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职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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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杂忆
——我的教职与人生
文|陈培瑞
　　我们的刊物《当代教育科学》，自2008年起，新辟了个栏目“教职与人生”，吸引许多教师写来了声情并茂，感人至深的文章。当初，我的同事提出开设这个栏目的动意时，我凭直觉，就觉得这是个扣动教师人生脉搏、使他们有话可说、有情可抒的好平台，几乎不加思索地就举双手赞成。我热切地盼望并饶有兴趣地拜读了一篇篇坦露内心世界、如行云流水般的人生感悟。但我从来没打算为这个栏目写点什么的奢望。我觉得我的人生太平淡了，而且充满苦涩，随着岁月年轮的积累，我的那些平淡和苦涩，早已成了尘封的日历，我不愿意打开它。只是继续翻着廖廖无几的剩余的人生日历，以力不从心的精力和能力，血色残阳般地涂抹着日历。我的同事盛约我打开尘封的日历，为该栏目写点个人人生的点点滴滴。我终于难改积习，打开了那些不堪回首的人生扉页。
　　一
　　这个栏目有两个关键词：“教职”、“人生”、一个关联词“与”。第一个关键词，我还占得住。我这一辈子，四十多年工作岁月，从中学普通教师到教育管理者，再到教育科研工作者，六易工作岗位，不管教师也罢，干教育宣传工作也罢，干教育编辑、记者也罢、干秘书兼分管文秘工作也罢，干政策法规工作也罢，干教育科研工作也罢，总而言之，干得都是“教职”工作。至于第二个“关键词”——“人生”，至今我还浑沌着。什么叫“人生”呢？我还真说不出来。我接受这个任务后，才瞎琢磨：大千世界，人间百态，往来过客，流水岁月，一人一个人生。有的轰轰烈烈，有的平平淡淡，有的阳光灿烂，有的阴霾满天，有的充溢喜悦，有的充满苦涩，有的春风得意，有的曲折坎坷，有的与厄运抗争，有的与泥沙沉沦，有的长命百岁，有的中年夭折。在各种人生中，我是什么人生呢？我充其量是平淡中见微光的人生。在人生百味中，我是何“味”呢？我充其量是苦涩中见“甜味”的人生。哎，人生啊，人生！人生苦短，短暂得几十年岁月恍如昨天，迷迷糊糊步入了老年！人生艰难，艰难得跌跌撞撞、步履蹒跚，留下一串不堪回首的脚印！人生苦涩，苦涩得如吃不熟的杏子，难以下咽!人生很累，累得筋疲力尽、心率憔悴，如行走夜路般艰辛！再说那个“关联词”———“与”字，我乃平淡的“教职”，平淡的人生，两个“平淡”连在一起，充其量是“平淡+平淡”。好在这个世界上，平淡的人居多，只要他们做一点为大众有益的事，哪怕如小草为大地添一点绿色，哪怕如石子为人间发一缕微光，那也算是有意义的人生了。怕的是，有些人只顾自己，甚至危害他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些人虽“大”犹“小”，“小”的让人不耻，不屑为之为伍，不屑将他一顾。
　　二
　　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算不得君子，但我扪心自问：也非小人。算什么呢？算个坦率正直的人吧。特别是当一个人进入官场以后，能够继续坦率正直，保持心静，不为权力所倾，不为富笑所淫，不为名利所驱，不为奉承所迷，洁身自好，那真是不容易啊。
　　我置身官场十几年，也算是“七品芝麻官”。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高高低低，官官民民，为人处事，音容笑貌，发迹之略，升官之道，见得多了，颇有感慨。曾写过两篇小杂文，一篇是《官职与位子》，大意是：官职即职务，职务是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你职务做什么？希望你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公仆。而许多人则把官职看作位子，上了“科”位，上“处”位，上了“处”位，上“厅”位。眼睛盯“位”，行动逐“位”。一旦上“位”，便一改常态，高高在上，官气十足，似乎“位子”，就是水平。许多群众也把官职看作“位子”。“位上”有气势，“位上”有核心利益，“位上”有附加值。人在“位上”，有的抬轿，有人吹号，有人抬轿抬过了头，有人吹号吹走了调儿，弄得“位上”的人飘飘然，昏昏然，嫣然觉得自己是“超人”，是“神”。似乎天下的真理都在他的手里，气指颐使，不可一世。