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峰：诗歌的自主出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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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卫峰：诗歌的自主出版现象

1、
　　当代诗歌“自主出版”现象广义地看，可包括三大类：自主运作的“小型出版”、民营资本支持的“非公出版”、中介机构及出版人策划运作的“自费出版”。狭义地说，一般主要指小型出版，这种仿佛手工作坊式的存在，有依靠民间资金、自编自印自发、局部或内部交流、未入市场等特征，世纪之交以来，它已成为众所周知的诗歌传播渠道之一。
　　“自主”：自己作主，自己管理，可以独立存在。一般它们也他称或自称为“民间出版”，“小出版”、“个体出版”、“独立出版”等；独立当然是相对的。在关于诗歌的种种叙述中，带有特殊气息的“独立”通常有关于意识形态方面，就出版这一多环节的行为而言，其实际意义则可能次要；从根本上说，独立与自由的诗性情怀始终是不对外的，它只在诗人心里。之所以“民间出版”，“独立出版”之称盛行，其实体现了诗歌传播的从“民刊”沿袭下来的某种体制外又其实与体制有关的心情。
　　“自主出版”的最明显的判断标识其实就是“民营”，其简化的程序，与需要一系列相对复杂的环节并需严格遵循有关规定的“正式”出版物不同，出版的种种要素和策划运作则大同。
　　“自主出版”现象的出现，原因并非单一，它是数字化时代及传播相对开放后的直接产物，同时对网络环境亦有天生依赖，比如网络环境为约稿联系、编辑、设计、宣传互动等方面提供了相对大而及时的便宜。可以肯定的是，在浓厚的文学理想与个体信仰因素之外，它同时也反映了与写作有关的部分人对现行出版体制的心理淡化，而这种疏离其实又表明了他们对现下出版物的不满意与不以为然——这通常是从“产品”的综合价值来主观衡量的；因此“自主出版”则多立于非盈利性的公益角度，既有与众不同的文学兴趣，亦含理想主义因素和对艺术的可能性探索成份。
　　这种“自主出版”单位数量目前看相对仍然不多，似不足于诗歌民刊的百分之一。其中，起步最早的有纯手工制作特性的北京“汉诗馆”，近年陆续现身的主要有北京、西安、重庆、南京等地的“黑哨诗歌出版计划”“不是出版基金”、“黑蓝”、“钨丝”、“阿米巴Amiba”、“联邦走马”、“泼先生”、“诗工厂”、“副本制作”、“天天艺术”、“坏蛋出版计划”、“山水印作”等。
　　自主出版单位的“数量”，按理也不能多，而且今后还应该适当注意和“警惕”它在数量上的多。诗集类的书通常是不可能“畅销”的，一个诗人要是在中国炫耀他的诗集出版量、印刷量之多，是可耻的；这就像能广场舞的引领者有很多拥趸但他不一定是真正的舞蹈家。
　　诗歌自主出版物亦如诗歌民刊，当它们种类越来越多，虽然相当于从“数量”上补充了发行量的局限，但数量的多对于诗歌而言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由此也可理解越发多的自主出版的诗书近年频现于网店但又“限量销售”，“限量”是宣传方式，也可能是经济限制了其规模，或也表明“诗集”在选择读者、不在意读者的数量。
　　那么它在意什么？
2、
　　先看部份自主运作的“小型出版”的基本情况：
　　“汉语诗歌资料馆”：创办于1992年，早期主要是收藏各类诗歌资料及自行办理诗歌民刊《天地人》，2002年该馆开始制作诗书，分为免费与作者分担部分经费的方式，其目的是使汉语诗歌以“书”的形式形成资料并馆藏，后以收集整理制作保存当代诗人优秀作品为初衷，策划并制作专题“馆藏丛书”。截止到2012年，已经制作完成8百余部个人诗歌作品集。
　　“黑哨诗歌”出版计划：策划者之一方闲海曾云：“在当今先锋界限模糊的诗歌创作领域，……‘黑哨诗歌’预示诗歌的具生命力的‘地下一代’必将悄无声息地重返中国。它需要反抗精神的崛起。”“属于边缘性的，为少数诗人服务”的“黑哨诗歌”出版计划在其博客有一公告：“所有在‘合法出版社’不可能出版的诗歌、并以探索中国汉语诗歌的前卫性作为质地的诗歌、并被同人在艺术高度所认可的诗歌，此三者前提条件的绝对性合成，则是‘黑哨诗歌’出版计划的唯一选择”，并特别留意于无经济实力出版个人诗集的优秀汉语诗人。这公告基本代表了“自主出版”单位的在意之处？
