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昕孺2015年4月25日网络日记：在湘府英才小学参加第四届“湖湘教师读书论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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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湖湘教师读书论坛”：经典照耀生活   2015-04-26  星期日
http://blog.tianya.cn/post-291488-83571809-1.shtml

25日上午八点半，第四届“湖湘教师读书论坛”在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开幕。我和敏华因事耽搁，10钟才赶了过去。其时，开幕式已经结束，文化评论家和知名网络人十年砍柴（本名李勇）正在讲四大名著。

我首先见到了王小杨，在会场外和小杨聊了一会天，当父亲不到一个月的他，一改平日的内向风格，神采飞扬。李勇讲完后，被大伙儿拉去一起合影，本想和他寒暄几句，还没回过神，就不见他人影了，据说到别处赶场子去了。

见到老朋友丁文平、帅晓梅、刘建辉、张璟、唐玲娟。玲娟现在是湘府英才小学的教导主任，并有了自己的名师工作室。这次活动，处处可见她出色的筹备和组织能力。

在中午的餐桌上，结识下午讲课的嘉宾李庆明——浙江宁波滨海教育集团总校长。和我主持的三位嘉宾中的两位孟泽、柳理接上头。结识长沙晚报社首席教育记者谭琳静，她曾经是柳理的部下。

因为耀红安排我担任下午第二个议程的主持，李庆明校长的讲课我听得不多，但感觉他很有激情，课件做得好，音色天生好，最后唱的那首外文歌绝对是专业水准，他的公民启蒙、经典阅读、活力课堂、废除家庭作业、伸展孩子个性、在都市中寻归田园等教育探索与实践均深得我心。他被称为“狂人校长”，我想正好印证了那个故事：在一个满是狂人的国度里，出现了一个正常人，于是，所有狂人都称那个正常人为“狂人”。我们现在的家长不是狂人吗？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不是狂人吗？在衡水中学、黄冈中学等所谓名校里面，聚集了多少应试狂人啊！那些人都成了名师、劳模，偏偏一个号召大家回到常识的校长，被称为“狂人”，并在深圳有过惨痛的失败经历……

庆明校长的课比预期晚结束20分钟，本来安排4：40开始的下午第二个议程过了5点才起炉灶。我这个做主持的必须一把火烧起来，才能将没有提前退席的两百来位老师留在会场上。于是，我对着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好在三位嘉宾都是大家，他们讲课的时间虽然不长，都只有20分钟左右，却有足够的含金量。

我在开场白之后，第一个点孟泽教授开讲。孟泽兄上午刚做了十年砍柴的主持，积攒了足够的人气。孟泽谈到一个观点，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说，西方神话保持了他们的原生态，即精神发散与价值多元；而中国神话，则被后来的诠释者和教育者过滤成了“集中”和“一元”，这种现象与现在对孩子的教育一脉相承，我们在以同一种方式教育不同的孩子，让他们如出一辙。

柳理被我恭维成“长沙县的文化名人”之后，像个大男孩般羞涩地站起来讲。他同样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我们的未来怎么样，取决于我们对待现在和对待历史的态度。我随后说：“大家都知道，读史使人明智。为什么是读史而不是读别的东西使人明智呢？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给我们提供参照。我们可以从无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看到自己的种种不足、不端、不堪，也看到种种不悔、不屑、不弃。通过历史，我们才明白，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活着，而是一个无远弗届的群体，是一根生生不息的链条。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与人类有关，与历史有关。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最后压轴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李少白老师。我在介绍李老师时，引用了李老师的几句诗：“一张纸飞不起来，不管它上面的分数，是多是少，一旦它有了翅膀，就会飞得很远很高……”李老师要求老师们多读读儿童文学作品，他认为，读童书就是读儿童，就是读教育，也就是读自己。

