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学民：共产党在话语传播方面需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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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学民：共产党在话语传播方面需要转型

2015-04-24

来源:共识网作者:荆学民，郝赫/采 15482次点击:我要评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政治文明有巨大的进步，有自己的特色，因为三十年大踏步前进，又没有大的动乱，这是有目共睹的。有腐败、有危机、有挑战，这都难免，但不能说一概否定说没成绩，成绩还是主要的。但是有了成绩如何能让世界认同?现在的理论总结和实践距离比较大

　　受访人：荆学民，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全国优秀教师。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专业“政治传播”方向博士生导师。
　　采访者：共识网郝赫
　　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郝赫：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话语，与二十世纪初的“救亡图存”、三民主义的话语有什么联系和重大的区别?
　　荆学民：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在中国什么时候才呈现的?是共产党成立之初吗?还不能这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由早期几个革命者引进来，还不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时间应该是共产党执政以后。这里有一个重大区别：共产党执政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个时候它才处于意识形态的地位，它的话语才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此前它都不是。此前是1917年“一声炮响”的俄国革命送过来的，是成立初期的、在野的中国共产党找到的一个理论。这涉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在形态上是有改变的，一开始它就是一种思想和理论思潮，后来才是意识形态。
　　每个政党都要找一种“主义”、一个“理论”，通过解释、传播来取得自己的合法性。 “救亡图存”是因为中华民族到了军阀割据的危险和混乱的时候，大家都在努力使这个民族能够强大起来。马克思主义传来之前，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虽然也吸收了一些先进的思想，但是总体上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寻找思想支撑。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到了俄国，从俄国再传到中国。共产党先发现了西方有这么一种先进的理论，适合中国国情。当时是国民党执政，共产党是民间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所谓意识形态话语是在1949年确立的，1949年才是时间标志。
　　郝赫：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才是标志吗?国共战争期间共产党在解放区是有执政地位的。
　　荆学民：什么叫意识形态?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在一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才能称为意识形态，别的都只是意识形式。
　　刚才说到重大区别，我想这个区别有两个：一个是往前看，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三民主义相比--我只能说三民主义，没法再找别的主义了，因为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就是三民主义--拿马克思主义往前对接，只能对接到三民主义上去。往后对接呢，未来谁来对接马克思主义?现在没法发表什么见解。我们现在叫做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属于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意识形态。
　　这是一个区别。它和三民主义的区别，就是三民主义仍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去寻找思想支撑，但最后不成功。马克思主义是一套话语体系，本质上是西方的，它和中国实践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很多人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西方理论，怎么能不承认?就算从俄国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列宁的改造，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西方的。
　　一个是利用本土的传统文化建构起来的，一个是从西方传来的，这就好区别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19世纪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生来就是为“穷人”服务的，用来指导“穷人”革命的，有些学者说得很尖锐，是用来指导穷人“造反”的，实际上就是这样。马克思也说自己阶级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精神头脑，这讲得都很清楚。西方的无产阶级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我们这边的无产阶级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存在这种不同。
　　郝赫：如果说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农民阶级为主体，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传播过程中有没有有意识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些改造?
　　荆学民：不同的是主体不同，西方那边是所谓的受资产阶级、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阶级，中国这边是受地主压迫的农民阶级;相同的是都被压迫，都要革命，推翻当下的统治阶级。正因为有相同点，这个理论才能传过来，才能被运用。相同就好办了，去掉不同，找到相同。传到俄国之前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知识性是很强的，工人阶级相对农民阶级还是比较有知识的，那么对农民可能就不适用，就要改造。改造者为谁?第一个改造者就是毛泽东，第一个改造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对工人说的话转化成了在中国对农民的话。西方是工人阶级起来造反，在中国就转化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整个话语体系和思想品质都是革命，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起来推翻反动统治者。基本是站在一个被统治者的立场上，去力求翻身，推翻统治阶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最根本的区别就在这里，它仍然是革命的话语体系。
　　你刚才讲的康梁的“救亡图存”的话语体系，他们也是要改变中国，但那整个话语体系都是改良性质的。比如宪政，不会在根本上触及和推翻当时的制度。包括孙中山，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什么革命意识。他虽然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但骨子里都是改造、改良，而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就是革命，这是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前和所有其他政治力量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直接就从革命开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还在反复提一个口号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际上革命都结束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已经翻身当家作主了，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觉得还没有完，还要继续革命。可见这种革命性质的话语，在改革出现后才开始逐步转变的。
　　郝赫：说到“造反”、“革命”，之前也有一些农民阶级自发的起义和革命，为什么说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后有更强的动员力量使得革命能够成功?
