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甜蜜的诱供：你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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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甜蜜的诱供：你幸福吗？

　　1

　　中央电视台最近在“走基层”栏目里推出“你幸福吗”的系列采访，记者们分赴全国各地，采访城市白领、科研专家、企业工人以及乡村农民，据说采访对象多达数千人。这数千人不管人生境遇如何，不管最近死了爹没有，也不管孩子是否刚被倒塌的校舍夺取生命，也不管最近是否遭到过城管人员的殴打，房屋是否被强拆，土地是否被强占，一律被兜头发问：你幸福吗？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几乎所有人都说“幸福”，当然，也有很不知趣的人，竟然完全不知道幸福是什么玩意儿，忽闪着眼睛诚恳地回答说：“我姓曾。”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一位著名电视主持人的一桩轶事：在摄制完成访谈节目以后，看着白发苍苍的嘉宾老人的背影，这位衣着光鲜的主持人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傻逼今儿还挺配合的。”由此我想象，那位很不幸“姓曾”的家伙，在鹤立鸡群、灯光璀璨的电视台大楼里，刚才还对电视机前面的观众粲然而笑的记者和主持人们，一定都笑弯了腰，各种嘲笑、侮辱、揶揄、诅咒、谩骂一定会不绝于耳，“傻逼”还是好听的，其他诸如“畜生”、“王八蛋”、“没长鸡鸡的家伙”之类的污言秽语，一定会像粪水一样泼将过来。

　　陕北人有一句话：“人比人活不成。”谁让你没摊上一个有权有势的爹呢？谁让你没有利用各种权力关系钻营到体制内占据一个高位呢？谁让你没本事当上中央电视台记者和主持人呢？所以你也就没有资格怀着猫的心态充满快感地问老鼠：“小样儿，你幸福还是不幸福啊？”你只能瑟缩着用眼睛的余光瞄着猫的利爪，脸上还要做出笑容，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我幸福……我幸福……”

　　“陈行之，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被采访的人都是因为受到威胁才那样说的吗？难道你认为我们这些猫儿都是想听到那句话才问老鼠的？难道你认为这是……这是一种变相的诱供？”

　　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2

　　曾几何时，在一个叫马克思的人的鼓噪下，人类历史上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它通过空前致密的国家权力系统吞并整个社会，将个人碎片化，每一个个体面对的都是国家机器。我这里使用“突然”两个字，无非是想强调，这种社会形态不是社会历史自然延伸的结果，它渊源于个别思想狂人的乌托邦幻想，中途被一种试图控制社会的政治势力劫掠，结果就在专制主义土壤最为深厚的俄罗斯、东欧某些国家以及遥远的东方结出了社会之果。

　　如果你考察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你就会发现它与今日绝不相同。由于私有制没有被改变，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厚重宽阔的民间社会，城市以民间商会、工会等形式所进行的社会结构自组、广大农村极为普遍的乡绅治理，保证了人基本上都拥有一个天然的位置。毫无疑问，位置与位置是不同的，有的好些，有的差些，但是由于有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的自然调节，人既可以向上流动，亦可以下流动，机会并不完全被国家权力占有(利出一孔)，因此人不管在一段时间里多么柔弱，他都可以揣着梦想与希望，即使完全绝望了，也还可以像陈胜、吴广那样聚拢起一帮乡亲，高叫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杀向京城，讨一个做人的位置。

　　民间社会被国家吞噬以后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种绝境。在这种绝境中，当一个人站在天地之间试图像人那样遥望世界的时候，他将什么也看不到，他面前只有一架顶天立地的国家机器，他听得到它的巨大轰鸣，看得到各个部件的强劲运转，就是看不到作为群体的人，他甚至看不到同伴，所有人都只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这就是说，当国家机器把作为民间社会的个体联接的通道堵塞以后，国家事实上也就摧毁了个人，与人打交道的不再是人，而是冰冷的国家机器，不同点仅仅在于，你面对的部位和我面对的部位会稍有不同，然而不管有什么不同，就国家机器的内在本性来说，它对所有人都是一种野蛮的异在力量，对所有人都构成一种无法摆脱更无法反抗的强迫性压制。

　　此时此刻的人，会感受到什么呢？恐惧。我们从卡夫卡、奥威尔、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描述中，从哈耶克、波普尔、阿伦特的思想论说中，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惧。而这种恐惧也同样也能够被我们的经验所证实，你只要不看《人民日报》，你只要不打开电视机和收音机，你就会从无数悲惨的社会现实中体会到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惧。这不仅是生存层面的恐惧，更是精神深处的恐惧，是丧失思想自由的恐惧，是将整个灵魂切碎了的恐惧。

　　现在的问题是，你就连感受恐惧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你成天死的心事都有，这时候中央电视台记者却几乎把麦克风捅到你嘴里问：“你幸福吗？”而你只能满怀着屈辱，眼睛里噙着泪花，说：“我幸福……”

　　还有比这个更恐怖的社会图景吗？

　　3

　　猫为什么非得要老鼠说“幸福”呢？

　　这是因为，这只狠毒的猫已经意识到它在老鼠心中是怎样一个形象，它很担心老鼠们彼此沟通说：“兄弟，我们是不是得想点儿办法，让这只猫别老是吃我们啊？”它很害怕这个，所以就摁住柔弱的老鼠，逼着它说“我幸福”——犹如本文标题所示，这是一种甜蜜的诱供，与老鼠的真实生存形态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与真实的社会状况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相反，这件事反而无意间暴露了猫与鼠的真实关系，一种潜藏着内在危机的真实的关系。

