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口述史——人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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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口述史 ——人民的记忆

来源： 学术中国 时间： 2014-10-7

2014-10-07 学术中国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他认为，把历史说给大众听，也是历史研究者的一种使命。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等。         近年来，口述史出版逐渐成为图书出版中的热点，口述史的话题也经常成为社会热点。 　　作为一个新出现的事物，口述史短时间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口述史研究学者雷颐说：“口述史这些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引起重视，它是一种民间的记忆，和以往的官方记忆不同。它不再是帝王将相，而是普通人的历史。” 　　去年年底，国家图书馆宣布将口述史纳入收藏序列，再一次引发了口述史的热潮，在今天，口述史正变得越来越热，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出版内容。 　　今年上半年，口述史出版更见繁荣，如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非常事端》，同样关于抗战的《中国远征军》等等，此外还有“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系列作品在大陆的出版等。 　　雷颐说：“我觉得以后个人历史写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化，大部分人也许只是一个线索，但我觉得公民写史或者是个人写史为以后的历史研究提供的是不可或缺的细节。” 　　最原始的历史形态 　　北京晨报：口述史近年来屡屡被人注意，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 　　雷颐：口述史可以说是历史最原始或者最古老的形态。广义地说，在大量的文献出现之前，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忆和流传多是通过口头转述，一代代地流传下来。 　　北京晨报：它在历史书之前就已经存在？ 　　雷颐：不仅是有文献记录之前。在文字记录的历史出现之后，口述史仍旧流传了很长的时间。古希腊的《奥德赛》，就是一部口述史。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也走访了许多地方，采访了许多人，通过他们叙述，去寻找历史。所以，虽然《史记》并不算是口述史，但是也有口述史的影响。再如《格萨尔王传》，也是口述史。 　　北京晨报：后来有没有延续下来？ 　　雷颐：在大量的文献出现，专业的历史学形成，口述史逐渐衰落，精英史学占据主流，这种变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雷颐表示，相对于精英史学，口述史更多是平民历史，普通人的历史，越来越多的口述史，将为人们留下更加丰富和生动的历史素材。 　　由普通人来书写普通人的历史，在今天已然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口述史究竟和精英历史有什么不同？又该如何写作口述史？ 　　雷颐说：“从前的历史是精英历史，是从上往下看，而口述史则是从下往上看，对于历史来说，意义非凡。如果是作为口述史的记录者，我认为确实需要做一些准备和学习，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只要能记录下来，就已经很好了。” 　　口述史的衰落和重兴 　　北京晨报：什么原因使得口述史衰落？ 　　雷颐：我们常说文史不分家，在最开始，各种神话、传说、文学、乃至于想象都是夹杂在一起的，随着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中分工日渐明确，专业化加强，口述史开始逐渐被专业的历史写作所代替。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古代人书写和传播方式落后，在纸笔出现之前，文字记录都是用刻的，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刻录少数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对于普通人的事情，就很难有条件记录下来。即便是后来书写和印刷工具都有了发展，但条件仍旧是有限的。 　　北京晨报：那么为什么今天口述史又再一次兴起？ 　　雷颐：首先，传播方式的发展使得口述史可以比较容易实现，2000年后，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对于个人写史，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技术上的原因。其次是观念上的变化，鲁迅说过光有正史是不够的，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更多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在条件可以支持记录普通人生活的时候，口述史的兴起也就顺理成章。 　　精英历史的短板 　　北京晨报：口述史是一种不同于以前精英写史的形式，它的意义何在？ 　　雷颐：最重要的不同，就是视角不同。精英历史是一种从上往下看的历史，它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之上，或者精英的立场上，它的好处是比较专业。坏处则是忽略了普通人的生活，老百姓没有了历史。梁启超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 　　北京晨报：这种忽视是如何造成的？ 　　雷颐：这是精英历史的特点，著史者本身站在官方的立场之上，重视精英阶层、官方的事件，对于影响老百姓生活的东西很少涉及。 　　北京晨报：有没有什么典型的例子？ 　　雷颐：比如说缠足。至今为止，在漫长的时间里直接影响女性一生的事件，至今为止，还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胡适也曾提到过，缠足的历史要比帝王将相的历史更加重要。