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家新、谭五昌谈校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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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家新、谭五昌谈校园文学

2011-7-12

校园里活跃着多少写手？又有多少人真正把文字当作梦想而非玩物？近日，有媒体撰文称，校园文学面临生存危机,“文学青年”几成神经病代名词。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校园文学该往何处走?有幸和两位曾经的校园诗人、今日的校园学者一席谈，感慨良多，实录如下——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诗人      谭五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文学评论家     问：校园文学是否面临生存危机？您认为今天的校园文学最缺的是什么？     王家新：我没听说过“校园文学面临生存危机”这类观点，不过，今天的“校园文学”远远不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倒是比较普遍的看法。时代的确不同了，我是77级大学生，那个时代积攒了一批受压抑的人材，我们那一代人一上大学，也赶上了一个富有精神诉求和诗歌冲动的年代。我上的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班上有近一半的学生都写诗，三天两头都会冒出一个诗社来，有一种莫名的集体兴奋。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有一种“诗歌精神”。所以八十年代能从校园里涌现一大批很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而今天的校园的氛围的确不太一样。不是今天的学生们不聪明，而是他们中许多人的文学器官上中学时就被阉割了。      谭五昌：时下，“校园文学面临生存危机”的观点传播甚广，对这一观点我原则性的表示认同。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其实比较滞后，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21世纪初，“校园文学”已经陷入了空前的困境。“校园文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说到底是与近一二十年以来文学生存环境的整体性恶化关系密切。或者说，“校园文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是与近一二十年来文学被日益边缘化的命运保持着同一历史进程。因而，校园文学的生存困境与危机现状背后是有其深刻的文化逻辑的。我们不能拿前些年几位“80后”作者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写作的走红而当成“校园文学”繁荣的例证，一则因为他们的写作从文学角度而言仍然不够成熟，二则因为他们的写作有意无意的迎合着市场的需求,存在着商业化写作的倾向。     从校园文学的自身特质来看，我认为今日的校园文学最缺的是对于理想精神的持守与召唤。同时缺乏直面严酷现实的精神勇气，许多校园文学写手沉醉在自我编造的充满小资情调的“艺术世界”，虽然文笔不错，表达上颇有天分，但他们（她们）笔下的文字却普遍显得比较矫情、空洞与无力。一句话，今日的校园文学最缺少的是一种思想的力量与精神的“血性”（锐气）。     问：文学与校园一直是不可分割的，“文学”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有什么深层意义？学生时代的写作对于文学的发展又有何作用？文学真的沦为“无用”了吗？     王家新：“文学”对于今天的大学生当然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即使你不当作家，即使你学的是理工科，“文学”对于你也是重要的，我去过许多欧美的大学讲学、朗诵，人家都了解这一点。“文学”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离开了它，我们的心灵就会荒废。正因此，上个学期我们人大的大学语文课，就改成了文学课，学校让我来主持，我和阎连科（他也调入了人大）孙郁等老师不仅给学生们讲诗歌、小说、随笔的写作，也从外面请来了一些作家诗人讲，这门课的面貌和效果一下子变了，学生的热情可谓空前高涨。另外，我们还成立了“创造性写作”教研室，给学生开设多种文学写作和诗歌创作与翻译课，许多法学院、商学院、经济系、管理学院的学生们也来选修，结果是发现他们学得很好！这说明工具理性、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等等，虽然对年轻一代有影响，但只要人心不死，诗歌和思想都不会死亡，问题只在于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如何。比如我让学生们从事诗歌翻译训练，这一下子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现在的大学生们外语都不错，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可以翻译诗歌，也没想到课可以这样上。结果是一下子把他们都吸引进来了，有些学生翻译了很多，叶芝啊，济慈啊，我都看不过来了。我想这种翻译训练会成为他们进入诗歌的最有效的方式。卞之琳当年上高中和大学时，就是首先通过译诗，然后才开始“写新诗寄感”的。至于文学是否“有用”，我想用我写长城的一句诗来回答：有一种伟大正在于它的无用。     谭五昌：文学与校园的关系非常紧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校园（主要指大学校园）成为作家与诗人成长的最为重要的基地，这与大学教育里的文学教育制度，尤其与大学里整体浓郁的文学氛围关系密切。