　　猫很傻，它不知道它所享用的这种甜蜜是有害的，是在饮鸩止渴，道理很简单：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从来都是切切实实的作为人的历史内容，从来不是人造的虚假幻象，即使你把这种幻象弄得花花绿绿五彩缤纷也无法遮盖人的真实处境。你没有办法掩盖。

　　有人编了这么一个段子。

　　中央电视台记者到偏远地区问一个农妇：“你幸福吗？”

　　农妇不懂，反问：“啥子叫幸福？”

　　记者循循善诱，说：“就是快乐……就是最舒服的事。”

　　农妇笑起来：“俺懂了……”

　　记者异常高兴，接着问：“那你认为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呢？ ”

　　农妇忽闪着眼睛问：“说真话？”

　　记者：“当然说真话！我们中央电视台就是说真话的。”

　　农妇羞涩地说：“晚上跟老公在炕上玩。”

　　记者很尴尬，想接着诱导，笑着问：“有没有比这还幸福的事呢？”

　　农妇回答说：“歇一会再玩儿呗！”

　　记者很着急，再次笑问：“你难道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吗？”

　　农妇压低了声音说：“串门子，跟别的男人在别人家炕上玩。”

　　尽管有些荒唐，可我仍然觉得这个段子很好。好在哪里呢？好在它实证出了这样一种现实：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是不兼容的，前者为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所驱使，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后者则呈现出最美好的自然形态，两者永远不会兼容，它们不会兼容的。

　　我很想对那只凶暴的猫说一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听到再多的“我幸福”又有什么意义呢？你真的觉得有意义吗？

　　去年薄海同欢的庆祝辛亥百年烟花已经散去，今年的双十节似乎冷清，但对我而言，今年才是真正值得纪念的年份，1912年元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民权和现代共和政治原则的政府在南京宣告建立，我们纪念辛亥百年，真正的意义恰体现在这一亚洲第一共和的炽热记忆之中。这是古老亚洲的光荣，也是中国人近代求民族新生，矢志振兴祖国的标志性时刻。没有百年共和的传承，百年辛亥的纪念将成为空心的狂欢。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弥漫一种出自权力崇拜的成败论史风气，因为辛亥的国父们没有能够创建媲美华盛顿、杰弗逊和亚当斯们的事业，因此，辛亥革命被轻率地称为不彻底的革命、失败的革命。人们忘记了，若就个人的功业而言，克伦威尔也失败了，拿破仑被放逐到圣赫纳勒岛，许多历史大事件的风云主角都有暗淡的收场，但是，他们的事业并不因此而失去其强大的光辉。辛亥国父们的事业正是如此，碧血浇灌的自由之花，共和与民权的民族道路，这些凝聚百年梦想的事业从未因国父们的个人出处而变色。

　　与一般所说的相反，作为辛亥成果的共和国，从根本上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道路，在其后的岁月里，共和国的精神深入人心，形成新的民族文化与生活内核，无论拥兵十万的军阀，还是上下官民，没有人可以任何方式挑战共和的公共生活理想，凡挑战者只能落得可悲的下场。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共和国给近代苦难深重的中国人一个触手可及的梦，一个衡量一切后来统治者的标尺。

　　有人不理解，为什么在相比今日法治框架远为健康的时代，会有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如此激进的反抗，这种抗议之声若按照后来的现实看，完全是没道理的，而且实际上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问题是，在当时，人们是按照辛亥第一共和的梦想尺度来衡量一切政治作为的，也衡量一切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北伐能够成功的社会基础，人们不能忍受军阀政治对共和愿景的践踏，支持重建共和的运动。

　　自1925年广州到1927年武汉和南京的政府，自称国民政府，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姿态，表示北伐革命是源自辛亥共和的直接源流，而施行宪政是国民革命的最高目标，然而，由于党治的实行与变异，以及内外环境的丕变，特别是由于暴日入侵，中断了新政府渐次创建宪政的历史机会，更由于赤色政治的兴起，这一历史机会终于丧失。

　　然而，不可忘记的是，即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之中，在民治、民有和民享理念下的共和建国的大略也没有一日废止，正是因为驱逐侵略者，再建独立、自由和民主新中国的梦想复燃，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才能以拙劣之装备，万难之条件，抛妻别子，毁家纾难，卓绝艰苦，忍受八年浴血奋战，终至赢得不朽胜利。换言之，抵抗外敌的热情不是来自凭空之处，而正是辛亥共和梦想复兴的成果。正人君子，以共和之梦为祖国奋起，野心家和小人以操弄共和梦想谋取小团体私利。

　　1949年建立的新政权合法性来自创建于抗战末期的政治协商会议，而政治协商正是抗战即将胜利，国人为实行宪政建国而创立的制度，犹如中国的大陆会议。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红色政权以怎样的学理为自己证明合法性，离开辛亥第一共和的正大基础，其立足之处将是一片流沙。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巨像每逢节日，还要矗立在广场的根本原因，也是那些为虎作伥的花瓶党依然不时浓妆登场的原因。

