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希孟：向敌手、对手、异己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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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希孟：向敌手、对手、异己者开放

作者:安希孟

美国有一句格言：“没有伟大的敌人，便没有伟大的美国。”美国是一个需要敌人而且制造了“敌人”的文化。

　　对敌恨，对己和，这话等于没有说。几千年就如此。人在穴居野处时就如此，无须教育，不学而能。仁爱之心，则需要教育。恨与和，都是关系。但关系并非存在本身。你的存在，决定着关系。对敌恨的人，对自己人也恨。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自我。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主体。人际交往是两个各自独立的自我的交流。国人不大重视自我，而是注重关系学。“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人的理解，就成脱离实体主义思维方式，它要求从“关系”而不是从“实体”出发规定人的现实存在，融解和扬弃孤立“自我”，消解人的“个性”。哲学上有所谓“关系实在论”，认为一切存在物都只存在于关系之中。除了关系，便无物存在。这就否定了“自身同一者”。自身才决定制约关系。其形式表达就是一个多元函数式：R=f(x，r)。矛盾斗争理论把一切实在物归结为矛盾对立关系。人乃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又只是单纯的阶级关系、敌我关系、矛盾斗争对抗关系、你死我活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合作关系、亲情关系、母子关系。一家分成两派，吃饭也辩论。其实矛盾关系也不尽然是对抗冲突。但是斗争哲学排除了矛盾双方合作共赢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他们，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无所谓退让、绥靖、宽容、共济、共存共荣、合作互助。斗争排斥并非关系的全部。还有上战场父子兵打仗亲弟兄。如果妻子被自己一派的人打骂，丈夫不会说“该打”——尽管是对立两派。哲学上有人提倡从矛盾实在论到关系实在论。但关系、矛盾，冲突，不是实体，不是独立存在。关系实在论不是普遍存在论。作为自身同一者，第一本体是独立的，不依赖于他物存在。因此，它是一种无关系的存在。它处于与自身的关系中，它与自身处在“A是A”这种主-宾关系中。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关系的聚合体，而且是一切其他关系存在者的基础。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实体存在，人格独立，人各有志。人并非社会关系总和。人是他自己。人是人自身的目的，并非他者手段。人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忘记了，各种思想首先打上孤独者自己的烙印。关系、关联，并非独立存在，它依附于实体。尊重每一个主体性。
　　斗争哲学的基础是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规律，但这个规律如果被任意夸大，就贻害无穷。借用这一理论的话语：矛盾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怎么可以把一切关系统统归结为厮杀、搏斗、姓社姓资、中国特色与西方价值呢?如果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你怎么好意思否定具有普遍性的普世价值与普天之下莫非马土呢??物质无限可分，理论上无限可分性，仅存于头脑里。与在实际操作上的可分性的有限，是两回事。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理论上如此，但在实际生活中，并非一切差异都是阶级格斗或战场厮杀。此乃矛盾的复杂性、特殊性、多样性。不是所有二物在任何场合，均是矛盾。只有“矛”与“盾”才构成矛盾。树叶和花蕾，任意两物，你能叫矛盾吗?
