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

jssh365

中国古代文人
       中国古代文人本没有专业作家，要说有专业作家，那就是御用文人。除御用文人之外，就是为官的文人和在野的文人。大约一部中国的文学史就是由这两种文人组成。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其哲学思想是“学而优则仕”，注定读书人的奋斗目标就是为官，“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文学则是副产品，借此来浇胸中的块垒与不平，当然也有来抒写人生的得意。
御用文人，是缺钙的文人，仿佛天生得了软骨病，用我家乡的土话说，就是应声虫。这种文人没有思想，是以主子的思想为思想，仰人鼻息而存活，要么奴颜媚骨唱赞歌，要么狐假虎威，为虎作伥。前者多出现在一个朝代新建立，就涌现一批御用文人歌功颂德，极尽肉麻吹捧之能事，哄得主子团团转，脸笑开了花。主子一高兴，就大加赏赐，近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后者往往出现在一个朝代走向稳定，而御用文人已摸透主子们的心事，确实已无什么需要歌功颂德，御用文人差不多充当了刀笔吏的角色。他们就祸乱天下，大兴文字狱，搞得人心惶惶，道路以目。几乎历朝如此。
为官的文人，又分得意的文人和不得意的文人。文学有成就者，多属于不得意的文人，因为不平则鸣。屈原被放逐而赋《离骚》，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官归田而写《归去来兮辞》《饮酒》诗，李白被“赐金放还”逐出京城长安而歌《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一生穷困潦倒而写出“三吏”“三别”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被贬江州而写出《琵琶行》，苏轼被贬黄州却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王实甫退职还家写出《西厢记》，吴成恩“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创作《西游记》，汤显祖免职家中创作《牡丹亭》，冯梦龙一生做小官编订通俗文学《古今小说》，洪昇作国子监生写出传奇《长生殿》，孔尚任“向人难折病时腰”不再热中于仕宦而完成《桃花扇》，龚自珍做几任小京官而在诗词文等方面成就最高而开一代风气之先。舞文弄墨，是文人的天性。
在野的文人，属于为官不得的文人。唐朝孟浩然，一生都在“仕进”不得与“退隐”的矛盾中度过，写出大量的山水诗，著名的《临洞庭》广为传诵。元朝很多作家未作官，文学成就却很高，如关汉卿写出感天动地的《窦娥冤》，白朴写出《墙头马上》。明代罗贯中开创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施耐庵紧随其后有《水浒传》，兰陵笑笑生开创文人独立创作市井长篇小说《金瓶梅》。清代李玉“绝意仕进”创作剧本《清忠谱》，李渔有戏剧理论《闲情偶寄》，蒲松龄一生不忘功名终不得意而创作著名短篇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吴敬梓科场失意写出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曹雪芹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潦倒日子写出代表古典长篇小说最高成就的《红楼梦》。
为什么为官不得意的文人和在野的文人能有如此的成就呢？
首先，他们是用生命在写作，用真心在写作。可以说，古代文人，绝大部分的写作，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纯粹为了写出自己的真性情——这个生命个体的真实存在。例如王维在终南山的辋川别墅里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却写出著名的《辋川集》。李清照前后身世的变故，却写出不让须眉的《漱玉词》。
其次，他们远离喧嚣，周身充满静气。离开名利场，身心就放得很开，真正获得自由，这时的文人能够静下心来思考问题，或者说，对宇宙人生作终极拷问。柳宗元被贬，写下了代表古代山水游记成就的名篇《永州八记》。
第三，他们不追求发表，都是准备藏诸名山，流传后世的。古代文人写作，不是为了获取名声和发表来挣一笔稿费，完全是凭兴趣与爱好来做学问，也就更纯粹，不带有功利心。王船山著述，就没想当时社会能刊印，就准备藏之名山的，因此能全身心投入，一生著书320卷，著作收入《清代船山全书》。
总之，要想有成就，必须有坐冷板凳的功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得好：“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我想，古今中外一切有成就者，概莫能外。

jssh365

中国古代的文人意气

中国古代文人身上往往有种异于常人的气质，这种气质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有时也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还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即文人意气。

这种意气首先表现在：恃才傲物。中国古代文人向来都是很高傲的，鲁迅在《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说：“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汉文学史纲要》)古语有云：“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几千年中，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普通人是很难有受教育的机会的，能够读得起书的通常非富即贵，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文人在骨子里是有傲气的，他们出身高贵，知识渊博，很难再把什么放在眼里，也很难向人低头的。在这方面诸葛亮可算是杰出代表，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得出诸葛亮出山，害得刘备在大雪中伫立几个时辰而不敢有半句怨言，张飞、关羽也只有骂娘的份。比诸葛亮更来劲的是祢衡，他赤裸上身，击鼓大骂曹操是混浊之人，说他：“不识贤愚是眼浊，不纳忠言是耳浊，不读诗书是口浊，常怀篡逆是心浊”（罗贯中《三国演义》）。不为曹操威武所屈，尽显文人名士风采，留下千古美名。在这方面，李白更是猖狂到极致，他曾让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捧砚、唐明皇亲手调羹。诗酒傲物，蔑视权贵，文人本色尽彰。

文人意气的另一个表现是自由洒脱。中国古代文人通常尚自然，崇自由，主张无为，追求一种心斋坐忘逍遥无待的理想 境界，老庄便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人，老子崇尚自然，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自然的境界乃是最理想的生存境界，也就是无为，“无为为之而合于道”，即达到“无为而无不为“。最后，他骑青牛而去，不知所终。庄子更是中国历史上浪漫主义第一人，是一位精神骑士。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意象的雄浑飞越，想象的奇特丰富，情致的滋润旷达，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处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庄子·天下》）。他是位浪漫骑士、精神巨人。他一生淡泊名利，修身养性、清静无为，追求一种逍遥无待天人合一的天放自由境界。特别是到了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文人的自由洒脱表现的更加明显。陶渊明看惯官场黑暗，辞官归隐，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隐逸生活。“竹林七贤”更是自由叛逆的代表，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常常衣不蔽体，丧不居孝，蔑视礼教，我行我素，“非汤武而薄周孔” 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淡、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

