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警句格言的引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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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警句格言的引述问题

背诵和引述警句格言是人文教育的一种手段，久而久之也成为一些人的思想谈吐习惯或话语偏好。据报道，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说： “《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着作。” 温家宝总理喜欢读罗马帝国凯撒·马可·奥勒留所著的《沉思录》，还喜欢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1759年出版），甚至能够引用其中的警句。背诵和引述警句格言是许多人的嗜好，尤其是年轻人。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不少作家和读者，也都是警句迷，我们现在出版的这一类的书，大多与这两个时期有些关系。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时髦或流行的警句格言，“文革”时有毛主席语录、雷锋日记、王杰日记，现在多样化了，有外国的，也有中国的，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有古罗马的奥勒留、爱比克泰德，文艺复兴时期的葛拉西安、蒙田、培根。当然还得算上当今中国最红火的“红色短讯”。常把警句格言挂在嘴上的人，让别人觉得他学识丰富、思想深刻、充满智慧。那么，警句格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和智慧呢？ 　　我在教学中发现，学生们阅读古典文化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家时，常会碰到警句格言，他们也喜欢去记一些警句格言，有时候甚至挂在嘴上。这种兴趣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何引导学生从警句学会思考，而不是用警句代替思考。从警句学会思考是开始性的，用警句代替思考是终结性的。一个是问题，另一个的答案。人文教育是学会问问题，如果只是寻找和提供现成答案，那就变成了“思想灌输”，而不是“人文教育”了。 　　在人文教育中，我们可以如何引导学生们的阅读习惯，包括对警句格言的兴趣呢？不妨以16世纪随笔作家蒙田来做一个例子。 蒙田对人性和人的行为观察细致，很能引起人们道德寓意（moralist）的联想，他的许多人生观察和评论都具有极大的可引述性，因此成为警句格言。蒙田表述的是一种具有法国特色的道德智慧，他观察人的行为和动机，目的不在于教诲或教训别人，或是确立某种刻板的原则标准，而是让读者与他分享思考的乐趣。 　　例如，在《随笔》中卷第3章《塞亚岛的风俗》中，他说：“最自愿的死亡是最公平的。”(The most voluntary death is the fairest)。蒙田是在说自然死亡，还是在说非正常死亡（自杀）呢？他所说的“自愿”是自己的选择，还是逼不得已呢？这句话是在这一章开头的地方说的，这句警句虽然清楚有力，但却是一句充满暧昧之意的话，整章的讨论讨论的就是它的暧昧，而不是证明它的确定。蒙田45岁就有严重的肾结石，他父亲就是得肾结石死的，他以为这也将是自己的命运。所以一直就有对死亡的思考，他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写过“哲学即思考死亡”的文章，人对死亡早有准备，等到时辰来到，就会泰然面对，不会再有不当的期望，由于自愿迎接死亡，自然不会觉得死亡对他不公。所以，自愿死亡也是最公平的。 　　但是自杀就不一样了，要是随意引用这句话，或许会得出十分荒谬的结论了。“文革”中被迫害到绝路上的人，有许多自杀了，自杀后还被定罪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也就是说，这样的人该死，死对他是公平的。那些抗争无力、申冤无门的被拆迁户，用自杀来抗议或逃避，他们确实是“自我选择”走上绝路，但这能说是“公正”、“公平”的吗？可见乱引警句，可能有多么大的思想混乱。 　　闵安琪的《红杜鹃》中有这样的一个情景：“文革”中人人背诵毛主席语录，又一次，她在农场里上茅房，听到隔壁男茅房蹲位上有两个人在引用毛主席诗词，这在文革时是思想进步、政治坚定的重要表现。她是这么写的：“有一个人刚说‘四海翻腾云水怒’，又停了下来。我听见他拉的屎掉进了茅坑。又听他说‘五洲震荡风雷激’，接着又听到落屎的声音。”