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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民:关于闻一多先生的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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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3 15:06:4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宋立民:关于闻一多先生的教书


  【按】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不再用官话“发言”,却是多了不少“人话”。例如日前说:“假语文所以盛行,是因为有一堆培训的,有一批考试的,有一批评奖的,有一批办会的,都指着这个吃饭。现在我把假的都推了,这些人要哭爹喊娘。”明言无忌也。只是说“语文的困境在于教法、教材、教师和考试。相比后三项,我选相对容易改变的教法来推进。与其说我们回到真实,倒不如说让我们回到常识。现在离常识太远了。”殊不知教法仍然是“毛”而不是皮,更不是瓤。要紧的是教师的货色,自己不读元典,靠着浮光掠影的“材料”和以己意为之的“鸡汤”,哪里还会有什么国粹为基础的语文?

  就教法而言,也至少应该回到西南联大。特将笔者N年前的读书笔记提供一二,看看闻一多先生如何教书。

  上回讲完鲁迅专题,与几位同学讨论“满堂灌”的问题,我说可以留一点时间互动,但是我的课基本上是“灌”,有问题下来说。恩师宋景昌先生是闻一多的学生,说西南联大那时节名师们也是灌,课堂讨论的不多。问题在于灌了啥东西给学生,灌的全是活东西,是学问,学生学而不厌,照样不会觉得“死”。灌死知识,大家当然不喜欢,即便不灌而改为提问之类,老师没啥水平,照样没有用,浪费生命。

  以往看到过不少西南联大的回忆录,提及闻一多先生的授课。如汪曾祺先生就回忆过:闻一多先生上第一节课,打开高一尺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一多先生讲唐诗,把晚唐时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为其他大学所无。他的课非常叫座,连工学院的学生都穿过整个昆明城赶去听,大教室里外都是人。

  而且,闻先生的课从不考试,期终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

  日前,读完了《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版,1980年8月)受益良多。尤其是季镇淮先生的两万字长文《闻一多先生事略》(该文附记说取材于郭道晖、孙敦恒、王康等人的著作、文章、资料,未一一注明,衷心致谢),脉络清晰,文字扎实,资料性强。美中不足是因为写于1979年,难免有点当时的“时代政治话语”。而子女提供的孙作云先生的遗作《忆一多师》(见附录),则是今天大学教师的好教材。种种会议至少可以提醒我们——

  一、1933年下半年,清华。只有孙作云与王文婉两人选了闻一多的《楚辞》课,先生照样“拼命地预备功课,全心全意地为我们讲解。因为教室人少,讲书如同座谈,所以我们几乎每一句解释必问出处,闻先生总是聚精会神地给我们讲。”

  二、当时没用课件与电子文本、博客等,老师的讲义实在是今天的“科研秘密”,而且人家确实是有货的讲义。但是“闻先生向来就未把学问当做自己的私产,他把自己的心得告诉学生,把未发表的笔记或讲义借给学生抄,那是司空见惯的事”。

  三、教书不在按部就班、一二三四、蜻蜓点水、面面俱到。“半年的功夫读完了一篇《天问》。同时,也就这样,奠定了我一生做学问的基础”。正如陈寅恪在《柳如是传》里写出了历史、学问与自己一样,一篇《天问》同样可以讲尽屈赋、楚辞、诗情、风骚。讲什么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谁来讲、如何讲。好像钱理群讲现代文学史只讲周氏弟兄,此之谓也。浩浩唐代文学,我们能够讲几个作家?30年现代文学,十八罗汉足矣。

  四、对学生的鼓励。“闻先生对我总是有些偏袒之见罢,平日向闻先生请教时,凡我之所言,闻先生几乎无不是之;其实,有的地方,到后来连我自己也改嘴了,但在当时,闻先生总是千方百计地鼓励我,他认为我是一个可以继承他的衣钵的人,我不妨这样夸诞地说。”据说大师多是通过鼓励暗示出来的。这一点我做的不够,我一般不批评学生,但鼓励也不多。

