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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变迁相关资料索引 刘长海
本索引依据系统论所提示的如下观点进行： 1、价值观念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一子系统的性质与社会系统的整体状况相联；尤其作为意识形态来讲，这一子系统在根本上受制于社会地理、经济、政治情况。另一方面，价值观念的发展状况对于社会整体的发展有相当影响。 2、人类社会本身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价值观念构成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系统；社会转型是在现实的社会物质条件下进行的，当代的价值变迁是在传统价值观念及国民性基础上发生的，必须考察传统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与国民性及对之起决定作用的经济、政治因素； 3、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变迁是有其主客观因素的，一方面有客观的经济发展与全球化浪潮，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转型是由中国政府代表的中国人民自觉启动的系统自主变革工程，我国的价值观念变迁也包含着很大的自主规划性。 4、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转型对于价值观念领域的变迁是一种极大的促进力量，而转型意味着对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反应，人们依据现有的权力资源或凭借惯性，对转型的历史进程发挥着推动或阻碍的作用，由此决定了社会转型的曲折性，以及价值观念变迁的复杂性。 5、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复杂性，而不是沿着人们的规划一步一步前进的，社会转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现象、新问题，信用消费、股市、单亲家庭、独生子女互联网等。这些都对价值观念的变迁产生着影响。
本索引主要包括两个大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中国人思想与行为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二是转型在中国的进展与价值观念领域产生的变化及原因。这些方面的资料汗牛充栋，笔者只是选择了其中较精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无力提供全面的索引。 （一）中国人研究：国民性的弱点与成因 鲁迅著：《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历史的两个时代，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朝代，一是想做奴隶而得的时代，青年要创造新时代；对国民性的弱点进行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揭露，塑造了“精神胜利法”的典型形象——阿Q、封建教育体制培养出的无德无行无能无用的孔乙己、《明天》、《风波》里普通民众同情心的缺乏、对社会事务的无知与对权力的恐惧，《在酒楼上》知识分子的颓废与退化。] [美]明恩溥著：《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呈现了中国人的重面子、重礼节、拐弯摸角、自以为是、互相猜疑、缺乏同情、言而无信、缺少慈善、缺乏公共精神、节省、勤劳、知足常乐、浪费时间、头脑僵化、麻木不仁、因循守旧、漠视舒适方便等特点。] 林语堂著，易坤译：《中国人》，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着重分析了中国人的几种典型性格特征，如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因循守旧；并进行成因——家庭制度的牢固与个人权利的无保障；政治气候决定人们的性格而不是相反。]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把中国文化喻作酱缸，指出其进步的缓慢，呼吁人们痛起砸酱缸，柏杨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引起了青年反思传统文化的热潮；] 龙应台著：《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时事出版社；[在中国敢说话成为美德，人们习惯于采取不惹事、不生气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权益受损；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闹事，要求政府勇于负责；批判了现实教育对学生的驯化，中国大学生的幼稚；] 徐志耕著：《南京大屠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国民的懦弱与胆怯与力量分散，对悲剧形成的影响。] 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初等教育不易于普及，成为实行民主的障碍；中国更长于维持稳定而不是进步和变革；中国必须自救；] 罗素著，王正平译：《中国人的性格》，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老庄哲学教导中国人的冷静与高雅，孔子培养人的举止风度和良好礼貌；中国人对中国问题的无动于衷与麻木不仁；中国人的从众；] 袁银传著：《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孕育的小农价值观以及小农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关系，小农意识对现代化的阻碍；] 崔文华著：《权力的祭坛》，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把中国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定义为权力私有制，把国人分为君、臣、民，分析了专制政体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官僚体制的弊病，分析了政府成为官府不为人民负责的传统及其成因；君主专制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扼杀，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剥夺；] 