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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人类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 李修建
自2011年艺术学升级为门类以来，艺术学学科建设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虽然艺术学的独立地位及学科划分在体制上获得认肯，不过，一方面由于人类的艺术活动无比悠久，艺术涵盖领域甚广，研究对象庞大，并且随着艺术活动的不断拓展而时有更新，另一方面艺术学与美学、文艺学以及心理学、考古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关联密切，甚或存在纠缠。凡此诸种，使得艺术学学科建设这一话题非常复杂，短时间内难有定论，只能在学科建设的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渐丰富和完善。由于艺术学与诸多学科相关，所以跨学科研究是其学科建设中经常论及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对艺术人类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关系作一探讨。
由于艺术人类学是一新出的研究领域，所以本文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国内外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第二部分谈一下艺术人类学对艺术学研究和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艺术人类学研究概况
（一）国外艺术人类学研究概况
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在这一阶段，艺术人类学界的研究非常兴盛，出现了大量论著，并且集中于英国人类学家的研究。比如，英国学者皮特·里弗斯是第一位用进化论方法研究艺术和工艺的人。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将艺术视为文化要素之一，在《原始文化》（1871）、《人类学》（1890）等著作中，有专章涉及艺术。领导了托雷斯海峡考察的英国人类学家哈登，是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新几内亚的装饰艺术》(1894)和《艺术的进化》(1895)，后者有中译本
[2]。此外，尚有英国学者亨利·巴尔弗的《装饰艺术的发展》（1893），亚玛·斯德普的《野蛮人装饰艺术的发展》（1890）。英国传播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埃利奥特·史密斯，他在《大象与民族学家》（1924）、《人类史》（1929）、《文化的传播》（1933）等著作中有大量篇幅涉及艺术。
除了人类学家的研究，一些艺术史家也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对艺术展开研究。其中知名者，如芬兰艺术学家希尔恩，著有《艺术的起源——一个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探索》（1890）。德国艺术学家格罗塞，他的《艺术的起源》（1894）对国内的艺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实他还有一篇文章非常值得关注，即1891年写的《人类学与美学》
[3]，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美学研究应该运用人类学的材料和方法，具有了学科的自觉意识，所以我们现在谈审美人类学，也把格罗塞作为开山人物。
在第一阶段，艺术人类学研究为何会如此兴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类学家和博物馆之间的密切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相当部分大中城市都建立了人类学博物馆，博物馆的负责人大都是人类学家，他们的藏品基本收集自殖民地，这些藏品里面，有大量的可以视之为艺术的东西。很自然地，这些藏品成为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这一阶段，占据主流的人类学思潮是进化论和传播论，他们把艺术作为一种物质文化，考察艺术的起源和传播问题。此时的艺术，以器物居多，尤其器物上的装饰，受到的研究最多。
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这个阶段可以说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衰落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单线进化论受到强烈质疑，另一方面是学院派人类学和博物馆人类学出现了断裂。1922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出版了《西太平洋航海者》，拉德克利夫-布朗出版了《安达曼岛人》，意味着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即以田野考察为主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经验和数据为依据的基础之上，相比拟构性的进化论和传播论，更具科学性。
由此，英国人类学家的关注领域从对历史文化的研究转向了对社会的共时研究。比如拉德克利夫-布朗，他是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所倡导的人类学称为社会人类学，布朗曾作过殖民地官员的培育教师，因此他们的研究有为殖民地治理服务的倾向。尽管在此期间对艺术的研究大大减少，不过也有例外，马林诺夫斯基的大弟子雷蒙德•弗思，他对艺术就非常关注，他的田野地点是所罗门南部的提科皮亚，出版了许多相关论著，如《新几内亚人的艺术与生活》（1936）、《提科皮亚歌曲：所罗门群岛上波利尼西亚人的诗歌与音乐艺术》（1990）等。弗思非常高寿，活了101岁，他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史有过总结，他提到，在二战期间，流亡到德国的学者利普斯写过《野蛮人的反击》（1937），莱昂哈德·亚当出版了《原始艺术》（1940）。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美国人类学的开山人物博厄斯，他在1897年就发表了《美洲太平洋西北海岸的印第安艺术》，他在1927年出版的相当知名的《原始艺术》，就是承续这一研究，他基于北冰洋地区和美洲西北海岸诸民族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对艺术品的风格类型及其演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以来构成第三阶段，艺术人类学研究在此阶段重新兴起。在此期间，出版了大量论著。如雅克·马奎特（Jacques Maquet）的《审美人类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 anthropology）（1971），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的《原始社会中的艺术》（Art in Primitive Societies）（1979），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don）的《艺术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Art）（1981年第1版，1991年第2版），伊夫琳·佩恩·哈彻尔（Evelyn Payne Hatcher）的《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Art As Cul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thropology of Art）（1985年第1版，1999年第2版），威尔弗雷德·范达姆（Wilfried Van Damme）的《语境中的美：美学的人类学方法转向》（Beauty in Context：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Aesthetics）（1996），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的《艺术与能动性：一个人类学理论》（Art and Agency：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1998），由埃里克·赫希（Eric Hirsch）编辑的盖尔的《人类学艺术：论文与图解》（The Art of Anthropology : Essays and Diagrams）（1999），瓦尔达·布伦德尔（Valda Blundell）的《艺术人类学中的转换视角》（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Anthropology of Art）（2000），马鲁斯卡·斯瓦色克（Maruska Svasek）的《人类学艺术和文化生产：历史、主题、方法》（The Anthropology Art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Histories, Themes, Perspectives）等；论文集包括：奥登（Charlotte M.Otten）主编的《人类学与艺术：跨文化美学读本》（Anthropology and Art：Readings in Cross-Cultural Aesthetics）（1971），杰里米·库特（Jeremy Coote）和安东尼·谢尔顿（Anthony Shelton）主编的《人类学，艺术和美学》（Anthropology, Art and Aesthetics）（1992），马利特·韦斯特曼（Mariet Westermann）主编的《艺术人类学》（Anthropologies of Art）（2005），阿诺德·施奈德（Arnd Schneider）和克里斯托弗·赖特（Christopher Wright）主编的《当代艺术与人类学》（Contemporary Art and Anthropology）（2006），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和摩根·帕金斯（Morgan Perkins）主编的《艺术人类学读本》（The Anthropology of Art：A Reader）（2006），罗宾·奥斯本（Robin Osborne）和杰里米·泰纳（Jeremy Tanner）主编的《艺术的能动性和艺术史》（Art’s Agency and Art History）（2007），范丹姆主编的《世界艺术研究：概念与方法》（World Art Studies: Exploring Concepts and Approaches）（2008）,罗格•桑希（Roger Sansi）的《艺术，人类学和礼物》（Art, Anthropology and the Gift ）（2014）等。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这本书在1992年就被译介到中国，近年又出了一个新译本。另外，阿尔弗雷德•盖尔所著的《艺术与能动性-一个人类学理论》值得关注，这本书在西方学界受到很大关注，同时也饱受争议。