蹲在闵安琪后面茅坑上的一个女孩唱起了毛的语录歌“共产党员就像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生根开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闵安琪编出来的情节，但肯定是一个乱引警句的例子。 　　好的警句格言都从观察具体的对象得到的点滴智慧，是与具体的环境连系在一起的。一旦把警句格言孤立起来，警句格言也就会变成一些空洞浮泛的配方程式表述，变成了像“文革”中“语录”式教条。对政治教条式的“语录”，我们中国人的体会是最深的，语录是思想快餐，是“垃圾食品”，是简化和代替人的个体思想的有害之物。但是，任何其他形式的语录，包括古代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警句格言，在不动脑筋、不加判断的引用时，都有可以变成陈词滥调、机械思维，甚至变得不知所云、不伦不类。语录是这样，任何别的警句格言也都不例外。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09-13 |

徐贲：箴言是怎样的“真理”

箴言是一些“接近的结论”，不能把它们当作百分之百正确的真理 　　读到一篇题为《中国人为什么不讲理》的文章，批评中国人“讲理向来是自相矛盾”，“比如说‘钱财如粪土’又说‘仁义值千金’，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大丈夫宁死不屈’又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同样是‘留青山’的做法，支持的人可以找到赞美的依据是‘忍辱负重’，反对的人也可以找到唾骂的依据是‘苟且偷生’，这就是中国人的逻辑。中国人真的太‘灵活’了，怪不得曾仕强说‘中国人怎么说怎么有理’”。 　　用这样的箴言（格言或成语）例子来说明中国人讲理“向来是自相矛盾”或者“怎么说怎么有理”，不管用意如何，都是不合适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一个普遍的语言现象，而不是一个中国人才有的说理缺陷。 　　意思相反的箴言成双成对地存在，这在任何语言中都很平常，被称为“互搏式箴言”（dueling maxims）。举几个中英文里都有的例子： 　　It‘s better to besafe than sorry. 　　小心为上；宁愿稳妥，免致后悔。 　　Nothing ventured，nothing gained.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众人拾柴火焰高。 　　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 　　厨子太多反而把汤做坏。人多坏事。 　　正因为每一个箴言都只是部分真实或真理，单独运用都可以带来说理不周。随笔作家威廉·马修斯（William Matthews）说，“所有的箴言都有反箴言；成语应该成双成对地出售，单个的都是半真话（halftruth）。” 　　箴言的说理不周是一种“不充分说理”（Less-than-100%argument）。从逻辑上说，只有三段论的结论才具有百分之百的推理确定性（“确定性”和“正确”并不是一回事）。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指出，大多数的箴言都是“修辞式推论”（又称“缺损三段论”，enthymeme），因此都不是全然确定的结论。他说，箴言是一种非常简约的看法，“其实就是修辞式推论去掉三段论形式以后剩下的结论或前提”。 　　古人往往把箴言当作信条，他们确信箴言（《圣经》里有许多这样的箴言），远远超过今天的现代人。现代人有许多他们自己很确信的信条，就像古人对箴言那样深信不疑。荷兰经济学教授阿加·克莱默（ArjoKlamer）把亚里士多德对箴言的分析运用到一些现代信条上，他指出，这些信条也同样不具有百分之百的确定性。他说，“像‘自由贸易有益’或‘税收降低产值’这样的说法都是缺损三段论。一般法国经济学家会觉得有45%的道理，而普通美国经济学家则会觉得是80%的真理。争论这些结论的正确性，取决于人们是否认为40%或80%已经‘足够真实’。经济学与其他科学一样，要得到的是一种接近的结论。” 　　箴言看起来是全然正确的结论，其实都不过是一些“接近的结论”，不能把它们当作百分之百正确的真理。亚里士多德把箴言看成是一种说服他人的言语方式，他特别强调箴言的普通知识价值和指导行动的作用。他说，人们运用箴言，是因为觉得箴言能提供人生经验和智慧，“给人以智慧和经验的印象”。由于箴言很常用，所以“它们显得真实，好像人人都同意箴言的看法”。然而，那只是看上去如此罢了，其实未必真是这样。 　　在说理中运用箴言，需要考虑到别人有可能不会同意。