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骚动：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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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与骚动：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2011-8-9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大学生诗歌是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其最大贡献在于，及时地参与当代文化界的革新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学多方面的思想禁锢，将当代诗歌进一步推向民间化的创作轨道上，是中国新诗追求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激情涌动——大学生文学社团活动透视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群年轻诗人以叛逆的状态走上诗坛，他们的作品因语义晦涩而被戏称为“朦胧诗”(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它很快得到了年轻人的追随和模仿，在高校校园里找到了知音。当“三个崛起”(注：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徐敬亚因《崛起的诗群》一文引起争议，后来公开检讨，见《吉林日报》1984年2月26日，《人民日报》1984年3月5日转载。)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时，大学生们却通过诗歌写作，投身文学活动，形成校园文学的创作热潮。从1982年到1985年间，全国绝大多数的高校都先后成立了诗社、文学社。比较著名的有复旦大学的“复旦诗社”、华东师大的“夏雨诗社”，北京大学的“红叶诗社”，东北师大的“北极光诗社”，武汉大学的“浪淘石诗社”，山东大学的“红烛诗社”、西北师院的“走廊诗社”，四川大学的“新野诗社”，西南师大的“五月诗社”，福建大学的“南方诗社”，广西大学的“映山红文学社”……，到80年代中期，各地区还陆续成立了大学生文学联合团体，如东北成立了“黑龙江大学生诗歌学会”，四川成立了“重庆市大学生联合诗社”，南方有“福建大学生诗歌学会”等，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没有前例的。这些文学社团创办文学刊物，给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写作空间和交流机会，成为青年学生自己的文学阵地。不少文学刊物在全国各高校间相互交流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较有名的有北京大学的《末名湖》，华东师大的《夏雨岛》，复旦大学的《复旦风》，沈阳师院的《大学之光》，福建师大的《南十字星》，湖南大学的《湖大文苑》，四川大学的《锦水》，西南师大的《五月》等。文学社团还组织座谈会、讨论会、朗诵会、诗歌讲座以及校园文艺节等，把校园文学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这次大规模的校园文学活动具有衔接时空的文化意义。20世纪上半期，“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七月派”等新文学团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到了20世纪中期，因政治原因造成了民间文学活动的终止。80年代以后，蜂拥而起的文学社团活动承袭了五四的文化传统，弘扬现代民主精神，对校园文化乃至当代文学都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大学生社团活动的发展与社会的支持形成了互动关系，学生们的写作为当代诗歌带来了繁荣，社会的鼓励又成为年轻诗人进取的动力，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参与文学创作的热情。文艺界的许多刊物采取了宽容与引导相结合的方式，使校园诗歌形成乐观明朗的主旋律。《诗刊》(北京)、《星星》(成都)、《青年文学》(北京)、《萌芽》(上海)、《诗神》(石家庄)、《福建文学》(福州)等都大量发表大学生诗人的作品，大力扶持校园诗人。一些刊物还支持大学生的艺术探索，促使大学生诗歌在艺术上不断创新。北京的《诗探索》、沈阳的《当代诗歌》、长春的《青年诗人》、兰州的《飞天》、石河子的《绿风》、合肥的《诗歌报》等还开辟专栏发表他们的作品，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甘肃兰州的《飞天》杂志，其“大学生诗苑”每期推出十多位诗歌新人，给校园诗歌爱好者带来了莫大的鼓励，一批批年轻诗人从这里走上诗坛。《绿风》也开辟“虹桥”专栏(注：见《绿风》1985年第1期。)