20世纪60年代以来，之所以出现了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复兴，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类学研究内容的转变，二是西方艺术研究开始向人类学寻求帮助。就研究内容而言，在这一阶段，人类学由注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转向了对神话、宗教、象征、仪式、情感、性别、身体、空间等论题的关注，艺术与这些话题关联密切，常常成为资料的来源和研究的对象。比如，“雕塑和绘画为研究表征体系、身体美学、价值创造过程、社会记忆和空间划分提供了深入理解。歌曲和戏剧为研究文化诗学、情感世界、文化反思、例证表述等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4]显然，就大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来正是全球化趋势加剧，消费社会大行其道的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社会的来临，结构主义、符号学、阐释学等学术思想，成为艺术人类学倚重的思想资源。
（二）国内艺术人类学研究概况
20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从西方引入美学，其后宗白华、马采诸人亦从德日将艺术学介绍进来。就艺术人类学而言，国内学者亦有了初步接触，如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就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刊出。岑家梧的研究值得重视，他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到许多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成果，写出了《图腾艺术史》（1937）、《史前艺术史》（1938）、《中国艺术论集》（1949）等相关著作，是20世纪上半叶对艺术人类学进行集中研究的学者。
其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方有艺术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出现，至2000年，尤其是2005年以后，艺术人类学方面的论著骤然多了起来。我们以“艺术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为主题
[5]，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根据检索结果可以见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艺术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为主题的相关论文非常少，每年都在十篇以内。2005年以后论文开始增多，艺术人类学的相关论文每年都在50篇以上；音乐人类学的有近百篇；民族音乐学就更多了。这个趋势大体反映出了国内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情况。
从著作来看，亦是同样情况。20世纪80年代，基本是以译介为主，如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在1984年由商务出版社重印出版，博厄斯的《原始艺术》，中译本出版于1989年。到了90年代，主要有两本译著，一是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二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面具的奥秘》（新译本名为《面具之道》）。在90年代，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对原始艺术的研究，出版的著作，有朱狄的《艺术的起源》（1982）和《原始文化研究——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1988），邓福星的《艺术前的艺术——史前艺术研究》（1986），张晓凌的《中国原始艺术精神》（1992），易中天的《艺术人类学》（1992），刘锡诚的《中国原始艺术》（1998）等。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多为美学和美术学。易中天的著作首次使用了“艺术人类学”这个名字，不过还是美学的研究思路，探讨的艺术的起源问题，其书受格罗塞的影响很大。大量的艺术人类学论著也是在2005年以后出现的，如程金程的《文艺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2007），王列生的《文艺人类学》（2008），王建民的《艺术人类学新论》（2008），高长江的《艺术人类学》（2010），王胜华、卞佳的《艺术人类学》（2010），方李莉、李修建的《艺术人类学》（2013），周星主编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2011）。在上述著作之中，有些是从美学或文艺学的视角出发，所作的哲学向度的研究。笔者与方李莉研究员所著《艺术人类学》（三联书店2013年版），首次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艺术人类学进行梳理和总结。方李莉研究员从宏观角度对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并且加上了她所做的两个比较成熟的田野个案。笔者承担了该书的第二、三、四章，对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史进行了初步梳理。此外还有一些丛书，如何明主编的“艺术人类学丛书”（2011年，3本），洛秦主编的“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文库”（2009—，已出约20本），广西师范大学的“审美人类学丛书”（2004，2014，已出10余本），方李莉主编的“艺术人类学丛书”（2014—，计划17本）。还有若干译丛，如郑元者主编的“文化与艺术人类学译丛”（共3本），王建民主编的“艺术人类学译丛”（ 2009年—，已出4本），由笔者主持的《民族艺术》“海外视域”栏目（2013—，已刊出20余篇译文）等。
从课程设置来讲，目前很多高校艺术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开设了艺术人类学课。研究生招生方面，笔者作过一个初步统计，目前大概有十余所高校在招收艺术人类学方向的研究生，其中包括云南大学、云南艺术学院等。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艺术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获得立项者也越来越多。
[6]国内艺术人类学研究在近年的热起，原因很多，从大的外部环境来说，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文化的自觉意识是一大原因，而艺术学本身的研究亦面临方法论的突破，人类学不失为一个好的视角。就近因而言，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由国家力量强力推行的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对民族民间艺术的研究。艺术人类学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艺术，它将民族民间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礼仪节庆、传统技艺等形式存在，这就使得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有重合。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艺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不仅如此，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及语境研究视野，正好契合并满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方法论需要。因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正需要走向民间，走向田野，以局内人的眼光，观察它们，记录它们，并感同深受的领会它们，探究它们。因此，中国的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有着内在的姻亲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第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活动同样很大地推动了国内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说，任何学科或学术派别的发展，都是通过课程、学位、课题、学术会议、期刊、出版物等，不断获取学术资源，拓展学术权力，扩大影响力的结果。
[7]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对于国内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于2006年底，目前有会员500余名，会长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研究所所长方李莉研究员。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领域，会员的学科背景非常多元，涉及人类学、各门类艺术、美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等，以研究各类民间艺术者居多。学会成立之后，差不多每年都要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人数逐年增多，近几年皆超过150人。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荷兰人类学家范丹姆，日本民俗学家菅丰，社会学家荻野昌弘等国外学者，以及国内人类学界、艺术学界的众多知名学者，经常与会。会后都会正式出版论文集。自2013年起，学会设立“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从参会论文中评选优秀论文，给予一定经济奖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一系列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国内艺术人类学研究者的学术热情，推动了国内学界对于艺术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的认知。近十年来，艺术人类学领域出现了大量田野研究成果，大大提升了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这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推动作用是直接相关的。
二、艺术人类学对国内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助益
艺术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艺术，人类学强调整体性和语境性研究，注重田野调查和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推崇局内人的视野和平等主义的立场。这些视角和方法，对于艺术研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一）对艺术理论研究的助益
