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慧园》论坛欢迎傅德锋先生主持[新视界]‘书法评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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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从事书法可以真正达到淡定从容？

傅德锋/文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此为士君子气概。
然则喧嚣与骚动成为市场经济时代之最大特色，焦虑与渴望成为大多数人之基本心态而后，在从事书法上能够真正达到淡定从容者，又何其少也！事实上，人世间的一切思想与行动，祸乱与烦恼，均是由人的欲望所致。智者，可以只给他人以出路而不与人争，惟其不争，而反致德艺双馨，功德圆满。此实为圣贤之行也。
书界本多博学多才，性情通达之人，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皆可安分守己，洁身自好。惟于学问书道，朝斯夕斯，孜孜以求。以通达之思想开化众人，以磊落之品行垂范人间，以雅宜之佳作悦人眼目。



然则世纪之交，大师渐次巨星殉落，魑魅魍魉粉墨登场，时下之名家正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况名利之争甚嚣尘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书界有志之士或为浮名所困，或为俗利所诱，功成名就而扬名天下且堪称一路诸侯者尚要争霸书界之天下，初涉书道人微言轻而身处弱势群体者尤须励精图治而欲得一席之地。凡此种种，以历史之发展规律而论，皆属正常，无可厚非。欲望是人之本性使然，竞争是社会进步之力量。然则，凡事一旦失去分寸，则性质随之发生变化。欲望既然无止境，烦恼总是难免的。
学习书法的目的何在？一曰陶冶情操，二曰修身养性。然则，世之所好，人之所长，在达到相当程度之后，就会由此引发诸多附加成分。因书法而升迁，因书法而成名，因书法而致富，因书法而疯癫，因书法而失足，因书法而丧身，因书法而落寞，因书法而愉悦，因书法烦恼……“因”则同一，“果”则有异。



古时，“书优则仕”，今日之“书优”者，据此升迁显达亦不乏人，或政府之要员，或学院之教授，或协会之领导，或展赛之评委，皆是。此类人士，既通晓为官之道，又精于砚田之技，合二为一，相得益彰。或有不擅书道而“官运”（书官）亨通者，当今社会，比比皆是，盖因综合运作与政府特殊考虑之故也。此类人是否即可做到淡定从容？恐亦未必。欲望无尽，官阶有别，“得寸进尺”，“得陇望蜀”之心，多有难免。由是，明争暗夺，纷扰不断。为名为利，可谓机关算尽，煞费苦心。淡定何在？从容何来？手段老道城府深厚而背景幽深者，虽处于风头浪尖而有惊无险，每每胜出，看似坚如磐石。惜乎风水流转，他日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真淡定真从容亦不过是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或有行事不慎者，一朝失手，满盘皆输，欲争者尚未得之，既有者尽皆旁落，斯文扫地，颜面失尽，痛心疾首，悔之无及！淡定从容则无从谈起。



诸多书坛之新锐，既初得声名，尚需乘胜“攻城略地”，以求巩固。平日里吟风弄月，泼墨挥毫，看似淡定，实则不然。方今书坛，竞争激烈，群雄并起。若囿于一时一地，一展一赛之所获，而不思进取，不三五载间，则声名难继，复为同行者或后来者所淹没矣！故当此之时，正当苦心孤诣，整装待发，岂有鸣金收兵，偃旗息鼓之理？既欲显达书坛，则必得更多投入。时间、精力、财力、物力，许多人倾囊而出犹嫌不足，行止之间，难免懊恼，淡定从容者为何也？！



至于初涉书道者，事情尤多。书理、人际，凡此种种，百事待决，思慕企盼，自不待言。或惑于临池之妙，或忧于师友之无，或烦于文房之乏，或恼于展赛之失。千头万绪，百事繁杂，何来淡定？何来从容？



如上所述，虽未必涵盖所有书人，然超然此外者恐亦无多。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身怀一技之长，量非坏事。然则一技之长又多有局限。故身兼多技者当此之时纷纷涌现。书法家学画，画家兼作商家者比比皆是。之所以如此，无非是为了强化自身实力，欲在社会竞争当中占据更大优势。市场经济时代的特殊形势迫使人们承载较大的负荷，迫使人们要去知难而进甚至勉为其难。官大官小，钱多钱少，强势弱势，官员百姓，俱所难免。危机感的挥之不去，促使人们时时努力，处处警惕。因此，真正的淡定从容其实是不存在的。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人首先渴望的就是自身的安全感，然后才是荣誉感和幸福感。安全的未必具有荣誉，有荣誉的未必安全。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而烦恼不堪者大有人在，幸福感却若即若离，时隐时现，难以言表。



