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我是一个行动的田野教育者
近日,《上海教育》杂志发表了《我是一个行动的田野教育者》,以下是经由朱永新老师本人校改以后的采访: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兼职教授,新教育实验发起人。先后求学于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 复旦大学,并在日本上 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访学,主修教育、心理学,博士后。曾任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被称为市长中学教育、研究教育、主管教育的第一人。 著有《朱永新教育作品》(十六卷)、《中华教育思想研究》、《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心灵的轨迹——中国本土心理学论稿》、《我的教育理想》、《一次梦想的远征》、《回到教育原点》、《给中国教育的100条建议》、《新教育》等。主编《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等30余种,并主持《教育科学精品教材译丛》、《新世纪教育文库》《新教育文库》的编选与出版工作。 朱永新以其开创与推动的新教育实验,14年来在教育领域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2010年被评为“人民网十大人气微博”,“腾讯微博教育意见领袖”,2009年被评为“中国教育60年60人”“回响中国——2009年度教育风云人物”,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2007年被评为第七届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中华十大财智人物,2006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2005年被评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候选人,2003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
做贴近教师的田野教育者
上海教育:如今的中国教育已然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公共话题,您最近也在与民进的一些代表委员一起推动设立《学校法》。从当初您作为副市长主管教育,同时又在苏州以外推动新教育。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官员在体制外推动教育的?
朱永新:你看我每天早晨发很多教育的微博,包括经常去全国各地参加教育活动,当然占用了我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但是,这些都是用我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在苏州市担任副市长时有一句话:“星期一到星期五是为苏州市人民打工,星期六和星期天是为新教育打工。”从14年前开始,我自己的定位就是不用政府的资源和党派的资源来做新教育和民间教改。 我之所以会这样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切割,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考虑基于程序,我不想因为做事情的本身引起不必要的闲话。比如会有人说你朱永新是在用政府的权力、用政府的资源在干自己私人的事情。所以,当初新教育中的实验区建立时,我刻意回避了自己管辖的区域,避免与行政力量发生联系。事实上,新教育实验学校最后做得最好的也不一定是在苏州。后来到了民主党派工作,我也保持了这样一个习惯。 第二个考虑基于实质。我感觉,目前教育领域内如果产生真正有影响力的变革,除了需要自上而下的引领,同时还是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是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仅仅只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会导致基层的教育工作者用形式主义对付上层的官僚主义。很多改革之所以没有深入没有坚持,很大程度源于这些教育改革并没有得到一线教师的认同与理解。如果没有一线教师的认同与理解,我们的教育变革都是走不远的。新教育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坚持民间的教育立场,能得到一线教师真正的认同与理解。
上海教育:现在无论教育圈内与圈外教的人,看到每天涌现出的这么多教育问题,常常感觉无从下手,经常发出比较激烈的批评,作为一个5天的教育官员加2天的教育学者,您是一种什么态度?
朱永新:我们深深知道,中国教育虽然有许多弊端,但仅仅靠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是无济于事的。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持久的改变,才能重构真正的中国好教育。 我觉得,现在教育中有很多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像大家关心的就近入学,从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观设想来说是好的,希望能够保障教育公平。但是,教育选择是一个国际的趋势和潮流,选择好教育是公民的权利,现在就近入学的规定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剥夺了公民选择的权利?所以,就近入学需要一个前提,学校之间需要基本上发展平衡。学校之间的差距这么大,就近入学也很难真正保证公平。你只是保障了一部分人的权利而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而且,有钱有权的家庭是限制不了的,他们可以通过买房等方式就近入学。