文人意气的第三种表现是忧国忧民。中国古代文人受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同时，他们始终追求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造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常念念不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忧国忧民情怀。屈原屡次进谏怀王而不被采纳，终因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而被放逐，因而《离骚》便是其爱国忧民而不得的一种自我感情的宣泄。才至于“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九章·抽思》），“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杜甫更是文人中忧国忧民的代表，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在晚年穷困潦倒时还不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可见其忧民情怀。范仲淹作为一代文豪，又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家，被朱熹誉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他力行新政，却因保守派反对，无奈被贬死于途中，只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千古余音。

文人意气的第四种表现是爱憎分明。文人都是很洒脱的，也都是很固执的，他们敢爱敢恨，爱憎分明，喜欢你没商量，恨你也没商量，全凭感觉。王羲之爱鹅，便不惜拿自己的书法去换，被后世传为美谈。苏东坡年少轻狂、为人耿直，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左右摇摆，他认为那派政见对，就附和那派，全是出于个人观点和喜好，从不考虑自身安危，因而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常常受到打击排挤，但他却“一蓑烟雨任平生”豁达依旧。

文人意气的另一种表现是盅孝节烈。中国古代向来是注重忠孝的，朱熹还曾炮制出三纲五常以约束世人。伯夷叔齐不食周栗而饿死于首丘山上，文天祥在宋亡后坚持抵抗元军，兵败被俘，在狱中强忍痛苦，不畏元军威逼利诱，最后被斩于北京菜市口，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佳句，其浩然正气万古流芳。方孝孺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孤忠赴难。“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显示出一个文人的刚直烈性。

    当然，文人意气，不止表现在以上五个方面，也不一定都是好的，但它确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写照，一个缩影，一个侧面，给我们勾勒了我国古代文人的大致画像，让我们对中国古代文人有了一个梗概的印象。（此文发表于《大连大学报》2009年4月20日第404期）

jssh365

中国古代文人的出路

2011-02-16

深圳新闻网   

　　“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这大概是每个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之梦。古代文人皓首穷经，为的就是把一腔才华贷于帝王之家，以享尽人间富贵，施展人生抱负。但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能金榜题名，平步青云。不少文人由于受时代和个性的影响，往往官梦难圆，前途黯淡。一生酸辣苦甜，个中滋味，岂是“失意”二字了得？
　　有的文人虽能挤进政坛，但一身傲骨，不愿与统治者为伍，或放野于山林，或泛舟于江湖，或躬耕于陇亩，或为僧为道，以诗言志，著书立说。这类文人以东晋诗人陶渊明和唐朝诗人李白为代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官而去，锄禾南山下，饮酒赋诗，确实自在。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毅然离开皇宫，游于名山大川之间，挥豪泼墨，人生确实豪迈奔放。他们明知自己不是宦海中人，又不愿受当权者的窝囊气，做自己爱做的事，生命倒也潇洒自在。
　　有的文人虽在官场，不被赏识，但为有一番作为，又眷恋于政坛。其结果只能是处处碰壁，有才不能施，有志不能展，人生失意。这类文人以战国诗人屈原和唐代诗人白居易为代表。屈原面对楚国的衰败，主张革除敝政，富国强兵，却遭当权者排挤，被流放，最后投江而死。白居易也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贬为江州司马。屈原哀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白居易自怜：“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生活得很累，加上处世欠灵活，心胸又不豁达，只落个郁郁寡欢，忧郁成疾，甚至是郁郁而终。文人的落魄劲头，在这类文人身上表现得很突出。
　　有的文人虽历经拼搏，学富五斗，满腹经纶，文章做得好，但万岁不称赞，科举失意，政坛无门。他们又不甘于命运的摆布，于是愤然而起，与统治者对立，企图以另一种途径跻身于统治者行列。这类文人以唐代的黄巢和清代的洪秀全为代表。他们顺应时代潮流揭竿斩木，掀起了唐末和清末两大起义。虽然失败了，倒也壮烈，不失为一代豪杰。
　　还有一部分文人，与官无缘，从政不能，便另寻它路，以施展人生抱负。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而不能仕，便隐居乡野，设立私学，广收门徒，著书立说，最终成为举世闻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元朝不设科举，一些文人便向戏剧方面发展，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哲学家戏剧家，如关汉卿等人。清朝实行文化专制，一些文人不敢过问政治，便对古代文献进行训诂考据，因而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
　　还有一些文人因科举失意，宦海无路，于是蓦然回首，断绝官念。或弃文经商，或做一私塾先生，或为一账房先生，谋一生计，养家糊口。另有一些文人终放不下文人的架子，整天“之乎者也”，摆出满腹经纶的样子，实乃一酸臭文人也。更有甚者，绝望之际余，或疯或痴，甚至气绝身亡，实际上是科举制度的奴隶。（盛昌华）