  五、关于备课。1928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而闻一多的教学、研究与创作同样是合一的,可见这样的同步也并不新鲜。例如他上课讲老杜,就把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新的写成《杜甫》一文发在杂志上。说是尝试,但是“它不是论文,而是试图给伟大诗人杜甫画像的传记散文”,而他的研究归结为写杜甫的传记,这样文字最适合做讲义。

  六、关于知识面。研究如何从平凡进入不平凡?闻一多作出了表率。由于研究《诗经》、《楚辞》的需要,闻一多开始了古文字甲骨文、钟鼎文的研究——这在今天的教授几乎不可能。我们的文学老师对于语言常常捉襟见肘,而教汉语的老师甚至不会写一篇哪怕小小的散文,上课的时候除了讲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讲义一无所有,也无挂怪乎学生怨声载道。而闻一多是“学术研究总是自辟道路,直探本源,不甘因循守旧,依靠传统注疏以解决通读古籍的文字问题。这当然是钻故纸堆,愈钻愈深愈广,需要精神,也需要见解、能力和气魄。”在时下之浮躁的大海里,闻一多怕是后继无人了!

  七、美丑一并指出。孙作云有了学术见解,闻一多及时鼓励。然而,当孙的“处女作”论文《九歌山鬼考》交给闻一多之后,“他看了一看,一面点头,一面又叹气,说:‘这个意见很好,那个意见也不错,只是文章啊!’”以先生的学术功底看学生的文字,自然千疮百孔。但是,接下来是自己与助手动手改,直到发表。如今有水平的教授一般没有功夫好好改学生的“幼齿”之作,没有水平的自己还写不出,更不用说指导学生。真的想培养一个像样的弟子,不容易呀。

  八、上穷碧落下黄泉。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开始上课,文法学院设于蒙自(十年前笔者到弥勒,有心去蒙自看看,终付阙如),几乎世外桃源,闻一多写作备课,在教工宿舍楼居高不下,同事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这才有“讲《天问》手里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证》,一句一句地讲,一个子也不含糊,详征博引,一学期只讲了一篇《天问》”。

  当初我读大二,几位老先生讲古文学,说:“你看这注释,你明白的他使劲注,你不懂的他一句不讲!”无它,功夫不到,又不敢像文怀沙先生注鲁迅诗信口开河(参见《书屋》2010-10杨建民专论)也。

  九、“史”与“哲”的发掘与用处。1939年暑假之后,闻一多先生居然有一年的“科研假期”(我们现在基本上望假兴叹了),他蛰居晋宁小城,整理《诗经》、《楚辞》、《乐府》、古代神话等旧稿外,又进一步研究《易经》,“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后人把周易的哲学折腾成算命的“玄学”,然而闻一多先生则从文字训诂入手,发掘古代社会史料。这一切与他后来在联大的讲授《诗经》、《中国古代史分期研究(一)》、《先秦两汉文学史》、《古代神话》等课程无疑有着深入与拓宽的作用。如今大学教师备课的一大难点是就事论事,无法左右逢源,盖“史”与“哲”基础太差之故。我们读中文系有系统的中国通史课开,现在连中学都因为高考而不再学历史了,可悲乎哉。而“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亦可见用功的深广。

  十、关于训诂学。不少回忆提及:闻一多精力充沛,研究兴趣广博。其案头常备高邮王氏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认为乃文字训诂之学的“经典著作”。盖清代以前,中国传统语言学一分为三:1《说文》为宗的“字学”;2)《尔雅》为宗的雅学;3)《切韵》为宗的音学。三线平行,少有人从相交与依存的角度思考。“自从顾炎武开辟榛芜,戴东原确立大法,段玉裁、王念孙继以专著”,传统语言学这才进入综合运用阶段。(《参见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修订版)》上海辞书社2002-08P259)闻一多正是从“综合”与“融汇”的意义上找到通读先秦古籍的方法。其在《楚辞校补?引言》中指出:“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作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又说:“三项课题本是互相关联的,尤其(一)语(二),(二)与(三)之间,常常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要交卷最好是是哪项课题同时交出。”朴学+文史(包括民俗、心理、宗教、思想),使得闻一多迅速站到了高邮王氏的肩头。——如今将文学的教授又有几位把训诂引进自己的讲义的呢?

