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来湖北印学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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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以来湖北印学发展简史 张浪 张波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长江流域的古文明和黄河流域的古文明一样源远流长，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勤劳智慧的楚人以“上下求索”的精神，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 独具魅力的楚文化。         1975年，在楚国故都纪南城边发掘的江陵70号秦墓中，出土“泠贤”两方私印，一大一小，一玉一铜，现存荆州博物馆。大的一方为玉质，以小篆入印，秦传二世仅15年，秦代下葬的人多生活在战国晚期。此印打破大篆入印的陈规，直接采小篆为文，即使在秦朝也属大胆创举。小的一方为铜质，基本是大篆，但已接近后来才定型的摹印篆。摹印篆取代大篆是汉印的标志，这种历史瞬间的飞跃在楚印上得到印证，可谓楚印对中国印学的贡献。        1981年湖北随州擂鼓墩出土的曾侯乙成套大型编钟、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出土的楚简更是让世人惊叹。湖北地区历代金石遗迹星罗棋布，著名的有李白“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诗刻、黄庭坚襄阳诗刻、苏东坡西山题名，黄鹤楼、米公祠、松风阁、三游洞等名胜古迹令人流连忘返。 楚地文化积淀丰厚、金石文物众多的盛况，也催生了楚地文人对金石文字的探索激情，于是乎严观的《湖北金石诗》、陈诗的《湖北金石存佚考》、叶志诜的《湖北金石录》等著作先后问世，经缪荃孙、杨守敬编撰、校审的《湖北金石志》更是集腋成裘，补史传之缺失。《湖北金石志》三十二万字，引证书籍涉及经、史、子、集达一百八十余种，涵盖商周至元代九百余件金石器物，成为楚地最重要的金石文献。 从清朝末年一直延续到当代，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兴起了涵盖金石考据学、文字学、篆刻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即汉派印学，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篆刻家和印学理论专着。今天研究汉派印学的发端，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是武汉自身形象宣传的需要，也是尊重人团结人，营造良好的湖北良好人文环境的需要 一、汉派印学的萌芽期（清朝末年）        “两湖熟、天下足” ，湖北向为江南富庶之地、鱼米之乡，武汉为九省通衢之要塞，在张之洞的倡导下，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武汉作为督抚所在地可谓占尽天时、力拔头筹。经济的繁荣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个时期武汉的书籍出版、私家藏书、金石收藏居国内重要地位，汉派印学在这样的经济文化背景下萌芽滋生。端方、杨守敬、黄牧甫是汉派印学的萌芽期的重要人物，其金石学、篆刻学成果为国内翘楚。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中国清末金石学家。一生嗜好金石书画,大力搜集收藏青铜器、石刻、玺印等文物。着有《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端方自称：“余少稽此业，自为京朝官，及杖节方州，盖尝物色求，自诡以实验为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争以购归余。其旧者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罗。”1900年因庚子之乱护驾有功，端方先后任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 黄牧甫(1849-1908)名士陵，晚清印坛杰出篆刻家，“黟山派”创始人。黄牧甫一生为客，四海漂泊，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应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所邀,携长子黄少牧来武昌，协助端方从事《陶斋吉金录》的编纂工作，这个时期黄牧甫创作了大量作品，也为端方及其家人刻了大量印章。         1904年归老故乡到1908年病逝，黄牧甫再未出山。据《同听秋声馆印》跋：“士陵篆刻无所师承，每自愧不足为知己者用……”可知，黄牧甫篆刻并无具体师承，其转移多师、勤奋善悟，加上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其艺术成就的关键，黄牧甫对历代金石的广博涉猎，使其篆刻艺术实现了由“印中求印”到“印外求印”过渡。武汉是黄牧甫做客生涯的最后一站，汉上丰厚的吉金乐石藏品滋润了黄牧甫的篆刻艺术向颠峰发展，同时黄牧甫也对汉派印学的萌芽产生重要影响。 称黄牧甫为“黟山派”，是印坛以篆刻家出生地命名的习惯说法，其实黄牧甫一生的篆刻生涯在故乡的时间很短，汉派印学无须硬拉黄牧甫来壮大阵容，只是就历史而言，汉派印学的萌芽期确实烙上了黄牧甫诸多痕迹。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学者、大藏书家，精于版本目录学、金石文字学，着有《楷法溯源》《学书迩言》《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激素飞清阁评帖记》《望堂金石集》《寰宇贞石图》等著作。 由于杨守敬一生著述颇丰，在多个领域广有建树，所以其学术声望掩盖了书名，其印学成就更是鲜为人知。《清代学案》一书只是对其舆地学进行评述。 杨守敬在《壬癸金石跋》中有“古玺跋”“桑干镇印跋”“建州刺史印跋”，于古印鉴别详慎精微。杨守敬于印学的最大贡献是其对元押的收集整理，其序云：“有元一代书法，自赵文敏、鲜于困学后，承学者争仿效之，婉丽有余，而古意略尽。唯士大夫姓名押，尚有魏晋遗意，盖其时风尚所趋，又仅经营一字，故疏宕有奇气。顾嗜印章者，竞羡秦汉，而以元押时代较近置之……”受厚古薄今时风影响，印学界普遍存在对元押视而不见的现象，印谱编选多不纳，少数亦仅列数枚以为点缀，直至杨守敬《印林》刻刊问世后，印学界观念方为之大变。 端方任湖北巡抚期间，端方和黄牧甫、杨守敬经常切磋印证金石文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端方凡获重要新藏，除找黄牧甫鉴别外，还多找杨守敬鉴赏印证。杨守敬若不能亲到，端方必致函垂问。端方在致杨守敬一函云：“自愧弇陋，徒饮其瑶，莫名其器，非博识多闻之君子，莫能辩此，特以拓本奉鉴……”由是可见抚台大人对学者的尊重程度。1903年张之洞、端方以“老成硕望，博览群书，致力舆地学数十年，于列朝沿革险要洽熟精详，着书满家，卓然可传于世”之誉，合力保荐杨守敬入经济特科。端方调任两江总督后，杨守敬应端方礼聘，于1906年、1909年两次赴金陵，为端方题跋所藏金石碑版。 作为书法家、金石学家的杨守敬在当时即受到印坛的普遍重视，与之交往的除学者、藏家外，罗振玉、沈曾植、张裕钊、黄牧甫、吴石潜等书法家、篆刻家多与之友善。《邻苏老人题跋》云：“山阴吴君石潜精篆刻，藏印甚多，尝以其秦汉印选、国朝诸名家印及西泠八家印谱赠我，知其与杭州丁君辅之结印社有年。又出其《西泠印社图》属题，亦吾旧友陈君蓝洲笔也，余刻日归鄂，不及为之祥述，倚装书此以志之。”         据《印林》序云，杨守敬曾于汉上王子上、王子石昆仲编汉唐印，惜目前难见实物。杨守敬也常和湖北学者东湖饶敦秩研讨元押。 清代晚期，汉派印学的萌芽有其特殊的地域环境和条件，两湖书院的设立使武汉会集了很多学者，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潜江甘鹏云便是从两湖书院走出来的学者，其编撰《方志商》《崇雅堂碑录》在当时也较有影响。武汉也产生了杨守敬、徐行可、柯逢时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大藏书家，收集金石古物、鉴别考证、结集出书在武汉成为风气，这时期的丰硕成果为民国时期汉派印学的正式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汉派印学的发端（民国） 民国时期篆刻艺术空前繁荣，自西泠印社起，印人广泛结社，随着印学期刊的出版和专业艺术学校的设立，中国印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民国时期既出现了吴昌硕、齐白石这样的篆刻大家，也有令人叹服的篆刻作品总量和综合成就。可以说民国时期的篆刻艺术足可与前代比肩。我们在考察民国时期印坛风貌时，除了将其整体成就与前代进行比较外，还应该重点研究印社的发起、印学期刊的出版和专业艺术学校的设立，因为这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创举，是民国印坛有别于前代的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是报纸期刊的发端，出现了专门的书画篆刻报刊杂志，这是前人不能想象和难以做到的。1931年，易均室先生创办了湖北地区民国最早的书画篆刻刊物《艺甄》，与北平的《艺林》、广州的《艺彀》相鼎足。可以说，民国时期出现报纸期刊就象今天出现网络一样重要，谁能否定今天电脑网络对人们生活、艺术的作用。中国清朝以前的书法史可以说是官僚贵族的书法史，或是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这样的政府要员，或是象米海岳等御用专职人员，再次是象怀仁等受到礼遇的高级宗教人员。还有就是依托达官贵人，也就是中国传统中的养“士”和门人之风而立足艺坛的一批文人。可以说：专业的书画篆刻报刊杂志的诞生，艺术作品可以跨地域跨时空流传，平民艺术家登上艺坛永载史册有了更大的空间。中国人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是我们的自豪，民国时期有了专业书画篆刻报刊杂志是艺术界的骄傲。 民国时期出现了专门的艺术类学校，这也是一个质的重大飞跃。