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位子和水平不成正比。有些人位子越高，水平越低。另一篇是《为官难得平常心》，大意是：人世中都是凡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阳光”的一面，也都有“阴暗”的一面。后天努力+机遇，有可能成就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机遇。有的“吉星高照”，常常是一大堆机遇，一起降临在他（她）的头上。有的人，一生都是“倒霉蛋”，无论怎样努力，机遇总与他（她）无缘。为官难得平常心。所谓平常心，一是以平常心对待自己，你得明白，你不是“超人”，你不是“神”，你是人，你是同平常人一样的人。二是以平常心对待别人，你要体恤下级，体恤民情，经常换位思考：黎民百姓不容易，经常为衣食所忧，为不平事所困。我的这两篇小杂文，已经过去20多年了，至今记忆犹新，只可惜，我当时投给几家报刊，谁都不给发表，一气之下，我把底稿付之一炬。
　　记得作家李存葆写的《高山下的花环》中有这样一段话：“十年动乱，摧残了多少人才。权利的反复争夺，又使多少人茅塞顿开，学得‘猴精’呀！人为万物之灵，极具谋求生存的本领，是适应性最强的动物。在那你死我活的政治漩涡中，心慈的变得狠毒，忠厚的变得狡猾，含蓄的变得外露，温存的变得狂暴………造物主催化万物的奥妙，是在一个‘变’字呀！”
　　中国历史变到今天，总起来说，变得越来越好。然而也有变得不尽人意的一面。尤其是官场上的变化，经常令人难以捉摸，许多人身为平民百姓的时候，颇有人味。一旦跻身官场，面目全非，昔日风雨同舟的同事、朋友，不再与之为伍，甚至形同路人，偶尔谋面，无话可说，似乎他（她）成了“神”，不屑于与人打交道了。我仍凡人，又秉性耿直，每每遇到“神”，不畏“神”，不敬“神”，一走了之。
　　我非傻瓜，身处官场，耳濡目染，官场诀窍，也能语出几分。但我不肯“走穴”，更不愿出卖灵魂，基本游离于官场之外。我干的是工作，我做的是事业，我既然做“和尚”，我就要“撞钟”、“念经”。我干了十几年处级秘书，起草文件、讲话、报告等，我都认真去做。许多人做秘书做疲沓了，炼就了一身“剪贴”、“拼凑”、“照搬”、“照抄”、说官话、大话、空话的“本领”。我对这种人很不以为然。我即使做官样文章，也要力争讲点实话和真话，讲点真知灼见。然而却时常被否定，反倒是官话容易在领导那儿过关。1997年，省级机关开展“三讲”的时候，我这个舞文弄墨几十年的人，按照自己的实情写解剖材料，成了全厅唯一不合格的“自我解剖”。后来，我按照“三讲”要求重写，一下便过关了。
　　机关的人们都很忙，忙应然之忙，忙使然之忙，也忙非分之忙，忙个人之忙，有些人忙得很累，不光身累，更是心累，累病了。我很可怜他们，透过他们忙碌的身影，我仿佛看到那一个个扭曲的灵魂。
　　我也很忙，我也很累，但我是另类之忙，另类之累。时常忙完了公家的，再忙自家的。忙公家的，我一定要把领导交办的各种文字任务完成好，从不偷工减料。我忙自家的，利用平时零打碎敲的时间、节假日，把自己的人生感悟，对教育的思考，写成了一篇篇论文。在机关工作的十几年中，我做了不少课题，写了100多篇论文。忙完了公家的，再忙自家的，说起来，有点犯傻。忙公家的，更多的是公共思维，说的是公共话，时间长了，有可能说不出属于自己的一句话，自己也俨然成了一位“公共人”。我不想因忙公家的而丧失了自我。我要通过忙自家的找回自我，保持自我。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写文章，直面现实，敢讲真话，充满另类之见。我的老同学看了我写的《教育大视野》，说：“老陈啊，你真敢说，你书中反思中国教育的那几篇文章（《反观与前瞻后的沉思》、《中国教育“生病”了吗？》、《痛失机遇》等），倘在1957年整风反右时，拿出任何一篇，都可以把你打成右派。”我一笑了之。
　　常搞写作的人都知道，写公共文字与写个人文字绝对是两码事，一个是无个性思维，一个是个性思维。不管哪种思维，哪种文字，都是苦差使。我的那间杂乱无章的书房，一张极普通的写字台，一把破椅子，一瓶蓝黑墨水，一瓶红墨水、一支毛笔，一盏台灯，一叠稿纸，伴我度过了一生中的绝大多数岁月。我时常坐在写字台前苦思冥想，有时呆坐半天，无一字落笔。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写惯了公共文字，再写个性文字，怎么也“挑不出来”。经常一落笔就是公共文字，我很快发现，又重新落笔，那苦恼，不亚于金蝉脱壳。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我跳呀，跳呀，终于从公共思维中跳出来了。
