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骁：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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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骁：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对武汉大学建校年代及相关校史问题的沉重反思

教育史专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 　　大文确实体现出“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勇气可嘉。前几年我也注意到你在网络上发表的与天津大学有关人员的争论文章，当时就表现出你有强烈的爱武大的感情，虽然我知道你对相关史实和我的论著了解不够全面，但既无心也无暇去纠正你的观点。我知道你现在是秉持“论从史出”的科学态度，才会幡然悔悟，写出《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对武汉大学建校年代及相关校史问题的沉重反思》这样的文章。 　　美国史专家、社会学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绪贻： 　　这篇文章是科学的、可信的、有说服力的，我同意这篇文章的意见。 　　教育史专家、深圳大学高教研究所教授李均： 　　尊重历史，敢于讲真话的精神值得赞赏。尤其敢于站出来质疑本校的历史，更值得钦佩！一般人对于自己的学校，都是笃信和辩护。吴的作法是求实求真的精神，也是大学应该遵循的精神。 　　文章很长，有数万字，引经据典，做了相当扎实的考据工作。作者论述了武汉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建校过程，论证了武汉大学的前身是1913年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与1893年的湖北自强学堂没有任何继承关系的观点，分析了武汉大学修改校史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呼吁武汉大学“正视历史，摒弃虚荣、拨乱反正”。 　　值得一提的是，吴骁十年前在武大读书时，面对学界对武大校史的质疑，曾愤然撰文为母校辩护。后来吴留校专门从事校史研究后，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逐步发现将武大校史追溯到1893年是完全错误的，并毅然站出来澄清事实。这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现在是极为罕见了！ 　　作家、武汉大学校友胡发云： 　　虽然文章很长，但是说了很多不可回避的问题。作为一个和武大有着一定关系的人，希望武大当局认真回应这些质疑。如果属实，可按作者说的那样：将原定于明年举办的 “120周年校庆 ”更正为 “百年校庆 ”以收“拨乱反正”之效！善哉善哉。 　　2003年，武汉大学举行了隆重的110周年校庆。这是武汉大学自2000年四校合并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校庆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反响。然而，在这次校庆期间，互联网上却出现了大量质疑与反对的声音（据笔者当时观察，主要来自素以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自居的天津大学与建校年代紧随其后的西安交大、上海交大的学生和校友），不少网友纷纷质疑武汉大学并没有110年的历史，更不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有些质问的声音甚至还伴随着缺乏基本人格修养的恶毒攻击与谩骂。而更糟糕的是，面对各种指责，武汉大学的学生和校友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被各种强烈的质疑弄得狼狈不堪，舆论形势极为不利。当时，本人正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读研究生二年级，见到母校声誉遭受如此羞辱，实在忍无可忍，便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发布在互联网上，为武大的校史追溯问题进行辩护（这篇文章现在在网上都很容易找到）。是时，我对武汉大学校史的了解尚处于入门阶段，这篇文章也基本上代表了我当时对本校校史的认知水平。文章发表后，可以说迅速扭转了互联网上对武大极其不利的舆论局面，质疑的声音虽然并没有完全消散，但至少也减弱了很多，甚至还起到了让天津大学的少数校友也开始对本校校史进行反思的效果。事后，还有武汉大学的校友专门给我写信，称我的文章澄清了其心中长期存在的疑惑，并使其对母校校史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和信心。这样看来，我这篇文章的传播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然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自从我研究生毕业、留在武大工作，开始长期从事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之后，随着自己对本校校史的研究和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对自己当年所抱持的某些观点竟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我逐渐认识到，我过去在武汉大学校史追溯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在史料掌握极不充分、同时又受到自己“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与片面、狭隘的爱校情结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下而得出的，在我个人所慢慢发掘到的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面前，正一点一点地失去了立足之地。九年过后，时至当下，我已经完全站在了自己过去所持观点的对立面上。我现在的观点是——武汉大学将本校校史延长并追溯至1893年的观点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胜于雄辩，大量的历史证据充分证明，武汉大学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1913年！九年前，我因不忍母校受辱，而愤起为之声辩，可如今我却发现，近20年来，武汉大学在校史问题上所蒙受的各种非难与羞辱，完全是“自取其辱”！ 　　谁都知道，一个人要彻底否定自己过去的某些思想观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近些年来，我还是非常艰难地迈出并且走完了这一步。在经历了长期、痛苦的自我怀疑及否定的心路历程之后，本人现在已完全克服了个人颜面、爱校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扰，完全能够做到客观、中立、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地看待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与建校年代这一严肃的学术问题。而我之所以能最终做到这一点，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在学术研究中所信奉的两条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一是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二是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对何谓“科学精神”的精辟阐释——“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将前者略加改动，那便成了——“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诚然，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各种“利害”关系，是每个人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只问是非”、一心追求真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具体而言，对本校校史提出强烈的质疑，会得罪多少各级领导和同行前辈学者？会不可避免地伤害多少师生校友的感情？又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厄运？要说我对此完全没有任何心理顾虑和负担，那是假话，然而，所有的担心与疑惧，一旦遇上了这两条崇高的价值理念，都不过是浮云罢了！ 　　言归正传，我首先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便是—— 　　一、所谓“百年名校”，不过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虚幻泡影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武汉大学一直非常明确地以1913年作为自己的建校年代。1963、1978、1983和1988年，武汉大学分别举行了建校50、65、70和75周年校庆。直到1991－1992年，学校还在为即将到来的80周年校庆开展各种筹备工作。孰料到了1992年底，武汉大学却突然宣布，要在次年举办百年校庆！消息传出后，全国的高等教育界及教育史学界一片哗然。据著名教育史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先生回忆，对于武汉大学的百年校庆，“教育学界大多数人还是不认可的。矛盾的是，它在1983年举行了70周年校庆，过了10年，怎么变成一百周年而不是80周年校庆？所以还是很值得质疑的。他们也曾经写过一个论证报告，论证校史应该从1893湖北自强学堂开始算起，因为两者校址一样。但据此就说二者是同一所学校有点牵强。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难以接受，教育部也没有具体部门管理校史或校庆事宜，只好交给专家论证。单看武大提供的资料，可能会觉得论证报告头头是道，但如果知道其他相关教育史资料，则其论证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1993年国庆节前后，德高望重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倡建者和奠基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先生应邀为武汉大学作校史论证，并请他的学生刘海峰教授帮助一起写论证意见。当时，他们二人在认真研究了相关史实之后，认为武汉大学将校史追溯到1893年的自强学堂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知道在武昌高师筹备过程和批准文件中，以及武昌高师10年办学历程中没有人说和自强学堂有什么继承关系的”。在论证意见的第一稿中，他们明确地写下了这一结论，但后来潘先生认为要将文字写得“客气”一点，于是便在定稿中尽可能地改用了比较委婉的文字来表达这一意见： 　　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是否有继承关系，似乎还需找出第一手材料加以论证……虽是在同一地址，但武昌军官学校与方言学堂及武昌高师有否传承关系，是武汉大学校史能否从1913年上延的关键所在。 　　……建议武汉大学最好能找到武昌高师开办时的筹办报告或批件之类的文献或档案。我们认为，只要这些第一手资料中或武昌高师15年间的其它资料中，有提到与此前的湖北方言学堂有继承关系，武汉大学校史起算时间上延至1893年的论证便可以成立。 　　对于上述意见中的最后一句话，刘海峰教授在今年6月27日致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的信中解释道：“言下之意是找不到的话就不能成立。”也就是说，潘懋元与刘海峰教授经过对相关史实的仔细研究，已经基本认定了武汉大学的校史上延至1893年“不能成立”，也非常确信武汉大学不可能找得到能够证明这一结论的第一手资料，才会如此“委婉”地提出这一建议，在实质上也是对武汉大学校史论证报告的一个否定。潘懋元先生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老人家纯粹只是出于“客气起见”的“一念之差”，竟然给了武汉大学一个不小的可乘之机，最终让武大钻了空子。事实上，武汉大学当时不仅没能提供在潘懋元、刘海峰教授看来最为关键的“第一手资料”，反而对他们的论证意见“断章取义”，刊出对武大较为有利的部分文字，“却舍弃了关键的部分”，造成他们二位也认同武汉大学校史上延的假象，从而将其归入“一致赞同”之列。对此，潘懋元先生颇有微词（如果他老人家早知道武汉大学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恐怕也不会在自己的论证意见中对武大如此“客气”了吧！），还曾专门致信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领导提出抗议，后来武大方面也回信表示了歉意。潘先生还曾表示，将来到了适当的时候，会将这份论证意见公开发表出来。如今，此事已过去了近20年，而历史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份论证意见的学术价值。 　　1994年，也就是武汉大学举办百年校庆后的第二年，刘海峰教授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高等学校的校史追溯问题》的论文，首次提出高校校史追溯应考虑人员、校址、学校性质、办学层次及主观认同等多种因素。2001年，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委托刘海峰教授承担了一个名为“高等学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研究”的课题，2004年，刘海峰教授在《中国高教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该课题的一项成果——《中国高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一文，进一步提出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坚持标准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统一”、“强调整体继承性原则”、“考察关键因素原则”、“留有余地”等确定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的几条基本原则。 　　鉴于刘海峰教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在研究中国高校校史追溯问题的过程中又博采众长，广泛吸纳了同领域内其他知名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如“整体继承性原则”最早即是由时任汕头大学副教授李均在2002年所提出），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哪位学者提出过比刘海峰教授的意见更合理、全面、可行的校史追溯原则与标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全面参考上述原则，以与武汉大学校史有关的大量历史资料为基本依据，来具体考察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问题。 　　在对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武昌高师等学校的历史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考察之后，笔者最终的结论是——武汉大学的历史，至多只能追溯到1913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早在1911年初，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自强学堂（方言学堂）的历史便已彻底终结。 　　湖广总督张之洞1893年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其校址位于读书院街的三佛阁，初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1896年进行改革，将算学门移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门停办，改为一般课程，方言一门扩大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门（1898年又增加东文即日文，共计五门），从此，自强学堂便成为一所专门的外国语学校。1902年，张之洞最终将自强学堂改为方言学堂，使之“实至名归”，并将校址迁至东厂口。最初，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确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外语人才或其他专门人才，但自从1903年的“癸卯学制”颁行后，方言学堂的存在，便渐失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当时，清政府学部逐渐意识到： 　　外国语文为探索各种学问之管钥，然专习文字而不以攻究科学为归宿，则致用甚隘，不足以成专门之才。是以造就人才者，上之当求之于分科大学，次之亦当取之于各项专门学堂。近来京师、北洋均已设立分科大学，各省亦皆有高等或高等专门学堂，在学生徒无一不注重外国语文，以为参考西书、研究学术之用，毕业以后自能各就所学，或任外交，或司教育，或兴实业，以专精之才任专门之事，较之该参领所拟以方言一门之人才供行政、教育、科学、实业各途之使用，其收效为倍宏。 　　有鉴于此，学部于1908年具奏：“各省方言学堂已奏咨有案者，以后添招学生须遵照奏案考选中学堂毕业生升入，若无中学毕业学生，即不必添新班，俟在堂学生毕业后，酌改为他项学堂。”至于湖北方言学堂，在1910年该学堂第三届毕业生毕业后，时任湖广总督瑞瀓考虑到，“现时实科中学堂已增加外国文钟点，考升高等学堂后，外国文尤为注重。教者学者苟能尽心所事，两堂先后八年之久，外国文成绩必有可观。近日西洋留学生毕业回国者渐多，游美学生逐年添派，京师且特设游美预备科，将来次第毕业回国，所有翻译、外交各项人才，自不患其缺乏”，而“湖北方言学堂本科各班学生毕业后，预科人数无多，不能成班，又乏中学毕业生可以升入”，再加上学部当时也计划将该学堂停办，因此，“是该学堂按之部章，揆之财力，准之舆情，均应停办，所有预科、毕业各生，拟即分别转入相当学堂，插班肄业，庶于该生等之求学毫无阻碍，而鄂省可以节省巨款”。对于停办方言学堂，湖北谘议局曾一度予以否决，但不久后亦改变立场，议决通过。就这样，在学部、湖广总督与湖北谘议局三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湖北方言学堂最终于1911年初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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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方言学堂的停办，是清政府学部与湖北地方当局的既定决策，也是符合教育规律与社会发展要求的一次正常的停办，这与不久后全国各地的诸多学堂因辛亥革命爆发所导致的局势动乱而被迫停办（非正常停办）有着本质的区别。既已依照正常程序予以停办，也就没有什么恢复重建的理由了，这也标志着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前后共18年的历史最终划上了句号。
　　需要补充交代一句的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黎元洪将方言学堂校舍移作武昌军官学校。

