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周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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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绪升对话周振博士

宗绪升：简单介绍下你在读中国美术学院前的学书情况？
周振：很小的时候在父亲的要求下练过书法，严格说是练大字，这也是那个时代很多孩子的必修功课之一，时断时续的，平淡无奇。初中的时候主要兴趣在画画上，到了高中，开始对书法篆刻有所痴迷，看展览，泡书店，上培训班，好些朋友如沈浩、沈乐平、王义骅等都是在那时认识的，也由此萌发了考美院的念头。走走停停，一路就到了现在。

宗绪升：你觉得中国美术学院四年的本科学习，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你当时对美术学院的教学满意吗？
周振：专业的态度，专业的技法，专业的视野，这些影响我到现在并会以不同的形态一直影响下去，我这么认为。
如果不算留学生同学的话，我这一届只有三个人，是1985年恢复招生以来最少的一个班。老师的人数数倍于学生，学生幸福到快晕掉，哪有不满意之理？再说，我一直认为，这世界没有神，人有一技长于己即可师之，何况这些老师本身又是艺术家，何必苛求？当然，某些所谓“文化课”的教学不在此列。

宗绪升：你本科毕业展览的作品，我看了，有一张作品是首山歌，其中有一句是“俺家的馒头大如斗”的集苏东坡字的作品，我印象很深，其它的没印象了，那批作品的创作手段在你本科毕业后还是否使用？我觉得那时的作品很程式化，你怎么认为？
周振：谢谢你还记得。那是首元曲，《嘲谎人》，最后一句是“俺家的茄子大如斗”。当时是一个元曲系列，共四件。具体的手段，已经慢慢消退了，留下的是经验。回头再看那批作品，幼稚在所难免，放到现在肯定能做得更好，却未必有那时的心境了。王冬龄老师曾经教导我：“什么年纪写什么字，年轻人不怕写得有火气”，我一直记着。

宗绪升：你读陈振濂先生的硕士与博士，研究方向是什么?这书坛上好像有“文人书法”、“学者书法”、“知识分子书法”等等型书法的提法，鼓吹这些的人，学问是有的，但自己的书法，实在不敢恭维，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如果套个型，你自己的书法是什么型的？对你的书法作个评价吧？
周振：硕士时是美术学方向，博士读的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具体方向是近代印学研究。
这些提法以作者身份作区别，归根到底基本上是一码事，中国也好，日韩也好，整个书法史的人物发展主线一直是文人（士人），无非因其知识背景和审美趣味的差异造成形式与风格的变化。至于现在的现象，由于上个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经历过两次大冲击，后面一次甚至造成了文化的断裂，使后来的读书人反而多不能书。换个角度看，倒也不坏，书法由旧时文人的文暇余事变为大学里的专门之学，高端研究与大众普及两不耽误。你我不就沾了光么？呵呵。
当代社会，做秀、媚俗、跟风……不一而足，浮嚣在所难免。也挺正常——环境相对宽松，林子还特别大。管不了别人，那就管好自己。前不久看的井上有一作品展览，看看人家，那种疯狂中蕴藏的平静，还说什么呢？
我自己喜欢古雅的气息，但是对风格倒没有特别的限定，非要套个型，那就期望能在艺术的形式之外还有点儿文人雅绪吧，现在还达不到。作品的好坏是评说由人的，“花开花落两由之”。我只是觉得，只要自己还在进步，感觉还没迟钝，那就有点儿小满足。

宗绪升：你觉得如何临摹才是最好的学书方法？按说临摹是为创作做准备，如果从临摹的准确这个角度讲，中国美术学院学生的临摹功夫，我从不怀疑，但我没见过他们多少感觉的、不是重复古人的能过得去的创作作品，为什么会这样？
周振：每个个体都有差异，学艺术的就更明显了。从精临到意临，这中间的程序在大的逻辑关系上总是没错的，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就得因人而异了。临摹是一种能力，和创作一样，临摹也需要天赋的。所以，“最好”的学书方法，我无法定义。
作为美院曾经的学生，同时也作为教师，对后面的问题，我有不一样的看法。书法本身不属于早成的那类艺术，感觉的表现也偏向于隐性，附加在其上的诸多约束限制着年轻人的表现欲望，无论我们作为专业工作者如何把书法看作视觉艺术、造型艺术，“人书俱老”、“字如其人”的传统观念还是占据着大部分观看者的意识。所以，对学生，不必苛求，只要态度端正，功夫用下去，会有感觉的，然后再寻找合适的表现手法，教师在其中主要是做好启发与引导的工作。换句话说，“重复”只是种痕迹，重要的是“意识”,博士读书读傻的不也挺多么？

