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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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史话

张西山

　　一、编辑活动之流变
　　我国文化源远流长，典册丰富，自从有了龟甲、简牍的典册以来，就有原始的编辑活动。《尚书》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距今有近4000年历史。
　　我国古代的卜筮官、史官、乐师就做着不同的文化编纂工作，卜筮官、史官、乐师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编辑的雏形。孔子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编辑家。他删《诗》《书》、修《春秋》，编选为“六经”，具有“垂世立教”的宗旨。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注意保存文献，聚书征书，不仅出现了刘向父子这样的编辑大家；而且出现了第一部训诂词典《尔雅》和第一部字典许慎的《说文解字》。我国目录校勘学开始奠基。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之风颇盛，诗、文、小说和文学批评文体呈现，一些作品选本的编纂较有特色，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萧统的《昭明文选》最为著名。
　　唐宋时期确立了官修正史制度，大规模地编纂类书，创立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典志、纲目、实录、会要及史志等编撰方法。比较有名的有“三通”、“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书章句集注”以及诗词别集。
　　明清时代类书、丛书的编纂以及对历史文献典籍的整理校勘编订成绩巨大。最有名的明成祖永乐五年编成的《永乐大典》22937卷；清康熙雍正两朝编印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计32典6109部10000卷；乾隆年间编辑而成的最大丛书《四库全书》是纪昀等通力合作的硕果。
　　有人做了统计，我国古代出版了约181000多部书籍，辛亥革命至建国前出版了约10万多种书籍，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书籍研究古代和近代的编辑经验，为谱写新一代的“经世文编”贡献绵力。
　　二、编辑内容之完善
　　编辑在我国古代“编辑”是个多义的动词，除修撰、编写外，还作编集、编纂讲。最早在南北朝出现，后唐朝多次使用。由于我国“编著合一”是古代编辑的特征，编辑的对象是历史档案，编辑主体是史官，编辑内容是“收集材料，整理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出版活动，只是处于萌芽阶段。编辑一词最早见之于公元551—554年编的《魏书·李琰之传》：“前后再任史职，无所编辑。”公元659《南史·刘苞传》说：“少好学，能传文，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辑，筐筐盈满。”
　　孔子、刘向父子都有独特的编辑思想。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他整理“六经”的重要原则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长期的编撰实践中他提出了多闻、阙疑、无征不信、“不语怪、力、乱、神”等编次方法。战国时期许多无名氏编辑了《论语》、《孟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刘向、刘歆父子共同完成《七略》的编纂，创造性地提出了“互著”、“别裁”的编辑方法。刘向等人采用“本校法”和“对校法”校雠全文。他们父子俩称得上我国编辑出版工作的奠基人。司马迁《史记》创纪、传、书、表、体制，蕴涵编辑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萧统在编辑《昭明文选》、欧阳询主编《艺文类聚》、李防扈蒙主编《太平御览》等活动表明编辑出版的组织化、分工化、职业化在加快。另外五代的冯道、元代的王祯、明代的毛晋、清代的纪昀、魏源多有建树。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是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出的“报状”和“进奏”院状报，由“门下省”的“起居郎”和“中书省”的“起居舍人”收集发布，这种“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就是最早的官办机构“新闻编辑”。
　　1665年1月法国戴·萨罗在巴黎创办的《学者杂志》是世界第一种期刊。据林穗芳考证，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最早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1828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天下新闻》都是中国境外创办的最早的中文报刊。中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最早的报刊，先是由1839年林则徐的幕宾魏源办的《澳门新闻纸》，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闻》。
　　1933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员郭步陶出版了一部报刊编辑教材，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报刊编辑工作的开始。1949年3月，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李次民，在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编辑学》的书，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编辑学著作。
　　据考证，我国最早编辑出版的杂志是1896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办的《农学报》和亚泉学馆编印的《亚泉杂志》，最早的国际期刊是张元济1901年主编的《外交报》，最早的文艺刊物是梁启超1902年主编的《小说界》和恽铁樵1909年主编的《小说月报》。我国杂志中历史最长的是1904年商务印书馆创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是陈独秀1915年主编的《新青年》。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份期刊是1921年7月在北京出版的《工人周刊》。
　　三、编辑出版与近代文明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编辑出版在承传文明、传播知识、塑造民魂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出版兴，则国家兴。文化昌明，社会进步，这是一条规律。
　　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出现是从19世纪中起步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大出版机构成立后，编辑工作才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职业，编辑也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职业，编辑也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结束了政府官员兼职编辑的历史。现代出版与旧时书坊的区别是：(1)都专设编辑机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编辑制度，有次序、有分工地开展选题、编制、约稿等业务；(2)有一批以出版为职志、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精英，如张元济之于商务，陆费逵之于中华、章锡琛之于开明、邹韬奋之于生活。(3)把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出版活动。如王云五引进国外科学管理方式和商业经营理念于出版，杨端六运用会计簿记制度等。(4)形成现代的出版理念，如教育观、质量观、人才观和版权意识。他们认识到出版是当今中国之急务，出版具有开启民智的功效。张元济在晚年总结自己出版生涯时说：“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陆费逵、杜亚泉、叶圣陶、邹韬奋多是身体力行。张元济晚年也有一句诗概括其人才观：“此是良田好耕耘，有秋收获仗群才。”(5)办报刊、做出版成为知识分子的时尚选择。胡适曾说过：“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一个是《时务报》，一个是《新民丛报》，再一个是《新青年》。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在商务和中华主政期间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古典、中外名著和教科书辞典，为普及教育、传播学术作出了大量的贡献。他们开启端，解放前后，邹韬奋、张静庐、章锡琛、赵家璧、胡愈之、叶圣陶、陈翰伯、周振甫、姜椿芳等又把这种传统发扬光大。这些群星璀璨的出版人构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他们的奉献精神和求真品格将永载史册。
　　在近代中国，出版是社会文化的传感器和推动力。洋务派“以译书为第一急务”，林则徐、魏源率先出版《四洲志》和《海国图志》，被张之洞誉为“中国知西政之始”。维新派的变法图强，资产阶级革命派武力革命，均以出版宣传、报纸图书为要，《新民丛报》、《民报》是其喉舌。我党成立前后，分别创办了《向导》、《共产党人》杂志，毛泽东等人创办《湘江评论》、《觉悟》，有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可以说，编辑出版与近代文明息息相关。
　　
　　参考书目：
　　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王建辉著：《出版与近代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