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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协平:我的“非典”中学生活
“非典”,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是也。知道它的学名叫SARS,是后来的事了,但国人对10多年前那场灾难,还是习惯称“非典”。
47年前,我的中学时代,严格讲是刚刚举行了高中毕业考试,正准备迎接高考时,也“非典”了,不是非典型性肺炎,而是非典型性学校生活。
一
不妨先考一考如今在读的中学生甚至比他们大好多70后、80后:
如果我告诉你,我曾在临汾三中读了三年高中,通过了毕业考试,却没有拿到毕业证,不仅没拿到毕业证,还不让参加高考。我没有犯校规,没有犯罪,官方也没有就剥夺我高考权利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说法,最高领导人一句话,说不让高考就不能高考了。当然,一国之大,也找不到一座高校,能让我如毛泽东当年一样,在北大旁听。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那一届上百万人的共同遭遇,你信吗?
如果我告诉你,我的高中阶段不是三年,在我后来每次填写履历表时,高中阶段不得不写上六年,没经过那一段岁月者,还以为我因故休了几年学,甚或留级留了三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尴尬,而是那一届学生都有的尴尬,与此相类似的是,我的学弟学妹们,上初一、高一,只念了一年书,却有四年的学籍,上初二、高二,只念了两年书,却有五年的学籍,但都不具备相应的学历,这是当年上千万学生共同的遭遇,你信吗?
如果我告诉你,1963到1965年进入临汾三中者,不管上的是初中还是高中,也不管通过毕业考试还是无缘毕业考试,大家离开学校时,没有举行毕业典礼,没有全班学生集体合影留念,也没有与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合影留念,没有依依惜别。在一个自己说不清理由也记不清的日子里,伤感也罢,落寞也罢,或少心没肺,或怅然若失,大家在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日子里,以不同的方式,零零落落离开学校。在离开学校那一刻,也许还有人抱有一丝重新走进课堂、完成学业的希冀,那就是一份天真了。很多人就此一生再没有踏进过学校的大门。
所有这一切,你信吗?
不要忙着回答,还有更荒唐的:
我们刚刚通过毕业考试,没有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没有发生战争,往日还算安静祥和校园,一夜之间就乱成一锅粥,教室里读书声听不见了,图书馆被捣毁了,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打倒校领导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批判老师的大字报贴满墙壁,昔日受尊敬的师长,无不灰溜溜,或成惊弓之鸟,整天战战兢兢,忙不迭地请罪,或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忍痛销毁自己心爱的日记、文章、书籍、与家人的合影照片。在“破四旧”的堂皇名义下,所有不合时宜的言论、行为以及物件,都足以成为被打倒、被凌辱的罪证。当然,也有老师与昨日的弟子今日的红卫兵、造反派套近乎,以获取一张“免死牌”。
在那场铺天盖地袭来的动乱中,昨日的师道尊严形同手纸,曾经的同窗友谊断裂为南极的冰块。师生都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今天这一派占校为王,威风八面,另一派灰头土脸,被撵出学校,隔两天又颠倒过来,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两派中,不少学生,特别是所谓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成为阶下囚,有的还被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对很多师生来讲,三中一度被恐怖笼罩;发展到后来,大家喊着打打杀杀口号,唱着造反有理的歌曲,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到工厂农村煽风点火,满世界揪斗“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大家用最能羞辱人的办法,比如在人名上打叉、给人脖子上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来贬损人格。砸乱某某的狗头,这样血腥的大标语,我们敢写;随便抄家这样违法的事,我们敢干。从一本旧书、旧报纸、旧照片里,我们能发现“恶攻”“反攻倒算”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政治常识,社会常识、生活常识,无不被我们挑战被我们颠覆。再后来,在“要武嘛”的号召下,大家已经不满足于早先的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即所谓的文斗,开始了号称“文攻武卫”的武装斗争。不少人拿上木棍、长毛、长枪、短炮,追随社会上这一派那一派,相互残杀。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我们有四位校友,他们分别是齐吉臣、陈强、张秀玲、梁银保,死了,死于自己人手下。他们熬过了“人相食”的三年大饥荒,却没有熬过文化大革命。
总之,整个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一个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病,如“非典”般,一样地不可预料、不期而至,猝不及防,一样地肆虐传染,不可把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了。不同于2003年“非典”时期的先是全民惊恐,继则同仇敌忾,1966年那个夏天,有的人热得狂躁不安,有的人冷得浑身发抖,有的人欢呼,有的人哭泣,有的人看到了机会,有的人感受到绝望,有的人跃跃欲试,终于能奉旨革命了,有的人面临灭顶之灾,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把一场文明的葬礼当做盛宴,把万劫不复当做浴火重生,飞蛾扑火却又豪情万丈。
你很难相信,至少你心存疑惑。因为在你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没有这一章。
这是荒诞的一章,血腥的一章,耻辱的一章。
这是不堪回首的一章。
二
这一切,都是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下进行的,并受到制度性的嘉许和鼓励。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6年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
这一切,我亲身经历。
一晃,近四十年过去了。岁月的刀锋固然能够把很多坚硬的东西削为粉剂,时间的长河能够沧海桑田,也有人在刻意掩盖当年的一切,但是,作为过来人,只要你拒绝遗忘并从常识出发去思考,就不能不“惊呼热衷肠”,发现,在这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民族大浩劫中,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永远不能再有的最美好的年华,还失去了、至少是部分地失去了善良、正直、宽容。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们既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民族耻辱与灾难的受害者,也是作恶者,施害者。审判那场浩劫始作俑者的罪错,并不能代替对我们自己的拷问和审判。