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著：《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专制权力对人身的支配、对土地的支配、对社会利益分配的决定、对工商业、城市发展的限制、对文化的统治，以及由专制决定的社会周期性动荡；] 金观涛、刘青峰著：《兴盛与危机》1983年[依据系统论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指出了超稳定系统的静态与停滞的内在原因；] 帕金森：《帕金森定律》，三联书店，1982年版；[官僚政治中冗员必然越来越多，而人的能力必然越来越低，官僚政治必然导致低效；] 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分析官僚政治与小农经济的相互关系，官僚政治与科举制度的关系等；] 刘永佶著：《中国官文化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分析中国官本位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官本位文化对民主的阻碍作用；] 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以历史学家的深厚历史知识积累创作的文学性读物，全方面地展现了专制时代国人的存在方式及各方面的问题；]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与进展状况 郭力安、祖阔主编：《中国读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蔡启超、孙中山、鲁迅、马寅初、李大钊、陈独秀、陈天华、邹荣、冯雪峰、闻一多等的传世之作，对中国现代化的设想，对国民性的批评，要求国民的牺牲精神、团体意识、沉着、勇猛、自主、进步、实干精神等。] 何宗思编著：《中国人格病态批判》，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传统社会中的专制主义导致国民性格中的主奴意识；当代呼唤以平等为核心的公民精神，中国的公民要做大写的人] 杜威著：《五大演讲》，选自沈益洪编：《杜威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杜威对传统道德与新道德的分析，提出新道德包含的人的判断能力，人的道德观念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的价值观反思是有启发的。] 黄建中著：《比较伦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提出道德发展的阶段：由习俗道德到反省道德] 陶东明，陈明明著：《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政治参与是衡量民主程度的标志；当代中国政治参与发展，但从其参与方式、类型主要是公民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与地位来看还远远不够] 马斯洛著，成明编译：《马斯洛人本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人的自我实现的前景，自我实现曾经极大激励了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社会参与热情，并且自我实现已或显或隐地进入青少年的价值观系统；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关于低等需要满足对于高等需要出现的必要性价值，对于理解国民性有重大启发。] 钱宏、李志强著：《参与——现代人的追求》，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呼吁青年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参与的必要条件及自创良机的基本原则；参与者要打破家庭学校与单位对自我创造性的束缚。] 杜时忠著：《德育十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本书强调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强调厘定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界限，直面全球化、环境恶化等重大主题；努力深入探求道德教育的内在规律，寻求克服功利主义的路径，表明了作者谋求学术独立以及以独立姿态进行对真理的追求的学术方向；这种研究在当前中国是有代表性的。] 何博传著：《山坳上的中国——问题、困境、痛苦的选择》，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转型期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政府与国民心理的保守愚昧落后与无知；教育中存在浪费，学生的稳重保守与知识分子的功利而非真理追求。] 尚晓原著：《中国国民的自我抑制型人格——商品经济中的市民心态剖析》，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转型期市民心态的保守性、忍耐与重实际，而公共道德素养缺乏，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民族性格有待发展。] 梁晓声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政治在社会中的力量过大，资产者、买办者与中产阶层大量依靠官员的意志与帮助；解决社会问题靠思想的说教是不行的，根本途径在于真的从根本上着眼着手解决它们。] 梁晓声著：《93’断想——谁是丑陋的中国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知识分子要敢于做乌鸦；中国人的缺点是不良环境的教养结果；中国社会中公仆成为主人，一级怕一级的现象较普遍；知识分子无谓地争论；] 斯超选编：《神圣忧思——当代中国新潮启示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伦理相对主义，人们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质疑与否定及人们思想上的困惑；中国社会中的人才流动激活了国民的头脑，但人才自由流通的机制还不健全；用人体制的官僚主义倾向导致人才外流；独生子女的四二一综合症与望子成龙的应试教育并存。] 