三位老师讲完后，我说了一段闲话作为总结，大意是：

阅读经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且不说花时间、费精力，经典因为其所包含的智慧、思想与情感含量，本身就是具有阅读难度的挑战。上个世纪20年代，这是大家都怀念过的黄金时代吧，但即便在那个时代，经典也被大多数人所忽视。所以，有人问梁启超，今天读经的人那么少，是不是世风日下呀？梁启超的回答只有六个字：从来就这么少！这说明阅读经典，在哪个时代都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当然，我们是做这少数人还是涌入那大多数之列，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有很多人对阅读提出质疑，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呀，啃那劳什子经典有什么用啊？读书还真没什么实际用途。一个人不认一个字、不读一句书，身体健康，照样可以长命百岁。但蜗居山村的百岁老人，他们可以铸就身体上的奇迹，但无法创造精神和智慧上的奇观。我们也许活不了那么久，但我们通过经典阅读，可以窥探到深藏在日常生活褶皱里的奥秘与幽光，可以感受到人们不易察觉的内心颤栗，可以体会人类卑微表面下的优雅与高贵。

我曾经写过一篇读书心得，标题叫《芝麻开门》。经典是什么？我认为，经典就是四十大盗藏宝洞的那句咒语，你掌握了这句咒语，就能打开人生的宝藏。经典就是能满足你所有精神诉求的阿拉丁神灯，举起这盏神灯，你的生活就会被照亮。

朋友们，每个人都有充足的宝藏，足以让我们无法复制的一生安身立命，但你必须打开那张——经典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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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越雅健，抵拒流俗
　　伍立杨
　　
　　我与吴新宇兄相知有年，今夏他远适内蒙古参加一盛大诗会，南返途中，取道北京作小休，与我在京华东城匆匆一握，得瞻芝宇，殊深感佩。新宇幼而早慧，及长陶铸万有，为文独出机抒。为人则豪爽沉毅，气息春容，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也；其克绍旧德，而敏锐勤学也绝人。近日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他的《自己是谁》文集，文境固真，而笔边尤足以达之。每一展阅，辄为吸引。
　　文学作品中，以小说最为感人，不料新宇之思想札记其感人之深、刺脑之疾，又远在今之小说之上，除其专门札记外，随处散落布设的思索结晶及情境妙语，慕自由、振人道、刺时俗、思胜国、怀彼美，如“北京眉批”这种写滥了的题目，到他手上顿时注入盈体生气，真是针针到骨，眼光卓异，警策有加。《郊游记趣》《金瓶梅开篇及其他》均别有会心。其嘤嘤之声，可说是骎骎与二三十年代前贤并辔方驾。
　　他的山水记、风景谈，真可说是量不小、质甚高。他写得清越、洒脱、雅健，干净利落而身手漂亮。《石霜寺》《小孤山》《石钟山记》《听雨》……真是篇篇可读，篇篇耐读。这些篇章，都是醇古而充满灵趣的，而新宇似先天深于文章辩证法，随放随收，而不时点出他的发现、见地。此类文字最是文章的有机部分，思想灵妙，表明作者胸中所藏甚富，同时也是他傲视流俗的基础。然后在恰当好处之际徐徐收驻。此所以其纸上风景根柢厚而灵四溢。
　　山水记、风景谈，近时写手辄援笔即来，报刊版面此类文字充塞泛滥，读来如嚼干皮木渣，令人昏昏欲睡。中国有灵文字，所受践踏，真可谓空前靡有。不是骚人，偏强命笔，一派乌烟瘴气。更可怕者，是此类文章辗转影响，已造成一种极为不良之流行风，稍不注意，即坠其毂中。然而吴新宇来了。他从容，高岸，不良文风全不敢稍近其身，何也？不外他基础好（饱学）、素质高（修养）、功夫强（文字），文化病菌虽有弥漫之势，在他身边也只有望然而去！
　　又若当世文场，满溢空疏无具之流，鄙俗文化以爝火自充日光，谎言欺人，环睹皆是。新宇则挝鼓不息，指为皇帝新衣。寻常文章之所以读来相当闷人，乃在于头脑思维和技术考量的层次还相当浅。至新宇所写，他所依循的人文背景，却是万里路与万卷书，山河岁月与思考的深化所引发的陌生化效应，自然就是高层次，具有再三回味价值的。于世相的评弹揭橥，也就动人心魄，诚可谓神禹铸鼎、温峤燃犀。
　　新宇命笔，所依托的，是正气、热血和真趣。一切骑墙、蝇营苟狗、庸俗以及萦情利禄、曲学阿世的文坛浮薄现象，都遭到他的强烈抵抗；流俗过于强大时，他则“自己弄出一些好听的声音来”，捍卫尊严与真趣。说来他的文字出发点与先贤不谋而合，“儒者之为文也，其养之当如婴儿，其卫之当如处女。”（全祖望《鲒崎亭集》卷四十八）我们曾多番鱼雁往来，当中，领略到他的文论观点。他表露过，文章不根于正气学养，则其人虽才气凌厉一时，而总无醇正之味，其言亦必杂于机变权术，虚矫恫喝之气，最终必成遗害社会的文字垃圾。
　　文格人格的重要性，在他心中是有着先天警觉的，此其所以能确然不拔、自葆其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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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昕孺：思与诗的翩翩才俊（黄耀红）   2011-08-17  星期三
　　