其实，人的行为与心境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变化和感悟，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圣贤智慧，奈何少有人可一旦彻悟精髓。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提到朱新仲的《人生五计》， 朱新仲道：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寿命长短不一，姑且以七十岁为准。十岁左右还是孩童，随父母身旁，天气寒暖燥湿父母都需要照顾操劳，衣食住行由父母安排妥贴，只待其长大成人。此谓“生计”。二十岁时已是成人，筋骨强健，志向高远，开始问津名利场，秣马厉兵，争取获胜，如千里驹虽屈伏槽枥，却希想有朝一日驰骋千里。此谓“身计”。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日夜苦思，选择利己之事去做，欲求高官厚禄，财源茂盛，门第高大，子孙兴旺。此谓“家计”。五十岁时，心力已经疲惫，俯仰人世间，自己的聪明才智已经施展殆尽，生命接近尾声，如白驹过隙，岁月一去不返，这时应该听从命运的安排。此谓“老计”。六十岁以后，人生已过了一个甲子，生命就像夕阳衔山，这时应静心修养，使生活安宁，死而无憾。此谓“死计”。 而这‘人生五计’朴实无华，贴近生活。所以每每朱新仲告之听者，听者喜怒溢于言表。讲到‘身计’，听者喜笑颜开；讲到‘家计’，听者欣喜若狂；讲到‘老计’，听者沉默不语，讲到‘死计’，听者哈哈大笑，笑话朱新仲：“五计笨拙”，实为人们讳老忌死罢了。事实上，在犬牙交错的社会竞争当中又有多少人真能笑谈人生？



启功先生写的《自撰墓志铭》，可谓谦虚自守，令人叫绝：“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启老可谓参透人生，颇具仙风道骨。读来不绝令人微笑菀尔。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名来利往。能够顿悟人生，悠然自得，闲看花开花落，笑谈人世古今者，可得出语淡定，可行止从容矣！
大家至垂垂老矣，方得告身智语，始出警世良言，盖终生历炼也。后来者若能于此有所感悟，不负今生，良可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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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表演与书法雅集——以王冬龄、张荣庆先生为例

　　

　　

傅德锋

　　

　　

当代书坛有两大特殊现象，那就是“大字表演”和“书法雅集”。大字表演时有所见，书法雅集常有所闻。在书法展览文化时代，书法的实用功能退居二线逐渐消退，欣赏审美功能在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书法作品的创作和展示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古代文人书法在宋元之前，大多都是在尺幅之间表现其精妙笔法，注重的是文人所特有的书卷之气。而今人为了适应越来越高大雄伟的书法展厅之需要，大多将书法作品经营为鸿篇巨制。即使是小幅册页之类的小品，也将其拼装为巨幛大幅，以增强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从而招来更多眼球的关注。

　　

近年来，一些书家热衷于大字书法作品的创作，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还有的尚要在书写现场进行一些专门的场景布置，并且有音乐伴奏。如曾来德先生的《墨乐》，李斌权先生的“音乐书法”。其中最为突出并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并引起众人纷议者，当属王冬龄先生。

　　

王冬龄先生在近年来，以一次又一次的现场大字书法表演活动把自己和书法现场表演现象炒得一片火热。大厅，阔纸，巨笔，素服，人海如潮，观者如山，万头攒动，趋之若鹜。书写内容多为古人名作，如庄子《逍遥游》、老子《道德经》等，场面宏大，惊心动魄，作品高达七八米，长达数十米甚至上百米，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观赏欲望和猎奇心理。新闻媒体的竞相报道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书法圈内的议论纷纷，愈加使这一举动具备了某种轰动效应。王冬龄先生也由此赢得了社会各界特别是书法界的极大关注，其大字书法去表演也随之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有人认为，把书法作品写到如此之大，实在没有必要，一无地方张挂，二又不便收藏。听起来似乎也有一定道理。好的书法作品是要于将来传之后世的，如此之大的作品给展示和收藏都带来了不便，因此认为缺乏实际意义。有人认为，王冬龄大字书法作品触目惊心，撼人心魄，将书法作品的观赏性发挥到了极致，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文化意义。由于每个人对此举的认识角度和理解程度不一样，因此对此事的看法也多有不同。

　　