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格言“与一般人的意见不合，或引起争论”，这时候就要加以证明，提供解释。如果箴言“与一般人的意见没有什么不合”，那“就不需要解释语，因为它们是众所周知的”。亚里士多德自己提供的例子是“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健康”。其实，它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想的那样“众所周知”，因为在我们社会里就有人会愿意为了其他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健康。所以，“众所周知”不过是同意的人比较多一些而已。可以说，除了一些老生常谈的绝对事实（如“是人就会死”、“黑夜过后是白昼”、“人人都有父母”），天底下恐怕并不存在什么人人都会同意，因此不需要证明或解释的真理箴言。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来源: 南方周末 | 来源日期：201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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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公共生活的点滴写作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序 　　对发生在我身上或周围的一些事情，我平时零零碎碎地写下一些想法。由于这些思考都事关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的写作也就成为一种“点滴写作”，“点滴”当然只是一个“隐喻”。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把“隐喻”称之为一种通过暗示，来揭示事物实质的办法。例如，光是波，语言是一棵树，上帝是一个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脑是被知识照亮的黑暗洞穴。波兹曼说，如果这些隐喻不再有效，我们一定会找到其他适当的隐喻：光是粒子，语言是一条河，上帝是一个微分方程（正如罗素曾经宣称的），大脑是一个渴望栽培的花园。 　　但是，对于我自己个人写作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却很难找到如此生动而明了的隐喻。由于我的跨国生活经历，在我身处的广义公共生活中，“点滴写作”未必能把公共生活再现为一条河或一片海。和说“时间被钟表排列成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或者“积沙成塔，积水成潭”不同，在我这里，水滴并不一定贡献于一处溪流或是一潭死水。我一面编这个文集，一面觉得似乎有了一个更合适的隐喻。这174篇小文就如同是174位歌手，男男女女、年长年少、高高矮矮、胖胖瘦瘦地站在一起，每个人都只是普通的歌唱者，未必是了不起的独唱家，但是，他们在一起，就能唱得特别好听。他们的合唱不是174个声音的简单相加，不同的声音交融在一起，合为一体，在整体上放大和丰富了这许多声音。整体和谐是它的生命，均衡协调是它的魅力，它的充沛意趣和宽广抒臆胜过了任何一个独唱。我把他们大致分成三组：“教育”、“政治”、“社会文化”(没有用文字，只用“～～～～”隔开）；于是，这一群人有了分组排列的秩序。我给他们每人一个号码，从1到174，是他们各自在合唱团中，而不只是单组排列中的位置。174位歌手，人数可以或增或减，但合唱团却务必是一个整体。他们每个人都只呈现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合在一起，便是一个有整体感的公共生活。 　　从私人随笔到公共随笔 　　我的点滴写作汇合而成的不只是零散评论的一个集子（所谓的“时论集”），而更是对公共生活多面性、完整性、整体性的一种再现。它的写作形式是基于个人的观察和议论的“随笔”。随笔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因为一个名叫蒙田（1533-1592）的法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他自己的私人“思考尝试”（essay）而成为一种写作样式。蒙田留给后代读者的是一种私人随笔。 　　我这里关于公共生活的写作文字是一种随笔，但并不是私人随笔，它是一种公共随笔，由“报纸”刊载的、为“报纸读者”写作的、在现代公共传媒中传达给公众的“专栏随笔”（思想、时论随笔）。它不是“美文”（belles lettres）意义上的随笔（又称“小品”），而是一种公共议论文体。