　　细看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历程，即使那些最缺少道德情怀和冷酷的组织，在其奋斗之中，也不敢公然丢弃自由与民主的旗帜，相反，他们正是最能够抢夺辛亥共和诠释权的团体，并以辛亥共和真正的继承者自居，枪杆子与组织的无情效率，都不能取代这一旗帜本身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一个最清晰的明证：共和的梦可能被扭曲，但绝对不会死去。

　　身为国人，当代中国的苦难历程我等均有身受，造成这一血泪之旅的根本原因，在于执政者背弃辛亥共和的理想。反过来说，举凡试图以个人之力对抗滔滔血水下历史逆流的，则无不是以辛亥共和的民权、民族与民生理想为旨归，也就是辛亥死难诸先烈与辛亥国父们事业的继承者。因同胞尚处于民权被无情侵害的境地，民族尚处于野蛮和蒙昧的呻吟桎梏之中，而过于帝王的残暴鞭挞下，民生之艰难令人发指，所以，辛亥之事业迄未完结。

　　今天我们纪念双十，并非出自桀犬吠尧的现代史党派偏私，更无意去剖判具体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我们是作为一个不甘于沉沦的中国人，面向先烈牺牲的拷问和未来世代的目光发言：当辛亥共和梦想的火炬传到你我之手，我们是用不懈的热忱和奋斗将其复燃光大，还是向隅而泣，自甘为奴，视自由的生活、共和的梦想与配得上华夏传承的国家未来为他人之事、过眼烟云?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必须重温辛亥共和之梦。这将决定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后代将过怎样的生活，最后，这将决定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将拥有和生活于什么样的国家。

　　为此，让我们纪念双十节，让共和革命的梦想照进2012年的现实，以此祝福我们的同胞和祖国——愿自由之光长照我土，愿共和之波荡涤秽腥!

　　我买了两个手机，装了两个号码，生怕错过一个电话，结果错过了更多电话。我下载了微博，使用着微信，苹果的电脑里依然留了一块地方给微软，结果少了老友相逢时的微笑。我装了卫星电视，甚至买了卫星电话，还住在卫星新城，结果发现自己很久没有抬头看那些繁星。要知道我小时候光看着星空就能呆坐两个小时，而现在未必有看两秒的心境。

　　我们知道的得到的总是越来越多。在上一次的同学聚会上，我们不再谈什么山脉。我们谈的都是人脉。

　　身边的碎片越来越多，新闻越来越杂，话题越来越爆，什么又都是来的快去的快，多睡几个小时就感觉和世界脱节了，关机一天就以为被人类抛弃了。

　　有一天的深夜，我的车抛锚在了高速公路上。我的苹果在晚上9点已经没电了，我的安卓在半夜12点也没电了，我的车里有一堆充电的接口，可是我的汽车也没电了。我翻出护栏，走下了高速公路，旁边就是田间的小径。好几百米外似乎有户人家。借着夜光，向着孤灯，步履蹒跚，终于到了这户人家前。这是最普通的江南农户家，两层楼，水泥场，旁边就是一条不知道深浅的河流。

　　开门的老人有些提防。我说我的车在高速上抛锚了，手机没电了，能用下你的手机么?老人说，可以，但我没有手机，电话机在里面。

　　从他家出来，我恍若回到了自己童年的房子里。等待救援的两个小时里，我也只能看着星空。你以为我开始中意这原始的一刻么，不，我居然还惦记着苹果手机里似乎有个可以分辨星座的软件。没有手机真是太不方便了。然后我就睡着了。我梦见小时候，我挨家挨户去通知小伙伴们，今天晚上《成长的烦恼》又开播了。

　　醒来，我下意识第一个反应就是——《成长的烦恼》应该是我看的第一部美剧吧。这都半夜一点多了，回家快去看最新的《生活大爆炸》。

　　抛锚的车被架在了拖车上，我坐在车里。不用抬头，挡风玻璃看出去就是夜空。什么都太繁多了，什么都太短暂了。恰好正在设想一本文学杂志的内容，回去我就和朋友们说，我们做简单点吧。我已近忘记太多东西了。我记不住了。于是就有了你所看见的《一个》。每天都只有一张照片，一篇文字，一个问题和他的答案。但也只是一枚碎片。因为我们不能回去了，不能简单了，所以才会对过往那些纯粹发出偶然的叹息。那就做一枚独特的碎片吧，就像那个没有手机和智能操作系统的夜晚里，那只乳白色的老电话。但总得往前走的，正如对于百年前的人来说，那只电话机也是匪夷所思的高科技。正如我们的后代也许也会有这么一个晚上，不得不翻出他们父辈的手机，然后大笑说，这居然叫智能操作系统，真怀念他们那个年代。如果这款手机里还碰巧有一个叫《一个》的图标，希望你还记得那一个碎片。这个碎片不是新型的，也不是心形的，它的不规则是规则的。

　　今天写了这些开篇的文字，在这个位置，以后有更多的小说，散文，评论，我写的，你所认识的人写的，你所不知道的人写的，甚至你写的。但24小时内只能服用一次，明天就是新的药丸，却治愈不了你任何的顽疾。记着也好，忘掉也罢，有一个一直都在的人或事物，总是好的。

