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寻找真正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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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寻找真正的教师




编者：2月21日，本报独家刊发陕西师大附中语文老师杨林柯写给家长和学生的万言信《这样执着，究竟为了什么》，就是这封万言信，让我们深深触动，观察当下，思索未来，分析教育正面临的大转折——孩子们如何成长？中国教育的明天在哪里？正如一位本地中学老师在本报组织的市民论坛上说，“杨林柯老师的事在西安基础教育界影响非常大”。而一直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的著名人文学者、北大教授钱理群也在本报专访中，赞其为“这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本周，钱老言犹未尽，发来一篇文章，特此编发。

寻找真正的教师

我之所以把“杨老师们”称为“真正的教师”，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不仅体现了教育的本性、本质，教育的良知，而且体现了我们正在推进的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
读了杨老师的“万言书”，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最后仍怀希望。
先说“喜”，就是我的感动和欣慰。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真正的教师”，而且总有收获；每有发现，必欣然为文。在《做教师真难真好》和《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两本书里，我总结了十位“真正的教师”的教育思想与经验，他们分布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以及南京、福州这样的省城和湖北县城与农村。最近，我又连写了两篇文章，写深圳马小平老师和四川边地小城李国斌老师所做的教育实验；现在，我又在西安发现了杨老师。所有这些发现恐怕都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当下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心地带到边远地区，都出现了一批“真正的教师”，他们在教师队伍中所占比例不大，但绝对量却不小，作用和影响更不可忽视。
我之所以把“杨老师们”称为“真正的教师”，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不仅体现了教育的本性、本质，教育的良知，而且体现了我们正在推进的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在杨老师的理解里，“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他的教育信念与追求是“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他的教育有一个基本贯穿线，就是“一切为学生的生命成长负责”。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教师”的最重要的标准与标志。而且这样的教育理念和自觉追求，是完全符合教育改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的——我更愿意把它叫做“立人的教育”。
杨老师所要倾心培育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行动”的人才，也是国家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而且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老师们”把这样的教育信念和理想融化到日常细微的教学工作之中，“认真上好每一堂课，精心组织好每一个班级活动。不期待奇迹发生，只要求有微小的变化，移步而换形，潜移而默化，不苛求立竿见影，一切着眼于长远的发展”。因此，我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平凡的教学活动，悄然无声地改变着学生，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中国的教育”，我称之为“静悄悄的教育变革”。
杨老师还是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这些年大家把语文教育越说越复杂，弄得一线教师无所适从。现在，就需要回到常识：所谓语文教学就是“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老师，带领着学生读书、写作、思考，打下基础，养成习惯，并在这一过程中享受快乐，体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现在我在杨老师的教学中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回到常识”的自觉努力。杨老师说，他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读书学习上，甚至上厕所、晚上泡脚都在阅读。他每年阅读量绝不少于1000万字，写读书笔记约在8—10万。这是杨老师的万言书让我最为感动之处。我想，如果多有这样的嗜书如命的杨老师，我们的语文教学将呈现出怎样一个可观的局面啊！
一个自愿自觉的改革者
中国教育如果缺乏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的支撑和制约，就会带来一切依靠行政指令，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
杨老师是一位中年教师，这也是我的一个关注重点。我对中年这一代有过这样的观察：“他们上大学期间，或直接受到启蒙主义教育，或着还赶上了启蒙主义的余光”，因此，他们多少还保留着教育的理想主义；但“他们加入中学语文教师队伍后，又直接承受着日趋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巨大压力和诱惑”，因此，“这一代教师的分化是最为严重的，有的迎合而高升，被应试体制培养成接班人；有的消沉了；然而，也还有人在艰难中坚守”。杨老师大概就是这样的坚守者，他们在当下中国教育体制内，既事实上支撑着整个教育，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内心的焦虑、煎熬，恐怕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难体味的”，因此，他们也是最需要理解与支持的。
而我最为看重的是杨老师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出于内在生命的需要。杨老师说：“教书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我别无选择，只希望在学生的精神世界里延续一下我的生命”。因此，对杨老师来说，认真教书和进行教育实验，不是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而是“我需要”；不是为了“让他人满意”，而是要“自己满意”。我曾说过，中国教育改革基本上完全是自上而下，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的，这既有其合理性，因为教育从来就是国家行为；但如果缺乏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的支撑和制约，就会带来一切依靠行政指令，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像杨老师这样的发自内心的改革意愿和行为，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杨老师这样的真正的教师，自愿自觉的改革者，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中国教育和改革的动力、依靠对象和骨干力量。但现实却不是这样。我们所说的“杨老师现象”，就是真正的教师却被视为教育的“异端”、“不识时务者”。家长上告，领导谈话，处于被排斥与孤立的尴尬境地。而且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南方周末曾发表我为深圳马小平老师写的文章《教育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据报道，马老师曾被许多家长围住，责问他为什么不按应试教育的一套教学，马老师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手足无措，最后泣不成声。我读到这一幕时，心都凉了，感到阵阵刺痛。教育改革的动力被当作阻力，教育的依靠对象成了被忽视、指责乃至打压的对象，这无异于教育和教育改革的“自噬”与“自杀”。我们是在用自己的手来摧毁好不容易形成的民族教育的筋骨和脊梁啊：这难道还不触目惊心吗？——这就是我的“忧”之所在。
