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卷首语
胡传海
(2004年第1期)
一九七七年创刊的《书法》杂志,今天改版放大了,和许多时尚类杂志相比,书法类的杂志显得太寒酸,于是我们也跟着时尚一把。
杂志的改版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挑战,开本、内容、形式、定价都颇费斟酌,我们的读者大多并不富裕,但对书法有太多的热情和真诚。基于此,我们承担了扩版后的经济损失,使读者能花相同的钱订到一本更精美的杂志。虽然《书法》杂志的订数在逐步上升,但我们也接到一些热心读者的尖锐而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于是提高杂志的内在质量和增强工作的责任心被提到了首位。我们对栏目作了整合,分为五大板块,使其更为集中。同时,作为一本艺术类杂志,它的视觉美感也将随着开本的变化而变化,至于效果如何,将由读者作出评判。
保持批评的锐气,让书坛活跃着一股敢于讲真话、讲实话的气氛也是我们办刊的宗旨之一,本期刊发的刘涛与王南溟的文章,前者批评了当前书坛弥漫着的动辄给自己和他人封为名家的不良风习;后者则从展览体制的不成熟对流行书风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谓各具一格。从今年起每期有一个学术专题,本期谈的是展览的当代性,是结合当前举办的第八届全国展和流行书风展而设置的,我们起了一个直白的题目“我们为什么要办展览”,当然,各人谈的侧重点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思考。面对泛滥成灾的展览,它的意义究竟何在?展览如何走向当代?这值得大家去想一想。本期还刊发了白谦慎一文,这是从他的一本专著上摘录下来的,白先生很多东西有原创性,“王小二”一词已成为某类书法家的形象名词。此文以新颖的角度去思考了一个独特而又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文笔也很清新,这是一本好书,挺有意思。这是以卡拉OK的方式来思考学术问题。
李刚田先生曾对本刊编辑说:你们这本刊物有两个板块很有价值,一是当代批评,二是古代书法。本期刊发的古代书法是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卷》,是他的精品力作,全篇完整发表,让大家分享。开本放大后至少有一个好处,即古代作品中的册页手卷很多可以以原大印制。今后我们还将不断刊印公私藏家的优秀藏品奉献给读者,积腋成裘是很有价值的。很多人不愿放弃《书法》杂志,这也是其中主要的原因。
本期书家介绍向大家重点推荐的是博导王冬龄先生,他的草书大气磅礴,别具一格,并在推进现代书法的研究和创作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朱成国书法篆刻皆可一观。篆刻方面重点介绍刘一闻、阴凤华,他们各有特色,值得推荐。
今后的《书法》杂志将以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对当今的书坛状态作出反应并与读者对话。
(2004年第2期)
以学术的眼光审视书法状态也是近十几年的事。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不少是实用性的,往往是创作者的经验心得和体会,故而掇拾古代书法理论大多片言只语,但很管用,既容易记也有可操作性。自从学科化的理念出现以后,对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范畴开始清理,对一些舛误的证据需要考辨,对一些观念需要从理性的角度去审视,于是理论的独立性意义开始显现。但是久而久之,写字的人不太关心理论;而搞理论的人字写得特别优秀的也不多。“书家学者化”是一种强调两者互为糅合的理论,做起来却并不容易。但字越写到后来越需要学问看来是没有人反对的,现在需要提倡书法家专业化的风习。
本期的文章旨在强调一种学术状态,北京大学金开诚教授的文章谈了书法由实用转向纯艺术状态的大趋势,课题不新但能谈出新意殊属不易,这就是学问。现在的写字目的为展览,于是技术性被强调了,人文性被忽视了,远离了我们当初学习书法的本意,朱以撒、杨吉平两位的文章就是从这一角度去谈的,行文一正一谐,各有千秋。本期的专题是一组学术含量较高的文章,冯其庸、郑奇、徐本一、张传旭四位先生分别从不同角度看待“国宝”回归,轻松言谈之际可以看出每个学者对“国宝”与书法艺术关系的看法。南京大学所藏宋拓《大观帖》榷场本是一个很好的版本,所以我们请南大历史系教授蒋赞初先生来介绍推荐。《鸭头丸帖》是一本流传有绪的名帖,要在这上面谈出些新意诚非易事,穆棣先生就是从考辨的角度对前辈学者提出质疑,让我们知道了该帖真实的面貌。还有《论宋代内府的鉴藏印》一文也是如此。本期另一组有意思的文章是关于中国美院的。一篇教学档案,时间是一九六二年,属旧文新刊,它真实地记录了潘天寿、沙孟海、诸乐三、陆维钊等先生对于中国书法教育的不同思路,读来既轻松又很有教益;另一篇是祝遂之怀念沙孟海先生的文章,同时编发该院一组老照片,可结合起来读,也算是我们对书法前辈的一种纪念,尤其是在中国美院书法专业建系四十周年之际。
本期翰墨栏向大家推荐两位作者,甘肃的翟万益和浙江的商力戈。前者已有相当知名度,且作品从一个角度突破,写得很纯粹,不像现在很多人都在强调“诸体皆精”,但有时反而诸体皆不精;后者是新秀,作品中墨色的变化很有特色,值得向大家推荐。经典栏是丁敬的隶书册,由著名书法篆刻家童衍方先生收藏,丁敬隶书国内并不多见,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故刊出供大家研究和欣赏。
(2004年第3期)
鉴定、收藏名人字画的风习在我国古代无论是皇家还是民间都十分盛行。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深感无人可以论书,魏徵便向他推荐了褚遂良,太宗让他担任了侍书一职,鉴定内府中所收藏的前人遗迹。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中说:“贞观、开元时代,自古盛时,天子神明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谓之大备。”另外在唐人的笔记小说中也记载了张旭的邻居搜集了张旭的奏章、文稿后卖掉,发了一笔财,说的都是艺术品的价值及人们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的状况。国泰民安、收藏大兴,自古皆然。当今的故宫博物院从海外购进的《研山铭》、《出师颂》以及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国宝展”,“《淳化阁帖》展”,既加深了人们对古代优秀书法作品的认识,也激发了收藏热情,加之拍卖行的推波助澜,使艺术品的鉴定与收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本期专题中的几篇文章就是从艺术品的鉴定、拍卖、增值、经营等各种不同角度来谈的,撰文者有书画家、学者、画廊经理、拍卖行领导等,由于行文的角度不同,观察点也就不同,所以,可开拓我们的视野。历史是一本书,通过一个小小的窗口我们有时可以窥见古人鲜活的生命气息。像本期华宁所撰的《吴芝瑛致端方夫人二札考释》一文,就是通过对两件信札的研究,向我们讲述了一段历史以及独具个性的人物情感。联系本期经典栏所刊的《刘墉杂书册》大抵也是如此。书法与文学、历史典故、人物事件等密切相关,扩大知识面对更好地理解书法大有裨益。书法是人所创造的,深入地了解一个书家的内心世界以及他的处世为人、写字作文的方式对于我们领会为什么要练书法这一问题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们在本期刊发《马公愚小传》以及他写给小辈的信其目的也就在于此,同时也是对马公愚等老一辈书家的怀念。
一本杂志的内容要通古涉今,图版要兼收并蓄,这也是为后人留下可读可看的资料,以便于他们了解我们这一时代人的思考深度之所在,本期的《书法与运动》和《宁为“狂狷”莫做“乡愿”》两篇文章,都是针贬当今书坛弊病的,前者的切入点是书法展览与书法艺术本身发展规律之冲突,后者则关注个性塑造与泥古守旧矛盾缘由之所在。两篇文章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去年是西泠印社建社一百周年,云集了来自国内外的印坛高手,方寸之印,百年之功,为纪念这一印坛盛事,本期集中介绍了西泠印社社员中活跃于当今印坛的老、中、青三代篆刻家的作品,从中可见篆刻艺术之迷人魅力。
千年书法史,女子书法亦独擅胜场,用功之勤,用情之深,巾帼不让须眉。本期所推荐的杨晓琳、韦斯琴书法,极尽委婉缠绵之意趣,故刊之非仅惟应时之需也。
(2004年第4期)
先谈谈看到的三则信息:一是八届国展评选结束后,《美术报》刊发的一组蔡树农先生的文章,对评选过程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坦诚而尖锐,其旨在倡导一种书法评选公正、透明的民主制度,读来酣畅淋漓,气势如虹。二是网上一篇署名为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的公开信,对八届国展中当地书协的一些人暗箱操作一事作了披露,属内幕性质的,因是网上公布不知确切否。三是徐本一先生为《书法报》发刊一千期而写的文章《限域与受众》,其中写到:“公共传媒一经诞生即有公共资源的性质。报人不可倚重自己的话语权,对事实随己的愿望进行敞开或遮蔽。更真实、更深刻、更敏锐地报导和评论书法艺术的诸方面,不啻为历史纪录了活生生的过程,也将为已经边缘化的书法艺术重新回复到应有的位置提供可能。”这三则信息具有这样几点启示 :首先是信息资源的开放性问题,民主体制下的任何操作行为必须公正、公开、透明,否则以爆料形式出现的内幕信息,必然使受众对整个行为过程产生疑问,也会对权威造成损害。其次是体制资源配置的合理化问题,国展是莘莘学子翘首以盼的,不少人在书法上化费了毕生的心血,故在对待三万六千多个真诚的期望时工作应细致而深入,而且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作出判断是否妥当?初选工作可否在一二年之前在各省展开,评审可各省交叉进行。再次是传媒的公正性问题,最大限度地体现社情民意是建设书法民主制度的基础,也是传媒的责任。当今的书坛有诸种不如人意的地方,本期的《当下书坛的畸形景观》一文,对当代书坛的种种活动中所折射出的文化贫瘠现象予以关注,采用的是批判的态度,而《再读谢无量》则是以反思的立场来观照书法的人文意蕴,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无论是书法理论研究还是创作状态都必须强调一个方法论问题,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本期专题刊发一组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分别从鉴定学、考据学、历史学、艺术学等角度切入,使我们对研究的方法论的认识更为深入和多元。浙江朱关田《唐代四侍书》和台北李郁周《苏舜钦家藏两本怀素〈自叙帖〉》两文,分别从书家、书迹着眼,对唐代书法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可谓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马宝山一文则是他毕生鉴定经验的甘苦之谈。结合翰墨栏的方传鑫《隶书的临摹与创作》一文,关于方法的讨论可一斑窥豹。
为纪念《兰亭序》诞生一千六百五十周年,绍兴市将举办盛大庆典,此是弘扬国粹之举,结合于此,我们刊发《永恒的兰亭》与《读东晋墓志》两文,规模虽然不大,但前文指出了《兰亭序》的历史、艺术及文化价值,后文则是对东晋时期墓志的书体作出合理解释,是对《兰亭序》的一种另类注解。如果说《兰亭序》代表的是中国文人的雅逸的审美理想,那么旭素狂草代表的则是狂放不的美学理念,承继这一传统的是明代祝允明、徐渭,而当今的聂成文先生也是沿这一脉络展开自己创作的。他的作品点画狼藉、纵任无方、使转自如、一派天机,在当今书坛是独树一帜的。中国书法碑帖各成体系,清代阮元写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奏响了清代碑学的先声。本期经典栏刊发的是阮元的一通书札,原为海上已故著名书家戚叔玉旧藏,此件作品斑剥陆离、大气苍茫,今由其婿吴民贵供之同好。
2004年第5期)
近日去安徽省博物馆组稿,有幸见到一些古代的文房珍品。看到这些造型各异、争奇斗妍的笔、墨、纸、砚,古代文人的审美趣味和情调似乎若隐若现地浮现了出来,他们以雅逸的心致把玩和审视着每一件物品,那样深入和细致地沉浸在其中,悠闲、儒雅、自在、洒脱地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文人精神和物质世界。由是我们知道艺术创作的完整性,不仅仅是技术而是包括整个行为方式达到了高度的整合,艺术的完美就出现了,读一读文震亨《清斋位置》一文就知道古代文人即便放一件物品也有诸多讲究决不苟且。深入了解一些传统艺术中的各种成因这对提高创作水平不无帮助。本期刊发的《砚台的鉴定》和《三生有约中郎砚》两文,一为知识一为情调,均为传统之余脉。结合本期梁同书书法中论述笔法的段落,可谓一内一外的阐释。此件作品虽无苍茫之气,然其笔法精熟、秀逸灵动却是别具一功。认识传统才懂得创新,为此本期刊发了两组具有对比性和承传性的文章,一组题为《片言如金》,编辑搜罗了诸如黄宾虹、沈尹默、沙孟海、钟敬文、邓广铭、卫俊秀等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将其掇合成篇,见仁见智十分难得。另一组是当代书家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几篇文章,放在一起就形成了时间之链,具有了内在的逻辑关系。对书法的认识要有一种文化的视野,章祖安先生是一位佼佼者,本期刊发了一篇他的大作以及毛万宝写的书评谈的都是这个问题。同时,对书法的认识更需要有技术和形态意义上的体验,为此本刊也刊发了《关于线条运动和笔毫变形》及《反思“标准草书”》两文,我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一系列的组合,由里到外,成系统或散点式地呈现传统书法艺术的魅力。
带着这种具有历史性的心态再来审视当今的热点—“八届国展”,我们自然而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思考。本期刊发的两文,一谈印象一谈矫情,都有自己的角度。每次国展总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每次都在进步发展,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像浙江浦江县此次就有七人入展,而偌大的上海市却只有五人(书法)入展,至少说明评委在评审时并不搞大小省市之间的平衡的,只看作品的好坏应该是每个评委遵循的公正和道德法则。
本期翰墨栏推出饶兴成和李小坪两位书家。饶兴成先生是《书法报》的创办者之一,《书法报》能有今天的规模和影响与他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他的作品既有古拙大气的面貌亦不乏笔致的灵动自然。李小坪是一位年轻的女书家,其作品秀美中含遒劲之趣,不乏一观。
(2004年第6期)
当书法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开始寻找丢失的学问、修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崛起的书家中,当今还活跃在书坛的,不少具有真才实学,像林岫、张海等。林岫不惟诗词做得好且字也写得俊秀儒雅,这次刊发她的一篇访谈,从中可以看出她深厚的学问根底,尽管说来是那么平实。张海在早年即以书名见长,现主持中原书坛,将其搞得红红火火,涌现了那么多优秀的书家,应该说也对得起王铎等先贤了。再看他的书法不仅苍劲老辣,且草书更上境界。近期收到他主编的《当代中州书坛学人丛书》三本,再读他的《岁月 激情 兴趣》一文方知其真是读书人。据说八届国展的那本集子(我们编辑部至今未收到过这本集子,故也无法介绍获奖和入展书家)有几块砖头那么厚,联想到“中国书法通讯”上那人头攒动、万众鼓舞的场景照片,不知其中有多少读书种子。动辄能收到三万多稿件大概只有书法了,这种“艺术群众运动”使书坛显得繁荣昌盛,故做书坛领导特有成就感,但是百密一疏,忘记给媒体行个方便,本刊派去的记者连展览宣传资料也没见到,空手而返,于是有人为此打抱不平,比如刘贤斌一文(是自发来稿),想想算是群众呼声吧,故予以刊发。但国展毕竟是大事况且成绩是主要的,所以我们约请青年理论家王伟林对历届书展及其文本作了梳理,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同时又剪辑了一组文章从正面来看待主流。这样不致使任何人显得尴尬。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将国展办得好上加好。
“视野”栏里的一组文章看似琐碎其实有内在联系,从执笔到八面出锋,从写经到帖学复兴,从王羲之与当代的关系到如何去除“霸气”,最后落脚到“修养”两字,个中深意只有读者去领悟了。
书法家里有很多有学问的,章汝奭老先生就是一位,他的文章就是用蝇头小楷写在一张纸上,一丝不苟,一字不错,每天将此作为怡情养性的工具,真可谓是人书俱老了。本刊此次还刊发了《费新我与祝嘉》一文,吴中本是才子辈出的地方,也是帖学根据地,像费新我与祝嘉我们平时只知其书法,但对其生活中轶闻趣事却所知甚少,此文为我们撩开了面纱的一角,其实我们很欢迎这样的文章,不仅可增加趣味性和可读性,也可让我们知道书家生活中的真实状况。
中国书法史中有一些不太知名的书家其实写得不错,像明代的蒋杰就是如此,本期刊发的是已故书家戚叔玉藏本,字写得大气爽利,足可当作临写的上佳范本。人虽远逝,但其精神的脉动却留存了下来,书法就是这样让人如痴如醉。
(2004年第7期)
疑古与信古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五四”时期争执得尤为激烈,其实提出这个话题的全部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凡事不要矫枉过正,实事求是为好。缺乏对文化传统的正确态度其本质是否定自身,而同样对精华糟粕不加区分一味信从,则尤如尽信书不如无书。人类要发展,书法要进步,首先要对疑古与信古有个认识,当然这个问题由刚去世的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来谈肯定见解要深刻得多。这是一种学术的态度。由是我们组织了《辨疑〈研山铭〉》、《传世本〈鸭头丸帖〉墨迹商榷》、《〈瞻近帖〉,乃误名也》等三篇研究文章,或对时下热点进行理性思考,或对古代名家作品进行辨析,或对古代名作名称进行考证,概而言之,均是抱着一种尊重历史、尊重史实的态度。尽管本期专题颇有学院气息,但这种态度于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不无裨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像《也谈“狂狷”与“乡愿”》一文即是对本刊以前发表文章中的观点的再检讨,书法圈内不乏“狂狷”之徒和“乡愿”之辈,我们不时会闻到张狂和虚伪的粗野、酸腐之气,于是《书法什么》一文便对书法的本质及当前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可谓行文犀利且富忧患意识。要进行自我批评首先要对古人、他人、自我有一个认识,像王铎既终身与阁帖为伴,但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自身的艺术特性,为什么?就是他善于批判性地吸收前人的成果。本期所刊他的草书册,是其三十三岁时所书,观念正确加上扎实的功夫,年轻照样出绝世佳作。王铎与黄道周、张瑞图三人同为庶吉士,可见学问在当时是一流的,于是想到听听他人是怎么读书和创作的便显得很有价值,故不妨一读《罗继祖先生谈读书与书论》、《书法由来见性真——陈独秀与书法》、《曹立庵先生的印章艺术》、《我的书法生涯和感悟》、《用墨散论》、《沧江阅尽兴亡》等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谈了对书法、篆刻的认识、对技法的把握、对文化的热爱、对人生的感悟等。撰文者既有先贤也有时杰,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均在文章中流溢着一股汩汩没没的平淡之情。今年书坛热闹非凡,具备可以加入中国书协的展览此起彼伏,使得不少目前不是中国书协会员的书法家像是在抗洪救灾一般,一波接一波。但“林散之奖·南京书法传媒三年展”,至少目前看来还是蛮学术的,具体情况不妨听听赵绪成先生怎么说。
本期介绍的刘彦湖书法取法上较为独特,带有创新意味。陈金彪是书印双料好手,水平如何还是由读者下判断吧。
(2004年第8期)
郑板桥的那篇关于润格的短文让人看了过目不忘,张贴在自己的家门口,真性情,真坦率,也是真豪杰。就像王南溟在前几期一文中所指出的,现在的书画家集创作人、策展人、经纪人于一体,太不专业了。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这种现状不是马上可以改变得了的,加上好字不如烂画,书法家要靠卖字求得生存也难,所以,现在专业的书法家少之又少。当然也有少数名家的日子过得非常滋润,于是大家明白过来了,做广告拼命推销自己,本期《民国时期书法家的广告意识》一文,为我们揭示了在商业社会中书法家如何为自己作品定位。想到九十五年前豫园书画善会的成立,不知当时的书画家探讨的是些什么课题?而今天的我们只能以“百家书画扇面作品展”的形式来缅怀先贤了。至少,在那个时期他们不必为自己作品卖几个钱而“犹抱琵琶半遮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同样,《唐代书法与屏风》一文也是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书法的生存是依赖于它的应用性,屏风作为分隔建筑空间的一个有效手段,其功用是独特的,它的作用在于阻隔视觉延伸但并不阻隔听觉扩展,古代很多故事都是躲在屏风背后偷听衍生的,同时,屏风也为四条屏、八条屏等书法形制的发生提供了条件,那么,屏风与唐代书法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不妨一读此文。写字作文都要善于去开掘一些为人忽视的课题才具有价值,像明代草书我们一般比较关注其晚期书家的作品,但这种流变不是一夜之间生发的,于是便有了《论明代前期草书书风》一文。
书法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已日益受到人们重视,但如何对待这份遗产各人有不同的见解,本期专题以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碑帖经典百种》、《中国民间书法大系》、《简牍帛书萃编》三大书系为话题的切入点,将我们带入到对书法作为“文化遗产”的深层次的思考之中去。再看一看石谷风先生收藏的《晋魏隋唐残墨》就可以想见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那种真诚和执着。作为对古代书画及文房用品收藏具有独特经验的石先生已是硕果仅存了。结合本期所刊的安徽省博物馆馆藏文房用品,就知道古人于此道的高雅情趣和独具匠心了。和古人相比,我们的心境就显得浮躁了许多,就像乱穿马路无视交通规则一样,什么都显得无序而缺乏法则,于是你不妨读读《书界混乱种种》(现象罗列)、《“写什么”与“怎么写”》(理论分析)、《论繁简字在书法创作中的应用——对现代书法的一个评价标准的辨诘》(价值质疑)等文章,就明白我们现在的书法家及评委们最需要做的工作了。本刊的古代作品都是用原件拍摄的方法为读者完整地展现古代书法的精神面貌,同时,也尽量发表一些不为人们所熟悉的书家,像本期所刊朵云轩庋藏的刘宗周书《桃花源记》,刘宗周的名字在一般的书法辞典上无法查到,而他却是黄宗羲和陈洪绶的老师,像此类作品就补了书法史之阙。最后说说本期介绍的两位书家,柴建国是卫俊秀先生的学生,是山西师大书法研究所的当家人,也是山西书坛的重镇,主编过《山西书法史》,学问、人品、书法均臻上乘。陈建国是安徽书坛新秀,刚获得安徽省艺术节金奖,其颀长的书体颇有陈洪绶遗风,自有一格。
(2004年第9期)
临摹与创作在当今的书坛或许也是一个话题,其背后的理论支点就是传统与创新。引起这个话题的有许多现象:一些书协举办的此类讲座及组织撰写这方面的书稿,各出版社在争相出版关于如何临摹与创作的基础读物,社会上对一些获奖作者的有关基本功的诘问等等。什么是基本功?书法是什么?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恰恰是当今书法思潮的焦点问题所在。从技术上来看,点画结构章法是基本功;从艺术上来看,人的性情流露把字写活是基本功;从文化上来看,书家的综合素质包括文化学养是基本功。书法少了哪一块都不行,同时也不应以此而否定彼。优秀的书家应该不时地以这个三层面检讨自己,才能有所进步。当然好的书家所说的古代和现代的最大区别在于毛笔的使用环境的变化,在古代毛笔是日常工具,所以,他们力图还原那种状态,即便在生活中写一张借条也以毛笔书之,这是将书写的自然性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生活性的书写,但毕竟生活性书写不能替代艺术性书写,本期王南溟一文探讨的就是书法性与艺术审美之间的关系,而章汝奭一文则是从几个层面结合自己经验所谈的看法,刘思凯一文则是从文化层面来审视书法意义的存在,都具有时代的特征。最后刘云鹏一文则是从继承与创新这一古老话题去把握这个问题,指出所面临的三大困境,读来或许有所启迪。至于周俊杰一文则是探讨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在世界上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受到人们的关注的理由。当然还有关于技术层面的检讨,吴晓明、徐菁菁一文则是从执笔切入的。与一些“冷研究”的学者不同,高二适先生即便在辩驳纯学术性问题中也充满了艺术家的激情,此次刊发何震宇一文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已故的著名书法家。
本期还集中刊发了韩天衡、马士达、高庆春、阴凤华等几位印坛宿将和新秀的近作,不同风格、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篆刻家在小小印面上所流露的奇思妙想是智慧的流露。韩天衡纵横印坛数十年,领全国风气之先,至今宝刀未老,全赖于其深厚的艺术与文化的积累和对书法篆刻不懈地追求。毛主席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这一点在像韩天衡那类的书法家身上体现得很充分。