　　

吴昕孺的名气，首先来自于他的诗。

早在湖南师大，他就是遐迩有名的校园诗人。

与我同事多年，供职于湖南教育报刊社。年轻的期刊编审，知名的文学湘军主力队员。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写随笔。文字里有火一般的忧患，水一样的柔软。

请吴昕孺谈诗，算是找到了解人。

上午的第二场讲座由他讲《中国新诗的鉴赏与创作》。欣赏他的独立见解与对诗的灵敏觉悟。

他的报告从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轨迹入手，散发着文化的气息，有远阔的学理背理，更有个人对于诗质的体认。这样的报告，指向是不是操作，而是根本性的人文素养与诗学修为。

“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这是1918年沈尹默创作的《月夜》。吴昕孺以为，这是最早亦最好的新诗。树，是一种遗世独立的姿态，是五四那个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极为可贵的人生姿态。废名称其“具有新诗的一切美德”。

吴昕孺以为，新诗之美至少有三，一是诗中的主体意识，二是美学上的独立性，三是它表现手法的现代性。主体意识，即诗中的那个诗人主体形象是什么。那种歌咏式的空洞抒情，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真正的主体在哪里。

美学上的独立性，他特别举了北岛于新时期初写的《回答》加以鉴赏。对这首诗，我曾背过。但不曾真正理解。特别是“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一句。吴先生说，这里就是活人对于那些死去的高尚的死者的折腾，让他们依然飘在天际，飘在那种粉饰成金色的天际。太深刻了。特别是想到文革刚刚结束之后，洞察此种人间真相，是一种见到苍凉的深刻。

吴先生还据此解读了鲁迅先生的《雪》。解读了诗中主体的那种旷世的孤独感。写雪，却从雨始，从雨终，这不是技术与修辞的事，不理解诗里的主体形象，何以谈诗？

说到表达手法的现代性。吴先生还是将问题放到诗的发展之纵深来阐释。从汉乐府中的中的《上邪》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到唐人词的尝试，元曲的兴盛，诗的表达都在不断发出现代的诉求。起于20世纪初的新诗，较之旧诗，更自由，更开放。语言的解放与思想的解放、心灵的解放是完全一致的；起承转合的八股文最大的问题是对心灵与思想的囚禁。《红楼梦》对于“大团圆”的打破，正是它伟大的表现。诗歌表现的现代手法，让诗歌更有表现力，同时也让写好诗的难度更大了。

对于新诗写作来说，需要灵气，当然也离不开练习。

14日上午评课及下午研讨，昕孺老师的人文底蕴，学者风度与诗人热力，多次感染与会老师，给人们带去很多智慧与思想的深刻启迪。

                    摘自黄耀红先生博客“自在天”201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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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昕孺与昕孺的诗（妙不可言）   

