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兴蓉：教师的正面精神

jssh365

蔡兴蓉：教师的正面精神

　　 偶翻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发现这么个故事：一个男老师为了给一个女同学做思想工作，而特意带女同学到影剧院包厢看了场电影。事后，校长很是猜疑，其道德境界大概跟我们隔壁的张大妈或李大婶差不多。校长当众指责这个男老师，没想到那男老师勃然大怒，指着校长的鼻子说：“滚出去!”周围知情的老师也都愤怒了，纷纷喊道：“滚出去!滚出去!”  
　　我估计这个校长最终是“滚出去”了，因为这是在俄国。
　　任何民族都有其正面精神。我理解的正面精神，是该国精神文化——而不是政治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俄罗斯民族是个神圣而奇妙的民族，说她神圣，是她任何时候都把道德感和精神救赎看得很重;说她奇妙，是她在这一点上，既不像东方各国，也不像西方各国。最有力的例证是，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苏联解体，莫不是道德原因所致。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作为文学界的代表，当然也都成为了道德的楷模：一个因捍卫爱情决斗而死，一个因精神痛苦出走而死。在这样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下，“滚出去”的故事当然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曾几何时，我听一个大学教授慷慨陈辞，主要是说中小学教师如何缺少气象，如何缺少格局。我当时私下嘀咕，大学里教授伪造论文，校长让女大学生陪官员跳舞，其气象与格局又安在焉?当然，我无意于“互掐”，因为他虽然说漏了，却没有说错：在众所周知的荒谬体制下，中小学教师确实少有拍案而起者。我也无意于“推诿”，因为教育无限庸俗化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教师严重缺失正面精神，却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教师有足够的正面精神，那么，如上述“滚出去”的类似事件就会时有发生，集体沉默和集体服从将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
　　或曰：你所说的正面精神，或者说，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当真有这样大的改变现实的力量么?
　　想起来十分幸运：我因为下决心做了一名家教老师，从而拥有了按照自己心愿和特长安排课程的自由。北洋政府以现代文取代文言文，我则用文言文取代了现代文，如《论语》、《浮生六记》、《史记》、《资治通鉴》等。有趣的是，本来是用这些经典来教育学生的，谁知长期浸染在传统文化中，首先受到教育的却恰是我本人。还是刘梦溪先生总结得好，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四个字：敬，恕，和，耻，并且说这四个字可以纳入中国人信仰之维。一手缔造了中国人人格的孔子的一生，正是这四个字的代表。拿“敬”来说，他如果当天哭过，则一天不唱歌;跟服丧的人同桌，就不吃饱;路上看到老人或盲人，一定收敛笑容。由此可见，“敬”的本质乃是自性的庄严。拿“恕”来说，他不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特别善于欣赏别人，赞美别人，如他见过老子后，称赞老子犹如“乘风云而上天”的龙，而自己“不能知”也。拿“和”来说，则孔子绝不是和稀泥的老好人，相反，他特别坚持原则，主张“以直报怨”，主张“和而不同”，还说“乡愿，贼也”，意即人人都说好的人，无异于强盗。至于“耻”，则孔子既不能容忍自己合污，也不能容忍天下无道，我们或者可以说，推动他周游列国的，不是牛，而是强烈的耻感!
　　孔子是教书的，我们也是教书的。我常常不免想：往深处比去，我们失去的，是内心的温暖，又不仅仅是内心的温暖。（作者：蔡兴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