，介绍国内群众性诗歌社团信息，许多高校的文学团体都通过它与其他学校的文学社团取得了联系。《星星》诗刊还出版“中国诗歌社团诗选专号”(注：见《星星》1986年第11期。)，把众多大学生诗人的探索作品推向社会，促进了大学生诗歌的整体性发展。到80年代中期，校园内外社团林立，流派纷呈，诗歌创作形成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局面。“非非诗派”、“莽汉主义”、“他们”诗派等民间诗歌团体中到处都有大学生诗人活跃的身影，大学生诗歌成为当代诗歌变革的主力军。1986年以后，民间流行的探索浪潮把大学生诗人的创作推向了先锋化的道路，因诗人的个体探索进一步呈现出“向内转”的特点，校园诗歌得不到主流文化的支持，加之商品大潮的冲击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大规模的群体性社团活动开始沉寂，大学生诗歌产生的社会轰动效应才逐步消退。 　　80年代校园文学社团的涌现，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文学事件，对当代诗歌的民间化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大规模的学生社团活动带来了思想的活跃，无形中冲击了旧有的文化体制，打破了三十年来集中统一的制度模式，使文学以“合法”的姿态赢得了在民间发展的空间。它的出现还标志着“人”的个体价值的确认，带来了人的主体解放，通过作品传播了个性自由与人道主义思想，文学的社会意义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此外，文学社团活动以“同人”的方式集中了一批文学的“精英”和爱好者们，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也提高了文学创作整体水平，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众声喧哗——大学生诗歌的创作主题 　　80年代初期大学生诗歌的文学价值主要是通过社会参与性来实现的。大学生诗人一开始就受到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与朦胧诗人一道，走上了关注现实，与社会变革同呼吸共命运的发展道路，其创作具有着明显的社会化特征。大多数校园诗人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人生的磨难和坎坷，民族的苦难造成了心灵的创伤，因而在他们的诗中表现出忧伤情调和忧患意识。“寒冬时我皱眉，那是因为阴风抽打着皮肉/早春时我皱眉，那是因为霜雪还残留在心头/如今我皱眉，是因为我总嫌世界热得不够……(徐敬亚《别责备我的眉头》，《诗刊》1980.6)，诗中的忧患意识和变革欲望与几十年来政治抒情诗的颂歌主调并不合拍，特别是他们在诗歌形式上抛弃传统诗歌简单化的抒情模式，把隐喻、通感、象征等表现技巧运用到新诗的写作中，遭到了主流诗坛的排斥。这种排斥不仅表现为审美观念的冲突，而且还有着保持话语权力的隐秘动机，“三个崛起”曾先后遭到批判。于是，一些校园诗人在主流诗歌的引导下向传统回归，描写光明、赞美生活的作品受到鼓励，歌唱改革的主题蔚然成风。他们的创作得到了前辈诗人的肯定和众多文学刊物的支持，形成校园诗歌“社会化”写作的热潮。代表作品有张建华的《中国的一座小城》、伊甸的《三十岁的夜大生》、孙晓刚 的《中国夏装》、张小波的《多梦时节》、程宝林的《雨季来临》等。 　　诗人们关注现实变革，在诗与生活、诗与人民之间建立了意义关联，同时也关注自我，抒写内心真实的情绪情感，使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抒情特色。他们歌唱青春和理想，描写友谊和爱情，呼唤人道主义的回归，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在青春的合唱中既保持了当代青年的热情和朝气，又充分体现出年轻诗人们应有的探索精神。程宝林的《季节》传达了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三月我在桃林里读书/四月便转入梨花深处/五月我开始营筑一间小屋/守候那棵/即将挂满红灯笼的/石榴树”(《星星》1984.11)，桃花、梨花、石榴树，象征着爱情的成长，人性美得到了自然的表现。许德民《紫色的海星星》在主题上抒写了真挚而忧伤的情怀，给校园诗歌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当奶白色的海月水母/伴随你巡视洁白的珊瑚林/你是骄傲的小女王/……而我只用了几枚小小的硬币/就换取了你/我后悔/不该用你凝固的眼泪/装饰说不出话的墙壁”(《青年文学》1982.7)。到80年代中期，诗歌创作出现了空前的活跃，毕业后的校园诗人继续在诗歌艺术上探索，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民间化浪潮，对校园中的年轻诗人产生了更大的促动。苗强在《关于树》中描写了一片沉默无语的树林：“它们站在草坪里/他们是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是一些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树/意识到如何支撑一个个冬天/进入一个个春天”(《飞天》1984.11)，诗人借平凡普通的“树”的形象解读了自我存在的真实意义，写出了对个体生命的哲学思考。 　　