  笔者廿年前做《中华别称类编》,发现自己对于训诂的忽略与无知带来了不少麻烦,于是一边干一边补训诂的课,前前后后好几年,完全与现代文学和鲁迅无关,与新闻无关。偏偏后来那书盗版最多,实用价值最大。以至于几位博士师弟直截了当:老兄,你弄鲁迅是几万人里挑一,轮不到你领头,而摆治这个“称谓文化”,全国没有几个人,你是绝对权威。其实,在钱钟书、郑逸梅等先生的论著里,三耳早已看到专门对于别称的论述,吾等也是刚刚入门而已。

  十一、关于教书与政治。闻一多先生早年在清华是极其讨厌“清华的美国化”的,到了美国以《红烛》表达思念祖国的情绪与对于压迫的厌恶,政治色彩很浓。而后来做了学者,又接受“国家主义”思潮,一心踏踏实实做学问,不大过问政治。但1943年后,选新诗、评田间、思想跃进,故态复萌。更重要的是经历此“否定之否定”而义无悔改。他说:“我的文章才渐渐上题”。于是,不安分的学生、情如火的诗人、宏博的学者——终于重回带火的斗士。

  文如其人,课如其人。力图脱离政治而一心钻故纸堆者,怕是也钻不深透的。

  王氏父子的“纯学问”有,不多也。

  十二、小结。郭沫若先生说“‘千古文章未尽才’闻一多先生的大才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内容很广泛,但他所致力的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和诗人。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话传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工夫。就他所已完成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眼光的犀利,考察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信口开河,凡是细心阅读他这《全集》的人,我相信都会发生同感。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闻先生的著作就是他的讲稿,更是他的人格。做学问与做人、与教书高度的一致,或许也是研究的正途、后学的楷模。

  十三、7月15日是闻一多先生遇难68周年,说先生讲课至此聊以纪念。

  【附录】忆  一  多  师

  孙作云 遗作

  当我读中学的时候,因为读到了一点新文学书,对文学颇有所爱好,我曾梦想将来要作一个诗人。及自读了一点当时所谓“新兴社会科学”的书籍以后,我才粗浅地认识了文学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文学家在时代中所负荷的使命,因此,不自量力,幻想作为一个革命的诗人,时代的歌手。十八九岁青年时代幻想,一直拖延了二十年,到现在全未达到一点边际,这失败毋宁说是当然的事。