这种公共文体是在出现了比“书”更大众化的印刷媒介后才形成的。 　　在蒙田的时代，印刷术用以传播个人想法的媒介是“书”，蒙田所有的随笔作品都是以“书”的传媒形式流传于世的。蒙田的同时代人，同样也以随笔著名于世的英国作家培根（1561-1626），他的随笔也是以“书”的传媒形式出现的。在蒙田和培根写作随笔的时代，既无报纸，也无期刊，“书”是唯一的出版形式，蒙田和培根“书”里每篇随笔因此也都称“章”（chapter），这和报刊的“篇”是不同的。“书”是贵族和绅士阶级的读物，被很珍贵地收藏，很精细地阅读，很认真地体会，很长久地回味。在蒙田和培根的时代，还没有以“普通人”为基本对象的读物，这主要是因为，刊载这种读物的传媒工具还没有出现，这个传媒工具就是报纸。 　　波兹曼说，人类创造的每一件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人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18世纪报纸的出现，对于随笔这种个人写作，也有超越它自身的意义。1711-1712年，英国人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斯梯尔（Richard Steel）出版和发行《旁观者》小报，每天一期，每期2500字，共发行了555期，停刊后，于1714年，由艾迪生独自复刊，每周出版3期，又延续了6个月。艾迪生是当时最富盛名的随笔作家，《旁观者》由他主笔，是他把随笔从一种私人写作改变成为一种由报纸媒介来传播的公共随笔议论文体。 　　启蒙的和“聚零为整”的公共随笔 　　艾迪生对自己的公共随笔写作有自觉的启蒙意识，他写道：“人们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了人间；我希望人们会说我把哲学从国王议事厅和图书馆、学校和学院搬进俱乐部、公民议会、茶桌和咖啡馆”。他所说的“哲学”是指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表达。他要使这样的思考和表达成为一般人，而不只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事情。这些不只是一种说话的语言能力，而且更是一种关乎性格、秉性、习惯的气质。所以，他以古罗马作家塞内加和文艺复兴作家蒙田为楷模，要以一种平和、理性的写作去影响他的读者，让他们懂得如何自制、温和稳健、不走极端、顾及公众利益。人的趣味和感受不只是审美的，而且也是社会人格的。国民性和普遍国民人格往往是融合在一起，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启蒙的作用不是发生在惊天动地的“革命”和“运动”之中，而是发生在春雨润无声的优化人际交流之中。 　　《旁观者》不是书斋读物，而是咖啡馆读物，是普通市民的读物，它的发行量看起来不大，每期3000份，但是读者众多。据艾迪生估计，每份报纸有20来个读者，所以每一期报纸都会有大约6万个伦敦市民的读者，这在当时是10%的伦敦人口。许多读者自己并不是《旁观者》的订户，都是在咖啡馆读这份报纸，咖啡馆因此也成了读报室和议论场所。报纸上的议论成为他们的共同话题，这样的公共随笔和写成“书”的随笔是不同的，读者对之未必会作精细的阅读和长久的回味，更不用说珍贵的收藏了。但是，他们会在一起谈论共同读过的东西，共同的议论把那些本来可能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变成了互相有联系的公众，这就是现代公共社会。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称赞《旁观者》是英国18世纪中产阶级“公共空间结构转型”的一个标本，发生这一转型，是因为出现了中产阶级，也是受中产阶级的推动。报纸满足的是他们的文化需要，这和我们今天的报纸读者是相似的。而且，那些18世纪读者对待咖啡馆读物的方式也和我们今天的读者对待报纸差不多。他们一般不会保留读过的报纸，无论多么精心写作的文章，对他们都只有一时的效用。所幸，《旁观者》的那些议论文字一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还继续有读者，于是有机会再以8卷本的“书”的形式刊行于世。先是在报纸上刊登的零碎文章，继而有机会结集成书， 　　不少“书”就是这么来的，其中也包括我这个集子，它的几乎所有单篇都是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的。这些单篇中，许多看起来是“时论”，但“时”只是一个“托”，随笔写作中称“prompt”（用例子来提示而出的“题”）；而“论”才是重点，随笔写作中称“elaboration”（“阐述”）。“时”是生活中偶尔发生的短暂事情，时事不可能长久持续；而“论”才是关乎公共生活长久而普遍的知识和道理，也才有可能时读时新。