本期的古代作品介绍的是安徽省博物馆藏的黄慎《桃花源记》和无锡博物馆藏的高世泰的部分作品,均为原件摄制,黄慎的草书作品十分罕见,故此亦为安徽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高世泰是大学者高攀龙的侄子,其作品也鲜为人知。当代书家本期推出北京的两位书家:杨明臣与王友谊,前者以小字见长,后者以篆隶争雄,可见书坛藏龙卧虎。
(2004年第10期)
“口述历史”是文化传承的特有方式,孔子的片言只语由弟子记录,语言的碎片经过连缀形成完整的价值图像影响着中国历史。故而,书法讲授中的面传心授一直是书法教育中的主导方式,师徒、门弟观念也由此而界限分明。但即便在这种私人化的传授中,是否金针度人也是一个问题(就像武林高手把武功秘笈传授给谁,始终是武侠小说发展的一条线一样),一旦得不到秘笈,文人也会干出一些下三烂的勾当,如韦诞恶意地把秘笈带入坟墓,抱着我死也不告诉你的决心,而钟繇则又抱着我死也要把它挖出来的信念去盗墓,当然,这仅仅只是一种传说而已。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封建书法教育的私相传授的封闭性。而到了现在,公共的书法教育使一切变得更加理性化和学科化,同时,也更为透明和开放,思考问题的疆域也从以前单一的技法关注拓展为书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书法艺术中的欣赏、创作与心理沟通,书法如何进行审美化教育等等问题,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金开诚教授则以传统的“口述历史”的方式为我们全方位展现其思考的力度。书法教育从窦蒙所作《述书赋·语例字格》已显现学理化的雏形至今,已在多个层面流露出中国人的智慧,书法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中如何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书法教育首当其冲,现在不少大学相继建立书法研究所,其本身就说明书法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于是我们再听听首都师大、中国人大、北京师大、南京航天航空大学有关书法教育的负责人的想法,就显得十分必要,这是对书法未来的关注。
书法教育决定了我们审视书法传统的视野及进行书法研究的方法。最为传统的乾嘉学派的考据实证的方法为我们确保了资料的准确性,同时,也正是这种从基础元素的“颠覆”,可以推翻一些历史的定论,方法虽然陈旧,但挺管用,本期关于虞龢及其《论书表》的文章就是运用考辨的方法,指出传世唐人典籍中所辑虞龢《论书表》系宋明帝泰始六年(470)所作,以前所持梁、陈之说皆无依据,就是此种方法的具体运用。中国文化中有“义”、“理”之辨的传统,采用的是逻辑推演的方法,层层递进,主要目的在于钩沉出其内在的脉络和关系,本期《苏轼的“无法之法”及其禅门精神》,就是意在找出苏字与禅学之间的内在逻辑点。西方视境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以此审视中国书法可以衍生出一种变异的审美观,本期关于“线条论”的批判,立足点和方法论就是基于从西方看东方的立场。现代社会以商业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一切事物已不足为奇,故而将书法看作是一种产业也就在情理之中,本期也有文章涉及于此。各种方法的交叉和叠加为我们展现了书法发展的传统与现代的维度。本期发表的朱彝尊论诗手稿,系戚叔玉旧藏,由其婿吴民贵先生提供,朱彝尊一代文豪,今一睹其手稿,其才华溢于缣素,足为学人、书家研究之宝。今人章祖安先生则现身说法,纵笔诉说学书甘苦,亦可看作今古一脉,学术不朽。
(2004年第11期)
展事繁多是今年书法界的一大特点,本应该是件好事,书法的发展依赖于展事的推动,然而,现在操控展事的人和机构均非学术性的,而是赞助一拉,冠名费一交,大旗便扯起来了,奖金越来越高,水平不见提高,展事越来越多,群众意见也多。于是便有《美术报》的文章,统计河南某展览,获奖者均为领导者,且画有表格,证据俱在,不容置疑。书法展办到这个份上,让人不朝坏处想也难。于是便有《对频繁的书法展赛的忧思》和《谈精品意识》二文寄到编辑部来了。
法制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公平和正义原则在社会各领域的体现。而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我们所依赖的是制度的确立。所以,建立公平合理的书法制度已刻不容缓地摆在大家的面前。其中包括展览制度、策划人制度、提名制度、协会制度、宣传制度等等,这已不是我们思考的内容,故只仅仅是建议而已。到了现在,我们还要撰文去写《书法与非书法》这类扫盲性的文章,真的是书法界的悲哀。
与展事此起彼伏相映照的是拍卖的热火朝天,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对历史的缅怀与增值的兴奋纠缠在一起,似乎让人看到了在股票、房产之外的另一条灿烂的发财途径,于是不管真货假货一股脑儿全要了,其中一些难以言明的深层次原因这里不必细表,但假货的泛滥它的后果将会使“废纸论”得到印证。很多地方的事都是这样,一家生意火了,大家一哄而上,搞瘫为止。于是我们便刊发了杨仁恺老先生《历代书画鉴定使用的方法》一文,教上几招,以备防骗之用。书法,是文化的积淀,毕竟不是开火锅店。看看安徽省博物馆藏文房用品就明白了这一点。文房器具虽是中国书法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其自成格局和境界,本期专题中的三篇文章就是从微观到宏观的探讨。
悠闲的心致,雅逸的情怀才能创造出璀璨的文化,我们的先人即使在祭祀和宴飨的器具上也不忘文字的表述,于是便有金石学这门学问,《浅谈〈秦公钟〉〈秦公〉〈秦公簋〉及其书法艺术特点》一文就是专门涉足于此的,何绍基书法之雄厚笔力也全赖于钟鼎碑版的养料。此次发表的他的《咏荷花七律十五章》是小字,能写得神完气足,精力弥满,真是难得一见。本期所刊宋张即之楷书册页,更是书法中的瑰宝了。
书法虽是小道,然而却是大文化,真性情,故而小道不小也。足以让英雄一生为之沉醉,于是不妨一读《艺术即上帝》、《学书琐谈》、《翰墨心情》等文。
2004年第12期)
以前看《西园雅集图》时深为古代文人雅集时的态度所感染,那份自然、洒脱与轻松映照着雅逸情怀透着淡淡的墨香穿过历史,从而让我们拥有了这份历史的积淀。同样,《兰亭序》之美也不仅在其书、其文、其人,更在于那种心境。曲水流觞、煮茶论道,品书评画、推窗赏月都是极雅逸之事,古代文人的民间雅集可谓是精神文脉的互通,这种流风余韵至今还在延续着,于是便有了沧浪书社、友声书社、小刀会、细柳营、永和书社等一系列民间社团。较之书协活动的正规性,书法的民间活动显得更松散和随意些,也更有人文情怀,由于其中较少利益纠葛,所以,学术性或艺术性反而增强了,在古典与流行的两难命题中游刃有余,体现了新派文人的特点。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当代书法创作如何开掘经典?先人的雅集方式、创作心态、展示形式等既值得研究但同时也在今天发生了重大的转换,所以“展厅效果”、评委趣味、流派风格都予以了重新关注,希望通过这种途径能更深层次地把握经典的实质与内涵。本期专题中的文章主要讨论这些问题。
古代书家的魅力为什么历千百年而不衰?除却其创作了灿烂的艺术品,还有那种学养、心境、行为、态度的衬托,能读到书法家撰写的妙文真是一件快慰的事,像苏东坡的那篇《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把月、人、心都写得澄澈透明了。而前不久读到斯舜威在《书法报》写的《翰墨通达—苏东坡的笔墨情趣》一文则同样妙不可言,读来一咏三叹。本期雪涅的《砚边三题》同样是好文章,看看小标题就极有趣味,“抚摸赵孟頫石砚”、“眼空千古徐文长”、“漫步黄山谷”。中国不少文人都是帖学大家,像陈继儒、白蕉等,本期均有作品印证。然人们对于“帖学”一词的含义还有理解上的不同,故《帖学与帖学观》一文对于厘清概念有帮助。本期还有一些文章带有探索和解秘性质,不妨一读,如《从艺术价值本身透视初唐崇尚“二王”的原因》,《关于汉印的作者问题》,《也谈高二适否定怀素〈自叙帖〉之谜》等。
二十世纪,一批大家离我们远去,那是一串洒落的明珠,像章士钊、胡问遂、康殷等,今其亲朋、学生、研究者依然缅怀他们,故我们刊发了三篇文章,以作纪念。
最后说说徐建融先生的《造诣和地位(外一篇)》一文,他谈了两个问题:一、造诣与地位成正比。二、书外功的重要性。问题本身并不新鲜,而是在书坛目前的状况下来提出这两个问题,可谓是正切中时弊的。所谓旁观者清。
上海书坛中青年在创作上也是非常多元的,“朵云展厅”里的部分作品也可说明上海人不仅喜欢“甜”味,也喜欢“咸”味和“辣”味的。 陆舍无 发表于 2010-12-17 17:32:01 (2005年第1期)
年终岁末,大家总喜欢盘点一番,于是一些关键词不知怎么便浮出脑海:“小榄杯”、“三农杯”、“公务员杯”、“煤矿杯”、“废纸论”、“王小二”、“唱堂会”、“书法官”、“书法门诊室”、“书法运动”、“书法烈士”等等,这些词的涵盖面很广,说明当代书法已远远溢出了书法本身的范围。又再联想到一些搞笑的事:现在的有些大赛在评选时有武警把守,公证员公证;九十几岁老主席不退,八十几岁接班人只能喟然长叹,抱憾辞世;某省书协主席接到下岗通知后泪如泉涌;一些地区的画廊老板买字时光看玻璃台板下的中国书协理事名单;某个电影明星的书法被某收藏杂志列入十大名人书法之列;一个书家为了展销,一夜之间创作出来的作品,被有的媒体称之为“绝世佳作”;书家走穴被人戏称为“同一枝笔·走进某地”……现在想来,书法这东西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实在太好玩了。但书坛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为之注目的人物。
于是,我们做了一件独特的事,就是推出书坛“十大年度人物”。
由权威媒体来对本专业圈的人士进行评点,也是国内外文化圈的惯例,对书法界来说却只是开始。由于评选的结果只是代表我们一家杂志的看法,所以称之为“独家视角”;另外,由于评选本身不涉及到我们自身,包括身边的人和事,所以使我们能以一种“公正的眼光”和心态去对待这件事;加之杂志和报刊是信息汇聚之地,所以能对书坛进行全方位扫描,进而遴选出书坛的“风云人物”。
评选的一个最基本要求就是这个人物对整个书法界来说是具有独特意义的,不论年龄与资历。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既有享有盛誉的中央文史馆馆长、大学教授,也有初出茅庐的书法新秀;既有政坛人物、商界人士,也有解放军将领、媒体记者;既有操办国家级大展的画院院长,也有为参加国展而劳累去世的书法作者;既有热衷书法教育事业的书协领导,也有远在海外的理论精英。正是由于这些人物代表了不同的阶层和来自不同的领域,因此,这样的结果才更具有代表性。书法事业的发展,正是由于千千万万个风云人物作出贡献的结果,所以,能对书法事业的进步起到点推动作用,这也就是我们搞此类活动的初衷。
由于《书法》杂志不是机关刊物,所以便少了许多类似报告似的文章,同时,也保证了我们办刊的相对独立性。保持批评的锋芒和学术的深度并将最优秀的古代和当代的书法作品奉献给大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本期重点推出《英光堂帖》,它是南宋著名刻帖之一,真实地反映了米芾书法振迅天真的特点。米芾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他不像苏轼与黄庭坚那样一生受制于官场,他既率真也狡黠,还有点神经质,见到好东西会巧取豪夺,在皇帝面前也能装疯卖傻,但对书法他是极为真诚地投入,加之天分又高,故在宋四家中独占魁首,这就是米芾。
“首届林散之奖·南京书法传媒三年展”是全国首次淡化书协作用而将传媒的重要性放在首位的大型展览,其规模和投入并不在国家级大展之下。充分认识到传媒的作用和力量,说明书法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正开始融入到当今的文化形态之中去了。
祝新的一年给书坛带来好运。
(2005年第2期)
新的一年《书法报》就有新气象,其中尤为绝妙的是点评一个人的作品请上四五个理论家各写上一段,但不指明哪段为何人所写,即便批评言辞过头了,被批评者也云里雾里搞不清究竟是谁,这情景有点像蒙脸挨耳光,当然这只是说说笑话。其实这种状况也是被逼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喜欢抬轿子而不喜欢吃耳光,于是媒体上充斥着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团和气的贴金文章,包括本刊有时也未能免俗,我们的办法是尽量让被介绍者谈谈自己学书的经验和体会,至少让读者有所得。但有一些书家却依旧喜欢享受“大师”、“新秀”之类话语的熨贴,大家有责任制止这种“吹捧贿赂”。《书法报》巧妙一招化解了这种尴尬,其实,也从深层次上说明批评的展开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有人提出批评的策略问题,但根本的问题却是批评的生存环境和被批评者的心态。
“君子坦荡荡”,有话不妨直说,人一生在世既要受得起表扬也要经得起批评。傅雷先生在1965年12月23日写给林散之先生的信,就体现了傅雷式批评的特点,此信是傅雷收到林散之请一位朋友转赠的字画以后,专门写的一封表示谢意的信。通常,人们在言谢之际未免吹捧一番,而傅雷却借机与林散之讨论起书画艺术来了,并“直言无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就是人性的敞亮。批评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支柱,故而批评家群体的确立至关重要。以前我们刊发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批评文章,当时就有传言说要搞谁了,试想如果有谁利用媒体这一“公器”去恶意地发泄个人的私愤,那就显得很危险了,好在被批评的一些书家都显得比较坦然,当时就有胡秋萍女士,本期介绍她也就是说明本刊在批评问题上的学术立场。
《出师颂》被故宫博物院花巨资买下后,各方面风语风言不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况且双方都是些权威,知识浅薄者只有听听的份,这时才感觉到“知识就是力量”一语的分量。有时争过了闹过了双方就散了,只是留下一段公案而已;但有时也会有个别学有所成的小人物咬住不放,非要弄个明白,且说得有根有据并有权威支持。所以,我们就破天荒地拿出一定数量的版面刊发《辨疑〈出师颂〉》一文,旨在提倡学术昌明。
今年是来楚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他生前的朋友和学生为他办了一个展览。我们选刊了他的一部分作品,并刊发了一篇关于来先生生平的回忆录,读来感慨良多,据说来先生天性木讷,不喜多言,然勤于思考,有人问他如何从黄道周那里变出来,他说我是和黄道周反一反。今天看来,他的诗、画、印均堪称上品,他是做减法,寥寥数笔,神情毕现,把复杂的东西弄简单了这就是大师。
(2005年第3期)
二○○四年的“中国足球大厦”呼啦啦就倒了:走出国门的愿望从中国女队、男队到青年队一次次壮怀激烈,又一次次铩羽而归;国内联赛中罢赛、黑哨、欠薪、赌球、退出、谈判等等可谓极尽群生相。足球带来享受与精神愉悦的理念此时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国足球的堕落是从戏弄球迷开始的。当球迷的热情被无情地消解、足球沦落为利益的工具时,中国足球便真正的被球迷所抛弃了。中国书法界的“展览”亦有此倾向,当“展览”蜕变为名利场时,各种怪现象也便应运而生了,庆幸的是有足球界作参照,书法界理应不犯同样的错。马啸、蔡树农、顾工、王南溟、朱中原诸先生的文章都是立足“展览”对书法艺术在当代的发展各抒己见,着眼点不同,便有了广泛的参考价值。
书法艺术的发展是杰出的书法家们和无数的关心书法事业的人所促进的。研究古代、现当代的书家及书坛现象有利于真正认识这门艺术及其规律,如初唐的真书与草书状况如何,《淳化阁帖》中为何无颜真卿书法,朱复戡先生书法的线条有何超绝处,郭在贻先生这样的学者型书家的书法特点以至书法“美术化”现象的探讨等等。
刘炳森先生是当代杰出的书法家。本刊将他评为二○○四年“十大年度人物”事犹在耳,先生却不幸撒手人寰了。本期刊载了特约记者对其公子刘学惟的采访录及一篇读者来稿,从不同角度对刘先生做了解读,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字。“字根在人”,这是真理。中国书法艺术这种“人字合一”的理念在尺牍艺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田家英先生及其“小莽苍苍斋”是著名的,其收藏的古今名人尺牍更是丰富多彩,留连其间,如嗅蕙兰。
诸多读者提出《书法》杂志应刊载一些关于技法类的文章,以有益于书法实践者。本期我们特约请了孙晓云先生来谈《圣教序》的学习,名家解读名碑帖,肯定有发人深省处。同样,刘小晴先生对古代书论的解读也必有益于读者诸君。
吴昌硕以篆书称雄近现代书坛,百年来无人与并。而他的小楷亦超尘脱俗,所来有自。《元盖寓庐诗稿》是其小行楷杰构,如椽大笔作起小字来神完气足,自然精彩绝伦。
(2005年第4期)
《清明上河图》像照相机一样记录了九百年前开封城东一带的情景,车水马龙,汴水滔滔,所谓人到洛阳花似锦,梁园风光总是春。《东京梦华录》内记载,开封夜市三更依然活跃,早市未到五更便开。有些店家更是昼夜营业,象征古典世界的长安从此成为地方性城市。经济的繁荣亦使举国上下耕读成风,宋代三百年内取士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七人,平均每年三百六十人左右,算来每天都有一个读书人中举。诸如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寇准、晏殊……书法也在这一时代承载着人们的精神意象在世俗世界中蔓延。书家关注的内容也与任何时代所不同,看看唐朝炼丹家的书法,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意”字苏东坡会反复提及和渲染,后经梁 提炼概括成为后人研究这个时代的焦点词语。较之魏晋时代而言,宋代对书法精神的展拓更为具体实在和丰满。人们较多关注气韵是如何生成,“意”与“象”的关系和笔墨之外的逸趣等等,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专题,从宏观、微观的角度对宋人的书法思想进行透析,以期对宋代书法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与了解。本期的查士标作品亦可看作是宋“意”在明末的延续。
书法史中的人和发生过的事已逐渐成为历史,于是便有类似“史官”意识的作者将其记录了下来。虽然每个书写者都有自己的立场以及局限,但毕竟作为文本留存了下来,如陈巨来的《记钱瘦铁与陶寿伯》是同辈的回忆,雪涅的《砚田片语》是隔代的追思。但文字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记录思想,如斯舜威的文章是自身的感悟,徐建融的文章是理性的反思,杨豪良的文章是本体的批判,杨疾超、何红的文章是词意的发微,吴高歌的文章是思想的开掘,体现了这一代人把握和认识事物的能力。
大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地区容易形成流派,因为人才所聚之缘故,此理自古皆然。所以有京派、海派、浙派、徽派、金陵派、长安派……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能容纳各门各派的书法艺术,既是“正统书风”的根据地,也是“流行书风”的发祥处,所以各类杰出人材轮番登场。本期介绍的曾来德先生从大西北一路“晋迁”京城,虽是书法的“异数”,然其出色的表现力,使其令人刮目相看。当然现在年轻人的力量也不可小觑,本期的二位新秀可见一斑。
篆刻虽是方寸之物,然古人曾放言:平生壮志尽毕于此。可见篆刻艺术的魄力。苏金海对汉印异形字的研究,石开的边款韵语一正一谐可以印证。加上徐正濂独具面目的篆刻新作,京师印社作者的整体展示,都足以说明篆刻虽微小寸物,亦足以撩人情思。
(2005年第5期)
王铎是为书法而生的。他的一生充满着对书法的激情,钱谦益在他的墓志铭中写道:只要在阁帖中随便拈取一个字,王铎能“矢口立应”,然后写出来与阁帖对照,能做到“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用功如此,可谓叹为观止。但是,书法又并不是仅仅用功这么简单,王铎说要“生以气韵,乃为胜技,可夺造化”;同时还要“贵得天机,又须意适景和,无事相牾,然后有所会心焉”。更有意思的是他还说:“每书当于谈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可见功力、气韵、天机、激情成就了王铎,当今天我们看到他那摄人神魄的作品时,就会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相信你通过阅读本期的专题,会对王铎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也正是由王铎而引发的课题,诸如《书法的本质》、《浅谈书法理论创新》二文配合阅读就会将思考带入更为深层的境地之中。作文之法既有正襟危坐式的研究,也有谈天说地式的漫谈,有时后者可能在不经意之中,将道理说透了。像《孙其峰先生谈艺录》以及美术报总编斯舜威先生的《读诗悟书—谈随园诗话》札记、江阴市文联主席夏国贤先生的《容居随笔》都是能在艺术上举重若轻,他们的文章常带有机锋式的妙语,相信读来会有不少心得。书坛名家陈巨来和韩天衡先生对近代书坛的“狂人”、“绝才”的回忆,让我们了解了更多隐藏在名人背后的故事,使我们能够更为真实地认识名人。
《书法》杂志创刊至今已近三十年了,伴随它成长的读者不少已成名成家,至少已自成家数。但随着更多的人加入到书法行列,编辑部接到不少读者来电、来信,强烈要求刊登一些书法“扫盲”教育的文章。于是我们新设置了“名家课堂”栏目,与原先的点评栏目“朵云书翰”、展示栏目“朵云展厅”和中青年书家介绍形成一个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机制,以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
本期介绍的老中青三位书家:年轻的孙稼阜是本刊的特邀编辑,无论在编辑、书法、理论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中年的宋慧莹女士是目前主持辽宁书协工作的书法家,她能将书法艺术与社会活动同时提升;老年的谢有才,学书时间不长,但悟性很高,写得一手上佳的草书。
新的一届“流行书风”又开始征稿了,至少“流行书风”这四个字已成了书坛的“招牌”,王南溟的文章则是从源头上解析这块“招牌”的由来。朱以撒的文章则是从文化学角度解析书法在当今社会是怎样被“消费”的。
王铎说搞书法要“兴至即写,便觉洒然,游刃有余地。若兴不至,有事催促,趣不来强为之,安能发其旷达之致?凡作文亦然。”写卷首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005年第6期)
宋四家(苏、黄、米、蔡)中前二家苏东坡、黄庭坚都是艺术家禀质做了政治家的事,但干起来总不如职业政治家那么内行。看风使舵、察言观色的那套功夫不行,所以老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说了话,在不该说错话的时候说了错话,故而经常“享受”被“贬”的待遇,一生活动的范围也比一般的京官要大得多,我们也因此有了像《黄州寒食帖》这样的千古名帖。贬放之后就会有反思,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艺术活动,苏东坡很多精采的文章和书法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创作出来的。苏东坡最危险的一次说错话的时候以为要被杀头,写了一封信给弟弟苏辙,托付十口之家的后事,据说后来皇帝看了这封信也掉了眼泪,最后赦免了他。蔡京、蔡襄都是职业政治家自不必多说。米芾最为狡狯,和政治沾一点边,得些好处,但不过多参与,与蔡京关系也不错,于是从蔡京那里弄一份襄阳县令当当,领一份俸禄,在皇帝那里开开玩笑,装疯卖傻,皇帝也很喜欢他,走的是边缘政治的路线,活得很潇洒,艺术家的气质也表现得很充分,拜拜石头,造造假字,装装洁癖,显得很有格调。当然这也是各人活法不一样。联想当今艺术家都想做官当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争得头破血流,还搞什么民意调查、民主推选、年龄限制,玩的都是字外功,个别书家“官越做越大,字越写越差”也是老百姓书家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一位厅局级领导说,本想写写字图个安静,想不到斗得更厉害。政治家想搞艺术,艺术家想搞政治,这是当今社会的错位现象,前者笔法不太通,后者《资冶通鉴》读得少,所以,舞文弄墨或舞刀弄枪都显得路数不太对,主要是不专业所致。这是看了本期关于苏东坡的文章而联想到的。
继刘炳森仙逝之后,上海的陈逸飞、洪丕谟也走了。这不得不让我们要重视“体检”,艺术家特别是书法家是要拼身体的,越老越红,好日子在后头,其实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于是上了四五十岁年纪后就会经常回眸。现在看看西泠老照片、谈谈黄宾虹的艺术、想想吴昌硕的轶事、聊聊斋馆名号常用字、回忆一下二十年前的《书法家》杂志,香茗一杯,清风相伴,一个人偷着乐,不亦快哉?弄不好贾平凹也会向我求一幅字,那感觉不是挺好?我想这大概就是王世贞所倡导的古雅的情怀。然则俗者可医否?这必须从雅俗形成的社会根源说起,于是不妨一读潘良桢的文章。无论雅或俗,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肯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于是要读温存的文章。看问题不外乎繁简二种形式,审视书法史也是如此,于是听一听刘涛的观点。至于是从政治角度还是艺术角度解读书论,则可看一看钟一鸣的文章。现在书法全面开花,即便在理工医学类院校也要求开设此课程,于是刘德义讲了其必要性。怀素《自叙帖》是现代书学考据学上的一个情结,王乃栋文是与启功商榷,而李郁周文则是通过对该帖二方骑缝印的考证来提出自己的观点,有兴趣者不妨一读。本期推出的吴雪书法有米南宫遗意,写得骏爽风神。他虽位居安徽省文坛中枢,但为人极为谦恭,有古雅君子遗风。不知他被评为“德艺双馨”否?