　　10月10日，是中国历史迄今最伟大的日子。

　　现代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时间很短，但在欧洲古代，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民主政体。亚洲则不然。亚洲的中国尤甚，秦始皇那个混蛋开启的中央集权专制，恶贯满盈了2000年。导致中国几千年历史都是专制史，所以我说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耻辱史。

　　以1911年10月10日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洗刷了国人的耻辱。10月10日成为荣耀日。

　　这几年，学者们在普遍反思中国近代的立宪、革命、改良。很多人在认为：如果当年不推翻帝制，而是实行君主立宪，中国或许不至于堕落到今天的状况。

　　这种思考是有一些道理的，我也认为君主立宪或许要好很多。但我们若以此否定辛亥革命，则是把因果关系弄颠倒了。首先，当时的满清政府对专制抱有幻想，是他们用拖延立宪、皇族内阁堵死了君主立宪道路。其次，后来中国的堕落，是后人做得不好，不能责怪前面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光荣，如同烟花。固然绚烂，终究短暂。此后再次跌入专制的深渊。

　　我们看到，在亚洲的某个国家，一群不知死活的白痴政客，重复着当年中国满清的愚蠢，试图阻止民主的到来。或许，二次立宪的道路又要被葬送，又要进入混乱。

　　可叹，可叹。这块土地上苦命的人民。

　　一叹孙中山

　　纪念辛亥革命，是一定要把孙中山的画像搬出来的。

　　捧孙者称，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贬孙者说，孙中山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实话说，孙中山肯定没有领导辛亥革命，但他并非没有一点功劳。辛亥前他在海外宣扬革命，并和黄兴领导多次武装起义，从革命这方面来说，孙还是有功的。至于中国若走立宪派之路，会否比现在强，很有可能，但只是假设。

　　孙的罪孽也是深重的。他至少有三大罪孽。1，挑起“二次革命”，背叛了革命党人建立的宪法，破坏了共和局面。2，引狼入室，勾结苏俄，背叛了他自己的三民主义。3，建立党国体制，党凌驾于国家之上，恶劣之极。

　　不多说了，详见我后面附的《九问孙中山》。

　　二叹宋教仁

　　宋教仁被刺，导致共和夭折。议会政治从此远离中国达百年之久。

　　杀宋者，中华民族之罪人。可惜至今不清楚幕后主使到底何人。宋教仁死不瞑目。

　　三叹袁世凯

　　和孙中山相比，袁世凯的功劳大，罪孽小。

　　逼迫清廷退位，袁世凯是第一功臣。他也并未窃取辛亥革命成功，当选总统，是他当时的实力和威望所致。遗憾的是，一世英名，毁于称帝。

　　本来，称帝也无所谓，君主立宪很可能会避免中国堕入后来之惨状。但当时，既然已经爆发革命，既然已经共和，你个糊涂的袁世凯怎么还能走出称帝这么一步臭棋？

　　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此袁郎是民贼。

　　四叹北洋政府

　　尽管有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捣乱，尽管有宋教仁先生的不幸被刺，尽管有袁世凯脑子进水的称帝，当时的中国仍然在努力前行。黎元洪、段祺瑞、张作霖等人，各有不足，但他们基本还是能够延续着宪政的道路，他们营造出了光荣的北洋政府。

　　我一再说，万分惆怅怀念民国，民国最好是北洋。3000多年中国历史，迄今最好的政府是北洋政府，然而我们那无耻的历史学家却说北洋政府是军阀政府、黑暗统治，如此污蔑先人，暴殄天物，实乃禽兽历史学家。

　　五叹蒋中正

　　一言难尽的蒋中正。自诩儒家，却受孙中山“党国”思想毒害。毛说他“民主无量，独裁无胆”还是比较准确的。那一年，不是一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个民族的沦陷。

　　与蒋相比，对毛的评价，则非常清晰。铁证如山，无须多言。

　　蒋有一个识时务的儿子，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六叹日本侵略

　　侵略无所谓。可你既然侵略，那你就干脆灭了中国呀。就像女真灭了中国人，到割鞭子的时候，多少汉人却又哭得昏天黑地了;更如蒙古灭了中国，而至今还有中国人歌颂成吉思汗。

　　灭不了中国，要侵略也可以。那你选个别的时候行不行？偏偏在一个最不恰当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了。最后，战败的日本被美国人送上天堂，获胜的中国人却堕入地狱。

　　从这个角度，我恨日本。

　　七叹蒋经国

　　经国先生，起家于很不光彩的特务系统，登基于封建权力的家族承继，涉嫌于怂恿暗杀江南，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却洗尽铅华，于1980年代末先后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号称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第一次真正迎接体制的光明。经国先生不仅为他个人赢得尊重，更为全世界华人赢得尊重。他告诉全世界：中国人不是猪，中国人也能享有民主和自由。他也告诉那些“民主需要缓行”的帮凶：不要再以国情为借口来拖延中国人民了。

　　蒋经国，百年中国第一伟人。

　　不多写了，我写过专门的文章，见后面链接。

　　八叹陈水扁

　　2000年，在辛亥革命90年的时候，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和平更迭政权。陈水扁的总统就职演讲令人心潮澎湃：“这不是某个人的胜利，也不是某个政党的胜利，而是人民的胜利，民主的胜利”。那一夜，多少大陆同胞失眠了。看着别人作爱，太监也是会难受的。

