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今教育研究的“麦当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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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今教育研究的“麦当劳化”
　                       　  刘春山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摘要： 从分析“麦当劳化”的含义及其影响入手，揭示了当今教育研究“麦当劳化”的特征，指出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克服教育研究的麦当劳化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教育研究； 麦当劳化； 后现代主义
　　
　　一、“麦当劳化”的含义及其影响
　　 作为美国快餐的一个著名品牌， 麦当劳产品流行于世界各地， 几乎家喻户晓。麦当劳快餐以其标准化的用料配方、制作工艺、生产流程、营销策略、经营理念等合在一起，在取得经营成功的同时， 也使麦当劳企业文化或产业模式向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扩展， 这就是“麦当劳化”（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ｉｚａｔｉｏｎ）。美国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 （Ｇｅｏｒｇｅ•Ｒｉｔｚｅ）从分析麦当劳现象这一独特的视角入手， 对现代人生活的高度技术化、程序化的社会做了深刻、精辟分析， 他在《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 —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麦当劳化”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 揭示了当代社会日益走向标准化的特征和危害性。他在文章中概括出麦当劳成功的四个秘诀： 效率， 用最理想的方式来完成某项作业；可计算性， 客观的项目（ 如销售量） 必须能够被量化为非主观的项目（ 如味道）； 可预测性，标准化和均一化的服务； 可控制性， 标准化和均一化的员工。［１］由此可见“麦当劳化”所关注的焦点是形式理性， 正如韦伯将科层制作为形式理性的范式，里茨尔把标准的麦当劳服务视为社会现存的和被广泛认同的最佳范式。“各种迹象表明， 麦当劳化已成为一个无情的过程横扫世界上那些看来无以渗透的各种机构和部分”“几乎所有的社会机构（ 如教育、体育、政治和宗教） 都在采用麦当劳的运作原则。”［２］２
　　教育活动中也受到麦当劳化现象的影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麦当劳化， 其具体表现就是： 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像麦当劳企业，而且有各种迹象表明它还在朝着更进一步麦当劳化的方向发展。效率至上、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以及可控制性这几项麦当劳的要素，不断向教育科学研究的分支领域渗透， 并成为评价教育研究的重要指标。追求效率，用数字来衡量和判断研究成果， 研究的成果都可加以预测， 研究的过程和文本表述被某种特定的规范所约束和控制，充满着确定性。这种发展趋势确实极大地提高了研究的应用性和效率，但另一方面则导致了教育研究原创性的减少和学术研究的单一化和预定化。阻碍着教育科研多样化、生动化、超越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其负面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二、教育研究麦当劳化的表征
　　 １．效率至上———教育研究取向功利化
　　 我国的教育研究起步晚， 且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多是舶来品， 早期研究的范围多集中于引进西方教育思想和理论及如何将其“中国化”， 革除传统教育的弊端， 适应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 缩小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差距等问题上。建国以来多次的教育运动造成的破坏和断层，使原本薄弱的教育研究几乎走向崩溃。改革开放在使国内教育研究者了解国
　　外研究现状和前沿的同时， 更使他们意识到国内和国外研究的巨大差异。在快出成果， 缩小差距的强烈思想意识引导下，讲求“高效率”、“快”成为研究者意识中的首要价值取向。这本身有利于缩小我国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也是研究的需要。但在追求“高效率”、“快”的背后更多地隐藏着浮躁肤浅、轻率心理。特别是在教育的基础性课题研究方面， 其危害性程度或负面影响难以估量。现今的一些学术著作表现的尤为突出，几十万、上百万字的著作， 写作速度之快令人惊诧。认真读来， 感觉更多的也许是从属研究和材料的堆积， 缺乏开拓、创新和独到见解。将教育科研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为研究而研究，有哗众取宠之心， 无实事求是之意，将教育科学研究当作扩大自己知名度的门面， 东拼西凑， 华而不实、徒有虚名的“课题成果”随处可见“装点门面”“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 对数量的过度追求使教育科研沦为追名逐利的文字堆砌。钟敬文先生生前听说有的年轻人发表了二三百篇论文， 不由得大为感慨： “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 写了一辈子， 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 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 可能就三篇吧。”［３］