目前常见的艺术理论研究，尤其是以“艺术概论”为名的教材，大多是以西方古典美学或马克思主义美学为理论基础的，如强调艺术的审美性与社会反映性，艺术欣赏的无功利性，天才和艺术家的个人创造性，有的甚至还是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的思路，这些理论，面对当下异常丰富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现象，阐释力已远远不足。所以现在很多艺术专业和学生，包括艺术家，对艺术理论反应冷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目前的艺术理论缺乏足够的理论视野和阐释能力所导致的。因此，当下的艺术理论研究亟需拓展和深化，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观点，对于艺术理论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涉及民族民间艺术、小型社会的艺术，其研究视野还涉及世界艺术，如东亚、印度、中东、非洲等地的艺术，这些地区的艺术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表述方式，与西方艺术理论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比较研究，一方面能够见出各地艺术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亦能找出具有普遍性的艺术观念，这些艺术观念对于我们目前的艺术理论研究，无疑会有补充和纠正。艺术人类学所涉及的某些话题，如艺术的跨时间和空间的传播，艺术的传承，艺术的象征性和符号性，艺术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艺术的展览与展演，艺术家工作室、画廊、博物馆或私人收藏中作品的流通，后殖民语境下艺术的挪用，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贸易，旅游艺术，市场艺术等等，这些都是艺术人类学经常涉及的，并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应当引起当下艺术理论的关注。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能够拓展艺术的内涵，下面简单介绍几位人类学家对于艺术的界定
[8]：
（1）罗伯特•莱顿从传统美学的角度理解艺术，认为艺术具有审美性和象征性，在外在形式上令人愉悦，并以其特有的意象增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受。在《艺术人类学》一书中，莱顿关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艺术的语言与风格，以及艺术家的创造力等问题。
（2）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强调艺术的情感性，他将艺术视为人类经验的放大，认为艺术就像花园里的一个窗口，人们借此可以看到有趣的世间百态。英国人类学家贝特森从符号学的角度理解艺术，他将艺术看做一种编码，认为艺术编码是进行无意识交流的一种活动，是连接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一种需要技巧的手段。雷蒙德•弗思则认为艺术并不一定是美的或令人愉快的。在他看来：“艺术部分源于赋予经验或想象性经验以意义的过程。最初它就是一种对秩序的认知，并且伴有该秩序内的正确性感知，它未必令人愉悦或产生美感，但必须满足某种价值的内在认知。从相对静止的认知到具有创造性的直接操作，类型各不相同，但它绝不是纯粹被动的状态，而是包含了生发自实物的某种概念性或情感方面的要素。”
[9]（3）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Alan P. Merriam）认为，艺术中包含了四重组织模式：观念、观念导致的行为、行为的结果——作品、对观念的反馈。在他看来，以往的艺术研究集中于作品，而其他三个层面几乎被完全忽略。以作品为重心的艺术研究，从本质上说是描述性的，这种情况造成了艺术研究成为一种高度专业性和具有限制性的领域。他提出应将艺术视为一种行为，艺术研究应关注艺术行为的整个过程，而作品不过是艺术的一部分。与梅里亚姆的观点类似，斯瓦色克将艺术视为一个社会过程。在《人类学、艺术与文化生产》一书中，她重点研究了艺术的商品化和审美化过程等问题，分析了全球化市场下的艺术品收藏与展览，及其与艺术的生产、分配、消费的关联。她还将艺术的生产和消费与政治、宗教以及其他文化过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些观点都将艺术视为一个动态过程，为艺术研究提供了多种切入的角度。
（4）美国美学家迪基提出的“艺术界”（art world）理论在当代美学界有着较大影响，在理解西方艺术时有很强的阐释力。但这一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新西兰学者戴维斯（Stephen Davies）对此表示怀疑，“然而在许多其他社会中，我对艺术是由一种特殊构成的体制来起作用这一情况感到怀疑；相反，它是血缘、宗教、商业、仪式及政府等这些更广泛的社会实践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
[10]戴维斯的观点与艺术人类学所认可的艺术对象相吻合。
（5） 英国人类学家盖尔（Alfred Gell）明确提出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庸俗主义”，他认为艺术“对人类社会再生产至关重要”，“是一种庞大而通常还未意识到的技术体系”的组成部分。艺术因而被他理解为“魔法的技术”，魔法在这里并不被视为仅对艺术而言是独特的，而是一种“内在于所有技术行为的潜能”。盖尔对艺术的社会语境表现出了密切的关注，他认为艺术人类学应该集中研究艺术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社会语境，他将艺术人类学界定为与艺术相关的社会关系的理论研究，视艺术为有着自主能动性的社会中介。
[11]无疑，以上观点拓展并加深了对艺术的理解，值得引起艺术理论值得的注意。
（二）对艺术史研究的助益
艺术史研究同样发端于19世纪末的德国，在目前的西方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百余年来，在西方形成了非常多元的研究方法，如风格学、类型学、图像学、形式主义、心理学、历史语境，以及后起的符号学、女权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视觉观看、新马克思主义等。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文献考证、艺术考古、田野考察、图像分析、定性分析等。这些方法，或集中于艺术本身或内部，或关注艺术的外部环境。作为一个跨学科的视角，艺术人类学对艺术史研究构成一种新的方法论。
艺术人类学强调整体性的研究视野，注重对艺术的语境研究和比较研究。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对艺术史的研究就不能仅关注艺术本身，如形式、风格、功能、意义，更要关注艺术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整体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理解艺术和文化。下面我通过几个研究的案例，来看艺术人类学视角的独特性。
第一个例子来自荷兰艺术史家韦斯特曼的研究，她对17世纪荷兰风俗画家扬•斯丁（Jan Steen）的画作《命名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扬•斯丁擅长画欢快、喧嚣的场景，是荷兰小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提到了他的这幅画，不过只是聊聊数语，在略述所绘场景之后，他说：“我们在检视所有细节时，不应忘记赞叹艺术家将那种小事融为一图的技艺。前景中的那个人物，背对观者，画得很是精彩，色调温暖而柔和，使人一见之下便难忘怀。”
[12]韦斯特曼的分析详尽得多，她首先从艺术史的角度，对这幅画的表达技巧、场景布置、明暗对比、光线效果进行了分析，然后描述了所绘场景，指出画家将本人放到画面最后，手指着婴儿的父亲。接着她将重点放在婴儿父亲身上，从服装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并追问：“你看他穿着过时的衣服，像个乡巴佬，与华丽时尚的中产阶级本质相去甚远。他是那经典的戴绿帽子的人吗？那个由于诡计多端的妻子的背叛而承受恶果的蠢蛋，那个十七世纪的喜剧和笑话中不停嘲讽的家伙？一旦得出了这个暂时性的结论，整个场景开始变得越来越诡异，一群女人，在产褥周围聊天、吃喝。十七世纪女性的交际生活是什么样子？这幅画又是如何呈现那种生活的呢？”
[13]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作者开始寻求多种研究方法，从艺术史到社会史，从物质文化到结构人类学。她研读了十六世纪的民间文艺、通俗读物以及分娩指南，认为画面描绘了这样的场景，那些在产房里喋喋不休的妇女，在产房这个最私密的空间里聚在一起，分享着由窝囊的男人埋单的秘密和笑话。作者提到，在这个分析中，人类学有了用武之地，“它帮助我看到了这幅画里面所具有的隐晦的暗示，它以戏谑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希翼；它促使我思考这幅画将那个事件表现为滑稽的仪式的深意。他最终是在支持一种理想的社会规则，在那里，真正的父亲将为他们的孩子负责，在那里，真正的男人而非一群妇女主宰卧室。”
[14]她还分析了画面的构图，与同时期的同类画作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且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了画中人物及若干意象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第二个例子是英国艺术史家柯律格的《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柯律格提到：“我承认我深受已故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杰尔（Alfred Gell）的影响，他甘于在方法上撇开艺术性之讨论（methodological philistinism），并以能动性（agency）代替意义（meaning）的探询，作为发展‘艺术人类学’的基础。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样的问题超越了艺术史所处理的范围，同时又达不到人类学的起码标准，我仍然坚持我的想法。”
[15]在这本书中，柯律格探讨了文徵明与家族、师友、同辈、请托人、顾客、弟子、帮手、仆役等人等之间的社会交往与人际互动，将绘画视为一种礼物和商品，在其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种视角对于理解文徵明其人其艺，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对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不无参考价值。美国汉学家高居翰亦有类似观点，他认为：“中国绘画和其他民族的艺术一般，通体来说也是社会上某些阶层间的交易行为，或是经济、或是类似经济的交易，是一个精密制度下的产物。在这个约定俗成的社会体系下，艺术家作画乃是为了报答、应合社会上某些人的需求或期望，从这种交易的过程中来表现自己的才能，或传达自己的情感，甚至获取某种利益。”
[16]白谦慎也提出过类似观点，他在一篇访谈中指出：“最近我在吴大激的研究中指出了一个现象，中国古代官员平常书写大量的书法，但是基本上是不卖的，主要是当作礼品送人的。若要按照西方人类学的礼品经济视角来观察这一现象，它颇有特殊性。在中国的语境中，书法常常是索求的，不是主动的赠予。主动赠予固然也有，但更经常的是索求，慕名求字。这对‘礼品’研究，或许能有所启发。”
