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洁树=100年前，吴昌硕刻几方印可供全家一月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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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艺术家，人们常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疯子，代表人物首当其冲就是凡•高，也许你还会想到中国的八大山人。另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家是西装笔挺的大忽悠，这种印象或许来源于当代艺术领域那些动辄天价的作品，或者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图像。

       不过，事实上，大部分时候，艺术家不过是有一门手艺的创作者，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期待着借由这门手艺能够维持生计。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孙慰祖日前在《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1880年至1976年间在上海的篆刻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细数百年间一个个篆刻家的具体生活，不仅展现了海上篆刻的黄金岁月，同样反映了时代的沧桑巨变。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结婚证上的印鉴



       1930年，50岁的王福厂辞去了印铸局的职务，从北京来到上海，正式开始了作为独立艺术家的生涯。此前，他在北京的十年中，靠篆刻已经可以拥有稳定收入。当时他每年刻印约为220方。1927年起十年间润例为每字2元。如果按照每印平均3字计算，刻印收入平均每年为1300元，平均月收入为110元。

       月收入110元什么概念？当时，上海的物价比较稳定。1926年，1银元的购买力大约为18斤大米或7斤猪肉。上海中学教师的月收入为50－140元，报社主笔为200－400元，编辑为40－100元，旧式商店的店员为10－30元。根据《中国劳动问题》的标准，当时上海五口之家每月收入66元即为一般市民家庭经济水平，每月100元以上至200元为中等生活。因此，王福厂当时单单依靠自己刻印的收入就能够维持全家老少拥有还不错的生活。

       对于书画篆刻家来说，以艺术劳动作为经济来源自然是他们的理想，而王福厂即将展开的独立艺术家生涯依然相当富足平稳。

       王福厂在上海的居所是租界里的四明村（新式里弄）三层连亭子间，当时属于中上居住区，月租至少60元。当时王福厂赡养人口包括夫人、儿女、媳、孙辈在内共9人，另外雇了一佣工。他的润格水平多年未变，但长期积累的声誉和雅俗共赏的风格使索求者持续扩大。在1940年以后，每年平均要刻600件以上的印章，有的年份达800至1100方。完全以艺自奉的印人，王福厂属收入较丰的类型。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逐步形成贯通南北、联结中外的文化艺术产业，其市场消费群体规模巨大。汇集海上的篆刻家（当时也泛称为金石家）与书画家一样，通过市场实现艺术劳动的经济价值。

       和王福厂状况类似的还有吴昌硕，1922年他的润金大约为5.6元/字。孙慰祖假定他每月接件10方，每件3字，月刻印收入可达168元。

       吴昌硕和王福厂，一个雄放，一个工秀，同样都是其时上海篆刻界的翘楚，但只是冰山一角。据孙慰祖统计，延至1949年前，曾在上海公开润例，或从事创作、教学活动并具有较大影响的印家，共有120人， 其中本地籍为12人，其余分别来自全国各地，以浙江和江苏最多，甚至还包括来自国外的篆刻家。

        当时，徐三庚收了日本学生圆山大迂和秋山白岩为徒。日本的河井荃庐来沪从吴昌硕学艺，长尾甲和朝鲜人闵泳翔也与吴昌硕缔交甚深。闵泳翔原本是皇室外戚，带了不少财产来沪。光他一个人在1913年前请吴昌硕刻印就达到241枚。

       当然不可能所有的篆刻家都像王福厂、吴昌硕这般生活滋润。邓散木同样是一位优秀的金石家，1930年代他开始以书刻谋生，1931年至1948年连续在沪举办六次个人书法篆刻展览，留下的印拓亦有5千多件，足见他创作之丰。但是，邓家夫妻不善理财，也有依靠典当度过困厄的事情。来楚生在海上的境况可以说是真正的寒士生涯，当时，他一家三代五口人租住在老式石库门房一室中，生活十分清苦窘迫。

1931年徐悲鸿书白蕉自订润例。



       以艺术维持生计显然门槛很高。王福厂50岁正式成为独立艺术家，吴昌硕44岁定居上海前也需要充任塾师、幕僚为生。而对于大部分篆刻家来说，刻印往往只是他们的第二职业。根据孙慰祖统计，海上代表性印家的社会职业可以归纳为三大类：

       黄宾虹（商务印书馆、神州国光社）、丁辅之（中华书局）、杨天骥（申报）、钱君匋（开明书店、神州国光社）之类都担任报纸、书局（店）编辑；马公愚、潘天寿、朱复戡、方介堪、来楚生、陈大羽之类都曾受聘于美专担任教职；亦有不少金石家从事着各种其他社会职业，例如王大炘悬壶行医，马公愚、吴仲坰、王贤、邓散木曾在金融、保险机构从业，吴隐、张鲁盦、吴振平、方约、秦康祥皆各自办有实业。

       上海在1930年代的生活费用在国内属于顶尖水平，甚至超出了日本东京。如果没有稳定职业或者充分艺事收入，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不少篆刻家最终只是上海滩的匆匆过客。

       随着内战打响，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篆刻家的润例也变动频促。高甜心夫妇在《申报》1946年5月8日刊出润格为每印2万元法币；邹梦禅1948年11月重定润金，每字金圆券20元，次月十日即改作五倍计算；白蕉在1948年2月之前的一年内重订润例25次。

        民生凋敝之下，书画篆刻市场急剧萧条，篆刻家的铁笔生涯自然也飘忽不定，部分篆刻家也在此际星流云散。海上篆刻家群体的创作活动与经济生活，终于走出了流金岁月。1949年，上海报纸上刊出的篆刻家润例广告几近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