宗绪升：你对形式训练怎么看？我见过被形式训练洗脑后的作者，创作的胆子给鼓捣没了的，这是为什么？
周振：形式训练本来是书法作为艺术必需的基础训练之一，是帮助学习者成为艺术家而非写字匠的训练手段，但偏执一端必有所失，我不赞成把手段当成目的。那样的话，书法就过界了，赖以生存的根基就倒了。至于“洗脑”，心理学认为，自身意志偏弱的人容易被他人引导，即“洗脑”。这样的人本来胆子就小，面对创作却是时刻在挑战自我，这不成了南辕北辙了嘛？

宗绪升：你对刘正成他们曾经提出的流行书风怎么看？
周振：日本有位名建筑师黑川纪章说过：“今天的经典在以前都流行过。”
刘先生他们的主张，我不太关注，故而也谈不上有什么看法。

宗绪升：如何评价陈振濂先生的“学院派书法”？“学院派书法”的创作模式与当年“广西现象”那些作者的创作模式有什么联系?
周振：一门学科的进步，必然需要不同的声音，“学院派书法”的倡导，在宏观上是一种进步，至少代表了不愿固步自封者的一种思考与尝试，也不必期望它完美无瑕，我们的传统往往太急于下定论了。
两种创作模式之间当然很有联系，“广西现象”的主将中的中国美院背景也无需我多嘴。至于具体联系，异同之析，好像可以做个课题喽，就不细说了。

宗绪升：你如今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这个学院与中国美术学院本部的教学安排上有什么不同？你主要教授什么？压力大吗？
周振：从学历教育看，大同小异，和本部基本一致，无非学制长短不同，在文化课的安排上，这里的学生恐怕更轻松些，可以有更多时间用在专业上。进修班则是本部所无，人员构成、学力与能力都有很大差异，学制也短，因此要有针对性地授课，除传授技法之外，也须在短期内有所反馈。我除了书法与篆刻的技法和创作课之外，还担任书法史的理论课教学。压力么，这年头还有几个人没压力的？把上下班的生活分清就行了。

宗绪升：我前天去了趟你们学院，听到一些抱怨与无奈的声音，一些学生认为，现在的师资不如我以前在那里读书的时候了，他们认为一些有水平又有威望的先生请不到了，是主要吗？如果是，为什么会这样？
周振：我知道的。人多，声音自然多，很正常，好在并不只有这一种声音。学校也好，教师也好，总是在尽力延聘，但其中原因很多，很多事不是有了美好愿景就会实现的。好像在网络上威望值也是要靠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投入的，是吧？今天的年轻老师以后未必就没有威望。除非是教学态度有问题，年轻老师思路上的活跃与激情恰恰是个优势。读大学时，我记得没听到过师兄和同学抱怨沙孟海先生或谁谁谁大名家不来上课。呵呵。

宗绪升：你们学院书法专业都哪些人在任教？主要开设哪些课程？
周振：有吕金柱老师，还有鲁大东、施立刚、梁小钧、丁万里等年轻老师，陈大中、张羽翔、汪永江、洪厚甜、蔡梦霞、翁志飞等老师也定期前来客座讲授。课程方面，无论学历班还是进修班，除五体书与篆刻的技法训练、创作课程，还开设书法史、印学史、古代汉语（文史）、古文字学、论文写作、国画等课程。

宗绪升：对于一个没有机会来美术学院读书的书法爱好者来说，他们应该怎么学习书法，你认为才不会走弯路？
周振：我没有资格作什么权威指导。我想，除了技法正确与取法乎上，心态的平淡和时间的投入也很重要，艺术首先是自娱自乐的。

宗绪升：你认为书法理论的研究，对书法创作有用吗？一个书法人至少要读哪几本理论书籍？
周振：书法的理论和创作之间不存在鸿沟，但很多人却觉得好像水火不容，别忘了，在文献可信的前提下，我们顶礼膜拜的孙过庭、苏轼、米芾、董其昌、康有为等等都是大理论家哦。当然，一个创作型大师未必写出理论，但那也只需要有人把他的创作感悟转化为文字而已。
理论书籍，《历代书法论文选》及《续编》、《明清书法论文选》已是极大的信息库，认真看的话，最有名的那几篇就可反复琢磨了。这些古代书论的译注本现在也很多，可以选几个权威的版本参看。白谦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很好，思路宽广，文献扎实。陈振濂与邱振中二先生的著作更多，在深度上可能会使爱好者觉得吃力。博硕士的那些专业论文或著述，许多水平很高，进展很深，就全凭个人兴趣选择吧。

宗绪升：我在对话张爱国的时候，问及他为什么不再投稿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展览了，他认为，很多评委不够格，你是否还参与这个协会举办的活动？为什么参与或不参与？
周振：我也很久没参与。张老师的意见我不反对，但自己懒也是一大原因，不喜欢为了某种他人制定的标准去做作品。再者，现在渠道也很多，每个人都应该有选择的自由，绘画界早就如此了。

宗绪升：你是否卖作品？
周振：当然。我和孔方兄没仇，呵呵。

宗绪升：你好色吗？（必须回答，但不发于报纸）
周振：我当然喜欢美好的面容与身体，但是，与色情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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