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赐香：台湾的历史教育中没有阶级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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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赐香：台湾的历史教育中没有阶级仇恨？

2015-02-06 11:05

来源:作者博客作者:端木赐香

仔细看了看，有关林则徐的章节讲得很简略，只有事实判断——道光派林则徐禁烟了，然后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烟;没事价值判断——“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伟大的民族英雄”……这些器宇轩昂的宏大叙述统统没有。

　　N年前，我开写了《红与黑：林则徐评传》，但我特别想知道，台湾的中学历史教材，是如何评价林则徐的。问题是，同一片天空，不同一个梦想，蜗居河南安阳的我，买不来台湾的中学历史教材。记得自己当时病急乱投医，见人就问。
　　有朋友说，广东福建那边有台侨子弟学校，你可以从那边入手;有朋友说，你看谁去台湾旅游，让谁给你捎好了，只是不知道海关能否通过;最后还是朋友托他在大陆做生意的台湾朋友，台湾朋友又托他的妻子帮我买了书，然后这位台湾朋友回家探亲时帮我带了回来。
　　由于辗转托人，所以带回来的《高级中学历史·革新版》(三民书局中华民国2006年版)只有下册，而没有上册。所幸下册一开场就是第十一章《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恰好论及林则徐。

　　仔细看了看，有关林则徐的章节讲得很简略，只有事实判断——道光派林则徐禁烟了，然后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烟;没事价值判断——“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伟大的民族英雄”、“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外国人的威风”、“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气焰，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对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的决心”……这些器宇轩昂的宏大叙述统统没有。
　　当然，中国的高中历史教材，比如人教社2007年版里，有关林则徐和虎门销烟的章节，也找不到这样的价值判断了，但我们都知道，通过这些中学教材的上位教材，比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陈旭麓的《中国近代史》、陈振江的《简明中国近代史》等权威著述，导致这样的价值判断早已成为模版，深刻地烙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林则徐的问题搞清后，通过台湾这本教材，我还发现了其他很多东西：
　　其一，教材最后的附录一是大事年表。众所周知，1895年是中国割台湾给日本。但是这个大事年表里，1896年的条目下，居然就是堂而皇之的清日两套编年并行了。第一行是明治29年，第二行是光绪24年。以下皆如此两套编年，不但没有大陆通行的“伪”字加诸前面，且明治编年都是在上一行，清国编年反而在下一行。
　　其二，日本统治台湾50年，教材里居然没有一句祥林嫂式的控诉，只有一些客观的讲述。比如割台与台民抵抗;日人对台人的差别待遇;虽然比不上日人及说日语的台人的学校优越，但好歹也设公学给本地学童实施教育;给台人以有限度的选举权;日籍台人跟着日本势力在海外推进并取得诸多海外经验;台人对日本统治的抗拒与调适等等。最要命的是最后一个节点，调适。一句话，调适到最后国军来光复了，台湾民众反而不适他们了。这里可以摘录教材上的一段原话：
　　“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除改良台湾一些不良风俗习惯外，在调查事业及基础建设上有其成就，再加上台人的海外经验及培养相当程度的人力资源，这些建设及制度对战后台湾的经济有极重要的影响。但对台人采取差别待遇，并迫台人‘进入’中国与南洋，却造成台人精神上的苦闷与认同的混淆，这也是战后台湾人对“国民政府”的统治无法适应的原因之一。”
　　这节课后，居然给学生留了这么两道讨论题：
　　1.日本人治台五十年给台湾带来的正、负面影响为何?
　　2.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海外经验，对往后台湾的发展起了何种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课外活动参考题：拜访亲朋中七十岁以上，曾受过日本统治者，请他们现身说法谈被日本统治的感想;调查本县市日治时期即已设立的专门学校、中学校、国民学校;调查本县市日治时期担任过日本贵族院议员、总督府评议员、州、市、街庄议员的名单。
　　其三，台湾光复，国军没有把自己打扮成台湾人民的解放者。这也就罢了，居然还详细讲述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在基础建设方面有何成绩，在社会改进方面，更是列了一大堆，什么改善环境、改善公共卫生、设立医院、培养医药人才、培养人民守时守秩序守法律的习惯、普及教育等等。
　　其四，有关二十一条，跟中国教材也大相径庭。这里原文照录：
　　“二十一条要求等于将中国视为日本的殖民地与保护国，袁世凯故意将日本的要求泄露给英美各国，列强群起对日本施压。最后日本取消第五号要求，其他各号，仍迫中国接受。民国四年五月，中国与日本签订中日合约，大体接受了一至四号要求。此一中日和约，只是一种原则性的共识，中国一时尚无具体与立即的损失(例如港湾本来就可不租与他国，汉冶萍公司因股东反对，并未中日合办)，日本为遂行其侵略政策，必须另寻其他借口。”
　　条款中提及袁世凯，未见卖国等相关字眼。虽然我一直认为，袁世凯还确实是日本当时在中国的最大的假想敌，但仅是个人私见而已。
　　教材中这样的细目，不胜枚举，简作总结：
　　1.没有马列主义，没有五大社会形态，所谓的封建社会，仅指商周。
　　2.没有卖国概念，没有反动概念。不同于中国教材中提及的李鸿章卖国、北洋政府反动等。
　　3.没有马列主义也罢，居然未提三民主义;没有国民党一成立，中国革命面貌就焕然一新的表述;单独讲孙中山时，又吝啬得很，只称他是国民党总理，A4的纸，行距宽，繁体字大，每行16字，只讲了15行，旁边还配了个插图。
　　4.单独讲蒋中正时，更吝啬。内容不及孙中山的三分之一，我查了下字数，一百一十来个字。只说就影响与实力，他成了国民党领袖，仅此而已。
　　5.讲二二八起义，明明知道那是台湾人民反抗民国政府的，还叫学生回家走访亲人调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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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最让我惊骇的是，教材居然把民间骂“国民政府”的段子搬上教材，叫学生归纳二二八起义的原因。段子如下：“天下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轰炸惊天动地，光复欢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人民呼天唤地……”　　最后，我再列一些教材上布置的课后活动题吧：
　　1.何谓戒严?戒严会使国民丧失或限制那些自由?
　　2.解严后，台湾新旧政党林立，你知道现在有那些政党，有没有准备以后加入那个政党?为什么?
　　3.黑金政治会对民主政治带来什么影响?
　　4.假如你是台湾的现任领导人，你要做什么样的改革?
　　5.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会对双方有利?
　　6.如果你是教育部门负责人，你会对台湾当年的教育做什么样的改革?
　　7.你认为未来两岸关系应如何发展，才对台湾有利?
　　8.你信奉什么宗教，为什么?
　　9.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中国一再受到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凌，这种外力冲击，对中国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如何?
　　10.清末中国很想振作强国，有自强运动、维新变法、立宪新政等努力，任何建设都需要大笔经费，大家想一想，这些经费从哪里来?
　　11.改革与革命孰优孰劣?辛亥革命的成功代表政治上的革命一定比改革好吗?
　　12.中国人的天朝意识历经数千年，到鸦片战争之后打破，一个堂堂大国，要接受夷狄列强欺凌，心理上必需面临强大的调整。请以家族及个人为例分析一下碰到类似情形，精神与心理上如何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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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看这些课后题，我就很惭愧了。你说我们跟人比啥，比傻吧。
80年前这样讲历史课

