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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记忆与转型——2013年非虚构类图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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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5 16:22:4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王晓渔:记忆与转型——2013年非虚构类图书观察
2014年02月02日


蒋立冬 绘
记忆

2013年年终,美国学者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13年1月)频频出现在各种好书榜上。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先生在《伦敦书评》(2012年2月9日)撰文介绍过傅高义的写作历程:“他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名列第一》一书中赞扬‘日本处理基本问题的能力比其他任何后工业国家都要更优秀’,这本书令他声名鹊起。他对日本人说,你们对自己的成就过于谦虚了。日本人理应意识到他们的体制优越性,他们‘毋庸置疑名列第一’,同时美国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好好清理本国的家务事。泡沫经济破碎后,该书自然归入了清仓处理的廉价书。但在当时,傅高义的吹捧让该书销量激增。后来,他又转战韩国,以同样的热情撰写了《朴正熙时代》(此书系他与其他学者共同编辑——引者注),他说朴正熙是‘20世纪最优秀的4位国家领袖之一’,成功地实现了韩国的现代化。”

与傅高义的宏大叙事相比,我更愿意读台湾作家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三联书店,2013年1月)。这四本书讲述了王鼎钧从抗战到1970年代、从内地到台湾的经历,前两本主要讲述他如何在内地一边流亡一边读书,随后被卷入内战;后两本主要讲述他在台湾文学界如何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萦绕在字里行间的,不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免于自由的恐惧”。王鼎钧经常梦到自己被追捕,陈丹青先生在《守护与送别》(《南方周末》2013年1月17日)里记下同样的细节。木心先生病重期间,已经认不出陈丹青,却不忘说:“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1979年,王鼎钧移民美国,使得这部回忆录有一些遗憾,缺少了1980年代台湾转型的见证。但对王鼎钧而言却是一种安慰,经历了大半生的恐惧,终于可以安静下来,尽管恐惧的梦魇挥之不去,至少可以随时从梦魇中醒来。

这几年,中国大陆出版了许多台湾作者的书籍,有过犹不及之感,江弱水先生曾经撰文批评过蒋勋先生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在诸多关于台湾的书籍中,缺失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即对转型时期社会运动的介绍。郑鸿生先生的《青春之歌》(三联书店,2013年8月)弥补了这个遗憾,虽然仅仅这一本依然是不够的。作者系当年台湾大学哲学系学生,参与并见证了“保钓运动”、“台大哲学系事件”等历史。台湾社会运动的精神资源和内地有着很大的不同,“保钓运动”是台湾社会运动的重要节点,但郑鸿生指出,自己及同伴“不是追求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者,反而更敏感于国家机器的压迫性”。

岱峻先生在《风过华西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里钩沉了一段被遗忘的往事: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接纳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五所教会大学在成都华西坝弦歌不辍。今天回顾抗战时期的大学教育,最常被提及的是西南联大。对五所教会大学的忽略,说明了重国立轻私立的偏见依然根深蒂固。虽然在读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时,我曾留意到他和顾颉刚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经历,但读到《风过华西坝》,才知道当年坝上的学术盛况,仅燕京大学就聚集着陈寅恪、萧公权、吴宓、李方桂等学者,可谓盛极一时。

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2013年6月),在将近二十年前曾一纸风行,后来一度无法再版,今次终于重见天日。虽然有不少读者批评这本书有太多抒情,但是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对科学院的答复”。1953年,北京请陈寅恪北上,至中国科学院担任历史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写了一封“对科学院的答复”,最终留在了岭南,度过残生。陈寅恪的这封信首次见诸读者,即是在这本书中,当时读到,念念难忘。

如果未来回看近一二十年中国内地的历史,不仅有文字,还有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料:独立纪录片。独立纪录片兼有文献的和艺术的价值,遗憾的是缺少小众院线,传播空间非常有限。清影工作室从2009年开始,免费播放了150余部纪录片,并将导演访谈结集为《算命》、《再见乌托邦》和《活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在这些纪录片中,我看过张以庆先生的《幼儿园》、徐童先生的《算命》、冯艳女士的《秉爱》、王利波先生的《掩埋》、范立欣先生的《归途列车》……如果要深入理解当下的中国,独立纪录片不应被忽略。尽管这三本书对纪录片导演有不少重要的遗漏,访谈也稍显随意而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但是对于想了解纪录片却很难有渠道接触的读者来说,是不错的导览。此外,将近十年前出版的《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朱靖江、梅兵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也可供参考。在当代中国的各种艺术形式中,纪录片的价值最不容低估,处境也最为艰难。