 一九三二年,一个金色的北国秋天,我考入清华大学。一进清华园,我就跟闻先生念书,我选的“大一国文”就是闻先生所教的那一班。我为什么要跟闻先生念书呢?还不是因为在中学时期所培养的对于文学的一点点爱好,再不然就是象一般大学新生一样,对教员的取舍基于“英雄崇拜”的心理,因为闻先生在当时是全国驰名的新诗人。但是,闻先生到清华以后绝不以诗人的姿态出现的,除去浓眉大眼,披散着一头长发,穿着古铜色的长袍,扎着裤角,又象一个三家村的秀才以外,再没有一点什么诗人的特征。闻先生的诗储存在他的内心里,融化在他的治学方法里,表现在他的古典文学研究的见解上。他的诗岂是表现在它的外观上!并且闻先生到清华园教书,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青岛大学风潮之后,他回到他幼时的学园,颇有息影告老之意,因此除教书之外,对于一切的琐事皆不知不闻,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在读书、教书。“大一”过去,“大二”这一年只有我和王文婉女士两个人选习了他的《楚辞》课。教室是在嵌有“清华学堂”四字匾额的旧大楼一百零五号,楼大室大而人少,师生相对仅三人。闻先生在这一年是颇有点负气的,所以他在这一年里拼命地预备功课,全心全意地为我们讲解。因为教室人少,讲书如同座谈,所以我们几乎每一句解释必问出处,闻先生总是聚精会神地给我们讲,有时干脆就把他的笔记交给我们抄。闻先生向来就未把学问当做自己的私产,他把自己的心得告诉学生,把未发表的笔记或讲义借给学生抄,那是司空见惯的事,从这些点滴的小事中,足以表现闻先生的伟大!就这样,半年的功夫读完了一篇《天问》。同时,也就这样,奠定了我一生做学问的基础,使一个不成器材的人,慢慢地也会有点用处。“七七”事变以后,我曾托闻立恕兄带给闻先生一封信,信上曾经有过这样的话,就是:“育我者父母,教我者恩师”,这是一点也不过言的。
  大概是相知甚深,相处日久,闻先生对我总是有些偏袒之见罢,平日向闻先生请教时,凡我之所言,闻先生几乎无不是之;其实,有的地方,到后来连我自己也改嘴了,但在当时,闻先生总是千方百计地鼓励我,他认为我是一个可以继承他的衣钵的人,我不妨这样夸诞地说。民国二十四年的秋天(1935年),我在大学第三年级,在我连续地听了两年他的《楚辞》课以后,特别在我读了他的震撼一时的大著《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载在《清华学报》第十卷第四期)以后,我也不禁有所触发,我于是乎告诉闻先生说:《九歌》的山鬼也是高唐女神,山就是巫山,鬼就是神女,《九歌。山鬼篇》就是楚国宫廷祭祀其他先妣或高禖的乐章。闻先生听了这个意见之后,高兴得什么似地,连忙怂恿我要把这意见写出。这就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九歌山鬼考》的由来。

  我不是在前面已经说过,我老早就梦想当时人吗?因此“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了解”的,所谓“诗”是写过的,至于学术论文,这真是破题儿第一遭。于是乎搜集资料,于是乎排比前后,但是捉襟见肘,总不象一篇文章,漫说“学术”!因此挟着我的“处女作”,怀着惊喜交并的心情,到新南院南头七十二号之后,他看了一看,一面点头,一面又叹气,说:“这个意见很好,那个意见也不错,只是文章啊!”若不胜其悲愁似的,语不尽词。他于是乎就动手改,而且还叫赵秀亭先生(当时给闻先生司厨兼做书记)抄,后来还蒙闻先生介绍,发表在《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四期里。现在,这两个人统统作了古人,只剩下他们给我所校改的稿子,还谨慎地保存在我的书笥里,虽然历经沧桑而犹未遗失,假如《屈原的巫歌》得以出版时,我想把它制成书影,以志怀念,倘若它能对于楚辞有一星半点贡献的话,那无一不是闻先生之赐,一句话,假若没有闻先生对我的教诲、鼓励、鞭策、启发,我说不定走到那一条邪路上去。闻先生对我的恩惠,我亦将永铭肺腑,传告子孙,永永不忘。

  有多少年,我离开了闻先生!有多少年,我作梦,梦见了闻先生!我曾经作过这样一首纪实的诗:

  给  一多先生


  几多次我在梦中见你,


  梦见你的容颜,你的衣裾;


  象是讲解,又象是指点,


  我仿佛住在清华园里。


  几多次我在梦中见你,


  梦见你对我怒目,对我申斥;


  责我无恒心,说我无勇气,


  醒后是一窗明月,树影依稀。


  几多次我在梦中见你,


  不管是风朝,抑是雨夕;


  我更祈祷能天天见你,


  那管是梦里的欢欣,梦后的眼泪。


  现在,人日远,梦日残,


  象浪花冲散沙泥,


  我得赶紧地扯着你,跟着你,


  不管在白天,抑是在家里。


  一九四八年一月初梦闻先生     醒后倚枕作,次夜又梦见先生。

  附记:

  本文是我父亲未发表的一篇《自序》。父亲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不幸病逝。从这篇遗稿中,闻先生的形象栩栩如生,音容跃然纸上,读后敬仰不止,久久难以忘却。

  孙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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