对此，笔者认为，在展厅文化时代，出现此类现象，实属正常。这是书法从实用转化为“视觉艺术”之后不可避免的。即便王冬龄先生不去做，也会有其他人去做。平心而论，写如此之大的书法作品，缺乏相当的书法功底和精神气概也的确难以胜任。除此之外，还需要有比较强壮的体魄，非此不足以言此。假如让一个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者来完成一件高大异常的且篇幅较长的书法巨作，将是多么的不可想象！况功底薄弱，学识浅薄者，纵然作品再怎么高大，场面再怎么状观，终因功力不济，勉为其难。即使膀大腰圆，力能扛鼎，其笔下之迹也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更何谈艺术高度？！所谓的书法现场表演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作秀，流为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世俗把戏，为识者所不屑。以王冬龄先生的实际学识修养和书法功力来看，他的大字书法去表演显然不能等同于一般江湖书家的那种炫技较能的哗众取宠之举，他有特殊的文化思考作为思想指导，然后以较丰厚的学养与书法功底作为基础。这种把首先建立在传统基础之上的当代书法无限放大，放到极致以感悟来自不同于书斋的宏大的场面和大幅度的以整个身体和各个部位的协调动作而来往奔腾的激情挥洒所产生的别样快感。让懂或不懂书法的观赏者都能从自始至终的创作过程和最后完成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中国书法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进而对书法和作者产生一种不由自主的敬畏感。

　　

这种超大幅式作品的创作，更多地是让作者自己体验书写的超常发挥当中的特殊感觉，让观赏者感受书家在即兴创作过程当中所表现和反映出来的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现场表演重在体现创作过程，而超大的作品尽管难以按常规张挂起来展示，但它可以借助现代音像技术，将整个创作过程和最后完成的作品制作成音像资料以供人反复欣赏。因此说，对于现代超大幅式的书法作品的创作，我们不必囿于传统创作习惯、观念和展示欣赏方式的限制，要以当代的眼光来重新加以审视。而不应轻率地对其加以否定。

　　

对于综合素养好，书法功力精深的书家，作品尺幅无论大小，他都可以举重若轻，应付裕如。反之，那些修养一般，功力差强人意着者，平常的幅式尚且不能从容应对，至于超大幅式的作品不过是勉为其难，自我陶醉罢了。作品无论大小，都要看它是否有相应的传承，是否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是否有好的格调和意境等等。如果失去了这些最根本的东西，那作品或大或小都是无足称道的。作品形式的变化要以最大限度地能够承载艺术蕴含为旨归，无论是书斋当中独自书写还是大庭广众之下当众表演，均须以这样的要求来衡量，任何为形式而形式，为表演而表演，都会成为无稽之谈最终会成为失败的形式，庸俗的炫耀。是浪费资源歪曲书法混淆视听以误导他人之举，不会得到人们的真正认可。

　　

除去大字书法表演之外，书法雅集也成了当下的一个热点话题。书法家们或共同结社以定期推出其雅集活动，或临时由发起人召集，不定期举行雅集。雅集的最大特点和意义在于交流书艺，探讨学术，是艺术家以民间形式聚会切磋的重要方式。当年的“兰亭雅集”，茂林修竹，曲水流觞，吟诗作书，传诵至今。时人亦仿效古人，承古贤之精神，延风雅之余续。可惜的是，当代的一些书人雅集活动，有宏大的场面而无实际的内容，有华丽的形式而无较好的品位。大多都是选取一历史名胜之地，众人聚合，饱餐一顿，醉眼迷离，或胡诌几句歪诗，或胡涂乱抹几笔应付了事，然后一哄而散……这样的所谓雅集，虽名曰“雅集”，实则是很庸俗的酒肉聚会。无甚实际意义，不宜提倡。

　　