　　陈水扁当选总统，是民主的胜利;陈水扁后来因贪腐入狱，则显示了民主的纠错机制。

　　无论你是否喜欢陈水扁，都无法抹去他。陈水扁已成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符号。

　　九叹国民党

　　2008年，国民党赢得中华民国总统大选。这是这个百年政党第一次通过和平选举从在野党变为执政党。这时候的国民党，化蛹为蝶，是其百年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刻。

　　也正因此，我们才能在纪念辛亥革命的时候赞叹：伟哉，国民党。

　　当年，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今，我们要对国民党说：请不要放弃责任，归来吧，国民党;请台湾人民不要抛弃大陆民众，归来吧，台湾。台湾，你是中国的希望。

　　在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同时，还有一群玷污了辛亥革命的人，也在衣冠楚楚地做出一副纪念辛亥革命的样子。他们无耻之极。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的今天，我想再次提出那个我曾经问过的问题：我们有什么脸面纪念辛亥革命？

　　说轮回到百年前，那是抬举现在了。

　　100年前，中国百废待兴，充满希望，100年后，高税收、高房价、高通货膨胀，处处强拆，网络删贴，令人绝望;

　　100年前，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100年后，不仅亚洲、东欧国家走向了民主，就连北非，最近也在盛开民主之花，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然后是中国的邻居，缅甸……

　　100年前，“立宪、共和”是中国最强音，100年后，维稳是核心，此前居然把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说成是耗巨资请客，举办一个什么蹦蹦跳跳的奥运会！

　　100年前，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争论、选择，无论哪条道路都有可能成功，但谁能想到后来的中国竟然堕入万劫不复的最差结局。

　　是轮回，还是倒退？

　　是纪念，还是羞辱先烈？

　　是继续做猪，还是奋起自救？

　　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才有脸纪念辛亥革命。

　　金秋十月，网络疯传：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是莫言和村上春树两者选一。据说西方赌场盘口还是莫言大一些。老农最喜欢的就是架秧子起哄，赶紧从猪草篓底翻出一篇五年前——即2007年10月——写的文章，作些与时俱进的修订，巴巴地贴上来。

　　话说这“十年奋进，十年辉煌”，诺贝尔奖年年都发，却是一年一度与红朝无缘。我们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最气不过的是，连文学奖都要吃咱们豆腐，好像大红朝每年一千多部长篇小说都白出了似的。虽说有过一个高行健，但主旋律舆论只当他是法国作家。于是，一年一度，总有好同志或痛苦或愤怒地追问：为什么中国作家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皇家学院那几个老头儿也是可怜，其实他们做梦都想给中国人发诺奖，而且想了一世纪。1913年泰戈尔得奖后;应该就会想到中国的奖项，否则，1938年何必挑选赛珍珠?老头儿都能读英文，未必觉得赛珍珠英文有多棒，还不是因为她写了中国农民?现在若有机会跟老头们聊聊，一定会发现他们真诚地想给“不读外文书，一生在大陆”的中国作家发个奖。可人家是百年老店，有传统和牌子要维护。给你发奖可以，但你也要有点东西，能让他写在颁奖词里吧?

　　什么东东可以写进颁奖词呢?老头们能读英法德文，但其他语言的玩艺，必须能过翻译关。你说中文写得多漂亮!这没用，漂亮中文未必译得成漂亮西文。马悦然说有位曹警察的方言写作如何美妙，但是，单靠这一条得奖，相当于别的评委全都放弃自己的判断而专听马老大的。都是眼高于顶的人，要他们服从，谈何容易。马老大一等一好人，老派绅士。女作家在他身边如沐春风，他永远走在外道，而且那么自然。但是，能否摆平王家学院那些骄傲的男同事，却是另一回事。

　　可以挤过翻译窄门而基本保持原状的，首先是作品的结构。结构可以相对独立于语言。比较文学要在结构主义兴起后才成为显学，这不是偶然的。你有新奇而精致的结构，就比较容易被选中。

　　高行健有这玩艺。《灵山》里三种人称的交织叙述，有多少读者看得懂且不论，至少写在颁奖词里还是满光彩的。另一位英法德文之外的奖主，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也是有这玩艺的。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表面上看，狗啊马啊还有树啊都会自己讲话，实际上这些都是细密画家为姨夫画的画，他们在咖啡馆再随手画在纸上，让说书人编故事。所以被害的高雅先生身上才会有那幅马的素描，而破案线索就从这里展开。

　　第二就是思想或思想的冲突，这玩艺也是可以挤过翻译窄门而仍然保持个七七八八的。但所谓有思想，很难定义，缺乏可操作性。换个说法吧，就说作品自成一个世界。这话怎么讲?举个例子，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大概可算文学里的第一个经济理性人，他在孤岛上按理性原则处理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类事情。后来英国侦探小说鼻祖威尔基·柯林斯写《月亮宝石》，里面一个老仆人待《鲁滨逊漂流记》如另类《圣经》，遇事就去翻，寻找处事的启发。这种书就是自成一个世界，可以放在侦探小说里当作理性原则的宝箴，指点疑案的侦破。