文学与校园的制度“联姻”使20世纪80年代成为“校园文学”的黄金时代。在当下，虽然“校园文学”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同样被高度冷落，但文学并不真的毫无价值。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文学虽是“无用”之物，它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性的好处与利益（比如在就业方面享受优待），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与亲近会完善自己的人格精神，极为有效的提升他们自身的审美品位、人文素养与生命质量。另外，大学生及中学生们的写作对于文学的发展又将增添新鲜的元素与青春的活力。      问：校园文学生存并活跃的土壤是什么？今天这块土壤是肥沃还是贫瘠？     王家新：校园文学生存并活跃的土壤，在我看来并不贫瘠，只是有待开发。大学校园拥有最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精神资源，需要的是去开发和激发。比如我教过的一个大二女生，以前从来没有写过诗，听了半学期课后开始写了，写得真不错，我就在班上组织学生讨论她的诗，没想到气氛那么热烈，结果把许多同学写诗的热情都带动起来了。     谭五昌：简单说来，校园文学生存的土壤与活跃态势的形成有赖于整个文学环境的改善，以及校园文化气候由“务实”朝向“务虚”的方向性整体“转型”。但在今天，校园文学生存并活跃的土壤显然还未形成。     问：在刊物激增、网络写作空间巨大的今天，阵地多了，为什么大学生们对文学的膜拜和对写作的激情却消退了？     王家新：网络空间对大学生的写作并不是一件坏事，我倒是希望学生们开博客，那会成为他们自由表达的一个园地，也会激发他们的写作热情。问题是对网络上的一些风气要注意。比如我的一个研究生请我看她博客上的诗和译诗，对她的诗，我说“语速过快”，要“慢下来”，不必向这个快节奏的、眼花缭乱的时代看齐。我也不时用里尔克的这句诗来提醒年轻的学生们：“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谭五昌：这种现象看起来是个不可理喻的悖论，其实大学生们对文学的膜拜和对写作的激情消退却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因为这个时代以实用和功利的尺度评估青年人的社会价值与生命价值，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大行其道，我们怎么可能要求我们的大学生们保持对于文学的纯粹的热爱，至少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问：今天的文学青年常被视为脱离社会，很多人甚至不敢直言“爱好文学”。您怎么看？     王家新：爱好文学怎么就会“脱离社会”了？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我倒是知道纳博科夫这样说过：所有的生活都在小说里！去读吧。至于有些人不敢直言“爱好文学”，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最纯洁的爱往往都是“秘密的爱”。回想我自己的当年，就是怀着这样一种悄悄的、不为人知的爱走上一条文学道路的。     谭五昌：在今日的大学校园，如果有哪位青年在公开场合直言自己“爱好文学”，通常情况下会被人看成“迂腐可笑”之行为，这种情况在理工科大学尤其严重。今日大学校园的文学青年之所以遭人蔑视，除了社会的偏见以外，还与大学里的制度偏见关系密切。比如，中文系在中国的高校通常被作为冷门院系看待（即使在综合性大学也如此），很多中文系学生是未被其他专业录取而被调剂过来的，可见，在今日的中国高校，文学这门学科已遭到了怎样的制度性冷遇。     问：校园文学应有的本然面目是什么样的，怎样衡量校园文学的繁盛与否？     王家新：校园文学应有的本然面目，我想谁都很难给它画出一个蓝图来。但是我们有比照，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校园文学。但是还有一点：文学是一生的事业，校园作家诗人真正的成熟需要时间，远不是大学那几年可以解决的。比如我自己，虽然上大学期间就出了名，但让我现在回头去看那时写的东西，就深感脸红。青春是很宝贵的，但青春也是需要“埋葬”的，不然人生就不会成熟。      谭五昌：如果一定要谈论校园文学应有的本然面目，我以为充满青春气息与色彩的理想激情、自由思想、探索精神应成为校园文学的应有品格，因为校园文学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学审美意义上的青春写作，它必须充满青春的朝气与锐气，有力的推动时代文学的发展。至于怎样衡量校园文学的繁盛与否，我以为，一是要看校园文学写作者在数量上是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同时也要看是否在这批校园写作者中间能够产生一些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作家与诗人，只有这二者有机的结合，这才达到了我心目中校园文学的繁盛状态。     问：校园文学出路何在？请您谈谈自己的思考。     王家新：校园文学出路何在？再“深透”的回答也不会像鲁迅《故乡》的结尾那样深透吧？如果说有出路，出路就在每一个爱好文学的学生身上，也在每一个有志于带出一批文学人材的老师身上。     谭五昌：关于校园文学出路问题，这个问题的题目很大，但也可以简要而有效的谈论一下它。我认为，要重新振作21世纪的校园文学，首先要大学生朋友自己要敢于向社会正面传播文学的价值理念，努力降低社会对文学青年的偏见与成见；其次，热爱文学的大学生朋友应在大学校园努力创造一种维护文学地位的校园文化舆论，让文学充分彰显其自身的价值与精神魅力。唯有积极行动起来（而不是一味消极等待），校园文学才有可能重现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态势。

来源： 小园疏影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