　　此外还有“不是出版基金”：主要关注“当下有价值与无目的(不可预知后果的、自由的、冒险的)的创作”。“副本制作”（冯俊华）：某些作者、作品的出版机会很渺茫，或者即使能出版，过程中作者也没得到应有的尊重，装帧、工艺也配不上作品的分量。而作者选择“自主出版”时，则往往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判断和编辑的力度，没能给它以更优秀的面目。基于对这些情况的共识，“副本制作”是一个有计划的项目。
　　从上略见自主出版的在意处或特点：公益性、纯文学倾向、小传播面、对文学现状（及体制）的不满而倡导的“反抗精神”，以及贯穿于过程中的关于书籍的“敬业精神”。从这点看，“自主出版”与早期诗歌的“民刊”现象有较多方面有所相似。
　　正如后来至今的民刊已发生了诸多意外与不可观的变化，现下的自主出版也不完全都符合以上特点的。如果说诗歌的“自主出版”现象是诗歌“民刊现象”在新环境中的延伸，那么就需要对这一现象具体分析。金无足赤，笼统地将其拨高或与完全轻视都是欠妥的，因为它其实尚在路上，因为诗歌与文学与我们一直在路上。
3、  
　　自主出版既有民刊的气息，又有民营出版业的影子。如今，自主出版现象引起关注的多是其产生与存在的合理和必要性方面。至少在目前，“自主出版”情况似乎是灵活的，部分属于有利可图则图之，无利也要继续而公益之，比如负责人可以凭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兴趣公益印制相关图书，同时也兼外卖。
　　既然自主出版现象的出现与现时空密切相关，它就自然会有当下出版物的种种必须的“特色”。对于民营资本支持的“非公出版”单位，盈利的考虑似乎是次要的，对于自主运作的“小型出版”单位或以文化及传播策划工作室为基地、或借助民刊、民营书店为战壕，不定期印制，涉及的领域除诗歌外还包括小说、散文甚至其他艺术门类；其艺术质量不一而足，经济压力相对明显，因而部分也会为平衡收支而兼顾商业目的。这似乎夹缝中的生存。
　　“自主出版”至少还体现了一向在诗文本、诗作者和受者之间起贯串作用的媒介中出现了新物种，诗类自主印刷出品正与传统的公开的有审查的出版形成对映。但它显然又不是绝对独立的，有“分”有“合”，它跻身于诗歌的公开媒介与民办诗报诗刊之间，在报纸、专刊、音像及软件之外自有风味，取长补短，同时它的存在（通常的编印、流通及宣传）又离不开它们。
　　在这里，“买卖”这俩字有时比较敏感，而其实我们是从诗歌这种特殊的文学种类、从它在当下时空的情况来谈论它的；今天的诗歌时常有着实质上的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意味了，虽然越来越多的诗歌活动家如今走南闯北践行着诗歌的物质文化。当诗歌置于商业时空或市场贸易局面时，其弱势足以引起同情、悲愤和赞同。如此，自主出版的“买卖”一般不在谈论内容里，而在因诗歌而生的情理之中。
　　自主出版的小型动作单位亦有直接称为“小出版”的，何为“小”？如从诗歌本身来看，这种“小”当然也有“小众”之义，可以暗示对象的纯文学倾向。但显然也可指存在形态或经营规模？相对的经济支持程度？以及发行量、流通渠道等方面。
4、
　　说自主出版是“新物种”，也是指其代表了某种相对更纯粹更自由的文学及传播向度——并且这过程是双向选择，心意相通，否则自主出版无非也就是一种“出版行为”而已了；即说即便是一种买卖，也是有一定“质量”前提的。
　　质量决定品牌。总体看，诗歌的自主出版也是一种传播行为，从“媒介”层面，可将诗歌的“自主出版”现象作为诗歌“民刊现象”在新环境中的延伸，仿佛“民刊中的选本”。既选之，则有标准。文学精神与文本质量的标准问题正是民刊在今日衰变的根本问题，而这种标准的标准又怎么体现呢？自然不能光指望种种激烈的、热情的、力量的标榜，或个别惯于发送高帽的评论者的赞词就能体现的。
　　就像提及“衣装”时，“身体”会被有意无意地省略，当说到出版，通常指的是“形式”，是文学及诗歌的载体或外在形态——更重要的，当然是作为作品或“文本”的“内容”，否则就会混淆了“椟”与“珠”的位置。