　　消灭阶级当然是指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冲突”，分明不是把另一个阶级斩尽杀绝灭此朝食，令其断子绝孙。消除阶级对立、阶级仇恨，不是激发阶级仇牢记血泪恨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不是对着干，食肉寝皮，灭此朝食。阶级斗争理论的对立面是人性论，每一个圆颅方趾的人都分享共同人性，非徒地主资产阶级而已。地主资产阶级是人中蛟龙，优秀者。
　　在吾国，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最力者是封建主义的小自耕农和贫农。富农，富裕农民，地主，有自发资本主义天然倾向。唯有彼等有雄厚资财投资办企业矿山加工业放贷，造福于民。富裕农民是资产阶级后备力量。但照理，贫雇农易于进工矿企业成为产业工人领取工薪。工人对工厂企业大机器应无任喜爱才对。雇佣劳动者喜欢有月收入的雇佣劳动。“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毛制帽子太好了，说到底，咱们自发地喜爱资本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人们天然地本能地倾心向往资本主义，这说明资本主义深得人心呢。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范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小商品生产不断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的客观趋势。“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同前,第4卷，第86页)。资本主义符合人性一一但又不限于资产阶级，而乃人类全体都喜欢资本和资本主义，“反人类罪”就完全适合于中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锅饭时代，我们村大队书记每天开饭前训话，教训农民是“富裕中农思想”“资本主义胃口”。看来资本主义不教而能，出乎本能，人人喜欢。其实那时资本主义胃口就是“吃饱饭”，就是“糊口”。看来资本主义让人饱腹，不是让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制度这倾向就好。
　　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我国依法存在、合理参政议政的合法阶级。他们不是花瓶摆设，不是聋子的耳朵。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很不幸，他们受到愚弄和欺骗。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埋没。他们曾经被允诺是“人民”的一部分，参与联合政府，参加政协沐猴而冠。他们未曾知道朝令夕改食言而肥这个古词。他们的汉语言文学知识是零。他们的“人民”地位屁股还没有坐稳，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来得及“正确处理”，他们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过河拆桥，如此迅疾。他们的“资产阶级方向”曾经是得到恩准的，载明于宪法即共同纲领，御批钦此，尚方宝剑。后来出尔反尔。由此上溯，难以说明国共内战是谁首先挑起——因为共产主义就是要闹革命呀。推翻万恶的剥削阶级，是既定纲领。后来，按逻辑规律，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就受到批评。要猴子说人话，要乌鸦是白的，要资本家不再是资产阶级。可是那个资产阶级想方向是御批钦赐的，载明于宪章，又不是他们篡夺得来的。改革开放，资产阶级、私企老板、个体企业，外资，是守法经营，合法存在，但戚本禹伟光袁贵仁又一次对资产阶级宣战，革资产阶级的命。改革开放还在进行，就又回到1957年。民主党派，文化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医疗卫生界、体育艺术界、工商界，都有，他们是资产阶级无疑，但奇怪的是，袁贵仁却不许资产阶级说资产阶级的话，思资产阶级的想，要他们说无产阶级的台词。他们，“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派，就该唱黑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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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走资派，顶多是一个派，并非一个阶级。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这就是开放性，为对手开启胸怀。但作为阶级的利益的集中体现者的政党，内部不可能再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按照分类法，纲目种属界别不相混淆。理论上，这是空间的错位，逻辑的紊乱。谁有魔法把大瓶装进小瓶呢?政党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内核、精华，是阶级的精英。阶级比政党宽泛，政党包含在阶级之内。一个阶级可以有两个政党，例如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两党竞争充满活力。但一个政党内不可能再有阶级划分，甚至有两个阶级。否则就是逻辑的混乱。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特定阶级的领导力量，有各该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组成。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竞争性政党体制，主要是西欧、现在的东欧、北美、日本及其它先进的国家，如印度。在一党制国家，只有一个政党获得实权。