常作印：《泪洒中国教育》，凯迪网络；[批判了教育研究领域中的文字游戏、教育研究者的不务实际，而教育领域中的这些现象可看作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状态的个案；而这又有着复杂的现实原因，如知识分子的非独立性，学术评价体制的缺陷等；] 香港公民教育课程纲要、圣公会李福庆中学公民教育科工作计划书98-99，网络；[从中可看出影响青少年成长的新事物，如单亲家庭、毒品、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环保，金钱教育] 王寒松著：《当代文化冲突与青年文化思潮》，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该博士论文较全面地展示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期青年文化思潮的发展状况，反映了青年文化思潮与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关系，提出了如何引导青年文化的健康发展的问题；] 张俊芳等编著：《社会转型期社会文化心态变迁规律研究》，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在描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对社会文化心态影响的基础上，从系统论角度提出了转型期社会文化心态演变规律-有序重组规律，涨落突变规律，模糊相变规律，方向转移规律等，对于把握价值观念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推动其发展有重大启发意义；本书也因此而优于其他同类研究。] 单光鼐，陆建华主编：《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教育、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参与等方面对转型期青年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本阶段青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观念发展与行为滞后的矛盾、参与的随机性等。]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著：《聚集新生代：第一代未成年人现状调查报告》，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全面介绍了北京市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发展状况，指出青少年思想的积极向上、崇尚创新与注重自我发展等特点，也提出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树立科学信仰、引导消费观、恋爱观，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等重大教育课题。] 注：[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德育建设等方面的资料，李红梅同学已进行了详细梳理，在此不再列出。 [2]《道德与文明》《青年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中关于这些方面的论文较多，笔者暂不对之进行索引。
索引之后的思考：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发展的转型期，转型构成了我们思考中国社会一切问题（包括教育问题）的基本背景。关于社会转型，笔者有以下基本立场： ·社会转型是社会系统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形式，是社会的组织运作方式由较低级形态发展到较高级形态的过程。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要素不断产生并壮大，既有的要素间的结构关系（包括阶层分布、生产方式等）发生重大、根本性调整；除旧布新、辞旧迎新是关于社会转型的直观而简化的说法，新与旧的更替，必然要经过长期、曲折的认识与实践过程。 ·因而，转型期实质上成为由过去到未来的过渡期，转型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充满了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冲撞、磨擦。国民人生观、价值观受其决定，因之表现为先进与落后并陈、开放与保守共在的多元状态。 一、 过去：传统中国与传统国民 实践是思想的源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即首先是农业经济，其二是小农经济。农业生产（主要是劳动对象）的特点，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乃至整个生活对自然的节气、天气等有深刻的依赖性，这种依赖主要表现在“看老天脸色吃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对活动过程及结果的无把握性。生产技术、劳动工具的落后与自然条件的恶劣，导致传统中国的农业经济停留在小农的分散经营状态，每一农户是一个独立经营、独立结算单位，必然要考虑家庭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进行生计的谋算。在家庭内部，表现在勤劳、踏实、能吃苦；收支由家长统管，积蓄钱财，增买田地、扩大产业；上下和睦，团结协作，减少内耗；繁衍子孙，壮大家庭力量，保持财产不外流。在家庭与外界的关系上，表现为交友的慎重，尽量选择那些友善的、有权有钱的做朋友或亲戚，避开那些凶暴不良的、穷困潦倒的；在日常与大家族成员、乡邻保持友好、和谐，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得到帮助，但不给予完全信任，也尽量不涉及他人的麻烦事，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以免受到不太好的牵连。这里集中体现了小农生产者的自私性与保守性，决定了小农社会中人与人联系的松散性（家庭之外的不团结、无组织、无纪律）。 在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成员被划分入不同的等级，各种社会地位构成多级的阶梯，政治体制长期沿续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专制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其典型表现是“一言堂”、“上头说了算”、“老爷说的就是王法”。