　　有人问我，你怎样调出来的官场？我不暇思索地回答：这些年来，我人在官场，身儿、心儿、气儿、神儿，压根儿不在官场，谈不上“跳”的问题。
2000年，我58岁那年，适逢机构改革，我主动要求来山东省教科所。当我正式向领导递申请的时候，一位领导郑重地对我说：“你该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你要想好了，走了，你就不能回机关了，你不要后悔。”我坚定地回答：“我不后悔，走了，我就不回来了，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来教科所，转眼之间，已经8年了。我在这里“死心塌地”，像鸟儿归林，像鱼儿得水，在别人看来，很艰苦的科研工作，我喜欢，我热爱，我情愿吃苦，甘心受累，我不回头，我不后悔。我和我的同事们，没老没少，没大没小，相同的志趣，相同的追求，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当我们做的课题、写的文章、发表的言论、受到基层的认可、欢迎、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时候，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
　　三
　　回顾我几十年的笔墨生涯，大体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职业而写。
　　所谓为职业而写，就是你干文字工作，你就得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写作任务，不管你乐不乐意写，有没有兴趣写，你都得写，而且必须写好，直到领导满意为止。犹如司机必须驾好车、清洁工必须清扫好马路、厨师必须做好菜一样，只是职业、分工不同而已，尤其在某些领导眼里更是这样。干这种工作很累，我们干文字工作的人把这种工作叫“文字苦力”，不理解我们的人骂我们是“御用文人”。其实，让人“御用”是“被动式”，让你咋样就咋样，你只能挨着、受着，笑脸给领导，苦水往肚里咽。记得1980年，我由中学调到济南市教育局宣传科工作的时候，接受的第一次任务，是代教育局领导为外系统一位去世的领导写悼词。晚上，我面对镶有黑边的讣告及死者生平材料，调动悲哀情绪写悼挽文字，那滋味，着实有点别扭。但我必须写好，因为我干的是文字工作，这是任务。好不容易写好了，自己还在心中模拟追悼会的情景，默默地读了一遍。为适应调子低沉的需要，我使用些长句子，大有“一唱三汉”的味道。第二天，送给领导后，心里就直打鼓，生怕我来教育局接受的第一次文字工作写砸了，给领导先入之见。下午，办公室的一位领导把我叫去，说写得可以。不过，有些句子必须改得短些。因为参加追悼会的那位领导身体不好，读长句子，费劲。我顿时佩服这位办公室的领导对领导想得这么周到。我于是挖空心思地把长句子改为短句子，实在改不短的句子就多加顿号和逗号。
　　1987年，在山东教育社干编辑、记者工作，正干得饶有兴趣的时候，一纸调令，把我调到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干秘书工作，我于是又回到了为职业而写的老路。我接受的第一个写作任务是代厅长为冀鲁旅港同乡会成立四十周年写贺词。厅长把我叫去，交代任务：听说你的文字不错，可我没见过。这次我要亲眼见一见你写的东西。香港冀鲁同乡会成立四十周年，你代我写篇贺词，要写得声情并茂，有点内涵。我接受任务后忐忑不安，一是文字本身要求高，二是领导有意识的考查我。我翻阅了使用繁体字的有关材料，发现香港有不同于大陆的话语体系，文词多为半文半白，有点像《三国演义》、《水浒》中的语言表达方式。我构思得差不多之后，一动笔，比登天还难，我说“大陆话”习惯了，怎么也说不来“香港话”。于是，看《三国演义》和《水浒》，酌摸半文半白的表达方式。一篇1200多字的贺词，我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整整折腾了十几天。经常把意思想好了，又不会表述了。这样表述，那样表述，反来复去，怎么也写不出“香港味”。有时，为了一句表述，我竟在写字台前呆坐一两个小时，急得上火，越上火越写不出来。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憋”出来了。