　　第二，1913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新生的民国政府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的直接结果，而绝非在清末便已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恢复、更名或改组。

　　民国元年，著名教育家范源濂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他对师范教育十分重视，曾提出“为今日之教育计，首重师范之养成，以正本清源，急谋现状之改进，以补偏救弊，皆事之不容或缓者”。在其主持和推动下，教育部先后公布了《师范教育令》、《高等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等，对高等师范教育作了详细的规定；此外，还划分全国为六大师范区，每大区设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其中，湖北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高师设于武昌。1913年7月，教育部委任贺孝齐在武昌筹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并拨武昌旧方言学堂以西的一栋房屋为筹备处。8月，湖北都督黎元洪将武昌军官学校所占用的旧方言学堂校舍拨作武昌高师校舍。经过近4个月的筹备，武昌高师最终于11月2日正式开学上课。

　　由武昌高师的筹办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所新兴高校的诞生，完全是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的直接结果，主观上并不是要恢复早已停办的方言学堂，客观上也不是对方言学堂的恢复、更名或改组，只不过恰好使用了已经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旧有校舍而已。它与原方言学堂唯一的联系，仅仅只是校址与校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一个“偶然”，而从性质上分析，校址与校舍更不过是高校校史追溯原则中最不重要、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次要因素（详见下文所述）。

　　第三，武昌高师仅仅只是利用早已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旧有校舍进行性质与内容截然不同的办学，与前者并无任何实质性的继承关系。

　　笔者认为，所谓大学，究其本质，乃是一个由教师与学生为共同研究和传播高深学术而结合成的“学术共同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核心元素当然主要在于人，而不在于物。既是如此，大学校史的追溯，也应当主要看人事、组织与制度的传承，而不是单纯的物质财产的继承。在我国高等教育史学界，尽管刘海峰教授在1994年曾将“校址”与“人员”、“学校性质”、“办学层次”及主观认同等一同列为“判断学校之间是否具有继承关系”的因素，但他同时也强调指出：

　　办学地点是判断两校继承关系的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决定因素……由于近百年来中国高校有很多的中断和迁移，有些办在同一地址上的两所学校却不一定有继承关系。以其他学校的旧址和校舍开办新高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普遍现象……清末民国时期一些办在同一地址的学校并无继承关系，这就犹如同一房屋前后所住的人家之间不一定有亲族继承关系一样。因此，校址是判断两校继承关系的一个因素，但并非主要因素。

　　2002年，李均先生在此问题上进一步提出：

　　判断两校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还应遵循“整体继承性原则”，即应该综合考虑学校整体的继承关系，而非个别因素的继承关系。在各因素中，主要考虑是学校的核心因素，而非考虑学校的次要因素。何谓“学校”？乃教师和学生为了某种培养目标组合而成的教育组织。从此定义可以看出，教师、学生和培养目标（包括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是学校的核心因素，校址、校舍、校名等则是学校的次要因素。因此，判断两校是否有承接关系，严格意义上应综合考虑教师、学生、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四因素的承接关系。当然，该学校主观上是否认为与早先学校具有继承性，也是一个因素。至于校址、校舍因素，笔者认为则基本可以不考虑。因为在同一校址办学的两所学校未必有继承关系，这好比李家在这栋房子住了20年后搬出，张家接着住进来，两家显然无任何继承关系。

　　参考上述原则，具体考察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除了校址与校舍方面的间接继承关系外，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之间可以说没有任何直接的实质性继承关系，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两所完全不同的学校。现就组织与人员、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等方面逐一分析如下：

　　首先，就组织与人员来看，方言学堂停办后，原有组织机构已不复存在，学堂师生自然也要自谋出路，流散各处。而武昌高师的建立，则是教育部另外派遣（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大概可以叫作“空降”）了一批与原方言学堂毫不相干的人士来创办一所新的高校，教职员是重新聘任的，学生也是重新招收的，而不是批量接收旧方言学堂的原有师生。如果我们将现在所能找到的方言学堂停办前夕与武昌高师创办初期的师生名单进行对照的话，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两批截然不同的群体，而仅仅只能勉强找到极个别在方言学堂和武昌高师两所学校都工作或学习过的师生之个例。如德国人格拉塞，曾在方言学堂教授德语，后来又先后在武昌高师、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德语，直至1938年卸去教职。他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其个人履历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为：“历任……武昌方言学堂高等师范武昌大学商科大学中山大学教授等职。”（原文无标点）试问，仅凭格拉塞的这份简历，我们能得出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为一脉相承的同一所学校的结论吗？！再如著名历史学家沈刚伯（1896－1970），11岁时（1907年）进入湖北方言学堂学习，18岁时（1914年）又考上武昌高师英语部，1917年毕业，就其求学时的年龄与具体学习经历来看，与其说他一直是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还不如说他是从方言学堂这所中等学校肄业后，又“升学”到了武昌高师这所高等学校更符合事实一些！而除了这两个不具有任何说服力的个例外，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便不再有任何人员上的关联了。

　　其次，从学校性质上看，1911年初停办的方言学堂是一所外语学校，在其停办后，其校舍为一所军事学校（武昌军官学校）所占据，1913年底，这所军事学校又腾出校舍，在此新建了一所师范学校（武昌高师），这三所学校性质迥异，差别巨大，可是后来，我们非要让在同一校址最后建立的这所师范学校，直接跨过之前的这所军事学校，将更早的一所已经停办的外语学校追认为其历史“前身”，这岂不是荒谬绝伦？！前文中笔者曾引用过刘海峰与李均二位教授以“房屋”和“人家”所作的比喻，结合武汉大学牵强附会将校史随意上延的具体做法，笔者可以再提出一个更符合武大实际情况的比喻：一位首次置业成家的年轻人（即1913年新建的武昌高师），买了一套已经绝户的人家（即旧方言学堂）遗留下来的房子，而且这套房子还是之前曾经多次转手的“二手房”（四川会馆－农务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十多年后，他们家自己盖了新房（即1932年落成的珞珈山新校舍）并搬迁过去，又过了几十年，这位年轻人的后人突然修改了自己的家谱（即本校校史），将早先那家早已绝户的人家认作自己的先祖！请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

　　再次，从办学层次上看，根据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于1904年共同制定的《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外省方言学堂”其“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通过对1903年颁布的癸卯学制进行具体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清末的所谓“高等学堂”，其层次相当于高中或大学预科，而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具有高等教育层次的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就更不用说湖北方言学堂当时的实际办学水平甚至连“高等学堂”的程度都达不到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昌高师从一开始便是按照新的“壬子－癸丑学制”建立起来的完全意义上的高等学校，完全属于高等教育层次，与方言学堂当然也完全不在一个办学层次上。

　　最后，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仅以校址和校舍为主要依据来追溯历史前身的做法是正确合理的，那么，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同一逻辑，而不是采取双重标准来处理这一问题，武汉大学的历史还是无法追溯到1893年的自强学堂！具体而言，就算我们假定方言学堂作为武昌高师前身的结论是成立的，那么，自强学堂作为方言学堂前身的结论就是不成立的。这是因为，按照同样的标准，方言学堂的前身就应当是此前在东厂口办学的农务学堂（而农务学堂的“前身”则应该是更早的四川会馆），而不是从三佛阁迁移过来的自强学堂；同样，自强学堂的后继者就应该是文普通中学堂，而不是方言学堂。相反，如果严格按照更加正确合理的“整体继承性原则”，那我们便不难得出结论，自强学堂确实是方言学堂的前身——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是改名和易址而已，其性质、组织、制度、人员都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只要按照同一逻辑，我们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方言学堂绝对不是武昌高师的前身——因为除了其校址和校舍这一次要因素外，其性质、组织、制度、人员等关键因素均没有被后者所继承。

　　第四，武昌高师的绝大多数师生校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均未明确认同方言学堂为本校前身。

　　武昌高师时期，在学校的各种出版物中，除了在提及校史时简要交代本校的校舍是沿用原方言学堂的校舍之外，学校从未明确承认方言学堂是本校的前身，也就更不用说将校史追溯到方言学堂乃至更早的自强学堂时期了。1916年12月，武昌高师校长张渲在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的题词中明确提出：“本校创自民国二年，为国立六高等师范学校之一，今第一期诸生将毕业……”1918年11月，武昌高师还举行了建校五周年纪念活动。所有这些，均与早已停办的方言学堂没有任何关系。

　　在武昌高师早已成为历史之后，1962年，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王郁之在其遗作《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纪略》中，仍明确提出该校成立于1913年。1963年，同为武昌高师第一届毕业生、后来终身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著名数学家曾昭安教授，却曾提出过一个标新立异的观点：“武汉大学从高师算起，到今年恰是五十年，如从自强学堂算起，是七十年，从两湖书院算起是七十三年，再若从江汉书院算起，就更有将近六百多年的历史了。”由此可见，曾昭安教授对武汉大学校史的追溯方式本身就是非常随意、毫无章法可循的，实不足为凭，否则的话，到了2019年，我们武汉大学岂不是可以举办650周年校庆了？！o（∩_∩）o

　　直到1988年，武昌高师校友郭述申仍在其回忆文章中声称：“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简称武昌高师），创建于一九一三年。”只不过，到了1993年，武汉大学举行百年校庆期间，郭述申校友发来贺信，明确提到了“母校100周年校庆”，但这显然只是礼节性地认可了校方自行更改建校年代的行为，并不能完全代表其一生中坚持了数十年的最初的真实想法。

　　在这里，笔者想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前身”一词，有着严格的定义，是不能随意滥用的。一所学校要追认自己的“前身”，也应当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则可循。所谓“前身”，原本是佛教用语，指“轮回”前的生命，而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它被解释为“事物的上一个状态”，或者“事物演变中原来的组织形态或名称”。换句话说，如果某一事物的状态发生了某些变化（比如更名、重组等），那么它变化前的那个状态就构成了变化后的那个状态的“前身”。也就是说，“前身”这一称号成立的前提，便是前后不同的状态从属于同一个事物，而如果将两件本质截然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即使在时间上有先后联系，也是不能用“前身”来描述的。就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问题具体来说，抛开繁琐的历史考证不论，单从逻辑上讲，武汉大学的建校年代能否从1913年继续向前追溯，关键便在于我们能否证明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其实是同一所学校，是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表现形态，但客观事实却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无懈可击地证明这一点！恰恰相反，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之间，除了校址和校舍这一最为次要的因素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继承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两所完全不同的学校，我们就算能继续挖掘出这两所学校之间更多的历史渊源，也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和颠覆它们分属两件不同事物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前身”之说，并不适用于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的关系。依据基本史实，我们顶多只能说方言学堂的校舍是武昌高师校舍的“前身”，却不能说方言学堂这个学校本身也是武昌高师的“前身”。

　　综上所述，在全面考察各种历史资料之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联系（仅仅在于校址与校舍这一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次要因素），但从本质上说，则是两所性质截然不同、彼此间不具备任何传承性的学校，绝对不能加以等同，方言学堂绝不可能是武昌高师的所谓“前身”，既然如此，武昌高师及其后继者武汉大学的历史，自然也就无法追溯到方言学堂乃至更早的自强学堂时期了。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是非常明确的——即使按照最宽泛的校史追溯标准，武汉大学的校史亦无法上延至1893年。

　　其实，在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与证据链条原本就非常清晰的前提下，对于武汉大学的历史能不能追溯到方言学堂时期，拿刘道玉老校长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只要是具有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智识水平的人，都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如今的全国高等教育史学界，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问题，甚至都已经不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学术问题！除了极个别学者在未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在提及武汉大学历史沿革时轻率地采纳了武大单方面的1893年建校说之外，绝大多数学者均不认可这一点，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校外学者认为武汉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尽管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所举办所谓“百年校庆”和“110周年校庆”的大学。