jssh365

中国古代文人与别业

     自汉以后，中国历代不少文人皆与别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里道的归隐、佛的清寂和儒的“穷则独善其身”等思想对古代文人的浸淫有关。别业，是所有文人向往的精神栖居与游牧之地，只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有些人如愿以偿，而更多的人，却只得对这林泉之乐望洋兴叹。下面仅通过一些个案，就文人与别业的关系做些初步的探究。
　　
　　 一、偷得浮生半日闲------走近古代文人别业
　　 1、别业原来是佛语　
　　 我们生活中的不少语用源于佛教。叶蜚声、徐通锵先生就曾说道：“‘魔’、‘塔’等许多词都是汉代以后从印度借入的佛教用词。”“别业”一词也不例外。“别业”一词最早出现于佛教典籍《楞严经》：“阿难！如彼众生别业妄见”，“例彼妄见别业一人”。明代高僧交光大师在《大佛顶首楞严经正脉疏》中也说：“虽总牒前别业，而意多取于详示妄因中义。”“此科总举，下三科详牒也。观佛直呼前之眚轮一位别业妄见，何得执为譬喻，此一验矣。”“若依前意，三节分属。此属进以合明,谓进前文灯轮易知之别业，合明后文依正难知之别业”。在佛教里，“别业”是相对于“共业”而言的，是“对总业之语。众生殊别之业因也，随而众生感各异之果”。“别业即是与大众行为共同造作，在共同造作中有轻重、有深浅，因此感召之果报也同样有轻重之别，深浅之差异”（《佛学问答》第一辑条目29）。打个比方，我和你一样努力读书，成绩却相差很大，那么我们这种各自不同的成绩就是我们各自的“别业”。因此可以说，万事万物都有“别业”。
　　 虽然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时已传入中国 ，但那时“别业”一词还未成为别墅的代称。“别业”一词被人们指代“别墅”、“园林”始于晋朝。据《辞源》所载，别业是住宅外另置的园林休息处及其建筑物，始见于晋石崇《思归引·序》：“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即金谷园）。”而“别业”作为“别墅”之义一词最多则是有唐一代。
　　 魏晋之前，具有别业性质的建筑大多归属帝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为他们才是财产的最大拥有者，也只有他们才有财力如此奢靡地修园建囿。比如周文王的灵囿（亦即文囿）、秦始皇的“阿房宫”、汉代的上林苑、建章宫、乐游苑（园）、沁园等苑囿，但它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别业（园林），因为“别业”特指个人所修之所。
　　 真正为个人所修之所------别业者，始自石崇的金谷园，其后私人修建别业之风盛行。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按：北魏武帝迁都洛阳之后）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争，祟门丰室、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芸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入其后园，见沟读赛产，石蹬碓尧。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足可想见当时的别业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通过对历代别业的搜寻可知，不论是帝王还是个人的别业皆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称谓。周时称“囿”，秦时称“宫”、“囿”，汉时多称为“苑”或“园”，魏晋始称谓渐趋复杂，有借道教语术命名的“庐”，有借佛教语术命名的“精舍”，有“亭”、“居”、“墅”、别墅、“别业”、再后来才有“室”、“别室”、“斋”、“堂”、“草堂”、“舍”、庵、“庄”、“山庄”、“庄园”、“山居”、“新居”、“别居”、“闲居”、“仙居”、“馆”、“别馆”、“别院”、“书院”、“书屋”、 “郊园”、“山院”、“林”、“林亭”、“水亭”、“阁”、“渔隐”、“山房”、“楼”、“倦圃”、“竹坞”、“园池”、“宅园”、“轩”、“画池”、“谷”、“邬”等数十种称谓，而其后对别业的称谓更趋随意，几乎可以任取以上各词，并且不断有新的称谓出现（当然，有些不仅是别业，还可作为他用）。
　　
　　 2、历代著名文人别业略览
　　 自真正意义上的别业出现至1840年，文人别业不可胜数。其中著名文人别业有石崇的“金谷园” ，左思的东山庐，王羲之的园林别墅（兰亭），陶渊明的园田居，谢灵运的石壁精舍（始宁墅），陶弘景的茅山园林，卢鸿（唐著名隐士、文学家和书画家）的嵩山园林，王维的淇上别业、辋川别业（亦称终南别业），岑参的双峰草堂，孟浩然别业，刘长卿的江东别业，张五諲的濠州别业，元诜的丹阳别业，王季友的半日村别业，陆羽的青塘别业，杜甫的成都草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李德裕的平泉山居，李颀的东川别业，裴度的绿野堂，秦简夫的苏坟别业，周谏的别业，苏舜钦的沧浪亭，司马光的独乐园，胡仔的苕溪渔隐，张养浩的云庄，赵孟頫的莲花庄，明代无锡的寄畅园，拙政园，曹溶的静惕堂，明末侍郎王心一的归田园居，王思任的别业，袁枚的随园，张岱的石屋塔院、快园，祁彪佳的远山堂，王端淑的青藤书屋------其中还有北宋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记述的当时洛阳20处著名文人别业，周密《癸辛杂识》中记述的当时吴兴一地36处文人别业等等。
　　 由此可见，古代文人的别业情怀是很深的，只要有允可的条件，他们都不会忘记给自己修筑一处别业，与闲云相伴，与野鹤为友，自由自在地享受一番远离俗世的泉林之乐。
　　
　　二、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所求-----古代文人不同的建园目的和心态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同理，在修建别业时，中国古代文人都抱着各自的目的和心态。下面仅就几个不同时代比较知名且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人的修建别业之目的和心态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究。
　　
　　1、洛阳天子县，金谷石崇乡------金谷园尽显石崇的趋庸附雅之炫耀心理
　　 洛阳为西晋时国都，在那里，云集了当时的豪门贵胄，“二十四友”之一的石崇便是当时洛阳富可敌国的人物。他在任荆州刺史时通过横征暴敛和劫掠过往商贾聚敛了大量财富，极尽奢豪。据《世说新语·汰侈篇》记载：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巾步障碧绫裹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象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王
　　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石崇还用了许多钱财广造宅园，晚年辞官后，他退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据他自著《金谷诗·序》：“余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田四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他还“用六斛大明珠，买得一妾，名曰绿珠。”又置姬妾百数十人，都穿五彩刺绣绸缎，佩带上等金玉耳环，管弦乐器，都是当时名选。酒食盛馔，极尽水陆奇珍异味。朝欢暮乐，极其富贵温柔之乐。
