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张眠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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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绪升对话张眠溪博士


宗绪升： 你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草书体的形成与演变》，先谈谈什么是草书吧？

张眠溪：草书的概念大概可以从广义和狭义来加以解释。凡是潦草的书写都可以称为
草书，这就是广义的草书。与此相反，具有特定部件和结构的简化书体才是狭义的草书。广义的草书和狭义的草书有时候是可以相互包容的。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所研究的主要还是狭义的草书。之所以涉及广义草书是因为任何一种书体都有一个发生和演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起点往往和广义的概念相联系。实际上，单就成熟的草书而言，它的形态也是相当多样的。我认为草书有古草、章草、稿草、今草、狂草五个形态。如果加上演变初期的形态变化，那么样式会更多。从文字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有成熟的正体和草体概念，广义的草书实际上就是草体。但是从书法研究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似乎将书体分为正书体和草书体比较合适。所谓正书体就是历代官方认定的正规书体，所谓草书体就是汉代之后出现的狭义的草书。至于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我认为可以行书体来概括。总体来说，行书体与正书体的关系更大。

宗绪升：草书的特点是什么？你对草书的认识有什么调整吗？

张眠溪：我在博士论文当中将草书体结构的特点概括为流转结构，当初的愿望是希望指出草书体与正书体不同的结构特点。但是这个说法我一直都不太满意，最近几年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汉字结构总的特点是四方结构，也就是通俗所谓“方块字”。无论正书体还是草书体都是如此。但是更进一步，如何概括草书体的具体结构特点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楷书的基本结构是散断的，不连续的。而草书的基本结构是连续的，不散断的。以散断和连带为切入点来研究楷书和草书的结构是可以的，但是就其学术性而言，仍显单薄。在草书的连带结构当中，既有不封闭的折笔结构，也有封闭的旋状结构。如何认识和概括这两种结构呢？在古人那里本来是有“使转”概念的，比如孙过庭就提出草书以“使转为形质”的观点。但是对于这个概念从古代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使转就是草书中的折和转。即使这种理解没有错误，但是对于使和转的具体解释仍然存在分歧。如果使就是折，那么转是什么却并不清晰。实际上，使和折的关系也不并不确定。因此我们在草书体研究中必须另辟蹊径，建立新的概念。我将草书的这个完全不断开的旋状结构称为规旋部件，这个部件才是草书最基本的结构。同时我将不旋转的折笔结构称之为矩折部件。如果进一步分析，矩折和规旋部件又可以连续使用。从理论上讲，这种连续是可以不中断的。这样一来，草书结构的特点就非常明确了。我们认为矩折规旋是草书体结构的基本特征。为了研究的简便，草书体的这一结构特征还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折旋结构。

宗绪升：草书与楷书的关系是什么？

张眠溪：楷书的形成与草书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很多文字学者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就是楷书是在草书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不是草书在楷书形成之后才出现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好多的中间形态，包括隶书、章草、新隶体、今草等等。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楷书的结构以点画的散断为特征。实际上，散断最早是和连带一起作为改造古文字形体的一种快速书写的方式而出现的，因此楷书天然就有草书的基因。另一方面，由于点画的方向性和笔顺问题，楷书当中不存在规旋结构，但是矩折结构在楷书中是大量存在的。这些矩折结构在古文字当中是不具有今文意义上的笔画含义的，它们往往都是追求快速书写的结果。应该说，这是草书影响楷书的直接证据。在确定了楷书与草书的先后关系之后，我们也要看到，草书的演变也受到了楷书的影响，其一，草书的标准形体，比如章草和今草形体的成熟与完善是在正体与正体观念的影响下完成的。其二，楷书中没有草书所特有的规旋结构，但是草书却包括了楷书所有的基本点画。这既说明了楷书滥觞于草书，也说明了成熟草书所受楷书的影响。

宗绪升：你怎么看待草书的艺术性？

张眠溪：草书体的艺术性体现在两点。其一是结构的多变。上边讲过，草书体的基本
结构是矩折和规旋。这两种基本结构，尤其是规旋结构的存在，对于草书结构的展开带来很大的影响。规旋结构的主要功能是起到一种方向调节的作用，可以将文字的形体从一个方向迅速转换到另一个方向。并且在草书形体确立之后，出现了折旋的再连带。狂草书的形成主要与此有关。这种自由的结构为情感的代入带来很大的便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自叙帖》及其他狂草作品当中体会的到。古人对于折旋结构的认识也有不同的看法。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文字的基本功能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文字的基本功能是记录语言，而草书的产生首先与此有关。因此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草书的认识就有所不同。如果站在实用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必然要求尽量减少艺术性，使草书简便易识。如果站在艺术的角度考虑问题，实用的要求显然退居次席，主要的问题是情感的表达以及形式的布置。在这个问题上，唐人和宋人就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张怀瓘就认为连带和再连带是草书的一个优势，而姜夔则认为连带破坏了草书的规范。这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其二是笔墨的丰富性。折旋结构不仅有利于情感的表达，并且会带来笔墨效果的丰富变化。从理论上讲，在一行之内，草书的折旋是可以不中断的。这种书写技巧当然有其本身的难度，但是笔墨的丰富表现力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草书形体中还有点画的存在。这样就将连续与散断结合了起来，更增添了笔墨效果的丰富性。从以上两点来说，草书的艺术性是其他书体不可比拟的。古人说书法是“无声之音”“无形之相”，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草书为基础来立论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每一种书体都有它固有的美感，因此草书并不能完全取代其他书体的艺术价值。