(2005年第7期)
启功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书法家同时也是可以震慑文史领域的大学问家。但尤其使我感佩不已的是启功先生快乐与深情的人生态度,有二件事:一,一次我们采访先生,他说有两人均欲当书协主席,求他支持,他左右为难,说:你们抓阄吧。闻之令人捧腹不已。二,其终身未再娶,读其文集中悼念妻子之文之诗,催人泪下,情之真切如此,真君子也。今我们以一照、一启功自撰墓志铭、一幽默标题,以悲痛心情笑送启功先生。也为幽默人生的启功献上一瓣心香。
以前看电影《上甘岭》中志愿军战士王成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高呼“向我开炮”的情景一直印在脑海里。后来“向我开炮”一语也被用作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的一句口号,今天,我们也振臂一呼,于是有了专题中的五篇文章,或是指出作者水平不够和有舛误,或是指出编辑眼光不行和责任心不够……不管讲得对与不对,我们就曝曝光,让大家一起来帮我们捉捉虱子。对待此类事无非两种办法,捂起来或摊开来,如果神经并不脆弱,那么就应该知道人其实是不完美的。于是,我们也就相信余秋雨写文章会有很多错误、清华大学校长不识篆字、青年书家管峻字外功夫差等,书法的基本语言及其规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现在书法一夜之间红火了起来,可以卖钱了,我们抹抹眼睛忽然发现我们身边多了不少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贾平凹、唐国强、张铁林……他们真是给书法队伍面子,能与名人为伍相伴感觉自己气也粗了点了,照照镜子自己怎么也算得上是个人物。然而,随着贾平凹书法入教材,唐国强被某收藏杂志列入可收藏十大名人书法,人们感觉有点不平衡了,“这不是插队吗”,算哪门子事?书以人显,人以书重也是千古不灭的道理,人们只要不把玩票的和专业的搞混了也就可以了。至于作家群落集体跳水写字,我们举双手欢迎,“有钱大家赚嘛”。至于是否会引起书法的失传,我想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就像人们一般是很难区分旭素之“狂”与徐渭之“狂”道理一样,都是一样书法,咋就这么多讲究呢?但为了让更多的“书法英雄”不流泪,本刊从这期开始推出《书法》杂志“中国书坛青年百强榜”,只看字好坏,不问你来历与出身,细细地挑,慢慢地选,让真正有本事的年轻人亮相在世人面前。
书法是能增加人的魅力的,以前看到很多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学书法,感到有些讷闷,母亲们就说了:“男孩长大了写得一手丑字,哪个女人会喜欢?”噢,于是开窍了,女人喜欢写字漂亮的男人。就是委屈了像拙庵德光禅师之类写字写得好的和尚。再想想,毛主席咱不认识,为什么他在我们心目中那么有魅力?那手字、那些词、那满屋的线装书、那挥手的气度、那出口成章的典故……于是我们明白了,文化是有震慑力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归纳为一个人的时代的缘由,软文化比枪炮更厉害,一个人只要把字一亮出来人们马上就掂出分量了,所以,领导人把字写好倒是十分必要的,“同意”、“已阅”、“转××同志阅”,写得好的话,这份文件也值钱。现在的青年书家字写得好的不少,像陈海良之类。但书法家以书传世也要讲究“综合实力”的,以前的书法家像董其昌之类不少是宰相、尚书,是有话语权的,现在有些人也学这一套,就像做生意发财了,总要想方设法弄个政协委员当当一样。我们很多人不大可能在仕途上像董其昌一样,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在写作或其他方面有一技之长呢?像写字的周祥林、朱永灵来个倒渗透,跑到电影圈玩一把,作为娘家的《书法报》觉得为书法人争光长脸,于是整版大幅照片报道,现在想来有钱怎么看都漂亮,都有人捧。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埋怨贾平凹之类的大师和鬼才,你有本事你也去混呗!
(2005年第8期)
日前林岫寄给本刊的一些材料及文章,内中对向她进行人身攻击的流言进行了辩驳。我们也听说了前不久有人用快骑八百里给杨贵妃送荔子的速度把对林岫人身攻击的材料送到全国一百八十多个理事的手里,你甭说我们还真没想到写字的人干这事还那么利索。临近换届了,书坛又开始热闹了,播流言的、写举报的、钻路子的、充善人的、搞结盟的反正一股脑儿什么都有。攻男贪污、攻女风流是最毒的二招。对年近六旬的林岫去抖她少女怀春的事这个档次比明朝东厂、西厂的特务还要低,其实每个人都经过“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阶段,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就像汉朝有人把张敞给老婆画眉的事密告皇帝,当皇帝问张敞,张敞就说:闺房之乐事,有甚于画眉者。皇帝一想也对,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书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职务其实都是为广大会员服务的,王充在《论衡》中说,尧舜时代连帝王的位子都要彼此谦让,没人争抢,因为这是无利可图的位子,而现在为县令一职却要打破头,因为利益太丰厚了。不可否认不少担任书协职务的同志尽心尽责为广大会员服务,也有极个别的首先为自己服务,还要人模狗样地充领导。既然是名利兼收的好位子,争抢自然免不了,哭的笑的都有了,都想上台表演一番。所以,我们揣测干此类事无非有两种人,一是唱在兴头上被人给拽下来了,一是自己想登台表演一番把别人给挤走。所以要学学启功三番五次推掉中央文史馆馆长一职的做法。这就是热闹背后书坛面临的危机,士风大坏影响到书法的发展与创新。所以,看看大风堂事就知道像张大千这样的大家具有的胸怀和雅量。故凡事悠着点,想做老大一要谦虚,二要实力。顺势而为吧,是你的逃不掉,不是你的拿不到,就不要瞎忙乎了。如果要出一口恶气也出了,接下来做做学问、写写《心经》,如何?
提到做学问,以前是辨《兰亭序》真伪为焦点,现在是辨《出师颂》、《淳化阁帖》为热点,玩到这个层面的人在外行看来有点酸,但在书法界就算比较高级了。以前不牵涉到用钱买的问题,现在谁是拍板买进的人,听到专家说是水货那真是汗流夹背的事,其实,只要买进上百万、上千万高价的东西,总有几位老法师东看西看说是假的,况且徐邦达与谢稚柳都会对一张画一说假一说真,那一般人谁搞得清,所以,假作真来真亦假,真真假假,辩来辩去,学问与境界也就出来了。凡考史就像钱大昕一样,都有“拾遗规过”的意思。当今书法创作与研究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关键还是在于书家的字外功,艺术就象韩天衡所说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方程式而是综合素养的体现。书法通过点线组合,汉字形体就会出现完整性的视觉张力。这在长袖善舞的何子贞、骨力风神的祁寯藻与清雅俊秀的王穉登那里都呈现出自己性格的符号特征。即便在小小的一件沈尹默手札里我们也能感觉到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风情万种的无穷魅力。
据说几千年前,当徐福向秦始皇吹了个牛,说要找仙丹,然后带着金钱、童男童女渡海东去,溜之大吉,一去不复返。现在日本文字中也有汉字,不知与此有无关系?反正,中国和日本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有着政治、文化、经济的各种联系。但侵华战争与抗战胜利是原因与结果,我们就拿出吴湖帆日记与卫俊秀劫后余生的思考,让后人记住这段伤痛的往事;同时,告诉一切好战者:侵略必败。现在的解放军能文能武,能击退一切来犯之敌。不信你看他们连字也写得这么好,其他的还用说吗?
2005年第9期)
到了北京的潘家园一看方才知道收藏变成了买菜的活,在我们这里干什么事情都是一窝蜂“运动”型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发财,买东西。先是认购证,后是房子,现在是古董,当中还有邮票,一波一波的,总让想发财的人有个奔头。买其他的东西只要有眼光和魄力就可以了,而买古董还要有学问,里面还有一个真假的问题,讲究真、精、新、稀、奇。这使不少人望而却步。但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的开设,还是激发了大众的收藏热情,人为财死,大家在翻箱倒柜的同时,还嘟嚷着祖上怎么不多留几件下来呢?收藏本是风雅之事,虽其中亦可牟利,但毕竟是有档次的活。古人对收藏是有要求的,所谓买东西时卷帙必取其周完,楮墨务求其精湛,尤重昔贤之题识与传授之渊源,同时,还要精心研考以定其真赝,以广见识,至于没有档次的东西,宁从割舍,不予滥收。倘若碰到铭心绝品,孤行秘本,可倾囊买下,买来后还要补缀完整,宝护周勤,最好放入楠木香盒中,使牙签锦帙也要视旧如新。如要展观,则要澄神端虑,静几焚香,恪守六勿之戒,要求还挺严格的,接下来展卷细读,相对忘言,体会其中的铿然之趣和逸情高致。逸情高致四个字,道尽收藏之道也。所以,本期的专题则专门讲了书法收藏的准备、鉴定与操作的程序,同时指出收藏时面不宜大,宜搞专题收藏为宜。
其实无论是收藏还是创作,都要有一个虚静的审美心胸,古人称之为“心斋”、“坐忘”,从而具有“解衣盘礴”的胸襟和气概,人们常说现在的人太功利太浮躁,就是缺乏静气所致。最怕的就是手中写着“宁静致远”,心中想着何日换钱,这样就远离了艺术创作的初衷了。艺术创作的特性就是个性化,所谓“我写我心”,唯有如此,方才生动可看,作文也是如此,陈巨来的文章为什么可读、可看?在于他的真实,仿佛这些人物就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消解了个人生平加时代特征加艺术特色的八股文模式,其实书法家也是人,有七情六欲的,种种的奇闻逸事增添了书家的无穷魅力。当然我们也要由衷地感叹陈巨来的记性怎么这么好?说明书法界高人不少。江苏省为六朝古都,自古以来才子佳人汇聚于此,一展才华,龚贤曾在周亮工集《名人画册》上题曰:“今日画家以江南为盛,江南十四郡以首郡(南京)为盛,郡中著名者且数十辈,但能吮笔者奚啻千人!”如今的书家人数和作品均不逊前朝,展读之际可一窥江苏书家翰逸神飞的精妙处。就像金陵画派龚贤的作品一样,道尽人间委婉曲折变化之情致。其中的妙味,同样一如文廷式词札。
书场与官场本无多大联系,但现在的种种设置均与长官意志密切相连,以大赛的评选而言也是如此,缺乏一种科学化的标准。显得有点杂乱无序,很多东西需要清理,比如写文章中的“书体”与“字体”二词的准确用法,至今也没人予以准确界定。这对于像太原师范学院书法系这样的学生来说,在以后搞研究时或多或少会有些影响。尽管知道了碑帖的选择与临摹,但面对书坛的种种怪现象,真让后来者无以适从了。
书法之美,在于宁静,书家也在书声墨趣里消尽寒暑,年复一年,伤心和欢乐,随着流淌的笔墨凝固在流逝的岁月中……
(2005年第10期)
王镛前不久提出“艺术书法”说,着实让人一怔没缓过神来,书法本身不就是艺术吗?这两个字搬来搬去有什么意思呢?噢,后来总算看懂了,在今天,书法已不艺术了,所以,要强调艺术第一位,这样一不留神,艺术跑到书法前面去了。像我们这种有点年纪的人反应慢,所以特别佩服王老师的敏锐观察力,字挪一下就出境界,不容易。说实话几千年的二王风流、颜筋柳骨看下来的确有点累了,这就是审美疲劳吧。这大概在王老师看来已经是复制不是艺术了。于是“流行书风”出现了,不管人们认为它是否丑态百出,但的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像皇帝吃惯了山珍海味吃吃青菜蛮有味道的。因为流行书风取法的不是煌煌巨制的公认经典,而是穷乡僻壤无人问津的小碑小石刻,这就是所谓边缘化吧。想不到现在书法也时兴交穷朋友,看来白谦慎也看出了其中的门道,前不久造出了一个“王小二”捣鼓了一阵,让紧张而严肃的“书法人”开怀大笑了一番。在人们笑出眼泪的同时,突然反思;会不会这个王小二就是我?于是寻找王小二的活动开展了一段时间,最后不了了之。再想到前不久看了李渔一篇短文叫《态度》,就更觉得王老师有道理了。李渔说为什么古人认为尤物足以打动人,关键在于她不仅有美丽的容貌,更重要的是她有态度(风韵、风骚、媚态等),有态度的女子就像火有热焰、灯有光芒。李渔说:女子一有媚态,三四分姿色,可以抵过六七分。试让六七分姿色但没有媚态的妇女,与三四分姿色但有媚态的妇女站在一起,人们只会爱三四分姿色的妇女,为什么?因为她风骚而有态度。于是想到流行书风,虽然不漂亮,但有态度。她会骚首弄姿勾魂什么的。可能我们以后评价一张字好坏,首先一句话就是:嗯,这张字很有态度。当然可能更多的人还是喜欢端庄娴淑的大家闺秀,究竟如何,还是看一看王镛自己怎么说。弄不好“民间化”还是一种倾向哩。也可能是王南溟所说的“古体”与“俗书”的区别。
有一天徐建融对我说:我们真是太幸运了,我们都是小材大用啊!想不到徐教授客气,别人却不客气了,当“大师”像鸟屎一样洒下来的时候,他愤怒了,他要搞搞清爽究竟谁是大师。我们这期介绍的写河西简牍的是大师吧?但没名字,那金农肯定是了,但金农却客气,老在题画时自谦为“金农先生”,那赵叔孺呢?还是听陈巨来说吧。反正现在的人皮特厚,称自己是大师时脸一点都不红,这也是时代特征。
在武打片中刀枪棍棒对打是最低级的,他们肯定打不过拿扇子和拂尘的,而拿扇子和拂尘的,又肯定打不过闭目养神一动不动的。中国武术强调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柔克刚,无为而无不为,一切顺势而发。中国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有人就提出书法即禅,什么东西一沾上禅,就仿佛有了仙气,于是六一居士就有了风神,我们徉徜在墨海中朗朗如玉山上行。但即便如此,人未能免俗,所以,怜子如何不丈夫?中国文化就有这种魅力,随你颠来倒去,都说得通。当然能在自己作品的墨韵和章法中体现端庄中寓潇洒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啊!于是我们可以到名家课堂里,听一听老师们是怎样讲解董书和董书的临习的。《书法》杂志马上要编到二百期了,同时也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这是几代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书法界前辈韩天衡写了一封表扬信,既然韩先生有此美意,我们就不妨自吹自擂一番,也作为鞭策和鼓励吧。
(2005年第11期)
沈鹏先生来电,对我们的杂志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和高度的关注,沈先生在这么繁忙的工作之际能继续关注书法的文化建设和媒体的发展,既说明沈先生作为书协的领导对整个书法发展大局的把握,同时也印证了他平易近人喜欢读书的书生本色。沈先生当书协主席的这些年是中国书法发展最快的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使中国书法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直是沈先生所关注的问题,为此,沈先生专门为本刊撰文,从独特的角度和长远的目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还赠予编辑作品,我们一并刊发,像沈先生这样老一辈的书法家无论是为艺做人都是我们年轻一代学习的楷模。
《书法》杂志是中国大陆艺术类杂志中创办年份最长,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份杂志。为了庆祝编辑两百期和出版三十周年我们设计了一些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进行青年“百强榜”的评选,这也是对当代青年书法创作的一次大检阅,已得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书协的支持,其他的一些活动也得到杂志的一些老作者,老读者的自告奋勇的帮助,为此我们表示由衷地感谢。本来搞活动是杂志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它既可以让一些新人脱颖而出,也可以增加与读者的互动。《书法》杂志早期的一系列活动证明了这一点。但后来的形势是比赛多如牛毛,演变成了捞钱的工具,失去了比赛的最初的意义。就连有些权威机构也失去了它的权威性,鉴于此,我们只能望而却步。再说我们几个编辑又有什么能耐和精力去从事这项活动呢?但这次是赶鸭子上架,不做不行。既然要做就尽量做得完美些。是否能达到这一点只有尽人力了。如有不当之处,到时还请读者多多包涵。既然是比赛一定有入选和落选,后者颗粒无收心情不会好,连报名费都要仍到水里,这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否则我们会感到老是耳朵根热。为了有一定的公平性,我们把最后十强的决定权给了读者。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其实作为书法媒体面临一系列现实和文化的窘境,介绍了阿狗可能阿猫会不高兴,批评了阿爹可能阿娘会笑掉牙,这世道谁都是大爷谁都碰不得。否则,小鞋已给你做好一车了,你慢慢穿吧。书法界有一些是举报高手,躲在角落里喘着粗气,流着垂涎把阴毒和不平衡发泄出来,然后整整领子拉拉衣角又混迹在书家之中,高谈阔论,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这应该算是蔡京和严嵩的学生吧?真是斯文扫地。这就是沈鹏先生所言书法的持续性发展与环境有关的原因所在。又很多人看陈巨来文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兴趣?我们已当面听到和接到无数个电话对陈巨来进行表扬:“啊呀,陈巨来呀,哈哈哈哈,写得好,写得好,文章超过图章,想不到,想不到。什么时候写的?啊,在牛棚里?不得了,不得了,太好笑了,太好笑了,哈哈哈哈。”有的人竟在我们面前笑得前俯后仰,我们也被感染得笑出了眼泪。因为陈先生的文章所讲述的事和人我们既知道但又有距离,于是产生了看客心理,加之陈先生如花妙笔,怎能不让人折服?同时也掉进他的语境陷阱中了。如果杂志都是这样的文章让大家开心开心也很好,我们也轻松。但杂志和报纸等媒体还有其他的职能,这就要求我们要对当代书法有一种人文精神的思考,保持学术的深度和批评的力度是主线,同时辅之以轻松幽默情怀和视界的宽广度,媒体既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同时也是中立的。要让人时时感觉到媒体在场的那双深邃的眼睛。这就是我们组织本期专题的用意所在。
书法界搞传统的认为搞流行是野路子,爱流行的认为爱传统的是死脑筋,书法这个盘子就这么大,大家都不嫌累。细想一下在当今社会不去赚钱还喜欢书法不都是好同志吗?隔壁山上下来的都已穿金戴银了,坐奔驰开宝马,我们还在这里研究疾与湿,欹侧与平正,使转与提按,学书次第与碑帖鉴定,一钩冷月照悲庵,二泉琴声伴寂廖。从米芾到吴琚,从董其昌一直到现在的启功和沈鹏先生都是中国文化的脊梁,正是由于他们和我们的存在,文化不灭,精神永存。
(2005年第12期)
几年前的一天,曾和陈传席等路过陆维钊纪念馆,参观之后在馆长室小坐一会,陈先生忽从书架上发现了一位书法家的研究文集和年谱,他忽然问我:某先生过世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还年轻,活得好好的,你怎么会想到问这一问题的呢?他说:人没死而且还那么年轻为什么要出年谱呢?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年谱和研究文集都是在人过世后,后人觉得这个人对人类特别有贡献,要对他进行研究,于是才编年谱或出了研究文集。人在世的时候最好不要搞这档子活,特触霉头。当时我一想,哎呀这种人在上海、北京、浙江都有,都还年轻。不过,现在有位先生已过世,每当想起此事心里老是沉甸甸的,于是,嘴里念叨着:切记啊,活人不能干死人的活。全干完了不就是死路一条吗?怎么会想到这事的呢?缘由是本刊第十期发表的徐建融先生的文章《书画界的‘大师’》一文经《美术报》转载后在美术界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现在自认为自己是大师的书画家不在少数,上下求索,重温师诲的事早就不干了。南京王道云先生说,有一次去下乡写春联,有一位老农民对他说:我想求你一副字挂在猪圈里,他说行,写下了“人壮猪肥”四个字,老农民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我听了哈哈大笑,我想这事很多书法家是不肯干的。书画家自己则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自己,能不能流芳百世?即使可以,也应该懂得有些话自己不能说,有些事活着自己不能干的道理,不是有一句笑话吗:让人可怜失去的仅仅是自尊,让人妒忌得到的将是厄运。不然为什么现在的人老是说低调呀低调,因为得到好处后需要装装傻,就像古人所说的:近岁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来且缩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的寿命和荣乐都是有一定的期限的,但文章是会传下去的,所以,古人寄身于翰墨,注重于研究,不需要他人写文宣传,也不依靠自己的权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在书法领域除注重创作外,也要注重学术研究,更要注重书法教育,这是让书法的香火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光看这次专题的题目就有点沉重,诸如比较问题、艺文合一问题、毕业生出路问题、学位设置问题、研究生教育的困境问题等等,总之让人感到任重而道远。书法本来是没有学科概念的,经过大大小小的老师们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大学里有了书法的本科生、研究生乃至博士后,这多少让写字的人感到了些许的安慰,总算有点腔调了。也算小码头大书家了吧?这和书代会放在国家领导人开会的京西宾馆开的道理一样,很正宗啊,一点没有忽悠的味道。西装革履正襟危坐会让自己感觉到怎么也算个人物了,字写得好暂且不说,靠腿跑出来的和表忠心表来的,回来可要加紧练字呦,毕竟写字好是书家的硬道理。就像石谷风谈邓石如时所说的,书法是邓石如朝朝两件闲功课,多下来的时间才鹤放晴空理钓舟,很有风度的。但现在不同了,有两种人很得势,一种人是“霸”,我们称之为大爷,仗着自己的地位充满了领袖感,党同伐异,对敢于提意见的就把你记住了,以后什么也轮不到你,即便要退了也安排好了亲信,你就慢慢熬吧;另一种人是“媚”,我们称之为二爷,属于跟班的,低三下四,委曲求全,打电话探情报,装笑脸充善人,为得到自己的一些蝇头小利什么都敢于卖,这就是章祖安先生说的雅趣的失落,角色的错位导致了时风的变异。有时想想当当票友蛮好的,何必去趟这种混水呢?像为了评判一个书家的作品是否是创新争来争去至少还是有点可爱的书呆子气,至于把唐楷说成是美术字肯定有充足的理由,否则就是故弄玄虚。其实每个优秀的书法家都有或多或少的突破,像倪元璐、阮元都是,一是章法,一是取法,总有闪光点可以让我们发扬光大。书法的希望在青年,这期我们刊发了三组年轻人的作品,打打擂台,找找差距,保持先进性,坚持两个务必:务必向前看,务必要谦虚。