京华张荣庆先生，书名远播，艺兼众长。近年来，由他发起主持的一系列书法雅集活动，以具备实质的内容和较高的学术品位以及有条不紊有始有终的组织能力等特点，而颇为招人眼目。书法雅集必然要以讨论学术和切磋艺术作为主要目的，而不仅仅是旅游观光吃喝玩乐。如果仅仅是穿着宽袍大袖的晋人服装，走走过场作作秀，与其说是书法雅集，还不如说是一场现代时装秀而已！书法雅集之时，为了渲染和营造气氛，将参加者进行适当的服装统一，也有必要。但我觉得与其去穿着那种宽袍大袖的晋人服装，搞得像演戏一样，反倒不如穿上传统的中式服装，既不嫌累赘，又精神焕发。张荣庆先生最近在曲阳召集的上巳雅集，把现场创作和学术研讨以及各自的自由交流结合起来，且雅集的参加者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老中青书家互相搭配组合，也有助于三代人之间的思想观念之交流。可以起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特殊功效。这样的雅集活动还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现场表演和书法雅集往往是互相结合的。每一次书法现场表演一般都会伴有“雅集”性质的书人聚会。而每次雅集，则必然会有书家的现场创作活动，当众书写，一齐上阵，其实就是一种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书法表演。有人反对书法现场表演，认为现场的当众书写都是不严谨的。我认为这不宜一概而论。书法并非不可现场表演，而在于一个表演者是否真正具备一个书法家的必要的艺术功底和应对能力。功力不过关且应变能力差者，即使一个人在书斋当中自由书写，也未必能够写出什么耐人寻味的精品。而功力深厚，应变能力以及临场发挥能力强者，即使观者如山，也会从容自然，下笔惊人。王羲之在兰亭集会上即兴创作的《兰亭序》，书文并佳，千古传诵，当为明证。

　　

因此说，不管是书法现场表演也好，书法雅集也罢，好坏不在于这种形式是否合理，而在于书写者和召集者以及应邀参加者的真实水准和能力究竟如何？作为书法现场表演，功力精深者，不仅可以让整个创作过程牵动人心，撼人心魄，也会使最终的那件作品引人注目，耐人寻味。令大众为之激动，使专家为之动容。作为书法雅集活动，发起人的综合素质如何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好的发起人具有广泛的社会号召力和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有什么品位的发起召集者就会有什么品位的参与者，参与者素质的高低和表现的好坏，也决定着这个雅集活动是否具有学术品位。

　　

故笔者认为，有意进行书法现场表演和书法雅集活动的人士，一定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当你在打算举办这样的活动之时，一定要慎重考虑，自己或是你的应邀者的实际水准到底如何？如果勉强为之，则不仅达不到自己的初衷，反而会招致他人的讥讽和反感，到头来，不过是多此一举，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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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协会进入副主席和委员会时代

傅德锋/文



曾几何时，当书法协会成为了引领当代书法艺术事业发展的代表官方意识的“领头雁”，伴随着各种书法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书法协会的组织机构也越来越庞大，协会的阵容可谓今非昔比。无论是中国书协还是各省、地市县书协，除了一位主席之外，副主席的人数发展可谓风头强劲，势不可挡。全国和各省书协还设立了各种专业委员会，委员人数之众，更甚于副主席许多。



新一轮的书协换届选举之后，中国书协和各省书协的副主席人选以及专业委员会委员人选大体上可谓有增无减，众多副主席和专业委员会委员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成为时下书法界一个比较敏感的热门话题。



中国书法家协会在第六届换届选举之前，各种争议和猜测不断，因为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原因，主席和副主席职位的角逐可谓异常激烈。当尘埃落定，水落石出之后，这个话题也就随之淡漠了。



再就是各省书协的换届，也使得很多人为此奔波忙碌，马不停蹄。虽说是一个书官，但在乎这个职位的人士的确不在少数。看似平静的书坛其实弥漫着一种浓郁的“硝烟”，最终谁能胜出榜上有名，将意味着书协权利的争夺究竟花落谁家。更意味着当选的副主席们将会迎来自己新一轮的事业“辉煌”。



有的省份，副主席人选之多竟达十七八个，可谓阵容庞大，声势浩荡，蔚为一时之奇观，令人叹为观止！只有少数省份或者因为地域原因，或者因为其它缘由，副主席人数一直保持在五至十人之间。副主席和专业委员会委员，人数多也好，少也罢，往公处说，就是为了强化书协组织机构力量，为搞好本省书法艺术事业而贡献力量；往私处说，无非是在书协争得一席之地后，能给自己带来诸多切身利益，或名或利，之于大部分各省书界的活跃人物，显然都是当仁不让。



我们无法知道，书协这些主席团成员的诞生，是否真的体现了民意，我们只希望他们在走马上任之后，能够在其位而谋其政，尽量克服过多的私心，能够为广大书协会员和书法爱好者们多做一些善事，多为大家提供一些学习和交流以及宣传方面的便利。



