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土：哪些话，对中国人影响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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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土：哪些话，对中国人影响最深

我们是个没有经过理性洗礼的民族，我们也不是一个擅长理论的群体，长篇大论和哲学思辨从来都不能引导我们的走向，深思熟虑的理论建树更无法影响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读了《增广》会说话，学了《琼林》走天下。”其实，自古以来，最能左右我们行为的是短小精炼的格言警句，最能启发我们的言谈和思想的恰恰是合辙押韵的词句诗章。到了当代，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10多年的洗刷和熏陶，主导我们思维的并非马列主义，而是“最高指示”，决定我们行为的也不是思想和理论，而是一段段语录甚至是一句句口号。 　　几十年来，有哪些指示、语录、口号一直深深影响着多数中国人呢？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约束权力，就是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反腐败，“关键是建立反腐制度”；廉政建设，“制度是根本”；连“为人民服务”都离不开“制度安排”，好像什么都要“以制度为基础”。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却是全国人民最喜欢引用的名言，“打破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是盛行一时的口号。 　　这两句话看似都很合情，也不无道理，对原本就很散漫的多数中国人来说，确实受用。于是，上到宪法，下到基本的公共规则，渐渐的，都不妨形同虚设。其实，正因为人是活的，有各种欲望，所以，才需要制度加以规范；正因为有的规章制度不合理，但究竟哪些才是不合理，人人都可能自有一套说法，所以，才需要民主的程序加以合理判断。 　　前几年，我随一个代表团去美国，过马路时，我们都在耐心地等待过街绿灯，只有团中一位级别最高年纪最大的将军，却猛地窜了过去，大家都劝他别急，只听他回头大喊：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顿时哑口无言。看来那个年代的语录还真是深入人心，尤其是中坚份子的心。 　　在我小的时候，最守规矩的是长者，而如今，最不守规矩的却往往是长者，从贪腐到不守公共交通秩序，一算他们的年纪，几乎都是“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中国大陆老人闯红灯，不但在各地街头比比皆是，还闹到了美国，“蜚声海内外”。前几天，北京街头一个老人又要硬闯红灯，被警察拦住，不料他还动粗，对着警察大喊：你才活几岁！的确，现在的老人们都在“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比年轻警察熏陶的时间长多了。 　　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法律规章制度虽说也立了不少，可大多不管用，为什么？查查那些贪官的履历就清楚了，别看他们贪在改革开放后，可接受最基本的人生教育、奠定最基本的人生理念，却是在改革开放前，他们都深谙“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一中国当代的硬道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这句话曾经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如今，无论左中右，几乎没有人再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只不过，阶级斗争已经由民族斗争、国家斗争所替代。尽管用民族矛盾、国家矛盾替代阶级斗争的思想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不能容忍的，可是，在当今这个民族矛盾、国家矛盾最叫座的时代，也只好随大溜了。 　　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那阵子，什么事情，都不妨往阶级斗争上面引，只要一说成“阶级敌人搞破坏”“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思维最简单，最不用费脑筋，最可以欺骗大多数不具备思辨能力的人，在“二元思维”中，还有什么比敌人更能引发仇恨的？现在，虽然阶级斗争换成了民族斗争、国家斗争，但依然可以将复杂的社会情形和国际问题简单化，凡事只要一引向国际敌人的“阴谋”，还有什么不“迎刃而解”的？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古往今来，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极端，更绝对，也更荒谬的，但在那个从个人崇拜、一言堂到言论罪、思想罪、腹诽心谤罪，样样都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这句话却成了真理，无所不在。那个年代是“二元思维”鼎盛的时期，而这句话恰恰就是“二元思维”的典型表达，于是，连服装、饮食、装束、发型，连爱美、爱整洁、文质彬彬、生活讲究，都与“封资修”联系起来，都可以遭到批判，或被干脆禁绝，西服都能销声匿迹；而粗俗、野蛮，因为被资产阶级所鄙夷，又与劳动人民相联系，所以就被捧为“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 　　这一极端的思维方式延续到今天，已经转变为，只要与哪个国家有矛盾有斗争了，与其相关的所有产品、文化、从饮食到商店到书籍再到交通工具，都会被一窝蜂地抵制被一股脑儿地打砸。 　　事实上，即便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公开畅行的年代，这样的思维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苏修”支持越南和朝鲜，中国并未反对，照样拥护。由于在现实中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所以这种极端的思维基本反映的是情绪，嘴里说说罢了。前几年抵制“家乐福”的时候，就没人抵制奥运会，尽管这也是个“法货”。如今，不管再怎么抵制，一到关乎自己生命的时候，还是会缄口不语，医院里面的抵制，从医疗器械到药品，有多少病患能坚持？有多少能实现？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这句话至今仍可以看作是至理名言，但另一个事实又是，当改革开放以后，人欲和物欲被容许时，别看曾接受了近30年反贪污反浪费的严酷教育，人人却都将这一名言立即弃如敝屣，人欲迅速横流、物欲急速膨胀，以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恰恰证明，那时的教育，虽然天天讲、月月讲，可对人对社会基本不管用，一旦有了条件，该贪污的照样贪污，该浪费的也毫不含糊。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其实仅仅是一句口号。那个时代，尽管喊得最响，可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法律约束，只有运动的震慑，而且，传统道德已被摧毁、普世道德又被拒绝、只有虚无缥缈的理想教育，所以，时间一长，环境一变，自然一触即溃。如今的那些贪官污吏，看看他们的履历就明白，青少年时代对他们的教育，都是白费劲；到了饭馆，尤其是自助餐，囤积最多剩下也最多的，多数都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而他们身上所有缺陷又或多或少地遗传给下一代直至下二代，因为家教是道德教育的基本，言传身教最关键。 　　那个年代说教和口号的荒唐还在于，一说贪污和浪费，就都属于资产阶级，可进入改革开放，走向了世界，我们才发现，原来西方国家的贪污现象很少，而且大小官员时时刻刻都处于严密监督之中，随时可以被揭露出来，总统总理首相也不例外。我们过去讲节约，最爱举周总理每次吃饭都吃下碗中最后一粒米的例子，可在欧美日国家，这是人人都遵从的习惯。我们过去说到浪费，就是地主、资本家大腹便便，胡吃海塞，大把的浪费，可到了“资本主义世界”，我们才知道，资产阶级的餐桌上并不浪费，脑满肠肥大肚子的也并不都属于有钱人。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讲得最猛的年代，总是将优秀品质归于劳动人民、归于穷人，可是改革开放后这么多年，贪官的标准话语就是：“我出生于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很苦。”那些黑煤窑的主人、那些假冒伪劣的厂家、那些有害有毒农产品的制造者，过去哪个不是劳动人民？其实，在没有贪污条件下的不贪污，在没有浪费资本里的节俭，在不存在造假有利可图环境中的老实，都不属于品质。连吃都吃不饱，如何浪费？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想贪污又能贪污多少？对自己毫无利益可言，造假干什么？只有能贪污时不贪污，能浪费时不浪费，能造假时不造假，才是真正的高尚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