蒋兰圃、唐义精等先生创办的武昌艺专在全国享有盛誉,一大批名家执教于武昌艺专，专门讲授金石书画课程，也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过去书画篆刻艺术都是师徒相传的单一传授模式，不外乎一师多徒，一徒多师转移多师等情况，与严格系统的教学、批量地培养艺术人才不能等同而论。这种艺术教学体制变化后的结果，简单的漠视近乎于无知。 武汉作为民国时期文化中心城市之一，文人汇萃，引领风骚。民国时期武汉地区的印学成就奠定了汉派印学的基础，在当时全国具有重要地位。这个时期汉派印人虽然没有明显的创派意思，但已被当时的印坛称为“印学粤汉派”，这种提法与当时的行政区划有一定关联（武汉现在还有粤汉里、粤汉码头等老地名），汉派印学的发端和兴盛对中国印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艺甄》的出版和易均室对印学理论的研究，作为汉派印学的发端，奠定了汉派印学的基础。 易均室（1886——1969）名忠箓、字均室、号穞园，斋堂为静偶轩，湖北潜江人。易均室先生早年就读于武昌经心书院，光绪末年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并参加了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易均室先生在潜江响应独立，后参加讨袁护国军。 作为中国近现代印学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易均室一生对文物典籍悉心搜求、不遗余力，致力于金石文字考释之学，且著述颇丰，有《古籒臆笺》《静偶轩金石题跋》《柏风堂题跋》《说文部首形系》等十余种传世。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俞建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专条评述，沙孟海在他的《沙邨印话》中说：“世间不可无易均室。”         1929年湖北省政府当局力邀易均室担任湖北图书馆馆长一职，易均室在图书馆馆长任间，征集和接触了大量古籍文献和金石拓片实物。在资料的整理过程中，易均室感到当务之急是培育大批金石学人才，并集中专家学者潜心研究。经过慎重考虑，易均室辞去了湖北图书馆馆长职务，执教于武昌艺专，专门讲授金石书画课程。         1931年，易均室创办了湖北地区民国最早的书画篆刻刊物《艺甄》，汇编艺友雅集之金石书画和收藏的古玺汉印，共编印六期，其首期刊头即为先生手泽。为了搞好《艺甄》的作品征集工作，易均室不辞辛劳，千里迢迢奔波于齐、鲁、陕、豫等地，收获颇丰。一时间武汉成为海内名家汇聚之重镇，艺友之间互相考释印证、唱和切磋。到易均室寓所一饱眼福，观看其收藏的金石拓片、古籍善本是艺友们的一大幸事，海内名家也乐于为易氏奏技，刻印作书相赠。易氏则常常以所藏金石泉镜之妙品，亲自模拓并在拓片上题跋钤印答谢朋友，在当时传为佳话。 五六十年间，与易均室先生交往甚密或有联系的知名篆刻家约四五十人，如赵叔孺、徐星洲、吴石潜、王福厂、唐醉石、易大厂、邓而雅、沙孟海、方介堪。黄宾虹1931年曾为其作山水图，易均室自题行书跋。沙孟海为其刻“静偶轩夫妇心赏之符”一印。王福厂拓钤印稿遇到古字，如有疑惑则常问教于易均室，王福厂之谦虚、易均室之严谨当为学者风范。 易均室博古多识、赏析甚精，对自己要求也甚严，平生除部分自用印和应弟子所求外很少奏刀，印章刻成后满意而留下来的很少，往往是刻了磨掉、磨后再刻，一但定稿必是精品，博得同道赞誉。这种严谨的习惯影响到徐无闻、程白舟等人。（徐悲鸿的秘书程白舟先生存有易均室先生为其刻的一枚名章，并观看了其奏刀的全过程。）《陈子庄年表》称陈子庄与篆刻家易均室等相交往。四川书家曹建评易均室篆刻渊穆古雅、深得古法。由于易均室存世的篆刻作品绝少，故很多人介绍易均室于篆刻只赏析、不刻印，这显然是一种误解。看来，对易均室资料的整理、尤其是篆刻作品的收集，有待于后人进一步努力。随着印学史研究的深入，易均室作为近现代金石学巨匠的地位将为艺坛所共识。沙孟海说：“治近现代印学史，不可不知易均室。”        易均室胸襟坦荡，虽然视文物典籍为生命，但从不把其所藏独占私有，曾将艺友为他刻印三百余方，先后辑为《均室鉨印》、《穞园印鲭》分赠同好。解放后，唐醉石任湖北文管会主任，筹建湖北博物馆，易均室和刘问山响应政府号召，捐献了大量文物典籍，其功不可没。易均室的艺品藏德为后人敬仰。“文革”中，易均室在四川新收藏的文物书籍和手稿被焚一空。先生郁郁寡欢，撒手而去，其爱护文物之挚情、人物两亡之劫难叫人嗟叹不已。 一些朋友提出的问题必须引起关注，那就是易均室先生为什么没有加入西泠印社。经过问教于老先生和对所收集资料的研究，发现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一则当时西泠印社还不是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只是浙杭地区部分篆刻家雅集性的松散组织，并不具有统一的权威性。二则武汉作为辛亥革命首义城市，在民国时期具有文化中心地位，湖北图书馆作为我国最早创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馆藏丰富，蒋兰圃、唐义精等先生创办的武昌艺专在全国享有盛誉,武汉地区松散性雅集和文人唱和非常频繁。三则易均室先生当时兼任的社会工作较多，又要专心金石学研究，对一些浮名虚誉肯定是无暇顾及的。最重要的是发起并宏扬汉派印学是易均室一大愿望。易均室先生虽未加入西泠印社，却是西泠印社最重要的社友之一，与西泠印社很多名家在半师半友之间。易均室的成就使其被誉为印学粤汉派开山之人。 （二）盛了厂的篆刻实践扩大了汉派印学的影响，为汉上印坛培养了骨干队伍。 盛了厂（1881——1952）原名盛鲁，字善卷、圣传，号蓼庵、了厂，安徽太平仙源人。盛了厂是民国时期汉上印坛的传奇人物，早年赴日本考察教育，曾加盟“消闲社”文艺组织，任《公论日报》汉风版编辑，当时有诗评曰：“天教余韵不沉沦，盟主骚坛有一新。万里喧传公论报，群英翘企汉风人……”        青年时代的盛鲁才华横溢，意气风发，虽然其家庭殷实富裕，但由于身处晚清民国腐败动荡的年代，他既不愿靠祖上的荫蔽过纨绔子弟的生活，也无意仕途经济，而是醉心于书法篆刻艺术的一方净土。先生禀承书香门第的遗风，喜欢收罗古籍善本。他给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小万卷阁”。博览群书滋润了他的书法篆刻艺术，结交艺坛名流开阔了其艺术眼界，使青年时期的盛鲁在商贾云集的大武汉富有盛名。此时盛鲁的印章，从技法上取法明清流派的印章，从内容上看则是书卷气十足。他自刻的两方印“震旦男子盛鲁读经记”“不露文章世已惊”，表现了一个年轻篆刻家的自信和实力。         1916年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厂为盛鲁篆“盛鲁印长寿年宜子孙”印（边款为丙辰春仲福厂仿汉），同时期吴昌硕的弟子徐星洲也为盛鲁篆“盛鲁长寿”、“善卷心画”两印。这期间汉上青年才俊竟相投到盛鲁门下学习金石篆刻，其中著名者有邓少峰、曹立庵、汪印农、陈敬先、黄松涛等。盛鲁的悉心教诲使其门下出现桃李争艳的局面，也奠定了盛鲁作为对湖北印坛产生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位置。 纵观盛鲁篆刻作品，基本是取法秦汉并参习明清流派印章的风格，这也是其时大多数印人走过的同一途径。吴昌硕苍朴雄强、天然醇厚的篆刻风格，是其学习追求的艺术境界。盛鲁曾仿缶翁“但吹竽”一印，边款为“但使吹竽，使工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仿缶庵作，了厂。”吴昌硕有白文印曰：“老芝无恙”，盛鲁刻有“老牛无恙”朱文印，可巧其弟子邓少峰所刻“老璧无恙”，又返回到白文，可以看出学中有变、师古而不拟古的主张，是盛鲁对自己乃至对学生的一贯要求，其艺术承继的脉络是十分明显的。 古玺是盛鲁先生取法的另一个源头，盛鲁先生大量书籍散失后，吴隐的《遁庵秦汉古铜印谱》、赵穆的《清晖书屋印谱（仿汉官印）》等几本重要的印谱一直为其后人保留。从现存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盛鲁对古玺进行了深入的模仿和领悟。“古墨和云写旧山”一印是其融会贯通后的成功之作，其用刀以冲刀为主，结合切刀使刻出的线条既拙朴又不失其爽利，布局则疏朗与紧密相得益彰。 经过民国时期的动荡和战乱，盛氏家庭逐渐衰败，盛鲁由青年时期的无意仕途向中晚年时期的淡忘名利、再向老庄玄学中寻求回归，必然凸现出其创作风格由明亮高亢到晦涩忧郁、再到平和冲淡的轨迹，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红尘朝暮何时了”、“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身”（清项廷纪《甲稿序》），是盛鲁后期篆刻作品风格的具体展现。过去常用的名章“盛鲁”“善卷”“蓼庵”逐渐被“了厂”所取代，“蓼”“了”虽然同音，却不是单纯的删繁就简，它蕴涵了盛鲁沧桑的心理历程、一个“了”字包容了数十年的风云际会。 艺术家的脉搏总是和着时代的变迁一起跳动。1938年6月，为发扬民族抗战精神和保卫大武汉，美术界人士在武昌青年会成立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举办了为期三天的作品展览和义卖，推选蔡元培、冯玉祥、郭沫若等社会知名人士为名誉理事，盛了厂和张善子、徐悲鸿、唐一禾、吴作人、叶浅予等艺坛名流当选为理事。盛了厂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全民抗战之中，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锲不舍斋”。         1938年汪印农为老师篆“盛鲁长寿”一印，其款为“了庵吾师教正，戊寅七月印农敬刻”。此时的盛了厂亦或是买不起新石料，亦或是对石料的质地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汪印农把印文刻在了盛了厂名章的另一面。从盛了厂后人保存的印章实物看，除部分早期印章有纽外，其余大部分作品都是双面印，且是普通的青田石和寿山石。 晚年的盛了厂生活更加拮据，在汉上鬻印难以为生，不得已还要为人看相课卦来补贴家用。看到邓少峰、曹立庵、黄松涛等弟子在艺坛上各有建树，盛了厂先生倍感欣慰。“种桐仙馆”是盛了厂晚年最后一个书斋名，“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一代印人的心声由此可见一斑。