最后说说“百强榜”,从今年第七期起刊登的是我们的约稿,到这期暂告段落。以后再登的将是评选出来的作品,我们将以最大的力度推出青年书家的佼佼者,为了新中国的书法事业前进!学学英雄,鼓鼓劲。 陆舍无 发表于 2010-12-17 17:45:46 (2006年第1期)
评年度人物不是在评字的优劣,但年度人物能进入历史,为什么?因为年度人物代表了这一段历史的各个侧面。我们从每年开始的第一天就开始收集书法界的动态资料,到年底汇总分析,不受干扰,也没什么好处,所以能以平常心做不平常之事。据说只有书画界的改选会惊动中央高层领导,可见书画界之能量了,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要“辨惑”,剔除具有“伪影响力”的人物。在这些年度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到既有官员、老年人热衷于书法的学习,这就是哲学上的“离苦得乐”,不为求利,寻求精神抚慰;也有书法界高层领导对书法的学术和文化建设的重视;道家说: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对写字人来说理论是虚幻的,殊不知虚的东西最厉害,我们领导懂得这一点。同时我们还选了既有每逢换届为流言所伤的书法家,也有需要提倡德艺双馨、道德自律谨防为人所陷的书法家的前车之鉴;这使我们想起了宋朝大学问家邵康节将死,苏东坡去看他,二程与苏不睦想不让他进来,邵康节说:把眼前路留宽一点,让后来的人走走。在年度人物中既有做了文化老板还能为书法文化建设上出钱出力的书法家,也有走出书法界为书法人争光长脸的导演书法家,为人处事巧妙运用曲线此为一例,不一定要在书法上面一条道走到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不久前我千里迢迢赶到江西修水参加黄庭坚学术研讨会,看到在中国有一批并不富裕但为了书法的学术愿意为之献身的研究人员,我深受感动。同时也看到黄庭坚家乡的领导和人民对先贤的热爱和尊敬,我们也特别做了这期的专题以作纪念。据《宋人轶事汇编》记录,黄庭坚“少轻物”,常喜欢和人开玩笑并带轻慢之意,山东人赵正夫当丞相他也“意常轻之”,常用山东话嘲笑他,后来赵正夫对其“衔之切骨”,“其后排摘不遗余力”。现在想想曾国藩用人主张要带点土气是有道理的,所以他用的彭玉麟、左宗棠始终保持乡下人的本色。从黄庭坚曼妙无比的书法看来他适合艺术家。这期我们介绍的言恭达、弘陶,就是既懂书法也讲政治,待人之亲切,握手之紧让人如沐春风,决无半点轻慢之意,相信当上了书协的领导一定会与时俱进,夯实和谐社会的基础。写字能看出一个人的气象,像翁同龢相国的作品就有大家风范,我每每会想起他写的一副对联: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沉着方出思辨,有思辨才会有想法,有想法才会想创新,任何事均是如此。不墨守陈规才能创新。像吴昌硕、陈巨来、韩登安能在方寸天地里刻出人生的精彩就足以说明艺术是人的智慧的再现。用笔有正与侧之别,人也有君子与小人之分,陈巨来笔下的几个富家荒唐子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可见他的文学功底。据说《安持人物琐忆》原先陈巨来交给施蛰存的,让他在以后方便的时候发表,后来《万象》的编辑见了就拿去用了,才使我们能在今天领略到陈先生的生花妙笔。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见到施蛰存先生时,也是一个十分有趣之人,他对我说:当时红卫兵打他,他就对自己说,我不疼的,你们打在木头上。他说学了阿Q,才有可能活到今天,还是自己厉害啊,说完哈哈大笑。他这种性格和陈巨来走得这么近也是正常的,你看一看陈巨来的照片,古怪精灵很卡通的,有点像哈利波特里面的人物,特有智慧。加上施蛰存又十分喜欢书法篆刻,他自己说过:鲁迅是从碑帖走向革命,我是从革命走向碑帖。同样,现在有很多领导走向书法家,也有很多书法家走向领导,都是走进来与打出去的“围城”现象。当前书法现状多思考思考就会知道,世间之事无非捣来捣去,让糊涂人变明白,让明白人变糊涂,如此而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股出国风留学潮,当时一批书法篆刻精英流失了。他们大概以为在国外可以学更多的东西和赚更多的钱,后来发现上当了;若在国内他们早就是大师级的人物了,钱也不会少,但是已经晚了,书法篆刻家们都排队拉紧前面人的衣衫,不会让任何人插队的,于是边缘化也就势在必然,我们选了一组海归派篆刻家的作品,让人们再次一睹他们的风采。所以就像曾国藩选人一样,木讷一点,反应慢一点也未必不好,厚德载福嘛。
(2006年第2期)
南怀谨说:“有的人,只可读其文,不必识其人。有的人,大可识其人,不必论其学。人才到底是难两全的。”这个问题和书法家学者化的道理是一样的,书读得多字就一定写得好?按照这个道理大家只要去读书不用去写字了,大学的教授、博导都可以当书法家了,很多人就是这样看的,对不对?对,也不对。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读书是派什么用场的?我以为读书和写字没有必然联系,这种关系只是非常间接的。读书只是为了养气,变化气质。“氤氲”两字就是烟雾缭绕,慢慢熏呗。看人的气质有文气、商气、官气、兵气、江湖气、痞子气、无赖气等等,有生活阅历的人一看某人言行举止就知道是几气合一。我们为什么一看某件作品就会说有清气、书卷气、金石气、浑浊气、脂粉气、江湖气?其道理是一样的。看字如看人是绝对有道理的,有的作品写得很妖艳,脂粉气很重,有的作品写得很霸道,江湖气满纸,你和这两个书家接触了以后就会发现在他们的身上的确有这种元素,反之也一样,中国的书法奇妙之处也就在于此。我想书法家学者化的呼声不是要书法家都去当学者,而是强调一个养气的过程,就像一件器物要有很厚的包浆,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读书多了在以后的作品中的气息会变得好起来,包括在言行举止上都能表现出来。这次见到张海先生就知道他已“修炼成仙”了,书卷气袭人,说话轻轻的没有半点火气,俗云:上等人,有本事没有脾气;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书法作品也是一样的,有的作品满纸烟云但内涵少就是本事不大脾气大。在对张海的访谈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张海先生有一系列想法,就是媒体访谈也是遍地开花,就像打牌是同花顺一把;也是中原书风“百团大战”的风格。这就是每个人做事都有他的习惯定势。现在书协的领导有大一统的意愿,但问滚滚书坛,谁是主流?前些年,早出道有条件的一些书法家早就竖起大旗“起义”了,不管有没有道理先占山为王再说,然后再找点理论根据写点连自己也不会相信的文章,顺顺当当“黄袍加身”当起盟主来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流派”、“书风”、“现象”和“主义”,只差没有成立“书法公社”了。他们知道要是写现当代书法史的话绝对漏不了他,现在看来书法家里面把别人当傻瓜的人也大有人在。当然,我说这话是不包括真正有价值的那些探索的,况且我们也真正希望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争鸣就是“我反对”,这里面有心平气和的阐述,也有激烈的争辩。记得几年前,李敖的学生王裕民把他写的《假国宝》等书寄给了我,并彼此通了电话,在电话中他对李郁周的考证大骂,认为其不学无术,言辞之激烈,阐述之激昂让我感到讶异,不就是学术讨论吗,至于吗?后来我明白了这是以革命精神加入考证行列,也是继承了李贽的传统。刚烈者易折,王裕民后来自杀了。这期的两篇考辨和一篇争鸣的文章还是语气平和的,特别是李郁周的那篇,原先是与傅申商榷的,后来傅申去了日本看了另一件作品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气度,为此李郁周很得意。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科学的进步,将其运用到书法的学习中也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会让我们看到原先忽视的一些东西。于是,我们知道认识事物观念、手段、方法都要不断地变化,用老眼光、老方法去看问题往往会错位,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与时俱进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像先进性教育一样,要回头看,看什么?看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和经验,像宋季丁这样的老法师评印肯定是有道理的。还有像古砖瓦的椎拓也是一门独特的技艺,至于传世极少的笪重光的小楷能有幸见之,对书法的提高肯定有帮助。从去年的下半年起,拍卖市场风云突变,很多人一下子傻掉了,这就像小时候玩丢手帕的游戏,老师叫停的时候,手帕在谁的手里谁唱歌,你不想在收藏上面被叫起来唱歌,那就脚底抹油快逃,买股票、买房子、买字画作为投资,那就谁也不要相信,不输就是赢,小赢就是大赢。至于,你是真的爱好收藏的,钱不钱的无所谓,那就不妨一读《当代书法收藏实说》。本刊定数较去年同期有上升,靠各位读者捧场,在此向大家磕头作揖:谢谢啦,祝大家新年进步。
(2006年第3期)
每次到常熟不知为何总要到柳如是的墓去看看,墓前的那幅“远近青山画里看,浅深流水琴中听”的对联让那个头戴方巾的小女子的形象始终在我脑海里徘徊,她写的那篇《寄钱牧斋书》才华横溢于纸,情感百转千回。陪我一起去的张锡庚说:真的很怪,看柳如是墓的人要比看钱谦益墓的人多得多。我想可能是柳如是是风尘女子,不仅有才且有侠骨,这就好玩,故事绯闻多,现在说起来就是有颜色。还有就是当明朝灭亡,柳如是劝钱谦益身为明朝大臣应该跳河保全名节,但钱不敢,南方人称之为“缩货”,北方人叫做“孬种”。相比之下,柳如是就是女中豪杰,喝起酒来肯定能一口闷。所以,女人如果横下来那绝对刚烈,因此,没事千万不要把女人逼上绝路。同时,女人是天生的艺术家,买衣服比挑老公还挑剔,外出时化妆打扮要老半天,于感情之事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老是喜欢男人送送花什么的等等。搞艺术需要女人的这种态度和感情,所以当她们来搞艺术,要么不开窍,开窍的连男人看了都有点“晕”。而男书法家只要有女人在场拉拉纸倒倒墨,字也肯定要比平时写得好,个别的连骨头也轻了很多。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至于女的要几张字,平时有些男的小气得要命,这时特别痛快。这也就是男人好玩的地方。现在想想猪八戒为什么要比唐僧、孙悟空、沙和尚更可爱,因为他有人的弱点:好吃懒做,爱吹牛皮,特别是喜好女色……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这期有不少女书法家的文章和介绍,也有男书法家值得学习的地方,故而不妨读读看看。
以前有毛主席写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现在出来一个《书法运动的简明报告》,还加上了定语“暧昧的”,这个词大多用在男女关系中那种带灰色的,扯不清、理还乱的情感。再仔细想想书法还真有点那么一回事,你很投入吧,它发飙,你不去理它吧,它难过。《书法报》上不是报道过一位老先生抱着一大堆证书快要哭出来的照片吗?都在说经济领域骗子多,谁知文化领域也不少。证书和书法作品有没有时效,只有天知道了。但一些想通过办展发一笔的人,一看来稿少了就慌神了,赶快在奖金上加码,他也没想到书法家也很实际,就冲你几万的那个头等奖来的,拿好奖后就钻入地下,只留两个触角在地面上。这种现象在解放前大概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写书法史基本就写到吴昌硕为止,后面要写就麻烦,牵扯到很多问题,怪事也多,所以就忽略不计,这是惯例。现在有些在解放前出生的人就自诩为“民国货”,但经过改造后就成了新人,就像书法传统的命运是一样的。崔健在歌里面曾经唱到: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所以,我们要让眼睛慢下来,细细地揣摩揣摩王羲之的传本墨迹,聊聊章草大家王遽常的生平故事,听听欧阳中石先生的书法经验之谈,想想刘炳森先生对我们的启示……加之弄风研露,轻舟飞阁,并以疏花瘦竹,冷石寒苔为伴,榻上有烟云气,墨池中泛花香,竹重秋荫访兰亭,所以,习书也是一种修行,只有懂得了书法和人生的方圆变化,才能做到笔无常法出新机。这是何等快乐之事?但书法既然已经有了“报告”,那这些古意也就淡薄了不少。其实,现在很多现代的东西都在寻找古代的营养,像周杰伦的歌要放进京剧的曲调,衣服要弄些唐装穿穿,中国武术风靡世界,书法元素被放进了张艺谋的电影等等,时代在变,那么书法的活动方式的变化也就势在必然,书法的队伍壮大了,其成分也在改变。加上书法家和画家有所不同,画家已有很强的市场意识,每个人或多或少地有点小钱花花,小日子蛮滋润的,所以,有些画家说起协会来牛气冲天:狗屁协会,我才不会去理他呢。书法家与其相比既有点排队领救济米的味道,也有点像小麻雀等待妈妈把小虫子喂它,不敢得罪一些所谓的当权“妈妈”,生怕被打屁股。想不到这一行还有这么多的坏料混在里面,早知道早就把毛笔给拗断了。当然,这只是说说笑话而已,每一行都有好人还有些不地道的人,大家都明白,不用多说了。
媒体每年要搞一个展览,第一次的时候,四川有一位老先生看得很仔细,把每件作品都写上评语大批一通,寄给了我们,并说:我看下来只有你们最敢说真话,我把它寄给某某报刊杂志没有一家肯刊登的,就看你们了。我们也给他弄傻掉了,好像是搞真诚度测试,登吧,得罪同行,不登吧,良心上很难过,想想登出来以后怎么到江湖上混?最后只好对不起这位老先生了。每当想起老先生会说天下无公理,媒体霸权,心里真的说不出什么味道。于是,知道自己也是不行的,所以,人要经常照照自己的屁股。
(2006年第4期)
先说说符号。在这期文章里有一篇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符号,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论点,而是让我想起符号一词。符号是什么?是特征,是亮点。记得小时候小朋友老是喜欢互相起绰号,什么“瘌痢头”、“烘山芋”、“大眼睛”等,现在想想就是符号,而艺术家为了突出自己是艺术家,和别人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于是画家就想出来留长发,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只要看到马路上长发飘逸的,不是女的那肯定是画画的。这个方法后来为搞艺术的广泛借鉴,于是我们看到了把头发一把抓成马尾辫,留“张大千胡须”的,或干脆把头发全剃了变成光头的,还有的大概受“身之发肤,受之父母”观点的影响,比较珍惜头发胡子的,就弄件唐装穿穿或弄一顶“刘海粟帽子”戴戴,如果再弄一脸假模假样的严肃,讲讲“国语”,那就比较有“腔调”了,字画怎么样还在其次,至少给人以“业内人士”的感觉,聪明一点的如果再在自己的字号里加上“公”、“伯”、“轩”等字,让人误以为是老先生,再如果学几手看相算命的绝活,装神弄鬼地捣鼓一番,最后把落脚点放在让人知道挂上他的字画大吉大利的话,那就是书画界运用符号学的“精英”了。当然这是将符号学运用到外部包装的例子。所以,美与时兴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如果将其用到书法上就是取法的独特性,古典书法取法二王,流行书风取法碑志,学这两路的人都不少。但是像鲍贤伦取法简帛书就很聪明,弄的人少,又在古典与现代之间,为了加深人们对其书法符号的印象,在展览会上全部用一种字体。这是符号学在创作上的运用。而毛万宝的“二○○五书坛焦点词释”就是符号学在理论上的运用,可惜他漏了一些。在我看来,“《书法杂志》”就是一个焦点词。这话要回到在郑州开媒体书展的时候,有一个编辑和我打招呼握手,并说他是《书法杂志》的,我一怔,想我怎么没见过?他见我发呆,忙补了一句说:我是北京的。并用手指了指北面。噢,你好你好。我心想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终于会师了。在我们上海有一家生意很红火的卖白斩鸡的店,叫“振鼎鸡”,然后马上就冒出了“张鼎鸡”,“齐鼎鸡”等,其实我们杂志生意也不见得像开店的这么好,他们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呢?况且那本杂志办得也相当的好,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也不少,主编是王镛老师,我想不会这么没有想像力吧?后来遇见刘墨先生,他得意地告诉我是他的主意,我心想你可是让王老师千百万打了水漂,而且还要在前边加上定语“北京的”,怎么不嫌累?幸好现在这本杂志改名了,我们祝它一路走好,并会继续向它学习的。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之一。
再说说遗憾。人的一生充满遗憾,书没写成是遗憾,官没当成也是遗憾,钱没赚到更是遗憾……由于人为了避免遗憾,于是就拼命写拼命爬拼命赚,前者是雅事,拼一下千古流芳,后者是俗事,但为了好好地和更好地活着,于是就拼命地爬和捞,这情景有点像蚂蚁爬树和过江之鲫,现在想想孔子的话很有道理,他说五十知天命。什么是知天命?就是看透了和想明白了。我和启功先生只见过一面,他拿着我画有漫画的名片一边看一边笑,还说好玩好玩,还和我讲起瞎看胡说的笑话,启先生这个依违两可的老顽童理论,使他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避免了一些麻烦,还特别管用,但等到自己登上一定的高度后,反思自己的学术和理论,就会对一些早年的瑕疵充满遗憾,做真人说真话有时真的很难,在这种时刻陈寅恪的那种宁折不弯的品性让千秋万代的后人景仰,人和人的档次和境界有时就差那么一口气。而这口气不到危难之时还真的看不出来。故有人说: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穷通看指甲。其实看字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气象的,总之能看出那么一点点端倪的。有时道不同不相为谋,像陈淳(道复)是文徵明的学生,但与老师的性格脾气是迥然有异,文徵明是老实人而且脾气也倔,像严嵩来拜访他他也不回拜,生活也绝对谨严。而陈道复是花花公子,狎妓嗜酒,放浪不羁,文徵明爱其才总能相容,一笑了之。一次,文家集会,陈道复把歌妓等乱七八糟的人全叫来胡闹了一通,文徵明大怒,当场撕破脸皮,陈下不了台从此绝交,可谓遗憾。但陈道复一改文徵明体自创一格,也独标青史,是遗憾中的好事。最后说说唐双宁,像唐先生这样有一定影响的人这么喜欢书法应该是大好事,如果全体政治局委员都练字,那书法事业不可限量,但书法界的朋友喜欢较真,常用专业的标准去衡量票友的水平,于是也就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去争不该争的事情也应该是一种遗憾。
(2006年第5期)
人生活在现代总是会对当下的生活感到不太满意,这种情况在古代就已经存在,所以孔孟提出要“法先王”,认为当时“礼乐崩坏”,而韩非子却反对。我们对三十年代文艺的发展认为是一个高峰,出了一大批文学与艺术家。就像我们现在挺羡慕吴昌硕和潘伯鹰他们的艺术成就,回忆起他们有点像看老电影。但是鲁迅却在日记中两次提到,认为当时作家全部是王八蛋和坏料。这情景有点像我们对现在的书坛不太满意的情况是差不多的。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大凡人与人之间的欣赏需要一个距离,时间太近的话,看到的和听到的太真切了,反而失去了美感,就像远看那个女的挺漂亮,走近一看全是雀斑。背后看看十六岁,前面一看六十一,这就是远看、近看与正看、反看的道理。它使我想起在八十年代初这里几本刊物的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位作者的来稿,文章写得不错,可以用,但他在每篇文后都附了一信说自己身患绝症即将不久于人世,希望编辑能充分考虑这一点,编辑于是大发恻隐之心,赶快发排。但在发了他一批文章后,他的每件来稿后面还是附着那封信,编辑心里在嘀咕这个人还没死?但转念一想这种想法不道德,于是继续。等到很多年之后,直至现在那人还活得好好地且成了知名教授,才知道上当了。这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部分人看到过他的“六十一岁”时的正面,但后人读了他的文章就只看到他“十六岁”的背面了。历史有模糊和遮蔽的作用,如同我们现在讨论到底是“三株树”还是“三珠树”一样。巧的是本期我们也推出“男三珠”和“女三珠”,也让后人去猜猜今日的情景。
同时,历史还有澄明的功能,比如八十年代初理论一片荒芜,于是有的人写文章比抄书还快,人们比喻成一阵“风”啊“雨”啊的,到了九十年代人们挠挠头皮好像发现那些文章是“一粒虾米泡碗汤”,可是现在人们又忽然发现里面连虾米也没有了。这就是时间让人们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和提高,于是,人们提出我们需要怎样的理论?与特别不负责任的乱写相反,有的人太负责任了,使命感特别强。一位朋友对我说,他们上课请来了一位名家,他在给学生示范的时候,在写完示范字以后,马上就在这张纸上画上圆圈或大叉,不使自己的片纸只字落入学生的手中,很有使命感。我估计,这样讲究一是对自己负责,认为自己也不比王羲之差到哪里,怎么能让涂鸦的东西让人看到?其次是我的字太值钱了,付几个听课钱就想得到?做梦去吧。做人做到这个地步有点像“芙蓉姐姐”般的自恋。关键是有的人就吃这一套,这使我想起看到电视上有一批娱记盯着林志玲,说她从马背上摔下来把乳房摔坏了,里面的两只“盐水袋”掉出来了,因此,她的乳房整容是“豆腐渣工程”。林志玲忙说没摔坏。还笑眯眯地发嗲地说:其实这是老公关心的问题。是的,“伊家乳房关卿何事”?这就是有些人把某些所谓的名家的字当作林志玲的乳房一样去关注了?所以,只要有市场这拨所谓的“名家”还会“无穷动”着、放飙着。这时候你再去读读日本藏王羲之书法,比较分析一下“金陵四大家”你就会获得一片宁静。
现代社会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懂的。我女儿是电脑迷,她可以放暑假两个月呆在楼上脚不着地玩电脑,有时一个人在房里会忽然放声大笑,我赶紧跑进去看看是不是玩出神经病来了?原来是在看搞笑片。我是挺佩服那个比尔·盖茨的,他造了一个世界,虚拟的。所以,“有人为e消得人憔悴”也就势在必然了。陈凯歌与胡戈在网络斗法,陈凯歌自以为有王者之威,气势汹汹,谁知胡戈一个“馒头”就把他噎死了。现在有谁敢小看网络的力量?所以有人提出也应该谈谈“书法刊物与网络合作谁赢利”的问题了,好像炼出了“浓缩铀”,所以有谈判的资本。当然也有些“坏小子”戴着面罩在网络上造谣、滋事、撞骗,对这些“坏小子”是不是要送到“书法劳教所”去呢?我不知道。叶鹏飞先生在病床上给我发来短信说:躺在床上看“卷首语”笑得连刀疤也裂开了。为了叶先生的刀疤能早日愈合我就此打住。
(2006年第6期)