对于我这种以“公共生活”而非“时事”为确切内容和整体观照的写作，“文集”只是一个方便的“成书”形式，而用“聚零为整”、“以零说整”的方式讨论与普遍整体生活价值、意义和目的有关的诸多问题，那才是这一写作的本意所在。因此，这又可以说是一本关于公共生活的书，而不只是一个随笔文集。 　　公共随笔的观察和知识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在公共生活中，中产阶级的公众读物恐怕是一种最要求诉诸于常识理性的作品，它不像政党宣传那么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像文学那么优雅精致，也不像学院写作那么抽象奥涩、故作高深。它是说理的，它的说服力存在于书面文字有序展开论点的力量之中。它虽然不追求文学的文采，但也不是不讲究“技巧”，对于有说服力的个人观点和看法，技巧是阐明和表述的正确方式，不讲究技巧，没有格调，杂乱无章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逻辑或得体的热情，那都会被读者当作是有辱他们的智力和暴露作者自己的愚蠢。 　　诉诸于常识理性的文字能使公共话语有一种温和而有力说理的文化气质。这样的公共话语推崇客观而理性的思维，也鼓励严肃、有序的对话。在这样的公共文化中，正如波兹曼所说：“如果作者撒谎、自相矛盾、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滥用逻辑，他就会犯错误。……如果读者没有判断力，他也会犯错误，如果他对一切漠不关心，情况则会更糟”。如果说常识理性的文字有一些启蒙的作用，那也取决于读者自己要有寻求知识、打破愚盲和固蔽的启蒙要求。 　　随笔并不是一种提供“确实无疑”知识的写作，随笔作者对于某个问题的看法和认知来自他的经验和观察，而非他的学问，所以从根本上说，随笔是一种“业余”的写作。与“学术文章”相比，随笔的议题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什么问题或事情重要，为何值得议论，议论到什么程度，等等，都由作者自己来决定。这不像在学术领域中，作者先得考虑“选题”是否会被同行评审为有价值、有新意、有开拓性、研究方法是否对头、理论是否新款，等等。 　　尽管随笔不是为学问而写作，不是为某种知识的大厦在添砖加瓦，但随笔作者却也在运用他自己的知识和学问。随笔中时常可见的引述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学问，尽管随笔中很少有为引述提供注释的（那简直就是显摆作者的学问）。学术论文要求注释周详，还要有充分的参考资料，使写作产品成为某种学问体系的一部分。随笔无须顾虑这些。随笔作者凭记忆而引述或转述，不像论文那样对引文的一字一句斤斤计较。在随笔中，引述成为作者与他人的对话，而不是提供权威的依据。正如蒙田所说：“我引述别人，是为了让我自己说得更清楚”，“我让别人替我说我自己不能说的话”。 　　至于随笔对现实的观照，说那是“思索”要比“思想”更为贴切。思索从寻常的小事中晓喻世人不悦的真相，对脱离常识的抽象推理保持审慎的怀疑。思索没有“某某思想”那种唬人的权威和声势，思索当然想要接近真理，但那是一种有限的真理，一种因人的经验观照必然有所局限而不能不有限的真理。思索是对事物的某种随机性质的观照，它只涉及与具体对象相关的一些特征，而这种相关性本身就是作者个人观照的结果。随笔式观照的特征是“这里”和“现在”，它的想法是新鲜而具体地留在思考者脑子里的东西，是作者现在正在经历的想法，也是他渴望向别人表达的，点滴写作是这种与他人交往方式的自然产物。 　　公共随笔的作者和读者 　　在特殊的情况下，随笔常常用能说的话说不能说的事，这就需要读者具备一种配得上文字阅读智力要求的理解力。他不仅需要能够阅读现成的文字，而且需要能够根据文字的语气去判断作者的观察用意和隐而不显的态度。他还需要知道作者的偏见和读者的偏见的区别，用自己的相关经历来作为作者观点的映证或反证，既避免不足理解也避免过度阅读。这样的阅读对任何一个读者都可能有健康的思维训练和文化影响作用。这种训练和影响是启蒙的，更是自我启蒙的，对一个有危险成为“笨蛋社会”的文化环境，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救赎作用。 　　报纸和其他大众媒体不仅给像随笔这样的点滴写作提供了家园，也成为许多“笨蛋读物”的渊籔之地。有人忧虑中国的“低智商”社会状态，总结出“笨蛋社会”的八大标志：自虐倾向（身处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无脑娱乐（无文字阅读的图像消费）、词汇单一化（识字的文盲）、盲从“专家”（无条件信任）、弱智官员（不乏有高学位者）、肮脏语言（脏字流行）、恶搞成风（无厘头文化）、拿无知当个性（愚笨而不自知）。 　　“笨蛋社会”是一个不阅读，或者不知道怎么阅读的社会，它的公共生活可以看上去色彩缤纷、热闹非凡，但却是无聊繁琐、浮躁浅薄。