事实上，如今的公开选举已经演变为各种综合实力的较量，拉票、贿选等等的举动甚至丑闻时有所闻。民主选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走过场”式的瞒天过海之举。有时候，对于一些候选人，作为选民，你选与不选结果都是一样的，“内定”的事情，无法左右，领导的批示和举荐甚至是一个暗示才是关键所在，可谓举足轻重，岂敢忽视？！书协虽说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但因为它背后所潜藏的巨大利益，书协的“官位”自然会成为众人争夺的“宝座”。



我们既不会单纯地认为，能当副主席的人就是书法水平高的人，也不会幼稚地认为，书法水平好的人就一定可以当书协副主席。在名利和权力争夺面前，艺术其实是很脆弱的，有力的还是权势和金钱。试问在各级书协当主席和副主席的人士，有哪个是只有书法水平高，而自身没有相当的权势和丰裕的财富支撑？显规则也好，潜规则也罢，最终还是权势和金钱在左右着一切。



时下何以各省书协副主席越来越多？专业委员会委员越来越多？一是前些年的新生代书家目前已经在各方面历炼成熟，具备了角逐书协高位参与书坛竞争的各种条件。二是主席团成员的尊号以及由此带来的综合效益早已日渐明显，客串书法圈的强势人物鱼贯而出，趋之若鹜。主席团职位事实上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为一种可以使当事各方各取所需的产业。既有如此奥妙，多几个又有何妨？诚可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这些事情，对于普通会员和爱好者而言，其实均无太大关系。谁当主席副主席都差不多，反正自己也无法左右，爱谁谁，自己写好自己的字就是最好不过。但有时想来，也不尽然。有好的人选来担任书协的领导，私心多寡姑且勿论，至少是他们会多一些公心，能够更多地具备一些服务意识，为会员和爱好者们适当提供一些便利。比方说，修养好的书协领导，会员去拜访请教，人家能够热情相待，很慷慨地给于指导和帮助；而品质差的书协领导，一般会员去了怕是连搭话都很难，人家一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模样，岂不是自找气受？！



书协各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也不是想当就可以当的，你创作水平高你就可以当创作委员会委员？你理论水平高你就可以当学术委员会委员，未必！一个委员的名号的得来也绝非易事，推荐谁，提议谁，最终确定谁，其中大有玄机。除非你不但创作水平高或者理论水平高，在圈内较具影响力，而且还要有一定的人际关系和经济基础方可。要么是你遇到了真正的伯乐，人家惜才爱才，破格提拔你来做个委员也确有可能。



尽管说，从事书法不一定非要在书协争个什么位子，但位子的有无和高低却对你今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容置疑。你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你接触的人也就不一样，你接触的人不一样，你的努力结果就会迥然不同。这个道理，自古而然，无需多言。



书法协会主席团和专业委员会阵容的进一步强大，并不意味着书法事业从此真的就要腾飞起来，沸腾起来的只是人们越来越强的名利欲望。对于外表火热内心冷静的人士来说，身份地位的微妙变化会给自己的今后发展赢得某种机遇。他们会反躬自省，最终以卓越的艺术成就昭示世人。书法运动再怎么火热，实质性的提高还最终在于书法家个体本身的努力和彻悟。



社会环境的和谐可以使大家避免无谓的消耗，而回归本心。当夜深人静之时，在书斋当中，青灯黄卷，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与古人对话，读帖临碑，清心洗肺，修身养性，厚积薄发。当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把功名利禄和艺术品格分开来看的时候，始终让高尚的精神主宰自己的灵魂，而让名利只是作为一种寻求精神归宿的必要条件之时，人的格调品味才会提升，艺术精神方可延续。