　　

在我给诗的众多的概定中，有一条是这样的：诗是诗人在生活中创造的自我，以语言的形式在书面上的呈现。也就是说，诗，就是诗人创造的生活、自我与语言的相遇。

一个诗人如果只能写出一首两首好诗，那只能说，他是短暂地，或者偶尔地发现自己。而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写好诗，永远都充满诗的灵感，这才能说明诗人的创造已经超越了语言，并以高深的境界与诗意的修养，塑造语言以致塑造自我。这样才能达到诗如其人、人如其诗的境界。

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有充满诗意的生活与自我，但没有诗的语言与他相遇；也有很多人有很高的语言文字水平，却没有诗心，最终也是一“诗”无成。但，吴昕孺是这个不幸诗界中的一个万幸，他有诗心，也有诗才。因此，我喜欢这样评论诗人吴昕孺：诗的昕孺，就是昕孺的诗。

在我的眼中，诗人吴昕孺这个活生生的人，这个温文尔雅、具有高深智慧与澄明境界的诗人，是他自己在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一首诗。而这首诗才是他最为成功的作品。他笔下的数百首诗歌，则是一个个清新温润的吴昕孺的各个姿态，以及某个姿态的不同侧面。

昕孺人好。他对名利宠辱不惊，对朋友真情实意，有古人之风。二十年前，我作为一个农村少年，给昕孺写过不少求教的信，与其他编辑不同的是，他每信必复，使我惊异于冷漠世界中他的温情。

孔夫子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昕孺却是：望之如春风，即之如春风，听其言也如坐春风。后来见面，也曾听过他的宏言伟识，受益不少。观其行，也是进退自如，潇洒无挂碍，别人看来的人际坎坷，他都如闲庭信步。更见他一表人材，如谦谦君子，有玉树临风之面貌，使我从内心里感叹：真正的诗人，就应该是这样内外兼修的。

昕孺诗好。所谓读其诗想见其人，而这个人是与生活中的人统一的。所以喜其人必喜其诗。他的诗更能阐发他生活的丰富与多彩，可以让我们见识到他舞台上的每一个侧面，生命长河中的每一朵浪花，这些都是不同的；而相同的是，他的每一首诗都可见其本性的迸发，和自身感情的自然流露。在这种相同与不同中，深深展示了他独特的个性和他独特的生活际遇。

正因为他的诗是如此独特，以至于让我感觉没有现成的诗学评论语言可以套用。我在读过他的诗歌之后，仿佛得了失语症般，无以命名，只好放弃自己的理智，放任自己的感情与他那些奇异的诗句共鸣。

我认为他有着不凡的诗学造诣，诗的境界非一般作手可及。我甚至朦胧地感觉到，昕孺的现代诗已经成功地承接了中国古诗与西方现代诗两大源流，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融会贯通。而他的诗又尤以中国的古典传统为特色。如果中国古诗是以风骚为其传统，昕孺的一百多首十五行诗又以《诗经》传统为其主流，并将楚骚风流恰到好处地糅杂其中。

一个诗人写道：有三种诗人，一种是飞得很高的诗人，一种是在低空飞行的诗人，一种是在地上行走的诗人。我感觉，昕孺是一个在地上奔跑的诗人，然而他又以奔跑当作飞翔。

昕孺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明显都是尘世之间的情感与生活，很少有凭空蹈虚的浪漫气质，也无野狐怪诞之禅意与玄机。但是他的这种尘世关怀，绝非我们平常所说的现实主义，因为所谓现实主义，只是所谓的对现实客体的关怀与批判，而不涉及主体的情怀。昕孺的诗，却是带有主体情感的现实主义。所以，在诗歌题材选择上，他不像直接关注社会的白居易，却类似有家国情怀的杜甫。在诗歌的气质个性上，他不像万事不关心的王维，而像自然散淡的孟浩然。在诗句的技巧以及对语言的强烈审美倾向上，他又颇像李商隐和李贺。