高手之间的过招永远比的是背后的文化底蕴。前不久一位书法影视两栖朋友打电话对我说:现在娘娘腔很吃香。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李安就获奥斯卡奖,他有时会轻轻拍你一下,“喂”,甜甜地和你打招呼,很娘娘腔的。其实这是儒雅。有人说:为什么张艺谋、陈凯歌和李安三位只有李安能获奖?同样是拍武侠,《英雄》和《无极》只停留在擒拿格斗的层次,再加上气势恢弘的场面、美轮美奂的科幻效果,犹如广告片一般的精致。要论对技术的理解和运用,两人远在李安之上,至于对电影本身的理解,对表现江湖背后的人性紧张与冲突,李安显然技高一筹,李安的电影讲究的是意境,是东方式的儒雅、含蓄和凝练。他有一段谈《卧虎藏龙》的话,说得极妙:我觉得任何一样东西,做到比较好的层次,都是很儒雅的,做导演不一定要穷吼穷叫才有控制力。大侠是讲究气质的,不是张牙舞爪地跟人家斗。他讲分寸。中国京剧中武行最大的动作是翻跟斗,但关公不能翻跟斗,他是儒雅的。你看关公的像,没有瞪着眼睛拿刀乱砍的,他一定是在读《春秋》。西方大侠也是,不是见人就拔枪,他总是有那么一个派头。
书法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强调这一点,像这期文章谈到的苏东坡即便在逆境中也是开开心心的,他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饭乞丐,在我眼里都是好人。他喝酒、煮肉、植树、赏月样样皆通,写字、画画、作词、弹琴无一不精,举手投足之间弥漫着文化气息。文化在欧阳修那里演变为一种大度和宽容,皇上要他推荐丞相,他说有三人:吕端、司马光、王安石。而这三人对他都不怎么样,吕端认为他是范仲淹一伙的,在使他贬谪的问题上起了很坏的作用,司马光则大发议论对他排挤;王安石则和他保持学术上的距离,但史书说他于吕端能忘其嫌,于司马光能忘其议论,于王安石能忘其学术,我认为他能容人,这就是贵族派头。很多人在放别人的野火(造谣)的时候,再仔细想想其实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群人抓住一个通奸的女人叫嚷着要用石头砸死她,所罗门说:你们中谁如果没有罪恶可以用石头砸死她。结果,人全部离开了。我岳母(她没读过书)是个老派的宁波女人,在世的时候老是听她说:怎么有些读书人把书读到屁眼里去了?她说的就是文人无行。一天,徐建融跑到我这里对我说:其实历史上文人坏料太多了,很多坏事都是文人干的。后来,他为此还写了一篇文章。现在有的人人眼变成了鸟眼(以前只听说过变成狗眼的),写了一篇《鸟眼看书坛》。可见,即便是文化,到了不同的人那里,也会演变成不同的形态。但是,高层次的东西肯定是儒雅的。
中国书法有一个文人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书法能够成为东方艺术中最具代表性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现在听说在北京有“文人书法”与“艺术书法”之争,其实两者互为表里,“文人书法”没有视觉效果那仅仅是案头书法,“艺术书法”缺乏文化内涵也只仅仅是涂抹书法。总而言之,任何领域都需要文化。在表现古代的戏曲里,为什么在黄昏后,富家千金小姐等着翻过墙头约会的肯定是读书人,没听说过在等一个草包的。即便在今天,有了钱的人也要雅化和包装。说一个真实的事,以前单位里有一个同事,草根阶段的时候,在走廊里说话哇啦哇啦乱吼,整条走廊都能听见。后来离职后发了,再来的时候和人说话都是咬耳朵的,我说听他说话的音量现在是千万富翁了,声音越轻钱越多,后果然如此。他们说你太厉害了,我说有钱之后他必须雅化,举手投足要符合他的身份。以前杜月笙要拜章太炎、杨度为师学国学,同时,吩咐手下脱下短褂改穿长衫,就像临帖多了就知道取舍。总之,要提高修养不妨读读斯舜威先生的《书法十病》;要知道中原书法文化的深厚积淀,则不妨一读《山西书法四十年》;要想临摹先贤作品的,则有王铎作品在此;要了解书法文化的交流,则可看《中日六人书法展》;要想明白书法现在有多红火,那么,告诉你这期介绍的有画家、官员、老板,都写得挺专业。你别说,咱书法还真有希望。
(2006年第7期)
蔡树农先生为报道本刊“百强榜”评选的文章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常熟起义”,这使我马上想起陈胜、吴广说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颇有点“造反”的味道。记得以前同学毕业时大家留言互相鼓励,有一位同学在每个人的本子上都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苟富贵,毋相忘。意思是大家帮衬帮衬,可惜我到今天还没达到富贵的程度,不知有没有富贵的帮了他,不然,真怕他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一阔脸就变。在评选时不少评委以感恩的心情谈到了当年《书法》杂志对他们的培养。其实,这是老一辈编辑为中国书法事业所做的贡献。我们只是薪火相传而已。感恩,反映了一个人的道德状态。以前在办公室说笑话:某某老是画《登岸弃舟图》,达到目的了就和“舟”拜拜了,好像不认识。有的还摆名家谱,和你拿腔拿调,全然忘了当年穿开裆裤的情景。能把以往求爷爷告你好事全忘了也是功力。讲这个话的目的也就是说先做人,后学艺。其实,整个社会都在推出新人,希望社会进步。像沈鹏先生又是寄贺词又是寄钱,表示对“百强榜”活动的支持,张海先生也要赶来提名,包括朱关田、林岫、王冬龄、张森、吴建贤等先生亲自赶来评选,都体现了老一辈的书法家对年轻人的关爱和提携。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把后续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到位而已。其实,“百强榜”只是一个小小的活动,而且“百强”并非指评了中国青年书坛“一百强”,很多过了“开裆期”的“强手”也因为种种原因不参加,这我们就管不着了。所以,林岫先生把这次“百强榜”的意义说得很明白:我希望在中国书协体制外有一个权威传媒举办的民间大展,就像日本最权威的展览是《朝日新闻》所举办的,而且,从地域的角度看,在南方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固定的大展。所以,有评委说:中国书协举办的是官方的各种大展,“流行书风”举办的是民间的流派大展,而“百强榜”是以发现新人为目的的传媒大展。在与林先生交往的几天中,以及读了她写的《紫竹斋艺话》,其不但学识丰富而令人叹服,而且,其敢作敢当的正直品性让人感佩不已。可谓识得巾帼一人,不让须眉三军。
至于怀素作品的真伪问题历来是书法史上的大公案,可能怀素自己也想不到这一点,当时他连写坏的毛笔都可堆成山,变成了“笔冢”,但传他写的自传《自叙帖》今见的三本,有专家认为是“三胞胎”而且不是原作。怀素如果知道了一定很郁闷。怀素是一个闲不住的和尚,文化到了怀素那里变成了精明,按理说和尚应该很太平地呆在庙里修身养性的,但他到处投师访友,也会炒作自己,写字的时候请来十二个诗人(新闻记者)看着,为他作诗,他还跑到颜真卿那里搞访谈,这套把戏现在很多人还在用。有些人以此发家,为名家写文章自己也成了名家。有一点和古代不同,怀素那时是庙里往外跑,现在有些聪明人是往庙里跑,或者也出家当和尚,不愿了断尘缘的就弄个居士干干,沽名钓誉,装装清高,学学李叔同。再想想现在的庙里字画生意要有多好就有多好啊,你想,在市场上画是观音卖的好,字是《心经》走的俏。这大概连怀素也想不到的。在历史传承中文化会产生种种变异,所以,就有人对当下书法的功利性进行了反思,认为功是功名,现在也没有通过科举以书法取得功名这一途径了,而利就是利益,书法家为什么这么多?就是很多人认为书法便于操作,学起来方便,弄不好也可以卖掉几张,拿几个小钱花花,而且,说起来好坏也是艺术家。在西安听到一个笑话:有一堵墙倒了压死了十个人,九个是书法家,还有一个是著名书法家。可见,书法队伍的庞大。我以为,人多是好事,任何一种事业的成功,都需要有群众基础,艺术水平的提高也有一个过程,这就需要我们一些高水平的书法家多做普及工作。这期所发表的陈巨来课徒稿就是陈先生在安徽下放时为篆刻爱好者作业的点评,先贤精神在不经意中得以世代相传。最后说说读者来信,《书法》杂志这一时期来信来电也特别多,我们有一基本精神就是对读者的信不要去做太多的删削,有表扬的,也有批评的,人不能只听好话,听不得反面意见,嘴是堵不上的,把话放在台面上,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透明,也是能把杂志办成读者的杂志的需要。所以,原先宣传过的书家要有勇气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至于读者问:有的书家作品不够好,是否有交易?我们只能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如您有空不妨给每位介绍过的书家打个电话不就结了?
(2006年第8期)
记得我读小学时放学走过上海鸿兴路总看见围着一大圈人在听人说《三国》,我也钻进人群瞪大眼睛听着,那说书人演讲时的声情并茂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明清以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戏曲和说书来普及完成的。现在百家讲坛生意红火得很,我一看,咦,怎么现在的大学教授都赤膊上阵当起了说书先生?经典需要说书来解释,就像临帖要看碟片一样,我才知道世界上很多东西原汁原味的不如加油加酱的。这个传统自汉代以后就时兴了,先秦经典之后于是有了“毛传”“郑笺”,弄到后来把考功名的举子的头个个摇得像拨浪鼓。写字的人也是如此,原先临的《兰亭》还能看看,但看了大量的《书法指南》、《技法入门》,到后来反而辨不清南北,也看不到门究竟在哪里。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很多人一生写字都云里雾里找不到北,我想这就是把简单的东西弄复杂了,叫作“浅入深出”,这也是能把老实人弄傻掉的最好的一招。而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这是本事,这叫“深入浅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起来就是:说说笑笑当中有阶级斗争。所以,像启功先生那样能在说笑中以神譬妙喻度人金针的就是大手笔了。时间上的差异所造成的体验的差异是很明显的,比如说爱吧,以前人们说起来爱是快乐而幸福的,这是一种体验,而现在的人说起来则是:爱而痛着并快乐着,这就是当代人的一种体验。为什么痛?房子啊,票子啊,车子啊等等生存压力实在太大了,这爱不好搞,故而时不时有郁闷的感觉,于是,开始痛了。那以前房子很小,票子也不多,车子更没有,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家都一样,要死一块死,没话说。就像单位里发红包,只要有差异就有不平衡,就有矛盾就有张力。书法也是差不多,位子少“人才”多会打破头,没有位子保证大家一团和气。一张龇牙裂嘴的获了奖,那下一个展览全是龇牙裂嘴的,“他能行我咋能不行?开玩笑!”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造假的肯定要比搞真货要赚钱,车子弄个四五辆,还能开个什么“行”,这是有例子的。从书法创作来看,观念上的差异就更大了,“我只要比古人提高一厘米”以及“创新是一万岁加一岁”的说法那绝对是客气的并很不好意思的,就像加工资,我只要比别人多零点一个百分点就心满意足了。但也有的不是这样想的,你作品甜甜地笑,一股奶油味,我就干脆做老农民,来个粗里粗气,毛里毛糙,现在不是时兴吃农家菜嘛?让你尝尝鲜。还有的当起拆房队,我把你线条全拆喽,重新来过,咱重新起个名,不就是什么什么旋律和雕塑的组合吗?这也还算是客气的,还有的干脆把衣服给扒喽,墨汁倒在身上,躺在宣纸上滚一滚不就得了。我丝毫没有想贬低任何人的意思,就是说,在当代,各种不同的创作理念形成了不同的创变模式。现在,有很多东西和以前的观念不一样,有的人搞作品东贴一条西贴一条,写起来不讲究用笔的,就呼啦啦地刷下来了,这让老法写字的人肯定看不懂,但它的视觉效果远看却不错,就像选拔好男儿歌手时有的人把工夫化在搞怪上,却也引起轰动。应该说,现在是一个文化裂变的时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最近的《新民晚报》上刊登了一个记者的报道,说现在的拍卖市场有一个新动向,就是很多藏家开始注意收藏富有文化含量的艺术作品。所以,一个书法家要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就像林岫先生写给书法班学员的条幅:藏器待时。这使我想起戴上红领巾的时候,一个少先队队礼,然后高呼:时刻准备着。君子要待时而动。动早了叫“抢跑道”,动晚了叫反应慢,对时机的把握是反映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志,在书法上就是将各种因素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过犹不及。
前一阶段胡锦涛主席访美,去了耶鲁大学,赠送了一批图书,其中有两部是我社编辑出版的,一部是《锦绣文章》,胡主席翻开此书,对耶鲁大学校长讲了“和”字的四个含义,另一套是我们编辑部人员参与编辑的《中国碑帖经典》一百种,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摆在书架上。消息传来,大家奔走相告,群情振奋,对全社的编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尽管大家没有拿到一分钱,但精神的激励使我们暗下决心,一定要编好书,出好书,以不辜负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广大读者对我们的期望,想不想做是态度问题,能不能做是能力问题,做得好不好是境界问题。这期读者问卷调查读者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望着堆积如山的来信,我们只能对自己说:哥们好好干吧,你看父母们多关心你,你不做出个人样来,拿什么见父老乡亲?于是,刊登的“八荣八耻”的名家作品,也是我们在今后工作中经常要学习和观摩的。我们知道有时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世之所贵,必贵其难”。
(2006年第9期)
经常看破案的电视对公安的有些术语有了了解:比如“排摸”、“对象”、“蹲点守候”、“抓捕”等等,再仔细想想这情景和收藏字画古董有点类似。听一些拍卖行的内部人士谈窍门说:要收到又真又好的东西,首先要“排摸”,本地或外地有哪些上了八九十岁的老艺术家或爱好收藏的老人,他们家里有哪些好东西,这样就可确定“对象”,然后就“蹲点守候”,那就使本来冷落的门庭忽然多了几张热情的陌生面孔,或给你送上几盒月饼或给你跑跑腿办办事,总之,态度之好之虔诚连子女也自叹不如,那就说明“对象”被“铆牢”(盯住)了。在和老人及家人一番感情笼络后,你给他的印象之好难以用语言表达,接下来就等他奄奄一息或闭上眼睛后进行“抓捕”了。这样搞到的东西既可保证绝真,又可保证其流传有绪,说得清此物的来龙去脉。达到这种收藏“境界”,如果用书法来比况的话就不是一般的写字了,而是“书法研究”了。因为其中的“含辛茹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一是要和老先生拼身体,他很健康你只能等;二是如果家人不领情,来个认钱不认人,你多少个寒暑的付出就泡汤。可见世间要办成一件圆满的事都是不那么容易的。我这里说的仅仅只是收藏的一个渠道。现在有了拍卖行,只要你有眼力就能收到好东西。像这期开始推出的童衍方先生的收藏,有的就是人们知道童先生有此雅好自愿割爱的。能达到这种程度就说明人们对童先生人品的认可。在国外,收藏家的档次最高,是人群中的“极品”,殊不知要收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有多难。我们希望大家把自己收藏的好东西拿出来,写点文章,说说收藏的经过,让大家一起分享你的快乐。
这期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大家的素质》,大家就是大师,大师是什么素质我没想过,因为自己根本成不了大师,想了岂不忽悠起自己来了?但人的素质倒是想过。我特别钦佩那种“不轻言人过”的人,但也有一些非常狡猾的人,他在“言人过”时是不露痕迹的,以前我们把这种方法叫做“春秋笔法”,是孔子发明的。那就是在放别人的“野火”(造谣)时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加进自己的评价,而只是讲故事给大家听,在哈哈大笑的过程中人们已经形成了对那个人的看法。而且,人对故事的记忆力是最强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对幼儿时学的“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记得那么牢呢?学书法也是一样的,露出痕迹的东西总是不高明的,一看就是学王写米的,那肯定是初级阶段,因为还没消化呢。就像看名片上面只有一个名字,至少他内心有大师的感觉,尽管这种活只有余秋雨、易中天们可以干,其实他们连名片也不用了。大师就是大师,他会给我们很多启示也有很多“派头”,一举手一抬足都有那么一种气质和风度在。就像马连良、周杰伦出场还没唱呢,全场已经一片“好”声,或“粉丝”们已经晕过去一大片了。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大师们总是“腔调无限”的。你是小人物那就不同啦,你想参加一个展览会都要叫你把“派司”(证件)拿出来看看,这使我想起有人告诉我,现在到高档社区去,真是受罪,穿得破点的当你是捡垃圾的,穿得旧点的当你是送快递的,穿得过时点的当你是走错地方的,眼睛稍微东看看西看看当你是个贼,开普桑的你停在外面走进来……就像搞民间书法的,反对的总是一大片,看来看去总是不顺眼,笔画和线条破破烂烂的,最后审美通感起作用了,使他想起了什么,送你一个“老农民”绰号完事,拜拜。所以,搞书法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展览也不参加,就和几个老友喝喝茶聊聊天,品品字画,忆忆旧事,写写艺话,看看浮云,所谓墨海生情意自闲,难得一片心清凉。就像李叔同隐修官山那样。但可能吗?我是俗人,还是拼搏拼搏吧。于是“培训班”、“冲刺班”、“备战班”人头济济。人生难得几回搏?有时想想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拼个头破血流。这个情景在《诗经·硕鼠》中就已经说过了,占居什么样位子的老鼠就吃什么样的米,底层的就只能吃吃发霉的米喽,这情况历代都一样。
刚和林岫先生通了电话,希望她能把《紫竹斋艺话》写下去并交我们发表,因为这是让人长见识的好文章,同时对她刚出版的集子我们表示祝贺,她说与其掏钱开研讨会让人对着你讲好话(这让她挺难受的),还不如出本集子让朋友分享一下你的快乐,自己也想退出“江湖”了,写文章讲话得罪不少人。其实,讲真话不易,这要比整天说好的好的、对的对的、是的是的人强上一百倍,因为你很真诚地把你要表达的东西说出来了,艺术家就需要这种品格。真诚是一种美德。
(2006年第10期)
小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不用上课,于是就跑到隔壁的“牛鬼蛇神”河北保定的张丽川先生那里听他讲书法和人生,他正襟危坐一派圣贤气象,他反复讲到一个词:气象。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他说不仅写字要有气象,全身打开,悬腕悬肘力方全,用力如抱婴儿圆。何绍基、于右任写字都是如入无人之境。说完他还比划着。他说做人更要有气象。他特别服膺曾国藩,有权不越位,遇事有静气,有人想让他做皇帝,他只说了一句: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到此为止,以后愈加谨慎小心。人一嚣张就要出事,所以,吏大于官、恶奴欺主的现象都是位子没放正的原因。从书法上看就是把局部的因素过分地夸大了,从政治上看就是缺乏大局意识、整体观念。故而张老先生老是心静如水,对慌慌张张的举动他会说:慌什么?谨防忙中错,提防错中乱。他还说气象的真谛在于大度和宽容。他即便有病在身,对我们这种小朋友也必然起身相送,他这种儒家决不苟且的礼仪在我心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长大以后看人看书法很多时候就看“气象”,上海人叫“派头”。什么是“气象”?那就是“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是贱而无能,老不足叹,可叹是老而虚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无闻”。有励志的就有气象。像张海先生的文章就有大气象。在中国书协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他有构建和谐繁荣的当代书坛的雄心与壮志。据说,有些规则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正像张先生曾经对我说的,不急,我们慢慢来,一点一点改变它。这其实就是一种“道”与“技”的关系,要实现“道”的创新就要讲究“技”的方式方法。写字与做事都体现了一个人的思维模式。
最近网络上有篇文章,是曹宝麟批刘炳森的文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曹先生也是好汉一条。曹先生的大名和文章就不用我多说了,而且人也很儒雅,并且我们还睡过一个房间。我至今还不明白曹先生为何要去写这样的文章?估计他对刘先生有太多的委屈和不平,以前不方便说,现在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如此而已。其实,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是不能说和不能做的,我不知两人的恩怨,也没有权利去评判,但在我看来这篇文章至少要折损曹先生“十年学术功力”。于是,我想到了“气象”二字。你想,我们没有在追悼会上把人大骂一通的,中国的传统是人死了就万事一笔勾销。当然,为人做事不要下手太狠,要多补台少拆台。古人早就说过“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处事留有余地,不然,有些人连你死了都不放过你。张居正死了给人鞭尸,一方面是得罪了他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与其做事太急太刻也有关系。像文徵明一生不大发火,所以,万事能淡然处之人也长寿。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定的“文革遗风”,不过现在是把大字报贴到了网上,有些人专门在组织部门“公示”“考察”某人时,他就从地底下钻出来了,快递啊、举报啊,忙得要死。我还是要说一句: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老子说:不显示自己,不自以为是,因而更显耀突出;不夸耀自己,因而有功绩;不自以为贤能,因而受到尊重;只有那不与人相争的,世界上没有人和他相争。我这也是借书喻事,不知人们能否识得用心良苦?
