俗学的人，他做学问爱搞些‘偏门’，人弃我取，从不被注意的角度上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翻译家杨宪益赞王世襄云：“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玩主，老大京华辑逸文。”学者张中行称王世襄为“此之谓天生的奇才，世间罕见者也”。
    2009年11月，时年95岁的王世襄去世后，由于他的研究和学问的独创性和广博性，面临着断档的危险，即将成为“文化绝响”。三联书店作为品牌出版单位，始终有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深刻认识到王世襄作品蕴含的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决定出版《王世襄集》。这不仅仅是对王世襄个人作品价值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对濒临失传的传统文物鉴赏和中华民间游艺的保存记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秉持与弘扬，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王世襄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始于王世襄辞世之时，历经三载，得到王世襄家人的鼎力支持和众多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帮助，并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全书10种14册，收入《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说葫芦》、《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蟋蟀谱集成》、《中国画论研究》、《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合编本）、《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10部作品，均为其各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堪称目前王世襄先生作品的集大成者，覆盖面广、装帧编校质量一流，
    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表示，《王世襄集》是三联书店倾力打造的具有国家水准的传世精品，囊括了获国家政府出版奖的《明式家具研究》在内的王氏多部重要著作，集中展现了王世襄的学问路径、精神境界与艺品人格，反映了其对学术研究孜孜以求的认真精神和向民间工艺学习的谦虚态度，从独特的角度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对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独具特色的民间游艺、倡导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读者文物研究与鉴赏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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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19142009），号畅安，祖籍福建福州。1941年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毕业，曾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编纂、陈列部主任，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著名文物专家、收藏家、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竹刻艺术》、《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中国画论研究》、《髹饰物》、《高山竹谱》、《锦灰堆》等。　　王世襄一生爱放鸽，喜斗虫，能玩鹰，尚美食，精书画法帖、诗词、漆器、明式家具，著作涉及美术史、文物鉴定、民俗学、中国古典音乐等多个领域。他称自己“玩物丧志”，而好友黄苗子则评价他“玩物成家”，启功曾评价他“研物立志”，也有人称他是“京城第一玩家”。学界称他为最能将民俗上升到文化高度的人。其实，他更是一位懂得生活美学的人。
　　一肚子墨水要变成文字
　　王世襄95载的人生已于2009年化为“传奇”，斯人斯事却萦于与之相熟者心中。与晚年王世襄接触较多的赏石家沈宽认为：“在我年及古稀之时，他的生活智慧仍然让我十分受用。”
　　20世纪70年代，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恰逢他当时肺病复发，且有空洞，在医生叮嘱卧床休养的情况下，王世襄只身前往向阳湖。他放牛、放鸭、种菜、插秧，各种苦活、累活都干。当看到畦陇旁的菜花虽倒在地上，但仍“犹昂首作花”时，王世襄以菜花励己，坚强起来，竟悠然过起了村野农夫的生活，闲时与渔夫成为莫逆之交，观渔赋诗。当“改造”结束后，困扰他10多年的肺病竟然不治而愈。到1973年夏，王世襄离开咸宁回北京的时候，还带回了许多当地的花卉。古代医者总结有“悲（忧）伤肺”，王世襄虽带着多年的肺病参加“劳动改造”，却不怨念世事不公，足见其胸怀之开阔、对生活之热爱，这是一种人生智慧。