在专制条件下，不存在有力的权力制衡机构，也不存在具有普遍权威的规则系统。做官于是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拥有特殊优越性的职业。官为长，为父，为老爷，他们拥有对属下百姓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及人际冲突中的绝对优势。由于国民自发组织的松散与明哲保身的处世方式，国民倾向于尽可能地容忍官员的胡作非为，安分、老实、顺从；“枪打出头鸟”，尽可能不出众，不犯错，终其一生不愿与官府发生关系，“民不与官斗”。在另一方面，百姓又艳羡官员的排场、权贵，渴望有机会与官家建立友情、联姻，或者通过有效途径在自己家里培养出一两个做官人（如科举制度下民间对“中举”的向往）。百姓对待官府的这种既怕官又想当官的心态与不同级别的官员对待上级的态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下级官员在上级面前老实、肯干，察言观色，努力做到既不错过升迁机会也不惹上可能降职处分的麻烦，“不倒翁”成为官员的偶像。 在文化观念领域，中国社会形成了它完整的“好人”形象与善恶标准，如乐善好施、大度、体谅等。从众的中国人在社会公共领域（人与人交往）时也表现出对这种好人的期盼、赞颂，也会做出一些符合道德标准的承诺。然而，乐善好施等只是国人对他人的期望，即希望自己能从他人的善行中得到好处；真正成为国人生活榜样的往往是发财有道、持家有方的成功人士（不管这种成功是否符合善的标准），而这种对成功人士的欣赏只是在一个亲近的小圈子里才有所表达的，或者说，基本上是落实于生活的谋划过程之中而较少诉诸话语表达的。于是，中国舆论中出现了道德观念的一元化局面；而“当面不讲”不等于完全没有异端思想，“当面不讲”与“背后乱讲”、“人前一套”与“人后一套”、“说一套”与“做一套”是相对应的。有的行为可能在公共聚会上被誉为神圣，而在私下讨论中又被视为愚蠢。总之，中国社会中，话语与行为是两码事，说归说，做归做，说的冠冕堂皇，而做得就不那么仁义道德了。 概要而言，传统国人的生活是一种依附性的生活，所谓依附，首先表明个体无完全的独立性，其二又意味着个体有一定的独立性与特殊的自我利益，个体自我利益的实现要通过一种与外在力量妥协、借助外在力量的方式来达到。依附生活本身的矛盾导致国人生活与观念中的诸多对立统一：一方面是顺从自然、依赖自然，另一方面又顺应自然，发扬勤奋、机巧，争取更大收益；一方面是为人和气，不得罪人，另一方面是各自为政，暗中使劲，人情淡薄；一方面是从众、随大溜，另一方面是务实，功利为先；一方面是敬畏官长，循规蹈矩，不出头，不作乱，另一方面是在有限范围内谋求政治、经济优势地位及不守规矩的资格；一方面是期盼好人多、清官主政，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家、自身利益不顾礼法，甘当恶人。总之，几千年传统中国社会长成的国民，因依附而保守，因保守而无知、蒙昧，几千年传统国民的基本品格是依附的而不是独立的，保守的而不是开放的，蒙昧的而不是自觉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 二、未来：现代社会与现代公民 当代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一场在新的国际背景和秩序中自觉启动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起点、以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科学化、社会政治生活的现代民主化法制化和社会文化生活的现代文明化多样化为基本目标模式或总体价值目标的现代化运动。科技、市场、民主、法治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在不断走近的未来社会中，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大行其道，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成为生产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量；人与人社会交往的范围扩大，建立全社会普遍的分工、协作关系；经济体制由封闭走向开放、由权威垄断走向市场多元化规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个人从家庭、公社、单位中解放出来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活动主体与利益主体，法律作为普遍规则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发挥全面规范与调节作用。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公民作为平等主体的身份得到《宪法》与其他法律的确认与保护，健全的民主选举、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力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在事实层面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代理人。文化、消费生活呈多元发展态势，公民在观念与生活选择上持尊重选择、宽容、理解态度，公民在不触犯《宪法》与法律的空间内自由选择，创造多彩的幸福生活。 科技、市场、民主、法治彻底改变了我国国民的生活处境，同时，也就在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的存在方式。“人就是人的世界，国家，社会。”身处知识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中的现代国民，不再是局限于一家一乡“一亩三分地”的依附于群体、他人、遵从权威、上级的传统宗法成员，而是掌握现代科技、全面投身广阔社会公共生活的、平等、独立的活动主体。他享有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自由与基本权利，拥有与社会中其他成员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同时，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也平等地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这种人，走出了宗法的阴影，步入了广阔的公共领域；摆脱了对权威的依赖，而实现了个体的独立；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现代公民是独立的而非依附的，开放的而非保守的，自觉的而非蒙昧的——独立、开放、自觉成为在未来社会中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经济、政治不断走向进步的内在动力。 