有的人身份地位“上”去了，艺术水准却“下”来了。名利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败坏一个人。而艺术精神却始终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思想品格。而在这一上一下之间，又包含着多少耐人寻味的意味？问题在于，你忙碌一生，当将要撒手人寰之时的那一刻间，你是否在想，你终其一生，究竟在追求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故曰：名号头衔，最终是过眼云烟，而人格精神却可以和天地同在，与日月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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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篆刻二十家系列评论之一 韩天衡
　　
　　
　　
　　傅德锋
　　
　　
　　 （韩天衡1940年5月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号豆庐、近墨者、味闲。工书法、篆刻，国画以花鸟见长。作品曾获日本国文部大臣奖、上海文学艺术奖等。出版有《韩天衡书画印选》《中国篆刻艺术》等四十余种。所著《中国印学年表》获全国首届辞书评比奖。现为上海中国画院艺术顾问（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鉴定、收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协会会长，上海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篆刻这门最具中国特色的古老艺术形式，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始，逐渐开始复苏，经过展览文化30年的洗礼，篆刻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焕发了青春。全国各地，印社林立，名家辈出，群星灿烂，蔚为大观。古玺印的神秘斑勃，秦汉印的浑穆奇伟，明清流派印的绚丽多姿都在当代篆刻家的刀石撞击之下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弘扬。
　　
　　
　　
　　但倘若要说到对当代篆刻具有发韧和开创之功者，当推上海韩天衡先生。
　　
　　
　　
　　韩天衡印学功底深厚，具有大胆探索的创新精神，他在深入研究古玺秦汉及明清诸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迥异前贤的雍正典雅的写意印风，其中尤值得一提的便是他那圆润盘旋、典雅融畅、绚烂多姿的鸟虫篆印作，并能够将他的创作实践智慧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自己的精辟见解，让自己充满激情的创作实践得到清晰而系统的理论观照，不至于使其空无依傍。从某种意义来讲，韩天衡无疑是高明的。
　　
　　
　　
　　篆刻自元代王冕发现石质印材以来，大批文人的参予，一方面有力地提升了篆刻的艺术品位，使其由当初主要以实用为目的社会功效转向自觉的艺术审美；另一方面篆刻也由此走下神坛，流向民间，至明清两代，各种风格形式愈加完备，流派众多，在大大丰富了篆刻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形成了又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非学养深厚，见识超凡者，岂能轻易有大的建树？
　　
　　
　　
　　如果以“事件”作为划分现代与当代的“分水岭”的话，现代篆刻大家齐白石、来楚生、方介堪等，宗秦法汉，出入明清，各自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印风，他们在篆刻的发展历程当中，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事件”后篆刻在新的历史时期迅速崛起和繁荣做了有益的铺垫。“事件”结束，书法篆刻在新的社会形势之下得以复兴，其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篆刻家，韩天衡无疑是当中的突出代表。
　　
　　
　　
　　韩天衡篆刻极具特色，刀法朴厚，笔意盎然，他在风格范式上能不为古法所囿，但在一招一式之间却又能准确显露出他扎实的传统功底。因此，他的篆刻既能为注重传统的前辈篆刻家所看重，又能激起勇于探索新境的青年印人们的创作热情。他曾这样说道：“我在探索往昔篆刻和印学流派的认识上，开始归纳了奇中见平、动中寓静及雄、变、韵的探索目标。我自认为强调奇、动的效果，能获得不凡的抓人的第一印象。”我们仔细品读韩天衡的一些优秀之作，确实能体会到韩先生所描绘的这种感觉。如朱文印“万毫齐力”之奇逸跌宕，白文印“天下为公”之雄浑朴厚，白文印“吉祥如意”之错落有致，朱文印“万古”之婉约多姿，鸟虫印“月色书香”之意象瑰奇……
　　
　　
　　
　　韩天衡治印在字法上能够与他意象生动，别开新境的草篆一脉相通，融合自然，天趣流荡，化机尽显，让人在似曾相识中又别具一种奇丽变幻的视觉感受。他在章法的安排上独具匠心，起承转合间，既能保持印面的平稳，又能透出一股诱人的灵气，在松紧适宜的布局中示人以平中见奇、动静相宜的美感。他在刀法的运用上，并不斤斤于一冲一刻，而是在冲刻结合、悠游自如中使其字法与章法得到近乎完美的彰显。而且在韩天衡的篆刻当中，刀法被提到了与字法、章法对等的地位，赋予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他使刀如笔，达到了刀笔合一的高超之境，令人观之叹赏不已。
　　
　　
　　
　　读韩天衡印作，既能从中感受到东坡词句“大江东去”的阳刚之气，又能体会到柳永笔下“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之美，如壮士拔山，似公孙舞剑，激起观者的诸多遐想……
　　
　　
　　
　　当然，在他的刀下有时也不乏失败之作，但这相对于他的成功，只是美玉微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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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篆刻二十家系列评论之二 石开
　　
　　
　　
　　傅德锋
　　
　　
（石开，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1951年生于福州。十六岁开始学篆刻，从游谢义耕、陈子奋。不十年即走出藩篱，篆法结体自成系统，刀法亦有异于前人，福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长城印社顾问兼导师、福州市政协书画室秘书。出版有《陈子奋先生治印》、《石开印存》、《石开书法集》。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大展并获奖。一九九八年戊寅移居北京。现为职业篆刻书法家。）