故乡太平仙源那葳蕤的桐花萦绕着盛了厂晚年的生活，在桐荫深处，江城的胸襟如同一声老凤的清哜，在夜色里轻轻地滑过……         亦或是盛了厂旧家庭背景所致，亦或是后人对其宣传不够，历史的误会使盛了厂的生平不见经传，然而盛了厂先生对汉派印学的贡献不可磨灭。 （三）闻一多、陆和九、陈敬先的篆刻实践扩大了汉派印学的影响。 闻一多、陆和九、陈敬先是汉上印坛重量级人物，将三位合为一章，并不是对其印学成就的定论，而是基于其对汉派印学的影响而言。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字友三、亦字友山，湖北浠水。闻一多民国时期是著名诗人、学者和民主人士。有诗集和著作《死水》《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楚辞校补》等出版。刘江《中国印章艺术史》有专章评述。      1912年闻一多考取北京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1922年赴美专攻美术，1925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北平艺专、南京中央大学、清华大学西南大学教授。“七七事变”后走出书斋，投身时代潮流，使闻一多成为中国民主进步的重要人物。      1928年秋，闻一多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金石文字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学术之余常有治印，抗战后期，为贴补生活，挂牌鬻印。这时期除了刻治大量姓名印外，更流露出他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感慨，同时也透露他救国救民的理想与追求。1947年，他曾用过一方闲章：“壮不如人”，款曰：“静言思之，此生休矣，因作此印以志恨！”1946年5月，他使用的一方闲章约“叛徒”，这是他在抗战胜利后，对反动政府镇压和平、民主而发出的强烈正义之呼声，也表现了他“诗言志、印亦言志”的胸怀。1944年9月，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常务理事。不久即响应重庆总会号召，参与援助贫病作家的募捐基金工作。他以捐图章润金以资之，对募捐最多的同学，刻印章以赠。如为“其名”刻印，款曰：“援助贫病作家纪念，闻一多刻赠”。当时冯友兰、华罗庚等人准备售字时，闻为其刻印以赠。送给华罗庚的一印，边款还刻了一段幽默的跋语：“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特务暗杀。若天假以寿，凭闻一多的博古通识，篆刻艺术可能取得更高的成就。虽然闻一多一生的主要工作时间不在武汉，但仍然对民国时期的汉派印学产生重要影响。      陆和九（1883 ～ 1958）本名开钧、字和九、号墨厂，湖北沔阳人。曾任北平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陆和九一生著述颇丰，有《中国金石学讲义》《汉武氏石室画像题字补考》《石刻名汇》《文字学》《中国古器物学》《金石文渊》《汉以后金文录》《珠璜碎稿》《北周造像考》《历代造像存征录》《孝堂山画像考》《顺陵残碑考》《宋辽金元碑目》等数十种传世。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专章介绍其篆刻成就。王朝宾《民国书法》收入的湖北籍书家屈指可数,陆和九以其显赫的声名载入其中。 陆和九出生于书香门第，乃蒙古皇族后裔，其祖因元初宫廷之难，逃到湖北沔阳遂落籍为民。陆和九少时受祖辈熏染,尤爱书画篆刻,治印至陆和九已传七代。青年时陆和九就学于武昌讲武学堂、清吏部学治馆。其家学的醇厚加之个人的勤奋,最终让他受益,后历任湖北襄阳第三师范国文教员、武昌大学汉文科长自然顺理成章。 如果追溯陆和九的治学源流，先生中岁迁居北京，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 民国时期，老北京的文化人有个特点就是喜欢逛琉璃厂，特别重视对古旧物的整理和研究, 陆和九也不例外，此时的他任辅仁大学国学系讲师，讲授金石学、古器物学、文字学及书法篆刻等。从学术研究的需要,对金石碑版收罗更是不遗余力,在圈内得了个雅号，谓之“墨老虎大王”。大凡人们淘到好的片子都要请陆和九鉴定,遇到好的精拓碑帖, 陆和九常常欣然题签。现在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的大量精拓碑帖都钤有：“曾在陆和九处”、“沔阳州陆和九朱记”“墨厂”等印记。 家乡湖北留下了陆和九青少年时期太多的足迹，定居北京后，陆和九仍时常惦记着重归故里。以而乐此不疲地向朋友介绍湖北的风物人情和自己的从学经历，言笑晏晏之间重温过去不失为弥补乡愁的一剂良药。偶尔，他会拿出先人刻的《介石山房印景》袖珍本和朋友共赏，那是一套雕镂精细的象牙小印，扉叶纪年“同治壬申七月篆刻”，后赠于友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书法家张难先为策划东湖风景区，筹建“行吟阁”和“屈原纪念馆”等文化设施。为搜集有关纪念屈原的文物，亲赴北京请郭沫若、齐白石、陈叔通、陆和九、王文农等文化名人题字献画，陆和九面对家乡人家乡事，倾全力热心支持，奔走于图书馆和琉璃厂之间，协助收集有关资料。 陆和九的书画师法著名篆刻书画家赵之谦，其篆刻乃渊源家学，先生以双刀入印，冲切兼用，印面清爽静穆，因深谙金石文字学，又善变化，故印作能不泥于古，不染于俗。竹印尤朴茂高致，酷似周秦两汉人铸印。史学家班书阁教授在《墨厂竹印选》云：“开钧吾友陆君墨厂，幼负不羁才，壮不克行其所学，及其老也，遂不得已托艺术以自食其力，诗怪书怪画怪，治印尤怪，盖兼有郑、高（板桥、南阜）二怪之能，而无其失，又独立于八怪之后，而自出其新意趣，并能不悖于古之法，吾知其必不独以印人传也。”     一代篆刻宗师齐白石让自己的儿子齐良迟拜陆和九为师，在辅仁大学从陆和九先生研读秦汉玺印， 〔是否有史料记载？要标明出处，如为传闻，则不可入书〕 齐良迟在学习父亲治印以“单侧入刀”为主时，较好吸收了陆和九“双侧入刀”之长。就学术而言，兼容并蓄，融百家之长方成大器，印人也不例外。 陆和九一生致力于金石学研究，其撰写的《中国金石学讲义》为当代金石学研究奠基作之一，虽然被聘中央文史研究馆，古稀之年为自食其力，仍于书画篆刻钻研不辍。若将先生学养比做一隅静庭，先生著述就是虬枝横逸的一树树梅花。先生曾刻一枚石章，印文“一树梅花一放翁”，谓其真实写照！ 陈敬先（——1952）武昌人，堂号为凿山骨斋，青年时期经黄松涛介绍，拜著名篆刻家盛了厂为师，早年在汉上印坛已富声名，武汉沦陷前避祸重庆，又受教于著名篆刻家乔大壮先生，1940年与谢梅奴、蒋维崧、朱景源、徐文镜、黄笑云、高月秋、曾绍杰等八位印人共同创建了印学团体“巴社”， 其时结集出版了《巴社印选》，乔大壮先生亦为之序。 抗战胜利后，返乡继续从事篆刻创作。一生经历坎坷的陈敬先，晚年醉心印艺，在汉上鬻印为生自足为乐、淡泊名利。《巴社印选》中，“百年苦寂”、“祖遭洪杨之变孙逢抗倭之期两代孤孀百年艰苦”、“幼为孤儿少习货殖壮挟末艺老作游民”等几枚印作应是其漂泊动荡生活中，于世事变化处然不惊心态之佐证。 白文印“建筑师王振淳”，其款为：“振淳先生正篆，辛卯冬月，敬先。”线条以切刀为主却不故作苍莽肆意，得洁净挺爽之趣，章法安排上参差错落中却不故作狂怪，见平和静穆之妙。此作深得玺印高古内敛的神髓，可知陈敬先与其师乔大壮的追求一脉相承。 沙孟海晚年于病榻上还提到“汉上陈敬先”，看来沙孟海眼中的陈敬先也是汉上印坛的代表人物。陈敬先于印艺孜孜不倦，却终老汉上，少为世人所知，一个“苦寂” 岂能道尽其中滋味。 三、汉派印学的早期（建国初期） 东湖印社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社最早的印学团体之一。东湖印社的成立，团结了汉上大批印人，成为继西泠印社后当时中国第二大印社，为汉派印学中兴掀起了第一个高潮。 （一）唐醉石组建东湖印社，为汉派印学中兴掀起了第一个高潮。 唐醉石（1886——1969），名源邺，字李侯、小字蒲佣，号醉农、醉龙，又号韭园，别署醉石山农，六十岁后偶称醉翁。湖南长沙人。作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唐醉石的到来成为汉派印学的领袖人物，掀起了汉派印学的第一个高潮。 唐醉石先生七岁遭父丧，十三岁往依外祖李辅耀宦游浙杭，其外祖父为学识渊博的前朝翰林，擅汉隶，精金石书画。唐醉石从小耳濡目染，与艺事结缘，为其一生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年，西泠印社在杭州孤山创立，唐醉石积极参与活动，社内小盘谷庭园，是先生央得李辅耀慨允捐赠，唐醉石先生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事实有诸多资料证明，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西泠印社三十周年、六十周年社庆中，唐醉石均当选理事。 一九一六年，唐醉石先生应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邀请，至北京任顾问审定古物。凡金石碑碣等古物，入目立判真伪。一九一八年，任印铸局科长，与王福厂、冯康侯等规划、监制政府机关关防、印信。公余治印自娱，交游书画硕彦，品鉴骨董，探研篆刻艺术。从唐醉石的早期经历可以看出目前对唐醉石先生的定位仍然不很准确，应该说唐醉石首先是一位学者，即金石学家、文物鉴定家，其次才是篆刻艺术家。由于求印者众，且润例可以补贴生活，这被视为“余事”的治印却为唐醉石带来巨大的声誉。 印铸局迁至南京后，先生举家随往。一九二八年，唐醉石与王福厂一同主篆〈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监督玉工陈燮之鑴制。唐醉石一生有谦谦君子之古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故在北京、南京期间印界同仁对其口碑甚好。一九三四年西冷印社印刊行《现代篆刻第六集》即《唐醉石印存》，可见其早年风貌。 唐醉石治印，上追秦玺汉印，继浙派印艺绝学，多有创新。韩登安称之为清代以后第一人；马国权《近代印人传》谓：王、唐俱为西泠印社柱石，又尝同服官印曹，王为杭人，唐则以湘人而致力于浙派印艺之复兴，其功尤不可没。王氏谨守法度有余，于豪放似有不足，而唐则豪放有余，于谨守法度亦未逊王氏。寿石工《咏当代十二印人绝句》，第一首即咏王福厂与先生曰：峭折西泠若可师，盛名京雒鬓成丝，淬锋何事欺山骨，二子王唐弱自疑。可见唐氏在当年已望重印林。 一九三六年，唐醉石、易均室两位金石学家在重庆相遇，他们既是同龄之人，又有相同雅好，于是经常在一起赏析古物，切磋唱和，并有诗文传世。