[17]这几种观点有相通性，实际上都是主张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艺术史。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学者的成果，即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齐鲁书社2013年版）。方李莉研究中国陶瓷和艺术人类学有年，在这部《中国陶瓷史》中，她明确运用了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作者持有全球化的历史观，强调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尤对外销瓷给以特别关注，还注重华夏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充分肯定了异民族、异文化在中国文化演进中的作用，对少数民族陶瓷与中原陶瓷的交流及其带来的文化变迁给以充分评价。就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言，该书深受人类学影响，持有整体性的和语境性的研究理念。作者认为，中国陶瓷，“一方面是人们的日常器用，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和象征物。如果我们研究中国陶瓷史只研究其中的物而不研究其中的文化和思想，或只研究器而不研究道，那么这一方面缺乏深度，另一方面缺乏整体性。简单的描述，只会让我们看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相互之间没有多少联系的器物，而不知道在器物背后还有一整套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史。”
[18]基于这种认识，作者除了关注已被经典化了的窑址和陶瓷类型，还关注处于边缘的窑址和瓷器。如，明清两代，除了对占据绝对主流的景德镇窑进行详细的论述之外，还视野投向了以往不太被关注的其他窑址和瓷器，如明代部分还论及了德化窑、漳州窑、潮州窑、云南地区的青花瓷、广西地区的青花瓷、宜兴陶器和石湾窑陶。作者强调陶瓷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涉及到官窑与民窑、南方与北方、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中国与外国等方面的交流和互动。作者除了考察历代陶瓷的窑址、种类、造型、纹饰，更注重对其背后的社会与文化语境的揭示，注重挖掘陶瓷纹样的文化内涵及其产生的内在文化动因。在每一章节的前言和结语部分，都花费相当篇幅，对陶瓷背后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进行详细的分析。可以说，该书全球化的研究视野，人类学语境性和整体性的研究理念，对于美学研究和艺术史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构成了艺术史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19]概括而言，对艺术的研究就是对人的研究，是对人类的心理与情感、历史与文化、社会与生活的研究，由于这些因素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元性、变异性，所以对艺术学的研究，需要多个角度进行。艺术人类学的引入，将会拓展和深化艺术学的研究视野，其他跨学科的运用，亦是如此。
[1] 英国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曾将艺术人类学研究史分成19世纪末至一战、一战至二战、二战以后三个阶段，这一分期以战争为界，并不符合研究事实，没有太大道理。澳大利亚人类学家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和美国人类学家摩根·帕金斯（Morgan Perkins）在所编《艺术人类学读本》（The anthropology of art: a reader[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的导论中，依据相关研究成果，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历史进行了分期，这一划分具有说服力，本文即依据并参考了他们的论述。
[2] [英哈登：《艺术的进化：图案的生命史解析》，阿嘎佐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这篇文章是由荷兰学者范丹姆于近年发现的，并撰写了两篇论文进行解读。经他推荐，我们将其译成了中文。参见格罗塞：《人类学与美学》，和欢译，张浩军校，载《民族艺术》2013年第4期；范丹姆：《恩斯特·格罗塞与审美人类学的诞生》，李修建译，载《民族艺术》2013年第4期；范丹姆：《恩斯特·格罗塞和艺术理论的“人类学方法”》，李修建译，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4] 霍华德·墨菲、摩根·帕金斯：《艺术人类学：学科史以及当代实践的反思》，蔡玉琴译，李修建校，载《民族艺术》2013年第2期。
[5] 音乐人类学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自成体系，有自己的学科史和研究传统，以及相当数量的研究队伍。国内于1980年时提出“民族音乐学”之说，很多学者将民族音乐学等同于音乐人类学，所以我以这三个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14年9月17日。
[6] 李修建：《2013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载《民族艺术》2013年第4期。
[7] 对于这个话题，英国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部很好的个案研究之作。
[8] 亦可参见李修建：《人类学家如何定义艺术》，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总第188 期 第9 版。
[9] Raymond Firth: “Art and Anthropology”，in Jeremy Coote and Anthony Shelton ed. Anthropology, Art and Aesthe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6．
[10] 斯蒂芬•戴维斯：《非西方艺术与艺术的定义》，载[美]诺埃尔•卡罗尔编著：《今日艺术理论》，殷曼楟、郑从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
[11] Alfred Gell：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7.
[12] E.H.Gombrich：The Story of Art，Phaidon Press Ltd，2006，P327.
[13] Mari ët Westermann: “Introduction: The Objects of Art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n Mariet Westermann ed. Anthropology of Art, Massachusetts: Studley Press, 2005，pxxi. [荷马利特·韦斯特曼：《艺术史与人类学的对象》，李修建译，载《民族艺术》2013年第1期。
[14] Mari ët Westermann: “Introduction: The Objects of Art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n Mariet Westermann ed. Anthropology of Art, Massachusetts: Studley Press, 2005，pxxi. [荷马利特·韦斯特曼：《艺术史与人类学的对象》，李修建译，载《民族艺术》2013年第1期。
[15] [英] 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引言”，刘宇珍等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6页。
[16] [美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方法论》，见曹意强主编：《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78页。
[17] 白谦慎：《中国艺术史研究需要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载《书法》2013年第10期。
[18] 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上），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11页。
[19] 参见李修建：《视野、方法与新的研究范式——方李莉〈中国陶瓷史〉评述》，载 《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
2013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李修建
摘要：2013年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艺术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渐趋成熟，对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历史等问题进入了深入的探讨，既出现了体系性的理论著述，又注重对国外艺术人类学理论的译介。第二，各艺术门类研究者具有了方法论的自觉，充分认识到人类学方法对于艺术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音乐人类学研究最为突出，在理论建构和个案研究等方面的成果皆斐然可观。第三，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稳步推进，多所学校开设相关专业，进行教学与科研。研究者注重学术活动的开展，以及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应该看到，艺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待深入拓展，以形成普遍性的学科共识。田野与个案研究更需加强，进一步深化田野基础之上的理论探索，以期出现具有典范性的田野研究成果。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研究报告；田野研究；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李修建，哲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艺术人类学在近年受到学界瞩目，相关的学术活动以及学术成果逐年增多，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可以说，艺术人类学为中国艺术学注入了一股鲜活的力量。职是之故，本报告将对2013年度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状况进行爬梳、总结、反思与研究，以期对其进行整体性的认知和把握，并对艺术学乃至其他学科的建设提供借鉴与助益。