1986年是中国当代诗歌运动发生迅猛变革的一年，在现代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各种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甚嚣尘上，民间文学社团风起云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他们”诗派的代表诗人有周伦佑、万夏、李亚伟、于坚、韩东等，他们均毕业于大学校园，坚持不懈的创作追求使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束缚，以“反叛”和“超越”构成全新的创作理念，被称作“后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第三代”诗人的先锋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重视语言的模糊性和强大张力，突出自我情绪的非理性色彩；一是取消价值评判，在关注自我中解构传统，还原生活的“原生意义”。诗人们通过诗歌宣言来阐述其理论主张，也以具体的创作进行实践和探索。周伦佑的《狼谷》、李亚伟的《中文系》、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堪称其代表作。校园外的现代主义思潮对校园中的大学生诗歌影响十分明显，年轻的大学生诗人也开始用“最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他们模仿现代派，大量使用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技巧，个人化追求取代了早期的社会化写作，创作主题进一步呈现“向内转”的趋势。伊沙的《寂寞街》(《飞天》1987.10)这样写道：“有一条街名叫寂寞/全城的哑巴都住在这里/他们从不交流/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共同的哑语/……有一天/来了一个穿超短裙的女孩/会唱歌/她的裙子真短呀/街上的人开始指手划脚/他们把她赶走了/他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你倒立着/走出寂寞街/你看见那些倒立的人们/开始用哑语交谈”。该诗对传统道德的审视和批判十分鲜明，“寂寞街”的意象具有突出的象征意蕴。 　　由此可见，大学生诗人的创新思维是相当活跃的，诗歌主题的多元化和先锋化，对当代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代诗人的精神追求还改变了诗歌的创作流向，消解了传统诗歌社会化写作的文学理念，使文学的本体性不断增强。从1980年到1987年，经过近八年的努力，大学生诗歌在多角度、多声部的合唱中完成了“青春的变奏曲”。 　　　　　　三、青春骚动——大学生诗歌的艺术探索 　　文学作品的价值要靠它内在的艺术特质来体现，现代新诗有它自身的艺术规律。大学生诗人在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受到了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他们吸收现代新诗的优良传统，学习借鉴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在意象的创造、技巧的探索、语言的创新等多方面都有重要的收获，不但打破了50年代以来当代诗坛流行的古典加民歌的倾向，也推倒了“颂歌体”和“战歌体”诗歌的平庸写作模式。诗人们的探索使现代新诗不断更新，其中意象的营构和语体风格的创造是最主要的特征。 　　诗歌意象是诗歌艺术的核心“构件”，其品质在于生动和新颖，其生命则在于创新。大学生诗人追求多样化的表现技巧，追求意象的象征性、暗示性、跳跃性和结构的断裂感，常常使用隐喻、通感、变形等手法将意象重新组合交融，创造出新的审美意境。“黄昏，夕阳疲倦的头颅/靠在采金船银色的船体上/老船长在船头吸烟/勾勒淘金者沉思的雕像”(许德民《采金船》，载《绿风》1985.3)，诗人将“夕阳”、“采金船”、“老船长”融为一体，创造出一幅具有强烈视觉感受的审美图画，意象的创造令人耳目一新。郭力家在《山岚》中这样写道：“这个季节是风创造的/风一阵一阵/重复着遥远的伐木声/一座死去的森林/好像并没有从丘陵真正撤走/森林深深地眷恋着土地啊/她们的爱情永远只有一次”(《丑小鸭》1985.3)，自然的意象被巧妙地融入情感之中，暗示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人们对真爱的渴求，使作品的主题显得深沉而含蓄。彭国梁《荒原上的树》以流动的思绪展开一系列奇妙的想象：“他太年轻了/瘦长的影子/还覆盖不了荒原身边的风/烈日正挥动鞭子/抽断一颗颗嫩芽/……只要是树/就会有葱绿的歌唱/只要不停地唱着/歌声就会沁透荒原的心/等一群群鸟儿从远方飞来/连骂裂了嘴唇的石头/也想踮起脚尖/拍他的肩膀”。(注：见《当代大学生抒情诗精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1页。)