宗绪升：请你谈谈草书研究所带给你的方法论的启发？

张眠溪：草书研究带给我很大的收获，但是我还不想立刻上升到方法论的角度来讨论
问题。谈谈具体的收获吧。首先，任何一种研究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必须尊重这种特殊性。当然，事物都有相通的一面，作为一种理论或者方法有可能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学术研究毕竟要深入到具体的问题当中，这个时候，所有的理论和方法都应该为研究服务而不是相反。在某一领域进行精深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的归纳和概括，与先有一种方法的成见，然后进行比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大不相同的。其次，在研究开展的过程中，无论问题多么具体，都有一个发生和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自身的特点，研究的关键是尊重具体问题的演生过程，根据材料来得出结论。我现在很喜欢这个“演”字，拿它做了我的斋号。再次，学术研究是个一个相对的过程，并没有一种观点和结论是固定不变的。这是由于不仅材料在变化，人也在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材料，然后却得出相同的结论，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学者的研究，都是对前人的推进，同时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攀登的台阶。“学如积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当然，无论任何一种学说和研究的结论，都应该遵守起码的学术规范和准则。学术研究既不应该僵化教条，也不应臆说蜂起。

宗绪升： 除了草书的研究之外，你还在进行哪些领域的研究？

张眠溪：除了草书研究，我对于明清之际的书家也颇为关注，写了一些文章。我认为
在那个时代形成了中国书法的一个小传统。但是目前用力最多的还是北朝书法的研究。之所以关注这一领域，实际上和王羲之研究有关。早年比较倾心于二王，当然这是任何一个从事书法研究的学者都绕不开的领域。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二王地位的获得实际上是以北朝书法的默默死去为代价的。需要强调的，在王羲之地位建立的过程中，付出直接代价的是小王和钟繇而不是北朝。北朝书法根本不在牺牲的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历史选择的无情。这样看来，我的心路历程好象和碑学家很相似了。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我对王羲之的地位并没有任何的质疑，并且碑学家所面临的局面也和我有很大的不同。当时帖学的衰败是导致碑学兴起的重要原因。而帖学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世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所决定的。对我们来说并没有这个问题。现代社会对历代书法作品的原作展示、印刷复制以及考古出土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于帖学传统的认识。当时碑学家质疑帖学的作品环境今日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考虑问题的角度当然也和碑学家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和碑学家所做的事情正好是相反的。碑学家看到北朝书法地位的衰落，觉得有义务起而振之。在这个过程中不免有牵强和造作之处。而我并无抑扬之意，只是希望渐次恢复北朝书法的基本面貌，做一点还原的工作。当然，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不同，还原的结果自然也不相同。碑学家为重建北朝书法史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也存在不少粗疏和武断的地方，这是我在研究中要尽力避免的。

宗绪升：谈谈具体的北朝研究计划？

张眠溪：关于北朝书法研究，我已经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比如对彭城丛亭里刘氏书
法的系列研究等等。实际上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这些。我目前正在进行北朝书家地位升降的研究，就是对北朝书家历史地位的变化进行长时段的综合研究。主要是研究唐代至清代北朝书家地位的升降。实际上除了元明之外，唐、宋、清三个时代北朝书家地位的变化还是很剧烈的。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在北朝的正史及其他文献当中有大量的北朝书家存在，但是唐代之后的北朝书家地位又确实不高，甚至很低。另一方面，清代中期之后，北朝书家的地位迅速提升，北朝书法也变成与魏晋帖学分庭抗礼的碑学一派。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它的背景是什么，动力又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线索和途径？这些都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对于我来说，首先需要做的事情是将这个升降变化描述出来，然后进行初步的解释。这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是尽力了解北朝书法的基本特点，要从文献和出土材料出发来展开工作。其二，每一项研究都有它的学术历史，北朝书家地位的升降变化研究也是如此。碑学家为重塑北朝书家地位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讲，要重建北朝书法史，碑学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我认为碑学更接近一个艺术流派，它的产生和演变并不以科学和学术为依据。对北朝书法的研究则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我的研究实际上以碑学为批判对象而展开的。在这个题目完成之后，我希望开展全面的北朝书法史研究，不仅研究书家，而且研究作品。