　　 “二十四友”之首的潘岳为此曾作《金谷集作诗》：“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便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这首诗详细记述了金谷园的景物，并说明石祟经营的金谷园，是他作为老年退休之后安享山林之乐趣，并作为吟咏作乐的场所。
　　 从以上我们不难发现，石崇营造金谷园的动机多出于当时文人普遍存在的趋庸附雅和炫耀财富的心理。这种骄奢斗富的行为使他和潘岳招致了日后的杀身之祸。对此，晚唐诗人杜牧在《金谷园》诗中不无感慨：“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人间难见的富贵温柔，终也不过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2、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潜与世俗的决然对抗
　　 陶渊明在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说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在其《归去来兮辞·序》中亦曾说：“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这些作品皆流露出他对世俗的抗拒及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和真诚向往。
　　　　因此，在县吏要求他束带接见会稽督邮时，他不肯低眉，弃官而去，归园田居。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陶渊明是没有别业的。因为据萧统《陶渊明传》载：“（陶潜）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可见，在他为小官时他不具有修别业的资本，加之为官清廉不贪，因此，他不可能为自己建造别业。后来辞去为期方八十几天的彭泽县令归园田居住。园田居可说是他不二的定产，却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别业。但是，他对后世的别业文学的影响甚大（在接受美学上，他的影响总的来说应大过与其同期稍后的谢灵运），后世文人修建别业，不少是出于企慕陶公悠然淡泊的山水田园之乐。因此，在论述古代文人与别业文学关系这个母题里，他是不可略过的一位。
　　 其实，陶渊明是少有大志的，只是由于出身庶族寒门，使他一生不能得其志。也许是骨子里的洁白,也许是血液里的高贵,在陶渊明的眼睛里,容不下世俗中的一丁点龌龊。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操守和独立的品格，宁可不做彭泽县令，也绝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与龌龊之辈同流合污。当那些狗苟蝇营的鼠辈在那个污浊之世狼狈为奸地大行其道时，陶渊明对当官为仕弃之如破屣------他选择了自我流放，与山林为伍，与云泉相伴，时或荷锄躬耕于野，时或采菊东篱之下，在匡庐一带，吟啸万古诗篇直至终老。
　　需要说明的是，陶渊明虽然采取了与世俗对抗的高蹈姿态，但并非说他不热爱俗世生活。从他《移居》二首其一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我们可以看到，他高蹈独往、萧然自得的精神范式不是因为他远离世人，而取决于他心灵所达到的至高境界。正如他在《饮酒》其五中所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迩？心远地自偏。” 这是一种至上的境界，是一种在俗世生活中与世俗对抗的精神维度和心灵守望。因此，陶渊明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高蹈世内的大隐。
　　
　　3、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的佛门情结。
　　 辋川别业在中国文人别业史上的知名度可以说是最高的，如果要一个稍具古代文学功底
　　的中文系学生数出历史上的文人别业，他最先说出的一定是王维的辋川别业。这不仅与它的规模有关，更取决于王维的别业诗所取得的成就。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叹白发》）王维的一生，真可谓有几许伤心之事。归纳大致如下：
　　一许：开元九年（721年）秋，因太乐署中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累，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二许：开元十四年（726年）到淇上为官，由于与心志相违，不久弃官在淇上隐居。
　　三许：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奸臣李林甫为中书令，朝政日益腐败，王维欲思退隐。
　　四许：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寄寓了王维的政治理想的丞相张九龄受到李林甫的排挤打击，遭致被贬，王维颇感沮丧，作《寄荆州张丞相》诗，抒发自己黯然思退的情绪。
　　五许：安史之乱中，长安陷落，王维被俘，于是王维“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污秽不离者十月。”[17]坚持了较长时间的抗争，但最终还是被迫被授以伪职。及至两京乱平，王维以附敌获罪，好在他弟弟王缙平乱有功，请求削藩为他赎罪，才得到宽宥，后来先后被授以太子中允、中书舍人、给事中，终尚书右丞。
　　 作为儒的王维，被匆匆几番风雨，磨去了少年意气，加之王维的母亲“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王维《请施庄为寺表》）。王维自小受其母信佛之影响，一生好佛。如：开元十七年（729年），未满三十的诗人正式拜在道光禅师门下“十年座下，俯伏受教”（王维《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开元二十八年(740)，王维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禅大师神会相遇于南阳临湍驿，据《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记载：
　　
　　 于时王侍御（指王维）问和尚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曾闻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说。乃为寇太守、张别驾、袁司马等曰：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寇太守云：此二大德（指神会与北宗禅僧惠澄）见解并不同。王侍御问和尚，何故得不同？答曰：今言不同者，为澄禅师要先修定以后，定后发慧，即知不然。今正共侍御语时，即定慧俱等。……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
　　
　　 由此可以想见，因由儒的受挫和佛的受业，王维最终为自己修建辋川别业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4、一点凄凉千古意，独倚西风廖阔--------带湖新居与辛弃疾的英雄落寞情怀