讨论教育的“最大公约数”
  对教育改革者来说，他们的最大困境，就在于他们的教育改革实验常常遭到家长甚至学生的反对。
我们要追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荒诞剧？这当然涉及教育的理念与体制的问题，比如“自噬”的实质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评价机制问题，将家长与老师的关系变成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就是教育产业化的恶果，等等。这都需要更深入的讨论。我想说的是一个要“营造什么样的教育环境”的问题。
我从杨老师的遭遇里，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今天我们来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教育内部。教育问题同时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不仅涉及教育内部的老师与学校领导及主管学校的各级行政部门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而且涉及家长与学校、老师的关系，社会舆论与教育的关系，而学校内外关系又是相互影响与渗透的，比如家长与老师的关系，就会直接影响学生和老师的关系，等等。这一次事件是由家长告状引发的，就更加显现了教育中的家长问题，让我们看清楚：家长可以成为素质教育的动力，搞不好就会成为应试教育的社会基础。
对杨老师这样的教育改革者和有志于教育改革的学校领导来说，他们的最大困境，就在于他们的教育改革实验常常遭到家长甚至学生的反对，这有点类似于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是多数人的，多年形成的“习惯势力”，而且是出于“善良动机”（即所谓“为了孩子好”）的反对。这里也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处理好“教师、学校领导、家长、学生、教育各级行政部门，以及社会舆论”这诸多方面的关系问题，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环境”的问题。这是应该提到教育议事日程上的关系教育改革健全发展的大问题。我想提出讨论的，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我们能不能在教育领导部门、老师、家长与学生之间，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达成某种共识？我很赞同杨老师的意见：“我希望用人生教育统摄和抑制应试教育下的功利冲动，把生命教育、理想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当然从现实的生存的角度，高考的成绩也是很重要的。但必须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要用人生大目标统摄高考小目标”。这里，既坚持了自己的基本教育理念与理想，强调了生命教育、理想教育，也即着眼于学生一生的长远发展；又面对现实学生生存的需要，即要考上大学，就必须重视高考的成绩。
这或许就是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吧。我设想，追求这样的“生存”与“发展”目标的相对“平衡”，是可以作为一种共识的。因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责任，就是要为我们的学生、孩子的生命负责，他们生存与发展两个方面的需求，都是不可忽略的。当然，这只是相对的平衡，而且出于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立场，对两个方面的要求，会有不同的侧重：一般说来，像杨老师这样的教育理想主义者，比较注意学生一生的长远发展，因此，杨老师强调，必须“人生教育统摄和抑制应试教育下的功利冲动”，这也是我赞同的。而一些家长或学校领导则可能更重视眼前的生存、高考的需要。在我看来，有不同的侧重是难免的，可以理解和求同存异；但将任何一方面唯一化，却是有问题的。一般说来，即使是杨老师这样的坚守理想主义的教师，也不会完全忽视学生的高考。我的母校南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就这样说过：“高中完成两个任务就很好：一是在培养语文素质的同时给他一粒人文精神的种子，一是设法帮他搞到一张进大学的门票。”我相信杨老师也是这么做的，而且也是可以做到的。
不能让高考把功利化教育推向极致
即使全国的大教育环境我们改变不了，至少小环境还是可以逐渐改善的。
现在的问题，或者主要危险在于，在一些家长、学校领导、学生以及部分社会舆论那里，高考的要求被绝对化，以至唯一化，成了学校教育的全部，这就把狭窄化的功利教育推到了极致，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正是杨老师所要质问的：”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这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活在哪里？请所有的家长，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正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爱孩子，就要为他的一生发展负责，万万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孩子健康、快乐、幸福的童年；否则，我们将后悔一生！”
其实，即使从功利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经常对北大的学生说，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特殊要求的，一是应变能力要强，二是创新能力要强。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学养的竞争，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自己的发展，就需要有三种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研究的能力，以及思维的能力，包括思维的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等等，这都是不能等到大学来培养，而要从中小学训练起的。从这个角度看，杨老师遭到一些家长质疑的、对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才是真正有远见的。
不可否认，老师、学校领导、家长、学生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分歧和矛盾，杨老师说得很对，要所有的人都赞同自己，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分歧和矛盾，我们总是以恶意猜度别人，并往往采取告状之类的非理性的极端手段，人为地造成矛盾的激化，关系的紧张，这是当下中国社会相互不信任的风气在教育领域的表现。
我们现在是社会环境、教育环境都有了病，这样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是最不利于内部健康力量的发展的。像杨老师这样的真正的教师遭遇如此困境，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也正可以从改变教育生态环境这里入手，即使全国的大教育环境我们改变不了，至少在我们所在的地区、城市、学校、班级的小环境，还是可以逐渐改善的。在我看来，这一次由《华商报》组织的讨论，就是改变教育生态的有意义的尝试，通过坦诚交流，教师、教育领导部门、家长、学生和社会舆论之间，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如果我们能因此营造出一种扬善抑恶、宽容、宽松的教育气氛，鼓励实验，允许失败，不横加干涉，不相互指责，不骂杀也不捧杀，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校园内外各种力量的积极性都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和良性互动，我们的教育和改革就真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来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