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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特殊时代的文化现象 2015-01-24 来源:历史百人会作者:商昌宝
检讨以话语顺服的姿态表明对权威的臣服。检讨既是一种主流话语调控的产物,同时又是主流话语运作的策略。通过来自“他者”的检讨,主流政治和主流话语便得到了证明,并巩固了其“真理性”。
进入1949年,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确定。随之,对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知识群体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工作也徐徐拉开大幕,自然,“检讨”也随之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舞台,成为大陆知识群体独特而重要的人生体验。如果说,从1949年开始,工农兵的确得到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实惠的话,而知识群体的感受则要复杂的多,因为现实中平添的“改造——检讨”这一全新的生活内容也许面对起来更实实在在。无论是借革命的胜利而平步青云的体制内的革命知识群体,还是作为革命“同路人”进入体制内却处于边缘的“进步”知识群体,或者远离革命而固守书斋的体制外的自由知识群体,都要进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检讨。可以说,“检讨”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成为研究这一时段政治、历史、文化、思想和文学等无法绕开的课题。
一、“检讨”内涵及溯源
1、“检讨”界说
关于本文探讨的“检讨”,1950年代权威的《人民学习辞典》曾给出过定义:“检查思想或工作上的错误,并且深究根源所在,叫做检讨”。“检讨是比较深刻的批评、自我批评。”1显然,作为定义并不能完全再现“检讨”的深层文化内涵。沙叶新在《“检讨”文化》一文中给出了富于个性化色彩的解释。他说:“我所说的检讨,也不是真正犯了错误而应该做的那种诚恳的自我批评”,而是“特指在集权体制形成之后,在洗脑剖心的思想改造中,在捕风捉影的政治运动中,在上纲上线的党内斗法中,即在强大的专制压力下,而不得不违心地向上级的领导机关、向单位的革命群众所作的‘认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检讨。”它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2
作为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清醒者,沙叶新独具慧眼地将“检讨”上升为一种“文化”来作研究,可以说不但提升了“检讨”的价值,而且开拓和丰富了学术研究领域。邵燕祥也以自身的体验为检讨做了诠释:“所谓检讨交代,即‘自我批评’或‘自我批判’,其实就是第一人称的‘大批判’。分寸容有不同,口径并无两样。”“这既有苏联从对‘反对派’斗争发展到莫斯科审判的轨迹,又有从中国皇朝至民国年间的臣宰、太监、阿Q们口称‘奴才该死’,自打耳光的馀绪。”3可以说,沙叶新、邵燕祥等“过来人”的理解、体悟和阐释是非常深刻的。另外,还有学者从话语生产方式的角度对“检讨”作了学理意义的阐释:
检讨这种话语形式相信一种语言的力量,认为一旦把自我内部非整体化的因素指认出来,加以改造,自我就是纯洁之物了。检讨以话语顺服的姿态表明对权威的臣服。检讨既是一种主流话语调控的产物,同时又是主流话语运作的策略。通过来自“他者”的检讨,主流政治和主流话语便得到了证明,并巩固了其“真理性”。检讨是非总体化因素转入总体化进程的一个仪式,同时又表明总体化无所不能的力量。出于这样一种策略的需要,在话语权威所控制的话语媒体中,便流通着这样一种来自“他者”的顺服的话语。4
2、“检讨”溯源
检讨最初称为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列宁和斯大林那里。1928年,斯大林在《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一文中提出:“自我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方法,是以革命发展底精神一般来教育党底干部和一般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自我批评底开端是在我国布尔什维主义出现开始时起的,即在布尔什维主义作为工人运动中一种特别的革命派而诞生出来的最初几天起的。”5《真理报》在社论《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则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激发群众的创造性,提高工作水平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的特殊规律和动力,这是天才的斯大林同志所发现的。”6
随着苏联和“第三国际”的革命输出,自我批评被舶来中国,并在1940年代初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1942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说:“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7《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着重指出:“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他强调说:“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8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推广下,自我批评被广泛运用于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某种意义上说,从这时起,自我批评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
自我批评与检讨作为党内民主的方式之一形成于1940年代之初。为了肃清“第三国际”在党内所造成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即开始了党内整风工作。1941年“九月会议”上,张闻天第一个检讨说:“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他还说:“我过去处境顺利,自视太高,钉子碰得太少,经过毛主席的教育与帮助,使我得益极大。今后应当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不能希望一下做得很好,但是要向这个方向坚定去做。”9随后,博古、王稼祥、李维汉、周恩来都相继检讨了自己。即便是拒不认错的王明也由其夫人孟庆树代笔、本人签名作了书面检讨,其中写道:“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10此后,自我批评随着党内运动的开展被广泛内地运用于普通干部和一般群众身上。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它还被确定为整风运动的一个固定程式,即规定:在第二阶段,每个干部必须写关于思想认识的反省笔记和自传,供组织审查,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还要选登在《解放日报》等公开媒介上,如王若飞的《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11、王思华的《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12等。这样,检讨便由“庙堂”走向了“民间”,并最终发展、演变成卓有成效的群众性的统一思想的斗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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