三、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当代国民观念状况 “在路上”是对转型期社会发展的一种恰当描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由过去走向未来的变迁过程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变迁积极展开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社会中广泛存在着“旧”的阴影与“新”的雏形。 就产业结构而言，国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引进先进技术等方法，逐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与日俱增，城市、城镇发展迅速，各行各业（包含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上升。但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仍然存在，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约大多数，而自给自足、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在全国范围内仍占相当比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带来了社会产品的丰富，初步表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蕴含的本质上的优越性与先进性，然而，由于政企职能关系混乱、经济法规建设不健全等因素，非法经营、不公平竞争现象比较普遍，高效、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还须假以时日。民主、法治已列为政治制度建设的基本纲领，民主选举、监督机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日趋完备、合理并与际接轨，但在民主初创阶段，传统官本位文化与官僚体制的影响仍相当大，新体制仍有很多漏洞，民主理念与现实做法之间距离较大，政府暗箱操作、腐败情况较严重，公民参政、监督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文化领域呈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多元共存，社会生活呈多样化发展，狭隘政治文化一统局面得到扭转，但政府坚持以奉献、爱国为主要内容的一元价值导向，政府对文化的管理与引导仍是强大的，政府与社会各界对于能否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博弈有不同看法，怀疑的态度基本上占主流。 在变化了的生活中，我们形成变化了的观念：新的观念产生，在过去被压抑了的声音得到了表达，旧的观念受到了质疑，在过去被某种力量强化的话语开始接受理性的审视。通观二十年来国民观念的变化，最根本的是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主体意识的发展，传统所理解的为了集体与国家、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以至个人生命的崇高、神圣的人生不再得到盲目的信任，并且也失去了在大众舆论、宣讲中无可置辩的身份；爱自己、“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在社会各界得到较广泛的认同。有调查结果表明，85%的青年认同“一方面努力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国家与集体的利益”的公私兼顾的人生目的观。 追求个人的美好生活，成为社会中占主流的生活观念；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意识呈现出与传统相区别的特征。在经济领域，人们更加关注利益、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自主创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等追求，但创业与竞争的意识并不是全社会范围内的普遍意识，仍有相当一部分成员（主要是在现有的分配结构中处于有利地位者）持有对单位的依附心理，喜欢吃大锅饭，要求国家、单位为个人解决实际问题。在市场竞争领域，由于竞争规则的缺乏，人们于实力的竞争之外，也把相当精力用于“拉关系”，公平竞争的意识尚不成熟。在政治领域，国民关注政府行为，要求政府代表人民利益，想群众所想，能够通过其多方面政策为人民带来福利；要求清官，对政府官员的个人修养仍保持相当关注；然而，由于政治启蒙的不充分，群众的政治意识呈现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注重政府所带来的现实利益，而对民主程序、政府运行机制缺乏全面认识，对民主程序的必要价值不甚明了。在法律意识方面，国民在信任法律、依法维权方面有所觉醒，但大量国民停留在守法、不犯法的传统水平，对于立法的参与一方面缺少畅通途径，一方面也没有主动意识。在道德、生活选择领域，人们有了相对传统较宽容、自由的选择环境，有的成员在时代变迁中选择个性化、多样化的丰富生活（如青年志愿者），而有的成员则把对幸福的追求定位于狭窄的个人欲望与个人中心的生活中，或者把权与钱作为人生的主轴，或者把个人的感受（愉快、苦闷、孤独等）夸大为人生的全部，社会生活因而在总体上呈现驳杂的多元状态。 对转型期国民观念作一综合认识，可以认为，转型期复杂、多元的观念体系中，有先进而有待发达的，有落后而大量残余的，具体表现在：独立性不足与依附性残余；进取性不足与守成性残余；理性不足与蒙昧残余。笔者以为，在转型的今天，国民已开始从整体主义的束缚中走出，进入尊重个人独立性与主体发展的阶段，但这还是相当不充分的。
* 刘长海（1979- ），男，山东东营人，华中师范大学教科院德育原理专业博士生，E-mail:chliucn@hotmail.com