宗绪升：北朝书家地位升降的途径是什么？

张眠溪：北朝书家地位升降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来完成。要研究这些途径就离不开对古
代书家地位升降途径的研究。我认为古代书家升降的具体途径主要有正史、品藻、笔记小说、收藏著录、方志、金石考古等不同的系统。以下简单说明。正史是一个官方评价系统。唐代以后的正史基本上是官修，即使不是官书，修史者也怀有与官方相似的评价标准。通过正史可以了解当时主流社会对书家的评价。品藻是一个专业评价系统。所谓专业主要指他的评价者以当代和后代的理论家为主。品藻大致可以反映当时书法的时尚和典型人物。笔记小说是一个民间的评价系统。如果说正史和品藻的评价系统有一定的标准，那么这个系统是没有固定标准的。有的时候，没有标准反而可以更多地了解到事实的真相。收藏著录是一个作品评价系统。因为人力、财力以及时间、空间的限制，每个收藏者都不可能网罗所有作品，包括皇家收藏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在收藏著录的途径中就会保存许多特殊的信息。方志是一个地方评价系统，许多没有进入到更大评价系统的书家，在这个系统当中会保留很多信息。同时，方志也保存了好多重要书家的资料。金石考古是一个追认系统。很多书家的作品已经失传，通过金石考古可以重新发现这些书家的作品。而且无名书家的作品也通过金石考古而面世。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一种事后追认的途径。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北朝书家地位的升降变化是通过以上的途径，经过翻新、追认、生造等不同的方式来实现的。

宗绪升：谈谈你的书法创作

张眠溪：对我来说，书法研究和创作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可或缺。因此就很难分出轩轾。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我认为无论研究还是创作，在现代专业分工越来越深细的条件下，只要能将其中一项做好已经不易。并且从研究与创作的特点来说，两者往往是有冲突的。这个冲突不仅表现在时间上，也表现在各自的特质上。比如两者都要求持之以恒，但是学术研究是日日不可中断，三天不读书就很难继续研究。而书法创作则是可以中断的。有的时候三天甚至三个月不写，也许会写的更好。创作的顿悟性质要远高于学术研究。我的书法创作来源很庞杂，对二王一系的书家下过一些功夫，很喜欢他们对用笔的控制和结构的把握。对北碑也多有涉猎，尤其对那些结构奇崛，笔法浑朴的东西很有兴趣。对清代以来的赵之谦等碑派人物也多有研习。我对于“现代”或“后现代”书法也很喜欢，有时也制作一番，但是似乎不得要领，还要多学习。实际上，每种创作方式都其自身的要求，有的时候这些要求甚至是相反的。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信手写来，既不拘泥于形状，也不刻意出新的作品。说起来也简单，就是喜欢那些既有很好的功力，同时也写出个性风格的作品。当代书法创作的一个问题就是追随时尚。这个本来没什么，古代也是如此。例如明清时期的文征明、董其昌、何绍基、赵之谦都是领一时风尚的人物，追随者众。但是如何从时尚中找到自我，建立起自己的书法文字学和书法美学，恐怕是每个当代书家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吧。

宗绪升：最后谈谈你对读书的看法吧？

张眠溪：因为目的不同，读书分为很多种。纯粹的阅读当然是最幸福的事情了，但
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纯粹阅读的时间是相当有限的。贡布里希曾经说过，因为要写书，我没有时间读书。这大概是很多专业学者共同的感受吧。我想你让我谈读书问题，恐怕还是从专门研究的角度出发的。其实就读书的经验而言，学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大。我想讲三个方面的体会。第一，对于基本文献一方面要深入阅读，要保持对一字一句的熟悉和敏锐。有好多基本文献，我们已经读过多遍，但是在特定的学术条件下读起来仍然会有触目惊心之感，这当然会与学术能力的提高有关。但有的时候也仅是由于我们在阅读时的疏忽。这种疏忽有的时候甚至低级到把不少字句都弄错了。另一方面要尽可能扩大阅读的范围。就艺术史研究而言，不仅要看本专业、本领域的基本文献，而且要将这个范围扩大到最大的程度。每个专业都有基本文献的汇编，要重视这些文献，但是也要有离开这些文献，找到新文献展开研究的能力。第二，对于一些自己喜欢的学者的著作要反复研究。文献的研究可能主要是对文字内容的理解。对名家著作的研究主要还是了解观点和学习方法。这对于一个学者的成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某些名家名著，要一字一句，一段一节地读，然后总结经验。甚至文章的题目、标题都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如果对近世学者三五家有深入研究，自己的研究必然不是问题。第三，读书不能代替思考。对一个学者来说，读书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展开研究，因此在读书过程中，对于问题的思考是不可缺少的。这个好象和读书无关了，但是实际上很重要。从根本上讲，读书就是思考的过程，但是我们由于目的性太强，往往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