　　在铁的事实面前，武汉大学的全体师生校友，都应该尽早从所谓“百年名校”的梦幻中清醒过来了！事实上，正式成立于1913年11月2日的武汉大学（时名武昌高师），直到今年，仍未满百岁！只有等到2013年11月2日这一天过后，武汉大学才能真正称得上是“百年名校”！而在1993年以来将近20年的时间里，武汉大学不过是打着一面严重名不副实的“百年名校”的虚假旗号，长期罔顾事实地“沽名钓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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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累造史”理论视野下的武汉大学校史追溯史
　　今年6月27日，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在与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探讨武大校史追溯问题的一封函件中曾指出：“武昌高师在办了15年改名为武汉大学后，才开始逐渐有了将校史往上追溯的说法，而且越到后来武大人说得越多，这有点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历史层累理论。”承蒙刘道玉老校长转示该信，当我读到刘海峰教授这一一针见血的精辟论断之后，顿时有拨云见日、茅塞顿开之感，对武汉大学校史的追溯问题立即有了比过去更加深刻的理解。感谢刘海峰教授，给了我们如此重要的点拨！

　　笔者对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并不是特别熟悉，不过，在这里，我只需直接引用顾颉刚先生1922年首次提出该学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的部分文字，便可让一般的非历史专业人士用最快的速度对这一理论获得清晰直观的感性认识与大致的理解，顾颉刚先生在该文中如此写道：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是认为先秦的历史记载是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后人不断添加新的材料，使它越来越丰富。本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事物的记忆应当变得越来越简单，而这些历史记载却变得越来越详细。这显然是后人不断添加内容，一层一层地累积出失实的历史。顾颉刚指出，历史就像逐渐堆积起来的干柴，表面上看到的是后来添加的东西，“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

　　顾颉刚先生的这一理论，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但对古代史，而且对近现代史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绝对真理，顾颉刚先生在使用该理论研究先秦史时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它的基本内核仍是可取的，而且，这套理论所描述的“层累造史”的客观现象，在任何一段历史中都有可能存在，不论是年代久远的上古史，还是近在眼前的近现代史。就武汉大学近百年来对自身历史的追溯不断发生变化的漫长历程而言，这一微小的具体问题，似乎也完全能够与顾颉刚先生的“层累造史”理论相吻合。而在该理论的启发下，我们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为何会产生偏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偏差也越来越大，并一路引导着部分武大学人最终走上了歧途。

　　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学生和学友刘文祥已经作了大量详细的考证和研究，并写成了一篇近2万字的名为《浅谈武汉大学对校史溯源问题的认知发展史》的文章，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探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二人也很有可能就武汉大学的校史溯源问题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力求将其写成一部学术专著。在此，我便不再面面俱到地进行重复论述了，而只是提纲挈领地对武汉大学近百年来的校史追溯史作一个简单的勾勒。

　　（一）原初期——武昌高师时期

　　如前文所述，在武昌高师时代，该校从未将校史追溯到方言学堂时期。湖北省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收藏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己未级同学录》（1919年）一书，对于本校创建的具体过程，是如此记述的：

　　本校大事记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教育部委任贺孝齐在武昌筹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事宜。旋即委充校长。拨武昌旧方言学堂迤西房屋一栋为筹备处。


　　八月，奉湖北都督批饬拨定武昌军官学校（即旧方言学堂）为本校校址。


　　八九两月，两次考取预科学生一百二十四名。


　　九月六日，奉教育部颁给教字第十号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木质印章一颗。


　　十一月二日，开学。

　　而宜昌市档案馆收藏的《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乙丑级同学录》（1925年）一书，在此处的记载与1919年的这本同学录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仅仅只是删去了第一句话中的“事宜”二字，并将第二段中的“湖北都督”改成了“湖北政府”。

　　结合前文中所提到的1916年12月武昌高师校长张渲“本校创自民国二年”的题词，以及1918年11月该校举行的建校五周年纪念活动，可以得出，在整个武昌高师时代，学校始终认定1913年为自己的建校年代，从未认为方言学堂为本校“前身”，而仅仅只是略微提及本校是在方言学堂的旧址上建校而已。

　　（二）模糊期——国立武汉大学时期

　　从1923年到1927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易其名，先后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和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底，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被盘踞在武汉的桂系军阀勒令解散。1928年6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在彻底改组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组建新的国立武汉大学。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正式开学上课。1929年10月18日，学校第50次校务会议议决以每年10月31日为“本大学成立纪念日”（即校庆日）。也就是说，国立武汉大学在建校初期，便将自己的建校年代定在了1928年。此后，学校每次举办校庆，其建校时间均从1928年算起。如在1943年，国立武汉大学在战时校址四川乐山举行了建校15周年校庆。1946－1950年，又在武昌珞珈山校园先后举行了建校18、19、20、21、22周年校庆。

　　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到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再到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以及国立武汉大学，这所学校虽数易其名，但其历史本身却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些不同的校名所代表的学校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前者均构成了后者的“前身”，这一点可以说毫无疑问，毋庸置疑，有大量充分的历史证据可以证明之（笔者随时可以另外撰文，专门来论证这一点）。只是，在笔者看来，由于国立武汉大学是在前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暂行停办半年多之后，再在其基础上重新改组建立的，先有历史的“断裂”，后来又是彻底的“改建”，因此，国立武汉大学直接以1928年作为建校年代，这是完全行得通的，并非是对之前从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十多年发展历史的淡漠与忽视。正是因为武昌高师可以说是国立武汉大学货真价实的“前身”，之后这所学校的历史又出现过“断裂”与“改建”，因此，国立武汉大学不论是将建校年代定在自己的“前身”还是“本身”，从情理上说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事实上，国立武汉大学当时也并未否认武昌高师为自己的历史前身。从1929年起，学校每年都会编辑出版一本《国立武汉大学一览》，直至抗战爆发后西迁至四川乐山，出版了最后一本1937－1938年度合刊为止。在1929年度的第一本《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其《沿革概要》一文的开头是如此记述的：

　　清末，张之洞设方言学堂于武昌东厂口；辛亥首义后，改为武昌军官学校；至民国二年七月，教育部筹设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于武昌；八月，拨定武昌军官学校（即旧方言学堂）为校舍，十一月二日正式开学。（注：原文除括号外，并无任何标点，其他标点均为引者自行添加）

　　与武昌高师时代的几本毕业同学录不同，《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对武昌高师历史的叙述，不再从“中华民国二年”开始写起，而是将为武昌高师间接提供了校舍的原方言学堂前置。仅就这段文字本身的意思来看，只要具备正常的阅读理解能力，均不难看出，这段文字开头之所以提到“方言学堂”与“武昌军官学校”这两所学校，不过是为了交代武昌高师校舍的由来而已。因此，仅仅凭借这段文字，我们是无法得出国立武汉大学已经将方言学堂与武昌军官学校认作自己前身的结论的。然而，吊诡的是，也正是因为这段文字将有关方言学堂的内容放在了开头，便会很容易给人造成国立武汉大学已将方言学堂（甚至是武昌军官学校）纳入自己的“沿革概要”之假象。特别是在1930年出版的第二本《国立武汉大学一览》的《沿革概要》一文中，在其余文字基本上没有较大变动的情况下，执笔者竟然将1929年的“拨定武昌军官学校（即旧方言学堂）为校舍”一句改成了“即以旧方言学堂校舍为高师校舍”。在略去了“武昌军官学校”之后，便更加强化了国立武汉大学直接以方言学堂为历史前身的假象。

　　1932年的《沿革概要》，开始在篇首和文中分别增加了“本校成立以前之史实”与“本校成立迄现在”的小标题，以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的成立为分界点，分别展开叙述；与此同时，原文中“至民国二年七月”一句中的“至”字被删掉，而且还从“民国二年七月”一句开始，另起一段，使之与第一段中的“清末”形成了并列关系。也就是说，学校在进一步强化国立武汉大学这一“本身”的起始时间的同时，对于学校“前身”的认定却又在继续从武昌高师朝着方言学堂的方向慢慢发展。而从1934年的《沿革概要》开始，前两段文字段首的“清末”与“民国二年七月”二语，更是由与正文一致的宋体字变成了单独加粗的黑体字！就这样，历史的误会开始愈演愈烈。

　　不过，就算有字面上的这点小“误会”，国立武汉大学的师生校友也并未真的将方言学堂当作自己的历史前身，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从前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各个历史阶段的校友，与国立武汉大学确实是亲如一家人。1942年11月，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重庆分会致函校友总会，建议“本同气连枝之谊，似应将本会会员资格扩充及于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及武昌中山大学之员生，以收声应气求之实效”。校友总会鉴于此事意义之重大，便将该项提案公示给全体校友及各校友分会征求意见，随后，在部分校友分会的复函赞同下，该提案得以成立。于是，在国立武汉大学15周年校庆前夕，校友总会干事会正式通过了修改后的会章，“从此本会校友，基于‘一脉相承’的最高原则下，和从前的武高，师大，武大，中大诸长者，很亲热地握手了！”

　　此次修改通过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会章》，在第一条中特地作了如下“说明”：

　　本校校史实肇基于民国二年七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之创立。越十年，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十三年秋，（此时间有误，此次更名的时间应为1925年秋，在此暂不展开进行详细考证——引者注）教育部改校名为国立武昌大学。洎革命军兴，政制更迭，十五年十月奉令改名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于十七年七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始定今名——国立武汉大学。综计本校成立迄今卅载，虽更名凡五，而传统精神实系一脉相承，故本会名称仍用现名，藉示体系之齐一，免贻社会以畛域之观感，而启校友以亲疏之情绪也。

　　这段文字，非常清晰地阐述了当时武大的广大师生校友对本校校史的认知，即武汉大学的历史实际上是以1913年武昌高师的建立为起始点的，武昌高师是国立武汉大学最早的历史前身，二者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而1928年乃是学校正式“定名”的时间。简而言之，这一论述清楚、准确地界定了武汉大学的“前身”与“本身”之间的历史关系，同时也相当于是间接地否定了方言学堂为本校“前身”。

　　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复员武昌珞珈山。当年10月31日，学校举行了18周年校庆，时任代理校长刘秉麟在校庆大会的报告中称：

　　我们知道武大历史很短，合武昌高师，武昌师大，武昌大学，与武昌中山大学而言，才比较长些，所以实际今天武大本身的历史，成立才只十八周年，好像一个小兄弟，但我们秉着当仁不让之精神，至少要起而与老大哥似的北大，清华，…诸校相抗衡，完成大学教育的神圣使命，十余年来，经各先生之决心及各方面之热情与同学们之努力，尚能名实相符，蔚为国用……

　　此次讲话，又是对国立武汉大学“前身”与“本身”历史的一次较为清晰的界定。不过，有意思的是，根据1946年12月4日的《武汉日报》记载，刘秉麟又在武大的“新生训练周”上发表讲话称：

　　武大的前身最早为湖北方言学堂，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在民国十七年十月卅一日，始正式易名为国立武汉大学，迄今已有十八周年的校史……

　　前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刘秉麟对武汉大学最早前身的认定，便出现了如此的不一致。由此可见，他对学校校史的认识，实际上还是模糊不定的。然而，这种“模糊”，仅仅只是体现在对武汉大学的“前身”究竟是方言学堂还是武昌高师的认定上，与之相反，刘秉麟对学校“本身的历史”的认定，始终都是无比明确和清晰的——即本校校史始自1928年。

　　与刘秉麟相比，国立武汉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周鲠生，对于校史的认知倒是与学校校友会章程中的“说明”保持了高度的一致。1948年10月31日，周鲠生在国立武汉大学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