整体而言，2013年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沿续了此年数年的发展态势，相关论著不断涌现，成果数量日渐增多。著作方面，方李莉、李修建合著的《艺术人类学》于今年出版。此前出版的数本以“艺术人类学”为名的著作，或为论文的结集，或持哲学美学的立场。该书第一次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中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史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该书为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打下了良好基础，表明了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本年出版的相关著作还有，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主编的《艺术活态传承与文化共享》（上下）（学苑出版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上下）（学苑出版社），以及多本门类艺术的田野研究类著作，下面还会述及。本年度对国外艺术人类学的译介亦很见成绩。在艺术学界颇具影响的《民族艺术》杂志特辟“海外视域”栏目，专门译介国外艺术人类学相关文章。本年度共发表译文近10篇，集中于对艺术人类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讨，对于国内的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能够提供很好的借镜。另外，本年度尚有以艺术人类学为主题的论文上百篇，内容涉及艺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以及艺术人类学在各门类艺术中的田野实践。
基于对2013年度艺术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整体性把握，以及艺术人类学的学科特性，本研究报告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分而述之。
一、渐趋成熟的艺术人类学基本理论研究
20世纪以降，学科分化日益细密，诚然促进了专门学术之发展，却也物极必反，各学科之间形成了种种无形壁垒，妨害了学术的推进。于是，一种“开放社会科学”的呼声日高，主张跨学科、多视角的综合性的学术研究。从世界学术史的角度说，艺术人类学即是此一大背景下的产物。
不过，一门新学科的确立，需要很好地回答来自学科自身的问题，即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等，能否迥然有异于其他相关学科，从而卓越特出，在面对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出现的新问题之时，能够予以很好地释读、分析和解决。2013年度相关研究成果，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历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的探讨，一方面关系到对“艺术”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涉及到人类学研究视野的调整。在人类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其研究对象基本为无文字的“原始文化”。由于人类学将艺术视为文化之一种，相应的，其所研究的艺术即为“原始艺术”。不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人类学家开始批判这种称谓的西方中心主义。如罗伯特·莱顿在其《艺术人类学》中改称“小型社会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也不再囿于小型部落，而是拓展到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以及都市之中。与此同时，对艺术的认知也更显深化而多元。
基于人类学的整体观和人文性，方李莉、李修建提出：“艺术人类学相对于传统的艺术学研究来说，更关注的是艺术的全球性和全人类性以及社会性与文化性。……在艺术人类学中我们需要重新确认以往艺术研究的疆域。这个疆域可以分四个方面：第一，地理空间上的；第二，时间历史上的；第三，社会分层上的；第四，社会文化上的。”他们认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以往不受艺术学研究重视的原始艺术、土著艺术、民间艺术，而且还应涉及精英艺术、都市大众艺术和前卫艺术的研究。此外，除了对艺术作品及其社会文化环境的研究，艺术人类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视野，即对人的研究，对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艺人们以及各种艺术群体的研究。“我们对于艺术的研究，其主要的对象不再仅仅是可以作为文物而保存下来的作品的实体，而还应该包括弥漫在这些作品背后的非物质的人的社会活动以及思想活动的部分，尤其是那些前卫艺术，包括行为艺术，作品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操作这些作品发生与结束过程的行为。”该书将艺术人类学视为一个开放性的交叉学科，对艺术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多元界定，显示了充分的包容性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人类学就是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艺术展开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民族志、整体性文化观、跨文化比较等，这些皆为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核心。
其中，“田野调查”可谓人类学的灵魂，相关探讨尤多。在张士闪看来，新时期的中国艺术学经历了一次“田野转向”，并出现了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民俗学等新学科。这些学科“强调返归具体文化语境和现实生活世界中重新理解艺术活动，将艺术活动脱离狭窄的文本研究，而将其置入艺术活动发生的文化—生活整体语境中解读，在秉持‘艺术作为现实个体的生活实践’的理念之下，眼光向下，寻找实际材料，力图贴近现实生活。”由此可知田野之于中国艺术学的意义所在。方李莉现身说法，总结了自己十余年来在景德镇、西部所做的田野实践，分享了她的治学心得，走向田野构成了其学术生涯的主旋律。方李莉、李修建在《艺术人类学》一书中论道：“田野工作远远不止是一种工作方法，它已经成为艺术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要理解艺术人类学这门学科，首先就要理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王建民在《人类学艺术研究对于人类学学科的价值与意义》一文中重申田野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艺术人类学要想取得理论上的突破，在研究中就应当以扎实、细致的田野作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采取文化相对的立场，从而使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对田野工作获得的经验的评判之上。”王晋同样强调了艺术人类学民族志的整体观和场域性。
荷兰学者范丹姆多次参与中国艺术人类学的活动，他近来在中国发表了多篇文章，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多有论述。在一篇文章中，他以50年来西方人类学家对非洲芳族雕像的研究为例，指出其研究方法经历了关注艺术形式和图案的风格方法，考察地方性意义和价值的文化主义方法和对芳族雕像的挪用的后殖民方法三种路径。他发现了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久被遗忘的一篇文章《美学和人类学》，并撰写了两篇文章予以解析。他着重指出，格罗塞在这篇文章中最早提出了用人类学语境性的跨文化比较方法研究美学和艺术。这种历史学的追踪丰富了对艺术人类学学术史的认知和建构。他还指出，在注重社会文化语境研究及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同时，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还需要加上生态学、进化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以及那些有助于重建关注人类的学科。范丹姆的一系列论文，提升了对国外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认知，并能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历史
学科意义上的艺术人类学非常年轻，而西方人类学界对艺术的研究却是由来已久。方李莉、李修建的《艺术人类学》一书对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该书以近20万字的篇幅，分别对西方古典时期、现代时期和后现代时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进行了广泛地分析。其中，古典时期的艺术人类学包括古典进化论学派（泰纳、格罗塞等）、传播学派（史密斯）和法国社会年鉴学派（葛兰言），现代时期的艺术人类学包括历史特殊论学派（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和克鲁伯）、功能主义（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和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后现代时期的艺术人类学包括格尔茨、特纳等。该书首次对西方人类学史上的艺术研究进行了细致地爬梳，对于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奠基意义。当然，这一学科史的梳理还很初步，有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一是对经典人类学著作中的艺术研究尚需深入挖掘，如涂尔干、莫斯等人，二是对当代西方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有待展开与细化。同时，该书还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该书认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和实践对于中国艺术人类学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该书围绕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和学术活动，展示了近年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进展。
此外，王永健在《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轨迹》一文中，分三个阶段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进行了透析。他将1970年代末至1990年中期视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准备期，1990年中期至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视为学术起步时期，2006年以来视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繁荣发展期。他认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还处于学科建设初期，在学术译介、田野工作的深化等方面有待加强。董龙昌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的回顾与前瞻》中指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存在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文艺学、艺术学、美学、民俗学等多种取向，他认为未来的学科发展“除了坚持多元性与主导性的统一之外，还应注重对中国本土、民间文化传统的发掘”。