[1] 黄白兰编著；《盲点：中国教育危机报告》，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2]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4. pp102.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立足于我国社会变迁之中学校德育的现实困境，希望能够汲取杜威德育思想的营养，建构新型德育思路。他首先对杜威的德育思想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一系列富有重大启发意义的思想或命题，接下来，作者梳理了杜威德育思想进入并影响中国学校道德教育的历史过程，清晰地归纳并论证了中国教育变革历程中的杜威德育思想，最后，作者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阐述了杜威德育思想对当代中国德育变革的启示。除此之外，在理论上，他还探讨了杜威德育思想与中国德育原理创新，并在实践方面，提出了学校教育的整体德性改造思路。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作者简介刘长海，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学士（烟台师范学院）。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和教学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教育研究与实验》、《江苏高教》等杂志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目录绪论社会转型与德育变革
一、转型期德育变革问题的提出
二、转型期学校德育变革研究进展
第一篇杜威的德育大智慧
第一章杜威德育思想概观
第一节杜威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杜威的民主社会观
二、杜威的经验观
三、杜威的道德观
四、杜威的教育观
第二节杜威德育思想概观
一、美国传统德育思路及其面临的挑战
二、杜威的道德教育批评
三、杜威的道德教育思路
第三节杜威德育思想与杜威教育思想的关系
一、杜威德育思想是“道德的教育”思想
二、杜威德育思想与杜威教育思想的同一
三、“杜威德育思想”的概念分析
第二章怎样的教育是“道德的教育”
第一节学校教育的角色定位
一、学校教育的发生学考察
二、民主社会的学校职能
第二节学校教育目的的反思与重构
一、教育目的领域的传统观点
二、杜威对既有教育目的观的批判
三、“教育的道德目的”的建构
第三节课程体系的价值反思与厘定
一、衡量学科价值的社会性标准
二、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的争议与审思
第四节教学方法的德性分析与重建
一、传统教学方法的基本形式及其德性问题
二、教学方法的德性批判与重构
三、“做中学”与“教育中的道德原理”
第五节学校管理的德性分析与改造
一、民主社会对公民的要求
二、学校管理的德性分析与改造
第六节直接德育的有效性思考
一、传统直接德育的有效性分析
二、当代直接德育的有效性提升
三、直接德育与“做中学”的关系
第七节“道德的教育”的实践图景
一、实验学校概况
二、“道德的教育”的实践图景
第三章杜威德育思想的辩证性特征分析
第一节个人与社会
一、个人与社会的对立
二、民主基础上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三、个人与社会统一的教育目的观
四、个人与社会统一的道德体系
第二节知识与道德
一、科学知识与道德的隔离与对立
二、“美德就是智慧”的理念与争论
三、知识与道德的统一
四、能力、修养、纪律与道德的统一
五、知识与道德统一的教育学意义
第三节学校教育与生长
一、学校教育与生长的隔离
二、学校教育与生长的联合
第四节经验与课程
一、经验与课程的对立
二、经验与课程的统一
第五节兴趣与责任
一、兴趣与责任的对立
二、兴趣与责任的联合
第六节兴趣与能力
一、兴趣与能力的对立
二、兴趣与能力的统一
小结杜威德育思想的贡献
一、“对社会有益”是道德的真实内核
二、道德教育是教育的道德维度
三、教育的道德目的统率教育
四、通过学校教育实施全面德育
第二篇杜威德育思想与中国德育变革
第四章中国德育变革历程中的杜威德育思想
第一节杜威德育思想与民国时期教育变革
一、杜威教育思想进入中国的历史过程
二、杜威教育思想的全面借鉴
三、杜威德育思想的历史遭际
第二节20世纪50年代我国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批判
一、杜威教育思想被批判的时代背景
二、杜威教育思想被批判的基本情况
三、对杜威德育思想的批判
第三节杜威德育思想的深入认识
一、杜威思想的重新评价
二、杜威教育思想的全面阐发
三、杜威德育思想的当代研究
第五章杜威德育思想与中国德育原理创新
第一节“道德人”的形象重构
一、“道德人”与中国德育传统
二、从“政治人”到“道德常人”
三、“道德人”与“有用的好人”
第二节德育实体性的消解与重构
一、我国德育原理中的德育实体性概念
二、德育实体化的思想支持与批评意见
三、德育实体性的消解与重构
第三节德育观念的辨析
一、“德育首位”论
二、“学科德育与教书育人”论
第四节德育原理概念体系的批评与重建
一、德育原理概念体系的德育实体化倾向
二、德育实体化导致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三、另一种德育原理的建构思路
第六章杜威德育思想与中国德育实践创新
第一节从功利教育到责任教育：学校教育的角色定位
一、功利教育的内涵解析
二、我国学校功利教育的历史与实存
三、功利教育的社会背景、基本特征与现实危害
四、走向自觉的责任教育：转型期学校教育的应然定位
第二节学校教育的道德目的：培养负责任的公民
一、何谓“公民”
二、公民责任及其特征
三、学校教育之道德目的的时代规定
四、“培养负责任的公民”的合法性分析
第三节学校教学的德性改造
一、学校教学的德性分析
二、学校教学的德性改造
第四节学校管理的德性改造
一、学校管理的德性分析
二、学校管理的德性改造
第五节直接德育的德性改造
一、德育课的德性分析
二、德育课的德性改造
第六节责任教育与生活德育的对话
一、生活德育研究的缘起与主张
二、责任教育与生活德育的比较
三、生活德育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来自责任教育的启示
结束语道德的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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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31 20: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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