　　日前，在新星出版社主办的“从一本历史书说起”座谈会上，教科书问题成为众学者关注的焦点。
　　“历史教科书本应还原历史真相，讲历史经过，而不是给历史下结论。”湘潭大学教授孙宝根说，在日常教学中，他往往要先改变学生们对于初中和高中阶段所学历史知识的印象，“而《开明中国历史讲义》以记事为主，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历史的原有价值。”
　　新星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开明中国历史讲义》，让读者重温了80年前风靡民国的开明讲义。80年前，该讲义甫一出版，叶圣陶就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明书店曾办过一个函授学校。因函授不能当面指导，故而在讲义的编写上与传统教材有所不同。据苏州大学历史学博士袁灿兴介绍，开明书店组织夏丏尊、林语堂、朱自清等学人，联手编写了系列讲义。“讲义中的《开明音乐讲义》《开明图画讲义》等深受欢迎，《开明国语课本》在1932年首次出版后重印40余版次。”
　　绝版80年后重新出版的《开明中国历史讲义》，由王伯祥、宋云彬编写，两人都从事文史工作多年，在学术研究与通俗论著上各有成就。两人1934年合编的这本讲义，摒弃说教和预设结论，对有争议的人物和事件理论公允。
　　“好的历史读物，如同电影叙事一般，缓缓道来，人物清晰，故事明朗，读罢愉悦舒畅。”读罢70讲的新版本讲义，袁灿兴感慨道。（本报记者 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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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腾飞：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作者：袁腾飞来源：《看历史》第11期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因此，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对此历史学者袁伟时曾提到，对历史教科书而言，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最大弱点。

　　作为教科书，价值取向应该趋向客观，使学生了解自己民族的发展过程和经历，使学生产生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培养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学生群体。教科书不能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把源源不断的历史长河剪断，否则教育必将出问题。实际上，将“革命史”教育极端化在我们这里并不是没有过，“文革”时期，那些殴打过老师的学生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快感;那些被自己的学生批斗殴打的教师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苦味。
　　现在的教科书仍大量受旧框架的限制。按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中国的历史其实很简单，主要有四条：
　　1.凡是推动统一的，就是进步的。反对统一的就是反动的。
　　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反动卖国的。
　　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
　　4.凡是扩张了领土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丧权辱国的。
　　比如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虽然得以淡化，但某些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却依然根深蒂固，将义和团在“扶清灭洋”口号下对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的一系列野蛮行径，简单视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外国学者说中国人对历史是“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对义和团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关于太平天国，1862年夏，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启超先生言：“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然而在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这种作风，在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学者徐友渔先生1986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大使馆发给留学人员一本书时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你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件事让他很受震动，印象极深。徐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有问题、多么的苍白无力!这么可笑的做法难道还应该继续吗?这种做法跟中国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来灌输一些教条，这种做法太过时了。”现在，新历史课程强调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人性和生命的价值，确认多元化的历史认知的合理性，要求学生学会同他人，特别是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这意味着，新历史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会使今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走向更加宽容、更加人性的方向。文明还在路上，中国人都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