曾经有老师这样安慰我:你们那时年轻,单纯,无知,不懂事,容易上当。同龄中人也不乏这样的自慰者,认为有错也是上面的错,自己是无辜的,是受害者。更有甚者,居然还津津乐道,声言青春无悔。最近,我读了临汾市原政协副主席方熔先生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批评山西师范大学“老三届”某校友的“文革”观时,援引了这位“学兄”的一段话:“上次校庆,我曾说‘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而言是高尚的事业,现在我还这样看......我认为我们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并未虚度”。
这位大学生走得也太远了。
这是不能原谅的。
徐贲在《宋彬彬的“错”和“罪”》一文中,对这番现象做了分析:“‘文革’期间的迫害、残杀不是出于所谓的‘无知’,而根本就是明知故犯,这是一种有目的的明知故犯,因为它可以给当事人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和别的个人利益。宋彬彬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年少无知,但‘有良心’的红卫兵,这样的道歉里缺乏真诚的忏悔,她只是认了一些小‘错’,而根本没有看到(或承认)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很多中学生也许没有暴打自己的老师,但落井下石的批判总是有的。有,就应该老老实实接受徐贲的这番分析和判断。
不错,我当时年轻,但已经谈不上单纯,至少不完全单纯。单纯总是和善良相伴,那时,我们善良吗?我们能够搪塞一下的充其量也就是所谓无知,但在常识的解剖刀下,这样的辩白也苍白无力。准确为那时的我们画像,愚蠢,恐怕是少不了的颜料。愚蠢当然容易上当受骗,愚蠢总喜欢与邪恶为伍,愚蠢离无耻有没有一步之遥,真不好说。
问题是,我们的愚蠢是怎么打造出来的?
一般来讲,作为老三届,特别是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在随后不管是参建了工作,还是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都较为社会上人们认可,普遍认为我们终究接受了完整的小学、中学教育,基础不错。就一般功课特别是数理化来讲,也许是这样。但是,这是“授业”即“术”的层面上的教育,在“传道”层面即人的教育方面,虽然也有些正面的东西,比如尊老爱幼、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勤劳节俭等,但从整体上讲,是不堪的。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能首先得到中学生的热烈拥护和响应,也无法解释,“文革”刚开始,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能活活惨死在一群女学生的铜扣皮带之下。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回看一下我们在“文革”前接受了些什么教育。
那年月,我们被告知,“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三忠于、四无限”,诸如此类,已经成为我们的圣经。我们完全匍匐在全知全能的神坛下,顶礼膜拜,三呼万岁。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这叫个人迷信,叫愚忠。而个人迷信,无异于邪教,或者就是邪教。
那年月,我们被告知,语文、历史、政治课和时事报告等,已经为我们规定了黑白、是非、对错、美丑的标准,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现象,书本、报刊已经提供提供了现成的并且是正确的答案和结论,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够去怀疑、去分析、去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成了不需要也不能独立思考的一代,唯一能做的是,做螺丝钉,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那里,毫不犹豫,绝不动摇。时刻听从党召唤,成为我们最大也是唯一的价值取向。我们被完全工具化。
那年月,我们被告知, 1949年前的中国是“万恶的旧社会”《收租院》里的刘文彩、《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诸如此类的大坏蛋,就是“万恶的旧社会”的基本面,因此,一定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血债要用血债还”也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就被我们奉为圭臬。我们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仇恨。
那年月,我们被告知,虽然新中国成立十几年了,但外有美帝国主义和苏修忘我之心不死,台湾蒋介石集团蠢蠢欲动,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内有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蠢蠢欲动,时刻准备复辟、变天,反攻倒算。因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还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把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解放出来,打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那时我们就学会了意淫。
中国政法大学从日云在一次讨论通识教育的演讲中曾指出的:“在当代中国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靠权力支撑,形成对学生和公众的单方面灌输,其内容与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是背离的.....当今的中学教育之恶劣,怎么说都不过分。它不但通过极端的应试教育,摧残了学生的求知欲,使他们仅存功利之心,失去了对真理的热爱,同时,还出于政治需要,向他们灌输了大量的偏见,简单僵化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违背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思想观念。......压抑和腐蚀了人的本性,扭曲了现代生活的要求,并制造出一些虚假的需求,蒙蔽了人的眼睛,窒息了人的思考,戕害了人的心灵。”比起今天中学生所受的教育,我们那个年代更加荒唐,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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