没有人会真的喜欢生活在“笨蛋社会”里，即使在笨蛋社会里，真正的笨蛋也只是极少数，即使笨蛋自己也盼望聪明起来，不喜欢被人叫笨蛋。笨蛋社会也有自己的鸡和蛋问题：是先有笨蛋还是先有笨蛋社会？在我看来，笨蛋是笨蛋社会弄笨的，先是不得不假装，后来便弄假成真，以至越来越多的人真的成了笨蛋。理性、逻辑、说理的公共写作是一种反对“笨蛋社会”，但却想帮助“笨蛋”的个体行动，尽管它在今天也许已经未必还能像在18世纪的英国那样担当起启蒙和教化的重责大任， 　　在公共生活的点滴写作中，写作方法与写作题材、思考者与思考对象可以交融在一起。公共生活的各种细节和方方面面形成了点点滴滴的写作题材和思考对象。这些片断思考的整体性来自这种交融，并且由于生活本身各方面的相互交织而具有政治和社会文化意义的整体性。就公共生活的整体意义而言，我们分辨一个社会是否有民主的生活秩序，区别一个国家是否在实行宪政法治，根据的就是这种整体性。这样的分辨和区别是建立在具体的公共生活细节上的，不是从抽象的意识形态教条中推理出来的。这174篇短文，聚零为整地汇集到一起，为的就是帮助增强这样的分辨和区别能力。 　　点滴写作者关注身边的寻常小事，发为议论，这种个人写作所凭据的经验是局部的、零碎的，但离开了这样的经验，写作者便无法观察和思考他的生活世界。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地粮》一书中写道：“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但我觉得，对一个公共生活的观察者来说，观察的目光和观察的对象是同样重要的。他的特殊目光固然让他在许多人熟视无睹的对象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样的目光也确实可以帮助别人对那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但是，他还需要有适宜的观察对象，越具体越细致越好，而最适宜的观察对象正是普通人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2011年

来源:作者博客201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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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影响公众的写作

影响公众的写作：《中国图书商报》采访 　　《中国图书商报》：现实生活中，个人的力量太有限，所以要尽量在公共平台上发表意见，影响人们的公共生活。所以，您怎么看待博客或微博这样的自媒体？ 　　博客或微博这样的自媒体使得公共传媒和公共交际发生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由于出现了新的传媒工具，才成为可能的。我在《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的序里引用了美国传媒学家波兹曼说的话：人类创造的每一件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18世纪初，由于报纸的出现，有了夹叙夹议的公共随笔。19世纪末，发明半色调网点照片印刷技术，于是在1880年，美国出现第一家刊登照片的报纸，摄影进入新闻业,形成了“摄影新闻”。20世纪，电视更是改变了人们对信息的接受习惯。 　　博客或微博让普通人可以“自由”地发送信息。虽然这些“自媒体”事实上受到许多限制，但自由意志表达却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传播最核心的价值和动力。所以，一切想要控制言论和民意的权力，无不小心翼翼地防范自媒体。在健全的民主公共生活中，传媒一定是全面自由，多形式，相互支持的，不可能只用博客或微博来讨论公共问题。微博的信息量太小，起到的作用往往只是快速发布简短消息、表明态度、传递行动口号和断语结论。博客的信息量虽然要大得多，几乎各种写作都可以成为“博文”，但是，大多数仍然是随写随贴，比较简略的书写，娱乐消遣的东西很多，是最常被网站“推荐”的。 　　波兹曼曾对电视图像降低民众的思考能力表示忧虑，他认为电视使“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品都已经变成为与娱乐行业同类的附属品,……结果是,我们成为已经处在娱乐至死边缘的民族。”由于电视传媒深刻地在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辨认和感知,它已经事实上左右了“我们的意识和社会制度”。一个社会依赖博客或微博来进行公共交流，往往是因为其他传媒形式受到严格限制，不得己而为之，并不真的就是最佳话语形式选择的结果。