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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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流行病杨葵 《 书摘 》（ 2015年01月01日）

    【小 引】
    更准确点，应该叫“一个编辑眼中的写作流行病”。
    我做编辑，业余爱好阅读，所以几乎无时无刻不与实实在在的文字打交道，换来一些对文字的敏感与熟悉。想想大致也分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大到字句干净与否，小到标点是否得当。二是意义层面，写作是要表意的，所谓辞能达意，这个意表达得是否清晰？是否简洁？还有，要表的这个意本身，有没有问题？
    这些问题，是我随时都会琢磨的事情，就有了一些小经验，与大家分享。
    “求逗”与“讨好”
    大到鸿篇巨制，小到一条微博，写得幽默有趣，是不少人的追求。但幽默有趣必得发自心底，来不得半点造作。天生没这基因，又无后天训练，写出来的只会是“求逗”。在我目力所及范围，这种为逗而逗的写作不在少数，语不逗人死不休的架势挺难看。
    “逗”的原意是令人开心，令人笑，本来意思挺好。可是不止一次听到电视节目或者会议的主持人讲完自鸣得意的句子，会追一句“此处应该有掌声”，甚至“此处应该有笑声”。更典型的是一些劣质相声，装疯卖傻作践自己，乞求台下观众笑。这都是利用他人的善良，甚至只是身体条件反射的本能，强行“求逗”。说白了就是胳肢人。
    开心而笑也分好多种，高山流水于我心有戚戚焉是一种，觥筹交错讲黄段子也是一种；升官发财是一种，明朝散发弄扁舟也是一种。雅俗不是问题，关键要会心。
    是否会心还与趣味有关。趣味这东西也是五味杂陈，花样繁多。有趣味的逗也不都是真逗，这份趣味还得是健康的，不是变态的；是阳光的，不是阴湿的。曾见一位作家“求逗”，文章里写，看世界杯宛若性交，是件很私密的事——大意如此，这个，趣味倒是有，可好像有点恶趣味吧？
    还拿相声类比，胳肢人的相声讨嫌，却也有侯宝林那种，台下都笑喷了，自己还一脸懵懂无辜。你以为他心里不乐？没那事儿，心知肚明。写作也如此。前几天读到介绍拉萨大小寺庙的一本佛教主题旅游书，全书行文严肃认真，写到罗布林卡，先介绍历史由来，突然笔锋一转说，“罗布林卡旁边还有一个动物园，内有若干兔、鸡、狗、鸟等西藏珍奇动物，旅费极为充裕，并且喜欢观赏无精打采动物者，可以顺道入内参观。动物园单独收费，详细参观约需时三分钟。”这种是真逗，是侯宝林相声那种逗，是来自心底、不造作的逗，是叫人会心而笑的逗。
    追究“求逗”的心理机制，其实是写作者内心的媚态在作怪。媚是为了讨好，讨好谁呢？面上看是讨好读者，也就是讨好他人，更深层却是为了讨好自己，讨得他人的赞赏，实际还是为自己享受被别人赞赏时的满足。
    写作说到底，在行家眼里，与写作者的为人惊人一致，你看日常人际交往中，明明和对方观点不同仍点头称是的大有人在。如果这还可以解释为人情敷衍，那么，不仅点头而且附和，甚至铺陈别人说法，还举一反三，算是讨好了吧？如此为人，写出东西往往有点媚。
    大画家傅山曾有“四宁四勿”之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太巧了不好，贼尖溜滑，巧言令色，这都是巧。媚就是一股媚态，不自觉地老要讨好人。轻滑就是没主心骨，人云亦云，轻浮，表达起来滑不溜丢，抓不住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他说东，你刚想针锋相对说西，他马上滑出去，说西也有西的道理。毋安排一条，让我想起看过的一些小说稿，一般来自名家，其中又以老名家为多，他们虽然创作鼎盛期已过，但写作技巧早已娴熟，所以你一看，什么毛病没有，要人物有人物，要情节有情节，要起承转合有起承转合，安排得特别好，可是就是读着没意思啊，完全融不进去。就是所谓的“鸡肋”吧，你再费心安排，也是食之无味。
    傅山所说的毋宁拙，毋宁丑，毋宁支离，毋宁真率，依我看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别有讨好之心。写至此，想起北大的李零教授曾经说过，他做学问有个原则：“既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套用这句话来说写作，就是既不跟他人起哄，更不要讨好自己。
    雅俗之间
    从写作角度而论，童言无忌简直像公理，怎么写怎么有理。“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就算好诗。年轻时，同样怎么都有理，可以遍尝百草，任一感兴趣的内容形式，皆可放胆直去，甚至浸淫都不怕。因为年轻啊，有足够的资本糟蹋自己。抗打击能力还超强，无论这通糟蹋引发什么后果，都扛得住。可是等到上点年纪，依我个人看法，还是努力优雅点为好。
    为人不优雅，并非不可以，但你必须内心足够强大，够你用以承担，承担因为独树一帜，甚至背道而驰所必须承担的种种。