　　今天本校举行二十周年校庆，其实要从本校前身，武昌高师算起，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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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对学校“前身”与“本身”历史起始点的又一次清晰界定。 　　综上所述，在整个国立武汉大学期间，学校虽始终将1928年定为建校年代，并以此来计算校庆年份，但在另一方面，亦从建校伊始便将武昌高师认作自己的历史前身，而且越到后期，便越是意识到武昌高师与本校在组织建置及办学传统与校风等方面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只不过，在这一历史时期，已有个别武大师生有意或无意地冒出了一丝将方言学堂也纳入本校历史沿革的苗头，对本校“前身”的界定显得有些模糊不明，这就为武汉大学日后将校史进一步上延埋下了伏笔，甚至进而提供了间接的第二手“证据”。 　　（三）摇摆期——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 　　1949年10月31日，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立武汉大学仍遵循以往惯例，举行了21周年校庆。约在1950年9、10月间，国立武汉大学和全国其他所有国立高校一样，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去除了校名中的“国立”二字，迳名“武汉大学”。当年10月31日，武汉大学还是依照惯例，举行了22周年校庆。随后，大概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武汉大学很久都没有举行过校庆活动。1955年，在学校编写的校史简介中，正式将国立武汉大学时代经常提到的方言学堂与武昌军官学校去除，直接从武昌高师写起。这就意味着，从此时起，武汉大学正式将武昌高师确定为自己最早的历史前身。 　　1962年，学校决定于次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校庆活动，然而，对于武汉大学建校年代的认定，却是众说纷纭。各方意见主要有1893、1913和1928年三种，并提交给学校党委常委会及校务委员会讨论。这就意味着，最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有人提出要将武汉大学校史跨过方言学堂、追溯到年代更早的自强学堂了（可参见前文所引曾昭安教授的论述）。最终，学校还是选择了1913年为建校年代，并于1963年11月举行了50周年校庆活动。李达校长在当时的校庆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武汉大学最初名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创办于1913年，是辛亥革命的产物。” 　　“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武汉大学又将毛泽东主席视察武大的历史时刻——1958年9月12日确定为自己的“新校庆”，这显然是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产物。“文革”后期，学校于1972年编写了《武汉大学校史大事记》，仍明确地以武昌高师创办的1913年作为本校校史的起始点，但在字里行间，却有意无意地将武昌高师的历史与清末张之洞在湖北的办学实践联系在一起，而又交代得暧昧不明。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后与改革开放前夕，武汉大学曾于1978年9月12日举行了建校65年暨纪念毛主席视察武大20周年纪念大会，较之“文革”初期的极左做法，已经有了些许回归正常的意味。 　　（四）渐变期——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环境的逐渐宽松，武汉大学再次出现了一股将校史上延至自强学堂的倾向。80年代初，学校在组织编写校史时，就有人提出从1893年的自强学堂写起。据刘道玉校长向笔者介绍，当时他以“证据不足”、有待进一步研究为由，驳回了这一请求，并沿袭1963年的旧例，于1983年举行了70周年校庆。在当年的校庆报告中，刘道玉校长指出： 　　武汉大学诞生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从她诞生起，就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武大的前身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于1913年11月2日建立，校址在武昌东厂口（今湖北省教育学院）。再追溯远一些，武昌高师又是由张之洞、谭继洵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沿革而来。后来，相继改名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7月，更名为武汉大学。 　　前文中的表述，与当年的李达校长并无二致。只不过，刘道玉校长在此进一步指出了武汉大学校史“再追溯远一些”、直至1893年的自强学堂的可能性，这也是武汉大学官方领导人第一次在正式讲话中将自强学堂纳入本校的校史沿革，只是尚未正式以之来计算建校时间。然而，这一追溯结果如果能够成立的话，与前文中“武汉大学诞生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表述显然又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之间必定有一是非之别。当然，就实际的思想倾向来看，刘道玉校长本人应该是更加偏向1913说的，而该报告中的这一矛盾之处，也许是他当时向某些校史专家的意见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的结果。但不管怎样，这种表述在客观上肯定起到了助长将校史进一步上延趋势的后果。几年前，刘老校长在自己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中，也基本认可了1893说。只是，若是以刘老校长今日激烈反对1893说的立场来看，他想必会对自己当初在校庆报告中留下过这样一句话、从而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日后学校更改建校年代的行为而感到后悔不已。 　　与此同时，学校在当年编印的《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一书的附录——“武汉大学校名沿革一览表”中，正式将“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列入，并将“方言学堂”与下方的“国立武昌师范学校”用虚线连接起来。只不过，对于在方言学堂旧址上曾经开办过一段时间的武昌军官学校，该表却没有列入。 　　1988年11月，武汉大学又举行了75周年校庆，齐民友校长在校庆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今天是我校七十五周年校庆纪念日。实际上，武大的前身还要早些，可追溯到一八九三年，但是习惯上我们是从一九一三的武昌高师算起，所以我们还是依旧。”这句话充分表明，到了此时，武汉大学官方已基本认定本校校史应追溯至1893年，只不过出于“惯性”，暂时还没有对建校年代作出更改而已。另外，据笔者臆测，学校此时没有更改建校年代，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动力”不足，很显然，相对于75年周年校庆而言，95周年校庆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诱惑力”，这与5年后才有可能发生的、由80周年校庆摇身一变为“百年校庆”的巨大诱惑比起来，简直就无法同日而语！o（∩_∩）o 　　总之，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武汉大学上至学校主要领导，下至部分校史专家，对于将校史起始年代上延至1893年的倾向可谓愈来愈明显，从含糊其辞的默认，逐渐发展为公开正面的肯定，等到这股潮流积累到一定程度之时，正好又撞上了1993年这一特殊的时间“临界点”，于是便最终完成了由量变转向质变的飞跃。 　　（五）突变期——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道玉校长在1983年11月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报告的结尾提出，要“以更突出的成就去迎接武汉大学的80周年校庆，90周年校庆，去展望她辉煌的百年大庆！”可结果却是，武汉大学的全体师生校友，谁也没有迎来预期中的80和90周年校庆！事实上，直到1991年底，武汉大学校友总会还在号召广大校友为学校捐款修建新校门，以此向母校的80周年校庆献礼。1992年全年，学校一直都在进行80周年校庆的筹备工作。然而，到了1992年底、1993年初，风向突变，学校突然宣布，要在1993年举办百年校庆！ 　　就这样，以1993年为起始点，武汉大学彻底抛弃了将校史追溯至1913年的旧有习惯，正式确立本校校史始于1893年的官方说法，最终完成了在校史追溯问题上的一大“突变”，并一直延续至今。按照学校近年来比较定型的官方说法，“武汉大学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摘自武汉大学主页之“学校概况·学校简介”） 　　在全面考察了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及武昌高师、国立武汉大学等学校最初的历史，以及近百年来武汉大学对本校校史的主观认同不断发生变化的漫长历程之后，不禁令人感慨万千——顾颉刚先生的“层累造史”理论，在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这一小小的问题上，可以说得到了再充分不过的证实和体现！我们今天关于武汉大学的历史溯源于1893年的官方说法，从本质上说，不正是后人不断添加新的内容，一层一层地“累积”出来的失实的历史吗？！而现在，我们要还本校历史以本来面目，其实也并不复杂，毕竟，与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所要直接面对的几千上万年前的远古历史比起来，一个小小的武汉大学，自建校至今，只不过区区百年的历史，一直流传至今、留存于世的相关历史记载资料还非常丰富，要搞清楚这所学校的来龙去脉，还真心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而要解决武汉大学的历史起点究竟何在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显然是直接跨过最近几十年纷纭繁复的历史“层累”期，不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后人”的众说纷纭所干扰，而是“返璞归真”，直接回到原初，回到起点，回到历史的现场，严格以第一手史料为基本依据，尽可能客观、中立地对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与武昌高师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严肃、全面和细致的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拨开后世“累积”了数十年之久的历史迷雾，准确地探知到最接近事物本来面目的历史真相，而这也正是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初步完成的任务。 　　三、武汉大学1993年篡改建校年代的消极后果 　　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详细分析，我们似可得出一个结论：武汉大学在1993年突然更改自己的建校年代，并不完全是学校当时的主要领导、有关专家等人突然间集体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由于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从本质上讲这种倾向是片面和错误的）长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一旦碰上了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便会“自然而然”、几乎不可遏抑地突然爆发了。 　　所谓“心史难描”，对于所有在1993年曾参与更改建校年代一事的人们当时的真实想法和心境，笔者似不应轻易地妄加揣测，更何况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思想，要一一理清其中的共通与差异之处，绝对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这里，笔者只想——同时也只能——从客观后果的角度来进行相对而言更加靠谱的探讨，得出一些相对真实、经得起验证的结论。对于武汉大学1993年举行的“百年校庆”活动本身，笔者绝无任何否定之意，恰恰相反，对其积极意义和正面影响，还应该予以高度的肯定和称赞！笔者所强烈反对的，仅仅只是这次校庆的年代与日期的界定及其背后对武汉大学校史的虚假解释与宣传教育而已！客观地说，武汉大学在1993年突然更改自己的建校年代，并以此为据而举行的“百年校庆”，是在准备仓促、证据不足、论证错漏百出、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争议，并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与反对的前提下匆忙进行的，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对此，笔者初步尝试着一一归纳并分析如下： 　　第一，在校史追溯问题上损害了自身声誉，失去了教育界、学术界与兄弟院校的尊重。 　　1993年10月底，当武汉大学突然正式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宣称即将举办百年校庆之后，全国的高等教育界可谓一片哗然，新闻界也是一片茫然。特别是少数几所建校年代较早的老牌高校均“深感惊诧”，其“海内外校友纷纷质询”，其中天津大学“尤感愤懑”。当年11月1日，天津大学上书国家教委提出异议，报告中指出，国家教委曾提醒武汉大学就该校举行“百年校庆”之事，请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天津大学几所近代以来早期创办的大学及若干高等教育史专家共同开会论证，但至今未收到武汉大学的论证材料，也未接到召开研讨会的通知。天津大学方面认为，“武汉大学突然宣布庆祝百年校庆的做法，实在令人迷惑不解和无法接受”，除了对武大所谓的“前身”自强学堂性质的认定“极不严肃”外，“武汉大学利用传媒造舆论以造成武汉大学今年百岁的既成事实，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有损于高校之间的团结，也有损武汉大学自身的声誉”。11月18日，天津大学还在《光明日报》刊出整版校史资料，其主题词即为该校校训——“实事求是”，同时，还加印报纸数千份，分发海内外北洋校友，以示“安抚”。 　　当时，国家教委对于武汉大学所谓的“百年校庆”也是极不认可。11月29日，在武大“百年校庆”大会上，国家教委代表、已退休的原教育部副部长杨蕴玉女士，在其讲话中通篇未见“百年”词眼，这就是所谓的“只贺校庆，不贺百年”，非常鲜明地代表了国家教委当时的基本立场。至于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建校历史悠久的兄弟院校，对武汉大学更是极度不满，这几所高校在给武汉大学“百年校庆”的贺信中，均未提及“百年”字眼，上海交大的贺信甚至连“校庆”二字都没提！ 　　如前所述，武汉大学在进行校史论证的过程中，曾经对厦门大学的潘懋元、刘海峰二位教授的质疑意见“断章取义”，曲解为“一致赞同”，招致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曾经参与过武大校史论证的专家学者（包括部分校友代表），在事后也是大呼“上当受骗”。据刘道玉老校长所言，近些年来，他经常在教育界听到一些对武大的负面评价，“每当我听到他们说，武大百年校庆是‘笑庆’，百年校史是‘笑史’，武大学风浮夸，包庇学术腐败等议论，我都有一种受辱的感觉，但我又无以申辩，只能忍受其辱”！ 　　不仅如此，自从武汉大学在1993年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悍然举行所谓的“百年校庆”之后，直至今日，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全国高等教育学界、教育史学界对武汉大学篡改校史的批评可谓不绝于耳！据笔者不完全的搜集与归纳，主要有如下数起： 　　1994年，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教授席龙飞在《交通高教研究》上发表《“武汉是中国现代高教最早发祥地”质疑》一文，明确判定“武汉是中国现代高教最早发祥地”的说法“难以成立”，自强学堂“其早期充其量是一所外语学院，论规模则难以与北洋和京师相比。论创办年代的久远，自强学堂更排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之后”。 　　1995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喻本伐在《教育研究与实验》上发表《中国近代大学“第一”之争剖辨》一文，从分科教学模式、招生年龄、学制层次、前身追溯等四个方面入手，逐一破除了“认定武汉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大学‘第一’的理由”。他还特别指出：“若刻意冷峻，则‘前身为方言学堂’之说根本不能成立”，这是因为1911年方言学堂的“停废”，“显然不同于庚子之役、武昌首义后的学校停办。就统绪而言，实已断绝，岂能不明辨而鉴之！”文末，他还充满讽刺地写道：“中国人早该从历史的‘第一’之梦中醒来……至于围绕‘第一’而进行的虚狂‘考证’，似宜以整治‘环境污染’的态度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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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汕头大学副教授李均在《教育评论》上发表了《对校史追溯问题的再探讨》一文，文中明确指出：“许多高校在追溯自己历史的时候……仅仅依据学校的个别因素与其确认的前身的历史继承性，尽量把自己的历史附会在一些老学校身上，从而把学校的建校历史大幅度上延了。”他并具体以武汉大学为例，指出“武大的历史严格说来，只能从1913年算起，除非当时有官方文件认定设立武昌高师是为了恢复原方言学堂。可以设想，如果武昌高师利用方言学堂的校舍建校，其前身就可以认定是自强学堂的话，那么当时也曾利用方言学堂校舍办学的武昌军官学校是否也认为它的前身是自强学堂呢？”2010年，李均先生（时任深圳大学教授）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生拉硬扯修“校史” 牵强附会成“笑史”》一文，再次点名批评武汉大学，指出“武汉大学其实与湖北自强学堂并没有继承关系……武汉大学的前身只是利用湖北自强学堂旧址新建的学校，并非接着办学。所以，该校的历史只能从1913年算起”。他还具体分析道：
　　为何国内不少高校热衷于把自己的建校时间随意延长呢？除了当前校史追溯缺少一个普遍认可的标准和规则之外，还可能暗藏着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些大学缺乏基本的自信心！大概认定自身欠缺实力，若靠教学、科研成绩来提高学校声望速度太慢或希望不大，所以试图借助更“悠久”、更“古老”的历史，让学校跻身“中华老字号”，以为这样就能成为“名牌”。如此提升学校声望之法恐怕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也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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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追溯是一项很严肃很细致的工作，需要进行严谨的论证，方可确定本校的建校时间。如果不尊重历史，生拉硬扯把某所本来与己没有多大关联的学校当成前身，随意更改或延长校龄，不仅对大学的发展毫无意义，甚至可能把大学的“校史”弄成贻笑大方的“笑史”！