办公室坐久了也想到塞外走走,弄一个爱心采风玩玩,看到一群中青年书法家在塞外高兴得跳起来的照片,心里妒忌得要死,我还在这里写狗屁卷首语,但仔细想想人家是著名书法家,心里马上平静了很多,于是,就看看他们的作品,虚心向他们学习学习。当然,他们这个策划是绝了,又可献爱心,还可以玩,最后作品还可以发表发表,可见,在这世界上真有一石三鸟的事。当然,我这是说说笑话啦。更多时候,我想年轻人还是要静心研究与创作,像这期发表的黄士陵的印章全是他在三十六岁时所刻,是第一次发表。我们可以看到他正在潜心研究,虽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但于先贤之精华毕竟是毕恭毕敬地去学习的。这使我想起周杰伦在最近创作的一首新歌《千里之外》中,他很虔诚地邀请了唱《一剪梅》的前辈歌手费玉清来一起加盟,期间他还插了一段独白,表明了自己对这位前辈的仰慕的心情。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融合,当时就有“粉丝”表示“晕”,但现在证明是极为成功的。我说这件事的用意是:一个红级一时的流行歌手,尚且知道要尊重前辈,显示崇敬之意。而我们中的有些“书法小子”,一得意就忘形,忘了自己从哪里来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打击帮助过自己的人,对一些他根本没资格评议的人物,在网上或在文章中胡乱批评,完全忘了自己的姓是几撇几画。我们强调礼仪和气象就是强调尊重他人,不轻易对他人的人格和艺术妄加菲薄,这样才能开创当今书坛的和谐局面。
(2006年第11期)
当你一踏进大上海,一座座摩天大楼耸天而起,什么“帝豪”啦、“皇宫”啦、“御苑”啦,报上的广告说,如此体现尊贵身份的豪宅只为等候尊贵的您的到来。到这个时候我一摸口袋是瘪的,方才醒来知道自己原来是个“瘪三”(穷鬼)。你只要听到有人说“我楼下的那个游泳池”和“我的浴缸正对着黄浦江”之类的话那你就要拎拎清对方的“力把”了。这还算好,真的有腔调的是自己买的别墅在哪里找不到了,忘记了,牛皮吧?而且说的时候声音绝对很轻并若无其事。有钱人说话都是很轻的,呵呵,这是真实的事。我们于是就只有听和看并永远痛着,感叹自己的失败。就像参加书法展一样,你在家里含辛茹苦、披星戴月地临帖,天天备战备荒,但没有一次入选。跑到展览会上一看,自己的写法早就淘汰了,太老式了。于是知道书法也有时尚的。就像从乡下跑到上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直发晕。据说最新的写法是写字根本没有提按的,要拖,这样线条容易毛,没听说过吧?浙江美院的一位书法家跑到北京书法院去讲课,笔偃仰起倒动作的繁复且不说,而且行笔时像开枪,瞄准了,啪,拉过去。从现在书法展的趋势来看是北风、南风、东风、西风各自乱吹,谁也闹不清,听说现在的书法展上册页漫天飞。所谓的时尚就是跟着感觉走,走到没感觉。这就是时尚带给我们的伤痕,就像文身以后再刮去,那皮肤的斑驳就是时尚的代价。真正懂得时尚的就是大家都在穿休闲装的时候唯独他穿起了青年装,不信你就看看易中天。对我特别有启发的是卢辅圣先生的书法,其实,作为画家他写得并不多,但他的作品就有一种特立独行的意味,那是什么?就是画家眼中对书法的形式感、空间感的认识,大片的留白、极强的对比、古拙的意趣等等。当我们以惯常的思维去关照一件事情太久了,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定势,从而对任何东西丧失自己独特的敏锐性和思辨性。我们作人处理事情,要真正做到明白,不受别人的蒙蔽并不难,最难是不受自己的蒙蔽。这就是“辨惑”,我们为什么要看看那些考辨之类的文章?这有点像打官司,有理还需铁证加以辅之,材料往你这里一扔:自己瞅瞅吧!傻了吧?公安审犯人到最后这招是杀手锏。书法这东西以前人们认为只是写写字而已,但同志您错啦,只要是有名利的地方都是战场。其实,我们每个人对“声、色、货、利”没有不爱好的,只是不要干得太恶心就是了。其实,说当今书坛枉担虚名还是有点言重了,但“野狐禅”是不少,前几年有人提出“中国书画全是一堆废纸”,颇有点愤世嫉俗的味道,是不是废纸只有天知道了。这样看来还是把字刻在石头上比较保险,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北朝摩崖刻经一样,只不过现在的老板操作起来是将所谓名家的字装入金属桶内,埋入几百米深的地下,说要到一千年以后再打开。于是,我想起林俊杰唱的常使我泪流满面的那首《一千年以后》:沉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那时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绵千年的寂寞……你看书法界捣糨糊还可以吧/捣到一千年以后也要有魄力的。好就好在正常人能干出神经病的活,这绝对是一种功力,至少哄得书法家蛮开心的。又想起岳母生前和我说的一句话:花花轿子人抬人,都是骗骗人的,不要当真。但问题是有些书法家只要字装进桶里,脖子马上硬了不少,脸马上严肃了起来,你要向他约约稿,他可能就要问问你给多少,因为现在他是“一千年以后”的级别了,这就是把正常人能弄成神经病的事。所以,别人捧捧你的东西,千万不要当补药吃下去了。就像聪明人给领导提意见:我对领导没日没夜的工作,一点也不注意休息很有意见,你垮下去了我们的事业怎么办?但是,苏东坡的聪明是说的真话,他对自己的聪明恨之甚深:“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正所谓真作假时假亦真,但历史还是肯定了苏东坡的真率、真诚、真性。艺术就要这种真诚,少点小聪明,少点跟时风,少点不和谐。读读斯舜威的《平闲堂书学咀华》能长点学问,看看武元子的《怀严轩书学散叶》能开拓思路。翻翻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能多些趣闻,再翻阅许宏泉的《邂逅袁枚诗笺》方才知道世间万事万物都讲一个情字与缘分。最后,我们可以听听钱开文先生谈香港书坛的现状,亦可知道中国书法在香港的发展及展望。
(2006年第12期)
从小生在上海就对这个城市有着浓浓的情意,记得小时候爬到外滩的钟楼上眺望黄浦江时非常激动以及每次到国际饭店时都要抬头看看它的高度,再说我念的宝山路小学是“4.12上海工人大罢工”的地方,后来住在上海多伦路有十年左右时间,左联的会址就在我们那个弄堂里,弄堂口是大汉奸梁鸿志、陈公博的公馆。陈独秀、瞿秋白、丁玲等人的住处均不远。于是再想起南京路、黄包车、石库门、亭子间、百乐门舞厅……所以我热爱这个城市。特别是三十年代的老上海,它的花样年华使我很迷恋,那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产生于那个时候,周氏兄弟的恩怨,徐志摩、陆小曼的恋情,张爱玲的慵懒,阮玲玉的痴情,陈独秀、瞿秋白的革命,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独特的地方。同样,也是海派艺术的发源地。书法在上海也找到了它发展的土壤,吴昌硕、吴湖帆、沈尹默、白蕉、马公愚、来楚生等在上海施展了自己的才华。海派、京派分别代表了中国南北两大艺术流派。上海书法艺术的辉煌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现在全国各地的艺术已有了大发展,水平之高也使人刮目相看,各地的审美趣味也不尽相同。如京派和海派就有很大的差异。我一直觉得北京人说话很有艺术性。萧乾在书中描述道:售货员对客人不说您买点什么,而是说:您随便看,买不买没关系。骑车让行人让路不说靠边,而是说:借光。夸女的好看不说漂亮,而是说:呦,长得多水灵啊。当然,骂起来也很恶毒,如你骑车碰了人,他会说:别在这儿练车啊。这还算客气的,否则抛给你一句:干嘛呐?奔丧啊?买东西嫌价高要还价,店主会说:您留着自己花吧。当然把人惹毛了他会说:我教你养孩子没屁眼儿。连骂人时也带着京味。上海人也有自己的特点,瞎胡闹叫捣糨糊,不知道自己搞什么叫没方向,说人放飙做作叫拗造型,骂人没脑子说是不是脑子给粪塞住了,没钱的他会骂你瘪三和赤佬。一方水土一方人。地域的不同决定了很多差异。记得文革结束后去外地只要说起自己是上海人,当地人的脸色马上就变了,我一看苗头不对马上就逃。上海人的精明、聪慧、工于算计、斤斤计较、不肯吃亏给外地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据说在大串联时能在火车上抢到位子的总是上海人。外地人到上海,你只要说普通话,马上会在心里说:这是只外地瘪三,接着你基本享受到的是阴阳怪气、爱理不理的待遇。把外地同志给气的,所以,以后只要上海人到外地你总能听到这样的骂声:你好那个上海小子……但上海人的有些东西又不得不让当时的外地人佩服,骂管骂,但吃穿用的东西是上海货好,上海人还能造出万吨水压机、万吨轮……至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上海人没停止过前进的步伐。这次,当我们编了这期上海特刊,自己也吓了一跳。平时看看周围的上海书法家好像并没啥大花头,但拿出“家谱”来还是让人感觉到所谓的“海派”还是有点底气的。《王韬日记》里记载着上海开埠时很多文人每天在外瞎混的事,喝酒、嫖妓、打牌、吃鸦片等等,几乎每天这样。海派文化就是任伯年在城隍庙里摆摊卖画,蒲华住在“四马路”教“野鸡”(妓女)画画,郁达夫很多时候在吃花酒,张爱玲躲在亭子间写小说。心想这“海派”是什么玩意儿,但仔细想想上海人是在夹缝中活着的,小时候我们都住在七八个平方的板壁小屋内,隔壁有什么动静听得一清二楚,大人们要干乐事绝对要憋着呼吸的。上海的很多书画家写字作画都是拿着一块小木板或搁在腿上或放在凳子之间写和画出来的,著名书画家韩天衡的斋号就叫“豆庐”,在巴掌大的地方,聚集了四面八方的人才,揣着各种不同想法,有了五彩斑斓的艺术,这就是“海派”。人才和妓女都是往有钱的地方赶,从洛阳到开封,从金陵到扬州,最后落脚在海上。近代海派文化与金钱、女人、人才、竞争紧密联系,创造出一幅幅绚丽的画卷。当代的上海书法与全国的交流相对少了,对上海的书法大家也各有各的看法,但由于我们工作原因,听到的情况是贬多于褒,当然,上海人是不买账的,这在全国都是一样的,“瘌痢头都说自己的孩子好”,这也无所谓。上海这次终于下了决心,办了晋京展。所谓的露露家底,按照周慧珺先生的说法是向大家学习,互相交流,促进提高。身处上海的杂志,我们在宣传上海本地区书法方面是控制很严的,就是要避免近水楼台之嫌。毕竟,大家来订《书法》杂志不是想老看你上海书法。但这次上海书协在展览上是化了大力气的,对于大家研究海派书法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我们编辑了这期专辑。也是作为一种尝试,希望今后有机会可以陆续编辑各地的专辑。将各地最优秀的书法家介绍给书法界,也可以让大家深入了解当地的书法文化,更可以为书法史留下一个印迹。 陆舍无 发表于 2010-12-17 17:49:47 (2007年第1期)
在饭桌上经常能听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一次听朱关田先生说 :某地一老书法家在接见日本书法代表团时,日本书法家毕恭毕敬地鞠躬,左一声大师右一声大师。老先生竟然当场厥倒,晕过去了。太激动太兴奋了,一生都在盼望这一声呼唤,终于等到了。可见“大师”的称呼是挺害人的,后来老先生写了很多字全白送日本人。可能那个时期“大师”的称呼还是很值钱的。可是到了现在叫你“大师”,千万不要当药吃下去,就像叫阿姨、爷叔差不多。朱先生是个很实在的人,在当浙江书协主席的时候很少大张旗鼓地宣传但却做了不少事,就像他的考据和书法一样,没有累赘的东西,从全浙大展我们可以看到浙江人在办事时的精明、强悍、聪慧和毅力。“让兰亭回家”的口号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勇气和魄力。这期的专题又对“大师”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像徐建融也是倔脾气一个,听到别人乱叫“大师”特别愤怒,你给我说说清楚,不许乱叫。姜寿田认为“大师”是要有文化守望的使命的,瞎叫档次都没有了。至于黎明认为“大师”是不能用行政裁决的方法来决定的。而我以为“大师”至少看到不顺眼的东西能大声说:给我滚出去!是不是“大师”先不去说他,你好,至少有点“大师”的派头了。人活着不就是那股气概吗?经常听到一些同道说:现在的书家不行了,国学衰落了。但你再仔细想想,没有学国学又能怪谁呢,当时又没有开这门课。一个时代的书家有一个时代的知识结构。当然能补上国学知识更好。其实所谓的知识更多的是体现在平时的待人接物和经世致用上,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像看林岫《笔耕自叙》写得情真意切,她说:艺高需德磬,君子以美善其身为道,需信“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为至理。她无欲则刚,经常听到她敢于放言的传说。她在文章中引用的袁枚的诗句也很有意思:阿婆也似娇娇女,头未梳成不许看。说明一个人到老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羽毛,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女的牵涉到情感的事都很认真,艺术是投入情感的,现在从事书法篆刻创作的女同志也不少。这次的全国第四届妇女展上女性的书法篆刻都说明这支队伍人数不少,高手也多。但听到是在山东某地办的,我就心里发怵。几年前有一临沂骗子,假模假样地拿着政府的介绍信来到周志高家里说邀请他到那里搞笔会,周把我也拉上。所谓的笔会是在骗子家里办的,之前当地书协领导和一些政府官员也一起吃了饭。骗子拿到字就逃掉了,把老婆孩子全扔在家里,老周一看傻了。骗子想的也对,你们不见得在我家住上吧?之前有人提醒我说他是骗子,我给老周说了,他不信。我就想要死一块死吧,反正我又不值钱。此事以后,当地举办的一些活动要么不给钱,要么就是拖,要请上熟人,没办法了才付给你。现在社会最重要的是讲究诚信,如果一个人和一个小集团不讲究诚信,就会败坏当地的名声,其实,我们在当地也遇见了一些非常好的书法家和爱好者。但老鼠把汤已经弄坏了。这是很多年前的事,当时我就想把此事在媒体上抖它出来,但周老师毕竟老江湖,他不肯,他说面子全没了。这种情况有点像给人**了还劝你不要去报案。所以,我现在只要一看那地方的东西,就绝对磕头作揖,你就饶了我吧。这也算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所以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自己要把握好自己的人生的底线。不要太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做人首先要做的切记不要信口开河,听陈传席在饭局中说:某先生打电话给他说你在北京好吗?陈说挺好,你那里也不错啊。某先生对他说:告诉你我也快要来北京了,看来我的追悼会要在北京开喽!以绝对之口吻说尚无肯定之事,说明政治斗争经验很不丰富啊,古人早就说过:事以密成,语以泄败。老人说:过头饭好吃,过头话不好说,教训啊!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机遇,但机遇取决于天意。我们杂志和常熟书画院所举办的“百强榜”展览,在兰亭奖开幕期间和它办在一起,得到了安徽省直书法家协会的大力支持。题为“畅和兰亭”,主要是赚个人气,人家一看总以为是抢生意。所以我就笑着对张海主席说:你看生意好的店旁边总有几家克隆店和假冒店,没办法。一下说得张主席没反应过来,不过他很快就说:没关系,互相提高互相促进嘛。表现出应有的大度和胸怀。后来中国书协的赵长青书记和张旭光副秘书长都登台并讲了话,我再次表示感谢,也对安徽朋友的无私帮助表示谢意。最后谈谈书法考级,以前我做《书法研究》编辑时约了著名文艺批评家朱大可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如果说书法家是正规军的话,那通过考级提拔的书法人才是书法民兵。至于现在人怎么说,你自己看吧。每年一次的十大年度人物,我们在提名时是慎之又慎,力求在方方面面体现书法的现状,这次是在提名十五个人的基础上,才最后确定的。
(2007年第2期)
读书人讲到生意经就搞不明白了,其实,我们都清楚,除了优秀的书法家所具有自己的市场外,所谓的卖字市场很多都是靠朋友熟人来帮衬帮衬的,于是,三千五千一平方尺就是挂在那里挣个脸面而已。当然,极少数的“书协领导”的字是有人来买的,但领导的位子毕竟只有几个,但几个位子对书法家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于是,领导身边也就多了不少“朋友”,在与领导闲聊或杯觥交错之际,说些其他人的“故事”给你听听,使领导对有些人产生看法,当然他也就自然而然是好人也就成了“接班人”,这种太陈旧的“项庄舞剑”的把戏是把领导当傻瓜耍。殊不知现在的领导们都很有智慧,一般都不露声色,他很多时候都在打哈哈。究竟谁是傻瓜要等到领导手中的牌翻出来才知道。这是一种投资,所谓得其位收其钱。我估计也有不少人在动这个脑筋。所以,字能卖钱是好事也是坏事,把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的人的面目暴露得更加清楚了。所以,“利益”两字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标尺。若只知“不信但看宴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但殊不知“等到酒席散,只剩尔一人”。你只要去看那些投机钻营的都是忙得要死,得些小利益就躲在角落里数钱。哎,世界上这种人最可怜。你给他机会做生意吧,他又做不好。真是百无一用,何况还说不上是书生。我有时喜欢“胡说”,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否则某些人看了要胸闷的。据说,因为我写了“卷首语”,有些朋友就自动对号入座啦,在某些场合说我是狗屁名家,是用匿名的方式骂人,但我见了他们还是“同志们辛苦啦”,大家都是写写毛笔字,又何必较真呢?如果有人还因此夜不能寐,那我真是“作孽”了,让一些“好同志”伤心了。我在此向您磕头谢罪了,您保重,千万不要自己钻进去。我也是工作没办法,还望多担当。其实,生意是弥漫在各个角落的,前几年我的一位朋友弄了一堆石头放在上海美术馆说这是现代书法,我当时也就不懂装懂地在《新民晚报》写了一篇文章对他们一拨搞现代书法的鼓吹了一番,当时参加的书法同道在我眼里都是急先锋,不会再去写传统书法了(当然后来还都在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说话时都是很激动的,使我想起“五四”时烧“赵家楼”的革命青年。当时我就有点纳闷,这是不是“书法起义”啊?后来也不见什么动静了。隔了很多年在一本艺术杂志上刊载了照片,有一书法朋友把自己脱光了,把墨汁从头往脚倒下去,记得当时一些男同事都在看他是不是把“小弟弟”浇黑了?再后来在网上看到某地一大学男人把女生用白布裹住身体后倒提,将其头发当毛笔,把那女的变成了一支笔,现在的人真能折腾,你只要摆谱,保证有女人跟着你干傻事。这也是生意啊,店开在弄堂底没办法,弄几个拉客女挤眉弄眼。这个歪路子各种地方都在用。所以能静下心来读刘熙载的书论以及《篆刻心法》之类的著作也可算是天生书呆子了。我不知清代书家的游幕活动的内幕,但现代的书家大都是请些名家来研讨研讨发发言,捧个场给个面子。人嘛就是如此,要活得明白。书法家和书法批评家永远处在一种辩证关系中。还有一种是友情投资。这次到山西参加了“晋阳印社”的成立仪式,那古色古香的摆设,满场的名家字画和印章,以及篆刻家们的不俗的谈吐,都是一群同好在一个目的下共同出力办成的。我对中国第一位女印社社长阴老师(凤华)说:你真不简单啊。她说这都是侯先生(企业家)赞助的。她与侯先生一家相处十五年,从未提过任何要求,这次侯先生知道了他们的情况,主动提出来要帮助他们。我想这和阴老师的为人处世有关。印社的成立推动了印学的发展。十五年不提任何要求这就是功力。那些看到有钱人就点头哈腰奴态百出的人应该学学阴老师的骨气。至于陕西的“终南印社”则是沾了王维的仙气,具有了自己地域印章的独特风格。而全浙大展的篆刻就更不用说了,有“西泠印社”的人杰地灵,高手辈出的背景更当刮目相看。写信也能看出一个人的脾性。这次还有胡适和黄宾虹的信。前者的风雅我就不说了,而后者也是当代一流大家。黄宾虹和张大千住一个楼,据说两人不大往来,主要是黄不习惯张结交的三教九流。这就牵涉到个人的脾气了。但钱是张赚得多,这就是一个策略问题了。但在交往时主要还是要看你的人品和人格魅力了。这也是李义兴先生所关注的书法生活的课题了。至于,章汝奭先生我早就知道其道德文章是一流的,同时,也是章太炎先生的后代,可惜未曾谋面,今天,杂志能有幸介绍章先生对书法家如何做学问和如何看待名利不无启发。他的投资方式是用一生来确立一个品牌。过年了,让我们开开心心地把一支笔挥舞得更好。恭祝大吉!