    简单例说，塞林格写霍尔顿（《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时候，三十岁左右，没问题，可劲儿造。但四五十岁了，为人还像霍尔顿那样言谈举止，做文还像塞林格那样视优雅为粪土，可能就需要像塞林格那样，承担得了孤苦隐居、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否则很容易有点分裂，有点可笑。
    还有我们更熟悉的案例可举，胡适与鲁迅。年轻时且不论，上了点年纪之后，胡适一般被视为矜持优雅的典范，鲁迅一般被视为似匕首似投枪的标兵。还是那个话，如果你把鲁迅当做民族魂、国之脊梁，也就是说将其从正常人里抽离，视作天才，则不在此论说范围之列。如果把胡、鲁二人都放回正常人堆里，我会偏向于建议优雅点好，优雅的文章更耐读，更关键的是，优雅点的人活得正常，不累。
    与胡、鲁相类似的，还有两位曾经的领袖，毛和蒋，也可以作如此比较研究，不过此处不便赘言了。
    优雅是属于审美范畴的。而文艺的历史，审美是主线。对普通人而言，日常生活混乱芜杂，不堪重负，需要间离、跳逸、升华。不错，审丑是现代主义的支柱产业之一，海量审丑文艺作品风靡全世界，震撼人心。不过不难想明白的是，我们对其印象深刻，受感染之深，只因我们生逢其时，而放在整个文艺历史长河里，整个现代主义也不过是一些浪花而已。
    所以，选择优雅，这一选择本身其实并不那么积极向上，它有强烈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选择优雅其实就意味着随大流，过普通人的正常日子，做正常人的普通事，写容易看懂、利于接受、不出格、积极向上的文字，惟其如此，你才可以避开一些不必要的纷争杂乱，不必承担那些不必要的社会道德责任……一句话，才得心安，从而专心致志去实施间离、跳逸、升华。
    这么说吧，只要换个角度看，所谓的优雅，虽然有个雅字，其实正是大俗。胡适与鲁迅比，是大俗；蒋与毛比，是大俗。
    可是“雅”字前边还有“优”，“俗”字前边还有“大”。优雅和大俗是相通的，优雅即大俗。好了，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也只能是在前边做了那么多铺垫之后，才适合说出这一句，否则很容易被当成故作惊人废话。
    优雅与大俗相通，小雅小俗又如何？在如今的社会，竟然也常常好得如同雌雄同体。论写作，报刊上常见各类号称直指心灵的雅文；论为人，生活中常见种种道貌岸然的焚香、喝茶、抚琴的雅人……诸如此类，本来也都是正常人的普通日子，也是煌煌大俗的一部分；怕就怕因为自己做文做成这样，为人为成这样，便忍不住想把自己从人堆里往出拔，妄自菲薄不把自己当主流，非要往世外高人、灵魂脊梁什么的那儿拨拉，这一来就是真俗了。你看，它们也相通的。
    如果非要在雅俗之间划一条界线，我个人觉得这条界线便是用心如何，不得已而雅便是真雅，雀跃求雅便是真俗。
    严肃小说和流行小说
    严肃小说、纯文学小说、流行小说、商业小说、类型小说，对小说类别的划分多到令人眼花缭乱，文学理论和评论界至今也没有定论，概而言之，大意是纯文学小说、严肃小说比较“艺术”；流行小说、商业小说更“商业”。但是你说余华的《兄弟》是艺术还是商业？王安忆的《长恨歌》是流行还是严肃？不妨再跨界比喻一下，李安的《少年派》是艺术还是商业？这么简单二分，显然漏洞百出。
    结论不宜下，讨论可以有。我们假设就有这样一种粗分，即小说分为流行与严肃两类，二者在写作以及阅读层面有何不同？我有些芜杂之想——
    一般说来，严肃小说不满足于故事本身，在故事背后常常另有追求，比如心理、潜意识、社会矛盾、生存悖论等等。要特别说明的是，那种自觉追求只写故事，摒弃故事以外任何内容与形式的，同样是在故事本身以外有追求，他们走的是有舍才有得之路，你可以理解成，他们追求的是“摒弃”。而流行小说，即便没少写到人物心理、潜意识等等，但他们志不在此，这些东西是为故事所用，他们的思考在故事内进行，超越故事部分非他们所关心。
    当代小说的主要来源，显然不是中国古典小说，而是来自西方。考察西方小说史，薄伽丘时代的小说就是纯故事，各种古怪行为和冒险趣事，他们只是在讲故事。按照昆德拉的说法，差不多直至十八世纪，理查森发明了书信体小说的形式，这才“走上了探索人类内在生活的道路”，直至普鲁斯特、乔伊斯，将其发展到极致。
    只讲故事，是要有头有尾，故事必须要全，无论曲折抑或简单，最终必须要有结局，而这个结局，也就是小说的结局。读者读完“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是薄伽丘式小说。现代小说则多是掩卷沉思，思索诘问，所谓“弦外之音”——不经意间，已经从写作层面延展到阅读层面来说这话题了。
    拿影视作品来比喻的话，想起曾有智者总结，目的明确的奔跑，比如躲怪兽、避盗匪之类，一定是商业片；漫无目标胡乱瞎跑的，一定是艺术片。比喻过来，前者是流行小说，后者是严肃小说？
    哈佛大学名教授桑德尔来北京讲了一堂公开课，题目是“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他抛出一个话题：父母通过基因科技手段，选择自己孩子的男女高矮胖瘦，亦即愿望中的完美，是道德的么？桑德尔秉持他一贯的课堂作风，引发全体听众深入讨论。随着讨论越来越深入，刚开始言之凿凿持单方面观点的人渐渐对自己先前的结论表示怀疑……我这里说严肃小说和流行小说，期冀也是如此。
    （摘自《坐久落花多》，2014年10月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