　　荆学民：这个也不难理解，过去也有几次自发的农民起义，自发的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自发的意思就是缺乏自觉，就是对自己要做的事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标，怎么样去组织。当理想或者目标不清晰的时候，就算有组织动员，也不会持久。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经过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造以后，和中国具体的革命相结合，有清晰的目标、理想、理论体系。马克思讲的要转化成所谓“工人阶级的头脑”，在中国也是一样，要尽可能转化成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头脑。有一批高端的知识分子通过中国化了的话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清晰地解释、传播，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它为什么能够成功。为什么共产党那么艰苦还能打败国民党?我们一代一代的领导人，比如小平同志，都讲我们最伟大的武器并不是我们的物质武器，而是我们的信仰。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有了信仰就可以战无不胜，可以两百万的“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八百万的大炮加坦克，这就是它的力量。除了有这种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之外，共产党人还将它转化成让农民能够听得懂的话语，这就实现了马克思讲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完美结合，它能不胜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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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专门有人研究话语传播，毛泽东在这个上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比如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强调大众化、通俗化，反对八股，这都是要从话语上解决传播的问题。话语是一种传达思想的载体、中介。共产党革命初期的传播把马克思主义晦涩难懂的理论转化成人民群众能够听得懂的话语。穷人起来闹革命，他没有那么多知识，而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到延安去做这个工作。这个方面共产党是很成功的。　　政治传播研究不能回避延安。毛泽东就是一个最伟大的传播者，把毛泽东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农民阶级分析》、《中国各阶级分析》等著作和马克思写的著作对比，一大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被毛泽东通俗化、大众化。马克思的著作，比如《资本论》，当时的农民有多少能读懂?但是毛泽东写的《我们当前的任务》，劳动人民就可以看懂。到现在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中央现在提这个，我们还要继续做这个工作。
　　为了革命而吃饭挺可怕的
　　郝赫：1949年到1950年代，就是一个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过程，共产党也开过几次全国性的大会，确立中国的基本制度，在经济政治方面进行一系列规划。这十年当中，中国共产党有意识的对自己的政治话语进行从革命到执政的改造吗?
　　荆学民：这个问题提得挺好，也很尖锐，我们做学术研究，还是要直面问题，要坦荡。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过程中，政治话语有转变吗?也不能说绝对没有，有，但是不大。
　　从1949年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1976年。1949年到1976年，这么长的时间，已经从革命进入到了建设时期，但是我们整个意识形态包括相应话语体系一直在“革命”，这是很扭曲的。应该说那个时候的意识形态完全不符合实际，理论和实践相背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讲的意识形态完全不适合经济基础，生产力已经发展了，意识形态包括政治话语却自说自话，根本不匹配、不对应。当时讲“灵魂深处闹革命”，文化大革命推到了极端，人们除了吃喝拉撒的本能行为之外基本上都是革命了，从思想到行为，打个粮食还要以革命为前提，叫做抓革命、促生产，这个作为国家的信仰挺可怕的。在延安时期，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处理得还是比较妥当的，一方面要革命，一方面还要生产，某种意义上生产还可以排在前面。真正到了该生产的时候，我们却是革命在先的，好像吃饭都是为了革命而吃饭，这个挺可怕的。所以如果问有转变吗，我会很尖锐地讲，某些方面有，但是转变不大，有些方面是倒退，比真正的革命时代还革命，主要是思想上固守着甚至加强以前的话语。
　　郝赫：您觉得发生这种扭曲、错位的情况，大概有哪些原因呢?