昕孺此人，成熟而年轻。昕孺的诗，老辣而温润。他的诗与人，都深刻地体现出他的平衡能力。他所创造的十五行诗，窃以为，没有二十年诗歌创作的功底写不出来。因为这是格律中的散文，是对“偶”中的出“奇”——没有对语言本身的敏感，不会去追求这样的形式感；不是一颗追求自由的心，难以找到这种散文中的律动。没有二十年的经验，掌握不了这种平衡。

写诗的人都知道，现代诗的张力与平衡是最难以掌握的：要不是韵律严整，过于俨然；如果太口语化、散文化，看起来就会太垮。如何把握这种语言节奏的张力，是无数诗人为之焦头烂额的难题。而昕孺的诗，始终能够维持这种过紧过松之间的张力，而创造出十五行这一种形式，不能不说是一种才能的幸运。昕孺的诗就是借这样一种形式，固定化地达到了诗与散文的平衡。我说固定化，是因为诗与散文之间的平衡，“十五行”并非唯一形式。当然，昕孺也还有更多非固定化的方式，同样能够达到这种平衡。

我曾经写道：千秋万代的盛名，也比不过写出好诗的愉悦。当人与意合，心与诗遇，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羽化而登仙也不过如此，就无论千钟粟万户侯了。而使言与意高度融合的这种诗的才能，何其珍贵！有的诗人会以病态的生活，或借助药物刺激，偶尔窥探神境，那又怎么比得上以健康的平衡能力，来博得缪斯的青睐？

吴昕孺曾论自身的诗观乃好诗主义。我也曾暗笑，何谓好诗主义？说了等于没说。但是返观昕孺的诗，确实独特，不好分类，无法标签。老子曰：大象无形。孔子曰：其犹云中龙乎？吾不知其然，读诗欣然，欲辩忘言，只能记下一点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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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条纯净的河流

——访谈吴昕孺

梦天岚 访   吴昕孺 谈

梦天岚（以下简称梦）：昕孺兄好！最近在忙些什么。
吴昕孺（以下简称吴）：天岚好！我的生活基本上还算有规律，白天工作，晚上读书写作。白天工作之余，也能读读书、写写字。我很享受这样的日子。

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天总会习惯性地到你的天涯博客“昕孺阁”里去转一下。看看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写了什么东西，又到了哪些地方游玩，最近见了哪些朋友，收到了哪些书刊等等。感觉那是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世界，丰富而自足。如今，这个点击逾三百万的天涯名博显然已成为很多人的必读。曾经自己在打理博客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不知你是如何做到的。
吴：呵呵，名博谈不上，对无实之名一定要有足够的警惕。“昕孺阁”是2005年底在好友欧阳白的促动下开的。我平日不事收检，写的、发的，乱扔一通，开博客的初衷是想当仓库使用。我也没太注意过那个“总访问量”。还记得有一天，有人打电话向我道贺，说你博客的访问量到一万了！我才注意到，觉得挺有趣。不过，我从不把这个数字当真。因为我知道，“昕孺阁”的铁杆兄弟（姐妹）也就是那么几十位，谢谢天岚，你就是其中之一。

“昕孺阁”之所以访问量较大，是因为它博杂的缘故。我对“昕孺阁”的定位是：“文学与日常生活的交融。”这个面就大了。较之“梦天岚私人作坊”的纯粹与清雅，昕孺阁就像一个大杂烩，是文学的满汉全席，只是烹饪水平不高，做不到色香味俱全。昕孺阁能如此坚持它的博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有写日记的习惯。纯文学写作毕竟不是天天能做的，写日记可以练手，可以储备素材，可以保持自己的状态。博客的好处是有人看，它不仅储备，还展示。展示就会督促自己写好一点，写勤一点。