　　从来就没有标准的“标准”，标准是可以在践行中逐步完善和变化的，而来自“买方”的视角同样也体现另种标准。2012年7月，在回答《城市画报》关于其出版运作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时，“副本制作”表示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困扰”：有时候读者对副本制作、对我们做的小册子的外观，比对作品文本会表现出更多关注。
　　这就表明，椟好珠好，更好。否则它最终仍然仅仅是一种“出版行为”。椟与珠，对它们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相关的“自主出版”单位，是内部的事；事实上我们免不了涉及的外部的事同样重要——比如，诗歌“自主出版”作为诗歌“媒介”的意义何在？
　　传播对诗歌的“写读评”有实际影响和作用，一直纠结着的诗歌标准问题，以及若隐若现的标准紊乱（这当然并非就是坏事）的事实，有相当部分是与出版有关的。传播及出版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体现过程，它可以相对地决定诗作的审美尺度，能确定具体的诗歌是否进入一个相对扩展的传播面，姑且不论这里的诗歌本身是否可以和应该传播，要说的是——诗歌本身是很难对它的传播载体有控制权的。比如说，一本诗歌的“年鉴”或“最佳诗歌年选”，“出版”的潜在的力量使它们可能暗滋某种权威性。虽然这种“性”不一定正确、标准、有待检验或甚至与诗歌无关。
　　就一般情况看，出版对诗歌的控制或限制通常在当前主要指“内容”，即是否“敏感”和违反体制内的相关规约，是否少价值（作品审美趣味、艺术表现方式等是否非常不可取）。对于这些限制或俗套，与“自由”最为密切的诗歌从来就不愿轻易就范，自主的出版（传播）在此正好体现了对立与反抗。这是自主出版现象受关注和肯定的理由之一。
　　但反抗其实很多时候又只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自我存在方式，甚至也有参与者一时之影从的暂时的情况，即说所谓“反”并不表示结果的正确、有价和有效。换言之，真正重要的仍然是“内容”，而不是“载体”。正如具体到写作上，好诗无论是以何种方式面世，它仍然是好诗。
　　在此要稍加留意的是，个别论者对“自主出版”单纯度肯定，也是借用了对昔日民刊的倡赞习惯，似乎无官无职非学院和对主流的心理对立习惯和反讽潜意识即可笼统地称为“民间”，独木桥上走就是独立，在阳光大道上独行则无论如何都不那么光荣似的。真正的写作始终都是个人行为，正如好诗人在哪都是好诗人。民刊与自主出版其实也是。行为，自然就包括了理想、精神、心理、审美等等在其中——这应该是、现在看也正是当下“自主出版”作为“媒介”的基本意义。
　　联想印刷术的演变，以及“民刊”的萌发与普及，我们知道传媒在后来对承载对象的影响，应不只是传载那样简单了，诗歌民刊在后来给时光的印象曾一度被约定俗成为“民间”精神，那么今日渐兴之“自主出版”，在关于传播诗歌的常规作用之外，会带来什么新与奇呢？
5、
　　新奇也是当下诗歌自主出版现象的意义之一。但这一点暂时性的新鲜该如何维持？毕竟“自主出版”不算新技术，也非独门功夫；而且它所处的大环境（文化、经济与时政）已相对“稳定”，它要在短期内为诗歌及其传播带来变化和冲击的可能性可以有，但应该不会太强烈。而如何维持新奇，也就是坚持特色，这能决定其生命力。
　　自主出版的特色已然崭露，其自在、自觉、自立、自律，其主动小众和边缘化，已与当下“浅诗歌时代”里浩如烟海的诗类残次文本拉开了距离。以不媚俗和圈子化（其实圈子化对于诗歌很多时候是褒义的）的状态保证自身相对独立的品格和纯粹，和为着非文学目的（或在过程中出轨的）部分主流姿态的“虚荣的写作”、“伪写作”对立……这是它们能在这个大传播环境里的获得肯定的立足之本。
　　这时的诗书，已然是种特别的自己给自己、给极少数同道的精神礼物。向这个日益大同而轻诺寡信的世界表示自由的心情是自主出版的意义之一。我曾收到湖北诗人乔书彦的诗集，它的印数是20册。
　　可能的局限或进行中的遇到的欠缺也是存在的意义之一。“自主出版”是诗歌的生存状态之一，人们在关注与谈论时，有时也会忽略艺术尺度的方面，在此我话不动听，却是真心提醒，出版的选择本是自主取向，“出版方式”的特别与“内容”（所出版的诗书之质量）之间有时不一定是等号关系。否则还是会陷入“椟”与“珠”倒置的俗套。这是个敏感而不讨好的话题。那不妨借题发挥：