　　
　　最早引起我注意的石开篆刻作品是他的那方多字白文印“朱八戒过子母河”，语句诙谐，意象诡异，线条柔中带刚，刀法湿润内敛之中不乏苍辣之趣。整个印面给人一种亦古亦今，亦庄亦谐的典雅与幽远之感。这方印十数年以来，象童年时代母亲讲过的故事一般，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
　　
　　
　　
　　石开就是因为这方印，一直吸引和纠缠着我，因此，在书籍报刊上一旦发现他的印作，便免不了要细细把玩一番，试图从中重温那种感觉。事实上，每次面对他的印作，都总会被他的印面所显示出的那种由诡异而不乏古意的线条所营造出的富有现代生活气息的艺术氛围所感染和打动。
　　
　　
　　
　　对工整一路印风，石开似乎从不染指，他完全痴迷和倾心于富于他的个性语言的写意印风的创作，在散淡、漫不经心之中透视出一种瑰丽和机巧。他的印，表面上看起来粗疏、荒率，纵横歪倒、不衫不履，三分慵懒，七分醉意。但仔细品味，却又精致、细腻，纵横有象，风神洒落，三分幽默，七分含蓄。
　　
　　
　　
　　其实，习惯于欣赏工整秀丽一路印风的人，大多看不出石开印作的妙处，甚至会被曲解为不会治印者所为。在这一点上，石开的印作有点像于明诠的书法，有的人将于的书法视之为“小学生的作业”，斥之为“无法之书”。其实于明诠的书法所注重的就是“无法之法”的天趣显露，只是看惯了二王、唐楷的眼睛无法窥见他书法当中蕴含的稚拙之美。石开的印作亦时时会有这样的遭遇，但石开显然早有所料，他说：“如果我的作品不能很好地被人理解，问题不外乎两个方面：要么我所设计、编造的密码太艰涩，或者被贮入的信息不足以感人；要么就是读者尚未找到解译该密码的方法，设计或已成功，设者则须努力。”石开这句话既有对自身创作的理性的分析，其中也不乏作为锐意创新者的那种高蹈与自信。
　　
　　
　　
　　石开用篆多从砖瓦和古陶文及汉碑额中获得启发，其中尚不乏缪篆及鸟虫篆的奇丽，冷艳中不失生动。章法上尤注重朱白的对比，巧妙利用文字结构的空间关系，闪挪腾让，使之透出许多灵气。刀法上将傅抱石的“披麻皴法”引进嫁接，刚柔相济，虚实相生，追求一种奇瑰幻美之境，看似近俗，实则极雅，此实为他的胜人之处。三法合而为一，便共同构成了石开印作高古、奇诡、冷逸、散淡而又不乏艳丽的艺术特征。
　　
　　
　　
　　石开治印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喜欢以一些生活化的词句入印，颇具平民生活的市井情调。如“猪肉炖粉条”、“长发哥哥”、“嫁女心情”、“鸡蛋孵出凤凰”等等。他这种贴近现实生活的语言用古老的篆刻形式来体现，可谓之为“旧瓶装新酒”，古与今、新与旧、文与野、雅与俗，借助于刀石达到了和谐统一。平心而论，这也是石涛“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主张在篆刻家身上的具体体现，也是篆刻从上层建筑、书斋雅玩走向平民化的一次重要的尝试，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这与那些从内容到形式复制古人般的印人岂不高明许多？
　　
　　
　　
　　观石开的写意白文印，便不禁令人轻轻吟哦起宋代理学家邵雍的《清夜吟》：“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石开一向高标自许，他内心深处的那份隐士般的孤傲与矜持，倘以此诗解之，倒似恰切。
　　
　　
　　
　　石开的某些朱文印作品较之他的白文印就显得有些气息羼弱，那份特有的冷艳与奇诡便多少打了一些折扣，但有的朱文印作却丝毫不让白文，如他的那方随形朱文印“玉逍遥”，随形就势，意象丰富，线条极具质感，字法篆隶相济，章法大小参差，刀法虚实相生，真似印人在刀石撞击的嘎嘎声中步入庄子所描述的逍遥之境，无所谓今，无所谓古，有的只是篆刻家对艺术与人生的那份追求与向往之情……

jssh365

　当代篆刻二十家系列评论之三 林健
　　
　　
　　
　　
　　傅德锋
　　
　　
　（　林健，1942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著名书法篆刻家。师事沈觐寿、陈子奋两先生。致力研讨秦汉篆隶，能融于刻印之中，追求雄劲奇肆的风格。强悍中杂调皮之状，开合处有幽默之趣。出版有《篆刻字汇》、《补砚斋书法篆刻》等。）