还有数篇文章涉及国外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如董龙昌的博士论文《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3）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人类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涉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特色，其对原始造型艺术、神话、文学和音乐的人类学分析。在此基础之上，董龙昌提出，艺术人类学应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走向作为审美文化批评的研究范式。此外，关祎介绍了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盖尔的艺术能动性理论，尤其探讨了他的艺术关系网络理论。高层对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一书进行了解读，探讨了书中涉及的几个主要论题。
二、走向深入的艺术人类学田野与个案研究
人类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较早就被用于民间文艺的研究之中，如上世纪80年代所作的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就广泛地进行了田野工作。不过，这一项目侧重于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撰，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研究者具备方法论上的自觉，利用人类学方法对门类艺术进行研究，则是近年来的事情，与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兴起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不过，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工艺等各艺术门类的研究并不均衡。其中，以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最为突出。由于音乐人类学又被视为民族音乐学，国内外有大量研究人员，国内尤以上海音乐学院的洛秦领衔的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为著，整合了大批国内优秀研究人员，出版了大量论著，在学科建设方面卓见成效。相形之下，其他艺术门类的人类学研究缺乏如此有力的集体力量与学科意识。不过在他们的研究中，都传达出了明确的人类学方法论的自觉。由于相关研究成果甚夥，此处主要集中于2013年度的论著，分门类展开论述。
（一）音乐人类学的研究
1980年，国内有了“民族音乐学”的称谓，2000年左右，又出现了音乐人类学的提法，目前学界基本将这二者等同，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于2005年以后。
不少学者已将音乐人类学视为一个学科，并积极地进行学科建构工作。如洛秦主编的“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文库”，目前已出版《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洛秦著，罗艺峰导读）、《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管建华编译）、《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修订版）（萧梅）、《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修订版）（乔建中）、《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洛秦编）、《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曹本冶主编）、《启示觉悟与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三十年1980-2010》（洛秦主编）、《世界音乐人文叙事及其理论基础》（洛秦编著）等，着眼于全球文化的视野，侧重于音乐人类学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开拓，与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互有借鉴意义。鉴于音乐人类学一方面可以视为一个独立学科，另一方面研究成果颇多，所以本研究报告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田野及个案研究论著进行评述。
著作方面，本年有3部个案性的研究值得关注。孟凡玉的《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基于翔实扎实的田野工作和文献资料，对安徽贵池一个山区的傩仪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运用符号学和阐释人类学的方法，将荡里姚傩仪式视为一个象征与隐喻的符号世界，对傩仪中的诸多文化事象，如傩仪的活动空间和时间，傩仪中的面具、神伞，傩仪的过程与禁忌，傩仪的唱腔、剧目、乐器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除了共时性的本体研究，作者还从历史、自然、社会、个人等角度对傩仪进行了立体式的探究，分析了傩仪之于当地人的意义与功能，以及傩仪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等问题。该书作为一部个案研究之作，既有对傩仪本体，包括傩仪音乐的详细阐释，又能从历史与社会文化进程的角度对其进行宏观的审视，并且得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如作者认为，“荡里姚傩是以中国农耕时代传统的岁时节日为依托、以原始的自然信仰为底色、以儒道释多神信仰为基础、以傩神崇拜为核心、以除凶纳吉为旨归的多种民俗内容复合的仪式乐舞活动。”“荡里姚傩是常常融化在下层民间的完全彻底的‘草根艺术’。”“荡里姚傩是在一个不断变化过程中的动态延续。”其“多种材料并用、多种视角互补”的研究方法同样值得参考。
萧璇的《国家视野下的民间音乐——花儿音乐的人类学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以甘肃林县的花儿音乐为个案，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证，探讨了中国民间音乐“国家化”的命题。作者论述了花儿之于信仰体系、两性婚恋、日常生活的意义，并从民间宗教、族群音乐文化借鉴、国家政策、知识生产、民间音乐商业化等多个角度，分析了花儿这一民间音乐形式的内涵，特别讨论了国家权力对花儿的整合，以及此过程中汉藏音乐的融合。作者通过“礼”与“浪”、日常与节庆、官府与民间、国家与地方、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互动与张力，解读花儿的历史与当下生存环境，强调了前者对于后者的排拒、训调和吸纳，这一研究对于时下风行的“原生态音乐和文化”构成了反思和质疑。
范秀娟的《黑衣壮民歌的审美人类学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以聚居于广西西部大石山区的古老壮族支系黑衣壮族群的民歌为研究对象，采取田野调查、整体研究和比较研究、多学科交叉兼容的研究方法，将黑衣壮民歌置于现代性和当下的历史视野中，对其富于生命力的审美观念、文化功能进行了探析，尤其考察了民歌社会有别于现代艺术制度的民歌化机制，以及由民歌的兴衰折射出来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等问题。作者认为，从“诗敏”到“伦”到现代流行音乐，是黑衣壮人对现代世界一步一步认同的过程，也是现代世界对黑衣壮社会一步一步切入的过程，新一代的黑衣壮人正在流行音乐和牛仔裤中被塑造成为“现代人”。作者强调，民歌社会的艺术制度是“大众公认制”，但是今天，这种艺术正在衰落，因为它所依存的传统社会正在急剧变迁之中。
这三部著作，一部注重对仪式及音乐本体的符号学阐释，一部聚焦于国家权力对民间音乐的整合，一部强调社会变迁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审美内涵的影响，其研究对象不同，研究角度各异，在研究方法上却有一致性，那就是注重田野以及多学科的融合。
本年度音乐人类学的论文，集中于这样几个主题：一是对音乐人类学基本理论的探讨，二是分析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的关系，三是对特定的民俗或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第三个方面是本研究报告所要关注的。如邹建林、何珊对江西全南县迳镇马古塘村的“车马灯”民俗音乐活动进行了考察，集中于对音乐本体（调式、旋法、节奏、节拍）及其文化功能的揭示。钟善金和邹建林对以同样的思路，从仪式过程、音乐本体、仪式功能等方面，调查了赣南于都县一个祠堂的晋牌祭祖仪式音乐。申波调查了云南香格里拉松赞林寺的“迎佛节”仪式音乐，具体关注了“迎佛节”的仪式过程、音乐形态以及音乐与仪式的关系等问题。曾雪飞和罗晓明对贵州榕江县七十二寨侗族地区的“爬窗探妹"习俗音乐进行了分析，将"爬窗探妹"置入其历史文化语境中，探讨了展演目的、音乐特征以及现代社会中做出的适应性反应。石磊等人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对江西南丰的傩式音乐进行了探究。陈重对贵州九仟水族的卯节文化以及卯节中的音乐类型及其功能等做了探讨。钟小勇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如何研究云南德宏地区少数民族民间音乐。
这些论文首先有了方法论上的自觉，能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切入，认识到只有将这些音乐置于相关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方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理解。
（二）美术人类学研究
举凡绘画、雕塑、建筑、工艺、书法，皆可以“美术”称之，他如服饰、剪纸等，亦可纳入美术之列。目前学界对它们的研究，更多限于艺术本体，如技艺、形式、风格、审美等，而较少从人类学的视角进行考察。不过近几年来，随着艺术人类学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兴起，亦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
本年度，方李莉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新艺术史观———以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为例》一文非常值得关注。该文首发于《民族艺术》第3期，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第12期转载。在文章中，作者基于多年的研究，提出了一种以艺术人类学为方法论的新艺术史观。作者认为：“以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和角度来研究各类不同文化的艺术史是完全可能的。在这样的研究中，古人的文化语境与社会情景，就是我们所要进入的‘异文化’。相对于古人来说，我们可以互为‘他者’。而我们的田野就在大量的古文献、古遗址、古文物中，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田野中与古人对话。”就作者所要研究的中国陶瓷史而言，她关注到了文化的传播与全球互动、民族的迁徙融和与文化互动、器物的文化表象、从神圣到世俗的内在动因、官民窑互动的历史进程、思想意识系统决定技术革新方向、近代社会中的俗文化趋势等诸多方面。从这些切入点可以见出，作者明显利用了人类学的视野，强调艺术生产的时空互动与上下互动，强调艺术审美精神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作者的旨归，是透过陶瓷史理解中国社会。可以说，方李莉提出的这种“新艺术观”，以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艺术史、美学史乃至其他史学的研究不无借鉴意义。