　　回望一下，如果以“内容”或说具体的诗歌文本而言，多年来诗歌民办报刊是积极的主观的，它们的动与静，都是负责者决定，而不是诗歌本身决定，即阅读方、受者的姿态是被动的，低于编者的——这就会很怪诞，看看今天种类成百上千的诗歌民刊，就不难得出：为什么民刊越发热闹繁荣了，反而越发滋生平淡与失望了。
　　是的，今天，一个有一定文学基础、有一定经济条件（甚至太多是基本不具体条件的）、有闲情精力的普通诗好者都可以头脑发热旗帜鲜明地创办以“中国”或“中华”、东方或南方之类为名的报刊……在这大同小异的一簇簇展示中，民刊办理成了无创造无创新的普通“展销”，还谈什么民刊精神。这也是为什么在反复谈及列举30多年来的“民刊”时，真正受到敬仰的屈指可数的仍是《今天》、《非非》及《他们》。
　　“自主出版”会否在过程中也这样呢？在当今网络化、数字化环境中，当越来越多的有一定文学基础、一定经济和技术条件、一定闲情精力的身手也开始“自主出版”之时。就此可说，一个“现象”出现是必然与可观的，如何有效地自我完善地一路坚持下去，则是关键。
　　作为“立足之本”经济是关键之关键。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12年7月，《城市画报》曾对5家小出版机构进行采访，在问及运作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时，阿米巴和假杂志分别认为是资金紧张和发行渠道。对于发展、规模这些话题，经济这个瓶颈问题迟早要遭遇。
　　经济的情况，也使新时期的诗歌“自主出版”及“传播”现象呈现了多向伸张之态，由个人（个体）投资、或由企业支持的以书代刊方式，在体现个人诗歌意愿的同时极大地激活了传统诗歌的出版及传播僵局。能否将这种一般被称为“民营资本”的外力对诗歌的公益注入也理解和归于诗歌的“自主出版”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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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民营资本”的助力或主导，其实又因组织、规模和规范化运行而被笼统地归于大面上的出版机制——而被隐瞒了其对诗歌的特殊作用。它们是公开出版物，是书；同时又有某种特别的连续性，一种坚持，又是“期刊”；这让他们有时非书非刊，或是书是刊。这确实是新世纪来中国诗界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其实文学及诗歌之路至少在近三十多年来始终有相当经济基础的仁义之士在进行着不同层面和方式的帮助，在民营资本支持的“非公出版”方面，由社会赞助及企事业直接介入是近年来较厚重的一枝。支持者有时被称为诗人企业家、或企业家诗人，或画家诗人等，其投向也有所不同，有诗歌活动、奖励的，也有书刊甚至是场所建设方面，一些传统文学刊物也因此纷纷开办了下半月版、旬版等。
　　这种社会力量与个人意愿的热心支持及参与如涓涓细流与滔滔之潮，极大激活了诗歌空气。对诗歌的投入是为什么呢？原因或各自理解或许很多，但大方向最终却是一个。《中国诗歌》的阎志在回答相关采访时曾如是说：首先是基于对诗歌的热爱，才促使我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创办刊物和举办活动。其次是我一直希望有一份诗歌刊物能够包容、大气，为诗歌而诗歌，有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和80年代的纯正气质，可惜一直没有看到，于是我就努力团结一批人创办《中国诗歌》，希望能做到自己所期望的一部分。“当然我的投入只能算民间投入，我和一批人的努力不仅在丰富中国的诗歌版图与内涵，其实也应该是在改变一些早应该改变的东西”。