限制的可能基本上是普通老百姓。 新教育人经常说一句话:“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只有坚持,才有奇迹。”在大家都在批评教育的氛围中,我觉得相比很多激烈地批评,怎么去做更重要。只要你走进教育,就会发现:新教育人的任何一点努力,都会让教育发生很大的变革。事实上,我在教育一线看到了很多鲜活的经验,有很多改革成功的典范。作为教师也好校长也好,用心去做是能够发生改变而且能够变得卓越的,只不过我们现在从面上在整体上这些良性的教育元素被淹没了,所以导致大家都没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教育远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糟,还是有很多学校很多老师做了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变革,产生了许多好学生好老师的个案。这些优秀的案例产生不是偶然的,它表明教育的变革是有空间的,而任何改革和实验的最大智慧就是从自己空间里去寻找突破求得发展。 当然,教育圈内和教育圈外都有一些问题。教育圈内,如果说教育缺乏专业性的指导,还不如说更缺乏教育人用平白的话和简单的道理推动教育。我觉得在我们的教育研究中,一个大问题是相当多的教育研究者离一线教师太远,离田野教育太远。这个当然和我们目前教育中的一套评估机制相关,但也和我们教育研究者自觉的田野意识不足有关。很多研究者到了学校,说的语言教师听不懂,他们关注的问题一线教师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就很难融入学校,到了学校他们也没有幸福感和成就感,这样也导致他们没有到学校的积极性。他们还是习惯满足于在高校里写论文,出著作,评职称,得奖,形成一个个内循环。他们没有真正把教育中的知识理论与研究用到田野中去,用到教室中去,真正去改变教师与改变生活。 理论总是指出生活的内部有着怎样的某种规律,但却无法指明生活本身。也因为这个原因,新教育实验既重视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但更强调教育即生活;反思的教育生活即教育实验本身。回到生活中去,在生活中创造,这是我们力图汲取一切理论,最终超越于任何单个理论的最重要原则。就像新教育中的课程研发是一种活生生的教育生活,但从来也没有忽视理论的作用。相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对人类优秀教育理论遗产的整体性认知和透彻性把握,新教育是走不远的。从理论构建上说,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形成新教育自己的理论体系,从核心价值到我们的课程,我们一直为把新教育理论成长为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教育学派而努力。 |
上海教育:在您推动新教育的过程中,您是如何定位其民间教育的角色,并开展活动的?
朱永新:我觉得体制内教育也有体制内的好处,体制外教育也有体制外的好处,各有利弊特点。对新教育来说,它的目的是为中国教育改革探索一条素质教育的道路,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让大家知道,教育也可以这样去做。学校也可以这样去做,教师也可以这样去成长。
新教育不是对现有教育做颠覆性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是对体制内教育做一个补充性的完善。它和现在很多教育的东西不是对立的,甚至包括应试教育。新教育不是应试教育,但是新教育不害怕应试;新教育不追求分数,但是分数是对我们额外的奖赏。所以新教育实验如果呈现出一种完全是颠覆性的面貌,那就很难生存,如果没有好的分数,新教育也做不下去,没人理你。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下,我希望新教育学校在做好的教育的同时,也给学生带来好的分数。新教育当然需要行政力量的支持。但是,任何行政力量都是有局限的。过分依赖行政推动,而不靠新教育自身的民间性,就容易遇到困难。特别是一些以区域性来推动新教育实验的地方,比如一些教育局新的教育局长对新教育与前任理解不同,没有对新教育的感情,那么在这个区域内新教育就会停滞,甚至萎缩。这种情况还是有的。但是我想,之所以有这种情况,还是我们新教育自身还没有强大到大家无法离开的地步。所以,整个新教育还是要真正的强大,他才能站住。
教育工作者应当忠实于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
上海教育:您提到了新教育对教育的探索,您又是如何用新教育影响教师进而影响教育的呢?
朱永新:新教育坚持民间立场、理论从实践中总结、坚持立足第一线。对新教育实验而言,个体生命和共同体生命的良好状态,是一个绝对的原点。而倡导“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就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这种良好的生命状态。2006年开始,每一届新教育大会的主报告都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如2010年提出文化为学校立魂,2011年提出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2012年提出缔造完美教室,2013年提出研发卓越课程。从这几年报告题目,就可以看出我们是努力从全方位角度改变我们教育生态。 不同区域的教育有不同的特点与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通过教师的差异来体现出来,总体上来说,西部与东部,城市和农村,城市的好学校与其他学校之间,他们的差距从理念到内容都与教师本身的差距直接相关。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离开西部,离开农村,离开了薄弱学校,更需要我们提升教师的教育理念,加强教师对教育的理解。 新教育在管理上提倡底线+榜样。如有新教育学校的底线是要求老师每个月都要读一本书。很多教师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美好的东西,一旦接触了就会发觉读书真的很好,真的很值得,真的对我教学有用,所以他们就会慢慢去读了。从底线中慢慢地会产生榜样,用这些榜样的故事再来言说,再来教育大家,这样延续榜样的过程来带动更多的人,逐步把底线提高,让更多的老师体验阅读。新教育永不表扬达到了底线的人与事,它甚至极少直接批评没达到底线的人与事,因为它不会将目光与精力耗费在消极的因素上,而只是毫不吝惜言辞与诚意,去表扬榜样,言说榜样——当然,是呈现榜样的故事,榜样的细节,而不是笼统地说某某某是榜样。