两位学者在融洽的学术交流之余，关于汉派印学问题是否有过具体交流，现在没有资料可以求证，但是易均室向唐醉石介绍故乡武汉的风物人情、辛亥首义后的文化佚事当属常情。亦或是缘分天定，发展汉派印学的接力棒还是传到了唐醉石手中。 抗战胜利后，唐醉石寓居上海，挂牌订润以鬻书刻印为自给。一九四八年，唐醉石辑自治印成《醉石山农印稿》一册。此书流传甚广，为大江南北印人所景仰。      1951年，唐醉石先生应邀来汉，任湖北文管会主任之职，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参与制定保护文物条例，指导文物收集、鉴定及收藏工作。不久，为了筹办东湖印社，唐醉石在钟鸣天、唐大康的陪同下，走访江浙诸城市，方介堪、刘江等江浙印人在西泠印社热烈欢迎了这位篆刻艺术大家，成为印坛佳话。      1961年东湖印社成立，唐醉石任社长。唐醉石在组建东湖印社时，个别领导以所谓的成分原因提出不要某些高手参加时，唐醉石表态坚决：这些人不参加，我也不参加。唐醉石与汉上书画家邹介（碧痕）相友善，除为其刻了大量名章外，偿应邹氏属为其刻制闲章， 唐醉石为示谦虚，只刻印文由邹氏自刻边款。 经过唐醉石的力荐，徐松安任东湖印社副社长。唐醉石先生长徐松安先生25岁，却佩服徐松安的真性真情，对其艺术天赋尤为赞赏，还让自己的儿子唐大康师从徐松安。两人莫逆之交在一方印章上可见端倪，唐醉石先生用上好的冻石刻“木长书画”白文印赠徐松安，（边款为：松厂道兄正篆，辛丑上巳，醉石。）不难想见于莺飞草长的三月，两人切磋艺术的融融氛围。 有充足的资料证明，唐醉石初来武汉，其为人和浙派传统印风在汉上有一个认同的过程。刘博平先生曾在家中，将唐醉石为自己所刻之印磨去，重写印模，由徐松安改刻。徐松安有一方常用印是唐醉石的款，印文却不是唐味，现在已定论为徐松安磨后自刻。武汉书法家黄亮曾在上海请唐醉石刻印，唐醉石索金二十元，唐醉石来武汉后主动刻“钵翁”“黄亮私印”对章赠送黄亮。 所以唐醉石于汉派印学的最大贡献是其以德服人，而做的大量协调工作，从而团结了一大批汉上篆刻家。对于唐醉石的艺术成就的界定，不能简单归为浙派的延续，唐醉石晚年印艺的嬗变以及同汉上印人的交流，使唐醉石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浙派的唐氏面貌。唐醉石先生的艺术实践，使他赢得了中国近现代篆刻大家的荣誉，同时也成为汉派印学的领袖人物。在他的积极推动下，经过一大批篆刻家的共同努力，汉派印学的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2001年11月<书法研究>第6期载昌少军《唐醉石艺术简论》一文评曰：“唐醉石先生是现代杰出的金石书法家，在文物鉴定、收藏等方面亦造诣极高。其书法诸体皆能，以汉隶最工，浑穆自然，独标风骨；印艺以秦汉、浙派为宗，兼收各家之长，别树一帜。具体体现在：篆艺品类众多，巧妙嫁接，技法集大成。其篆法严谨，注重字形美；章法疏密配置，别具姿态；刀法因印用刀，充分表现笔意。” （二）汉派印坛实力人物徐松安结盟东湖印社，标志着汉上印人和客汉印人的合流。 徐松安（1911——1969）原名徐石，号木公、木长、松厂、松岩居士，斋名松风堂。徐松安先生是民国至建国初期活跃于汉上印坛的传奇人物，张大千认其为徒，齐白石称其为弟，这种传奇集中体现在先生对艺术的执着探索、对人生的执着追求。 徐松安幼年家贫，在一家字画店当学徒，他悉心观摩店里经营的名家字画，于中又特别倾心张大千的山水之作。每天繁忙落地，徐松安便在如豆的灯下，临习笔墨间的超然之气。 一日，店老板偶然到徐松安住处，见其山水习作酷似张大千的风格，甚是惊喜。精明的老板执意让徐松安在习作上题张大千的名款，作品装裱后又悬挂在抢眼之处，常令商贾甚至书画同道驻足流连。事有凑巧，时逢大千先生客次武汉，由国民党官员张道藩陪同逛武汉三镇的字画店。无意间瞥见题有大千名款的作品，其笔法峻朗，设色清雅。大千先生满腹疑惑，在他一再追问下，店老板推说：是小店的学徒，为求生计，仿冒先生大作糊口。大千先生闻之是名不见经传的少年所为，更是惊讶，定要仿者现身。当他看见少年徐松安气宇轩昂，举止谦诚时，遂当场收为弟子。经过大千先生的指导，未到弱冠之年的徐松安在汉上声名大噪，正式鬻画汉上。 徐松安经常趋往武汉三镇的旧货市场，并将鬻画所得的大部分资金用来购买名家印章和书画字帖，丰富的藏品使其开阔了眼界，也充实了其艺术底蕴。      1927年，武昌美术专门学校创始人蒋兰圃与该校教师张肇铭、王霞宙、欧志先等成立“梅社”，旨在“阐扬国故、振起艺术”，徐松安以青年书画家、收藏家身份被邀加盟，成为“梅社”重要成员。湖北美术学院举办“湖北近现代名家书画展”展品中，有一幅由张肇铭、王霞宙、徐松安合作的花鸟立轴，并钤有“梅社之印”。 而立之年的徐松安为了探寻古文字的堂奥，拜武汉大学刘博平教授为师。年近花甲的刘老对这位汉上才俊非常赏识，不论寒暑，十数年如一日，坚持每周为徐松安授课一次。刘老兴酣之际，常常信手写下印模，由徐松安奏刀，师徒即兴之作情趣盎然。刘老毫无保留的传授为徐松安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学基础。 徐松安交游甚广，与湖南篆刻家黄铁庵的金兰之谊竟长达四十余年，黄铁庵曾用五厘米见方的封门青为先生篆“松岩居士”白文印赠之（边款为：铁厂制为，松厂正句）。两人或相约同游南岳，或把杯夜话于松风堂。“文革”期间，晚年的黄铁庵受到迫害，病体支离，徐松安先生亲为黄老76岁造像题字，两位艺术家在困难时期，仍不忘相互勉励，此间情谊着实令人难忘。      “木公”为“松”之别名，也是和西王母并称的东王公之名，徐松安先生以“木公”为号，以“松风堂”为斋名，可忖其志。《史记》曰：“松柏为百木长，而守门闾。”“木长”是先生后期常用之号，流露出的执着和无奈萦绕在他后期的艺术生涯中。“文革”前，先生与一些书画家欲振兴汉派书画，曾积极筹备成立“葵社”，未料“文革”的到来，非但终止了“葵社”的运作，徐松安先生也因为和定居台湾的张大千有师徒关系而屡遭厄运。这时的先生很少画山水，他取法蒲华、老缶，花鸟画率意纵笔，满纸苍茫，心境沧桑，以吾笔画吾心，不刻意取悦世人，艺术风格更趋完善。 笔者收罗考察徐松安先生印章时，发现部分自用名章有“秋江”（何墨）、“辛谷”（徐三庚）、白石的边款。或许是先生后期经济困窘，难以买到中意的石料？也或许是先生对他人的应酬之作不予肯定，磨去原来印文，改刻自用？徐松安对名人是不盲目崇拜的。      1951年，东湖印社成立，徐松安先生作为汉上本地篆刻家的加盟，就任副社长，标志着汉上印人和客汉印人的合流。 纵观徐松安的艺术生涯实是率性而为，难为世人理解。世事沧桑，此些轶事已随烟云而去，而1969年先生不屈于“文革”对自己身心的压制，纵身坠楼而亡，其传奇生涯中最为震撼世人的一笔，竟是用此种方式镌刻。历史于徐松安有太多的不公，在整理汉派印学资料是有必要大书特书一笔。 （三）邓少峰担任东湖印社第二任社长，延续了汉派印学的发展。 邓少峰(1903——1986)字壁，号立翁、惕庵，湖北武汉人。先后任东湖印社第二任社长、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湖北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邓少峰先生幼年从父习医及书画，青年时期师从书法家李昌誉、画家钱越生、篆刻家盛了厂学习书画、篆刻，也曾向学者黄侃请教文字学和经史。邓少峰先生被誉为诗书画印四绝，启功先生曾谓邓少峰“写六朝当世第一”，然邓少峰先生对自己艺术成就的评价是：印第一、书第二、画第三、诗第四。      1926年，邓少峰考入上海艺专。受教于关良、刘海粟等名家。1930年，他转回武昌艺专（后改名中南美专）就学，第二年毕业，留校承担美术教学任务。日寇入侵，邓少峰先生流落鄂西利川、宣恩教书度日。1945年返回武汉，先后在省一女师、育才中学、大兴路小学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直至退休。 邓少峰的篆刻取法汉印，所作 “思惕庵”印，线条敦厚，古气甚浓。在“回春楼”书斋印上，刻有“此作近汉烙火印，亦似碑额”的边款。在其它印款中，也见“尚有汉人意”一类说法。这些都是他崇尚汉法、追求汉风的具体表现。当然，以邓氏的高超眼界，取法也绝对不会孤立单一。目前所见邓氏印中，就有一些用单刀法进行创作尝试的作品。　 文革期间，邓少峰先生深居简出,韬光养晦，私下里研究艺术仍坚持不懈，在书法、篆刻、国画上用功很深。同时,在武汉收徒数十人，精心培育书画人才,薪火相传。就汉派印学的影响而言，邓少峰不仅在篆刻艺术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还培养一大批艺术人才。 （四）曹立庵组建武昌黄鹤楼书画社，活跃了汉派印坛的气氛。 曹立庵（1921——1991）名晋，又名美植，号十万印楼主人，湖北武昌人。先后任东湖印社秘书长、武昌黄鹤楼书画社社长、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著作《怎样写毛笔字》曾4次再版。 曹立庵早年就读于香港广州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先生风流儒雅，才气横溢，广交名流，尝与柳亚子，叶恭绰，桂南屏，沈演公，徐文镜，杨天骥诸前辈游。横艺论文，深受诸公教益。四十年代初期，先生留居上海，曾假东方图书馆所藏宋元明清各代名画精品，临摹殆遍，博览约取，由是画境益臻，平生好做名山游，琴樽笠屐，放意于千岩万壑之间，足迹所至，幽泉怪石，远岫高云，尽收笔底。 曹氏之书法，篆以石鼓，彝器文字为规，分则得汉碑神髓，真行则宗晋唐，以金石韵味深入书法，独创一格。 曹立庵对自己的篆刻师承很少谈及，但据现存的史料知其曾得到易均室、盛了厂的指导。曹立庵曾自评：“至于治印之道，更具夙心得，初尚奔放，继求平正，寓奇于正，奇正相生，古代金石制作之遗意，粲然毕备。”纵观曹氏治印，执刀如笔，切冲并用，偶作摇杆，意在痛快淋漓处蕴以含混和生涩。又广泛将砖瓦、封泥、肖形、花押等印式引入印章艺术，具古代金石制作之遗意。曹立庵曾受柳亚子属为毛泽东刻“润之”“毛泽东印”二印。柳亚子先生曾以“三千年内两陈思，不作人间关内侯”诗句相推许。 曹立庵不仅是著名书画篆刻家，还是汉上书画篆刻活动的重要组织者。曹立庵为“曹祥泰”二公子，公私合营后，曹立庵的生活虽不如过去殷实，却比一般人略好，常有海外亲朋寄来外汇卷，曹立庵并不用之于个人享受，而是急公好义、乐于助人。在任东湖印社秘书长期间，若逢在汉口办展，曹立庵便雇板车一辆满载会员作品，自掏粮票为酬，清晨步行与车夫一道，从武昌过长江一桥到汉口进行筹备工作。黄鹤楼书画社的雅集一般也是曹立庵、鲁光出资。后来东湖印社换届，曹立庵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担任主要职务，曹立庵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黄鹤楼书画社的活动之中。曹立庵的艺术成就和热心助人的品德，是其在汉上印坛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成为汉派印学的重要人物。 （五）东湖印社众贤和黄鹤楼书画社诸老显示了汉派印坛的整体实力。      1961年东湖印社的成立是汉上印坛的一大盛事，唐醉石、刘博平、刘问山、徐松安、邓少峰、曹立庵、翟公正、陈波涛、杨白陶、黄松涛、杨宜年、金月波、汪印农、谷有荃、钟鸣天、陈上岷等老篆刻家和一批中青年实力派印人的加盟，展示了汉派印坛的整体实力。成立后，举办过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会、明清墨迹暨现代书画篆刻展览。1963年后活动一度中止。1980年后恢复正常活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武昌黄鹤楼书画社成立，由著名书画篆刻家曹立庵先生发起，聚集了曹立庵、闻钧天、翟公正、黄亮、赵合俦、端木梦锡、毛君为、张虚谷，鲁光、汤之望、陈义经等一批素养精深、学识渊博、书画篆刻技艺功底深厚的老先生，黄鹤楼书画社举办了雅集、展览、培训等活动，成为二十世纪末期武汉重要的书画篆刻团体。      1980年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上，邓少峰、曹立庵、翟公正、黄松涛、谷有荃、钟鸣天的书法作品入选，徐松安、杨白陶、黎伏生、刘欣耕篆刻作品入选。 这个时期汉上有成就的印人很多，重点介绍几个学者型印人： 刘博平（1881——1978）名急、号简园、许叟、牛笔滩生，湖北广济人。北京大学毕业，为黄侃入室弟子，历任济南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着有《说文古音谱》《文字学教材》《小学札记》《音韵学表解》等。除教学著述外，善书法，尤擅秦篆、章草。平生忙于学术研究治印不多，然其印古拙朴茂、平中寓奇。《民国笔记摘抄》对其专章论述。汉上大批印人从其习文字学，对汉派印学产生重要影响。在民国到建国初期，武汉大学学者黄侃、刘博平的文字学研究为汉派印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陈定可（1916——1990）名在鼎，号寒漪，铁翁、铁庵。江西黎川人，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着有《寒漪馆印谱》。承启家学，少负声名，受教于其父陈病树、长沙许桢立，为人品质清正，勤奋好学，不喜张扬，终身醉心于艺事，诗、书、印皆有较高造诣。富收藏，善鉴定，赵朴初对其评价甚高。 翟公正（1908——1983）字竹如、号篆庐，湖北广济人。着有《竹如印存》《印玺照临》早岁执教于乡塾，后在金融界任职，后拜唐醉石为师深钻篆刻刀法、又师刘博平教授研讨金石文字之学。一生致力于书画篆刻和词曲的研究和创作，其隶书的两汉遗韵，古朴沉拙，尤以篆书着称。其印平正古雅、法度严谨。曾与铸公一道，遍借汉上书画家所藏唐醉石印章钤拓，成《醉翁印聚》，对唐醉石篆刻作品的整理做出了贡献。 在早期“汉派印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几个人物不应该遗漏，清朝学者王柏心曾为自己刻过大量名章和闲章；民国孝感籍书画家陈宝书为友人刻过印章，《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专条；著名篆刻家来楚生七岁前在武汉生活；建国后湖北著名书法家黄亮也曾操刀自娱。 早期汉派印学的特点： 汉派印学不是狭隘的篆刻学，而是包括金石考据学、文字学（小学）、篆刻学在内的广义的印学，是印学理论和篆刻创作的综合体现。早期“汉派印学”对中国印学的贡献恐怕不是某个篆刻家以个人成就称“派”或偏居某个地方而形成的地域流派所能相比。 一是早期“汉派印学”的代表人物有一个共性，他们首先是学者，在金石学、文字学、文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们重视的是学问，治印往往是余事或一时维持生计的手段，以学养艺是其取得印学成就的共同轨迹。 二是早期“汉派印学”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实物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很多印人同时也是收藏家、鉴赏家。这除了个人的收藏爱好外，更多的是亲自参与考据、甄别的求实态度。可以看出前辈印人更多的是从原印和原拓印谱中汲取营养，而现在的篆刻同仁一般只是看印刷的印谱，而且现在印人往往依赖出版物和传媒获取信息，难免以讹传讹。重视实物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在今天仍然应该提倡。 三是武汉作为民国时期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加之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艺术家过道武汉或客居汉上应属常事，武汉在成为南来北往艺术家中转点的同时，各种流派和艺术思潮交相激荡，都不同程度给汉上本地文化产生影响。所以早期“汉派印学”的源头是多元的，早期“汉派印学”的代表人物的印风也是多样化的。这正如涓涓细流归大江，长江再接纳汉水等主要支脉后归如大海一样，早期“汉派印学”以博大的胸怀，呈现出兼收并蓄、雄浑雅正、继承与创新、理论学术与篆刻实践交相辉映的大气象。 四是汉派印学从萌芽、发端、中兴各个时期，其印学群体都是学者型人物，由金石文字学家、收藏鉴赏家、书画篆刻家、诗人组成的群体贯穿于汉派印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印人在重技法的同时更重印外功夫的修炼,使汉派印风呈现出“文人印”倾向。这与“文人书”“文人画”重综合素养的修炼而轻技法的锤炼、重气韵而轻具象的本质有异曲同工之妙。把汉派印学放在“文人印”的范畴来进行考察，其汉派印学实践过程中印面风格多样化的问题便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可以说:汉派印学代表人物虽然在篆刻风格表象为多样化,而内在精神上是高度的统一。 四、汉派印学的成熟期（二十世纪中晚期） 在现当代汉派印人的共同努力下，汉派印学进入了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成熟期。从师承关系看，汉派印人薪火相传，在老一辈印人悉心指导下，其弟子在篆刻艺术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出现了一批全国著名的中青年篆刻家，现在汉上印坛的活跃人物都与早期“汉派印学”代表人物有一定的师承渊源。 二十世纪中晚期，汉上印坛虽然艺术力量有分有合，热点不断转换，然而武汉地区印学发展始终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之一，使成熟期的汉派印学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发展趋势。 东湖印社在这个时期虽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但与全国各地印社雨后春笋般的成立和几大印社的勃兴相比，其发展明显滞后。东湖印社在第二届理事会后，由于社首人选问题，没有很好地发挥团结凝聚印人的积极作用，加之东湖印社长期受没有固定活动地点和稳定经费的困扰，也没有会刊进行有力宣传等因素，东湖印社作为昔日“天下第二大印社”的地位被逐步淡化。 《书法报》的创刊是全国书法篆刻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武汉地区印学发展维持热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书法报》在对全国书法篆刻活动进行报导的同时，对推介汉派印人发挥了积极作用。汉派印人于《书法报》近水楼台的先机、以及《书法报》印人与其它媒体的互利作用，在研究汉派印学时无需回避。“两刊一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掌盟媒体主流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湖北书法家协会举办的五届书法篆刻展和武汉书法家协会举办的活动，推动了武汉地区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一大批年轻的汉派印人通过省市书协的活动走向全国。 进行汉派印学现当代部分的研究，应该绕开无聊的人际关系，也不应受某家社会地位的影响，兹介绍几位对现当代汉派印学产生影响的代表人物，排名以年龄为序。 （一）谷有荃：功力深厚，耿直于艺的篆刻家 谷有荃，1927年生于湖南耒阳，字安徵，别号虚斋，70岁以后名其堂不秋草堂。武汉金融专科学校（现湖北经济学院）副教授、湖北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书法报》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东湖印社社长。曾受麦华三指点，20世纪60年代初师事著名金石书法家唐醉石先生，亲聆教诲，艺事大进。书法各体皆能，尤工篆书。篆刻以浙派为宗，擅长汉印，秦玺及元朱文印皆得其妙。书法作品曾参加全国二、三、四届书展及郑州《国际书展》。《澳门日报.艺林》作了专栏评介。多次参加中日书法交流展，作品流入日、韩、新、法、美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为国内外文博部门收藏。《书法》、《书法报》、香港《书谱》等专业报刊发表其书法论文、技法讲座数十篇。曾与文尚光等合作主编《书法教学通论》。与陈上岷合编《唐醉石治印选集》。著有《谷有荃书法篆刻选集》、《谷有荃篆书苏轼赤壁二赋》、《谷有荃石鼓文补墨迹》等。曾获湖北省文联颁发的从事新文艺50周年荣誉奖章。先后在武汉、南京、珠海举办《谷有荃书法篆刻展览》，辞条收入《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当代篆刻家辞典》、《中国印学年鉴（1988-1992）》、《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新闻人才传集》等多部典集。 著名篆刻家昌少军评谷有荃先生：“有其扎实的书法基础，深厚的文化素养，对各种金石文字流派印风格的吸收，对传统与创新的深刻理解，书印执着的精神，耿直的个性，其章草，用笔精到、方圆结合、朴实凝重、力透纸背。使其达到人书俱老的境界，书印自成一家。” （二）黎伏生：特立独行，新时期汉上最早鬻印的篆刻家 黎伏生1946年生于湖北宜昌，曾师从闻钧天、唐醉石。