影子、风、鞭子、嫩芽、歌声、鸟儿、石头、脚尖，这一大群不太关联的意象因诗人的情感需求却自然地粘连在一起，象征着一颗年轻而坚强的心灵。当诗人不再刻意追求表现技巧时，他笔下的意象将从情感的溪流中汩汩流出，溢满整个诗篇。美国诗人罗勃特·勃莱认为，好诗总是向我们日常经验之外延展，或者说向人的表层意识之下隐藏着的东西延展。大学生诗人的艺术探索，带给读者意料不到的审美惊喜。 　　除了意象的营构外，语体风格的变化和创新也是诗歌作品重要的美学特征。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诗歌对传统诗歌进行了扬弃，打破重叠、排比等“均衡和谐”的审美理念，以自然的节奏传达真实的感情，自我感情总是与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诗歌的外形因感情内向沉郁而变得凝炼简明，形成含蓄朦胧的整体风格。“秋暮，一块黑色的土地/在我黑色的瞳孔里深藏/远处一道道弯曲的山沟/系着我的肝肠/土地，闪着被太阳晒黑的光/我俯下身去/决不再只用目光去播种希望”(吕贵品《土地》)。80年代中期出现了大学生诗歌的繁荣局面，改革带来的变化和社会的鼓励使年轻的校园诗人看到了光明，他们赞美生活，歌唱青春，洋溢着乐观明朗的情绪，轻快流畅的诗歌语言成为流行的语体风格。“我从历史博物馆/长长的走廊走出/迎面和七点钟的太阳撞个满怀/工人，为新落成的乳白色公寓/钉门牌/道路——未来/标号——1983”(宋琳《中国门牌，1983》)。口语的大量入诗，改变了前期创作凝重晦涩的诗风。短句运用简洁明快，绵长的诗句运用则体现了流动的音乐美：“我们，我们就是不愿意停留在生活的坐标上/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也要去远方”(潘洗尘《六月，我们看海去》)。年轻的诗人还创造了一批特别的诗歌语汇，“季节风”、“春天的旋律”、“渴望的土地”、“远行的帆船”、“阳光奔走”、“穿越时间”、“翠绿的青春”等意象频频出现在作品中，给大学生诗歌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到80年代中后期，大学生诗歌艺术逐步走向成熟。理性的强化使情感趋于平静，语言平实却更富有表现力，“父亲从地上走到了墙上/再也没有下来/他永远坐在/他喜爱的那把藤椅上了/黑漆镜框/把椅子固定得很牢”(李松《姿势》，载《诗刊》1987.8)诗人怀念父亲的感情掩藏在朴素的文字中，抒情的语言完全被叙事的语调所代替。诗歌情感的淡化是诗人在语言技术上的冷处理，通过角度的变化或转移，拉开与描写对象的距离，可以更好地创造出诗中的审美意境，创造出现代新诗的思辨之美。“第三代诗人”在走向先锋化的过程中，更是完全摈弃感情因素，读者很难在万夏、韩东、伊沙的诗歌中找到情绪饱满的诗句，保持诗歌语言的零度情感成了先锋诗歌的语体标志，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我们能知道些什么”便是其标签式话语。艾略特说过：“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注：《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4页。)当诗人们不再放纵自己的感情，回到内心进行冷静思考时，他们便一步步接近了诗的本质。 　　阅读80年代大学生诗歌，体会艺术变革的潮流带来的变化，可以看到年轻的诗人始终处在骚动不安的状态中，他们在喧哗的声浪中不断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意象的创新到语体风格的形成，大学生诗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追求。年轻诗人们创造的意象化写作、口语体写作，以及解构传统写作方式的“先锋化写作”，使它足以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精彩的一页。它的出现给现代新诗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当代文学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形成了独特的“大学生诗歌”文本。 　　　　　　四、大浪淘沙——走向民间的大学生诗人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大学生诗歌正是其中喧嚣的浪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中涌现出大批有才华的年轻诗人，为现代新诗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82年到1985年间，在校外公开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校园诗人不下一千人，比较知名的有：七七级的吴稼祥(北京大学)、徐敬亚(吉林大学)、赵丽宏(华东师大)、易殿选(河南大学)、张建华(达县师专)；七八级的高伐林(武汉大学)、王家新(武汉大学)、叶延滨(北京广播学院)、王小妮(吉林大学)、吕贵品(吉林大学)、沈天鸿(安徽师大)、郭力家(东北师大)、力虹(浙江师大)、孙武军(舟山师专)；七九级的许德民(复旦大学)、孙晓刚(复旦大学)、宋琳(华东师大)、张子选(西北师院)、曹汉俊(安徽师大)；八○级的于坚(云南大学)、张小波(华东师大)、菲可(兰州大学)、彭国梁(云南师大)、钱叶用(安徽师大)、黄云鹤(东北师大)、尚仲敏(重庆大学)；八一级的傅亮(复旦大学)、程宝林(人民大学)、袁超(安徽师大)、胡万俊(西南师大)、伊甸(湖州师专)、柯平(湖州师专)、张锋(浙江医大)；八二级的杨榴红(人民大学)、潘洗尘(哈尔滨师大)、苗强(兰州大学)、宋庆平(上海师大)等，老三届诗人是校园诗歌的发韧者，他们生活经历丰富，对社会变革的关注十分强烈，其创作得到了主流诗坛的充分肯定。