无独有偶，赵志勇的《工艺美术研究的艺术人类学转向》（《上海工艺美术》2013年第3期）亦呼唤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工艺美术，作者认为工艺美术研究应当关注其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通过对艺术品、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各种艺术实践、审美活动的民族志描述，进而探讨或揭示其中蕴含着的文化意涵。作者指出将艺术人类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工艺美术研究，会有效提升我国工艺美术的学术研究水平。这种观点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周星的《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一文，践行了他的艺术人类学观：“艺术人类学以审美经验及艺术实践的跨文化研究为基本宗旨。”他以近年来国内兴起的汉服运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田野与网络田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汉服之美的多种建构路径，如以古代文献作论证、诉诸历史悲情、美女对自身的塑造、展示场景的美以及礼仪之美等。他藉此探讨了艺术人类学的审美观，提出“美感和审美活动不仅构成了现实生活世界非常具体的一部分，而且，它们还赋予生活世界中的各种事物以价值”，涉及审美经验的艺术均是持续性实践活动的过程，是一系列创造性行为的累积，而不仅仅只是一类精致或有个性的物品。这些观点无疑丰富了对美的认知。他的另一篇文章《“回娘家”——中国艺术的超级题材》，分析了以“回娘家”为主题的各种民间艺术类型，包括剪纸、农民画、民歌、戏曲、文学、雕塑、民俗等，他认为，这些作品都是生活化的、通俗易懂的，表达的是对人性亲情的诉求，充满了对美的发现和演绎。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极大地推动了对民间艺术和工艺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使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题则集中于民间艺术的现状、传承与保护等方面。本年度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主编的《艺术活态传承与文化共享》（上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上下）两书，较为集中地收录了此类研究。如罗伯特·莱顿的《山东棉纺与木刻版画中的文化传承》、王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之成功个案——长白山满族民间剪纸发现、挖掘、传承保护研究》和《赫哲族“霍乎底”传承现状田野考察》、崔荣荣与牛犁的《鲁南地区民间云肩考察及传承过程中的思考》和《民间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体系建构》、祁进玉与曹何稚的《热贡唐卡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调查——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吾屯村为个案》、张毅的《南通传统蓝印花布染坊的现状及其技艺传承》、邵长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下土家织锦发展现状研究的调查报告——以湖南省龙山县为例》，韩澄的《传统艺术传承与发展问题研究——以北京传统金属手工产业为例》、徐英的《蒙古四胡制作的田野考察——以制作材料、工艺及装饰纹样为主要考察内容》、吴昶的《洗车河流域土家织锦工艺传承机制的情境逻辑分析》和《“舀学”：一种不应忽视的民间手工技艺文化遗产传承方式》、徐何珊的《德宏傣族宗教手工艺的文化生境与传承研究》、吕屏的《从传统工艺到民族象征——壮族绣球的文化展演与表征》、李迪的《呼和浩特市银饰制作工艺调查——以鄂尔多斯头饰的银饰工艺部分为例》、陈剑等人的《德榜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的现状及反思》等论文，皆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入手，探讨研究对象的传承与保护等相关问题。这些研究，针对当下民间艺术正遭遇巨大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时代背景，通过田野工作，对可能快速流失的民间艺术予以记录存档，反思其传承保护中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丰富了对民间艺术的“艺术知识”，另一方面对于国家如何更好地从事非遗保护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三）戏剧/舞蹈人类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港台学者开始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戏剧，尤其是仪式剧。近年来，大陆学者也多有从事戏剧人类学的研究者。目前已有4部以“戏剧/戏曲人类学”为名的著作，包括马也的《戏剧人类学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任教于新加坡的容世诚的《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和社群》（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胜华的《戏剧人类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陈世雄的《戏剧人类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马也的著作研究了戏剧的本体论、发生论、功能论和发展论。容世诚的著作主要是个案研究，涉及元杂剧、明代山西农村赛戏、80年代的香港粤剧、90年代新加坡的潮剧和莆仙傀儡戏以及北斗戏等。王胜华的著作具有学科建构的意义，他将戏剧人类学定位为“依据戏剧材料，运用戏剧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学科”。其书主要关注的是戏剧的早期形态，主要探讨了戏剧与原始信仰、巫术、仪式、亲族、人类心理之关系，以及戏剧空间、目连戏等问题。陈世雄的著作并没有对戏剧人类学给出明确的定位，其理论主要是在西方戏剧人类学的比较中阐发的。作者将戏剧定义为“人的自我实验”，运用了比较的视野，着重研究了仪式与戏剧的中间形态、中西戏剧的角色分类、演员的身体、面具与傀儡等问题。从全书的材料来看，主要集中于中外戏剧史和戏剧理论，“人类学”的视角似乎贯彻得不够。戏剧人类学基本理论的建构尚待深入。
个案研究的著作，曹娅丽的《〈格萨尔〉遗产的戏剧人类学研究——-以青海果洛地区藏族格萨尔戏剧演述形态为例》（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从戏剧人类学角度对《格萨尔》遗产领域进行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该书运用大量田野考察材料，论述《格萨尔》戏剧剧目演述内容、讲唱人叙事行为特征、说唱形式、表演程式等在戏剧中呈现出来的民族性、戏剧性和独特性；并对《格萨尔》进行分类学、形态学和仪式学的探索，借助包括戏剧人类学、表演理论、遗产理论、仪式理论等理论，总结了格萨尔戏剧表演特点、模式，并强调了格萨尔戏剧所具有的说唱戏剧形态。该书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戏剧表演和构建表演理论奠定基础。侯越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日本地域艺术文化研究——以蕨座剧团为个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是一部不错的个案研究之作。作者以总部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秋田县仙北市田泽湖艺术村的蕨座剧团为研究对象，基于扎实的田野资料，持以人类学所奉行的艺术与文化相表里的观念，对蕨座剧团60年的艺术历程进行了描述与解析，深度透视了现代日本地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状况，揭示了艺术文化活动如何推动地域社会和地域文化的发展。该书所展示的蕨座剧团的本土化探索，对于当下中国遗产保护以及文化复兴不无借鉴之功。此外，张猷猷的《求偶记：“李木脑壳”的人类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对川北的大木偶进行了研究，作者置身于四川省北部的仪陇县和峨眉山这两个决定大木偶价值与命运的发生地，考察了大木偶艺术和戏班子的历史与神话故事、生计方式、政治文化的历史过程以及宗教信仰等维度，及其之间的关系和演化的动力学。
本年度发表的论文中，李祥林的《独具特色的川西北藏羌戏剧文化遗产》对格萨尔藏戏和羌族释比戏进行了介绍，认为通过对二者的研究，可以揭示艺术与仪式之间的关系。何巍的《音乐人类学视角中乐亭大鼓的传承与发展》（《大众文艺》2013年第2期）一文，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乐亭大鼓的传承问题。陈志勇的《仪式与演剧：田公元帅信仰的戏剧人类学考察》（《民族艺术》2013年第6期），指出南戏戏神田公元帅超越戏曲行业成为道教支派“梨园教”的教主，并被东南沿海省份的民众当做地方保护神建庙祭奉。作者认为田公元帅从傀儡戏神演变为民间的俗神，是乡民取其除疫驱祟、保境安民的宗教功能的产物。曹娅丽的《迈向戏剧与文化表演事件的诗学——以藏族<格萨尔>史诗为例》（《四川戏剧》2013年第7期），以藏族《格萨尔》史诗为例，运用戏剧人类学理论考察了其角色、象征及叙事表演,并将其文本置于具体的表演语境中加以关注和讨论,试图解释格萨尔史诗在诗性叙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其具有史诗迈向戏剧文化表演事件的诗学效果。黄玲的《人类学视阈下的中越民族戏剧交流》（《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立足中越民间文化场域，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野，分析了越南民族戏剧的起源与发展，将越南戏剧的肇端追溯至古骆越族群文化，认为其在口述文化传统中得到守护和滋养。作者指出，中越两国民间戏曲的交流共生，是戏剧之民间性契合所释放出的鲜明的民族精神。