写出初稿后，心里没底儿，特意找我上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宋遂良老师求救（此时他已调山东师范大学），宋老师的文言文功底很厚，他看了后，说写得不错，又作了某些润色。厅长看过之后，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只说了一个字“行”。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后来听说厅长对我写的贺词很是赏识。因限于篇幅，我只引用贺词中的一段文字：“孔子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丁卯年仲秋，正值冀鲁旅港同乡会诞生四十周年。如人之成长，历尽艰苦，饱经风霜，日臻成熟，已步入‘不惑之年’。四十年来，冀鲁旅港同乡会一贯以敦睦乡谊，沟通桥情，服务桑梓为宗旨，兴办福利，扶济贫困，热心公益，慷慨助学，凡有利于桑梓公益事业者，无不悉力以赴。中华美德得以光大，民族文化得以播传。因之，深得冀鲁旅港同胞拥护，踊跃入会，如鸟之归林，水之就下，社会贤达，学者教授，元老硕彦，群英荟萃，形成浩浩荡荡之队伍，在港如林之社团中，独树一帜，实力雄厚，举足轻重，为海内外瞩目，余不胜钦佩，仰慕赞叹！”
　　我有头疼病，三叉神经疼，劳累、心烦，容易犯病。一犯病，疼的脑袋炸裂一般，哇哇呕吐。我在山东教育社的那3年，干自己愿意干的事，身累心不累，我的头疼病基本好了。去教育厅干秘书工作后，做“御用文人”，本人书呆子气十足，应付不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经常郁闷，头疼病犯了，家人把我驾到医院，头上，手上，脖颈扎满银针，还是疼痛难忍，大夫把我耳朵上剪个小口放血，我全然不觉，那剪小口儿的疼痛早被脑袋巨疼掩盖了。针灸之后，吃中药，一天一大碗苦汤，中药里有吓人的蜈蚣、蝎子，我平时看见这些东西都恶心。此时，我顾不得这些了，哪怕是毒药，只要治头疼，我都认了。一连喝了四十多付汤药，砂锅子坏了好几个，总算好些了。
　　为职业而写，不容易。当秘书给素不相识的死者写悼词，能“情动而辞发”吗？没去过香港，写香港的事，能“不吐不快”吗？给领导写讲话，一遍一遍的写。写了，否定；否定了，再写；再写，再否定；再否定，再写。否定之否定，反复被“搡搓”，那滋味，无以言表。劳累，委屈，烦闷，真想找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大吼几声、大哭一场。
　　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实惠，写点东西，要讲报酬。我当秘书十几年，每次写东西，只盼领导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嘴里吐出一个字：“行”，就受宠若惊似的，哪里还有什么非份之想？
　　还有一些人对秘书不理解，认为秘书是领导的“红人”、“嫡系部队”、“心腹”，甚至骂秘书是“走狗”、“鹰犬”。其实是大错特错了。秘书在某些领导眼里是一种“行当”、“工种”，“敲门砖”。说重要就重要，说不重要就不重要。筹备大型会议的时候，基本靠一个文件，一个讲话来支撑，这时候的秘书在领导眼里太重要了，会议开过之后，秘书算什么？狗屁不是，比鸡毛还轻。远没有管钱、管物、管人的要员重要。我劝一些人理解秘书吧，你若真的不理解，你就去做一回秘书，体验体验。
　　第二阶段：为个人而写
　　写公共文字是为事业而写，事业发达了，当然有秘书的一份功劳。但这功劳不会成为你评职称的成果。记得20世纪80年代，报社的很多编辑，几十年埋头编稿子，为他人做嫁衣裳，竟没留下自己的一点东西，申报高级职称，因无个人成果而纷纷落马，好惨啊！我听说后很受震动。我非官场娇子，倒是个文字苦力，以文字立身处世，兴许有一线生机。于是，我下决心以文字而绝处逢生。我脚踏实地从为地方小报写“豆腐干”做起。一篇千把字的消息，我利用业余时间写，写十来天。一个七、八十个字的导语，我从晚上8点写到11点，用备课纸卷烟的烟蒂扔得满地都是。我的爱人一觉醒来，见我仍伏案而写，情不自禁地说：你写稿子怎么比生牛还难，并顺口吐出了讽刺我的两句顺口溜：“老陈今年三十五，写的东西没有谱”。
