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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前提下的纠葛构建
——余行玉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之一
刘碧峰
文学作品是否应该忠实于现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见仁见智,各有所据。笔者认为,作家不管持怎样的观点,但文学作品追求真实的前提,是不容颠覆的。不单是现实主义作品,其它形式的作品亦然。否则,就会给人以虚假的感觉。应该说,余行玉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严格地注重了这一点儿。通观他全部的小说作品,大到社会图景的再现、矛盾纠葛的构建,小到故事情节的敷演,甚至于人物的一句语言,一个动作细节,都无一例外地符合生活的真实。其新近出版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更是从整体上将这种“追求真实”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在它的矛盾纠葛构建上,真正是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达到了高度的真实。
笔者在深度阅读之后以为,《恶姑塘》全书整体架构,既统一在一个视野开阔而完整的社会生活图景之下,相互紧密关联,每一部又各自独立成篇。第一部《村仇》,写方家岗和姚家集两个世仇的村庄,因恶姑塘水源引发的一场血腥械斗;第二部《村殇》,写人民公社初期的浮夸风以及由它引发的那场空前灾难;第三部《村劫》,写“文革”时期政治风云伴随下的方姚两姓争斗,及其之后恶姑塘水库溃坝的劫难。宗族争斗的矛盾主线,因时代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格局。可以看出,作者在构建每一部书的矛盾纠葛时,都着意尽可能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真实。
矛盾纠葛的构建是否符合社会现实的真实,首先取决于作者的生活功底扎实与否。成功作品的矛盾纠葛,无不是在深刻洞悉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没有深度观察和深刻体验作基础,就只能是想当然的凭空臆造。
《恶姑塘》的主要矛盾纠葛,是方家岗和姚家集两个村庄的世仇。所有的冲突,都是围绕它展开。以宗族矛盾冲突构建小说纠葛,毫无疑问是植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国度的社会现实。无须作太多的考证,在某些聚族而居的区域,宗族与宗族之间的仇恨、争斗,比比皆是。值得称道的是,小说作者的这样一个构建,达到了令人震撼的真实。还在两年前,小说的第一部在《槐荫文学》上连载时,就以其真实感深深地打动了读者。曾有读者对笔者说,那就是写的他们那里的事,并询问全书什么时候能够出版,急于知道故事会有着怎样的发展。
能够获得读者如此强烈的认同,小说的真实程度可见一斑。那么,作者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儿的呢?是因为他熟悉自己所描摹的那段过往历史,有着扎实的生活功底。《恶姑塘》的作者出身于农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正赶上中国社会那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曾经地道的人民公社社员身份,让他能够深刻地了解那一时期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生存状况,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他们的疾苦和喜怒哀乐。看看他给我们描摹了一个怎样的社会图景吧,那里又有着怎样的矛盾冲突?
方家岗与姚家集同处一个山坳,相距不过三里之遥。方家岗处冲头,姚家集居冲尾。两个村庄的世仇,少说也延续了上百年。两族人为水源和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发生过无数次的流血冲突。方姚两姓的祖先都是闯王李自成手下的亲兵,两人曾义结金兰,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李自成兵败,在湖北九宫山与乡丁一战,寡不敌众,陷入绝境。两人拼死保护闯王,不得脱身,最后都倒在了血泊中。但是两人命大,都没死。方家祖先先苏醒过来,在死人堆里找到了自己的兄弟,还有一口气,就把他背到一处山洞,躲过了乡丁的追杀。他们一同逃到了咒山脚下,隐姓埋名开荒过活。最初,两姓同住方姚店,在一起过了近一百年。后来人口渐多,两姓不能相容。姚姓人多势众,方姓不堪欺凌,便迁居方家岗。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两姓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生了最后一次血腥的械斗。继而,两个村庄因为社会的变革,成为了一个生产大队。再之后,又因为恶姑塘水库的修改建,方家岗人整体搬迁到姚家集。同住一个村庄,却并没有让他们彼此消除敌视态度,反而为实际的敌对行动提供了机会。
应该说,作者给小说构建出的这一矛盾纠葛,给了我们有如可以触摸般的真实感觉。在这样一个构建下,精彩纷呈的故事呼之欲出,从而又构成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大小矛盾纠葛。笔者对此作了一个粗略的厘析。