　　荆学民：考虑到共产党这个政党的性质，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好比一个人，他有一个出生和成长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1921年诞生的时候就是一个革命党，或者一个想革命的党，一切理论都是革命性质的，后来也确实成功了，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共产党的成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假，确实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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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党从诞生开始到成为执政党的过程都是革命的思维、革命的行为。为什么到了建设时期还固守所谓的革命话语?它的细胞里缺乏“建设”。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需要学习的。这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考验。那个时候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状态要从革命里脱胎出来，是一个考验，很多人就脱胎不出来，到现在还是革命思维，我们说老革命。如果是在和平年代通过文明竞争成了执政党，那就不一样了，革命思维即便作为一种历史传统也没有那么重、那么深，没有那么难以转变。共产党很特殊，横跨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的几十年，世界上这种政党很少。这段历史对共产党来说是宝贵的财富，但处理不好的话就成了历史的包袱。共产党显然在这个时期背上了历史的包袱，可能是不自觉的，也可能有自觉的成分：有些人自觉认为我们应该以革命的姿态去对待建设，有些人是说不出建设的东西，只能说出革命的东西来。说得再尖锐一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世界上其他的政党相比，相对来说年龄都偏大，讲资历。这个就决定了他们比较难于走出头脑中的历史局限。从共产党自身去找历史原因，也不能由此说这是共产党的错误，有些是错误，有些不是错误，我们的党是一个敢于革命、敢于改革自身的伟大的党。　　如果整个国家已经处在建设甚至要求不断改革的状态，而执政党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领导方式仍然停留在革命时期，这就对执政党的影响很大。为什么不断有对共产党的合法性的质疑?质疑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我们都是拥护共产党的。从理论上讲，这个质疑有合理性。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通过奋斗取得了执政权，这是合法的。而取得合法执政权之后仍然依靠革命所取得的合法性，支持度就在下降。合法性有几个方面，共产党首先是依靠革命成功取得了合法性，紧接着要依靠经济业绩来取得合法性。现在“四个全面”又提出了从严治党，党已经意识到执政必须从严。
　　但是，合法性的问题始终有一点没敢突破，就是敢不敢让人民在和平年代再选一次。我发表过文章就讲政治自信。共产党应该有自信，让人民再来选，仍然会选共产党执政。这就是合法性。我的“政治自信”是在中央的“三个自信”之前提出来的，我提出来以后，一下出来了“三个自信”，但是没提我的“政治自信”，提的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但是这三个自信合起来就是政治自信。我认为我的呼吁非常有意义，就是共产党要有自信。
　　郝赫：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就分为前后三十年。之前有温总理在回答郝赫问的时候提到了前后三十年，后来习主席也提到过。前后三十年在政治话语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荆学民：前后三十年，这个划分有争论，问题出在哪儿?前后三十年，在什么层面或者从什么角度来划分?我没有考证前后三十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在什么意义上提出来的，或者说从什么角度提出来的。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很模糊的描述，并没有准确鲜明的政治标准或是其他标准。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什么大家都找到了这个转折点?全社会在这个上面是没有争议的，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这个三中全会开了46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罕见的这么长的会议。从一开始华国锋做报告，到了最后总结的时候，小平同志出来做报告，叫做《团结一致向前看》。华国锋因为坚持“两个凡是”，最后做检讨，这是个转折。邓小平执掌中国的改革方向之后，中国扬起了改革的风帆，从1978年开始，从经济到政治进行全面改革。这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笼统的划分。
　　政治话语上当然有区别，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还是革命话语，1978年开始，不同的层面、领域才开始有一些改革的语言出现。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很简单，实践已经发生改变了，话语能不发生改变吗?是实践推动着话语发生改变。当然这里面包括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社会实践的一种自觉。
　　“抗日神剧”适得其反
　　郝赫：习总书记去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时候提出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您认为这种话语有什么价值，在宣扬的同时又需要注意什么?
　　荆学民：民族主义本来是个中性的东西，但是在人类以民族国家为形态的国际政治的斗争关系中，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发挥的力量是其他的意识形态难以比拟的。
　　民族主义往往会成为发动一个民族进入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的最有力的武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我们现在人类社会的存在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形态的，这种国家的基础又是民族，民族国家这种基本形态决定了民族主义一定是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正因为如此，我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统治者都是高度重视民族主义的。
　　从世界上各个国家建国的历史来看，美国建国可能是民主建国、宪政建国，而法国建国不是依靠民主宪政，是依靠法兰西人的民族意识。中国现在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用的是中华民族的话语，比如对台湾、对海外华人华侨，并没有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话语，等等。我请公方彬教授来讲座的时候，他就主张用中华民族价值观，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社会主义有很多歧义，朝鲜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它吗?对它适用吗?应该用中华民族价值观。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历史上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统治者往往在统治遇到困难的时候，借助于民族主义转移矛盾，释放压力。民族主义本身是中性的，但用不好就是灾难。能够调动起普通民众的情绪的有两种东西，一个是血缘，比如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奋不顾身，这是很正常的。另外一个就是民族，我们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如果说血缘关系是个体的，那民族就是群体的。个体需要归宿感就需要民族。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这么厉害。
　　我们讲中国是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这个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民族，而不是某个朝代。不像美国，没什么历史，我们从中国现实出发，不可能不考虑历史。民族和历史加起来就是当下民族主义的强大后盾。中国共产党历来很重视中华民族的历史，强调热爱我们这个民族。习近平上来以后去参观了“民族复兴”，“中国梦”是参观之后首次表述的，把中国梦的内涵定义为中华民族复兴。
　　《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四个全面”的社论，我都要求学生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四个全面、五位一体，我们现在看到了“四个全面”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集体领导下的重要性。但其中有一篇对中国梦下“权威定义”，我觉得有些不妥。中国梦是习总书记参观了民族复兴展览以后提出来的，最权威的定义来自习总书记。《人民日报》可以去解释，怎么可以权威定义呢?
