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飞：教育不能过分强调适应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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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飞：教育不能过分强调适应政治经济

著名的钱学森对教育提出的质问大家都知道，但是钱学森现在也有人提出疑问，说这个质问可能是一个假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人建议应该变成为什么中国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为我们学校的问题，很多确实人才培养不是学校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为什么建国以来60年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原因，我们在指导高等教育发展的观念方面有不科学或者是不正确的一些问题。所谓高等教育发展观是什么，我在这里主要是指在我们国家已经形成的占有主导地位的关于高等教育应该怎样发展和如何发展的观念和思想，是指占主导地位的事情，这个占主导地位的事情应该是政府的思想，而且政府所有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发展观或者观念思想。

这种观念和思想是什么,我想基本一点就是从建国以来我们就始终强调教育要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要培养社会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我也查出很多文献，从来没有文献解释什么是适应，我理解适应在这里第一是要听话，听谁的话？听党和政府的话，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适应的最高标准。比如说建国以后我们发展工业，高等教育要适应工业化的发展，就进行院系调整，把它整个变成专业化，58年搞“大跃进”，要求教育要搞教育的大改革，“文化大革命”要求教育要变成无产阶级的战斗堡垒，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这种适应论占主导地位，直到2010年纲要的出现，我参加过高等教育学科组的一些工作，其中反对强调教育要适应社会方方面面发展的需要，一段很短的指导思想就有5个“要适应”。要你适应，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适应，最后的一句话肯定是“社会发展要求教育要适应，但是有哪些方面不市嗯，所以要改革，这就是我们指导教育改革这这么多年来的基本思想。

我们的高等教育在适应论的基本之下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就是多动症，就跟小小孩儿一样，他的注意力不可能专注于某一个事情，会不断地变化，以及一套“僵硬知识”的灌输和考试制度。

我们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界能够把上面的适应的要求上升到理论，总结出来中国高等教育有两条基本规律，这就是著名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任何人不能违背这种规律。具体表述就是高等教育有两套规律，一个是外部规律，是指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规律，规律是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的规律。外部规律可以表述为教育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并且制约教育的内部规律，这是我们不能违背的，而且是根本性的。对于这种适应论，理论界也曾经有过一些质疑，比如说有的学者就认为这种适应论大概至少有以下5个方面，比如说它容易导致高等教育的某种被动性和依从性，比如没有分清适应社会的哪些方面容易导致积极的和消极的一概适应。而且你看我们这些年适应了大量的社会的消极方面，没有区分社会的当前需要和长远需要，容易导致短视的行为。比如说只强调适应社会，容易导致高等教育刻板模式和对学生个性的扼杀。其次，容易导致政治力量、市场对大学的直接控制，对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控制。甚至有的学者说，把我们这种不断适应社会大学的毕业生称为温度计大学，我们就跟温度计一样，不断适应气侯的变化，这还叫大学吗？这只能叫做工具。

这种适应论为什么长期被作为正确的、科学的引导思想，多作真理和教条信奉，我觉得大体有这么几点原因，一个就是庸俗的生物进化论，把我们的人降低到和动物的水平差不多了，因为动物它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变化，环境一变化不能适应就灭亡了。但是人和动物不一样，人是要在改造环境、改变环境的条件之下和环境保持平衡关系。第二就是我们的战争时期教育，当时的教育是为战争服务，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把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这非常强调教育要为眼前的党和中心思想服务。第三就是政府急功近利的绩效观，我给了钱了，就要立竿见影，见到成效。特别是这些年教育部搞了多少项目，教育部在一定程度上我现在叫不是教育部，是教育项目办公室和设计室，搞这个项目你来招标，我给你钱了，我要求一年、两年就见成效。

第四个原因就是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思想意识上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制度性要求。

这种适应论我觉得在理论上也是非常配合的，或者说在理论上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不一致的，或者相违背的。可是马克思主义区别在于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人自身通过对环境的改造和创造来达到与环境统一的活动。因此，实践就其本质而言它就是超越的，而不是适应的，这是人与动物在和他们所处环境关系上的根本区别。人是个实践性的动物，实践本身就具有超越的本性，不能把人降低到完全和动物一样是个适应性的。

教育恰恰是被人的这种超越的本性和实践的本性具有两种作用，一种是挖掘、培育的本性，一种是扼杀这种超越的本性，我们的教育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在扼杀这种超越的本性。其次就是否定了教育在本质上它不是一个面向现在的适应，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适应，我们的教育从一小孩入学一直到他走向社会，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而不是为当下培养人才，所以邓小平89年的题词非常高明，“教育要面向未来”，而不是为了面向当下，当下的要求和未来的变化太不一致了，如果只适应当下，那么肯定培养不出适应未来的人才。其三，它扼杀了现代大学最主要基本的精神，现在大学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追求真理，批判反思的精神、社会正义精神和学术共同体精神。什么是大学精神，我觉得这四条可能概括了很大一部分，追求真理、批判反思、社会正义、学术共同体。如果只强调适应，大学就会成为现存世界利益集团的工具，而不会成为知识创造的源泉和创新人才的成长基地。如果只强调适应，大学就不可能引领社会，就永远也成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如果只能适应社会，而不能创新，就成为不了杰出人才。

（本文是2010年5月14日“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0年年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