　　对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问题批评最多的，仍然是著名教育史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先生。2003年11月，正好是在武汉大学所谓“110周年校庆”前夕，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校史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召开。在此次研讨会上，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刘海峰教授作了《中国高等学校校史追溯的原则与标准》的主题报告（后经修改完善，更名为《中国高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于次年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杂志上）。在该文中，刘海峰教授不点名地将武汉大学作为一个反面典型进行了批评。2008年7月12日，刘海峰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全国教育学研究生暑期学校”发表了题为《大学历史：在古今中外之间》的演讲，在这次口头演讲中，他更是点名批评了武汉大学，并通过对武大历史沿革的具体分析，明确指出“武汉大学校史上溯到1893年是不成立的”。

　　2010－2011年，刘海峰教授曾为《科学时报》“大学周刊”开设“海峰随笔”专栏，每月发表一篇学术随笔，其中，2010年1月5日的“开栏随笔”就是《大学校史不应牵强附会》，文中再次不点名地批评了武汉大学牵强附会将校史上延的做法。2012年，刘海峰教授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追溯历史真实 确立高校校史》一文，仍然延续了前述几篇文章中对武汉大学的不点名批评。

　　总之，在全国的高等教育史学界，只要一提及武汉大学校史始于1893年的说法，正面的肯定与同情基本为零，有的只是无休无止的批评与嘲讽！综观全国各大高校，又有哪一所著名大学像我们武汉大学这样，在校史追溯问题上遭受过如此之多的质疑、非难与批评？！作为武汉大学的师生校友，相信我们大家看到这些尖锐的批评意见，都会感到无比的难堪、尴尬乃至痛心疾首，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外界对本校校史浮夸行为的批评大多都是言之有据、一针见血的！事实上，面对上述批评，武汉大学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公开、正面、针锋相对地进行过一次像模像样的反驳，原因无他——明显是自己“理亏”、“心虚”、“无言以对”啊！这一切难道不都是“自找”的吗？！

　　今年6月27日，刘海峰教授在致刘道玉老校长的函件中指出：

　　武汉大学将校史上延至1893年不仅是自己一所大学的问题，还牵涉到中国高等教育史的改写问题，事关重大。不仅天津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京大学等19世纪末建立且一直连续办学下来的老牌大学不认可，而且中国高等教育学界、中国教育史学界多数人也不认可，因此我才说武大建校时间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桩公案。

　　而在笔者看来，刘海峰教授的“公案”一语，实在是一如既往的过度“客气”。武汉大学当年的这种既破坏基本学术准则，又伤害兄弟院校感情，还损伤自身社会声誉的做法，实则是本校历史上的一桩“丑闻”！

　　第二，随意延长校史的做法在全国高校中“坏风气之先”。

　　武汉大学作为一所拥有崇高学术地位、又不断锐意改革进取的著名学府，在过去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过多次引领时代潮流、“开风气之先”的光辉时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校史追溯这一问题上，武汉大学所犯下的错误，却起到了“坏风气之先”的恶劣影响。

　　诚然，平心而论，武汉大学绝不是中国第一所在校史上浮夸造假的高校，不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早期，在校史追溯方面存在类似浮夸行为的高校，绝不止是一二个例。然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推进，全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也随之加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本校校史的随意延长，率先在全国举行所谓的“百年校庆”，并且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的先例，那就确实是我们武汉大学所率先开启的了！正是在武汉大学的所谓“百年校庆”过后，“校史之争激起的涟漪四起。一些高校也纷纷搭班子重新考证校史。个别校领导更是热衷于校史考据，而冷淡教学工作”。对于这种现象，刘海峰教授指出：

　　校庆是纪念学校建立的庆祝活动，校史是对一所学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近年来，高等学校校庆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由于校史漫长往往与一所大学的办学传统和办学水平密切相关，因此进行百年或几十年大庆，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学校传统教育和优良校风教育，也有利于增强校友对母校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社会捐助，因此各高校多希望本校历史越悠久越好，希望校史能够尽量上延。同时，也出现个别高等学校互相攀比校庆年份，不尊重历史，牵强追溯校史，随意更改校庆年份的不良现象。

　　现在，每年都有许多大学举办隆重的校庆，而且还不时有百年校庆，不少高校已将校史上延到清朝末年的高等学校。有些高校经过自行组织的校史论证，申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将校史上延；而有的高校则只向本校一些教师略作咨询便自作主张确定校史上延，突然将校庆年份拉长了许多，在教育界和社会上被人们议论纷纷，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因为中国高等学校校史追溯和校庆年份的核定问题相当复杂，以往又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一些高校便自行其是，牵强附会找些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学校作为前身学校。即使上报给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有可操作的标准来衡量和核实其校庆年份的可靠性。目前中国已进入一个百年校庆高潮期，为了改变校史追溯中的随意性，使校史的上延和确定有一定的规范和依据，亟需制定高等学校校庆年份核定原则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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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如何确定一所高校的校史和校庆时间是属于高校自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问题是有些高校在校史追溯和确定校庆年份时随意性太大，将校史勉强上延，这就有如在百米赛跑中的抢跑，引起其他高校的不满并反映到教育主管部门后，才引发出需要确定高校校史追溯的原则与标准的问题。制定校史确定的标准有如田径比赛必须制定竞赛规则，否则会造成混乱。自1993年个别大学牵强附会将校史往前延伸举行百年校庆之后，如何科学地确定校史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问题……

　　上述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正是对武汉大学在校史追溯问题上“坏风气之先”的准确描述。说得再具体一些，正是因为有了武汉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牵强附会将校史往前延伸举行百年校庆”的不当行为，“如何科学地确定校史”才从此开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问题”！事实上，也的确是在武汉大学于1993年举行所谓的“百年校庆”之后，全国高校中随意延长校史的风气才开始日渐流行，并且愈演愈烈，到现在已成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笔者仅举数例如下：

　　2002年，江苏省内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江南大学、江苏大学等9所高校（大多为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过程中新建的高校），竟然都将自己的历史溯源至1902年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一同举行了名不副实的“江苏百年高校联合庆典”！

　　与武汉大学同年建校的河北医科大学，其前身本是1913年创办的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可近年来该校却硬要将校史追溯至建于1893年、与其没有任何历史联系的北洋医学堂，这与武汉大学上延校史的具体起止时间，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如南昌大学，该校在1998年还举行过40周年校庆，2005年就举行了65周年校庆，到了2011年，竟又变成了90周年校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该校校史便大步流星地完成了三级跳，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

　　（注：以上所举各例，均为在学术界基本没有太大争议的较为典型的校史造假行为，有较大争议者概不列举）

　　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认定以上这些在校史上浮夸、造假的高校都是受了武汉大学的直接影响，或者是在直接效仿武汉大学的做法，但不管怎样，1993年的武汉大学，作为一所历史较为悠久、在国内拥有崇高学术地位和重大社会影响力的老牌名校，其率先随意延长校史、进而举办“百年校庆”的轻率举动，在客观上确实是开了一个坏头，作出了一个坏示范，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其消极、负面的社会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从那以后，为了遏制更多的高校任意将校史上延的苗头，1997年9月，国家教委办公厅还曾发出征求《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建校时间的意见》（讨论稿）的函件。2002年6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正式下发了《关于校史和校庆问题的通知》，该通知中严肃地指出：

　　近年来，许多学校通过举办校庆活动，宣传自己的历史和品牌，鼓舞了师生员工，扩大了社会影响。但是，也有少数学校在举办校庆活动时不够实事求是，未经认真考证，任意上溯学校的办学历史，改变社会公认的建校时间，这是不严肃的，也易在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引发不必要的混乱与争议……

　　高等学校的建校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认定，各地各高校对此要予以高度重视，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态度对校史加以确定，不能仅凭主观愿望牵强附会进行变更。

　　高等学校的建校历史是一个学术问题，进行变更必须经过充分科学论证，必须有翔实的历史记载和依据，要得到高等教育史学界和有关专家的充分认可……

　　高等学校建校历史的变更，将会产生社会影响，必须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首先是高等教育界和高等学校之间的广泛认同……

　　高等学校建校历史问题事关重大，影响广泛，为此，我部将对高等学校建校历史和校庆年份的确定进一步提出原则意见，在此之前，高等学校变更校史和校庆年份必须报经学校主管部门审定同意。各主管部门对高等学校提出的校史和校庆年份的变更要求，应组织专家进行严肃认真的论证，并报我部备案。

　　笔者以上所引文字，几乎条条都击中了武汉大学1993年篡改校史行为的要害！但遗憾的是，此时此刻，教育部的“亡羊补牢”举措，已无法完全制止由武汉大学这位“始作俑者”所带头开启的不正之风了。

　　与武汉大学等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校史追溯问题上始终坚持了基本“操守”、丝毫不为随意延长校史的歪风邪气所动的大学，还是为数不少的。如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始终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作为自己的历史起点，而没有轻易将校史追溯至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更没有追溯到距今2000多年前的太学及其后的国子监——尽管长期以来一直都有许多著名学者在作此鼓吹。

　　再如四川大学，尽管该校在若干年前亦曾将校史由1905年上延至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但该校校史的此番上延有理有据，该校的前身由四川中西学堂逐步发展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四川高等学校等的历史进程脉络清晰，证据充分，完全是对本校历史起点的准确界定，此点毋庸置疑。如果四川大学也像武汉大学等众多高校一样，一心追求校史越长、越悠久越好，亦完全可以牵强附会地将1875年创办、1902年并入四川中西学堂的尊经书院，甚至是1704年创办、1903年并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的锦江书院认作自己最早的历史前身！但四川大学的校史上延最终只是定格在了1896年，这便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以及实事求是的校风、学风的具体体现。

　　还有南开大学，该校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将“南开系列学校”所共享的建校年代——1904年甚至是天津严氏家馆开办的1898年作为自己的历史起点，但该校自创建以来，始终坚持以“南开系列学校”大学部开办的1919年作为自己的建校年代，而从未试图将校史上延。2009年10月15日，在南开大学喜迎建校90周年校庆之际，《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题为《南开永远年青》的文章，其开篇就对南开大学从不强行拉长本校校史的高风亮节进行了高度称赞：