　　我这个人很执着，写得“没有谱”，还是继续写，不写出点名堂，决不罢休。俗话说，熟读书不如烂笔头，只要你不停地写，边读边写，边写边悟，一定会越写越聪明，越写越成熟。记得我在济南市教育局做秘书的时候，因工作关系，结识了《大众日报》驻济南记者站的“名记”丛竹大姐，同她一起交流，一起采访。写通讯，我俩商定提纲后，我写初稿，她修改定稿，我同她合作的头一年，她经常把我写的初稿改得面目全非，但确实改得令我自叹不如。我细心的酌摸她为什么这样改？好在哪里？并透过她的改动感悟她那灵动的思维，从中悟“门道儿”。慢慢地，我也有了些“门道儿”。后来，我写的初稿，她只做些许修改，并在一篇稿子上写道：“老陈，你可以飞了！”我看了后，甭提多高兴。多年来，我从笨鸟行走到雏鹰展翅，再到成鸟飞翔，花过多少气力，有过多少梦想，终于在老大姐的帮助下，起飞了。我这个人是懂得感恩的。2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忘不了这位大姐。现在大姐已70多岁了，我祝她健康长寿！
我写东西，是有追求的、有层次的。一种文体，掌握得差不多之后，我会向新的文体进发。锲而不舍，绝不放弃。逐步学会了写消息、写故事、写通讯、写报告文学、写论文、做课题。发表的层次由低到高，后来在《求是》杂志上发文章。1994年我发表在该刊物上的文章《还是“并轨”好》，被当年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00年我来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参评“正高”，顺利过关。这也算是我为个人而写的一点回报吧。
　　第三阶段：为生命而写
　　我常想：人活着，不能只为吃喝玩乐，得活的有点层次，有点境界。每一个人都有提升层次和境界的途径和方式。对于我这个酷爱写作的人来讲，理所当然地钟情于字行，寄思于文章。投笔为文，荡舟学海，一路走来，渐渐地把写作当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成了我抒发喜怒哀乐的一种载体，甚至成了心理渲泄的窗口。我的思维比较活跃，经常对新鲜事物保持一种敏感，而且经常动情。我时常在现实生活的耳濡目染中，心头一亮，精神一振，立刻在脑海里产生思维的碎片。随着思维的不断深入，碎片不断扩大，继而连成一片，情感不断积蓄，继而达到绝和状态，说不定什么时候找到了渲泄口，于是，带着屡屡情思，一股脑儿渲泄出来，顿觉心旷神怡，天高地阔，释放了一次生命的能量。释放之后，再积蓄，再释放，循环往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我写的许多东西，只为心理渲泄，不一定去发表。下面抄录一篇我没有发表的打油诗。

　　历史的天空

　　历史的天空，多么悠长，多么浑沌，多么神奇，多么凝重。悠长得让文学家无法想象，浑顿得让历史学家难以说清，神奇得让探险家目瞪口呆，凝重得让有识之士默默无声。
　　历史的天空，像浑顿。腥风血雨混淆文治武功、阴谋诡计混淆正大光明，奸臣贼子成了耀眼的明星，把谬误载入史册，平添了历史的沉重。
历史的天空，像聋哑人。远古的传说，你应说得清；历史的谜团，你应看得清；宫廷秘史，你应知情；千古奇冤，你应作证。可是，你为何缄默无声？害得黎民百姓，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历史的天空，像多棱镜，映照着刀光剑影，回荡着鼓角铮鸣。胜者王侯败者寇，苦的总是老百姓。一代伟人主沉浮，犹如群星绕北辰。一个巨人倒下去，星座顷刻话无踪，无数风流成笑柄，多少楼台烟雨中。
　　历史的天空，像凝固剂。兵马俑凝固了秦始皇的纵横驰骋，古长城凝固了刀光剑影，黄尘古道淹埋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楸梧蓑草淹没了六代宫。
　　王图霸业一场空，功名利禄一场梦。唯有明月知我心，如诗如歌伴我行。
                          四
　　我之所以在事业上有一点点的成绩，在人生日历上有一点点痕迹，到底是何原因？是先天聪明？是后天努力？是机遇？是关系？是智力因素？是非智力因素？我想过这个问题。我并不聪明，甚至愚钝。初中、高中、大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中上游。我没关系，我生长在农村，17岁丧父，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外举目无亲，上学、谋生，绝属个人奋斗，“旱地拔葱”。我没机遇，有几次在别人眼里的机遇，其实是我身不由其己的命运安排。我在中学教书，在山东教育社做编辑，干得好好的，是领导硬把我调教育行政部门做文字苦力。在济南市教育局出了三年多大力，我一直是个“大头兵”。