　　 辛弃疾年少有为,自二十二岁（绍兴三十一年亦即1161年）投笔从戎起,就过着“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 尽管历遭许多猜疑、弹劾、贬谪、调离、甚至开除，他却从未改变要收复中原的大志。他不只是纸上谈兵地运筹帷幄，还能像大汉将军李广一样匹马貂裘，冲锋陷阵于万敌之营，直捣黄龙，剑斩楼兰。南宋的天空下，曾因辛弃疾的存在，多添了几丝绚丽的色彩，于风雨飘摇之中，看到几分获胜的希望。
　　 只是天妒奇才，每每在他大志图成之际，弹劾便接二连三而来。其中主和派王蔺的弹劾最为阴险狡厉：“（辛）奸贪凶暴，虐害田里”,“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他却只能“且痛忍臧否，深知人言可畏。”可怜他一世豪杰，竟无力抗辩这奸狡鼠辈的诬陷。
　　 正如他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里写道：“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知道了，在南宋的天空下，持权者再没有图思进取之志，高宇之檐下，群鸦乱舞。因此，他只能一边放手大干，一边准备隐退――在他三次任职的江西上饶郡城北一里多路的地方，买下一大块土地，兴建了一所大的庄园“带湖新居”。
　　 时值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四十二岁，大好英年，“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十论》也好，《九议》也罢，最终还不是落得“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沁园春》)。可见辛弃疾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于是，一到带湖新居，他就与鸥鹭定下盟约：“来往莫相猜”（《水调歌头》）。这是因为人间相猜，难寻“同盟之人”，才不得不与鸥鹭为盟。表面上甚是闲适,实际上“闲”而不“适”，字里行间，尽是一腔英雄落寞情怀。
　　 因此，辛弃疾隐居带湖新居也好，还归瓢泉别业也罢，对他来说，这些都只是不得不为之而选择的暂时退隐之地，他的内心是从来“位卑未敢忘国忧”的，只要有一丝机会，他都不会错过重操干戈，为国效力。这不，在他六十五岁之时，尽管历经了官场中的三起三落，他仍然 “壮士暮年，烈心不已”，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千载之下，令人感怀。
　　
　　5、花间美酒，青衣红粉------随园是袁枚的享乐之地
　　 袁枚二十四岁高中春闱，“一声胪唱天下闻”，以“人似玲珑，笔如牛弩”为时人赏称“才子”。只因“壬戌试翰林翻译，枚最下等”（《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落得外放江南，知江苏溧水县县令。在任期间，袁枚可谓上善若水，为政清廉，深为当地百姓爱戴，因此被其恩师尹继善举荐为江苏高邮太守，但终未获批准。其时恰巧其母患病，于是一封辞呈，归于随园。时袁枚年方三十三岁，后虽短期为官陕西，终倦于官场，呈辞请求归隐，在自己的别业里，袁枚可谓如鱼得水，日日花间美酒，红袖添香，青衣红粉，无所不备。在随园里，他交游甚广，著述颇丰，以其惊世绝华的文笔和震撼文坛的文学主张“性灵说”为时人称道，被誉为当时文坛的“东南盟主”。
　　据其友姚鼐为其写的墓志铭、《清史稿》及所有的评传所述，皆说袁枚两次辞官是因为母病、父丧，这是未及深究。只有袁枚的夫子的自道才提及事情的原委。
　　其一，袁枚《答陶观察问乞病书》说：“窃自念曰，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焉。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做奴耳。”而他的个性是不喜拘束局促，不喜欢官场那一套迎送应酬的无聊之事。
　　其二，袁枚一生颇好读书，而做官之后，他整日忙于吏务，无暇读书，只能是“每过书肆，如渴骥见泉，身未往而心已赴。”不能遂自己的意愿尽兴读书，这对他来说是一件何其
　　痛苦的事。
　　其三，做官还占去了他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使他不能尽享天伦之乐。他说一个人一旦当了“俗吏”，便“《周易》三百六十职，佛经万劫千灾殃，顷刻叫汝一身当。”这种累是他所不愿受的，因此，他宁可辞官归隐，只做自己。
　　　由上述可见，袁枚并非厌世，他只是为了活得更真实更自我，不愿被官职缠缚。他喜欢潇潇洒洒地做自己，享受无法形容的自由呼吸、自由吟唱的快乐 ，“千秋万事后，与李杜韩苏谁颉颃。”管他什么功名利禄，他只要从从容容，以佳人和诗酒相伴，与二三知己为痴求学问而迎送晨昏，不知老之将至，走过其后的四十五年的随园岁月。
　　
　　三、精神的栖居与游牧之地------文人、别业与别业文学之间的关系
　　 文人
　　
　　美 绘画 诗 歌 音乐 宗教
　　
　　 别 业
　　
　　 古代文人与别业关系图
　　
　　古代文人与别业之间的关系可由上图得以说明：
　　１、文人是这组关系的主体。不管哪处别业，都是因了其主人的存在使之具有了独特性。金谷园因为石崇的巨富而绮丽非凡，因了潘岳的诗歌而倍增色彩，更因了绿珠的存在和转瞬即逝而具有让后人凭吊感慨的理由；只有陶渊明，才能把平平淡淡的俗世生活，把挥汗如雨的农耕生活写得诗意盎然令人向往；只有王维，才能把惘川别业融入自己与众不同的精神世界，在那一片山水里领悟自然的奥妙和人生的精义；只有辛弃疾，才能在带湖新居和瓢泉别业里不自甘沉沦，时刻等待着东山再起；也只有袁枚，才能使随园一时人文鼎盛，将一段段文人雅事和人生艳事演绎得淋漓尽致，从物是人非到物亦已非，都让人评说不尽。
　　由此可见，在这组关系中，文人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对别业的施力者，所有的关系都始于文人。文人因为某种原因修建别业，运用种种美学观念和建筑材料赋予别业美的外在形式，又通过各种活动，如诗歌、绘画、音乐、宗教等为别业注入具体而生动的生活内容，文人还通过这些活动提升了别业的审美品位和历史价值，同时亦陶冶了文人自身的情操。自始至终，文人都处于能动地位。可以说，如果别业少了文人，少了文人的精神存在，便不可能千百年来被人诵记。物质速灭，精神不朽。
　　２、别业是中心。别业不仅为文人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的栖居与游牧之地。当他们累了，倦了，官场受挫了，人生失意了，把人世间的功名利禄和官场中尔虞我诈都看透了，他们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需要听从心灵的指令：“回归自然，回归自己！”他们的内心一定被什么召唤着，他们会想起先圣那句话：“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原来自己汲汲以求的功名利禄，在先哲的眼里都是愚顽无知，只有走向大自然，以山水为友，与林泉相乐，才是大智大仁。于是乎，他们走向大山，走向林泉，在山环水抱之中，修建一所别业，每日过着优哉游哉的别业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闲时看云心不系，有时望月夜也闲”。这时，他们的愤懑之气终于消退下来，他们由躁厉变得平和起来，终于可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他们的内心被山水涤荡得如此明亮，如此纤尘不染。他们在自己的别业里，呼朋唤友，筵席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互相酬唱，磨砺诗歌，他们兴之所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当场弹奏一曲《高山流水》，顷刻间琴声飞越，响遏行云！或是叫来歌伎舞上一场《霓裳曲》，每当夜来，则可“红袖添香夜读书”，或是奋笔疾书，写下锦心绣口的诗文。