　　中日两国的关系现在之所以这样，根源就在于历史观。日本侵略过我们，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一个人有自己的历史，哪怕不光彩的历史，可以正视，也可以忽略。中国方面认为日本应当正视这段历史，日本方面认为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们要面向未来，不要老揪着这个不放。我认为日本的历史观不正确。我自己的理解是，不正视、不认真反思，就难以理解了，现在还要试图去修改、否认自己的历史，就无法原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安倍晋三也在利用民族主义，把民族主义调动起来反对中国，因为在现实中他的经济业绩、政治业绩不理想。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中华民族复兴强调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的热爱，就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导致了我们和日本的紧张关系，我不能认同。
　　但在这个方面确实有应该注意的地方。研究话语传播的学者应该坦荡地承认，我们强调反日的东西太多了，太过分了，现在一打开电视，几乎所有电视台都在杀日本人。这段国耻不能忘记，抗日是要讲的，但不是这种讲法。不能什么题材都不让播，电视行业的这些人没什么可拍的，就拍这个能过还能赚钱。电视里一个弱女子用手把日本人撕成碎片了，一箭射出去可以射中七个日本兵，传播效果是相反的。现在全社会的共识就是，不但不能以此调动起所谓的热爱民族的感情，相反，恰恰会使人们觉得很荒谬。原来我还看拍得比较好的比如《亮剑》这样的片子，现在我就不看这类片子了。我觉得从这里面再吸取不了有益的思想。我看到这些会更加热爱中华民族了吗?更加仇恨日本鬼子了吗?更加崇拜那些抗日英雄了吗?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传播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中央重视。
　　尽管如此，仍然不能说我们强调热爱民族就会导致打砸抢。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是非理性的，和现在政治文明是相悖的。在中日这个问题上，日本意识不到它对这段历史采取的态度导致了现在和邻国交恶。但是，爱国教育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一讲爱国就是抗战，没什么可讲的了，90后这一代已经不接受这个东西了。
　　主张领导人使用现代话语
　　郝赫：大家很感兴趣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上台以后的话语风格跟之前不太一样，之前很典型的像温总理经常引用古诗词，让大家觉得很有文化。虽然习近平书记也引用一些古典诗词，但是他更多的是说一些很平白的话，比如打铁还需自身硬，让大家觉得很亲切。有的人觉得这是因为他自身的经历，比如之前当过知青，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向国外政客学习。
　　荆学民：这个现象确实比较明显，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温总理喜欢用古诗词，也不能说错。我不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支撑现代社会的是现代性的文化，人们一定会找最普遍的、无障碍的交流形态来交流，即现代话语体系。我们和西方对话，必须采取现代性的语言、现代性的概念、现代文明的表达，要融入到现代政治文明中。我不主张政治领袖人物在这种重大的政治场合使用古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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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现实的例子，比如新华社在翻译领导讲话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习近平的“打铁还得自身硬”这么一句话，把外国人给难住了。打铁还需自身硬，到底是哪个硬呢?是那个铁硬呢还是那个锤子要硬呢?还是说拿锤子的这个人要硬呢?外国人弄不明白了。我说什么都可以硬，就是被打的那个东西不能硬。但是习总书记恰恰说的是铁本身很硬，我们要用比它更硬的东西才能打动它，就是说共产党自身要要硬。这个民间话语要分析起来就特别麻烦。　　你说全部用这种话去交流，麻烦有多大?新华社的翻译费了半天劲，我这个学者也讲了半天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什么意思。还有之前胡锦涛总书记的“不折腾”就把外国人都难住了，“不折腾”翻译成不在床上打滚，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历来主张用现代话语体系，不主张用之乎者也那套古代汉语。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不好，我觉得首先一个大问题就是没法用来沟通。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是要让全体民众、领导者都看懂有多难?有几个人能背上一句半句的?温家宝总理我不做评价，但是重大的政治场合、公众场合还是要采取规范的政治话语，就像中央文件，历来都很讲究文字。