　　南开大学今年90岁了。

　　按照当下的通例，这个值得书写的年纪可以更长一些。她脱胎于1898年的天津严氏家馆。这所清末家庭学校的书房，与今天草木葱茏的天津八里台之间，文脉未曾有一日的断裂。

　　寻根觅祖，追溯前身，她就能更加“历史悠久”。可是，南开大学还是老老实实地，从1919年落成开始，为自己计算岁数。

　　年长的学校如同年长的女士，年纪是个难解之谜。教育学者潘懋元教授说，一些大学为了标榜校史悠久，不惜牵强附会，拉长校史。而南开大学“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可谓信史。

　　长期观察这所学校的人相信，这是一种“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的矜持，一种“习惯成自然”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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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开大学情况类似的，还有武汉大学的同城兄弟华中师范大学，该校亦是以其主要历史前身文华书院于1903年正式设立的大学部（这才真正是武汉地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为最早的历史起点，而没有继续往前追溯至文华书院创办的1871年。 　　以上这些事例，难道不足以令我们武汉大学深感惭愧，并进而虚心学习、痛改前非吗？！ 　　第三，直接造成广大师生校友对本校历史与传统的认知混乱。 　　对于武汉大学在1993年篡改建校年代的消极后果，如果说以上所归纳总结的这两条伤的都还只是“面子”的话，那么接下来所要论述的这一点，就已经是结结实实地损害到学校历史文化传承的“里子”了！ 　　如前所述，武汉大学本来是由一所民国初年建立的高等师范学校一脉相承地沿革发展而来的，可是经过1993年的篡改，其历史源头却被移花接木地安插在清末一所早已停办的新式学堂上，硬是要将一个鲜活的生命，强行嫁接在一棵已经枯死的古木上，这种“乱认祖宗”的荒谬做法，在学术界早已成为一个天大的笑柄，可是近20年来，在武汉大学师生校友内部的小圈子中，大家对此却一直深以为然，并由此而衍生出更多的笑话来！比如说，有相当多的武大师生校友，一直将与武汉大学没有多大关系的自强学堂等同于武汉大学，进而将自强学堂的创办者张之洞直接视同为武汉大学的创办者！于是才有了“东湖之滨，珞珈山上，这是我们亲爱的学堂”这种荒唐可笑的校歌歌词，甚至还有人进而编出张之洞当年“倒骑”毛驴来到珞珈山下为武汉大学选定校址、狮子山顶的老图书馆大楼建于1893年等诸如此类的荒唐透顶的段子出来，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抛开这些荒谬的说法原创者本人的认知能力与水平不论，武汉大学牵强附会地将本校历史追溯至张之洞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在客观上无疑对众多师生校友的校史认知形成了严重的“误导”。 　　在民国后期，刚刚改组重建的国立武汉大学，从一开始便是以“后起之秀”的形象出现在全国高校之中的，并一直将北大、清华等老牌名校尊为“老大哥”。由于年轻，便充满着生机、朝气与活力，为校内外人士所高度看好，被认为是一支“异军突起的新兴力量”，“将来有无限的希望”，一如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或者70－90年代的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事实上，当时的武大果然也不负众望，建校仅仅十多年，便在抗战时期迅速跻身于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及国立浙江大学并驾齐驱的“民国四大名校”之列，创造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而这场奇迹的背后，绝不在于当时的武大拥有多么悠久的历史，而在于年轻的“后起之秀”对于“老大哥”们当仁不让的奋力赶超！然而，到了1993年，这个昔日的“小兄弟”，却通过乱认祖宗、谎报年龄的不光彩手段，将自己的历史强行排到了当年那些“老大哥”的前面，开始自娱自乐地当起了“老大哥”，也开启了长达近20年的冒充“百年名校”与“倚老卖老”的自我欺骗与虚假宣传，硬是将当年一个生机勃勃的“后起之秀”，糟蹋成了一个“暮气横秋”的老朽之躯！事实上，将建校年代提前20年，也并没有使武汉大学的综合实力和学术地位因此得以提升，反倒让世人更加感慨这所昔日的历史名校后来的衰落与堕落！ 　　武汉大学近百年来逐渐形成并不断传承发展的优良传统、校风、文化与精神，实主要奠基于武昌高师与国立武汉大学两大历史时期，并在之后的数十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被继续发扬光大。在武昌高师时期，学校以“朴诚勇”为校训，初步形成了一种朴实严谨、不尚浮华的优良校风。国立武汉大学时期，学校以“明诚弘毅”为校训，并极力提倡“践履笃实”之精神，养成了诚挚严谨、认真负责的可贵校风。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又将自己的校风概括为“诚实朴素、勤奋刻苦、严谨治学、勇于创新”，以及“敢作敢为、开拓进取、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等。虽然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校风的表述在具体词句上略有区别，但其主要特点均是以“诚”为先，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治学态度为终极归宿。这样的优良校风一经形成，便在武汉大学代代相传，为一代又一代武大人的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 　　然而，到了1993年，为了与校史的浮夸与“大跃进”相呼应，武汉大学先是胡乱地追认自强学堂为老祖宗，接着又极其肤浅、可笑地拿这个伪祖宗的名称乱做文章，硬是把“自强”一词从一百年前的地缝里刨了出来，再将“明诚弘毅”的优良校训拦腰斩断，舍弃掉前面一半的精华，再拿后面一半生硬地与之相拼凑，弄出一个不伦不类、并有“同义反复”之嫌的“自强、弘毅”出来，以之来形式主义地体现本校所谓的“历史纵深与校风延续”，而实则严重地歪曲和亵渎历史，更显荒谬透顶！武汉大学一面将校史追溯至自强学堂时期，一面又将校训的第一条确定为“自强”，从本质上说，这就是在不断地自我强化和循环论证这段似是而非的虚假历史，进而潜移默化地不断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武大学子脑中灌输这种先入为主的历史认知，从而逐渐达到最终将“伪史”转变为“真史”的目标！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武汉大学一面在校史追溯上浮夸虚饰，一面却还要在校训中抛弃了内涵深刻的“明诚”二字之后，又画蛇添足地加上“求是”一词，这不是在自取其辱吗？！在这条“新校训”的最后，还要添上一句在当时颇为时髦的“拓新”一词，名义上是要提倡“开拓、创新”的精神，而结果却是将自己的校训“拓新”到了“四词八字”的八股窠臼里面去，这不能不说又是一处莫大的讽刺！ 　　当然，笔者绝不是认为“自强”、“求是”、“拓新”这几个词眼不好，“自强”、“求是”、“拓新”的精神不值得提倡，而是因为武汉大学1993年制定的这条所谓的“新校训”，既不能准确地概括和体现武汉大学自建校以来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独特精神与个性魅力，更是与一段校史浮夸的不光彩历史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是校史浮夸的直接产物，因此，不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内涵上说，它都不可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笔者坚信，随着武大师生校友对本校历史文化传统的认知、总结与反思越来越深入，这条“新校训”终究有一天会被大家所彻底抛弃，这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在这里，笔者还想补充说明一点，武汉大学对校史的篡改，固然直接导致了广大师生校友对本校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认知错乱，但造成这一结果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长期以来学校当局对校史研究与教育工作的长期漠视！最近20多年以来，学校对校史工作何曾有过真正的重视？！需要沽名钓誉、追求虚荣的时候，就专门组织一帮校史专家来研究、论证本校有“百年”的历史，等到利用完毕了，再一脚踢开，打入冷宫！事实上，在武汉大学所谓的“百年校庆”结束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成立了10余年的校史编辑研究室以及仅仅存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的校史展览馆，便先后被撤销——这可不可以被视为学校自身对校史浮夸行为感到“心虚”的表现呢？！——迄今仍未恢复！（在此，笔者要特别对李晓红校长上任后对校史工作的重视与关心表示高度的敬意）近20年来，作为一所所谓的“百年名校”，武汉大学竟然连一个专门研究本校校史的学术岗位都没有！（某些前辈校史专家以及本人对校史的长期研究，从工作性质上讲均不过是“业余”行为）大量与武汉大学校史有关的珍贵历史资料，长期尘封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中，“养在深闺人未识”，完全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利用。而学校在1993年所谓“百年校庆”前夕编纂出版的那部校史，不过是在校庆举办前几个月的时间里，临时召集一班人马，搞“急就章”匆忙赶制出来的结果，虽然多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与国内其他同类高校的“官修”校史相比，仍是相形见绌，无法真正代表武汉大学这所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历史名校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崇高的学术地位。如果学校今后对校史研究工作仍然继续像20年前那样短视的话，可以想见的是，武汉大学将永无可能编篡出一部与其实力、地位相称的高质量的校史来！ 　　上文所述武汉大学1993年篡改校史所造成的几大消极恶果，绝不是笔者自己捏造出来的，而是近20年以来一直都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客观事实！我校因当年犯下的错误所造成的声誉受损与认知错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若要迅速扭转这一点，我们似乎别无选择，而只有一个办法—— 　　四、正视历史，摈弃虚荣，拨乱反正当其时 　　具体来说，那就是——趁我们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立即痛下决心，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尽快向全社会公开承认本校当年篡改校史的历史错误并诚恳道歉，同时将原定于明年举办的“120周年校庆”更正为“百年校庆”，以收“拨乱反正”之效！校庆筹备工作只需更改年代并向社会作出解释即可，其余均可照旧。尽管笔者对此基本不抱希望，但仍然要本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就此向武汉大学的全体师生校友发出最强烈的呼吁！而这也主要是基于如下几条理由—— 　　（一）拨乱反正的必要性——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为大学精神之本 　　近日，武汉大学下发了《关于开展“武大精神”讨论的通知》，该文件指出： 　　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在其发展历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为得到大学人广泛认同和自觉奉行的办学理念和道德品格、价值追求。大学精神内在地决定着一所大学特色的本质特征，深刻影响着每个大学人的为人为学态度和人生成长，对大学的改革、发展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跨越三个世纪的武汉大学，汇聚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众多华章，形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孕育出独特的武大精神。在广大师生、校友中开展“武大精神”讨论，目的就在于在学校厚重的历史中发掘、总结、凝练出“武大精神”，用“武大精神”来凝聚武大人，激发广大师生和校友的爱校热情，凝聚力量，振奋精神，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这场刚刚开启的“武大精神”讨论，无疑将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笔者也早已决定为此专门撰文，积极参与。我想，无论“武大精神”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其区别于其他高校的独特个性又究竟何在，只要它是作为一所大学，就应该与其他所有高校一样，具备大学精神的共性；而不管大学精神的具体内涵究竟有多么丰富，最起码也应该包括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吧！据此，考虑到我校近20年来在校史问题上一直都存在着如此严重的错误，笔者在此必须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既然“在广大师生、校友中开展‘武大精神’讨论，目的就在于在学校厚重的历史中发掘、总结、凝练出‘武大精神’”，那么，本校“厚重的历史”究竟始于何时，其“厚重”又具体何在（当然，我们决不应该肤浅、片面地拿建校时间的长短来当作“厚重”的标尺，而更应从具体的文化积淀与精神底蕴的角度去深入挖掘），也应该是一个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的问题吧！我们武汉大学的全校师生校友，总不能一边热火朝天地讨论“武大精神”，一边继续沿袭早已被学术界、教育界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虚假的建校年代，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坚持举办所谓的“120周年”校庆吧？！如果一所大学连自己的历史都要弄虚作假，而且多年来面对着社会各界长期不断的强烈质疑与批评，仍始终不敢正视并作出正面回应，更谈不上勇于承认错误并尽快改正，反而继续顽固地坚持过去所犯下的历史错误，那还有什么资格侈谈什么大学精神！因此，笔者认为，学校在校史浮夸这一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在事实上便构成了开展“武大精神”讨论的先决性条件！它直接决定着这场讨论究竟是畅所欲言、直言无忌、共同追求和探索真理的“真讨论”，还是仅仅只是走过场、片面追求形式的“假讨论”！而最终讨论和提炼出来的“武大精神”，究竟是能真正体现武大的优良传统与精神风骨、并且能落到实处的“真精神”，还是有名无实、看似冠冕堂皇、而实则仅仅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伪精神”！ 　　2012年10月6日，武汉大学的同城兄弟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建校60周年校庆，该校校长李培根院士在校庆大会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只有回首以往，我们才知道自己已经走出多远；只有反思过去，我们才知道自己还能够走多远。我们不要只沉湎于历史的辉煌。大学作为理性的堡垒，更需要反思。唯如此，大学才更有生命力。”近日，笔者从李晓红校长处欣闻武汉大学明年即将举行的“120周年校庆”亦将以“反思”作为基本主题，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赞赏。在笔者看来，事实上，“120周年校庆”这个名称本身就需要我们好好地去“反思”！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的真伪问题而已，在本校校史表面上的浮夸虚饰背后，所映射出的则是武大当时的校风、学风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浮躁与堕落！这种校史浮夸行为在更深层次上的历史缘由，难道不值得我们借此“校庆”之机进行深刻的反思吗？ 　　众所周知，享誉世界的著名学府美国哈佛大学，其“大学楼”前约翰·哈佛雕像的底座上，镌刻着“John Harvard”、“Founder”和“1638”三个著名的“谎言”。对此，哈佛大学校方毫不讳言，并且在《哈佛手册》中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哈佛雕像实际上是“三个谎言雕像”（The Statue of Three Lie）。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三个谎言丝毫没有减损哈佛雕像的魅力，它依旧成为哈佛精神的形象展示：奋进、自信、博大、求实崇真。三个不实之词，丝毫不会让人看轻哈佛的校训：“与真理为友”。“因为虽然时间、人物、名称搞错了，但是这所大学的精神和灵魂，从哈佛大学创建者们创建这所大学开始就从来没有得到丝毫削弱”。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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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一万步说，在笔者个人看来，哈佛雕像的三个所谓“谎言”，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是完全与事实相悖的。约翰·哈佛先生确实在1638年向两年前成立的那所尚未正式命名的学院捐赠了自己一半的财产（相当于政府每年给该学院财政拨款的近两倍）和所有的图书，成为该学院成立以来所接受的最大一笔捐款，为表示感谢，马萨诸塞州议会才在1639年3月16日正式决议将该学院命名为“哈佛学院”。因此，从建校的物质基础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将“Founder”理解为“奠基者”而非“创始人”、“缔造者”的话，那么，约翰·哈佛这位哈佛建校初期最重要的捐助者也是当之无愧的！另外，哈佛大学虽是在1636年建校的，但直到1638年才正式开学上课，约翰·哈佛先生的捐赠行为也发生在1638年，其雕像上的“1638”字样也并未明言是建校时间，用来指代约翰·哈佛捐赠财产或者该学院开学上课的时间似乎也并不为错，只不过将“Founder”和“1638”二词刻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约翰·哈佛是哈佛大学的“创始人”、而1638年又是该校的建校年代的误解罢了。最后，在1882年哈佛大学决定为约翰·哈佛先生铸造铜像时，由于实在无法找到关于约翰·哈佛外貌的任何资料，便只好从全校学生中挑选了一位长得比较帅气的学生希尔曼·霍尔（Sherman Hoar）充当模特，铸成这座神采飞扬的哈佛铜像，这种情况在美国大学中并不少见，无非是在客观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更多地表现出一点象征意义，其做法实无可厚非，否则的话，我们中国人今天也没有必要在全国各地建那么多的孔子铜像了。
　　与哈佛大学在“三个谎言雕像”上的“襟怀坦荡”相比，我们武汉大学又该如何对待自己的校史浮夸问题？尽管镌刻了三个“谎言”的哈佛雕像一直保留到现在，然而，哈佛大学却能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就是“谎言”，并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由世人自由评说，作出各种各样的不同解读。那我们武汉大学呢？能否明白无误地公开告知全体师生校友乃至全社会——其实武汉大学的前身并不是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在过去的20年间也并非什么“百年名校”，武汉大学真实的建校年代其实应该是1913年呢？！