博客或微博虽然展现了人的自由意志表达要求，但是，过于简略的自媒体写作并不是深入讨论复杂公共问题的理想方式，久而久之还可能产生与图像传媒相似的负面作用，那就是弱化公众的语言思辨和深入思想的能力。 　　《中国图书商报》：《文化批评往何处去》中，收录的是您在1990年代写的文章，探讨的是当时的中国的思想生态，但我看到，即便是20年后，很多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说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比如说您提到的90年代的文化争论明显撤离80年代涉及的某些社会政治问题，即便您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得不如此，但这是否说明我国的知识分子陷入了困境？ 　　知识分子陷入困境并不是自90年代开始，只是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困境与“又红又专”年代有所不同而已。在我看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困境主要是在写作的时候，弄不清楚到底对谁说话，要用什么方式说话，所以也就弄不清楚到底该说什么。这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专门知识和专长学问，而是说，除了他们自己的那些小圈子，他们的话，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普通公众是读不懂，听不懂的。 　　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把经院拉丁语的式微和普通民众方言白话的兴起看成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传播方式转变。可以说，今天中国学院知识分子的晦涩话语与大众传媒语言之间，已经形成了一道像16、17世纪的拉丁和白话那样的鸿沟。例如，博客或微博就绝对不会使用某些“学者”的那种学院“翻译体”文字。对于不喜欢公众启蒙的权力来说，学院“翻译体”是最安全的，因为不管它说什么，普通民众都听不懂，因此不必担心他们会对民众真的产生什么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他的“罪行”最主要的还不在于他发现了，说出了什么，而在于他怎么说，对谁说。伽利略在说出他的想法时，使用的是流畅的意大利语，而不是难懂的拉丁。在教皇当局关于伽利略的会议后，佛罗伦萨大使在报告中说：“当局告诉伽利略，如果他要坚持哥白尼的观点，就安安静静地坚持好了，不要费这么大力气去说服别人。”而伽利略偏偏拒绝这么做。后来有人说，伽利略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他要“离开大学，使自己扎根于广泛的，有知识的大众的方言之中。……伽利略并不在乎被放逐出那些害怕光亮的学究们的一个个小圈子……只有在大街、广场上他才觉得自在。”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像伽利略这样的知识分子，单就他使用的白话，就让他成了教皇当局所害怕的“公共”知识分子，何况他说的还是教皇当局所讨厌的真话。同样，知识分子写作的意义不仅在于说出了什么，而且还在于为什么说，怎么说，对谁说。21世纪以来，报纸的“时论”用的就是一种新白话，是对公共生活有影响的话语形式。“时论”谈的是普通读者熟悉、关心的话题，用的是明白、通晓的普通语言和常识逻辑。当然，非常重要的还是要说真话，尤其是那些“不方便说”的真话。而知识分子能否做到这个，则又是受到公共生活的整体条件限制的。我说的“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图书商报》：您在书中谈到，虽然是文学出身，但因为时代的原因，转而将自己的眼光投放到政治和社会研究中，您身在美国做教师，谈论中国的时事，但是否会有隔岸观火之感？是否考虑过像刘瑜一样回国教书？ 　　我没有隔岸观火的感觉，也没有因为空间的距离造成的隔阂感。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在旧金山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比在广州了解四川发生的事情来得困难。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已经不止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我的思想形成期是在中国渡过的，所以，我在骨子里是个中国人。我在美国教书有20年了，已经习惯了。