　　当然了，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积淀决定了他怎么去说话、说什么话。习总书记插过队，和老百姓在一块吃住过，他的经历就决定了他能够说出来老百姓说的话。他还讲了很多，照照镜、穿穿衣、治治病，我们语言学讲的“a-a-b”现象，这都是民间话语。习近平上台以后话语的特点就是吸取了大量的民间话语的精华，这是他相对过去的不同之处。
　　不能说他是刻意向国外政要学习才这么说话。但是总书记也是人，中央领导也是人，是人就要自然一点。中国有的领导人任何时候都板起面孔念稿子，这样对比下，西方国家那些领导人更随意一些，更幽默一些。其实，该幽默的时候就幽默一把，该通俗一下就通俗一下。习近平同志说“来，我踢一脚足球”，就这么一个动作，传播效果很好。他还说中国这么大的块头，别人会看我们怎么动，会不会踩到他的脚，会不会挡住他的路。他在力图使用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话语。包括我们总理讲的“有权不要任性”，这一代领导用了很多民间的词。这个是值得我们研究、值得我们提倡的。
　　我观察到，十八大以来，中央文件的用词一直在通俗化，这个通俗化不仅仅是不再用那么多古代汉语，是同样一个词，力图用特别通俗的表达，不再像过去特别讲究排比句。人民日报在这方面也有大的变化。我过去老批评《人民日报》，太多排比局、对比句，渲染的色彩很重。在学术上，这叫“政治独白”，意思是不管有没有受众，你看不看是你的事，我要说是我的事，是属于话语的自我独涉。当然现在好得多了。
　　郝赫：通俗化可以看作是一种传统吗?您刚才说毛泽东思想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到现在，中间历经了很多领导人，比如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后来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一直到现在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
　　荆学民：不能说这就是所谓的通俗化的传统，提不到这个高度，没有这么自觉。这个和领导人的个性联系得很紧。毛泽东是个理论家，《实践论》、《矛盾论》理论性很强，但是邓小平的理论性就没有那么强了，他一贯反对理论家拿理论去吓人。小平同志讲话是更加朴实，他讲的马克思主义没有那么神秘，ABC、立场、观点、方法就完了。后来江泽民在建党七十周年的讲话里第一次讲“三个代表”，长长的，出来之后理论界提出很多批评。第一稿我看了，当时都看不下去。我觉得在中央文件里算是表述最差的，句子都把人绕晕了。我的水平不高，但我觉得我写肯定比那个写得好。但是这次十八大报告、四中全会的报告、包括习近平对报告的解释说明，看着就相当舒服，语言表达好得多。
　　当然一届有一届的理论班子，并不是自觉遵循了一个通俗化的传统。但是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习近平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好中国梦，要打造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此前我们在这个方面做得不好，我们的话语要么完全是西方的，要么是古代的，要么是无法解释现实的。我研究政治传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
　　之前我的讲座上有听众问到一个问题，申报课题的时候“国际国内研究综述”是不是要写一篇国际、一篇国内，我说看是什么话题，比如“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构建”，就不要国际的，因为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国际上就没什么研究。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新一代领导人自觉、鲜明地提出的重大命题，现在分析战略、策略都是想解决目前我们在话语传播方面的问题。这是对我们传播学界的要求，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不太容易。
　　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不能搞成自说自话。中国特色主要指它的内涵而不是指它的用词、语言表达，比如之乎者也、子丑寅卯，用这些和世界对话交流，很难取得传播效果。问题不是用什么词去讲，而是讲什么。讲好中国故事是两个层面，一是讲什么故事，第二才是怎么讲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政治文明有巨大的进步，有自己的特色，因为三十年大踏步前进，又没有大的动乱，这是有目共睹的。有腐败、有危机、有挑战，这都难免，但不能说一概否定说没成绩，成绩还是主要的。但是有了成绩如何能让世界认同?现在的理论总结和实践距离比较大。比如，用十句八句话说清楚中国政治文明的特点到底是什么，那么多政治学学者都没有说出来，一说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用这个跟世界对话交流是不行的。奥运会能成功，APEC蓝能成功，为什么能成功呢?举国政治成功举办奥运会，但是怎么能让世界上其他人觉得确实好，我们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完整的说法。