　　在沈宽记忆里，王世襄晚年专注写作，并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是：以前浪费的时间太多了，现在要赶快把满肚子的墨水变成文字。王世襄在“干校”生活后期逐渐意识到岁月蹉跎，返京后他开始刻苦工作，在近30年中出版、再版著作约30种。
　　沈宽记得，有一年春天，王世襄打电话向他询问北土城的西府海棠有没有开。沈宽以为他要去看海棠花，王世襄答道只是帮朋友问问，自己还要写作，太忙，不去看。当时花已含苞，沈宽知道极爱生活的王世襄心里一定想去，但他要与时间赛跑，他要尽快把肚子里的墨水写完。
　　王世襄身上体现着浓厚的文人气质。“他对世俗的吃喝玩乐不屑一顾”，开会招待他不去，大型活动的开幕式他也不参加，过节时他认为大家彼此不用专程造访。他的生活是淡淡的，友人买了他的书去求签名，他写道：某某先生解闷儿。沈宽与他谈奇石，王世襄旋即拿出他多年前在河边拣的漂亮石头说：“我不收藏石头，但对石头有一点小小的喜欢。”沈宽回忆道：“他说话很有味道。”王世襄是真诚的，“架子”二字从不存在于他的语言系统里，他常和村夫、小贩一起聊天，甚至求教于他们。
　　王世襄爱好广泛，他不仅对各种游艺非常精通，而且会弹古琴，善于烹饪各种美味。晚年，他最关心的是观赏鸽的传承问题。我们一般人知道的鸽子主要有广场鸽、信鸽、肉鸽，而很少有人知道观赏鸽。观赏鸽是民间经过人工选育培养的优秀鸽种，在古代宫廷和北京的贵族，甚至市井中都颇为流行。观赏鸽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但近几十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北京的天空越来越难听到鸽哨的声音，很多优秀的观赏鸽品种都逐渐消失了。然而，玩鸽子的人多数文化程度不高，不会对此进行有意识的记录和研究，许多经验一旦失传也就永远消失了，这让王世襄感到可惜，并开始进行呼吁和加紧研究。
　　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
　　王世襄生活极简朴，有时候友人到其家中，恰遇王世襄及夫人正在吃饭，餐桌上往往只有粥和家常菜。王世襄一直住在南竹竿巷自己家的四合院里，老房子冬天连暖气都没有。1992年，香港商人拟购买王世襄所藏79件明清家具捐赠上海博物馆，王世襄以“这些家具不能离开大陆”为条件，慷慨地以象征性的价格卖给了他。直到这时，王世襄才换得日坛公园东墙外的一套住房，过上了有暖气的日子。
　　“文革”期间，王世襄曾主动请红卫兵抄家，看到自己多年收藏的文物被车载去，他曾在自己作品中这样写当时的心情：“泰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这正是因为他认识到“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
　　2003年，与王世襄相濡以沫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去世，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为了不睹物思人，他将夫人的唐代“大圣遗音”古琴拿到拍卖会上，拍到了800多万元的价格，而同时，他将另一把同样珍贵的宋代古琴无偿送了人。
　　他一生探索生活的智慧，经手珍贵物件无数，然视之为过眼云烟，捐献、赠送在所不惜。而其最有感情的却是家中的菜篮子，当夫人离去，他与夫人“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不再，他希望百年之后能将菜篮子埋在两人的墓穴之间，“生死永相匹”。据沈宽介绍，夫人去世后，王世襄更是将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写作上了。
　　养生秘诀在于“六心”
　　“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这是王世襄的一句名言。年轻时期的他曾经玩鹰，玩鹰需有很好的体力才行，尤其是臂力，否则很难将鹰架起来。沈宽认为，这也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能玩鹰说明王世襄年轻时身体底子还是不错的。
　　王世襄身子硬朗，87岁还骑自行车上街。晚年有人请他谈养生的秘诀，他认为保持良好的心态、性情和心理最重要，并将之归为“六心”，即开心、童心、宽心、爱心、静心、恒心。“六心”是他生活智慧的总结，前“四心”分别涉及对己、对物、对人、对伴侣的态度，而后“两心”则是他晚年生活状态的写照。他认为宁静可以节约脑、体能量，消除机体疲劳，因此，静心可以祛病延年；而恒心则可使人“大器晚成”，完成年轻时的梦想。这种恒心，与情趣和志向相伴，有兴趣使然，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会锲而不舍，苦中作乐。锻炼身体也是如此，通过运动来达到健身的目的，就需持恒心。