共产主义政党，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入党宣誓、调研考察、培养教育、反复考验、奋斗，应该不能说党内还有一个别的阶级存在。如果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地主富农作为一个阶级不复存在(地主不是一个阶级，这是逻辑问题)，那么，说党内还有另外一个阶级，就犯了常识错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排外排他，别无分店。在党外，无须寻找资产阶级了。　　说共产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作为惩办和打击的目标，窝里斗披冠冕堂皇的外衣。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群众专政，铁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办学习班，隔离审查，高帽游街，全国都是毛思“大学校”，都要批判资产阶级，一个万寿无疆的人永远是严肃的斗争面庞，不苟言笑——只在看到落水狗或见到“凤”凰才嫣然，民兵小分队，街道向阳院，小脚侦缉队，半夜查户口，批判人权和人性论，蹂躪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清除“精神污染”(触及灵魂深处爆火花)，这是出乎马翁恩公意料的对马主义的“创新”、阉割和推进一一但这不是以消灭阶级实现天下大同环宇一体为目标，而是增进仇恨和分裂，阻滞社会生产，推动僵化和凝固，建立柬朝古阿式家族世袭制的杀人机械的“社会主义”。它与人类解放、普世价值、宪政共济和回归普遍人性相背离，它加深人类分裂和仇恨，带来普遍贫穷、野性和愚昧，是囚禁人性，使人类复归横蛮、无理性、蠢痴、饥饿、豕突狼奔的浩劫。未免太任性了。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1963.9关于浙江干部参加劳动的批语)。革命就是这样永无止境。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然而天人合一，同样其乐无穷。
　　曾经宣布已经“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忽然又一次作为一个阶级“复活”。“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危言耸听。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向解放军学习”， “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向革命小将学习”，一个时期人为拔高某一职场的人，社会分工成社会分裂、对抗，扩大职业差别，打压另一部分公民。居民身份换成职业身份，高人一头或矮人半截。社会失范，天下无序，昏君无道。好心办坏事，伟人犯错误，是原谅屠夫的借口。这一下子把发动浩劫淡化为“人民内部”，违犯法制，破坏宪政的行为大事化小。犯罪成为犯错误，只占三分。活人，有机体，整体的人，才是人，拆开的人，是一堆血肉模糊。全人，不应该被大卸八块，三七开，四六开。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人人犯错，皆出于好心，没有出于坏心。人不可能明知不对仍践行。知难行易，因而极有道理。人不会明知不对，还去踩雷区。错误不是出于明知故犯。犯错皆出于好心，无以证明是坏心犯错。所以无须检验好坏心，只看效果。亦不为尊者师者贤者讳。
　　美国有一句格言：“没有伟大的敌人，便没有伟大的美国。”美国是一个需要敌人而且制造了“敌人”的文化。这当然不是说资产阶级的哲学也是斗争哲学——那我们就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啦。美国必须不停地寻找“敌人”，也就是扶植对立面，寻找竞争的朋友，欢迎批评，广开言路，而不是杜绝批评，杜绝言路。不停地疾呼“威胁”，不停地渲染“危机”。美国为什么需要敌人?美国按照什么标准选择敌人?美国如何有效地利用敌人?美国如何战胜敌人?这些内容构成了美国战略观中的“敌人观”，也形成了美国战略思维的一个经典传统。花钱成立反对党，资助在野，高价征集批评意见。
　　你一定会设想，这和我们曾经的“斗争哲学”不是异曲同工吗?非也。有的西方国家为了有对台戏，有意树立对立面，培植一个反对党，以便听到反对和批评的的声音。这和我们在自己内部扼杀不同意见，横加罪名，上纲上线为“敌党”，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截然不同。
　　永绝后患，实则后患无穷。有后患，则前瞻，瞻前顾后，向死而生，焦虑忧惧，于心戚戚焉，则真的才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大一统”，“清一色”，打遍天下无敌手，不如 “一般高”。给自己留下祸患，臥榻之侧，下容他人鼾睡。眼晴里容不得沙子。结果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和平竞赛，百家争鸣，网开一面，划敌为友，并非钻牛角尖，斗争取乐，灭此朝食，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一一实则大患。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和平共处乃是与异己者相处，两极相通，物极必反。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也是说，敌人灭亡，内讧开启。毛公因“除灭”蒋公，无所顧忌，乃召祸患内斗。设若接受斯兄建议划江为界南北分治，和平竞赛，龙舟竞渡，扬帆比赛，比翼双飞，南北两朝，互相揭短，如美国两党，国人早就成亚洲一大龙。完全干净彻底歼灭一切敌人，不留死角，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像中国古代，株连九族，并不好。兔死狗烹，良弓藏，窝里斗，彭帅倒，刘公遭殃，林帅命丧。每一个人对他人漠然视之。