　　　 因此，别业与其说是他们的栖身之所，毋宁说是他们重要的精神资源。因为别业对于他们，不仅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物质产品，更是一种凝聚了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的精神产品，在营造别业的时候，他们融入了自己许许多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念，如对称美，曲直分布，隔景框景对景，家具配置，书画匾额修饰，植桑栽竹，以“皱漏瘦透”和“丑到极点便是美”的美学观念营造假山，他们以“师法自然”作为理园理念，用“逸”、“神”、“妙”、“能”[20]的绘画品格作为园林的品位结构，种种美学观念都被他们在修建别业时发挥得淋漓尽致。
    ３、诗歌、绘画、音乐、宗教等既是文人与别业之间的媒触，又是文人在别业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文人通过诗歌歌咏自己的别业生活，通过绘画反映自己的别业生活，通过音乐生活丰富自己的别业生活，通过宗教感悟自己别业生活，从而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和精神境界。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诗歌、绘画、音乐、宗教等既是他们在别业中的主业，也是他们过上自由自在的别业生活的明证。别业是他们标然独立的外在标志，而诗歌等却是反映他们精神境界与众不同的特殊文本。人们可以通过陶渊明的诗歌，通过“虎溪三笑”等故事知道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后的生活经历，可以通过王维的诗歌、绘画、音乐和他对佛教的参悟了解他在辋川别业的晚年生活，通过辛弃疾的词看到他投闲置散的闲适心态，通过袁枚的丰厚作品看到他在随园里是如何的如鱼得水自由自在。而这些，都使人们可以更为详尽地了解文人们的别业生活的内容，抵达他们内心的真实。
　　４、别业对文人的影响。别业使文人的审美心理、创作心理、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文人们在归隐别业之前，在繁华尘世中摸爬滚打，整日汲汲于功名利禄，把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当成自己的追求目标和前进动力，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程式，却很少真正关注自己的内心需要，因而造成心灵萎顿，审美疲劳和麻木。是别业，给了他们拂拭心灵的机会和场地，让他们远离凡世，远离尘嚣，让他们丢弃自己的世俗价值观念，把崇辱皆忘，所有的思考都直指内心，抵达灵魂。正如陶渊明在其《归去来兮辞》中说道：“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时，他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心理发生了变化，他们把凡人所追求的“是”看成了“非”、是“俗”、是“执迷”与“不悟”。他们恍然大悟，只有这满目的青山绿水，这满山濡湿人衣的空翠，才能使自己心明眼亮，使自己旷达到心无挂碍。美原来不在别处，而在自然！这种审美认识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境界的提升，他们懂得了自然、直抒胸臆毫无拘碍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不愿再为形式所拘役，就像袁枚所提倡的“性灵说”那样：“做诗不可以无我。”“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21]。 别业还使文人的创作内容发生了变化。在入住别业之后，文人就此远离了庙堂，他成了一个隐者，一个与主流社会文人相区别的民间诗人，他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用再去写些歌功颂德的应制文章，也不用写那些长篇累牍空洞无物的案头文件，他可以让心灵自由驰骋在林泉之间，兴之所至，信手拈来，于灵感奔涌之时提笔，于该止之处嘎然而止。正因如此，陶渊明才能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那种无我之境，王维的诗才能充满禅意和空灵旷远，辛弃疾的词才那样精气弥满。因此，与其说是文人成就了别业，不如说是别业养育了文人的诗歌，成就了文人被人传唱千古的盛名。
　　５、文人及其文学对别业的影响（由于在第２点中稍微提及了文人的审美观念等对别业的影响，因此在这部分着重以别业文学对别业的影响作为切入点）。首先，别业文学为欣赏别业提供了美的启示。例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新自然，宁静淡远的辋川别业画卷。《书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何其生动有趣！又如辛弃疾的《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中写道：“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 让人如真见诗情画意的带湖新居。其次，别业文学为别业设计提供了借鉴。如上述辛弃疾的词也提到，要在东冈建一座草堂，最好在面水的地方开一扇小轩窗。要有一只小船以供行钓，湖堤上栽上杨柳，刚刚栽上的新竹应用疏篱护住，这样就不会挡住观赏梅花，还可以使梅花绰绰约约，取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朦胧美之效果。对了，我还要亲自种上秋菊和春兰。这已经像在搞建筑园艺设计了。又如袁枚在《峡江寺飞泉亭记》里指出观赏瀑布之水的地方，应为游人建亭的道理。其三，别业文学还为别业提供了高雅的意境，比如王维的“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就给了“竹里馆”的幽静清逸的意境。此外，别业文学还为别业提供了独到的品评方法和珍贵的别业史资料，赋予别业以独特的个性以至使别业文学本身也成为别业的一部分，供后人游赏品味。
　　由此可见，文人与别业以及别业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实则一直在遵循着一条潜规则―――美。对美的向往和追求是文人走向别业的最初动因，也是文人创作别业文学的指导原则和创作追求。文人以自己的美学观念赋予别业以独特个性，使别业成为古代文人的精神载体，成为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线；而别业之美又反过来影响文人的审美心理、创作心理、创作内容及其风格，最后，文人以其别业文学取得的艺术成就对文人自身、文学和别业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提升和超度，使三者名垂千古。
　　
　　四、隐秘的真实------别业文学折射出的文人心态
　　 吴晟教授在其力作《中国意象诗探索》中从逻辑起点将审美意象类型进行细致的划分，首先就从表现手法------赋比兴将其归纳为赋象、喻象和兴象。“作为审美赋象，实际上都带有作者的主观感情。”[22]据此不难理解，实则“别业”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典型的审美赋象。因为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别业”已成为“隐逸”、“出世”、“林泉之乐”等行为的代名词，它融入了人们对挣脱世俗羁缚，过上与世无争的自在生活的美好向往，只要一提起别业，人们就会想到“山”、“水”、“林泉”、“酒”等让人忘俗的事物。