先后任湖北书协理事、东湖印社秘书长、中国书协刻字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第二届篆刻艺术展评委、涵芬印社社长。30岁篆刻作品入选《现代中国书道展》，36岁篆刻作品入选《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39岁加入西泠印社。其篆刻、草书、草篆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性大展，并有美学论文发表，曾和他人合着《书法教学通论》。 青年时期的黎伏生即以篆刻扬名汉上，并在武汉美协从事专业组织工作，在搞好服务和通联的同时，有幸问教于汉上书画篆刻诸家，这种艺术上的“接气”为他在传统文化方面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黎伏生印风总体上呈现出雄浑大气、华滋朴茂的气象，在秦汉传统印式的基础上广采草篆、青花瓷款入印，其圆朱文避开明清流派的俗套，在宋元铁线篆中另辟蹊径，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1994年黎伏生辞去专业工作，下海从事自由创作及金石古玩鉴藏，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以鬻印为生的篆刻家，2000年在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书法篆刻个展，2003年在武昌二禾堂设《黎伏生工作室》，创作了《心经组刻》一册，2006年代表中国赴意大利都灵进行艺术交流，这些足以印证黎伏生的篆刻艺术在不断升华，有别于部分获奖明星的昙花一现，使之成为汉派印学成熟期的重要代表。黎伏生的篆刻艺术与其特立独行处世风格相契合，金石古玩鉴藏的雅趣也成为其艺术发展的涓涓活源。 （三）刘欣耕：根植传统艺术、奉献于报业的篆刻家 刘欣耕1946年出生于武汉，字践痕，国家一级美术师，曾受教于唐醉石、陈定可、杨白匋。先后任《书法报》常务副总编、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委员、东湖印社副社长、湖北书协副主席、全国篆刻展评审委员。主编出版了《历代行书技法通讲》、《历代草书技法通讲》、《20世纪名家楹联墨迹大观》、《刘欣耕草书两种》等书。 刘欣耕36岁篆刻作品入选《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是扬名较早的汉派印人之一。由于为人随和内敛的气质，加之长期从事《书法报》文字编辑工作，使刘欣耕养成了严谨务实的作风。从刘欣耕的工作经历看，他的人生是平稳的，反映在篆刻作品中，也有过于平稳的趋势。显然刘欣耕在平稳中探寻到了自己的艺术取向，他既不追求字体的变形拼拆，也不追求章法的大起大落、奇正相生，只在起承转折处见笔意刀功，体现出含蓄雅正的文人印风格。      2004年，刘欣耕应邀为北京永定河大王庙元龟亭刻制“九州岛山川”石印，其原创为3.4厘米的正方形印，后由工匠按原样放大刻在4吨重80厘米的正方体青石上，堪称国内第一巨印。“九州岛山川”石印的创作从一个角度说明，刘欣耕篆刻作品的装饰性，不会受放大或缩小而影响欣赏效果，在雅俗共赏的基础上具有较高的艺术品味。 （四）黄德琳：具有活动组织能力、取得书画印综合成就的篆刻家 黄德琳１９４７年生于武汉，笔名师竹，师承徐松安、汪印农、杨白匋。先后任武汉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湖北省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理事，东湖印社副社长。传略收入《中国当代书画家名人大辞典》、《中国印学年鉴》等。 黄德琳的成功主要来源于勤奋，青年时期其对碑帖双钩、古印临摹下过一番苦功，避开急功近利、紧追时风的捷径，对诗、书、画、印传统营养的广泛汲取，这种“文火慢功”中的融会贯通，使黄德琳在取得综合成就的同时，为“印外求印”找到了支撑。近年来黄德琳心仪小玺印风，其篆刻作品古雅活泼的面貌受得到印坛关注和肯定。 黄德琳多年执掌江城书界牛耳，不管艺术头衔怎么叠加，黄德琳的工作重点始终是武汉市书法篆刻的活动组织者，举办书法篆刻展、临书摹印展、出版《武汉老篆刻家作品选集》，对繁荣汉上篆刻艺术创作功不可磨。 朴实是接触过黄德琳后大家的共识，其刻印对石质优劣并无苛求，偿云：“石于天地间已孕育千万年，石性是基本稳定的”。其购书也不刻意于精装大部头，而是以内涵丰富、印制精良为首选，并对各出版社丛帖多有评说。同时黄德琳一直保持着自己装裱作品的习惯，偶然做旧几可乱真，反映出其对传统经典追模的深度。 黄德琳的楷书、行书、篆刻作品多次入选国展、中青展、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首届国际肖形印大展。事实证明：黄德琳既是汉上篆刻家的代表，也是汉上篆刻活动的热心组织者。 （五）张明明：具有人格魅力、篆刻实践和理论探索双丰的的篆刻家 张明明1952年出生，浙江绍兴人，号铸公。国家一级美术师，师从于刘博平、刘问山、翟公正。先后任《书法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评审委员会委员、东湖印社副社长、湖北省档案馆名誉研究员、湖北省书协常务副主席。书学论文散载于国内外专业报刊，入编文艺评论集及书学论著辞典，人名辞条收载于《美术辞林》、《中国印学年鉴》。 张明明长期从事《书法报》和省书协的组织工作，在汉上印坛一直是中心人物，具有较强的人格魅力和凝聚力。张明明相貌俊朗、品性清雅、为人谦和，折射在篆刻艺术上，其印作与时风迥异，白文以玺印为宗、圆转静穆，朱文溯吉金之源、方折奇崛，由于其有较深的文字学涵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创新独具慧眼，方寸之间构思精巧，行笔运刀干净挺爽，充盈着一股高标拔尘的清气。 张明明在工作之余雅好收藏，对各类印泥、佳石藏丰鉴精，对边款毡拓颇有心得，尝与翟公正钤拓编辑《醉翁印聚》。于唐醉石、黄松涛、刘博平、刘问山等老印人艺术资料的整理宣传尽心尽责。遇后辈垂询汉上印人掌故，知无不言，言必有据，对汉派印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张明明书法篆刻作品曾四十余次入选并应邀参加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和日本、韩国、新加坡、巴西艺术交流展，但其不事张扬，无意举办个人展，而是读书校碑、砚耕着文，在篆刻实践和学术理论上不断探索，成为汉上典型的学者型篆刻家。 （六）雷志雄：刻苦勤奋、著述甚丰的篆刻家 雷志雄1954年生于武汉,字天行, 国家一级美术师，师承吴丈蜀、汪印农、杨白匋。先后任《书法报》副总编、副社长、中国书协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篆刻展评审委员。翻译、主编有：《中国书法史概说》、《中国书法美学思想史》（合着）、《日本金石举要》、《日本墨迹举要》等著作。 雷志雄勤奋好学，早年在汉上名家的悉心指导下，其诗文、书法、篆刻作品崭露头角。在《书法报》从事专业工作多年，于艺事驾轻就熟、从容应对。雷志雄于书印是“玩”的成分过多，并不上心费力。但不经意中雷志雄“玩”出一堆著作。雷志雄的成功不在于苦练，而在于思考，这是受其师荀芷“只读帖不临帖”的影响。雷志雄的篆刻曾于汉印磨砺根基，再熔黄士陵印趣以成自家面貌，近年来又在玉印上狠做功夫，注重平面构成，于空灵中寻求幽远的境界。通常人们是刀追笔意、书法影响篆刻，雷志雄反向思维，借篆刻的布局来为书法谋篇，其对联字小如款，大量留白，与通俗欣赏情趣大相庭径，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雷志雄书法篆刻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大展，入藏国内外博物馆及寺、观、纪念馆。现为湖北美术学院院长助理，在学院中“修”、在茗熏精舍中“养”，有理由相信：“静”下来的雷志雄定有一番新的作为。 五、汉派印学的丰硕期（二十一世纪） 在世纪之交的转折时期，湖北书法篆刻整体实力不断加强，然而书法作品在国展入选获奖却寥若星辰，另人欣慰的是篆刻队伍异军突起，中青年篆刻家大面积获奖，汉上篆刻家成为当代印坛劲旅。 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湖北地区印人广泛结社,并开展了印社之间的交流和举办印社联展, 促进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篆刻艺术的繁荣。 东湖印社第五届理事会选举谷有荃为社长，张明明、刘欣耕、黄德琳、杨坤炳、汪贻询、陈龙海为副社长。印社举办雅集，出版社员作品集，使东湖印社再次展现出蓬勃生机。从东湖印社的历史和发展看，东湖印社仍然是湖北最重要的印社之一。 南纪印社1986年6月在荆州成立，为篆刻大家汪新士及其弟子昌少军等人在荆州创立。创社社长汪新士，第二、三届社长昌少军，第四届社长杨随震，第五届社长马在新，副社长刘志磊等，第六届社长唐和，副社长严智铨、萧翰等，凝聚了该地区一大批创作骨干。不定期出版社刊《南纪印报》、《南纪印人集》，社员作品多次入选国展。 铁魂印社1987年7月在武汉成立，主要由铁路系统篆刻骨干组成，社长李玉柱，副社长汪贻洵、金云鹤。有个人作品集出版。 涵芬印社1987年8月在武汉成立，社长黎伏生，秘书长周诗福，有社刊《涵芬印社》，社员作品多次入选国展。创作骨干初亚东、熊伟为汉上青年篆刻家中活跃人物。 东坡印社1996年6月在黄冈成立，社长贺少安，副社长童德钊、肖德梅，社员作品入选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西泠印社首届篆刻评展。见刊于《书法》《中国书法》。 长江印社1991年在武汉成立，社长王竹之,副社长卞于山、朱敏、陈金纯、王京国，秘书长王宁。 一、 汪新士融浙风于汉派、衍东南西北于中流，对当代湖北印学产生重要影响。 汪新士的艺术人生跨越民国至21世纪初，鉴于其对当代汉派印学产生重要影响，故设专章于此以启后续。 汪新士(1923—2001)，浙江江山人，名开年，字心士、新士，号不舍翁、无际老人。青年入西泠，晚年先后于荆州、深圳两地创建南纪、北斗印社。结缘东、南、西、北、中，传为印坛佳话。著有《汪新士篆刻书法集》。 汪新士5岁从父亲和舅父余绍宋学习书法，15岁研习篆刻，临摹西泠八家作品。24岁加入西泠，时为最年轻的社员。先后师事舅父余绍宋及韩登安、王福庵、丁辅之、马公愚、唐醉石。韩登安先生誉其为“吾浙后起之第一人也”。唐醉石曾言：“吾弟子中唯汪开年最有成就”。 汪新士身陷囹圄十七载，未曾一刻忘却弘扬篆艺印学，与大弟子昌少军一道半夜躲在狱中阁楼传授篆艺，演绎了一段印界从古至今、独一无二之传奇。中流翘首昌少军、马在新、蒋圣琥、陈恒、桂建民、刘志磊等俱出汪新士先生门下，为汉上印坛培养了大量人才。 