　　高行健的《灵山》有这玩艺，里面有儒释道三教的世界观。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也有这玩艺，帮助你在相当程度上理解穆司令的世界。比如，第32章女主角谢库瑞要办离婚，她让男主角黑渡过海峡，去找沙菲依(Shafii)教团的法官，而不要找他们所属的汉那菲(Hanafi)教团的法官，因为前者对女人比较同情(汉那菲和沙菲依都是逊尼派四大教团之一)。人性的需要，总会顶出教义的裂口。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是铁板一块。这对西方不了解穆司令的人，多少有点启发。再比如这部小说里，画家们寻找凶杀证据时，女人居住的内室却是不搜查的。美国大兵如果懂得这点文化差别，或许在伊拉克不至于冲进民居个个房间都要搜，搞得男人很愤怒，要去参加游击队。

　　这一思想要求，并不是张艺谋大片那样弄几个红灯笼挂挂，或好莱坞电影里让华人角色讲几句拐了四、五个弯的儒家格言。这不是配多少中国元素的问题，而是作者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自然而然地写出一个不同的世界。读过他的作品之后，你可以延伸到作品之外，理解那一群人对作品未必写到的各类问题的态度。就像读了又一位英法德文之外的奖主川端康成的小说，可以大致了解日本人的独特美学。

　　为什么要说“传统文化”的世界?因为老农不相信中国作家能对当代文明写出什么新思想。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男作家是一伙没有思想的人(女作家咱不评论)。你能回过头去，对祖先的思想有所了解，用白话把这些思想写入小说传下去，足够伟大了。

　　中国作家里，比较接近上面所提结构、思想两条标准的，还是莫言莫大叔。刘再复和高行健都欣赏莫言，他们的看法会影响马老大。日本那个大江健三郎也很欣赏莫言。文化接近的大腕作家的话，也会有点份量。

　　上面两条是常理，常理之外还有政治考量。老头们当然不会纯粹出于政治考虑而发奖，但也不会反对得奖者带来政治好处。瑞典人今年或许很愿意给莫言一个奖，以解决刘得奖为挪威带来的红祸。但姿态也要两边都做，这边连个保外就医都不给，那边怎么发?就算两边默契了，还要刘得奖配合。如果他宁愿把牢底坐穿，不接受先保外、再流放的安排，那也没辙。总不能让莫言直接去劝：老弟啊，你放心出去，牢里的事，别烦心，这一阵我先替你坐着。

　　说起来，这中国的诺奖，还真是最难弄的。

　　瑞典人曾想给鲁迅颁奖。鲁迅不但拒绝提名，还写信给探询的朋友：“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十年后，颁奖给赛珍珠。她的小说《大地》，当年横扫美国排行榜。评论家还将《大地》与福克纳同期出版的《我弥留之际》相比较，他们说福克纳笔下的密西西比农民充满辛酸怨恨，而《大地》中的中国农民坚忍不拔。这样的生活态度，感动了三十年代大萧条中的美国人。中国人却觉得书中农民的穷相污辱了他们。七十年代中美关系解冻，赛珍珠想再看看自己度过前半生的那块土地。外交部回信说她一贯诬蔑中国人民，不得入境。

　　今年或之后，如果红朝真的有人得奖，或许会短暂欢喜，但主旋律媒体早晚会煽动我们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痛斥瑞典人：这是和平演变的大阴谋，用心何其毒也!这样的坏结果，鲁迅也料不到。

　　（2007年10月30日原稿；2012年10月9日修订）

　　今年的黄金周长假，中国多地景区出现客流“井喷”。从故宫远超历史纪录的单日客流量18.2万，到“华山爆棚事件”，再到鼓浪屿的“沦陷”，明知人多，为何还要扎堆出行?“假日渴求”的背后原因何在，假日景区爆棚将如何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

　　今年中秋、“十一”长假各大景区出现游客井喷、拥堵和爆棚是多个特殊因素巧合集中出现造成的，完全属于特殊例外情况。最少有三个因素：一是中秋、国庆连休 8天，在时间上给百姓提供了到长途景区旅游的空间；二是高速免费通行，给百姓让利非常大，使得许多家庭自驾长途出游；三是一批景区门票降价促使百姓出游。

　　今年中秋、国庆长假出现上述状况，有专家怪罪于现行长假制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该彻底取消长假制度，由带薪休假取而代之；另一种认为，应该恢复“五一”长假休假，以缓解和分流国庆长假游客压力。以笔者看，与上述两种情况关系都不太大。试想，我国从2008年就取消了“五一”长假，过去三年国庆长假都未曾出现今年的情况。说明今年完全是由上述三种特殊情况造成的，不具代表性。

　　一些专家针对今年中秋、国庆景区爆棚情况，提出了不少改进措施，可谓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但无外乎两种意见，一是取消“十一”长假，二是不但“十一”长假不能取消，而且还要恢复“五一”长假。笔者认为，从宏观经济角度思考，应该采取恢复“五一”长假来完善假日制度。

　　我们不妨追溯一下我国黄金周长假制度的由来。1999年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从而形成7天的长假。长假制度被视为是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一大举措。当时，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国内正面临经济不景气、内需低迷的困境。而黄金周似乎是一用即灵。1999年的“十一”是第一个黄金周，实现旅游收入141亿元……接下来的2000年“五一”、“十一”两个黄金周长假刺激百姓出游，对促进消费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黄金周长假制度成为我国摆脱通缩的重要举措。