(2007年第3期)
最近有两篇稿子是怀念性质的。一篇是怀念蒋维菘先生的,一篇是怀念吴丈蜀先生的。顿时有了一丝悲哀,感叹人生的无常。据说沙孟海先生在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对研究生们说 :你们要及时行乐啊!我向其中的几位研究生求证得到了证实。我开始听到时可能和大多数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当我把这句话转告给一些人听的时候,脸上先是震惊,“真的啊?”我说是的,接着露出了很神秘和诡异以及会心的笑容,我当时就想怎么都是坏料啊?你别说,资产阶级享乐思想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噢!其实,这个“乐”有各种解释。每个人的快乐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思想,沙孟海说的是对的。人的一生太短暂了,我五十岁之前每天都活得开开心心的,可过了五十脑子里老在想快死了,真可悲。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太有道理了。那么什么才是知天命呢?就是生老病死。陈继儒这样说:生老病死四字关谁能逃得了?惟独美人名将,到老了生病的样子特别可怜,你想红颜化为白发,虎头健儿变成鸡皮老翁,谁会开心?最后,他说,不要让人看到自己的丑态,这一招叫做:“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当时在书旁写了几个字:陈继儒真聪明。人要见好便收,就像会炒股的人首先想的不是赚钱,而是不输钱,知道什么时候快逃。把股票当金元宝捂着的人肯定不会炒股。人才有大、中、小之分。要知道自己是哪一类的,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心里要明白。不是大才的人就不要去搞书法创新了,本来字还可以看看,一创新自己就有了“断想”和“影响的焦虑”不说,还有不少人说还不如以前写的呢!把尾巴露出来了。这就是轻量级的就不要去干重量级的活。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哥们,你就消停点吧,这都是顶级的活,你可别太累着。你要创新就把某个笔画改一改,某个字的位子挪一挪不就得了?能夺人眼球的东西大家都喜欢,比如卖字,焦虑和徘徊的那就更多了。大家都在考虑怎样把字卖出去,所谓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价格定位很重要,以我们上海为例:周慧珺先生的字是有一张拿一张,价格不菲,我说是外滩18号策略(上海顶级),一寸地皮一寸金,货好地段也好。而我们杂志的刘小晴先生在没退休前很“焦虑”,但一退休生意红火得让人妒忌,原来他采用了义乌策略,赚薄利跑销量,所谓生意无大小,做好是个宝。而且他为人极好,往往在你买字之后还加给你一两张,就像平时我们买葱姜时卖家还抓一把送你,心里很舒服,以后就认定这个摊了。刘先生有了钱之后不小气,肯帮穷苦人。甚至会拍拍景况不是最好人的肩膀:你要借钱吗?我现在有钱啦。把人弄傻掉的不少。结果贩子们觉得有利可图,就一窝蜂地拥到了他那里。跟踪盯梢的全都有,把他吓得半死,有的十块充一百,一叠放在信封里,可想而知把他气的。结果直到现在宣布“封笔”,就是商场上的那句话:“停业整顿。”对市场我们要多观察和思考,毕竟市场不是书法的终极追求。任何有利可图处也是坏分子最多的地方,原先吃、喝、嫖、赌的坏料也会伪装得像孔繁森,让你看不懂。最近演林妹妹的演员终于想明白了,抛弃年收入两亿的公司不要了,当尼姑去了。再想想什么都是空的,健康最重要,于是,我祝大家身体好。书心和文心是中国古典艺术的支柱,而非艺术化则是现代艺术的特征。把握了这两点我们就能理解这两大类艺术的不同之处。我们现在在杂志上开了一个栏目,就是每期的“读者来信”,这就是一个书法的沙龙,谁有什么想法谁讲的有道理,都可以上来表演表演说说心里的所思所想,没有什么身份和地位的区别,有点卡拉OK式的海选和选秀的味道。其实,我们一般都比较痛恨摆谱的人,“什么东西,看不起俺俺还看不起你呢,呸”!再说了我们又不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书法》不就是让人在学习的同时并得到快乐吗?所以,这个栏目很受欢迎。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也是我们的想法。现在说话的地方也多,大家都可以随意放言,但不可因为言论自由而不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中国书法的发展是有赖于大家的努力的,当然像张海主席这样的书协领导,可能考虑问题要更全面,对书法事业的发展出力也更多一点。张先生最近出了书法作品选,他能在这么忙的情况下还注重练字,所以,张先生在本质上是一位真正的书法家,他从来没有因为公务而停止过对书法艺术的探索。其次,他愿意拿出五百万设立中国书法发展基金,可见他在掏心为振兴中国书法做事,他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的措施还是有一定成效的。尽管,张先生的一系列想法有的没办法做到位,但我们还是应该明白很多事情不是靠张先生一人所能完成的。我们也可看到赵长青、陈洪武等先生以及中国书协的上上下下的同志们都在与张先生一起为中国书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努力着。为此,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苛求。慢慢来吧。大家不妨及时行乐—写字去吧。
缺第四期(待补)
(2007年第5期)
望着自己稀稀拉拉的几根头发,再看看邱振中的那个极具震撼力的光头,心里不由生出几分羡慕。邱振中是我在中国书法学者中很喜欢的一个:一是他比较西化;其次,他很严谨,善于接受新的东西,思维像小青年,“奥迪A4”开开很有派头。这次“中国书法学者兰亭行”中,我发现邱先生在笑的时候,还带有一点涩意和“妩媚”感,我这样说希望邱先生不要见怪,正是由于这一点,可能他做起事来就比较细腻而严谨。后来,在照片中看到陈丹青也是光头。“咦,剃光头的都是比较有级别的嘛!俺也试试?”由此看来与其让几根“鸟发”耷拉在头皮上,还不如一屁股坐到底,把它全部剃了——达到“最”或者“第一”的境界。你想想有时摸摸自己冬瓜一样的脑袋还是挺有味道的。这就是现代人和古代人有所不同的地方,现代人干脆,要么不干,要干咱就干到底,就像“信乐团”唱的那首歌《死了都要爱》……于是无论在说话和做事时都比较强调这一点。就说爱吧,前面还要加上一万年。这是和古代人“中庸”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做事留有余地步,向阳宅第春常在”,这是古人得意之处。太师椅坐坐,鹅毛扇摇摇,手指掐掐,“皆在俺老夫的掌控之中也”,我们一般也接受这种思维方式,所谓中国式的狡猾。所以当邱先生在马世晓书法展的座谈会上,把古代大家和现在的杰出书法家做了像梁山好汉一样的排座次比喻,不服气的好汉就跳出来了,“你这种做法不是否定你科学研究的主张吗?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吗”?“怎么样?放马过来……”我从中看到原来邱先生还有激情的一面。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在现代社会,谦虚绝对使人退步,以前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现在,改革就是请客吃饭,都倒过来了。所以,捧人也要“杀到根”,也就是“到位”,不把人弄得惬意还不如不弄;就像捏脚,要捏得你酸才爽。其实,这都是鉴赏标准不同惹的祸。
比如断句,一个标点朝后或朝前,意思完全不一样,就像新娘子跑错房间,事情搞大了。在评书法作品时也是如此,其上下落差之大可以让你昏过去,既可以让你得奖也可以落选,关键在评委。记得以前中青展的时候,初选是两个评委,所以,你的风格如果正好是去小便的评委所喜欢的,那你死定了,你绝对想不到你十年寒窗苦写,竟然会毁在评委的“一泡黄汤”上?真是旦夕祸福,转瞬之间。世界上的事情充满了偶然性。比如,当上博收进《淳化阁帖》的时候是叫好声一片,还举办了一系列展览活动。偏偏有那么一些“老蛋黄”(老资格)撰文说是白白浪费了大量美金收了次货,急得刚才还眯眯笑的一些专家马上面孔发白,血压升高。其中一位在临死前说: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千万不能干。所以,现在《淳化阁帖》石刻又现身杭州,喜欢的大可“透过刀锋看笔锋”,因为,这就是“学书别有观碑法”,先不要去想真的还是假的,能有启发就好,其实,假的当中也有好东西。我这样说绝无说它是假货的意思。在中国的古代思维中有相通性的特点,不仅书论和文论,在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以前,刘小晴先生在办公室里面可以把诸如“中锋”“侧锋”“偏锋”“逆锋”以及“欲进先退”“欲左先右”“顿挫有致”等方面的书法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一次,忽然他停了一下“咦,有点黄的嘛”?他一说,举座愕然,掩口大笑。估计,他背着背着想到《素女经》了。由于,中国古代的思维基本处于一种状态下,所以,很多东西有类似性和相通性。因此,当唐末的一批和尚和明末的一批书家以一种独特的书法面貌出现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书法变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王铎的作品是十分钦佩的,为什么?就是不肯做古人的“哈巴狗”嘛。看来,“改革是硬道理”这句话是一点都没错。书法是“我写我心”,写自己的字,让别人见鬼去吧!
讲到卫俊秀先生先要说说我们的孙稼阜编辑,我刚看到他时,他穿着布底鞋和布做的衣服,脸涨得通红,很少说话,我写字他拉纸很兴奋,文章写得不错但宣读时没人听,不懂演讲技巧,听说看不惯世俗恶习,要去做和尚。在卫先生病重的一年里,他没少端屎端尿和擦背……我一看这是个德艺兼备并极为独特的人,征得领导同意就延请他过来担纲这份工作,事实证明他很出色。我说这话没有刻意去褒扬他,而是要说一个道理:乱时用人要看才,治时用人更重质。于是我也就对卫先生格外钦佩,书艺与道德并重,能培养这样的学生的老师可见功力绝非一般,学问深厚但不张扬。有的人一生坎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识人头”,以前听我丈母娘就说过,“不识字可以吃饭,不识人头不可以吃饭”,如果连英雄狗熊都搞不明白,那苦头有你吃的了。我在宁波女书法家协会座谈时谈的都是以生活家庭为例作比喻,来认识书法,她们觉得很新鲜,说从来没听到过,在这世界上万物一理,艺术的道理就在你身边。一个人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拎不清还写什么字?
(2007年第6期)
吴建贤先生去世了,我们的心情很沉重。他是新时期中国书法主要的参与者之一,也是《书法》杂志筹建的功臣。我说几件事:一、沙孟海当时写信给他他不回的,沙老问他为什么叫他干等?他笑笑说我不喜欢写信也写不好。二、在林散之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没有开口索字,说面皮薄。三、刘炳森去世前到上海亲自登他门造访,执礼甚恭,并主动给吴老师的学生每人写了一张字。在他生前我曾经多次和他说想介绍他,他说我不喜欢吹牛的,没想到今天会以这样的方式为他“吹牛”。他一有看不惯之事会当面给你“颜色”,怒目圆睁,让“屑小”之辈看到他“抖豁”,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硬到底了。同时,朋友生病他不仅送钱还会每天到医院去陪,暗地里潸然泪下。自己母亲生病两年每天赶去医院服侍,直至去世,没对朋友和学生说起过。他说:人家知道了要来看,送礼送钱,烦。我不喜欢。他做人就是这样识相。什么叫“侠骨柔情”?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有“品”有“骨”的人,就是性格太刚强,古人说刚易折,老子也说“柔弱胜刚强”,所以,我们平时看到一些老是躬着背跑医院的“老病号”,反倒活得好好的。“其他不管它,医院是我家”,保命要紧。人上了年纪万事要小心,年轻时可能死在酒上,但到了年老了就可能死在一阵风上……逝者可悼,生者惜欢。希望大家都健康快乐,为书法事业多做贡献。
说到贡献,在发表扬信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谁给漏了,否则,明天上班看见一张唬着的脸,那就麻烦了。以前在农场的时候,我们就流行一句话:给九个馒头一个拳头,保证馒头全忘了,只记住拳头。只要去问问幼儿园老师,就知道举手最快的是表扬过的小朋友,所以,表扬很重要。上两期我们在卷首语里表扬了一批为《书法》杂志做过贡献的老编辑,但忘了表扬老领导了,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领导的英明决策,你能有《书法》杂志的今天吗?开玩笑。所以,一本杂志要办得成功,既需领导的高瞻,也靠专家的敬业;世界上的品牌杂志无一不循此规律。老领导的强烈抗议我们一定要虚心接受。为了不让老领导伤感,拜托大家一定记住他的名字:赵坚。顺便说一句,他还是一个很儒雅也有学问的人,所以,更不应该忘记他。
说过了贡献就要说说恶俗,什么是恶俗?就人而言,未开口先露大金牙、揩鼻涕用手背、吃面条声像通下水道、发言时头颈摇摇再往上挺一挺、牙签插在嘴上和人亲切握手、老是讲方言式的国语……如果人是装腔作势那字也是一样的,高执笔,“兰花指”一翘,胸阔一阔,看他写字就会觉得他在摆功架、“拗造型”,浑身会起鸡皮疙瘩,汗毛全往上竖。这是俗在其皮,更有俗在其骨的。不过,有不少人很吃工架的,如果有人买字你急吼吼说:价钱你说了算,不行的话还可以送几张。那就很外行,没档次啦。你要这样说:哎呀,我现在没空,不写啦,你是不是到其他地方弄一张?再说比我写得好的多的是,如果我写的话,估计你也出不起这个价噢?那又何必呢?哎呀,多有面子。就像有的女的面对男的追求,明明心里很开心,还要把头一撇,手往嘴里一捂“人家不要嘛”。如果你直来直去说:好啊好啊,我开心死了。那男的就把你当“十三点”了。我的意思是,适当摆摆工架也是需要的,过头了就恶心了。你说现在写字有多少人有情感在里面?但如果写书法都没有情感那也不行。所以,其中的方圆曲直只有比较后才知道,这包括很多方面。在平时的生活里你做手势叫家里人拿把蚊拍,结果他递给你一把菜刀,这叫:七里传到八里。斯文点叫“误读”,在单位时叫没领会领导的意图。于是,就有了争鸣,所以,所谓的商榷的文章就是这样来的。说得直白点就是“你胡说”,另一方说“你瞎搞”。究竟谁是混蛋谁是鸟人,只有聪明人和专家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
其实,我在这本杂志中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读者来信。编的人和看的人沟通是最快乐的事情。有一次,编辑部来了一位安徽的书法爱好者,说是食品厂的,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上海。我问他何事?他说没事就想来看看你们,你给我的字提提意见吧,前后就十分钟时间,走了,临走时递上一桶自己磨的麻油。原来他是送麻油的。不久前,黑龙江读者还寄来一袋大米。所以,你看工农兄弟的书法感情是多么的淳朴,这常常让我感动,就像看这些读者的信你会感受到一颗颗真诚的心。老实说信中有些建议可办,有些也没办法,只能在这里抱歉了。徐建融先生一次来到办公室对我说:哎呀,林岫真是一个才女啊,书读得真多。我一向对女的有才的羡慕的不得了,一听是“北大”“清华”的,我肯定要起身让座倒茶。所以,我对游寿、林岫、周慧珺、孙晓云等有学问的女书家始终抱有敬意。这次蒙中国书协看得起,和一批书法学者去了兰亭,代表我们千千万万的读者向王羲之墓三鞠躬,腰到现在还有点酸,为了王羲之,腰酸算什么……
(2007年第7期)
总算在广播里听到一个让搞书法的人有点欣慰的消息:说现在电脑一族发现自己用电脑写的信或文稿太冷冰冰了,缺乏人文情怀,忽然怀念起那些手写稿来。于是,就有软件开发商搞了一套软件,只要你把三千左右的常用字写好输入字库,以后打出来的文字就是你的手写稿了。据说这套软件要五千元左右,有点贵。但至少让很多人认识到书法是一种人的情感在纸面上的自然流露。这世界还是需要爱的。但书法本身怎么发展?看了杨吉平的文章让人想起老人家在湘江边上吟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的情景。没想到老杨人长得不怎么起眼,心气倒挺高的。这还包括闵祥德先生的文章,都是对书法的前途具有忧患意识的人,没想到在书法队伍中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先进模范?看来书法想衰落也难。在我看来书法无非是一种兴趣,三二知己、香茗一杯、展卷观摩、拍案叫绝、兴起而至、兴终而返、各奔东西。或者像徐建融那样,回到家里拿出漂亮的笺纸用端楷写下来,弄些诸如“出水芙蓉”“落霞浮浦”之类的书法成语彼此鼓吹鼓吹,也挺有文化性的。秀才人情一张纸嘛。大家高兴,你好我好全家都好。书法“圣教”的宗旨那就是以书会友,展拓襟怀。那么有了协会,有了位子,有了利益,就有不少人动“争座位”的脑筋了。在陕西,听薛铸先生说:某公比他要大好多岁,结果,为了争座位,一次次把自己户口上的年龄改小了,他说:妈呀:再改下去他要叫我叔了。这是改小的,也有装老的。明明年纪比我还小,不仅称“公”和留胡子,有时还装神弄鬼给人算命,如果是看女的手相,那摸起来就没完没了。最近听说又出新招就是“装踉跄”,专门要左右两个小姐搀扶上台,满脸严肃,一副国学大师的腔调,这就是孔夫子说的“乡愿”。
想起在“文革”时,造反派都要弄一个山头,什么“东方红”、“联司”、什么“军”,什么“派”的,现在书法界也有人吸取了这方面的经验 :流行书风、二王书风、学院派、魏碑艺术化运动等等。不管你竖起一面什么破旗,终归是一个“山大王”,或者是书法造反派头头。用最时髦的话说就是:很嗨。也不知是哪个鬼东西发明了这么个词,读起来凉嗖嗖的要起鸡皮疙瘩。恶心的东西不在于没有,而在于缺少发现。所以,在中国书法发展的方向中我以为人的素质是至关重要的。你看有的人认为自己圈子太小,俺就弄个“国际”的玩玩。实在没事干的,那俺俩就“秀”一把,彼此pk pk,或者搞个排行榜干干。不就是大家都说的“话语权”吗?俺也抓它一下。反正在中国书坛上混,一要你能折腾,除了占山为王,或老鼠打洞弄个什么“理事”干干。二要敢吹,别不好意思。薛铸还说了一个笑话:说他两个原先搞公安退下来的朋友,说自己是抓扒的老手,今天要露两手给他看看,各把一刀用报纸剪成的百元大钞往屁股袋一装,出发了。结果,一天下来什么小偷都没有逮着,气得他俩把报纸往床上一仍,只见上面有字 :请你们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书法圈里开这种玩笑的也不少,名片一看吓死人,毛笔一拿晕死人。不要说行款“左行”闹不明白,就是横幅从哪写起也搞不清,更甭说“三线的界定”了。看来要补点儿钙、加点儿碘。
说到地域风格,就想起旧社会对各地的人都有一种蔑称 :上海瘪三、关东胡子、江阴强盗、绍兴师爷、山西乐户、三河老妈、京师相公、山东响马、江西腊鸡、河间太监、珠江老举等等。寥寥四字,把当地的特点给勾勒得非常清楚。地分南北,山川、气候、物产、性情、风俗各不相同,所以很多方面都不一样,比如:高邮黑屁股,说的是当地渔船的屁股都漆成黑色所致 ;而保定狗腿子则是保定地处京畿之地,多名捕服务于皇上 ;还有广东咸水妹则是由于通商而出现的在船上干皮肉活的女子。至于京油子、卫嘴子说的都是当地人能说会道。再来看看书法也是如此。江、浙、沪多精巧,豫、陕、辽多大气,四川、福建出新意,山东、山西偏传统,北京则是五味杂陈,新旧相掺。其实,在今天也不尽然,信息的发达使大家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了解和掌握彼此的动态,绝对的地域特色已经不复存在。强调地域性,目的是为了振兴某地的书法,而非去统一某地的书法风格。看到那张学术委员向王羲之墓鞠躬的照片我就忍不住想笑。但在很多时候想笑的活却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和对待,这就是民间俗话说的 :人骗人。很多东西不能拆穿西洋镜的。要装装傻,卖卖乖。在书法上真的能流传的或有益于后人的,或者像孙伯翔那样做做基础研究,或者像黄季刚那样把书法当学术余事玩玩,或者像上海古籍出版社那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出一套好帖嘉惠后人。写字人嘛,还能有其他什么奢望呢?你说呢?