第一部《村仇》主要的六组纠葛:
1、主宰姚氏家族的“大户家”姚静园拿水塘作陪嫁,将全族唯一的水源送给了世仇的方氏家族,由此引发的族人对大户家的抗争;
2、恶姑塘权属之争,方姚两姓殊死较量,最终导致血腥械斗,双方的核心人物方正贤陨命,姚静林逃亡;
3、姚家集两个风云人物姚仁礼和姚启富争当公产会长,姚启富耍阴谋掌握了公产会实际控制权;
4、姚家集公产会长姚静林的困境,一方面是姚仁礼对抗,另一方面是姚启富阴谋诡计,还有族人的逼迫,各种矛盾弄得他焦头烂额;
5、方家岗两个房分的矛盾由来已久,以犟二爷为首的老屋和以方道初为首的新屋无休无止的争斗;
6、恶姑塘改造谋划过程中,各色人物的得失权衡计较,终至流产,使其成为了两族械斗的导火索。
第二部《权殇》的四组纠葛:
1、人民公社运动使得方家岗和姚家集成为了一个生产大队,使得人们的相互仇视有了更多的表现机会,由此演绎出了数不胜数的是是非非,尤其是因修建恶姑塘水库并村之后,矛盾愈演愈烈;
2、浮夸风及其大食堂运动,将人们推向了饥饿的灾难深渊,死亡线上的挣扎,没能使他们忘记仇恨和争斗;
3、公社领导人一时头脑发热上马的恶姑塘水库,又由于县委领导的好大喜功,由小型变成了中型,饥饿的水库工程,人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4、已经成为领导人的姚启富被推到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一方面是上级的高压政策,一方面是社员群众的巨大阻力,还要面对宗族争斗的相互倾轧,最后他被方天江取而代之,败下阵来,成为阶下囚。
第三部《村劫》的五组纠葛:
1、靠造反起家,姚二怀取代方天江成为领导人,姚家集人再一次夺取了主导权,而方姚矛盾也再一次趋于白热化,从清理阶级队伍到追查反革命集团,两族人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
2、当初方正贤在方姚械斗中丧命,他儿子流落他乡二十年后回到家乡,决心像父亲那样去弥合两族矛盾,却因与姚金秀的爱恋,卷入了宗族争斗;
3、猴兄弟和赖兄弟两个光棍家庭几年前因抢占自留地结下仇怨,此后动辄互练拳脚,终于再次引发命案;
4、失去权力的方天江瞅准了一个反击的机会,成功地策划了将姚二怀与姘妇徐元芳捉奸在床;
5、人们专注于宗族争斗,而对于危如累卵的情势却浑然不察,恶姑塘水库大坝轰然垮塌,却毫无防范。
以上这些大大小小的矛盾纠葛,无不给人以似曾相识的真实感。譬如第一部《村仇》中的宗族械斗,历史上许多地方都曾经发生过。再譬如第二部《村殇》中饥饿时的水库工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过来人大多都亲历过,笔者在读着的时候,甚至怀疑作者就是在纪实。
矛盾纠葛的构建是否符合社会现实的真实,仅有扎实的生活功底是不够的,它更取决于作者对社会的认知水平。优秀的作者,能够较好地把握住他所描摹的时代人的精神本真,即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体现的内心真实精神向度,从而达到艺术的真实。
《恶姑塘》所描摹的中国社会那段过往的现实,被千千万万的作家描摹过,但毋庸讳言,许多作家给读者的,往往是一种虚假的感觉。其根本原因,就是没能把握住时代精神的本真。
所谓时代精神的本真,笔者理解,就是最能体现一个时代人们内心社会观念的真实取向。用小说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真正属于某个时代的本真精神,并不是那些人云亦云的所谓主流思想,而应该是潜藏于冠冕堂皇外衣里面的,最能体现人们内心真实的社会精神向度”(引自余行玉《诗人与时代——读管用和早期田园山川诗作》,《湖北工程学院学报》第33卷第四期)。往往,文学作者会把一个时代,以及其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普遍认同的某些主流观念当成是时代的本真精神,并据此去图解生活。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创作出的作品离现实的真实相去甚远,甚至流于所谓主流思想的传声筒。优秀的文学作者,应该洞悉时代的病灶,挖掘出真正的时代精神向度,并加以表现。一味地混合于“主流思想”的大合唱,就注定不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
三部《恶姑塘》所描摹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前夕及其变革初期的一段历史。既有对私有制条件下人们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真实抒写,又有对社会变革中传统观念被颠覆后导致的生活秩序、思想观念极度混乱的深刻反思。虽然每一部所展示的社会图景各异,但从中不难发现,它们有着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这样一条脉络,正是作者独具匠心构建出的全书总体矛盾纠葛。