　　北京大学教授叶朗认为，中国美学广泛渗透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王世襄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情趣。王世襄之所以受人尊重、使人怀念，也许就在于他是最懂生活、爱生活、会生活的人。这也许是他长寿的原因
2014年5月25日是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
准确描述王世襄先生确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他当然是学者、文人、收藏大家，但他那些令人迷恋的生活性情和态度又绝不仅是这些表面上的词语可以概括的。
我们没有过多讨论他的学识，因为早就无需赘述：《明代家具研究》、《明代家具珍赏》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家具领域的里程碑式著述，《髹饰录解说》无疑为中国古代漆器研究开拓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领域。他在80岁以后注释写作的《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明代鸽经·清代鸽谱》、《北京鸽哨》、《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文字，更是门门绝学,令人叹止。所有这些，对其学问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启功先生的那句话作为深入了解的导读：“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王世襄在家中书柜前（摄于1989年）

我们更想在这个专辑中呈现的，其实是王世襄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态度和风范。在文化、思想和制度都变化最剧烈的20世纪，他们这代人能够完全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候，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是被时好时坏的年代和潮流不断裹挟着往前的。但即便如此，他们都始终保持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标准。
我们好奇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接受我们采访的、和王世襄有过亲密交往的人，几乎都要提到他的一个口头禅：不冤不乐。这句北京老话，王世襄自己曾做过一番解释：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乐观、通达、智慧，所有这些词语，都不能像这四个字一样让我们理解到王世襄的“态度”。
他一生著述30多本，几乎没一本是能说得清，这门学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的。两本明代家具的书出版于80年代，但是他对家具的爱好却是从40年代青年时候开始，持续了40多年。他出身世家，但现在陈列于上海博物馆的满堂王世襄藏明式家具80件，没有一件是来自他的家族世藏，全是他人弃我取，骑着自行车从市井瓦肆甚至冷摊晓市上一件件找来，那些对于家具制作的通晓则是和民间工匠热烈交谈的产物，其间乐趣和情感自然不是那些坐在书房里学会鉴赏的学者所能够比。他童稚时喜好抓蛐蛐和架鹰遛狗养鸽子，直到耄耋之年才在朋友催促下坐下来记录于书，这完完全全玩出来的学问，又绝非普通的爱好研究可以比。为了养好鸽子，他可以去市肆打探往日王府里的鸽佣高手，请入家中园子和自己同住，所得的当然都是绝学。他在书中描述的那个和他有忘年交谊的善斗蛐蛐的老中医李凤山，又是多么跃然于眼前。在“文革”时他的人生跌入底谷，因为有了这种不冤不乐的性情，他也能在郊野抓蛐蛐的爬山越岭中找到慰藉，获取心底的安然。不冤不乐的，其实就是情义，所以王世襄对玩好、对做菜、对学问，无不发自本性、倾其性情，最后达至“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2003年，89岁的王世襄因为明式家具研究而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用以表彰跨文化交流领域杰出成就的最高奖，当时著名英国汉学家柯律格曾在颁奖词中说，王世襄属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这样一群人：“他们冀求将构建中国的过去作为构建中国的未来的途径。作为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他们又冀求在不低估其他文化的同时，给予中国文化更高的重视。”
为了对这一群人的“态度”有更丰富的了解，在王世襄的几位至交中，我们按年龄，选择了张伯驹、陈梦家、朱家溍和汪曾祺四位来做更多的探寻。他们或和王世襄同年，如朱家溍；或年长于他，亦师亦友如张伯驹、陈梦家；或稍年少如汪曾祺。各自不同的性格和命运，都让我们对他们所处的跌宕起伏的环境会有更深切的感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这一代人对其精神世界、生活态度的坚守恰是最感人的。换一个角度可以说，正因为他们坚守的成果，换来的是“给予中国文化更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