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告密与被告密之外，聂绀弩的“意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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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告密与被告密之外，聂绀弩的“意外”人生

2015-04-02

来源:八十年代作者:徐庆全

　　聂绀弩是诗人，在世时有《散宜生诗》出版，去世后，有《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行世。聂诗也由友朋而诗界，影响不断扩大，可谓“暮年诗赋动江关”，至今竟有“时流竞说聂绀弩”之盛。

　　聂诗如同其人，嬉笑怒骂不迂矩，“古典”、“今典”出神入化，洞察历史既达观又诙谐，胡乔木给予“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的高度评价，一点都不为过。
　　聂绀弩以“散宜生”为号，一生狂狷。他诗祭好友冯雪峰有语云：“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用章太炎致邹容“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之典。友人问：你是第几头?聂答：我就是一个脑壳，一个头。以聂绀弩如此谦逊的回应推测，他若在世，对因“暮年诗赋动江关”后与自己有关的“热”，感觉意外应是意中之事。
　　这，颇似聂绀弩为意外所笼罩的一生。
　　聂绀弩，少时以文闻名，有“聂贤人”之雅号;及长，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二期，授“国军”少将军衔。本应戎马疆场，出将入相，却弃戎从笔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归国后，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之职却“暗渡陈仓”，向往中共。1934年加入中共，先后在上海、桂林、香港作编辑，并以杂文之犀利闻名于世。1949年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遭审查，有惊无险;1957年“反右”无处可逃，沦为“北大荒民”，始以“诗言志”;1974年获“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其诗被“达诂”成罪状。1976年，聂绀弩戏剧性地走出监狱——这个1932年加入“左联”，1934年参加中共的老作家，竟然被混在特赦国民党战犯中予以宽大释放，这应该是聂氏生命中最大的意外了。1979年获得平反后，长期卧床，几近废人，终日以诗为伴。
　　说起聂绀弩做诗，也是意外套着意外。做诗源起，是第一个意外。
　　聂绀弩自云，1959年某月，正值“大跃进”之间，毛泽东倡导新民歌运动，国人被要求人人为诗人，“北大荒民”不例外。聂绀弩响应号召，“却忽然想起做起旧诗来了”，“于是这一夜，第一次写劳动，也第一次正式写旧诗，大概半夜，我交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我就是这样开始做旧诗的。”。待1960年从北大荒返京之后，“买了一些名家诗集读、抄、背，请朋友指导后才正式做，……弄假成真，从玩票到下海(其实又何偿下海)，年已六十，倒真学起做诗来了”(《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P9，下同)。聂绀弩的朋友钟敬文挽聂绀弩联上句云：“晚年竟以旧诗称，恐非初意”(P873)，盖指这个意外。
　　胡乔木肯屈尊为聂绀弩《散宜生诗》作序，为第二个意外。
　　聂绀弩诗作先在香港以《三草》结集出版。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改题为《散宜生诗》出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掌意识形态领域的胡乔木，看到《三草》后“大为叹赏”;后得知《散宜生诗》正准备出版，自报奋勇作序，并要到聂家探望。聂绀弩颇感意外，“自是异数”，以为诗中“有非所宜言”，胡乔木“欲加面戒”(P4)。
　　聂绀弩担忧不无道理。胡乔木懂诗，却位高权重。此前一年，胡乔木倡导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曾有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少些或不写为好之言，聂绀弩诗作，不论写人、况物，都属于胡乔木所框定的少些或不写为好之列。时过一年，言犹在耳，胡乔木岂会“顾左右而言他”?然，胡乔木真作序了，说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并将聂诗誉为“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P3—4)。胡乔木后一句，足见其才识及眼光;而前一句对聂诗的解读却遭人质疑。当年胡乔木部下王梦奎认为，聂诗实为“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为笑颜”，并当面问胡，胡沉默不语(《百年潮》2008年第9期)。聂绀弩对此也有看法，曾对友人说：“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
　　以诗罹罪，为第三个意外。
　　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而这些诗作，在“文革”中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并被懂者作了“反意”的解释，成为聂绀弩被捕的罪状(《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聂绀弩刑事档案》一文揭示了聂绀弩以诗罹罪的过程后，由此引发了关于“告密”的探讨。
　　侯井天穷23年之功为聂诗注解集评，为第四个意外。
　　胡乔木序言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在注中呼吁，此书再版时加上一些必要的注解，以助青年读者理解。后伴随着着聂诗的流传，注家助兴，尤以侯井天者费力最大。侯井天与聂绀弩仅有一面之缘，但在读了《散宜生诗》后，“才在心灵上与他熟识起来”，从此成为“铁杆粉丝”。从1986年至2009年，二十余年间，他“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心搜集聂绀弩诗稿，多方联系与聂绀弩相关、相交的朋友，为诗“注解集评”，先后自费印刷过5个版本，令圈内圈外交口称奇。
　　23年弹指，侯井天垂垂老矣，2009年，换得一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行世(2010年侯井天去世)。当代人注当代诗家，无出其右。论者姚锡佩曰：“被人称为‘诗史’的聂绀弩诗一经编注，活脱脱一部‘人物志’，如一部‘中国现代史’，如一部‘社会风情史’，更是一部‘诗论’。”若聂绀弩地下有知，当会用“自是异数”来表达“意外”之惊愕了。
　　上述种种之“意外”，关乎聂诗;还有一个意外，关乎聂绀弩行状的，即上文提到的由《聂绀弩刑事档案》一文所引发的关于“告密”的讨论。若聂绀弩在世，面临如此纷扰的讨论，他会何如?笔者以为，聂绀弩的反应当是大感意外——不是对友人告密的行径感到意外，而是对人们谴责告密者感到意外。 这里，还要把聂绀弩对待舒芜的态度引用一下。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轫，为舒芜交出胡风的“密信”，舒芜被认为是告密者。身受连累的聂绀弩后来却为舒芜辩解：“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因此我说‘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聂认为，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是一大怪事(《聂绀弩全集》第9卷，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聂绀弩洞察历史，深知告密非告密者个人之罪，乃体制裹挟之下的屈从。他地下有知，还会纠结谁把他送进监狱吗?　　上述“意外”构成聂绀弩传奇的一生，奇人有奇诗，聂诗继续流传当不会成为“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