　　研究课题和成果的重复与低劣甚至学术造假层出不穷， 各类研究机构在快出成果， 追求高效率的目标引向下， 研究水平的提高受到制约。“高校要提高科研水平， 要把高水平的论文写在大地上。论文不是抄下来的， 应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不断创新出来的。”［４］
　　
　　 ２．可计算性—— —教育研究成果定量化
　　 在追求科学化影响下， 工具理性、形式理性已渗透到教育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 追求确定性、可计算性、可比较性和可衡量性，成为科学考评教育的要素。量化考核早已成为教育科研中的一种重要评价机制。以这种评价机制为导引， 各教育研究机构或高校均制定了相应的考核量化细则： 一个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每年必须在ＳＣＩ 或 ＣＳＳＣＩ 上发表多少篇论文， 每两年或三年必须出版多少万字的专著。许多研究机构更是把刊物分成三六九等， 论文所在的刊物级别高， 考核的分值就高，科研奖金也相应地多； 反之， 文章没有发表在评价机制指定的刊物上， 评优、科研奖金、职称评定都会受到影响。教育研究正向着麦当劳化的可计算性方向迈进， 甚至个别学术刊物对科研文章的选择也提出了标准化或量化标准。诸多的量化要求导引着这一标准走向合理性或合理化，成为评价教育研究、选择研究成果的尺度和标准。从抽象的层面看， 合理性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和自我否定性， “合理性”自身有可能孕育出 “不合理性”， “合理的系统可以用来否定人的理性； 合理的系统常常是不讲道理的。”［２］２３
　　教育研究中对标准化、合理性、合理化存在的
　　认同， 或将其引导入极端时， 就会使人们身陷“理性的藩篱”中， 无法逃脱。研究者被束缚在一种隐性的宿命般的陌生力量的牵制中， 无能为力， 任其被可计算性或量化的评价标准和尺度摆布。无法表达、释放自身的情感、潜力和创造性，既体验不到研究
　　的意义， 也感受不到研究的自由， 更难以掌握个人的命运。
　　 顺着钟敬文先生的思路走，一个学者一辈子真正写出来的有创意的论文可能就是三五篇， 其含义在哪里， 仔细考虑一下， 他说的是论文质量， 但为什么有人半辈子就写出二三百篇呢？因为有那样一个已成为合理化的，被某些科研管理机构认同的评价机制、评价尺度在那里， 它要求的是数量。在这种评价机制中， 要想十年磨一剑， 五年来一篇， 可能是命运的不济。
　　
　　 ３．可预测性———教育研究方法庸俗化
　　正如麦当劳所追求的， 任何时候， 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麦当劳快餐店， 顾客品尝到的同一食物的味道是可以预测的，都是同一个味道， 毫无二致，没有任何差异， 隐含着所有的配料和加工过程都是标准化的。当然， 标准化加工后的产品所具有的特性完全可以预测。相当数量的教育研究活动完全遵循着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的要求，追求研究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的同时， 提前预设构成研究的要素和条件， 排除研究系统中缺乏稳定性、确定性的因素。将教育研究变成了一架精确运行的机器， 成为一种程序化的过程，将研究的对象、材料或数据填充进去， 成果顺理成章地在预定的时间以预定的结论出现。研究设计的高度理性， 使其具有普适性特征， 研究过程似乎是依照一定的程序在不同研究对象、材料上的不断回放、复演。这样的教育研究结果似乎是经过层层过滤的“纯净水”， 没有杂质， 但更缺乏味道。研究过程所具有的充满变数的丰富多彩性、无法预期性、偶然性趋于泯灭。研究者的进取心、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乐趣大打折扣。本应给他们提供的发展契机和创造性机会也难觅其踪迹，具有创造性、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教育科研的可预测性， 使研究自始至终浸淫在几乎明确的，缺乏吸引研究者探究的毋庸质疑的庸俗化套路中，阻碍和遮蔽着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４．可控制性———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规训化
　　 麦当劳的经营在强化和追求技术规范对产品控制的同时， 也体现着非人技术和规范对人的控制。在物化产品的过程中也在将人“物化”， 菜单只提供有限的几样品种可供顾客选择， 简单的座位，几乎不用餐具的简单食用方法。在节约时间和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多的展现着非人性化的一面， 崇尚着规则和秩序理念。