要开APEC，七天以内把雾霾天气就变成蓝的了，共产党太厉害、太伟大了，别的国家都实现不了。这说明我们政治上的力量和制度的优越性。这句话怎么说?什么地方优越?一声令下，工厂都关闭了，在国外凭什么关闭?有极端观点说还不如不蓝呢，如果不蓝，让全世界都看到雾霾，形成巨大的压力;甚至有几个国家说回去算了，因为雾霾不来了，中国好好治理这个环境吧。但是没想到，APEC期间就蓝起来了，总书记也说了，要尽量保持。今年两会以后环境治理的力度加大了，但是APEC蓝在政治上怎么总结，还有举国体制下奥运会的成功在政治上怎么总结，转化成政治传播上怎么说，这都没有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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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政治传播研究的时间不短了，也出了一批成果，但坦率来讲我觉得不理想，有很多困难，没有重大突破。　　郝赫：我之前看了一下社科院办的传播学大会，有一年的主题是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看来还是很重要的。
　　荆学民：国家形象在政治传播里面属于特别狭窄的一块。现在传播界、传媒界一说到国家形象基本上就是媒介呈现出来的所谓的国家形象，还是偏重于传媒研究。而政治传播这一块，大家都觉得很重要，但是都没有轻易在这个领域入手。现在政治学学者研究政治传播的很少，传播学学者里面研究政治传播的挺多，但是到一定的程度就再也研究不出来了。我认为这是因为一定的“学科壁垒”的存在。
　　反对“利用”媒体
　　郝赫：李总理用到“有权不能任性”这样的话语，任性是网络上流行起来的;另外，现在中纪委的网站特别火，有什么反腐的通报都会放到网站上，它的点击很高。怎么看待党和政府现在利用新媒体这样的行为?会有怎样的效果?
　　荆学民：目前“互联网+”这个概念很流行，互联网现在加什么都会成为一个最新兴、最强大的产业，比如说互联网+医药，互联网+交通，等等，只要加上就了不得。我想起来美国学者写的《数字化生存》。很难找到一个词去形容互联网对我们的影响，不仅仅是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改变，更是对人类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社会存在方式，对外部世界的接受方式、改造方式，差不多是对人类本质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讲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在历史上怎么呈现，在互联网时代怎么呈现?这是革命性的变化。
　　网络传播的大趋势是毫无疑问的，纸质版的传媒越来越具有收藏价值，传播功能反而越来越式微。而网络这种传播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强大到我们的政府或者说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办法完全管理，因为它越过了界限、突破了约束、超出了范围。就是因为太强大了，现在国家成立一个国信办来管理。为什么领导人，如习近平、李克强使用网络语言而不是别的语言呢?这恰恰说明了网络传播的力量。
　　前几天《人民日报》有一篇短评，提出一个概念叫“新集体生活”，就是互联网特别是微信这样一个目前最先进的网络传播方式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新集体生活。我们过去有集体生活，单位、家庭、社会等等，是物质的人面对面的集体生活，人们不能缺少这种生活。过去的微博还得一对一，邮件更是一对一，短信也是一对一，电视大众媒介也是我和电视一对一。微信就不一样，微信群就是新集体生活，谁和谁也不见面，但是精神交流完全没有障碍。我说一句话很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个太可怕了。我们要好好研究“新集体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和过去那种“老集体生活”的区别。
　　我觉得“互联网+”不知道谁第一次提出来的，提得特别好。专门有人探讨 “互联网+政治传播” 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硕士生写了网络反腐。共产党的反腐是一种政治行为。打倒的这些老虎、苍蝇，里面有多大比例是靠网络发现的?为什么人们在考量网络反腐和法治的关系?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些老虎、苍蝇，多数都不是靠法院、检察院抓出来的。
　　人们说反腐要逐渐走向法制化，而目前反腐依靠我们的纪委，是处于过渡阶段。说这样反腐就破坏了法治，我不同意。过去法律那么健全，哪一个老虎苍蝇是靠法律审计出来的?没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词要反思一下，法网不是天网，天网有很多人为的部分，法网达不到天网的密度，过去那些漏掉的全是被法网漏掉的。
　　怎么样利用网络，这个问题太大。官方讲合法利用，我不太同意“利用”这个词，网络不是利用的问题，是必须使用的。如果一个人在“互联网+”以外就等于离开了这个社会，就成为这个社会的局外人。互联网不是利用不利用的问题，这是一种存在方式，所以“利用”这个词很狭隘，往往统治者才会用这样的概念。我反对“利用媒体……”，这个词本身荒谬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