　　在笔者看来，武汉大学在1993年篡改校史、举行所谓“百年校庆”一事，与哈佛大学的三个著名“谎言”有着本质的区别，基本不具备可比性。其最大的荒唐之处，还不在于大张旗鼓、骄狂虚妄地作出了一番争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尝试，最后却以自取其辱的结果而告终，而更在于它竟然将别人的历史算到了自己的头上！从本质上说，武汉大学1993年的所谓“百年校庆”，庆的是一所与武汉大学并无实质继承关系、并且已经停办82年之久的清末新式学堂诞生100周年！这难道还不够荒谬吗？！难道到了2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坚持这种荒谬吗？！

　　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始终坚信，纸包不住火，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被形形色色的谎言所永远遮盖住的，真史终将战胜伪史，而大白于天下，更何况武汉大学在校史上的浮夸行为，在全国的高等教育史学界几乎人尽皆知！又能将广大不明就里的师生校友继续欺瞒多久呢？！就算我们今天拿不出足够的勇气对自己的校史进行拨乱反正，将来的那些比我们更加睿智和勇敢的后辈学人，也终究有一天会彻底完成这一拨乱反正，到了那时，他们一定会嘲笑我们今天的愚蠢、胆怯和懦弱的！

　　（二）拨乱反正的可行性——权衡利害，积极后果将远远大于负面影响

　　对于一个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来说，只要向他阐明了一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那就等于是已经说服他了，“是非”之外的其他因素都不过是次要的。然而，受本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一件事的“利害”关系的重视程度，要远远大于对其本身“是非”的认定。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里，我除了要在上文中连篇累牍地判别“是非”、阐述本校校史拨乱反正的必要性之外，还必须得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具体详尽地分析一下此事所要面对的各种“利害”关系，谈一谈它的实际可行性。

　　第一，江泽民、李鹏等国家领导人1993年为武汉大学“百年校庆”的题词并不会构成拨乱反正的障碍。

　　对江泽民和李鹏同志1993年4月为武汉大学“百年校庆”题词的具体内容，我们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首先看看江泽民的题词——“发扬优良传统，培养优秀人才”，仅此而已，完全看不到“百年”或者“校庆”的字样。再联想一下江泽民同志的母校——同出一源的上海与西安的两所交通大学，几个月后在给武汉大学“百年校庆”的贺信中同样未提及“百年”二字，上海交大的贺信甚至连“校庆”二字都没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他的母校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难道只是一个偶然或者巧合么？！

　　再看看李鹏同志的题词——“大胆改革，开拓前进”，后面的确注明了“为武汉大学一百周年题”。但这个问题其实也相当简单——身为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李鹏同志似乎不大可能对武汉大学的校史有专门的研究吧？当武汉大学拿着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校史论证结果去向国家领导人敬求墨宝，而对方对这种虚夸校史的做法又毫不知情时，按照校方的期待题下一份带有“一百周年”字样的题词，这再正常不过了。但如果我们现在硬要拿一个国家领导人在明显受到“误导”的情况下所作的题词，当作自己当年所犯下的历史错误的护身符和挡箭牌，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种想法和做法看似“高明”，实则经不起仔细的推敲和历史的检验，不管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退一步说，如果李鹏同志1993年题写的“为武汉大学一百周年题”就能证明武汉大学“百年校庆”的正确合理性，那么，按照同一逻辑，1963年董必武、郭沫若为武汉大学50周年校庆，1983年许德珩、伍修权、郭述申、叶圣陶等人为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所作的题词，是不是统统都不能成立了呢？！在笔者个人看来，李鹏同志的这份题词，不仅不会构成武汉大学对校史进行“拨乱反正”的障碍，恰恰相反，这件事从根本上说，是武汉大学对不起李鹏同志！而且应该就此事郑重地向李鹏同志道歉！向他承认我校过去因校史浮夸而“误导”了他，并诚挚地再次邀请他为武汉大学真正的“百年校庆”重新题词！笔者完全相信，如果武汉大学能够在此问题上表现出知错必改的决心、魄力和勇气，李鹏同志也一定会对我校重新恢复到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表示高度的欣赏和尊重的！总之一句话——我们不能让国家领导人为武汉大学曾经犯下的错误背负不应有的历史责任！

　　第二，“推翻前任”是一件非常正常而且可行的事情。

　　如果要对20年前确立的“伪校史”进行拨乱反正，这就意味着学校领导必须在此问题上“推翻前任”，而这也是绝大多数领导人真心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诚然，“尊重前任”是美德，但在事实上，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不可能在所有的问题上都100％地尊重前任，总会或多或少地对“前任”的某些既定政策作出一些变革与改进。比如说，1993年的学校当局，在校史论证明显站不住脚的前提下，将筹备中的80周年校庆改为百年校庆，这算不算是对李达、纪辉、刘道玉、齐民友等历届“前任”的一次全盘“推翻”呢？！再如1993年所谓“百年校庆”前夕修建的新校门，不久前不也在瞬间变成了一堆瓦砾吗？——尽管这主要是由改善校园周边环境的市政施工所造成的，实属无法避免，但既然事已至此，“推翻前任”的心理顾虑，恐怕早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吧！o（∩_∩）o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当自己的“前任”在某些问题上犯下明显错误的时候，如果此时还要去“尊重”而不是“推翻”前任的话，那实质上就是在“尊重”错误、延续错误和维持错误，并进而把自己与前任所犯下的“错误”永远捆绑在一起了。具体而言，如果现在的学校当局实在拿不出足够的魄力和勇气去更正本校错误的建校年代，而执意要在明年照常举行所谓“120周年校庆”的话，那就相当于是彻底把自己也推向了“认同伪校史，举办伪校庆”的阵营行列，同时也只能与过去犯下历史错误的“前任”们一道，坐等被若干年后有足够的勇气修正错误的“后任”所一同“推翻”了！对此，我坚信不疑。说实话，我们与其将这个棘手的问题抛给后人，等待后世的武大人来拨乱反正，并嘲笑我们今天坚持错误的怯懦行径，还不如现在就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地实现这一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上去，果能如此，则必将在本校校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永远为后世学人所高度尊重！

　　第三，重新举办“百年校庆”绝不是在闹笑话，而恰恰是要纠正过去遗留至今的真正的“笑话”。

　　如果我们武汉大学现在能够对校史进行拨乱反正，那就意味着在时隔20年之后，武汉大学将再次举办一次“百年校庆”。从表面上看，这当然是一个笑话！然而，这个笑话的“笑点”绝不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1993年武汉大学的“百年校庆”，本身就是一个延续了将近20年之久的天大的笑话！如果我们现在重新办一次“百年校庆”，社会各界人士当然有可能会嘲笑我们，但是，嘲笑的重点，肯定是最早制造出这个“笑话”的过去，而绝不会是拨乱反正、痛改前非的现在！事实上，知错就改、有错必改不丢人，坚持错误、有错不改才丢人！1993年的所谓“百年校庆”，实质上是一场欺世盗名、自降身价、而且还败坏了社会风气的伪“百年校庆”，而如果我们现在能够重新举办一次“拨乱反正”的百年校庆，那就必将是一次返璞归真、名副其实、真正赢回社会尊敬的真“百年校庆”！相反，如果我们现在继续坚持错误，对学术、教育界的强烈质疑装聋作哑、充耳不闻，大张旗鼓地操办所谓的“120周年校庆”，表面上看起来风风光光，而实则继续被学术、教育界人士当作茶余饭后的经典笑料，那才是真正的、并且贻笑千古的大笑话！

　　总之，在重新举办“百年校庆”是不是闹笑话这个问题上，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只要我们能够痛下决心重新办一场拨乱反正的“百年校庆”，那么，武汉大学当年在校史追溯问题上所闹出的“笑话”，将就此烟消云散，并转化为一出受人尊敬的历史佳话和“正剧”；而如果是为了避免表面上的“笑话”而坚持举办所谓的“120周年校庆”，那么，始自1993年的这个历史“笑话”，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并且每隔五年、十年，便以系列“闹剧”的形式，永不间断地在珞珈山下持续上演！

　　第四，武汉大学师生校友近20年来基于“伪校史”而形成的虚幻的“自豪感”与“虚荣心”毫无任何实际价值。

　　人最难过的，恐怕就是“感情关”了。我想，任何一位武汉大学的师生校友，谁不会为自己学校的辉煌历史感到深深的自豪呢？！然而，这种自豪感，理应建立在真实而不是虚假的基础之上！就笔者个人来说，我也发自内心地希望母校的历史越悠久越好啊！但是，主观愿望再强烈，也不能一厢情愿地篡改客观事实！如果我们武汉大学要改写自己的校史，则必须有充分而坚实的历史依据才行。如果我们确实掌握了确凿和充分的历史证据，别说是将校史延长20年，就是延长200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然而，如果我们并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别说是延长20年了，就是延长2年都是行不通的！