每一个人先后成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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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似乎认为，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人。这就把中国人从世界人类共同体中驱逐出去，自我放逐(乃赋离骚)。人道、全民医保、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宪政，不适合于中国人。国人应低工资、低消费、蹲牛棚、遭殴辱、吃虫子、享受极权专制三两油、凭票买瓜籽裤衩背心、让官员搞特权、国人吃苦挖洞夜战加班搞政治运动、学老三篇、跳忠字舞、红海洋、抓牛鬼蛇神、清理阶级队伍!　　封闭社会只对自我开放。“坚定走自己的路”，定会成功，这话，貌真实假，常见，回执己见，必定失败。刚愎自用，故步自封，划地为牢。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非坏事，这不是说你越反对，就越说明我一贯正确绝对无误，死猪躺在案板上，死心塌地一条道儿走到黑，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偏执固执己见，而是说，有人替你把脉诊断，引起你的警觉。洗洗脸梳梳头，照照镜子，刮刮胡子(小姐则是抹抹口红)。但理理发剃剃头动动手术就不能靠自救。人的原罪表明人的有限性。社会需要他律。我们需要敌对者。开放社会不惧怕异己的声音。
　　弗朗索瓦·朱利安说，“重要的不是转向另一种文化或是寻求某种折衷。我珍视欧洲启蒙运动的那些价值，而我去中国也不是为了思考自由，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强项。我去中国是为了使自己向着另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开放”。但开放是指对异己者开放。
　　把公民一律平等的原理加以破坏，公民分为人民与敌人，一部分人(公民)无罪，但成有罪推定，与生俱来，天然有罪，无须犯罪即被定罪，富裕有罪，知识有罪，漂亮有罪，善良有罪、良心有罪、穿衣戴帽有罪，勤劳节俭有罪，荣辱颠倒，知识越多越反动，财富越多越反动。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坏人和绝对的纯粹的好人。好人有可恶之处，坏人也有可爱之处。用好坏割裂人群，是幼儿的思维，初民的思维。
　　鲁迅《文化偏至论》主张“立人”，他说“我们要把人立起来”，就是思想解放、尊重个性、健全人格。他认为，如果这个国家没有经过启蒙，没有建立健全的个人人格，只有奴隶或臣民，没有公民，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叫“人国”，而叫“沙聚之邦”。此后，“改造国民性”一词在新文化运动中流传开来。
　　在吾国，历史悠久的是阶级斗争教育(恶斗、斗争哲学教育)、宜将剩勇追穷寇教育、忆苦思甜历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艰苦奋斗意识形态教育、国家化党化教育。我们没有民主民生教育，个体权利教育，人性人道教育，良民向善公序良俗教育。如今的素质教育，居然是传统教育，封建孝道教育，奴化教育。素质，人的素质天然是好的。好的素质可能被污染，比如原罪。坏的素质，不可能变好。令人奇怪的“素质教育”驴唇不对马嘴。素质也者，就是先天的生理元素和思维元素不教而能之先天条件。能人工教育培训者，非素质也。习得知识，非素质也。素质不能教育，教育是后天的。能习得教育的，不是素质。素质，亦可是Diathesis，心理学上指人的某些先天的特点。因而素质主要不靠人工习得。它乃事物本来的性质。卢梭在《爱弥儿》中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偏见、权威、需要、先例以及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将扼杀他的天性，而不会给他添加什么东西。他的天性将象一株偶然生长在大路上的树苗，让行人碰来撞去，东弯西扭，不久就弄死了。” 阶级教育，只能是把人教得更坏。
　　西方讲因果性(Causalité)，中国文化讲“势”(Propension)，就是无产阶级压倒资产阶级，“绝不是什么仁慈的关系”。因果性处于西方思想的源头。连判处死刑也得有法律和事实根据。那个包公，集市上卖油条的丢了钱，包公故弄玄虚，鞭笞一对石狮子，问案断讼，然后命令围观者每人丢一个铜钱到水缸，看哪位丢下的钱在水面漂浮油花，此人即贼。这冤案就太简单了，不复杂。试想，我安希孟没有偷钱，但手上有油渍，就成了罪犯。被找赎过油钱的，凡钱上带油渍的，都是窃贼(多么武断)。西方人认为，他们不是描述眼前的事物，我们解释它们。并且，他们解释的方式是离开事物，以便在它之外探求原因。希腊人曾寻找“第一因”。通过原因来理解事物，这一模式正是“科学”的基础。他认为中国人在论理时与其说在解释，不如说是在暗示。这正是所谓的“势”(propension，倾向)。
　　柳宗元《敌戒》：“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yi，洋洋自得貌)乃亡。”“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柳公所云之敌，乃竞争对手，竞争伙伴，双赢互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这乃非世仇，非宿敌的和平竞赛，和平共处。
　　阶级划左右，先进或落伍。红类共有五，人分三六九。
　　劳资本两利，合作相与处。界线敌与我，功臣转罪酋。
　　分而治之也，群众斗相互。平等即自由，权利乃天赋。
　　开设帽子铺，大棒善挥舞。魑魅善影射，谎言喜重复。
　　今裁烫发头，明剪喇叭裤。舆论归一律，斗私再批修。
　　犯法罪虽囚，恶念胜驯服。思想若阴暗，就是不暴露。
　　亲戚或背叛，朋友会反目。隐私应公布，竹筒倒黄豆。
　　个人无秘密，灵魂闹深处。尊严何所在?休得谈民主。
　　黑社会组织，动辄除叛徒。不休争线路，时时清门户。
　　政治现代化，至今乃缺如。我是党的人，永远成依附。
　　教材严把关，忙了教盲部。嘴上贴封条，开张帽子铺。
　　2015 3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