“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烈焰的余烬,一块阴燃的煤,你如果拨一拨它,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布罗茨基先生这样回忆最后一次见到曼德施塔姆夫人的景象,这本《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仿佛一块随时可以燃烧的煤。书中出现很多熟悉的名字,只是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以担惊受怕的、处心积虑的表情出现,有时则是捕风捉影的、与时俱进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写出了时代的孤独,她这样解释孤独:“孤独并非指缺少朋友,我们始终有很多朋友,而是指你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听不见各种警告,闭着眼睛继续行走在可怕的自相残杀的道路上,并裹挟了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她和曼德施塔姆应对这种境遇的方式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停止开玩笑”,当负有告密使命的邻居来家中做客,曼德施塔姆先生总是嘱咐夫人端上茶水:“此人是在工作,需要喝点茶……”

苦难是一笔财富?布罗茨基提醒读者,曼德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在革命前就已是伟大诗人,“说伟大的艺术离不开苦难,这是一种卑鄙的谎言。苦难会让艺术失聪失明,会摧毁艺术,时常还会杀害艺术。”

俄国学者米尔斯基先生的《俄国文学史》(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这是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我看到封底上的这段话才注意到这本书。这段文字颇具腰封党特色,本可忽略不计,但出自纳博科夫,就需要认真对待了。纳博科夫一向眼界奇高,谈起文坛人物遇佛杀佛,如此评价一本文学史,殊为不易。这部《俄国文学史》写于1920年代,至今仍被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使用,也促发刘文飞先生翻译此书。作者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1930年代飞蛾扑火式的返回苏俄,最终死于集中营。
转型
刘仲敬先生的《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6月),从宪制的角度对民国史抽丝剥茧,其中对北洋时期(1911-1928)的分析占到全书的四分之三左右,尤为精到。北洋时期常被污名化,以说明立宪不适于国情,或者把责任归咎于国民素质。北洋时期并不完美,需要检讨,但应从宪制内部检讨转型进程中的问题,不是以训政体制取而代之。这本书梳理了历次宪法危机,同时对宪制的内部问题作出剖析,指出临时约法致命之伤,在于司法不重,无法应对宪法危机。1928年以后的部分稍嫌简单和粗糙,诸如引用近乎报告文学风格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尹骐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有失严谨(作者将人民出版社写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如果引用《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会更加准确一点。书中大事记与郭廷以先生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多有重合,虽然参考文献列有此书,似以更加明确标识为宜。

“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在《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布莱恩·拉姆等编,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的腰封上,印着这么一行字,完胜那些印满名字的腰封。这本书读来比较轻松,可以近距离了解大法官们的法治理念,也可以“偷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景。遗憾的是,任东来先生于2013年5月初逝世,他领衔撰写的《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和《在宪政的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是关于美国宪政理想的入门书,可惜他计划中“美国宪政历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美国宪政的守护神:10位最有影响力大法官的司法人生》再也看不到了。

《民主的奇迹》(鲍恩著,郑明萱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和《叛逆者》(拉塞尔著,杜然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是两本关于美国的书。《民主的奇迹》主要讲述制宪会议的故事,关于政治制度的琐碎讨论在作者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出现分歧并不可怕,充分呈现分歧并进行争论是达成共识的前提。与对美国先贤众口一词的称赞不同,《叛逆者》主要在于呈现人性之恶,同时讲述“恶”是如何参与塑造自由制度的。这是对“素质论”的最好反驳,国民素质低下因此不适合民主,这种说法不仅为无限推迟制度建设寻找理由,而且思想改造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名畅通无阻。承认人性之恶,所以制度才是必要的。但需要补充的是,这不等于人性只能是恶的,也不意味着公民意识的养成是不重要的。

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先生的《第三帝国的语言》(段芝虹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纳粹的思想反思、制度反思已经相当充分,但是语言反思尚在筚路蓝缕阶段。语言具有隐秘性,反对某种观点同时使用这种观点的语言,这种“自己反对自己”的现象一点也不鲜见。读了这本书就会明白,为什么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先生会有一本《修辞学与文学讲义》(朱卫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8月)。译者在序言里表示:“亚当·斯密对于语言和文体的认识,无疑与其道德哲学上的‘同情’、法学上的‘正义’以及经济学上的‘价值’等概念,有着相通之处。”同样,对现代汉语的反思,不仅是语言学家或文学家的职责,也需要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逻辑学家等各个学科学者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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