　　目前，我国正在遭遇十年来最为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出口负增长，投资不可持续情况下，内需乏力、消费不振。应对本轮经济下滑同样需要在提振刺激国内消费上做文章。我国百姓收入快速增长后，对境内外旅游比十年前欲望更加强烈，加上轿车进入家庭，一旦当前百姓旅游潜力被激发出来，现阶段旅游潜力比十几年前要大的多。

　　因此，笔者建议恢复“五一”黄金周，同时不取消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小长假，这既能分流“十一”一个长假的旅游压力，更重要的是大大促进百姓出行旅游，刺激百姓消费，拉动当前经济，这是中国经济急需的。

　　坚决反对因噎废食的取消“十一”黄金周提议。试图通过带薪休假制度替代黄金周长假制度的做法是天真的。带薪休假制度在大多数单位企业根本无法执行，能够执行的都是国企和党政行政事业单位。一方面不能保证大多数职工能够享受带薪休假制度，另一方面造成新的不公。这必将使得百姓无法享受到休假，而且将使得旅游对经济的拉动力大打折扣。这对当前我国低迷的经济可谓雪上加霜。

　　今年部分旅游景区降价，高速过路费免费通行，加上中秋、“十一”连续8天，使得旅游比过去火热许多，相信统计数据出来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巨大的。已经对遏制中国经济继续下滑起到了雪里送炭的作用。

　　当然，高速免费通行造成了刚开始的拥堵情况，这是准备不足、应对不力的管理问题，而不是政策本身有问题。后来，取消进高速发卡制度后，拥堵情况基本消除。好政策只要能够办好，就能发挥其对经济民生的巨大促进作用。

　　目前，在中国的日系车有六大品牌，包括日产、丰田和本田三大企业，以及铃木、马自达和三菱。事实上，今年8月，除本田外，日系主流车企销量均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而9月情况更糟。

　　据已陆续公布的9月销量情况，当月丰田、日产、马自达、三菱、铃木、富士重工业汽车(斯巴鲁)在华销量同比分别下滑48.9%、35.3%、35%、62.9%、42.5%、64.5%。

　　此经销商也比较悲观，认为日系车销量下滑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日系车4S店恐怕将迎来较大规模的倒闭整合潮。

　　摩根大通甚至预计，在10-12月除汽车的出口量将暴跌70%以外，日本向中国市场出口的汽车部件可能下挫40%，跌幅将与电子产品等其他消费产品的跌幅相当。

　　中国消费者拒买的理由很朴素：怕被爱国同胞砸。

　　遗憾的是，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制造商并非主要受益者。随着节能车的推进到位，德系、美系等节能车型需求释放，市场喜人。韩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商现代汽车10月5日则宣布，今年9月在华销量为84188辆，同比增长15%。

　　而我们都知道，韩国也和我们有领土之争，钓鱼岛事件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德国是对华核心技术输出控制最严格的欧洲国家。便宜了它们，算哪门子爱国啊。

　　因此，有必要从更客观的角度、更长远的视野看待这场愈演愈烈的中日经济战。

　　我去日本很多次，各个层面的人物也都接触过，从官员到财团的老大、制造业的老总还有普通的日本人。

　　不管你带什么情绪去日本，刚开始接触日本人时，可能是很愤怒，说这个国家以前经常侵略我们。这得益于我国宣传部门宣传得很成功，中国拍抗日题材的电视的投资是空前的，到今天还有很多抗日剧在播放，这可能让我们对日本的记忆还停留在60年前的状态。

　　对于今天的日本，我觉得存在着巨大的误读，误读是双方的，日本对中国有很大的误读，中国对日本也有很大的误读。有这么一个笑话，是说深圳的爱国青年上街砸日系车，砸完以后发现原来是“中国制造”，因为日系车无论是尼桑还是本田，国产的零部件已经占到60%以上，日本只占40%，至于利税，日本得到的更少一些，从对就业的贡献率来说，中国获益更大。

　　我想问“爱国青年”：爱国是什么？爱国有时候人表现的很尖刻，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为什么这么说？“爱国青年”砸完人家的车就去抢别人的东西。我看到在座的各位都比我年轻，“自拍神器”听说过吗？“自拍神器”是一个满足广大青少年自恋的东西，中国青少年特别爱自拍，自恋的一个标志就是自拍，这个“自拍神器”是谁制造的？卡西欧听说过吗？是卡西欧TR150。它在日本生产出来之后基本上卖不动，成本几百人民币，销售顶天了一千人民币。没想到台湾、香港和内地人民无比自恋爱自拍，目前在香港的价格是五千人民币，比16G的Iphone5官方零售价还要贵。现在形成一个景象——日本人生产的“自拍神器”赚取 400%的利润卖给中国人，中国人自拍为日本人创造高额的附加值，而自拍完以后去砸日本料理店和日系车。

　　我没有诋毁任何爱国热情的意思，我觉得通向罪恶的阶梯往往是由无知砌成的。如果你想击败日本，真正成为有尊严的强国，你现在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了解它，了解这个国家究竟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知耻而后勇，然后才能完成对这个非常可怕邻居的超越。

　　现阶段中日经贸关系的官方数据，大家一查便知。我查了两部分的中国官方数据，这两部分数据和日本的官方数据还不一样，因为我们统计模式不一样。如果中国官方数据算数，那么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中日一旦爆发贸易战，日本将损失很大。日本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家，即使在中国制造纵横世界的今天，日本制造依然能够做到对中国贸易顺差。按照中国海关的数据，今年1—8月份日本对中国顺差达到220多亿美金，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中国一直靠要素成本在挣全世界的钱，基本都是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但只有对日本是逆差。

