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 ：学术研究的现实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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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的现实担当

    著名学者陈方既回答《书法报》记者提问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最近全国书学讨论会入选论文过于偏重考证了，当然考证工作需要做，研究书法需要对这些历史有所了解，但是，如果大家都做这些，我感觉这虽不是错了，却是偏了。”
    陈方既先生一语击中的当代书学研究的短处，即没完没了地去历史沉迹中寻找学问的新意，或不厌其烦地对某些书法家的身世进行“人肉”式“搜索”，要么就去迎合当下的兴奋点，再去时间深处印证。
   “偏于考证”的工作依旧是工作，本无需赘言。只是，当我们持续地、顽强地“偏于考证”，就值得警惕了。对于书学研究，考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需要皓首穷经，破解疑难杂症。同时，当代书学研究更需要关心当下的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现实的处境，审美的趋势，文化的意义，以及，负能量对书法的歪曲，对书法损坏的程度。
    最近，我与斯舜威合著的《新南腔北调集》出版，为此，我写了一篇短文，其中说道：“学术价值与理论色彩，意味着安全地、策略地、世故地写文章，那么，我们情愿与这样的学术价值和理论色彩划清界限。”
是的，学术研究要有现实担当。
    近读《陈垣来往书信集》，看到著名学者、时任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的容肇祖致陈垣手札，其中讲到：“现在广州之学风，由质朴而转空疏，由思想自由而转拘守，由驰骛新学而转高头讲章。先生等提倡朴学于外，而故乡竟颠倒其学于内，犹戴东原树徽学于外，而桐城有方植之，当涂有夏炯也。”
    容肇祖对广东学界的评述，陈垣没有附应，以“南方朝气方新”回示。容肇祖继续强调：“（广东）学术上实暮气寻寻，读经复古，抄学古堂课程之旧本以为课程，据皋比者又哦高头讲章之大全经学，宁非暮气乎？”
    容肇祖的哀伤与痛苦，是对“以《文选》为主，以读经为务”的广东学界的批评。
    几十年的时间已成青烟一缕，读容肇祖的手札，很容易联想到当代书学研究。
    老当益壮的陈方既看出问题的所在，就“偏于考据”的现象，他不仅发去警世之言——“如果大家都这样做，我感觉这虽不是错了，确实偏了”，进而，他又指出“偏于考证”的症结：“如果你是权威，我对你的观点不赞同，写还是不写？有些不是你没有思考，确实是不便发表意见。但更重要的是当今书坛整体缺失深入思考，虽很活跃，但这是浮躁的活跃。”
    陈方既先生的洞见，我是共鸣者之一，也是思考者之一。
    当代书学研究，需要多元化，即从不同的学术观点和不同的理论框架予以深入。当然需要厘清书学的基本常识，夯实学科基础，也不能回避对当前理论问题，尤其是焦点、难点问题的思考与剖析。对学术研究来讲，现实的理论问题，应该是优先的选项，尽管这样的问题会带来许多麻烦，甚至风险，然而，学术研究不能回避这样的麻烦和风险。学人，是真理的寻找者，也是真理的维护者，焉能“安全地、策略地、世故”地“偏于考据”？
书学研究“浮躁的活跃”有其自身的局限。“安全地、策略地、世故”地问学固然是其因素，书学研究者文化眼光的短浅，思想的匮乏，勇气的缺失、趣味的寡淡，也是不能忽略的原由。比如，当前书法学术研究人才由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考入大学历史系或考古系，以及寥寥可数的书法专业毕业生和高校“扩招”培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组成。前者因当时高等教育考试体系的破坏，蛰伏于乡村、工厂，但是，作为有志青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读书临帖，打下了较好的书写基础，形成了较高的治学能力。高考甫以实行，其中的一部分人及第，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为当代中国书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代书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崛起，它与改革开放伴生的思想解放如此一辙，因此，我们在那一阶段的书学研究中，还能看见人文的坚持，批判的意识。市场经济，消费观念，鼓动教育的“扩招”，许多大学院校开设书法专业，一时间，书法硕士、博士比比皆是。书法教育的繁荣，给书学研究带来了发展的契机，累年获奖者，成为书学勃兴的勋章。然而，功利主义让读书人的书桌左右摇摆，利益集团又在阻挡言路，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日渐萎靡，“偏于考据”便成了许多人的别无选择。
    “由质朴而转空疏，由思想自由而转拘守，由驰鹜新学而转高头讲章”的“暮气寻寻”，的确是一种倒退。因此我说，“偏于考据”不是书学研究的全部，直面人生的现实担当，才是一位有责任感的学人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