　　文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隐秘而复杂的，他们的思想被种种文化、观念所裹挟，许多时候，他们都无法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所以在俗常生活中，他们的行为举止往往自相矛盾，像一团乱麻般令人不解。因此，我们不妨从他别处的生活，摈弃那些羁缚他的因素，去追寻他们的内心真实 。“别业”这个意象及“别业文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视点和更好的追寻之文本。
　　 当我们看到陶渊明部分别业文学------田园诗赋时，一个标然独立的隐者形象便如大山般矗立在我们面前，高山仰止。但是，陶渊明真的是这样的吗？同样是他的田园诗歌，泄露了他内心的隐密――他的内心是有怨愤的。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说：“在《陶集》里由《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李泽厚先生也总结道：“他（陶潜）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他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著、慨叹------实际采取的仍是一种无神论和怀疑论的立场”《中国意象诗探索》也曾举了陶渊明临终之际的绝笔之作《拟挽歌辞三首》具体剖析了陶渊明对生命的看法和对“生”、“死”等哲学命题的终极关怀，肯定了陶渊明对佛道虚妄理论的大胆怀疑精神 。许多人一致认为王维的别业诗体现出浓厚“出世”之禅境，此说虽不谬，但不完整。因为王维在其别业诗里亦不无精气弥满生气盎然的“入世”思想，比如他的《山居秋暝》后半部分写道：“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辛弃疾的别业词里的怨愤之气更是无须多说，就是袁枚的诗歌，除了风流自赏之外，还是有丝丝的凄凉况味，如他在《闻鱼门吏部充四库馆纂修喜寄以诗》中所说：“我犹未免为乡愚，闻见狭隘探索疏。侧身西望空嗟吁，不能从子为书奴。”以喜写忧，道尽了多少落魄文人的凄凉心事和内心企望。
　　 由此可见，别业文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更为真实的文人心态。这些别业文学，直接呈示出文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和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比如石崇留下的别业诗作不多，但我们可以从他下列作品看出他崇尚张扬的个性和强烈的功名观念以及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
　　 赠枣腆诗
　　文藻譬春华，谈话犹兰芳。消忧以觞醴，娱耳以名娼。博弈逞妙思，弓矢威边疆。
　　 答枣腆诗
　　言念将别，睹物伤情。赠尔话言，要在遗名。惟此遗名，可以全生。
　　
　　 又比如陶渊明的《拟挽歌辞三首》，对“亲人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世态炎凉揭示得入木三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又可以看出诗人对生死的参透，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这些，都是文人的别业文学体现的深层意蕴，是文人的价值观之真实体现。
　　
　　五、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从别业--文人心态看社会历史变迁
　　 一部古代文人别业史，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历史长卷。因为在别业的演进和变迁中，往往反映了相应时代中生动的社会生活和隐在的社会思潮。
　　 魏晋是个动荡的时代，上至篡权夺国之戏幕和战乱的频仍，中至大量的文人名士惨遭杀戮，下至平民生活的秩序混乱。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生活在朝不保夕不知所终里，于是佛道滋蔓，人们崇尚及时行乐。并且，大量的财产集中在士族门第手中，地主庄园经济进一步发展，石崇是当时的望族，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横征暴敛和肆意劫掠，积聚起巨大的财富，为他营造河阳别业（金谷园）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加之石崇的骄奢和斗富心理，金谷园得以营建起来。
　　 永嘉之乱后，东晋统治阶级为了笼络南逃士族，放任他们大肆劫掠，于是他们更加凶恶地进行土地兼并，随之广营田业，遍设园宅。如当时谢混一家就在多处营建十余所园宅。可见在那个时代文人修建别业是司空见惯之事，因为文人充当的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角色，他们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
　　 而到了陶渊明生活的时期，崇自然、尚清谈的玄学更为风行，许多文人纷纷向“玄之又玄”的老庄哲学寻求精神寄托。陶渊明虽非全皆如此，但他对从仕的喧扰和低声下气见人眼色行事的俗常生活感到“非”，厌烦极了，因此也归隐园田，以纵情山水来回避现实和逃避政治，完成他自己的人格重塑。
　　 王维之所以归隐辋川别业，也可以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是佛教在盛唐的盛行，人们纷纷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信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王维也是凡夫俗子，因此，他也不免受当时的一股社会思潮------禅宗的影响。其次，安史之乱使王维对政治的幻想彻底破灭，更坚定了他遁向山林别业一心事禅的决心。此由其诗《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可证。
　　 至于辛弃疾归隐带湖新居和瓢泉别业，是出于无可奈何的罢黜，一个如此有为的骁将，遭小人诬陷流落到如此下场，也可想见当时的皇帝之昏庸，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已到了穷途末路，气数将尽了。
　　 袁枚按说是不必归隐随园的，因为他生活的乾隆时期堪称盛世。但是反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当时的市场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了，有些人不再以仕途为唯一出路，这是社会生产关系结构的变化导致出现的新的社会思潮。袁枚就是一个新思潮者，他敢于挑战许许多多的封建观念，甚至敢于非难圣人孔子，他崇尚性灵，崇尚自由，崇尚随心所欲地过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风流自赏，收女弟子，贪恋美色，根本不怕遭人谤骂。
　　 由上述可见，从别业及其文人心态，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许多社会历史、思潮、宗教等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迁。