　　投入也是为了“改变”。从近年来武汉《中国诗歌》、潘洗尘主办的系列自主性诗歌书刊，沈阳《中国诗人》、杭州《星河》及《诗建设》、《当代诗人》等由个人（个体）投资，或由企业支持的以书代刊方式，在体现个人诗歌意愿的同时极大地激活了传统诗歌的出版及传播僵局，也提醒我们对“自主出版”理解其实更应该从传播的构成主体、积极作用、特殊贡献和文学意义来界定，而非从它是否新的传播方式与形式来着眼。
　　自主出版方式的出现，当然并不完全意味着原来的传播与出版方式与形式都是落后或旧的，在诗歌前提上的它们是同步和共进的。事实上我们也能看到，近年自主出版的出现显然有推陈出新的作用，相对的独立自主特质，使“自主出版”无论是以自主运作的“小型出版”和民营资本支持的“非公出版”，都以积极有效的态势介入到诗歌文化领域，对其起到实质的评判作用和调节功能，并极大地“改变”了诗歌的曾经的因循保守、单调和狭义的运行习惯。
　　这过程中最大的投入当然是“人”的进入与参与。若从更广泛的层面看，自主出版亦可包括近年年能体现纯正、前沿意味的文学与诗歌的媒介物，它们来自企业也来自街道乡镇，内部交流，限量发行，风采异样。在深圳，曾有一份著名的《街道》杂志，1998年诞生的它“有着鲜明文化倾向，它的触角和视野完全具备了一个大刊物的全部气度”，“它在当时所具有的文化先锋性和城市人文趣味让人印象深刻”。在时光里久久留存的还能是什么呢。
　　是“人”使“物”有了特别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自主”在此更能彰显出资者、主办者的精神倾向，即对文学理想、诗歌信仰或人文精神的执着追求与践行。从这点说，这是诗歌“自主出版”的现在，也是它的将来。  
7、
　　我们这里谈的是公开出版模式之外的、对传统诗书约定俗成的了解和理解之外的另种出版及传播的结构。或说这种结构主要发生在诗歌的内部，文学体制的外部。开篇所提及的由中介机构及出版人策划运作的“自费出版”，则夹生于这两者之间。
　　由上世纪80年代发端的民营出版产业延伸出的“自费出版”为时已久，它多以与国有及港台出版机构的合作赢利为根本目标，它有时会给出书方有所经费上的优惠、或在程序上简化手续，相当于“代理”；民营出版业（文化公司、图书策划室、出版工作室、民营书业中介机构以及逐步扩展出的影视、电子等民营机构）一般也会打着响亮的“人文、文化、文学”旗号，但其目标终是在与国有、国营巧妙较量中分羹。新世纪来的诸多诗书多通过这种方式面世。
　　自费出版也使诗人群体逐层出现了“代理人”。由于出版行业本身的情况，关于诗歌出版的代理者本身可以不是诗人了，因此，一些诗歌出版掮客、皮条客和书商以此获利或寄生。这其中，失信、诈骗、违规、“产品”质量不能保证等情况多有出现。
　　如今，无数诗歌民刊以“自费出版”及公开面世的情况也渐多（它们的中一些还通过海外相关出版机构扩大了面世机会），从文学与诗歌的层面看，我们宁愿相信这是一种去粗存精的潜意识和积极的反垄断行为体现。从刊物的连续性、编制程序、艺术标准等看，它们正向“自主出版”归拢。
　　似乎可以这样比喻，民刊主要是取众精华，集中体现；而“自主出版”的诗书则主要针对个体。“以书代刊”的出版，则亦像定时段的连续性有标准的“选本”。或又可以说，在“自主出版”这个概念下，自主运作的“小型出版”强调艺术个性、圈子化、精品化，社会力量、民营资本及非文学类专项资助的“非公出版”则特色于专业、系统与诗（文化）建设。
　　“自主出版”之这两类体现了努力挽回文学及诗歌的曾经重要而今趋于流失的部份，它以参与和矫正之势介入诗歌生态——还可以说：一个“自主出版”单位就是一种立场，是诗作、作者、编者、出版者及随后的读者、评论者共同构成的一种气质、气场。气场的边界是相对的，其内在与面积是可塑的，其中常有可观且不能不让时光凝视并致意的。
　　我们的叙述终是以旁观角度，有时隔行如隔山，视野、判断等方面难免存在偏差和误会。作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诗歌现象，以自主运作的“小型出版”和社会力量与民营资本支持的“非公出版”等为主体构成的“自主出版”方兴未艾，其生产机制、运作方式、策划情况、存在的问题、发展的趋势，对诗歌的影响与作用等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的关注。  

           （2012冬于贵阳煤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