我也比较喜欢美国的学校气氛，没有回国另找工作的计划。 　　《中国图书商报》：《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封底之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您的看法，还是编辑提炼的？我怎么没在书内文里找到：“好的公共生活是以民主来保障群体的共同“幸福””，它的伦理导向是鼓励美德，它的价值内涵是维护尊严，它的理智状态是推崇真实，它的智慧传统是接受教训。” 　　这个简介是我自己写的，我在书的序言里谈的主要是写作方式与理性思考的关系，并没有对“好的公共生活”直接去做一个定义，所以就在简介里补一个。书里最接近“定义”的说法是我在序里强调公共生活“整体性”的地方：由于公共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交织，它会在政治制度、道德伦理、群体规范、文化传统等方面形成比较统一的整体样式，而好的公共生活必须是宪政法治和民主的，这一点在中国和别的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简介里的4句话是特别针对现今中国公共生活的状况而说的。所以才有后面那一句：匮却这些条件不是中国公共生活的宿命，只要我们愿意，中国公共生活的现状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的。 　　《中国图书商报》：因为我们是读书类行业报，想请您谈谈阅读，马上就是4.23世界阅读日，我国自前几年国民调查阅读率走低后，政府就一直效仿国外，在推广阅读。我想知道，美国政府在推广阅读中，是否有我们可取之处？ 　　在美国，推动阅读是公民社会里的事情，政府并不干预。公民社会提倡阅读是因为，公民要能够独立思想和判断，要能够在民主制度中积极、有效地进行参与，就必须有相当的阅读、理解和文字表达能力。政府权力介入读书、唱歌这样的事情，往往弊多利少，弄得不好就是搞运动似地规定所有人都得阅读同一种书，唱同一种歌。美国有图书馆协会，各州也有，还有各种与教育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每个社区都有公共图书馆，经常有读书活动，儿童阅读活动居多，并非一年只有一次。小学、中学里有各种与推动阅读有关的活动。例如，我所居住的奥克兰，公立中学有一种叫“阅读是基本”（ReadingisFundamental，简称RIF）的活动，一年3次。RIF是美国最大的儿童阅读非营利组织，为学生免费提供各种各样的课外读物。到了发书的日子，RIF会给学校送来一箱箱的新书，老师带领自己班上的学生，排着队到学校图书馆，各人挑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写上自己的名字，读过了，还可以与他人交换阅读。每个学生一年可以领到3本自己喜欢的书籍。而且，学校每天都有一个全校统一的，20分钟的阅读时间，叫SSR（SustainedSilentReading，连续默读）。每天这个时间，学生都各自阅读自己带来的书籍。SSR的目的是从小培养学生的阅读爱好和习惯。 　　我任教的大学的图书馆也常常有读书的专题活动，也不限于4月23日这一天。例如，图书馆配合一年一度的美国“禁书周”的图书馆活动，2009年的“禁书周”从9月27日到10月4日，展览了几百种在历史上被禁过的书，刺激了学生的阅读好奇心。“禁书周”是由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活动,从1982年开始,已经举办了30次,目的是“赞美人类的阅读自由”。参加主办的还有美国书籍销售协会、新闻业和作家协会、出版社协会、国会图书馆书籍中心、书籍业自由言论基金会等组织。美国图书馆协会为“禁书周”设有特别的网站，着重倡导人的“想法自由”。网站说，“人有选择和表达想法的自由。即使有的想法被视为不正统或不受欢迎，但对所有需要了解这些想法的读者,这些想法仍然是重要的”。像“禁书周”这样的活动都是由公民社会，而不是政府来推动的。 　　阅读不只是要读书，而且还要明白与读书有关的道理，知道为什么读书，读什么样的书。读书的关键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读书，读好书应当是自由的个人行为，也是好的公共生活所不能缺少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对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另一个是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了解别人的想法。无论是用书籍，用报刊，还是用博客或微博来传播和交流思想，道理都是一样的。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