在第一部《村仇》中,私有制生产条件下的方姚宗族争斗,主要是生存空间的争夺。作者很好地把握住了那一历史时期,中国农民阶层自私与狭隘的特点。地处子虚县东南角的咒山,是一片贫瘠得近乎荒凉的土地。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得方家岗和姚家集两个村庄世世代代处于无休无止的争斗之中。两族争斗的焦点,是恶姑塘的归属问题,它所反映出的本质,是极端的自私与狭隘。处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想要改变生存现状的努力,是建立在“损人利己”的自私心理基础之上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他们不惜剥夺他人的权利甚至生命。两村用水矛盾,本是可以解决的。姚家集人心里其实很明白,方正贤改造恶姑塘的计划,对双方都有利。他们也并非不懂得“互利共盈”的道理,但他们的狭隘心理,使得那样一个大好机遇与自己失之交臂。在姚家集是否拿出田地补偿方家岗的问题上,姚启富决计要耍花招把自己的敌人姚仁礼绕进去,而姚仁礼则抱定一个态度,敌人反对就拥护,敌人拥护就反对,以至于公产会不能达成统一意见。同样的,方家岗以方道初为首的新屋人,无论是在恶姑塘改造上表现出的热忱,还是改造计划流产后施展出的诡计,也全都出于他们的狭隘与自私。由此说来,那样一场血腥的宗族械斗,理所当然地不可避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有着怎样准确的把握。
相对于第一部《村仇》而言,第二部《村殇》和第三部《村劫》所描摹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对于这样一个新的时期,作者有着怎样的认知呢?换言之,就是他会抓住了怎样的时代特点,去演绎方姚宗族矛盾。如果说《村仇》中的水源之争,体现的是人类生存压力下人性本能拼搏的话,那么《村殇》与《村劫》里,它的异化,让人找不到有什么实质性的理由。虽然仍然可以说是“生存压力”,但更主要的,却是心理层面的和政治层面的。如前所述,人民公社运动使得方家岗和姚家集成为了一个生产大队,使得人们的相互仇视有了更多的表现机会,由此演绎出了数不胜数的是是非非,尤其是因修建恶姑塘水库并村之后,矛盾愈演愈烈。认真地说起来,方家岗人和姚家集人并不存在什么了不得的利害冲突。那种争田争地争水源的日子,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往。一入农业社,大家一样的穷困,有食同饱,无食同饥,再怎么地也比别人多吃不了两口,何争之有?他们之间的问题,主要存在于心理层面上,带有历史的印迹。就像两个存在矛盾隔阂的民族,人们的相互仇恨,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经历过曾经的相互仇杀,但他们的先辈,早已通过血液,将仇恨的因子传承给了他们。话又说回来了,就算他们没有接受任何因子传承,难道就争无可争了么?亲弟兄俩,一个屋檐下相处久了,也免不了磕磕碰碰,两姓诸多人家一起,能不生出许多龃龉来?更何况,两个虎视眈眈的世仇宗族,谁能保证没有人会借助政治风云挑起事端,去置对手于死地呢?因而,从人民公社运动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两姓人的相互倾轧,以至于陷入你死我活的严重对峙,都是时势使然。将宗族矛盾交织于政治风云,并非《恶姑塘》首创,但写得如此真实的,却并不多见。
把握并深入挖掘时代精神本真,使得《恶姑塘》每一部的纠葛构建,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无论是表现私有制生产条件下农民阶层的狭隘,还是人民公社初期他们的盲从,抑或是十年浩劫中他们的疯狂,都让人觉得对其时代特征,有着一种深入到骨髓的深层次挖掘。譬如大跃进时期的集体生产劳动,曾经被渲染出的那样一种热火朝天,当然是虚假的。实际情况却是,广大当家作主了的公社社员出工不出力,庄稼地里只长草不长苗,打下的粮食不足以裹腹。当那段历史过去,人们也对此有过反思,但却没有多少人去深层次地挖掘,它体现了怎样的时代精神本真。作者笔下,透过“一支长长的上工队伍逶迤而行,没有农作赶工的匆忙,却有着田园漫步的悠闲”,揭示出那个曾经被看作是伟大创举的劳动方式,“是将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图景,生搬到了现实生活之中。现实与理想的格格不入,使它成为了泡影”。 客观地说,集体化初期,被它的美好前景所鼓舞出的蓬勃朝气,的确焕发过热火朝天的劳动激情。只可惜,这种激情没持续多久,就被人类固有的惰性所湮灭。好逸如同趋利一样,是人类的本性。当人们能够少出力甚至不出力而又获得与他人同样多的果实之时,何必不让自己安逸一点儿?反过来说,如果勤扒苦做仍然只能与不劳而获的人获得同样的利益,谁会傻到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地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惊诧于伟大的创举为什么播种下龙种,而最后收获的只是跳蚤!再譬如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它所引发的举国疯狂,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却没有人想过,它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其实各有目,两者并不是一码事,“全国人民都稀里糊涂地被人牵着鼻子进入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斯巴达克角斗场,人人都可以自称奉谕,以‘革命’的名义对他所仇视、所憎恨、所嫉妒的人施以攻击。人人都是斗士,人人也都是被攻击的目标”。作者鞭辟入里深刻透视,令人茅塞顿开。整部《恶姑塘》把握时代精神本真构建出的小说纠葛,独到之处不胜枚举。
书评至此,笔者心知可以就此打住,却意犹未尽。关于余行玉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似乎还有许多的话想说,还有许多的话可以说。但再说下去,恐怕给人有絮叨之嫌。相信有更多的文学评论专家和有心读者,会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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