　　教育研究在这方面做得同样不逊色， 现行的教育研究体制是依照传统的工业化逻辑体系建构起来的， 排斥着研究者的主体地位和生活世界。在这一洋溢着生命活动的场域里，研究者丰富多彩的个性和充盈真切体验的情感， 在一串串干瘪、冰凉的数字背后被化约成为一个符号， 成为物化的人， 成为被工具理性所支配的、丧失了生命激情的人。教育研究“麦当劳化”的另一个恶果是导致研究的越来越建制化， 通过既有技术规范和支配技术的执行，研究者陷入被控制、支配和规训的藩篱。米歇尔•福柯对社会权力分析基础上提出的规训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这一点， “通过这种支配技术，一种新的客体对象正在形成”“这种新的客体对象是自然的肉体，力的载体， 时间的载体。这种肉体可以接纳特定的、具有特殊的秩序、步骤、内在条件和结构因素的操作”。［５］从研究的角度看，教育研究是由个人（ 研究者） 参与的一项社会活动。在这一活动的认识中， 人们更多关注于教育研究的成果， 忽视对教育研究者鲜明的主体特征的关注， 导致实施教育研究和看待研究成果时，目中无人。教育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 研究对象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当人作为研究的主体和客体时， 人的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等不仅有自然物质世界的各种特性，还具有许多后者所不具有的更高级和更复杂的特性。
　　 应该看到， 教育研究不仅离不开研究者的理智的活动， 更离不开研究者的情感、理想、旨趣和生活经验。研究者主体性的丧失意味着鲜活生命的被控制、被边缘化。麦当劳化的教育科研在对研究者实施控制的同时，也失去了研究者的创造性。在追求“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时， 使教育研究在保留一种纯粹化、理性化形式的同时也迷失了真正研究的方向、实质、创新和鲜活的生命力。
　　
　　 三、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克服教育研究“麦当劳化”的启示
　　 “在 ２０ 世纪的西方思想界中， 一个静悄悄但有时又不是如此静悄悄的思想与观念革命开始了。”［６］这就是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于欧洲悄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哲学思潮。这种思潮出现后迅速成为西方社会的流行哲学，成为一股鲜活的反理性主义的思想潮流， 很快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并迅速发展成为西方社会、学术界的“显性话语”。
　　反二元论、反实质化和去中心， 倡导多元化思维、批评性思维，强调内在不确定性的存在，对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理性的质疑集中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本质特征。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对于克服现今教育研究的“麦当劳化”， 走出唯科学主义、科技理性、形式理性、工具性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研究的内在规定性上讲， 教育科学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无论做何种理解，其实质都离不开人。过于强调理性主义， 过于强调人的本质的理性，理性观念的封闭性，缺乏以人为本理念， 正是使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变得僵化、“麦当劳化”的重要原因， “由于我们的教育研究失去了它的人文基础， 失去了它真实的生活根基。”［７］
　　 后现代主义思想推翻了理性主义的权威， 认为人的生命主体性才是人主要的本质特征， 人的非理性得以肯定。非理性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是变动的不稳定的，是开放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认为理性主义给定的有限的方法无法把握实在和事物的全貌，也就无法把握人的实质和完整的人。遵循效率至上、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可控制性的“麦当劳化”研究模式显然忽视了教育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可知而难知、可测而难测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它忽视教
　　育研究对象本身的主体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被异化为无视研究对象的机械的研究方法， 这使貌似科学的教育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机械主义的泥潭。
　　
　　参考文献：
　　［１］ 刘云杉．课堂教学的“麦当劳化”—一个社会学视角的检讨［Ｊ］．教育研究与实验， ２００１（２） ： ４０．
　　［２］ 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Ｍ］．顾建光，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３］ 赵勇．我们的高校正在“麦当劳化”［Ｎ］．南方都市报， ２００６， １２， ６（１）．
　　［４］ 周济．论文要写在大地上［Ｎ］．新京报， ２００６， １２， ３（１）．
　　［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Ｍ］．刘北成， 杨远婴， 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１７５．
　　［５］ 小威廉姆•Ｅ•多尔．后现代课程观［Ｍ］．王红宇，译．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
　　［７］ 刘济良．论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Ｊ］．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００， ２０（５）： ２－ 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