　　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从表面上看，日本损失肯定更大。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两个十年”，进而失去了第三个十年，中国市场成为它“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它需要我们的市场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额在2010年增长49%，相关联的服务业投资也上升速度很快，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实际上是在增强。什么依赖度？市场的依赖度，包括我刚才讲的“自拍神器”的故事，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那是一个什么破玩意儿，比苹果的技术含量低很多，但是日本企业对市场，尤其是对中国市场的判断力，我觉得中国制造业的很多人应该羞愧跳楼自杀而死。即使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还总是被人家占据上风。

　　日本目前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欧盟是第一、美国第二、东盟第三、日本第四，占的份额是9.6%，这是2011年的数据。日本供应我们的东西，我们没去做研究，请记住是关键零部件，这其中中国需要从日本进口的东西很多是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因为我们特别不幸的处在世界产业链当中的下端。世界产业链第一级的是美国，70%的知识产权都被老美掌握了;第二个级别是德国，有一定的知识产权还有应用技术比较发达。其实，我认为中国现在最值得学习的国家是德国造，因为它的各种体系很完善很强大;第三级是日本这样的国家。至于中国，处在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第四级，跟日本的互补性特别强。

　　但特别不幸的是，日本正好是在我们的上游，从短时间来看，如果贸易战全面打的话，日本的阵痛还是很剧烈的。但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这些年在对外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老骂日本，但是，我们不是不要战争赔款吗？从无息贷款和技术开放度来说，日本对中国帮助最大，比西方国家帮助都大。我举一个一汽的例子，我们老说德国如何如何，但是，当年一汽想改一下捷达的车屁股，嫌原版捷达的车屁股高，但是因为我们不掌握这个技术，得向人家德国总部汇报，德国人不同意，咱们就连改“屁股”的能力够不到。中国的汽车制造业方面，一汽跟德国合作，我们只能生产两样东西，点烟器中国可以过关，第二个是汽车玻璃，其他整个汽车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我们都不掌握，核心的板材日本新日铁是主要供应商。

　　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我不是说学习日本，而是说能够找到双方之间在经济上真正的差距，知耻后勇做大自己，国际间所有PK都不是爱国者喊口号就能赢的，都是靠实力，打经济仗只讲经济实力。

　　中日的四个差距怎么弥补？金融上的差距不说，就单说制造业，我们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制造业，但中日制造业的差距就很大。我讲一个电子业PK的复杂流程，大家都知道差距有多大。

　　彩电，大家都知道曾经一统江湖的是日本彩电，在模拟阶段，中国人靠打价格战奋起直追，长虹、TCL、康佳等巨头完成了超越。但是进入了等离子时代，中国不掌握技术。2004年TCL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并购了欧洲的汤姆逊，我们曾经以为只要拿下核心技术，我们就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彩电制造王国，为此 TCL集团搭尽了整个集团六年的利润。引进消化、吸收并购是需要花钱的，而并购，国际上的失败率是70%，TCL能拿下汤姆逊，显然彩电王国是中国，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日韩合谋，用一年的时间通过技术的领先，使我们这场胜利瞬间化为泡影，游戏规则改变了——液晶时代来临了。现在家里条件比较好的，都会有夏普的电视，那就是液晶之王。好吧，我们又经过很多很多年的努力，才攻克了液晶的技术难关。

　　家电应该是中国人的天下。现在我们在液晶彩电市场上，又占据了“东方不败”的位置，今年有一个记录，工业市场亏损的记录。2012年松下、夏普还有索尼确实巨亏，中国人靠后发优势、靠强大市场优势完成了对液晶电视的强势反击战。但是2012年，不知各位注意到广告赞助没有，松下开始推一个新的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将来有一天，甚至不出三年你的家里会摆上这样的电视机——3D彩电。但是，我们还是常年停留在山寨阶段。我一直说山寨是小偷，模仿、山寨包装成引进消化吸收，出口西方先进国家赚血汗钱，我们为此沾沾自喜很多年，描绘成我们伟大的经济成绩报表。

　　还有DVD，在中国的DVD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时候，日本又做了一个技术革命，我们都知道蓝光。

　　日本企业在技术上的投入是中国企业的三倍以上，在日本制造的阴影下，只有一个企业突围成功，那就是韩国三星。其实，就算我们击败了日本，在某些领域占便宜的也是韩国。韩国三星实际上在跟日本的对抗中占据了非常大的便宜，比如液晶显示器的竞争，一个三星跟所有日企抗衡而不是中国人。我们一定要进行认真的反思，而不是盲目的抵制。

　　除了制造业，中国和日本在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也很大。我去日本那么多次，最受刺激的一句话是一个日本青年说的。他说：“你们老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才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信你可以考察我们的养老，考察我们的医疗，考察我们国民的幸福指数。”

　　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差距，盲目的去打中日贸易战，显然不符合现代公民首先是一个理性公民的要求。

　　我也爱自己的国家，坚信钓鱼岛是中国的，但坚持认为中国真正超越日本依旧任重道远。中日经济战中国赢面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