上海教育:您上面提到了您始终强调的阅读,您又是如何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的呢? 朱永新:没有热爱阅读的教师不会有热爱阅读的学生。因为新教育实验强调教师专业阅读。阅读首先激发他们成长的渴望,所以选对书很重要。我们很多书不适合教师看,不适合学生在学校阶段看的。师生共读一本书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共同的生活,有动力共同的成长,有动力与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阅读是教育最重要的活动。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是一个我们新疆的孩子。中央电视台2012年评选十大读书少年中有一位哈萨克族学生,名叫赛甫丁·哈斯木拜,他来自我们新教育学校奎屯市第八中学。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把他带来找我,他看我看了半天,然后问我是不是朱老师,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他说在学校里看了照片。然后他说:“朱老师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而我要说我的阅读史就是要改变我的家族和我的民族的历史。” 我们之所以要阅读,并不仅仅是因为要考试,而是因为我们要生活。让阅读成为伴随学生终身的生活习惯;让阅读成为人生旅途所必须经历的精神跋涉。 阅读最关键的一点,它唤醒了教师内在的成长的力量和渴望,找到了教师成长最重要的密码,新教育用生命叙事的理论用专业发展的理论提出了书写生命传奇,让渴望成长的老师同时找到了方法。专业阅读,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行;专业写作,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升;专业发展共同体,站在团队的肩膀上飞翔。这些都是卓有成效转变教师的方式。教师一旦做了,他就能享受到成长,感觉到成效,他们就会有积极性。 新教育实验把教师的发展作为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对久居新教育共同体之中的人而言,加盟新教育,也是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全校教师在每个学期中,将共同研读优秀的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的著作,不同的学科共同体还将共同研读相关的本体性知识方面的专著,每一个学科始终能够追踪着本学科的研究前沿……除了少数,身居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致力于成为终身学习者,整个团队呈现出卓越的学习型组织的面貌。 现在都说教师负担很重,负担是一种心理的感受。实际上老师的负担和学生的负担问题是一样的,看你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喜欢的东西就不是负担。所以学生的负担是各种机械重复的练习,教师的负担是各种检查评价,真正热爱阅读的老师感觉不到困难。参加我们新教育的老师,比其他老师要忙碌得多,但是他们感觉到快乐。尽管他们花了很多时间,但他们认为并不是负担。 阅读确实能扎扎实实改变我们的教育,改变我们的师生。中央电视台2012年评选十大读书少年,全国30个候选人有17个来自新教育实验学校,说明孩子们的确通过阅读成长了。《中国教育报》每年评选十大推动阅读人物,每一年都有来自新教育实验学校的老师,他们能在全国1500万教师中脱颖而出是很不容易的。
路途漫漫,长歌而行
上海教育:您已经开展了14年的新教育历程,对于它的未来发展有何设想? 朱永新:新教育认为,请花木公司把学校种满花草树木,这与课程无关;让学生从种子或幼苗开始,进行种植、培育,这会成为课程的一部分。朗读背诵唐诗宋词算不上新教育课程,在一组古诗词中遭遇活生生的人,古代的农人、旅人、诗人,以及今天因此而生活在古典语词温度里的我们,才是新教育课程。新教育不仅是推动教师学习与阅读,提供空间与平台,包括我们建设网络师范学院,是去培养一群优秀的教师,包括晨诵、午读、暮省,童话剧等等方式,都不是一个终极形态,我们很多教育实验不是拿着一套现成的理论,拿出现成的工具让一线老师去做,而是我们与一线老师一起来做,共同来生成一条路。第一线的老师从事教育科研最大的优势,是拥有丰富的鲜活的教育案例;而对他们来说,记载、整理和思考自己的教育案例,就是最好的教育科研。 我对新教育的梦想提出过两个重要的目标,一个是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一个是成为中国本土的一个教育学派。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新教育的十大行动,新教育的课程,包括我们即将要研发的新生命、新艺术、新公民课程,都是从更深层次更全面角度来影响与改变教育。 14年前,《我的教育理想》孕育出新教育最初的理念,后来有了实验学校,有了六大行动,现在它更加从课程的层面、课堂的层面、文化的层面来改进教育和提升教育。新教育不是封闭的,始终处于一个比较开放的不断生成的状态之中。新教育虽然已经有14年历程,但是我觉得才是刚刚开始,还要走很漫长的历程,还要走很多的14年。我们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研发,好的经验成形一个发展一个,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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