(2007年第8期)
“兰亭”雅集四十二人选拔,网上搞得很热闹,这就是书法的选秀。不同于“我型我秀”的清一色的俊男美女,书法界里的不少爷爷、奶奶、大叔、大婶和小朋友一起参加选秀,没听到一个反对的,还有的手上有不少“骨灰级”的“粉丝”,就拼命帮他按键盘投票。反正这个现代操作挺成功的,选上的眯眯笑:“办得好,有质量。”没选上的就说:“这名单咋出来的?不是瞎搞吗?”古代大家是靠口碑让人知道的,如果董其昌说某某学问好,书画好,那还有什么疑问?董其昌不会乱说,否则要砸牌子的。问题是现代大家有时也会在某种权势或利益的驱动下胡说一通,乱写一气。“不就是抬抬轿子吗?这事韩愈老干”。于是大家只有相信自己了。所以,选上和没选上都不要太在意,玩玩的。现代社会的长处不就是没事找事?有话好好说吗?至少有的省份连人影都没见,说明他们没有平均主义的想法,好就是好。甬、绍之人,本是南方中的北方人,脾气之倔亦可见一斑。
一个时代的大家一般没有几个,所以,很多人自己感觉不要太好,在现在,其他人不给你吃药已是上上大吉,你何必自己给自己吃药呢?犯得着吗?没意思的。再说只要你一胡说,不服你的人是排队的。看电视上香港一个大富豪在回答主持人提出的怎么从来不见你出来或接受采访时说:“人都有红眼病的,我已经得到好处了,再到处乱张扬,不是找死吗?”所以,当有的人提出某某是大师时,不仅徐建融撰文批评,连章祖安先生也说自己很欣赏徐文,正气、委婉、有君子之风。连七八十岁的老前辈都看不下去,可见,现在污七八糟的事太多。听湖南朋友说:黄永玉在湘西的画室里只有一个太师椅和一个画桌,做了很多幼儿园小朋友坐的小板凳围在房间的四周,他说老板和官员来就让他们坐小板凳,他们肚子大坐不下去,“杀杀他们的威风”。书画家到了黄永玉这个分上可以“牛比牛比“了。书法是靠什么传承与生长的?还是老三样:立功、立德、立言。真的有级别的人就是在下这个苦功。所以,至少在待人接物上,你只要看到有些人紧紧握住你的手,然后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表情之诚恳绝没有半点忽悠你的意思;而且他的地位远在你之上,你就懂了什么叫低调和炉火纯青。
“九届国展”又要开幕了,由广东省书协承办,广东此前就已承办了荔枝文化和石油文化的两个展览,现在广东省又把书法列入中小学必修课考核科目,这个和以前的写字课有着天然的差别,说明广东在重视书法教育方面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承办“九届国展”更会提升书法的战略地位。“九届国展”这个国家级的造星机器自然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于是,新一轮的磨拳擦掌开始了,张主席希望大家要“维护国展的品牌”,要补台,不要拆台,大家要给面子。其实,我们看到,从上世纪80年代起的“书法运动”到现在划上了句号,赶集式、募捐式的书法大展消失了,说明领导们是想好好恢复国展的权威性。记得我在《中国书法运动的简明报告》一文中就说过:以后小型的类似雅集式的友人展、邀请展等会大大增加,就像前一阶段的“五体十家展”或如现在的“兰亭雅集”和“十家行草展”。在解放前,书家在一起玩无非是对胃口,就像白蕉与邓散木、沈尹默与潘伯鹰,他们之间不会串线,因为是两个路子。其实无论参加什么展览或和友人在一起切磋,我以为张旭光说的“读书、临帖、悟道、创作”是真谛,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以前老师对我说:你的一生无病无灾没有经历战争就是最大的幸福。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历史上书法家都没有人享受过的昌明时代,所以我们要学会感恩。就像介绍薛铸那文的题目:胸怀爱国志,真情寄事业。也像马治全先生写的《一幅对联的故事》里介绍的人物。书法就是要映照一个人的品格。如果书法把人弄得利欲熏心的话,还不如不学。
遇见一些朋友对我说:你们登的“百强”落选作品我看下来怎么都是写得很好的?是啊,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写得不亚于年长的,以前的人书俱老的观念也真的要重新看,比赛就只能让实力更强的、机遇更好的人获奖。“百强”中四人得到了写字帖的机会,如果他们交稿快的话估计在年底就可向全国发行。我们的一生都会陪伴书法,因为,只有在书法里我们才找到人生的价值和获得心灵的宁静。
(2007年第9期)
这次到中国美术馆办展后才知道原来办展和结婚没什么两样,订场地(婚房)、订酒水、订衣服、订司仪、印请柬、印集子(嫁妆)、请嘉宾、请媒体……现在知道原来喜欢办展就是喜欢那种新婚的感觉。那种感觉挺好,要不是钱的问题俺天天办,天天做“新郎”。直到人看了吐了为止。“行草十家展”的很多同志,都是老“新郎”了,那种操办的熟练和专业连我看了也都有点傻了,他们是不是专业的书法“婚庆公司”啊,你想连一直参加“书法婚礼”的老蔡(树农),买的是八点飞机票,大吃大喝后慢慢地赶到机场已是十点了,谁知飞机刚刚登机,好像就在等他,岂不叫早到的人晕死?这个展览还没展,网络上就有人说:这是个由大腕、大款、大官、大奖组成的展览,我在中国美术馆致谢词中说:幸好没说大家,说明同志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然,这只是民间的展览。沈鹏先生悄悄问我:你叫上海人来了没有?我一怔说:没有啊。再想想沈先生的意思,原来他在暗示我,多有面子,家乡人不来,不就是项羽说的:发了不回老家不就是“锦衣夜行”?于是再想起陈海良拉着我的手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高兴死了……说明书法“婚礼”还是会让人亢奋的。
原来中国的展览太多了,大家都兴奋,抢着做新郎,管它什么级别的,这就是展览的泡沫化,适当的泡沫泡沫还是有意思的,网络那可热闹了,有人可贺、可扁、可骂了,媒体记者像鲫鱼似的窜来窜去,高兴得屁颠屁颠的,主办方也可搞些钱,老板可以拿些字当礼品。想想谁都是赢家。最惨的就数培训班、提高班、冲击班也上了,名家也点评了,寄了好多作品希望总能打中一枪,把那脖子拉得像长颈鹿似的候着的作者,把退稿费也寄了,咋就不见入选和退稿啊,这里的因素就太多,讲不清了。可见,在任何地方散户永远是悲惨的。现在“九届国展”又要开始了,像以前一样,又有同志开始“惆怅”了,希望把篱笆扎扎紧,不要让“野狗”钻进来。当然,还有些书法的“党外人士”和“个体经营者”希望对体制有更大的改革和变化,以推进书法的民主化进程。吴冠中先生前些时候说:取消美协、书协等团体。把那些占据风水宝地的人吓出一身冷汗,“想要掐我的头颈,哼,你吴冠中算老几”?再想想我们的书法家也形成了需要被领导的惰性,一天找不到组织,一天就憋得发慌。就像小白兔找不到妈妈。所以,能像张海先生那样下去走走,做做调研工作,听听群众的呼声,相信还是受人欢迎的。
前些时候哈佛大学的白谦慎先生来到我们办公室,那身打扮像国外的远足者,我特别喜欢他嘴角那似笑非笑的神情,加上他眼光里流露出的一丝狡诘和智慧,就是他搞了个“王小二”,把书法人耍得晕晕的,恨得痒痒的,笑得哈哈的,开创了书法研究的新的模式,此次去参加“明清书法史研讨会”,读了文章知道此次书法研究的“衙门”向大众开放了,有的人还补贴了点车钱。写文章的能这样就很可以啦。对操办者来说也算是新的思路。在江西八大纪念馆我遇见了楚默,一个穿着落伍说话谦恭的老头,据说,他每天吃好饭什么也不管,就一头扎进书堆里。后来又在无锡博物馆见到了他女儿盛斯澜,一个文文弱弱的研究生,父女两人都充满了书卷气。本期杂志同时刊登了他们父女的文章,所谓书法研究父女兵,在历史上也不多见,也是奇事一桩。
在太湖文化圈历来出才子才女,此次又有“太湖书女”三人书法展,女性书法有大提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网络上的男性看到有女的办展兴奋得要死,一片顶声,没想到男的好色的动物性会表现得这么彻底。让我足足笑了一阵。不过对女性办展我们应该表示支持和足够的宽容。我们看展或读书往往一掠而过,不讲究细读,看了写得好的书法家作品就知道,其实魅力恰恰在细部的处理之中。我读了孙伯翔先生的文章,知道他是过来人,每句话都是有过体验说出来的。现在,中国书协强调要书法家读书,如像李叔同,青灯黄卷,练就一身不朽功,或者像张本义那样也加入名流中,撰写一下“百城赋”,给书法人长长脸?当然,这只是个别的,大多数书法家还是德艺双馨的,否则,怎会有今天书法的大好局面呢?
(2007年第10期)
刚从山西碛口回来,那是一个明、清时期遗留下来并保存得很好的小镇。中国书协组织了一百位著名书法家到那里写百米长卷,题为“红枣红了”。这是个不错的策划,也是个送文化下乡的好点子,同时老朋友也可以见见面。从飞机场一直开了六小时路才到那里,一路风雨交加,坑坑洼洼。“哇,原来睡的是窑洞,看来我们要头枕黄河,脚抵窑洞,手握笔杆,心怀长卷了。在这种地方还有人喜欢书法啊?怪不得毛主席常教导我们要深入基层,走到群众中去。”条件是艰苦点,但大家彼此相见还是挺兴奋的,可惜四周黝黑一片,啥也看不见。只能看着窑洞的灯光听听下雨的声音了。一个挺好的主意,毁在了天气上。据说要连下三天的雨,于是第二天一早就有人开始陆续撤离了,第三天在机场大家又见面了,我戏谑道:来时如“三军压境城欲摧”,黑压压的一片,去时像“百蝗袭身心已碎”,脚底抹油看谁逃得快,横披“红枣烂了”。这只是说说笑话。山西的文化积淀和书协的良苦用心不是我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这使我想起在很多年之前去甘肃通渭,毛主席写“红军不怕远征难”一诗的地方,据说站在县城的马路上,其海拔高度超过黄山,那时我才知道中国的地势是一边高一边低。喝的水没一会底下全是盐。排队买字的老百姓兜里掏出来的全是十块钱,皱巴巴的。但书画市场挺红火,现在想想到那里去赚钱真是罪过,不过老百姓就是喜欢,你如果写的草书草法错了,或者你写到一半诗词忘了,他们都可以帮你指出或者背下来。可见他们对书法的热爱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听接待人说在火车站那里治安不好,于是我和某君一下汽车就躲在宾馆里不敢出来,然后上火车时是一路狂奔,小心没大错,总算平安。害怕别人抢钱,结果自己倒像抢钱的。后来听说有些人在那里栽跟斗了,就是胆太大。
文化的前提是基础,随后又要分出雅文化和俗文化、正统文化和隐秘文化。比如拆字和算命就是隐秘文化。据说书法界也有些人很相信这一套的,以前洪丕谟先生说我命好是数一数二的,结果我很高兴。他还把对我算命的手稿放在集子里。我碰到对此有兴趣的,就把这件事拿出来炫耀一下。可见,人喜欢听或说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谁也不会说算下来自己将要被汽车撞死。在上海,自从极有才华的乐心龙先生发生车祸后,大家一边在感叹失去了一个才子和人生的无常,一边就有了自己姓名的笔画是否犯忌的讨论,据说乐先生名字的笔画不怎么好,早改了就没事了,当不少人听到自己的名字的笔画不犯冲,就长长地松了口气,“总算没我的事”。我就听人说起刘炳森先生的名字前两字从刀从火,后一字从木,木最怕刀、火。据说炳森先生自己也知道,后来就在字、号中加进了水的成分。小时候我就这个问题问了书法老师,他说信者有之,不信无之,他说得模棱两可,弄得我也搞不懂。后来听说某某著名的书法家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变成了刚出道的小朋友,我问为什么?他说算下来自己的名字笔画不对,要有大祸。我说你为了自己的名字变得有名气,花去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不是从头开始?后来据说叫了一阵不叫了,估计是想想不合算。这是隐秘文化。但我们的知识和修养更多地是从经、史、子、集中获得的,孔子就对这种鬼怪的东西不喜欢,《论语·述而》记:子不语怪力乱神。识见是靠读书和感悟得来的。读书人,常人敬止,读书并行善之人,鬼神敬止。和林岫先生在一起,她有说不完的经史典籍上的典故、故事、笑话,是很多书法家钦佩她的原因。这次到浙江参加“兰亭七子”的评选(这个活动的巨大影响,说明这是个在现代书法史上操作得非常成功的范例),当主持人非常稔熟地提出各类问题时,就可清楚地知道回答问题的书法家平时读书的程度。王僧虔说:读不读书是受不受人尊敬的主要原因。王导对晚辈习武不习文大不悦。也正是由于读书,王僧虔比较自得,他说:“王家门中,优者龙凤,劣者虎豹。”没有孬种。但古人也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为什么?有的读书人心术不正,书读得越多越坏。章惇也是读书人,与苏东坡小时候一起玩的时候,苏东坡就看出他的凶恶,拍拍他的肩说:老兄以后会杀人。后果如是。有些文人为了某种利益,利用自己的知识揭人短出恶气、写匿名信报复、篡改文章逞能、生红眼病寄快递造谣,就是把书往屁眼里读的最好例子。所以,董其昌说文人要有“担当宇宙”、“放开此心”、“做个出头人”的那种“洒洒落落”的坦然。前些年我在山西平遥买了一块估计是民国时期刻的伊秉绶的“烟云供养”匾额,文化就是让自己在笔墨氤氲中孳乳供养的过程。古人无论是题匾还是起斋馆名号,都充满了学问。一次看见陈新亚也有一方和我一样的闲章“佩韦”,心想难道他也和我一样性急?我琢磨着他是提醒自己做事是要舒缓、悠然。就像白蕉那样:在自己家里脱了衣服,笃定地吃着西瓜、品尝螃蟹、挥洒书法而显得“得意忘形”,这样的状态能写好字。“天下三大行书”怎么出来的?应该说写的人都有这样的文化胸怀和心境。对写字和读书,我们应该抱着这样的态度:真喜欢!
(2007年第11期)
现在书法界关注的焦点全集中在“九届国展”上了。不久前在镇江听李双刚说笑话,说有一朋友打电话给北京的朋友说:最近在忙什么?北京朋友说:也没忙什么,就是在写几张获奖作品嘛。当时大家听了哑然失笑。每次国展都有点故事,所以,大家都有点“八卦”心态,希望看看热闹,能有点“事”说说。其实,这次中国书协工作做得很细,加上广东书协是借助于广东政协的帮助,运用政府接待以及评选程序来操办的,至少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无懈可击。以前,比较喜欢挑刺的蔡树农,这次回来后写了一篇全程纪实性的日记,他的意思是我所看到的全告诉你们了,你自己去品味品味,想不到老蔡也会用“春秋笔法”了。很多人在网上就说:不像老蔡了,他被收买了。好像老蔡就是一个“动乱分子”,他不闹就没好戏看了,这是典型的看客心态。你想老蔡这种人收买得了吗?尽管他喝很多酒,酒水糊涂,但他其实肚子里一本账清醒着呢!这叫“醉拳”。从老蔡的报道中就可以知道,中国书法的大局正从“乱”走向了“治”,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不过出奇的事还是有,据说有一位投稿者投了六十件,当时,我听了就头发晕。想想这就是陈海良在培训班、冲刺班上说的:多打几枪,总有一枪会中的,估计海良兄自己也绝料不到,那位老兄会一梭子打出去六十枪。这可以说是中国书坛的最大新闻,也是人们过分看重目前的展览书法的最好心态体现。我估计这位仁兄中与不中都要傻掉的,因为血管受不了。如果书法再开几次“恩科考”,北京的地下室里又会多出很多“书法北漂”。所以,我很喜欢这样一个对子:“静观世变,闲看人忙。”讲得多好,这就是做人的档次啊,大家在书法的路途上都像解放前“轧户口米”,那还有何等斯文可言。我们要善于发现身边具有贵族心态的人,像此次介绍的刘绍刚,还有他一起玩的刘涛、唐吟方、朱永灵、张智等,都是些不与人争,懂书法、懂生活、懂情趣的,应该是属于比较有“腔调”和“态度”的一些人。韩非子早就说过:“人有欲则计会乱。”人吃五谷有点欲望还是自然的,就是不要太强,并去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这就不妥了。就说一事,此次国展评选据说网络也来了好几家,谁知在要发重要新闻的时候,宾馆网络受到病毒侵害,全部瘫痪,各家无法争抢头条新闻,大家都怀疑是“内鬼”放的病毒。商战中的黑客战略都用上了。如果要说网络的未来,我觉得要提倡“网德”,这很重要,不少人一没人管就随地大小便。网络是开放的,但说话还是要有责任感,乱说者人们称之为“喷粪”,那么哪种人的肚子里全是粪而不是文化呢?比如说冒充圈外人、生意人谈文化,寄“匿名信”造谣,篡改他人文章,表面上好像他很有学问,再一想他不就像躲在网络大门背后拉大便不知会天亮一样。还有的自作聪明,吃饱了撑着说要查查谁的税收问题,过一会又说受到生命威胁,缩进去了。还有据说造林岫谣的小子也混迹其中,充斯文。这类人我称之为“网络坏分子”。又有一位朋友在研讨会发言中说:我刚从美国回来,就随便谈谈。过一会一个朋友对我说:三年前就已经在一个研讨会上听他说刚从美国回来,据说是网络红人。其实,在现代,要么像杨利伟那样刚从太空回来,尚可吹吹。美国回来就最好不说了,因为搞书法的,你最好说我刚从“兰亭”回来还马马虎虎。这种人目的还只是标榜标榜,也没太大恶意。就像有人不时地把他的长发朝后甩甩,或者像女的拿出小镜子不停地照照,忸怩忸怩而已。而对于嚣张的人就绝不止忸怩了,这种人我认为是毒化书法空气的元凶,可列在“狠狠打击”的范围里。不过还要提醒一句,书坛上还有些所谓“正人君子”却喜欢利用某些“坏分子”来为自己服务。一次研讨会上,就有不请自到的网络来客,把几乎所有的人贬了一通,却把某某捧到天上去,这就大大地不妥了。潘天寿早就说过:“名利心一日不死,学术性一日不活。”所以,书法也并不是像同志们认为的是一块清净之地、世外桃源。社会上的坏分子这里都有克隆版,只不过多了点酸腐气和神经质。故而,徐建融先生呼吁:多学点前辈的谦虚,少点小辈的张扬。书法这个行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潜藏着的高人多的是,切莫太嚣张。否则,他扔下句:阿弟侬(你)嫩勒!你也要发呆的。还听说一著名学者在一些拓片上题跋,就有人打电话给他说,你题写的拓片中有好多是假的,是我弄出来的,学者一听傻了。幸好这位老兄也只要了几张字作罢。反正,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书法界的人士都要强调自律。党的“十七大”召开了,文化艺术将要有更大的发展,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和把握。所以,要提倡“德艺双馨”。据说书法界入选全国文艺界“德艺双馨”评选的有几人,接着匿名信就随之寄到编辑部来了。我姑且不去评论其中的对错,但每次谁要上了,谁有点前途了,总会出现匿名信,感到比较恶心,这叫坏人家的好事。老人说起来干这种事要折寿的。如果某某有什么问题就当面说,现在谁怕谁?如果腿骨发软那就算了,你不是干这档子活的料。如果我们能好好读读《书谱》,听听白蕉、钱君匋、赵朴初等前辈为艺做人的道理,相信不但书法进步,人生快乐,而且也会有黄庭坚那样的会心“一笑”,海阔天空。
(2007年第12期)
反思,就是“回头看”。不要走过、路过、看过、玩过后拍拍屁股就算了,艺术上的反思到现在就集中在书法家有文化和没文化这一问题上。旧社会有一大批文人书法家,都是本事十分了得的人,但后来写字的就不怎么强调文人的身份了。现在有点文化或有点国学小常识的人也牛了,看到会写字的就抛下一句:“就是没文化嘛。”使得会写字的人恨不得抽他两个嘴巴子。“什么东西?写的狗爬字,还来教训俺”。于是,强调文化的和强调艺术的就pk起来了。问题是无论你是写文章的还是搞批评的,大家都有一个要求就是:你本身的字要写得好;否则,“牛仔很忙”,他什么也不想听。这也就是等于要求诺贝尔奖的评委也要写出能获诺贝尔奖的作品。“说我没文化,俺就出点书给你看看!”一时间,书法作品集、文集像灰尘一样满天飞,谁都是“中国实力派书法家”,顺便还送你一个光碟“米西米西”。如果说在中国有什么行当显得很不专业,那就是书法。入门的门坎很低,就像档次比较低的银行,放点小钱就可以办个金卡,成了尊贵的客人。很多官员都说:等我退下来以后就写写字,我听了就很胸闷,书法成了“养老保险”了。在从前,字写得不好是不能做官的。因为,在字里面包含着大量的人的信息。
古人就说过:看一般的人,在做大事方面有没有做作;看豪杰,就看他小的地方有没有漏洞。这在书法上体现得很具体。轻佻的人线条薄,持重的人不仅线条厚而且架子端稳。至于出书,古人更要以一生心血而为之。因为,出书不当即出丑,就像女的穿着睡衣,睡眼惺忪、云鬓纷乱出来见人像什么样子?所以,女的出门前要描啊涂啊是有道理的,在女人身上包含着很多艺术信息,什么欲言又止,眉目传情,含羞低眉,笑不露齿等等。什么是眉目传情?就是形断意连;什么是笑不露齿?就是书写控制嘛。所以你想想都是很高级的艺术手段,在书写中全用到。所以,很不专业的“书法家”要好好向女人学学。什么事都不要弄得太“刮三”(露馅),让人看到你屁股后面的尾巴就不是专业的问题了。在旧上海,女子学习书法、绘画也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像何香凝、宋美龄喜欢以外,还有一个“中国女子书画会”,里面有很多才女。在一些“老法师”身边总有一些美女弟子,这种风习在袁枚时代就很吃香,也是老上海的一个看点。在古代书法家中我对傅山的为人是比较佩服的,为什么?就是够朋友嘛,只要朋友有难,他能豁出命来帮你,交这样的朋友就是舒服。被帮的人最后写道:“独子同忧患”,“生死见心知”。大多数人在一起吃吃喝喝没问题,只要一碰到利益攸关的事,“爷叔对不起,明算账!”所以,“与有肝胆人共处事”很重要。人头不识,苦头吃死。刘晓庆在牢里,其他人全逃掉了,只有姜文还念旧情去看她,说明姜文还是很ok的。在古代书法家中除了傅山以外,“三珠树”里面的倪元璐、黄道周也是这种好汉,而王铎就不怎么地道了。我有一句格言:“艺术是另一种人生,人生是另一种艺术。”你仔细想想就是这么回事。
现在的书坛又掀起了一股“雅集”之风。在古代一旦“雅集”,有时就会产生传世之作,像“西园雅集”字、画、文、诗都传下来了,让我们可以看到和想象当时的盛景。现在的“雅集”味道就不一样,强调费用、档次、人选、吃住,就是没出什么好的东西。资格老的人一看没花头找个借口就逃掉了,有的主办者也不过弄个借口收点字。大家各有目的,也就很难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雅集”,说白了就是握手握手,寒暄寒暄,座谈座谈,切磋切磋,参观参观,涂抹涂抹,吃喝吃喝而已。与其说是“雅集”,还不如说是“聚会”更准确点。不过话又说回来,有要比没有好,不管怎样,出资方也是尽心地去安排好大家的吃住问题,也是把你当个“爷”来看待的,这也是书法家正逢开明盛世的缘故,才有如此的待遇。以前有多少优秀的书画家,也就是半斤烧酒、几两猪头肉或者拉到宾馆住几天就搞定了。还有一个手段就是帮你处理点家务事,你也就成了“家里人”。弄不好老书画家还强烈要求帮你写字画画呢。这样一想我们躬逢盛世的感觉就很明显了。而作为书法家来说也要德艺双馨,功性兼修才好。现在很多东西都冠以“经典”、“精英”、“集萃”、“掇英”、“精华”、“实力”等,反正,全是好东西!哪有这么多好东西?真正的好东西都是片言只语的,像白蕉的“云间言艺录”一灯能除千年暗。可惜,能让我们见到的太少了。有些人靠祖辈的才气,把好东西藏起来漫天要价,使很多人无法享受先人的智慧,这是一种遗憾,现在连国家的博物馆都这么干,我们对个人的行为又能说什么呢?所以,千争气万争气,自己要争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