汪新士视“继承先贤衣钵，宏扬西泠精神”为毕生追求，将浙派印风与荆楚雄风熔于一炉，治印主张“运笔临石之初，试收神摄气以审度，平心静气以布局，沛然盛气以发刊，则气之所存，形神险巧俱随之矣。”形成了雄浑苍朴的个人面貌。其精通古籀、泉币、金石、碑版之学，对汉字演变了如指掌，能将各种文字熔入印中，合法度于方寸。 汪新士于汉派印学的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取得了较高的篆刻成就，二是汉上乃至当代篆刻界培养了篆刻骨干力量，三是于印社发起和组织倾心尽力，可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脉继西泠，名成南纪；望高北斗，艺重东湖。”为汪新士一生之最佳写照。 二、金承煌掺禅入印、疏旷萧瑟，开汉上流行印风之先。 金承煌(1959—2001)，笔名金石，湖北红安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武汉市武昌区书协主席。著有《中国当代美术家精品集——金承煌》。 金承煌是一位具有探索精神的艺术家，为人的耿直和治艺的严谨是其艺术个性的基础。二十世纪80年代，金承煌经常与湖北美术学院和美术院的画家刘一原、李世南等交往，热衷于引进西方艺术和哲学，偿把同样内容的印作同时刻上十方八方，其严谨的创作态度在当代印人中并不多见，其强烈的个人感悟，成功探索出粗犷彪悍的艺术图式。其佛教题材“禅悟”系列重彩画，溶敦煌壁画、造像、墓志、汉砖石、篆刻为一体，在全国美术界85思潮中脱颖而出。美术批评家彭德谓：“其《禅悟系列》，不是禅画，也不是画禅，而是对禅的向往。”      金承煌印作根植传统，又自开新途。行刀追求劲爽随意，布局强调视觉冲击，破九叠文之俗套，赋线条以生气，开汉上流行印风之先。叶青峰、程迟生、吴林星、李乐峰、魏杰、郭剑鸣、熊伟、刘光明等时今中流中坚，俱直接或间接得其恩泽，而管窥印艺。其印作、重彩画曾参加一系列全国、国际性重大展览，多次赴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个展，作品被国内外多家机构收藏。 金承煌生前一直未能进入湖北和武汉的“艺术中心”，与其艺术家张扬的个性有关，惜43岁英年早逝，文化底蕴有待积淀，艺事终未圆满。幸其弟子一脉冲刺国展，多有佳绩，将其创新理念延续光大，使金承煌成为对当代湖北印坛重要影响的人物。 六、中流印人异军突起，中流印学初见端倪。 中流印社2002年2月8日，由昌少军等发起在武汉创立，社长昌少军，副社长桂建民、马在新、车英、吴林星、叶青峰、程迟生，秘书长蒋圣虎。中流印社是一个有作为的高素质文化社团。中流印社现有38位社员，均为篆刻家、书法家，其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6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5人，中国楹联学会会员4人。国家一级美术师1人，教授3人，博士生导师2人，每位社员都在全国各自的艺术领域享有一定的学术影响。近年，中流印社社员在全国大型权威展览、学术研讨会中有256人次入选，32人次获奖，出版个人作品、学术专著18部，举办了2届学术研讨会，2次全国印社交流展。有30多篇书学、印学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读书》、《文艺研究》、《中国书法》等全国核心刊物及《书法研究》、《书法》、《中国篆刻》、《篆刻》等专业理论刊物。中流印社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广泛影响，在全国文艺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已经成为武汉地区书法篆刻艺术领域影响最大、活力最强、集聚人才最多的专业性文艺社团。印社的发展目标是要打造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学术团体，成就中流精 英之社、开宗立派之社。有社刊《中流艺丛》。 （一）昌少军：少年折桂，中年创社，性爽笃实，深邃无私， 开创中流印风    昌少军1959年12月生，号文昌阁主，湖北仙桃人。汪新士、吴丈蜀、刘纲纪入室弟子。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湖北省书画研究会副主席兼印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流印社社长。著有《湖北代表书家作品集·昌少军卷》、《唐醉石篆刻艺术简论》。 昌少军早年得汪新士真传，其以弱冠之龄，篆刻作品在全国各类权威展赛中屡屡夺魁，有“湖北篆刻获奖专业户”之誉。挥刀弄文之余，昌少军亦钟情翰墨，其书以秦汉刻石、北魏墓志为宗，融入六朝书韵，再辅之以黄山谷纵逸挺健之姿，用笔圆厚而自然多变，结体开张遒逸，清新古雅。渐入中年的昌少军，于印学实践中积淀感悟，并自立一家之法，提出“中锋滚刀”，以单刀摇杆直入，线条不加修饰、纯任自然，使其篆刻作品呈现质朴无华、真率大方的意象。更为可贵的是，其篆刻不受时下一些人抛弃传统、追求险怪的影响，续前贤正脉，在继承中创新。吴丈蜀尝谓：“昌少军的印，从布局到刀法都有来历，但决不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是推陈出新，走自己的路，所以他的作品既有传统法度，又别有新意。”     昌少军篆刻作品的边款，熔浙派刀法和碑志笔意，一改原先仿浙派、内敛式的楷体刻制法，而为碑体行草刻制法，一如其书，刀法劲健多变，结体因势定形，布局错落流动，方寸印侧，却有 摩崖碑版之势。刘纲纪撰文评曰：“昌少军边款犹如魏晋碑刻，古朴稚拙，自然流畅，刀笔俱备，别有韵致，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吴丈蜀先生评曰“昌少军的边款可以与历代篆刻名家的边款相媲美。” 昌少军为人性爽笃实，胸怀豁达，运筹帷幄、弘扬篆艺、深邃无私，当下鄂渚印界精英俊彦，齐聚“中流”，和谐相处，一个重要因素即其人格魅力所致。近年，昌少军深入印学理论及人文思想研究，有60余万言《心灵日记》、《篆刻边款丛谈》大著即将付梓。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途经汉上，约晤昌少军，请其点评篆刻作品，以及应武汉大学、湖北省美学学会及武汉多所高校之邀，为美学博士生作过多场篆刻美学专题讲座，印学界享此殊荣者凤毛麟角。昌少军在《中流铁笔更宜坚—湖北中流印社成立一周年感怀》：“自古篆刻出正源，秦朱汉白风骨传。文丁邓赵开宗派，吴齐王来照眼鲜。承前启后敢立异，印外求印代有贤。瓦甓泉陶画像石，恢恢游刃到腕间。民间百艺为我用，遗貌取神得机缘。熔古铸今善思变，透关手眼破篱藩。我镌我印随我愿，何必低首王公前！楚印从来多瑰丽，浩浩印史有遗篇。闻唐翟邓朱迹在，汉上俊贤长周旋。追慕印林诸豪杰，结社弘艺承开年。鹏城夙愿一朝遂，西东南北至中圆。继起力争创新派，中流铁笔更宜坚。”一诗中表现出他独创的艺术思想与气魄。 （二）桂建民：闹市山林，真隐气象，豪放率直，印如其人 桂建民1949年12月生，字未谷，号珍石斋主，湖北蕲春人，汪新士入室弟子。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流印社副社长。著有《中国当代书法篆刻家·桂建民作品精选》。 桂建民的成功，得力于他对篆刻敏锐与苦修，于印一道喜生辣豪放之风，虽出道很早，由于想法多、目标高，使其早期难达圆熟。然其咬定青山，数十年执着追求，“泡”在画廊，紧“盯”国展，虽身处闹市，然一心一意干一事，一心一意悟一事，与佛结缘，使其作品透出禅机点点，印作虽张放，但不张狂，流露自然，浑朴大方。在刀法上，桂建民虽师承汪新士，但其在创作中却了无浙派旧迹。已将源自其师的浙派用刀巧妙化却，以一刀之力，在冲切中调整走刀速度、用刀角度及方向，在情绪与心性的渲泄中，达到了“率而不野”、“传神达意”之境。近年来虽屡屡折桂，反而处事低调，其性真和蔼、印如其人多为同仁称道。 桂建民的篆刻实践有两点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一是于平头章创“画中画”刻钮式边款，这种“桂式”刻款，增强了边款的观赏效果。二是将书法、篆刻与美术染色、拼帖溶于印屏，将写意印风和现代美术技法有机结合，改变了过去民间不喜观赏印屏的习惯，为印屏面向市场、进入居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桂建民书印近百次参加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书法篆刻展览，数十家专业、大众传媒曾专题报道其艺术成就，事略载入《中国印学年鉴》、《中国当代篆刻家大词典》等典籍，作品为海内外多家博物馆及收藏家广泛收藏。 （三）叶青峰：参禅入印，奇思妙悟，巧构肖形，立意幽远 叶青峰1968年3月生，字秦言，号楚刀客，武汉新洲人，金承煌入室弟子。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中流印社副社长。著有《中国当代书法篆刻家·叶青峰作品精选》。 叶青峰于武汉教育学院艺术系、湖北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一直任中学美术教师。由于其扎实的美术根基，故“主打”肖形印游刃有余，遂以肖形印驰誉印坛。其印不论朱白，俱生动多姿，传神入妙。所造佛像，百态千姿，安祥灵动，用心感悟，深得佛家三昧，更能每像一佛家典故，在方寸间以篆艺弘禅理，让人殊为叹绝。 文字印夸张变形也是叶青峰的长项，惯于老辣中见精微，将“生拙”和“干净”有机统一，使印作充盈一股清逸之气。其奏刀上石，省却印稿，开合随心，写意写心。善朱白交叠，强调视觉反差，似朱实白，似白实朱，明暗互映，奇趣相生。 叶青峰的篆刻技法既源于其师，也有自身探索和钻研，但叶青峰的成功主要得益其“印外求印”。科班出生的文化修养既为其打下了“童子功”，也养成了读书弄文的好习惯。凭此一点便有别于一般印人。文人制印自然炼词筛句，印文每见清趣。创作实践升华成理论心得，乃能立一家之言于史，近来叶青峰的论文“肖形印中阴阳浑然的处理”、“我‘烦’细朱文”、“形骸易逝 金石难泯”，分别发表在《篆刻》、《青少年书法报》和《书法报》上。 性豪耿直的叶青峰，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双重探索，使其篆刻作品日臻上乘。在国际国内重要展赛中力拔头筹。成为名副其实的“楚刀客”。 （四）程迟生：鬻印汉上，以艺为先，聪颖苦学，惜时如金 程迟生1969年12月生，字退之，号印心石屋主人，武汉新洲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流印社副社长、西泠印社社员。