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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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
2013年02月21日
来源：道源圣城

赵佶为端王时，画名和耍玩之名早已传遍朝野：“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指宋徽宗）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国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1094－1100年），年始十六七，于是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初与王晋卿诜、宗室大年令穰往来。……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研究赵佶的绘画艺术，不可不关注这位花鸟画家吴元瑜（生卒年不详），字公器，开封人，他活动于北宋中期，早年曾侍奉于神宗子吴王赵佖的府邸，官至合州团练使。其“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谓祐陵（宋徽宗）画本崔白，书学薛稷。凡斯失其源派矣”。吴元瑜常来端王府邸里作画，十几岁的赵佶从老年的吴元瑜那里粗知花鸟画的画理和画法。吴元瑜与其师崔白一样，将描绘野情野趣的残荷野卉和飞禽惊兽等铺陈到宫中，一并革除院体花鸟画中缺乏自然情趣的弊端。因此，赵佶的艺术观念是追求物像变化生动和写实求真。他对宫廷画家的艺术要求尤为苛严，首先集中在艺术手法上的写实和细微情节上的真实。他对宫廷画家提出的诸多写实规矩足以说明他的绘画观念，如“正午月季猫眼一线”、“孔雀升墩举左腿”等表现动物的故事。
《宣和画谱》有云：“祖宗以来，图画院之较艺者必以黄筌父子笔法为程式，自（崔）白及吴元瑜出，其格遂变。”其“变”，就是“能变世俗之气所谓院体者，而素为院体之人，亦因元瑜革取故态，稍稍放笔墨以出胸臆，画手指盛，追踪前辈，盖元瑜之力也！”黄筌、黄居寀父子以华贵富丽之色精心描绘了皇苑里珍禽异兽的静穆之态，传人不绝。吴元瑜与其师崔白一举打破黄家父子垄断了宫廷花鸟画达一百多年的统治地位，以十分自然淳朴的笔墨描绘了诸种动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动植物的野情野趣等，同时还保留了“黄家富贵”的气息，特别是将黄家父子笔下孤立的个体动物变成了互有关联的生命群体。如崔白的《寒雀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和《双喜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就是最生动的例子。在这方面，徽宗的工笔设色画注重保持“黄家富贵”的绘画特性，其水墨画承接了崔白注重表现自然情趣的创作轨迹。
《宣和睿览册》与徽宗真迹
宋徽宗一生书画作品十分丰富，他主要擅长画花竹、翎毛，偶作山水，兼作界画，曾自谓道：“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徽宗对绘画的兴趣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昼日不居寝殿，又以睿思（殿）为讲礼进之所，乃就宣和（殿）燕息。”徽宗最突出的艺术成就集中在花鸟画上，他继承了其师吴元瑜、师祖崔白等名匠注重生活情韵、艺术风韵的创作思路，以其纤巧工致、典雅绮丽的画风，创立了“宣和体”。
表现征兆国运的祥瑞之物，是徽宗花鸟画创作的主题，他相信这些吉兆能够给他的政治统治带来祥运。徽宗面对“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臻无虚日，史不绝书。动物则赤乌、白鹊、天鹿、文禽之属，扰于禁籞；植物则桧芝、珠莲、金橘、骈竹、瓜花、米禽之类，连理并蒂，不可胜记：乃取其尤异者，凡十五种，写之丹青，亦目曰《宣和睿览册》。复有素馨、茉莉、天竺婆罗，种种异产……赋之咏歌，载之图绘，续为第二册。已而……亦十五种，作册第三。有凡所得纯白禽兽，一一写形作册第四。增加不已，至累千册。各命辅臣题跋其后，实亦冠绝古今之美也”。可见，《宣和睿览册》囊括了各种祥瑞之物，累计千册，每册十五开，共有一万五千幅图，体现了他在艺术创作上追求“丰亨豫大”的审美效果，是一部佐有诗书文的大型集册。
《宣和睿览册》的一万五千幅图多数为工笔画，这相当于几十位专职画家一生之作的总和，就宋徽宗个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一人为之的。徽宗常延请宫廷画家为之代笔，数量极大。代笔画主要是细笔写实一类的山水、花鸟、人物等画科，目前所能得知的代笔者有刘益、富燮。事实上，为徽宗代笔作画的宫廷画家远远不止刘益、富燮二人，还应该有更多的专事“供御画”者，所以，在北宋后期的花鸟画上，很少看到画家的名字，可能他们终身为徽宗代笔奉献了。他们的代笔画被称为“供御画”，徽宗在其上题诗或押署并钤印，即为“御题画”。
关于哪些是宋徽宗的真迹，鉴定界历来有两种观点：其一，以名款为鉴定标尺，即凡宋徽宗书有瘦金体“御制御画并书”，还有“天下一人”花押及“御书”（朱文）和双龙印玺者，便是徽宗真迹，“御制”是特指画中的诗是徽宗作的；其二，以书画风格为据，重在其书画艺术的本身，名款只是作为鉴定真伪的依据之一。
宋徽宗存世真品至少有八件，其中七件为花鸟画，另有一件尚有争议的山水画《雪江归棹图》。他的花鸟画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工笔写实，有三件，类同北宋院体之格，即《祥龙石图》、《瑞鹤图》、《五色鹦鹉图》；其二是墨笔写意，有四件，类同文人逸笔，即《写生珍禽图》、《四禽图》、《池塘秋晚图》、《柳鸦芦雁图》“柳鸦”段。值得注意的是，工笔画皆为绢本，画幅纵53厘米左右；写意画则全是纸本，纵约30厘米。他与当时许多花鸟画家不同的是，既擅长工笔设色，又长于墨笔写意花鸟画技巧。有一种观点认为宋徽宗不可能画工笔设色画，因为他身为皇帝，政务缠身，没有时间画工笔设色画，只能作写意画。此论未必允当，一方面，徽宗已经将他的绘画活动作为其政务内容的重要部分，因而他有足够的时间作工细绘画；另一方面，按照研习绘画的一般规律，必须先学工笔，后学意笔，从画风承传方面看，徽宗必定长于画工笔，其花鸟画师长吴元瑜和师祖崔白都是工笔画的高手。
此外，还有一些被宋徽宗认可的北宋绘画即“御题画”，工笔类如《竹禽图》卷（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听琴图轴》、《芙蓉锦鸡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蜡梅双禽图》页（四川省博物馆藏）、《香梅山白头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均为绢本，长53厘米左右，册页长宽均为53厘米的一半）；墨笔写意类如《枇杷山鸟图》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鸜鹆图轴》（南京博物院藏）等，均获得了徽宗的认可。在北宋，意笔水墨花鸟主要流行在皇室画家之中，在画院画家中，只有少数人兼擅水墨意笔画，如薛志会作墨笔花果、田逸民善画墨竹，他们是否会为徽宗代笔，待考。另一类与徽宗的写实画风相仿的工笔画，但造型有异，如《桃鸠图》页（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红蓼白鹅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水仙鹌鹑图》页（日本私家藏）等均属于徽宗推崇的写实画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