典型的现象还有很多，更多的是，普通的事情，普通人的生活，在历史中不见踪影。 　　口述史与精英历史 　　北京晨报：那么口述史和精英历史是什么关系？ 　　雷颐：口述史可以补充官方历史的不足。比如说，官方历史往往只记录政策、命令，今天官方指定了什么政策，发布了什么命令等等，但是这些政策和命令在真正执行的过程中究竟怎么样，没有记录，或者少有记录。实际上，政策命令在执行的时候往往情况很复杂，变化很大。 　　北京晨报：对于普通人和政策之间的关系难以表现出来？ 　　雷颐：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政策、命令，究竟对受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官方历史往往并不记录。比如说大饥荒，官方的记录，只是一些干瘪的数字，但是通过很多经历过的人的口述，这些历史就变得活生生地，有细节、有内容，还有人们的感受等等。 　　北京晨报：这也是口述史被重视的原因？ 　　雷颐：是的。尤其是大量的口述史，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中，非常重要。它让历史变得鲜活，变得更加丰富。 　　口述史的兴起 　　北京晨报：口述史是如何兴起的？ 　　雷颐：今天的个人写史是从个人意愿和诉求出发的写作。这是个人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集。你可能是同这个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这是你个人一种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果，不受干预不受限制。我觉得这是从1978年之后开始的，因为在那之前，人们根本不敢如实地谈自己经历的人与事。所以只有经过了稍微宽松一点的环境之后，才有了个人写史的可能。简单地说，民间写史和民间社会是紧密联系起来的，没有民间社会就没有民间写史。 　　北京晨报：口述史是民间写史的一种形式？ 　　雷颐：是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人写过类似的书，随即采访一些普通人，通过他们的口述记录他们的生活经历。这种形式在美国早就存在，但当时在中国还比较新颖，中国后来做口述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老百姓要有历史 　　北京晨报：口述史是老百姓的历史，对于历史来说，它的价值何在？ 　　雷颐：如梁启超所说，我们的历史大多是帝王将相，没有老百姓的生活，而恰恰日常生活、老百姓的历史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晨报：重要在哪里？ 　　雷颐：判断一个历史事件、一个运动，不要看它的宣言、文件，要看老百姓生活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谈到1953年统购统销，总是说这个政策给国家工业化积累了多少资金，但是从来没有说过，实现了统购统销以后，给农民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个政策导致了城乡二元化，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所以，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1953年的统购统销对老百姓——大多数是农民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它对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影响超过“文革”、超过大跃进。 　　口述史并不容易做 　　北京晨报：相对于精英历史来说，口述史似乎普通人也能做，作为民间写史的研究和提倡者，你对于口述史的实践有什么经验？ 　　雷颐：口述史的讲述者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他们通过个人的身份经历那些事件，以个人的视角观察所得，和官方记录是不同的，给我们提供更加全面地了解历史事件的机会。 　　另外一种是普通人的历史，他的生活经历，这一类其实更重要，在1999年，我就曾提出，历史更重要的是普通人的历史。 　　北京晨报：对于记录者来说，和讲述者有什么不同？ 　　雷颐：讲述者，只要愿意说就很好了。也有不足，比如我也曾遇到过一些被采访者，平常交谈，说得都很好，很真实，但是一说要采访，打开录音机，拿出纸笔，马上就变了一种说法。 　　当然，对于讲述者，能讲就已经很好。对于记录者来说，可能要求就会稍微多一点，多做一点儿功课，不然可能出现失误，甚至闹出笑话，我见过有写口述史的，可能是因为讲述者本身说方言，不易听懂，记录者功课做得也不够，结果把鄂豫皖写成鳄鱼湾。 　　书写与研究不同 　　北京晨报：鼓励普通人写史，对于写作者有什么要求？ 　　雷颐：还是上面说的，多做功课，了解对方的背景、经历的时代等等。这样容易和讲述者有共同语言，获得信任，另外，多提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多提一些有深度的问题，更容易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北京晨报：民间写史，非专业的历史写作，如回忆录，为父母写史等等，会不会有一些避讳、过誉等等的问题？ 　　雷颐：这是难免的，也是书写常见的问题。还有人认为普通人写作缺乏专业性。不过我觉得，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是两回事，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每个人都有写自己经历的权力，这些经历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怎样研究史料，是历史研究者通过专业手段实现的。 　　北京晨报：作为普通的阅读者，又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呢？ 　　雷颐：非专业的人，往往比较容易相信文字，觉得文字记录是这样的，事实也是这样的。这是一种需要改变的观念。对于口述史，一方面我鼓励大家都写，写出来才能互相印证互相校勘，才能互相补足。但另一方面，阅读者一定要保持一种警惕，多读一些相关的材料，互相印证，比如不同的人讲述同一个事件，就可以互相参照。尤其一些辩诬性书籍，很多都是在替自己辩解。不过还是要说的是，只要写出来就为另外的人提供了一个参照，或者提出不同的说法，这样就可以让以后的研究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