我从山东教育社调厅机关弄了个副处级，招来诸多流言蜚语，当时我的处境非常困难，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靠加倍努力去改变一些人对我的“误读”。我从机关调教科所，在一些人看来是因为我“表现不好”、“犯了错误”而“发配充军”。我就这样曲曲折折跌跌撞撞，一路走来，不招“丧门星”就烧高香了，哪来的机遇？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像关汉卿所说的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的骨气，是“抬起头来做人”的信念，是对自己钟爱的事业达到痴迷程度的精神状态，是“被人打倒再爬起来”的意志，是“让别人说去吧，走自己的路”的人生信条。
　　说起这些意志品质的养成，我只能在诸多因素中，首推“母亲元素”。她老人家已经于2007年5月长眠地下了。她，我的亲爱的母亲，我的目不识丁的“导师”。她是一位裹着小脚、在解放前连名字都没有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解放后第一次人口普查，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她中年丧夫，沦为寡妇，独自一人拉扯着未成年的四个孩子在“塌了天”的绝路上行走，在茫茫苦海中挣扎。她被人瞧不起，被人骂“穷命”。她无助，她无奈，她无力。但她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希望。她对长子的我抱有莫大的希望，她不信她一辈子穷命，总有时来转运的时候。她大字不识，但她坚信读书好。我要读书，她支持我读书，然而她又没能力供我读书，她把她出嫁时的嫁妆——八仙桌、柜子、箱子、椅子，甚至连压箱底的铜钱都变卖了，供我上学。按照我的家境，我高中毕业就该就业了，为母亲分担家庭重担。可我考上了大学，母亲又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上大学。此时，正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家的境遇更悲惨了。我上的是管饭的师范学院，靠每月3元钱助学金花销。苦不堪言，自不必说。母亲在家拉扯弟妹三人，苦苦度日。我后来听说，我上大学期间，母亲曾多次带着我的小妹妹到外村讨饭。我听说后，心如刀绞，恨自己无能，让母亲遭受这般磨难。有一年寒假，我回家，看到家中一贫如洗，非常伤感。母亲看出了我的愁怅，说：“孩子，你不用挂着家里，咱家有粮食吃，说着掀开瓮盖，让我看满瓮的粮食，我眼睛一亮，顺手往下掏了一把。不料，一层玉米，瞬间漏了下去。原来，母亲担心我牵挂家里，在我放假回家前“造了假”。把大瓮内用棒子箕填充了绝大部分，上面铺上草蓆片，把仅有的100多斤玉米覆盖在上面。我顿时大哭一场。母亲仍笑着说：不要紧儿，你不要挂家，好好念书，娘盼着过好日子。”
　　母亲不会表达，只是默默地承受，苦苦地支撑，殷殷地期盼，暗暗地祈祷。她每天黎明即起，朝泰山的方向，向“泰山奶奶”虔诚地叩头，祈求保佑。还经常“骂”我早逝的父亲：“死鬼！”“狠心！”抛下孤儿寡母，撒手而去。害得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母亲是一本无字书，在我看来胜过有字的曾国藩、林则徐家书。我从无字书上，读出了人生道理，吸取了无穷的力量，使我懂得并身体力行：人活一口气，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人不能没有希望，希望是人的生命，希望破灭，生命终止；“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人贵有“精、气、神”。多少年来，母亲给我的“精、气、神”，化为我无穷的精神财富，不竭的人生动力，支撑我一路前行。没有喝彩，没有颂歌。一年三百六十五里路，在书页字行里度过，耕耘知识的原野，采撷智慧的花朵。哪怕是血色残阳，也要染红天际；哪怕是蓑草枯叶，也要融入千里沃野；哪怕是人微言轻，也要纵论千秋功过；因为我是祖国母亲、也是亲生母亲的儿子，血管里流淌着炎黄也流淌着母亲的血。
母亲已长眠于地下，瞑目于故土。草根之人，埋葬于草根之下，黄土作被，绿草挡风，五谷供奉，野花点缀，你应是幸福的人了。你的儿子，经常梦见你；清明节，给你送钱。你生前曾祈祷“泰山奶奶”保佑我。我在有生之年也祈祷“泰山奶奶”保佑你。保佑你在天国乐而忘忧、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