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临终密录 /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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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临终密录   /丰采

毛泽东看出蒋介石不想分裂中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6月27日，杜鲁门以共产党占领台湾将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当时蒋介石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以他自己的兵力不可能守住台湾，因此，他希望美国人帮助他守台湾，希望美国第七舰队这个“保护伞”能长期在台湾海峡存在。另一方面，他也看出美国人有分裂中国的阴谋。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是他们分裂中国阴谋的一部分。
在美国人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之前和蒋介石商谈此事时，他没有表示同意。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最后他下定决心，即使美国人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也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当美国人公开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时，他决定公开表示自己的这个态度。6月28日，经蒋介石授权，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一方面接受美国关于台湾防务的计划，另一方面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自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他特意在声明中表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毛泽东看到叶公超这个声明后说，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1954年12月，美国和台湾签署了针对中国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为了表示中国政府强烈的反对立场，打破美国使台湾海峡现状固定化的阴谋，毛泽东决定给美蒋以一定的打击。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了建国以来首次陆海空３个军种协同作战，一举攻克了作为台湾门户的一江山岛。美蒋慌了手脚，他们一方面在台湾海峡增加兵力，另一方面也极力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蒋介石各有各的打算。
蒋介石寻求国际支持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多争取一些外援。而美国人则打算借此机会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搞“两个中国”。对于美国人的阴谋，蒋介石心知肚明。当年2月14日，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在4000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汉贼不两立”，这也是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他还说：“我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大陆和台湾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容割裂。”
毛泽东看到蒋介石这个谈话材料后表示：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蒋介石和美国人考虑的不一样。在毛泽东的决策下，中国政府也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到了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支持，挫败了美国人企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
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了“一纲四目”的宽大政策
由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见解一致，在挫败美国人搞“两个中国”阴谋问题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总统”的意见，因此，蒋介石有了与毛泽东建立特殊联系的打算。毛泽东也正想争取蒋介石，以便实现台湾和平解放，因此，也愿意与蒋介石沟通。周恩来于1956年5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蒋介石听了这话就更想早日与中共方面沟通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都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这个人终于被找到了，他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过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时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也没有跑到台湾去为国民党政权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观察者。
炮击金门后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曹聚仁并请他吃饭。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当在场的有人提出，美国人一走，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那么，台湾人民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吗？”毛泽东答道：“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从以上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蒋介石是采取十分宽大的政策的，前提是台湾回归祖国，不和美国人搞在一起。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一直心有疑虑。后来，在曹聚仁说了毛泽东讲过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的话以后，蒋介石才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些相信，开始考虑毛泽东提的宽大条件。对此，蒋氏父子私下反复议论过，但一直没有提出来。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曾经提出的给蒋氏父子的宽大政策加以细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形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毛泽东、周恩来都向曹聚仁谈了“一纲四目”。他们怕蒋介石不放心，还于1963年通过过去与蒋介石、陈诚两人关系都比较好的张治中致信陈诚，在信中转达了“一纲四目”的基本内容。
“一纲四目”的具体内容是：“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侯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第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毛泽东、周恩来在与曹聚仁的谈话中除了再次强调这“一纲四目”的内容外，还强调：过去我们谈的意见不是我们个人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意见，是官方的，请蒋介石放心。毛泽东还提到，蒋介石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们一定认真考虑。
曹聚仁到台北后向蒋氏父子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提出他们的一些条件。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北京与台湾之间进行沟通。经过一番努力，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
1965年7月，毛泽东与曹谈话中间亲笔写了一首词《临江仙》，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表达了毛泽东希望蒋介石回内地安度晚年的诚意。7月20日，回到台湾的曹聚仁在台北日月潭的涵碧楼向蒋氏父子介绍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并且向蒋介石转交了毛泽东题的词。蒋介石看了毛泽东的词后表示，十分感谢毛泽东的好意。同时，蒋氏父子根据他们与北京沟通的结果拟出了６个条件。蒋氏父子要曹向毛泽东转达这６个条件，然后双方再进一步商量。这６个条件是：1. 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2. 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 台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 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４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３个师驻在台湾。5. 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 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蒋介石通过曹聚仁和毛泽东多次交涉后形成的，应该说对双方都有利。特别是在军队问题上，由于毛泽东过去有过让国民党保留一点军队的意见，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能达成统一认识，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可惜由于不久之后内地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受到冲击。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疑虑，便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
晚年的蒋介石曾经密约毛泽东访台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了一些极端的事情，对中共的疑虑更深了。1968年，他听说一些红卫兵去了他的老家溪口，炸毁了慈庵，十分气愤。他曾嘱咐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是他不久又听说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了他家在溪口的一切房产和祖坟，心里对中共高层又产生了十分感激之情。
晚年，蒋介石经常想起他在内地的日子，想到与内地沟通的问题。就在他出任第五届“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竟把他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传了很久。蒋介石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时的蒋介石已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连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也都访问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与中共联系有些犹豫。他认为这时主动向中共提出沟通有点近似于投降。正在蒋介石犹豫之时，中共方面却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在内地，中共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还给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也可任其选择。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的胸怀之博大，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
正在这时，毛泽东却派人来了。毛泽东派的这个人是章士钊。章士钊也是一个与国共两党上层领导人都有很深交情的人，但他长期在内地与共产党共事，与蒋介石等当然没有联系。不过，以他过去的资望，他到台湾来，当然会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当时章士钊已经9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委托，愿意承担沟通两岸的任务。为了保障章先生的健康，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随侍章先生左右。章先生于1973年5月乘飞机到了香港。他到香港后，就急忙找原来的各种关系，以便恢复与台湾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他当时乐观地派他的女儿章含之回北京，要她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各方面关系已初步接上，他在香港顶多住３个月即可完成任务回北京。不料，章先生由于劳累，休息不好，于7月1日在香港去世。因为章先生的去世，此次国共沟通当然就没有建立起来。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实现两岸沟通的努力。找不到合适的沟通人选，他就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向大陆方面打出信号。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他说：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内地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
　　（摘自《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