　　
　　
　　论及当代篆刻，林健无疑是一位不可不提的人物，他的篆刻曾受乃师陈子奋的影响，但最为明显的师承，当属齐白石和吴昌硕。林健的印作善于造险，印面文字在造形处理上均有向左倾斜的明显特征，在增加画面动感的同时，也会产生使印面失去平衡的危险，但他能够采取一些特殊的补救措施，从而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他巧妙地把两汉金石文字用类似汉金文的篆隶相合的手法进行融通变化，字形纵横交错，笔画方圆结合，结体篆隶相参，以自己对入印文字的独特理解进行极富个性的优化组合，审美感觉上有一种古中透着新，新中含着古的奇丽矫健之感。颇为招人眼球且极耐品读。
　　
　　
　　
　　林健篆刻，尤具白石老人的劲健与猛厉，那种纵横往来，长驱直入的线条恣肆雄奇，甚得齐氏之精髓。为取精用宏，自成家数，他自少壮始，即广泛搜集汉金文，多方揣摩研炼，从不懈怠，打下较为厚实的汉金文基础后，他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对吴昌硕、黄牧甫等的研究方面，经过一番打磨，他得到了吴昌硕的苍浑与大气，也得到了黄牧甫的洁净与凝炼。之后，又跨过近代诸家而上溯秦汉，竭力追寻秦汉印特有的那种古朴典雅而又奇诡多变的韵味。左右逢源，上下求索，终能脱略蹊径，自成一格，卓立印林，且从者如云。
　　
　　
　　
　　林健对书印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书法、篆刻以线条为生命，文字之线条与造型相辅相成，线条形迹与作品风格息息相关。线条精善美，令人有入木三分之感，此非三年五载所能修成，故有一下笔便见功夫之说。倘若只图形式折改翻新，或可惊诸凡夫，一时风行，却因才力不逮，易被他人套用，欲求久远流传，谈何容易？故创新者旨在创线条之新，苟能于寻常一画之中，别具筋骨风神，即可终身受用不尽矣。”我们读他这段话的同时品赏其印作，谓为信然。
　　
　　
　　
　　当代印人，在文字方面取法较广，这完全得益于诸多文物的大量出土，举凡甲骨、钟鼎、石鼓、泉币、昭版、权量、古陶、砖瓦、墓志碑刻等均有效纳入了当代印人的视野。而完白山人邓石如作为取法汉篆的先行者，主张“书以印入，印从书出”，这无疑对后来者如吴昌硕、齐白石影响甚大，吴、齐二位在篆书与篆刻两方面均自出机杼，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且在书与刻的内在联系上能够互为表里，高度统一。
　　
　　
　　
　　而林健所尤为着力的便是“印从篆出”。他的字形的起伏开合、线条的互相穿插以及俯仰曲直、粗细、疏密等等的处理极富创见，他一方面讲求字法的源渊来由，一方面又善于安排变化，在示人以新鲜奇丽的同时，不乏古雅之意的流露。既重传统功力，又富丰富想像，殊为难得。
　　
　　
　　
　　很多印家治印，在朱、白文的风格统一问题上，往往令人颇费踌躇，但林健在这一问题上却是个例外，他的朱白印风格一致，线条的质感亦不相上下，我们只要看看他的朱文印“与天地相翼”、“行云居”、“淳风”、“游于艺”、“惟精惟一”、“天风海涛”和白文印“与天地相翼”、“心无墨碍”、“长风荡海”、“花开见佛”等即会明显感觉到这一点，其之所以能此，乃源于他对入印文字准确的把握能力与刀法的协调配合使用。
　　
　　
　　
　　观林健印作有一种诸葛军师进入铁申森严戈戟林立的吴营之中，虽身处危难，却能履险如夷，谈笑风生，刚柔适度，进退有据，全赖机敏与睿智。其中学养、见识、胆魄三者不可缺一。
　　
　　
　　
　　当然，即使智慧如孔明，亦有算不到处。林健作品笔画的繁复排叠和一些夸张的手法虽有助于造势，但却流露出笔墨韵味的不足，而刀法的单一，就使得他的作品线条不无僵化直白之嫌，某些作品动态有余而含蕴称欠，这对林健而言，显然是优点太过便成了缺点，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