　　“虚荣”之所以为“虚荣”，从根本上说便在于其“虚假”、“虚幻”和“虚无”的本质。前文中已经详尽地论述了，武汉大学所谓的“百年名校”身份，实际上不过是个虚幻的泡影。明明只有80年的历史，却非要虚夸成100年，这绝对不是什么“光荣”，而是一所本应以追求真理为归依的高等学府的奇耻大辱！退一万步说，即使不考虑事实的层面，而纯粹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我们也要发出强烈的质问——把武汉大学的校史延长20年，真的能让我们感到很“光荣”吗？！

　　首先，武汉大学1993年对校史的篡改，从未得到过学术界与教育界的充分认同。从表面上看，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所举行所谓“百年校庆”和“110周年校庆”的大学，而且很快又将成为第一所举办“120周年校庆”的大学，看似风光无限，然而，我们不妨请武大的每一位师生校友睁大双眼，跳出自我构筑和强化的封闭的小圈子，好好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在国内外学术界汗牛充栋的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史的诸多论著中，有没有任何一位学者提出并论证武汉大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大学的？一个都没有！所谓的“百年校史”，从头到尾都不过是武汉大学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自吹自擂”、“自欺欺人”的结果！这到底是光荣还是耻辱？！对此，厦门大学的刘海峰教授今年9月21日在给笔者的回信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武大是一所具有优良传统的著名大学，其实不需要硬拉自强学堂作前身学校，一样可以办成一流的高水平大学。跨过除了校舍以外毫无关联的武昌军官学堂，去拉上同样没有关联的自强学堂作前身学校，改写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历史，很难得到高教界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同。自说自话举办现存大学最长校龄的校庆，终将形成骑虎之势。

　　其次，我们把武汉大学最早的历史前身由武昌高师前溯至自强学堂，实际上也是在“自降身价”！武昌高师是什么？是一所完全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是民国初年教育部在全国设立的六大高等师范学校之一，是武汉乃至华中地区第一所国立高等学校，在当时便享有“华中最高学府”之美誉。而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又是什么？！不过是清末的一所连“大学”的边都沾不上的近代新式学堂罢了！论身份地位，前者比后者不知道要“高贵”多少！所以啊，我们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将校史往前拉长了20年就很“光荣”，实际上学校的档次都因此而被大大地拉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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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所大学的历史真的是越悠久越好吗？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年轻，又有什么不好？！2003年10月6日，在武汉大学所谓的“110周年校庆”前夕，与武汉大学有着密切历史渊源的同城兄弟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建校50周年校庆大典，时任校长樊明武院士在校庆致辞的最后，特意引用了美国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学正式开课仪式上的一段话： 　　我们的大学虽然是最年轻的一所，但她是人类智慧的继承者。凭着这个继承权，就不愁没有迅猛而茁壮的成长。无论任何人都无法挡住她的去路，她的路标全部是指向前方的。 　　这句话令笔者印象极为深刻，在我看来，这不正是一个生气勃勃、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向那些先行一步、底蕴深厚的老牌劲旅勇敢地发起强劲挑战的豪迈宣言吗！曾几何时，我们武汉大学也曾经扮演过像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一样的角色啊！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1946年10月31日代理校长刘秉麟在国立武汉大学建校18周年校庆大会上的演讲： 　　我们知道武大历史很短，合武昌高师，武昌师大，武昌大学，与武昌中山大学而言，才比较长些，所以实际今天武大本身的历史，成立才只十八周年，好像一个小兄弟，但我们秉着当仁不让之精神，至少要起而与老大哥似的北大，清华，…诸校相抗衡，完成大学教育的神圣使命，十余年来，经各先生之决心及各方面之热情与同学们之努力，尚能名实相符，蔚为国用…… 　　作为一个“历史很短”的“小兄弟”，为了“完成大学教育的神圣使命”，而敢于“当仁不让”地同“老大哥”们“相抗衡”，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风骨！和这些先贤们的诚挚、豪情与锐气比起来，武汉大学在1993年处心积虑地要将校史延长20年的“自我僵化”的想法与做法，难道不显得可悲与可鄙吗？！ 　　在过去这些年里，我所慢慢了解到的关于武汉大学校史的种种真相，逐渐与自己先前的诸多因校方的刻意“误导”而形成的“先入之见”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与冲突，这一点曾让我深感“痛苦”。但事到如今，我已经非常艰难地从中走了出来，努力做到客观、中立、实事求是地研究与评价武汉大学校史上的诸多问题，一切以客观事实为归依。我想，作为一名比一般师生校友能更多地接触和了解到本校历史的校史研究者，在真实的历史面前，我的思想既然能够痛苦而又艰难地慢慢转过弯来，那么，武汉大学的那些智商与情商都比鄙人高出很多的广大师生校友们，只要愿意认真地学习和深入了解本校校史，并在此基础上对1993年的校史浮夸问题进行彻底的反思，也一定能够像我今天这样，在自己的思想深处最终完成这一“拨乱反正”的心路历程！ 　　第五，拨乱反正，知错就改，武汉大学终将会赢得全体师生校友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尊敬。 　　当前，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校友，大都普遍地感觉到学校已逐渐步入了一个发展势头迅猛的“上升期”，“团结起来，振兴武大”的浓厚氛围，已在校中初步形成。此时此刻，笔者突然抛出这么一个批评学校校史浮夸的问题，想必定会有人要指责本人是在破坏团结稳定的大局。笔者的解释是，团结固然重要，但我们这些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大学师生所需要的“团结”，必须要建立在真实历史的旗帜下，而不能建立在虚假谬论的基础上！一是一，二是二，虚假的东西永远都无法变成真实，形形色色的造假行为都必须予以纠正。笔者绝不相信，如果武汉大学今天能够把20年前的校史浮夸行为纠正过来，把筹备中的伪“120周年校庆”拨乱反正为货真价实的“百年校庆”，广大师生校友之间的“团结”就会被破坏掉了！恰恰相反，这种知错必改的宽广胸怀，才是“武大精神”的真实体现，才是真正能够凝聚广大师生校友一同为追求真理、振兴武大而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笔者认为，武汉大学1993年通过牵强附会地篡改校史进而举行所谓的“百年校庆”，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坏头”，在全国高校中“坏风气之先”，影响非常恶劣。然而，在武汉大学真正的“百年校庆”即将来临之际，如果我们能够拿出足够的勇气改正错误，拨乱反正，那无疑就是又开了一个“好头”，在全国高校中重新“正风气之先”，进而重新赢得全社会的高度尊重，可谓善莫大焉！对此，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这正如天津大学教授王杰先生近日对笔者所言：“我想武大实事求是反映校史，不但不会使形象受损，反而正面影响更大，让人赞叹老校、大校的胸怀和风格，同时不给历史和后人留下遗憾。非常钦佩。” 　　综上所述，武汉大学1993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举办“百年校庆”的行径，是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态度暧昧、上级主管部门国家教委明确反对、少数兄弟院校群情激愤、学术界与教育界诸多人士均表示强烈质疑与批评的前提下进行的，可谓是既不讲“政治”，又不讲“纪律”，既不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又不爱惜自身声誉，既违背根本大学精神，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荒唐错乱之举！而现在，武汉大学真正的“百年校庆”即将到来，这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面对学校过去犯下的这一历史性错误，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及时纠正，以“知错必改”的博大胸怀与积极姿态去迎接明年的真“百年校庆”，又更待何时！总之，笔者坚信，在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局面越来越开明、进步的客观环境下，一所高等学府若是能勇于承认并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不仅不会“翻船”，反而能让这艘奔向真理彼岸的巨轮行驶得更好、更稳！相反，若是继续顽固地坚持错误，讳疾忌医地抗拒从而错失近在眼前的“拨乱反正”的绝好时机，则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倾覆，永远为后世的历史以及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所耻笑！ 　　抱着“破釜沉舟”、“孤注一掷”、拼命一搏的坚定信念，笔者终于完成了这篇呼吁对武汉大学的“伪校史”进行“拨乱反正”的长篇大论。也许，它什么也改变不了，甚至还会给我个人的处境带来大麻烦，然而，我的动机和初衷，却又是如此的简单与坚定，那就是——不说真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就算我确实什么也改变不了，最起码，作为一名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研究事业的史学工作者，我必须要对历史有一个交代。我真心不希望，在可能并不遥远的将来，当后世的武大学人再次对武大今天的校史浮夸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之时，却失望甚至悲哀地发现，有那么一些洞悉真相的校史研究者，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竟然可耻地保持了沉默，没有大胆地说出真话！就算我这篇文章会引发众怒，得罪一大堆人，我也将毫不畏惧。“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就我个人的学术研究而言，今年，将是本人承认武汉大学校史可追溯至1893年的最后期限！今年上半年，本人出版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书中仍然将武汉大学校史追溯到了1893年，这是因为，本人过去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但即使如此，笔者在下笔时也明显感觉自己“底气”不足！），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只要这本书将来能够再版，本人一定会将此谬说予以彻底的纠正！今年以来，本人还承担了若干由学校组织的研究课题，其中也承认武汉大学的校史始于1893年，但这些都属于“工作任务”，我没有办法公然抗拒。今年以来，本人还参与了武汉大学校史馆布展方案的制定工作，坦率地讲，在设置“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这部分的内容时，我绝对是极其“违心”的！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所学堂的历史压根儿就不属于我们武汉大学校史的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它强行塞到本校校史的起始之处？！明明不是自己的祖宗，为什么还要供奉在自己的祖庙里？！当然，这同样是“工作任务”，我也不得不这么做！只是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容忍这段“伪校史”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即将落成的校史馆中了！实在是做不下去了，还是让领导们另请高明吧！ 　　现在，本人郑重起誓，从今以后，本人在自己的任何一部关于武汉大学校史的学术论著中，均不会承认武汉大学校史可以追溯到1893年，而一定会旗帜鲜明地指出武汉大学建校于1913年！与此同时，本人谨以此文，向所有赞同将武汉大学校史追溯到1893年的学者，以及所有不肯或不愿承认本校校史浮夸的武汉大学师生校友发出挑战！如果有人能够从学理上彻底驳倒我这篇文章，我一定会立即认输，继而公开道歉，并且从此以后永不再涉足于武汉大学校史研究！ 　　当然，本人向来都深信——青史不可欺，公道在人心！就算我们今天无法将“伪校史”彻底纠正过来，将来的人们，也一定会接着完成这一“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的。不论最终的结果如何，我都衷心希望，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校友对本校校史的基本认知，能早日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赢得未来！ 　　写于2012年教师节前后 　　改于2012年10月中下旬 　　本人31岁生日前后 　　附：写在后面的话 　　由于这篇文章的内容较为“敏感”，出于对学校各级领导尚存的一点尊重，我决定“先礼后兵”，首先仅在一定的小范围内进行有限的传播，初步“试探”一下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及普通师生校友的反应，等到时机成熟，再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 　　在这所官僚习气浓重的大学工作了数年，见惯了官场上常有的勾心斗角、溜须拍马、媚上欺下、唯唯诺诺与曲意逢迎，早已深感厌倦，灰心失望。身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教职工，我始终将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投入于学术研究与传授真知，对于所谓的“个人前途”，早已无欲无求，因此，对于个人境遇，也就无忧无惧。这便是我此次敢于直言不讳、甚至措辞无比尖锐和激烈地批评学校的力量之源。我就是要通过这篇文章来告诉世人，我们武汉大学绝不只是有一些缺乏最基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只会迷信权威、盲从领导、不敢逾雷池半步的应声虫，更不乏具备完全独立的人格与思想、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的真正的自由思考者！对于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及传播结果，本人负全部责任，并承担一切后果！在这所官僚气息与自由校风交相混杂的大学里，我从来都不会刻意地迎合和讨好任何人，自然也就不怕得罪和惹恼任何人。就算有领导因为此事要下我的岗，砸我的饭碗，我也将毫无所惧，并且如释重负，欣然归去。这样更好，以后当我继续批评武汉大学的诸多积弊时，反而会更加“自由”。 　　除了这篇文章，我还有另外几篇内容相关的文章有待继续完成，其具体主题如下： 　　1.如实评价自强学堂与方言学堂的性质与地位 　　2.谁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 　　3.对武汉大学校徽、校训、校歌问题的再认识 　　4.我心目中的“武大精神”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我会尽快将上述文章全部完成，并陆续发表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开传播，特此“预告”。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