jssh365

文/梦中的胡杨林     也许这样说陷自己一个悖论中，潇洒不潇洒只是他们自己的感觉，如鱼在水，冷暖自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但既然不是什么严肃的学术讨论，只是做一下表象的总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又有何不可？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两首诗都写的极其潇洒，但潇洒是暂时的，局部的，古代文人是很难潇洒的。
    孟郊作这首诗前是很不潇洒的，他中进士的时候已经四十六岁了，十年寒窗，屡试不第，怎么能潇洒的起来？就算中了进士，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要想做官，还得经过鸿词科的考试。孟郊等了四年，做官的热情慢慢淡了，但在韩愈、张藉等人的帮助下，混了一个小小的县尉，但孟郊的性格实在不适合做官，他不愿奉承、不善交际，不得已辞去官职，继续苦吟。李白一生漫游天下，诗酒逍遥，似乎很潇洒，但他写这首诗后也没潇洒多久。李白是早有入世之心的，为了出名，他求仙学道，交游天下，实在指望得到当权者的青睐。好不容易入了翰林，去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也就是起草个文件、填填词，李白过的不潇洒，这才呼酒买醉，并恶作剧地命力士脱靴、贵妃研磨，这一险着没有激怒皇上要他小名，算他小子命大。此后李白仗剑出游，天子来呼不上船，自云臣是酒中仙，看起来潇洒，实则是自我解嘲罢了。跟他差不多的还有一个柳永，一句“忍把浮名换了低吟浅唱”惹恼了皇帝，不予重用，从此就“奉旨填词”，混迹秦楼楚馆花街柳巷，日日依红偎翠吟风弄月。若没有功名利禄之心，当初考什么功名？既然不受赏识，那葡萄只好是酸的了。
    一旦做了官，也很难真正潇洒起来，李世民那样的贤明君主，不是也扬言要杀死魏征这个乡下佬吗，如果你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尽可以潇洒。文死谏，武死战，魏征碰到最善纳谏的主子，尚且有杀身之虞，何况那些昏君。也不知中国历史上怎么这么多的昏君！谏吧，皇帝不急太监急，不谏吧，对不起自己的良心，食君之禄，分君之忧。李后主曾讥笑颜真卿的字象是“叉手并脚田舍汉”，在他看来，颜真卿那样性格刚直的人肯定不潇洒，但李后主自己也潇洒不了多少，一个亡国之君，以泪洗面，词也做的悲悲切切。差不多的还有一个南朝陈后主，大兵压境还在听《玉树后庭花》，刘禅乐不思蜀，宋徽宗把江山社稷仍给儿子，自己沉醉丹青，高宗偏安江南，直把杭州作汴州，这些个皇帝也许潇洒了，作为他们手下的臣子，能“梦里不知身是客，咽泪偷欢”吗？
    文人为官还有一个命运就是被贬谪，韩愈、柳宗元、苏东坡、范仲淹……，大凡在文学上立一席之地的，怎么当官都不顺当呢？如果真的以天下为己任，那就象范老夫子说的，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万家忧乐独关怀，何时能潇洒？不能入仕的，慨叹报国无门，辛弃疾陆游那样的，念念不忘收复失地，什么时候才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呀。
    还得说一说苏东坡，这个诗书画俱佳的文化巨子，他的一生真可以用颠沛流离四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总在不停地迁徙，平均每两三年就得挪动一次。苏东坡是随遇而安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读他的前后《赤壁赋》，只觉得胸襟开阔、纤尘全无，但他的旷达是处处碰壁后的转折，他何尝不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多情却被无情恼，恼了，伤了，不看破也不行了，“天涯何处无芳草”，多么辛酸悲凉而无可奈何。
    单单几个文人的遭遇也许说明不了什么，我们看看古代文人群体的足迹吧，自古至今，文人何曾扬眉吐气过？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大兴文字狱，中国的文人一直是摇旗呐喊称奴婢，统治者离不开文人，又怕他们摇唇鼓舌动摇他们的统治，隋文帝开科取士，既给读书人开了一条通往仕途的道路，也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无形的笼子。唐太宗看着新科进士们进进出出，洋洋得意的说，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文人是一根荆杖，没有他绝对不行，但又得时时修理以免毛刺扎手。孔老夫子开杏坛讲学之风，才使后代才人辈出，他老人家就曾惶惶如丧家之犬，何潇洒之有？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为了仕，多少寒士悬梁刺股，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鲤鱼跃龙门。但他们的性格未必能为官场所容，象孟郊那样的也不是绝无仅有。文人的足迹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其中的那一个环境能够轻松？退一万步说，就算做了皇帝，谁能“治大国若烹小鲜”？程朱理学又来一个“存天理、灭人欲”，没有人了欲，就只剩下一具空皮囊了，他的所作所为还要受到“天理”的支配，多么可悲。
    孟子的思想也是极其入世的，但他留了一条后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何谓穷？走投无路谓之穷。怎么独善其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朱自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若真的饿死了，能算死的潇洒吗？金圣叹临被砍头前对儿子说，花生米跟腐乳同吃，有火腿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老金临死嘱咐这个，故作潇洒吧。
    在仕途处处碰壁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会选择退出——归隐，然而文人一般是不愿意寂寞的，不少的归隐或装腔作势，或哗众取宠，他们不敢也不愿意走出皇上的视线，以免耽误了入世发迹的机会。不为五斗米向小人折腰，从此采菊东篱、锄豆南山，陶渊明是古今做的最潇洒的一个，但总观上下五千年，能与他比肩的廖如晨星。
    从群体上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多舛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很难潇洒，但他们能在不得已的时候，重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心情山重水复的时候峰回路转，他们自我安慰，自我调节，或寄情山水田园，或醉心琴棋书画，顺天认命，怡然自乐，这算是勉为其难的潇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