著有《湖北代表书家作品集·程迟生卷》、《程迟生刻心经》。 程迟生是较早鬻印汉上的新生代篆刻家，凭一把小刀立足汉上、养家糊口。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和浮躁的印坛，程迟生保持着一种从容和镇定，总是淡然微笑处之，温温然一谦谦君子也。真诚执着于艺事，静静地探索着自己的艺术之路。 白石老人有“苦学派”之说，此谓用于程迟生亦当合适。其个子不高且瘦，常废寝忘食，虽正值盛年却身体欠佳，自作“未敢偷得半日闲”一印，为真实写照。近年，时有篆刻作品入选国内外重大展事，屡获佳绩。刘纲纪先生评曰：“迟生的运刀看去比古人有更强的速度与力度，这是同当代人在审美趣味上要求有一种比古代更快节奏和冲击力相一致的。”     亦或是兼顾生活与艺术太难，程迟生的人生总是萦绕着几分落寞几丝无奈还有淡淡的苦涩，艰苦的人生道路和逆向的艺术思维，使程迟生的篆刻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其圆朱文力避寒伧，气象雍容。白文线条干净，简洁静穆。其“工笔”印风体现了印人内心深处的向往和追求。其“写意” 印风虽大刀阔斧，逸趣横生，却方圆有度，迥异于时下之粗头乱服者，一泻胸中块垒。程迟生平素少语，沉心于印艺，印作即其心声的最佳表白。 由于程迟生惜时如金，聪颖苦学，使其篆刻作品工写皆妙，不入俗境。成为汉上印坛新进俊彦中之佼佼者。 （五）吴林星：性真如水，淡然处世，化俗为雅，执着创新 吴林星1955年11月出生，湖北武汉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流印社副社长。 吴林星在长江刻字社工作直到退休，早年专攻晶、牙、角等硬材的篆刻，曾在社内比赛中夺得第一名。青年时期的吴林星不满足于做社内的刻字能手，而是追秦摹汉，广泛汲取书法篆刻等传统文化营养，不断锤炼自己的刀笔技艺，实现了其篆刻作品由“俗”到“雅”的一次转变。 由于职业的特性，吴林星对“俗”与“雅”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领悟，他敏锐地意思到：所谓的“雅”一旦进入程序化，千人一面、万人雷同的印风，有可能演化为新的“俗”。于是独辟蹊径，积极探索“宋版”入印，将胆识和才情熔铸于自我的艺术风格，令印坛耳目一新。 近年来，吴林星固守这方阵地，不断完善其创意，旁涉砖铭，将隶、楷文字化用妥贴，同时关注剪纸、木刻等原生态姊妹艺术，其印作斑驳中见性情，率意中见功力，在和谐中妙缔了古风古雅的韵味，从而达到了化“俗”为“雅”的第二次跨越。 楷书入印，前人虽有尝试，但历遭冷眼，终未大成。鲁迅在1933年致郑振铎信中说：“这里的印人，竟用楷书改成篆体，还说什么汉派浙派……”，显然一般文化人对楷书入印是不予认同的。吴林星关于“俗”与“源”的内在探求，对突破人们的审美习惯和定式有着特殊的意义。 虽然吴林星的作品先后入选全国第四届篆刻艺术展、第七届中青年书展、西泠印社首届国际书法篆刻展。吴林星这种甘于坐冷板凳、淡然处世、执着创新的精神正是为人制艺之正道。相信假以时日，吴林星的境界还会升华。 一言以蔽之，宋版入印，吴林星当代第一人也。 （六）缘结汉上，求索他乡，中流理念广为传播 中流印社的发展使其在全国印社中的声望日俱提高，中流印人常结伴赴异地交流，外地印人或专程来访，或过道武汉停留，民间艺术交流的活跃成为汉上印坛新的亮点。随着印人工作生活地点的变化，中流印社的理念也在异地生根，中流印社跨地域发展的趋势成为篆刻界一种自然生成的现象。 马在新（南下深圳）1947年出生，字推之，蜕斋主人，湖北潜江人。南纪印社第二任社长、中流印社副社长。著有《马在新画集》。 马在新篆刻师承汪新士，曾于浙派用功尤深。近年取大篆入印，布局错落有致，刀法浑厚，线条绵劲，气韵生动。2001年马在新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王挥春、张世简、刘葫祥等大批名家出席了开幕剪彩仪式。著名画家陈池瑜评曰：“展示了高品位的清新自然的审美意境，是当代中国花鸟画创作中的上品佳作。” 娄师白语重心长地说：“你一定要走出来，不能老呆在荆州了。” 退休后马在新南下深圳，任深圳市篆刻研究会副会长，其书画印在南方又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 李平（客居羊城）1972年3月生，字逊俜，号原斋，斋号双栖精舍，湖北荆州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流印社副社长、西泠印社社员、中国篆刻网总编辑。著有《李平篆刻选》、《中华炎帝故乡印谱》、《当代印坛——广东当代印人解读》。 李平书法主攻篆隶，由清人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上溯秦汉金石文字。篆刻广涉古玺、秦汉印及流派印，于赵之谦及鸟虫书印用功最勤，书法篆刻以雅静平和为旨归。师从袁寅章、赵熊、曹宝麟先生，2002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复师从祝遂之、王冬龄、陈大中诸先生。2005年3月创办中国篆刻网任总编辑。李刚田先生谓其印：“无意于新，仍有个人情性自然流露于方寸之间。”     张钧（定居福州）1973年2月生，原名张军，别号且堂，得庵，郢中子，湖北钟祥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流印社篆刻研究部主任。著有《张钧作品集选编》。 张钧199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书印曾师从谷有荃、潘主兰、江爱松诸先生，于古文字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印作圆浑寓刚猛，古典含时尚。展示了跌宕迤丽的气势、深邃丰裕的韵味。李刚田先生谓其印：“刀下笔意浓，胸中有丘壑。”近年来，其印作多次在全国大型展事中获奖。 客居他乡的还有中流印社实力派篆刻家陈恒（深圳）、魏晓伟（新加坡），在篆刻艺术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五、文人论印，传为风气、汉派印学理论框架初步确立。 汉上印坛在篆刻实践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延续了早期汉派印学“以学养艺”的良好风气，理论研究也颇有看点：一是对汉上已故老篆刻家资料的收集整理，唐醉石、汪新士等篆刻家年谱被整理成书；盛了厂、徐松安等篆刻家简介入编武汉市专项典籍，填补了过去的空白；陆和九、陈敬先、陆慕甫等一批被历史淹没的实力派篆刻家得到宣传，壮大了早期汉派印学的阵容。二是对中青年篆刻家的大力宣传以及篆刻活动的报道，活跃了汉上印坛的气氛。三是汉上一批篆刻家对篆刻艺术的本质进行了理论探索，撰写了大量有分量的论文。四是汉上印人就早期汉派印学的特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中流印社自成立以来，注重学术理论研究，其严谨的治学模式和开放的办社理念，使印社凝聚了一批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书画篆刻理论家、批评家，兹简要介绍几位代表人物。 蒋圣琥，湖北黄石人，副研究员、湖北省书画研究会书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流印社秘书长，儒雅清正，急公好义，对当代书坛印界衍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对当代书坛领军人物的系列评说颇为引人关注。善识人而劲推，雅结士多直言，力倡“以学养艺”， 以学促进中流印社的健康发展。 杨疾超，湖北黄梅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黄冈师范专科学院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书画研究会主席团委员兼书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流印社书学部主任，师出名门，渊雅含蓄，沉浸于古代书史研究，在对释、道、儒要义的参悟中寻求精神的超拔。著文详实精当，为人谦和，论文获全国第七届书学研讨会一等奖，其入社虽晚，却于中流立一砥柱。 沈必晟，湖北武汉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书画研究会楚简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流印社副秘书长，少承家学，勤思善辩，惯于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对书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思考，其跳跃性的思维模式和冷僻的文字风格，使其文章具有较强的张力。持己见独行，于艺见执着；放酒中真言，于友见真诚。有文字见于《读书》、《中国书法》等。论文获“岳安杯”国际书法论坛优秀奖。 张 波，湖北武汉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画研究会副秘书长兼书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湖北省青年书法家联谊会副秘书长兼理论部副主任、中流印社副秘书长，富于文采，为人笃实，执于书界动态及各地中青年书画篆刻家评介，以课徒鬻文编刊为业，为汉上书坛职业写手。文通畅寓新意,书急就守朴拙。文字多见于《书法》、《书法报》、《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诸专业、大众报刊，论文获“岳安杯”国际书法论坛优秀奖，入选第七届全国书学研讨会。 张 浪，河北安次人，湖北省书画研究会印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流印社理论部主任，闲散少拘，好古富藏，惯于古旧实物资料的收集整理，专事汉上老艺术家的宣传推介，于艺海钩沉独有心得。吟诗著文，常有高格；为人处事，多见低调。有诗文见于《长江日报》、《书法报》。 中流印社在全体社友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下，形成了不拘门派，倡导学术争鸣的良好人文氛围，最为难得的是：印社不是印人的简单叠加，而是篆刻家、书画家、学者、诗人、收藏家汇聚的印学研究团体，较好地继承了汉派印学“以学养艺”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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