他们对文学的热情、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创新，还直接影响和带动了文学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形成了年级间相互衔接，创作风格相互影响的诗歌群体。1980年以后进校的学生更具有青春朝气，他们得到了兄长们的扶持和帮助，同时也在开放的校园中吸取了西方文化的精神营养，创作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这一群诗人毕业后绝大多数继续着诗歌写作，成为当代诗坛的新生力量。不少诗人坚持艺术理想，孜孜求索，以个人化写作赢得人们的肯定和赞誉，走上了民间写作的道路。 　　除了在报刊上公开发展作品的诗人外，当代诗坛还有一大群“潜在”的诗歌写作者。他们主要来自大学校园，一开始便加入了“朦胧诗”影响下的现代主义运动，毕业后写了大量探索诗歌。他们作品中的独立意识和语言技巧都因其前卫性和先锋性，没有得到当时主流诗坛的认可，于是创办民间刊物，自费出版作品，甚至通过到校园讲学的方式与文艺界进行交流，形成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民间诗人群。这些诗人主要有七七级的石光华(四川师大)、柏桦(广州外语学院)、翟永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七八级的周伦佑(西昌农专)、张枣(湖南师大)、韩东(山东大学)，七九级的海子(北京大学)、骆一禾(北京大学)、李亚伟(四川师院)、唐亚平(四川大学)，八○级的胡冬(四川大学)、万夏(南充师院)、王寅(上海师大)，八一级的西川(北京大学)等，他们通常被称为“后朦胧诗人”或“先锋诗人”，在80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先锋诗歌”运动，引起诗歌界的广泛关注。这一群大学生诗人虽然已经走出校园，但他们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和实践，很快打破了“围墙”的界限，影响了校园内的创作趋向，形成大学生诗歌“由外向内”的重大转折。诗人们强调诗歌中的生命意识和语言的原生意义，认为“诗歌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源于诗人生命深层的冲动”(注：陈超：《诗即思》，见《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他们中的有些人喊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把诗歌的“自觉”写作一步步推到“自为”的民间立场。大学生诗歌在民间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在喧哗与骚动中朝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方向发展。 　　大学生诗人的先锋化走向，使当代诗歌走下“圣坛”，走向民间，带来了文学性质的转变。文学回到“内心”，诗歌回到“语言”，是对传统“文以载道”文学观的反拨，也是文学民间化运动带来的必然选择。从文学的内部规律看，民间化生存状态为作家创作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写作空间，使文学既远离了某些外在干预，又逃避了现实功利的驱动，诗人在个体写作中更多地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凸现出文学的主体意识。从外部机制看，大学生诗人的民间化写作，动摇了权力体制中“主流文学”的正统地位，促使当代文学朝着符合文学自身规律的方向变革和发展，标志着思想解放的多元文学时代的到来。当然，事物在合理的表面下总是潜伏着反动的因素，物极必反的规律众人皆知。大学生诗人的先锋追求原本无可厚非，然而一旦忽视文学生存在的要素，脱离诗歌艺术的精神特质，把诗歌写作视为语言游戏，必然给文学带来致命的伤害。此外，在商品大潮冲击下，一些诗人的孤独远行也导致了先锋诗歌与大众的隔膜。这是大学生诗歌在80年代后期由中心滑向边缘并逐渐湮没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80年代众声喧哗的文化背景下，大学生诗歌的繁荣是当代诗歌充满青春激情的一场精彩“演出”，它在自我寻找和自我否定中完成了独立创新的历史使命。它在思想、文学和文化诸方面都有特殊意义，不仅创造了80年代新诗的辉煌，也使90年代诗歌全面走向民间，加快了现代新诗发展的步伐。

来源： 论文大全  作者：刘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