舞蹈人类学的研究亦有不少成果。刘晓真的《舞蹈研究中的田野调查》（《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从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反思和实际操作经验着手,探讨了舞蹈研究中田野调查的研究对象、操作流程和意义，旨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作为人类行为的舞蹈。这种方法论的研究值得关注。郑玉玲的《闽台“大神尪”傩舞的文化人类学阐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对“大神尪”傩舞这一闽台遗存的一种独特祭祀仪礼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闽台“大神尪”傩仪是联系人与自然的文化表达范式，有其迥异于其他地区傩舞的艺术特点，“大神尪”傩舞形态背后蕴涵着闽台文化区的舞蹈文化特质，具有维系民族文化认同、反映我国傩文化发展的世俗化趋势的文化价值。李祥林的《羌族羊皮鼓及其传说的人类学解读》指出，羊皮鼓羌族释比在击鼓诵经跳舞以请神祈福、逐祟驱邪仪式中使用的具有神圣性的法器。围绕释比手中羊皮鼓的神话传说、仪规禁忌蕴涵着羌民族的古老文化密码和深层族群心理，值得从艺术人类学角度进行“深描”式探究。覃守达的《壮族蛙舞审美人类学考析》（《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和熊晓辉的《审美人类学视野中侗族“哆耶舞”的文化解读》（《武陵学刊》 2013年第4期）皆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对少数民族舞蹈的审美特征及文化内涵进行了解析。此外，黄龙光的《神圣的送灵——彝族民间丧礼花鼓舞仪式展演》、李金发与施建光的《峨山彝族花鼓舞的变迁与内涵重构》、额瑜婷的《云南民族舞蹈传承现状调查——以元江县羊街乡棕扇舞为例》，皆从非遗传承的角度，对相关舞蹈进行了研究。
三、稳步推进的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
一门新学科的确立，同样需要来自学科外部的支撑。即在既有的学术体制和学术格局中，它的合法性地位能否得到认肯，它能否争取到支撑自身发展的学术资源，它是否有稳定的学术从业者，是否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以及相关的学术活动，从而有效地推动学科之发展？
先来看学术团体的建设。2006年底成立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有效地整合了国内相关研究力量，极大地推动了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该学会目前有会员超过500人，每年都会主办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2013年10月25日至28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与山东大学联合主办了以“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约200余人参会，递交论文150余篇。从本次会议开始，该学会设立“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旨在进一步推动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发展。“首届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评出一、二、三等奖共9名。其中，向丽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制度问题研究》获得一等奖；李海云的《信仰与艺术：村落仪式的公共性诉求及其实现》、杨民康的《由反本质主义到臧否表象：民族音乐学后现代转型之路——兼论当代音乐民族志的语境研究观》、李向振的《“非遗”语境下乡民艺术的保护与传承》获得二等奖；耿波的《文化自觉与正当性确认：当代中国非遗保护的权益公正问题》、王永健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轨迹》、王拓的《口述史：“非遗”传承人获得话语权的媒介与途径》、杨杰宏的《音乐祭礼：族群艺术的身份再造与多重表述——以丽江福慧村古乐祭礼为研究个案》、吕韶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二次风险”规避研究》获得三等奖。“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的设立，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史上值得书写的一个事件，标志着中国艺术人类学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再看教学与科研情况。中国艺术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院校较早开设了艺术人类学的课程，并招收艺术人类学方向的研究生。最近几年，随着艺术人类学的影响日隆，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招收艺术人类学方向的研究生，如云南大学、云南艺术学院、贵州大学、贵族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艺术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音乐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
有的院校还在2013年专门开设了艺术人类学的专题讲座，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和研究生院艺术学系合办的“中外人类学名家讲坛”，邀请到了英国杜伦大学的罗伯特·莱顿教授和英国约克大学的麦夏兰教授、日本爱知大学的周星教授、荷兰莱顿大学的范丹姆教授、复旦大学的纳日碧力戈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旭东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教授等中外著名人类学学者，围绕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讲座。北京舞蹈学院在本年度开展了“艺术研究方法”讲座，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方李莉、荷兰莱顿大学的范丹姆、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就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进行讲解。
从“十五”开始，我国在国家科研计划中全面推行课题制，可以说，课题制和项目制引领着当下中国的学术发展。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课题指南”增设了“艺术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标志着艺术人类学从学科意义上正式进入国家课题的视野。他如“戏曲艺术传承方式与发展路径研究”、“民间曲艺发展问题的对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的知识体系研究”、“区域音乐研究”、“中国民间舞蹈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研究”、“民间美术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民间美术传统技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美术研究”等选题，皆需用到艺术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本年度获批的相关课题，国家一般课题如《白裤瑶民间粘膏画传统技艺传承研究》（李雅日）、《五溪流域民族民间工艺美术传承体系及工艺师编目整理与研究》（成雪敏）、《西北地区传统女红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影像口述史的实践与研究》（马聪敏）、《创意产业背景下工艺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研究》（卢朗）、《“非遗”视野下的中国现代黑陶、彩陶生态化发展研究》（王凯宏）、《社会变迁与文化自觉：中国少数民族鞋履传统技艺保护与传承》（李运河）、《淮河流域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肖玮），国家青年课题如《纳西族仪式舞蹈研究》（冯莉）、《文化交流视野下新疆哈密舞蹈文化研究》（戴虎）、《新疆维吾尔族民间土陶艺术研究》（袁志刚）、《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境民族染织工艺研究》（刘晓蓉）、《新疆哈萨克族传统工艺文化研究》（郭泳儒），国家西部课题如《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鼓舞研究》（额瑜婷）、《敦煌彩塑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郭殿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和传承——以〈格萨尔〉说唱艺人为个案》（冶青措）等；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如《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思潮与田野方法》（安丽哲）、《山东曲艺现状调研与发展对策研究》（郭学东）、《关陇地方戏文化生态调查研究》（王衡）、《社会变迁中楚剧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叶萍）、《东乡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与风格属性研究》（华毛措）等。这些课题，集中于对民族民间艺术的研究。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亦有城市艺术研究的课题获批。方李莉主持的文化部课题“北京798与宋庄等艺术区发展研究”，即应用城市田野的方法对都市艺术展开研究。除此之外，国际合作方面亦颇有起色，英国杜伦大学罗伯特·莱顿教授受国家外国专家局资助，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合作课题“本土性的现代化如何实现：以景德镇陶瓷手工艺的发展为例”。
概而言之，相比此前数年， 2013年度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呈现出了如是特点：第一，艺术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渐趋成熟，一方面出现了体系性的理论著述，另一方面注重对国外相关理论的译介。第二，各艺术门类研究者具有了方法论的自觉，充分认识到人类学方法对于艺术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有许多学者践行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出版了众多门类艺术的田野和个案研究论著。第三，艺术人类学研究者注重学术活动的开展，以及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国家课题设置对艺术人类学研究亦很看重，尤其体现于对民族民间艺术的研究之上。同时亦应看到，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艺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待拓展，以形成普遍性的学科共识，田野与个案研究亦需深入，尤其是田野方法需要进一步规范，研究视域需要更加扩大，深化田野基础之上的理论探索与反思，以期出现具有典范性的田野研究成果。
（本研究报告经方李莉研究员审阅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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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3 23: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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