梦：在我的记忆中，当我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时，你已是新乡土诗派的代表性诗人。那时你发表的作品皆署名为吴新宇，后来不知因什么原因改用了现在的笔名吴昕孺。
吴：改名有一些游戏心理。一是“新宇”这个名字特别多，我毕业的湖南师范大学就有五六个，他们戏称要成立一个“新宇协会”。二是世纪之交我的生活出现了一些问题，流言蜚语弄得我焦头烂额，我当时有两个想法：A，离开长沙；B,改名，做个隐身人。后来，我选择了B。
   “昕孺”，拆开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字，昕代表明亮，孺喻指婴儿，我觉得作为一名诗人，就是要像婴儿那样纯真而明亮；合起来，“昕孺 ”的长沙话读音与“新宇”相谐，所以就用了这个笔名。2001年，我在《青年文学》第12期发表了一组散文《生活秘笈》，署名“昕孺”，标志着我个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梦：新乡土诗派的灵魂人物江堤辞世后，这个曾辉煌多年的诗派宣告解散。时隔十年之后，湖南又出现了新的三驾马车，试图重举大旗，令人不解的是，一批原新乡土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和骨干成员很多不在其例。其中，就没有兄的身影。后来，我在你的博客里读到了一篇你阐明态度的短文，但总觉得没有写透。除了情感上的因素之外，是否还有诗学主张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
吴：谈起“新乡土诗派”，总是百感交集。我很感激这个诗派，我的青年时期在这里成长。我很感激龚鹏飞、彭国梁、江堤、戴海、田地、张书绅、叶延滨、于沙等我诗歌道路的引路人，没有他们的点拨和鼓励，一个政治系毕业的乡下孩子要成为一名诗人很可能只是一个梦。2003年，江堤遽然去世让“新乡土诗派”失去了灵魂，诗派自动解散，我也从此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拿起过诗笔。
   至于后来出现新三驾马车，再次拉起“新乡土诗派”大旗，我的态度是：不反对，不参与，不争论。这里面既有上面提到的感情因素，也有自己对诗歌的理解。我觉得，诗人可以因为投缘而结成自发的民间团体，但不要扯出一个什么“派”来，也不要奢谈“主义”。湖南的“6 0”、滑动门、二里半，包括诗屋，都是这样的团体，很好。诗屋掌门欧阳白提出“好诗主义”，我非常赞成，它其实是幽默地消解了主义，是一种反讽。诗人的使命是写好自己的诗，主义呵、派别呵，那都是评论家的事。诗人不要去抢评论家的饭碗，你抢了人家的饭碗也没得好果子吃。当然，这个只是我狭隘的一己之见。无论诗歌创作还是理论，我都还要好好学习。

梦：2002年，你主持的《大学时代》杂志曾一度想以思想性和前瞻性引领大学生，后来不得不因生存问题而屈服于市场，这显然与你当初的理想相差太远。《大学时代》停刊后，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猜得没错，这种变化最终由精神困境落实到了你的阅读和写作，是阅读上的日益丰富和写作上的突飞猛进成就了现在的你。现在回想起来，这与你的某些性格特质是有关系的，能否说说这些年来的一些心路历程。
吴：又是一言难尽的话题。说起《大学时代》，天岚你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曾是并肩战斗的同事。对你，对郑艳，对浩淼、小雷等杂志社员工，我内心一直深怀愧疚。这份愧疚将陪伴我一生，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它会慢慢转化为文字，转化成我越来越坚定的内心力量。我说到了“战斗”这个词，那些年对于我和我们来说，就是在作战，与人作战，与市场作战。只不过，我战败了，从此沦入诗山文林，欣然为寇。《大学时代》那五年，让我看清了自己，看清了人；也看清了时代，看清了事。那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五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让人铭心刻骨的一段。就像童年一样，《大学时代》那些年也将是我日后写作中的一座富矿。
   性格，你提得好。有两个字、一个词最能说明我的性格特点：隐、忍，或隐忍。说来让人难以置信，这一性格特点大多是我修炼来的。我父亲脾气暴烈，他将自己的名字“吴自强”改为“吴烈焰”，呵呵，你看，我家有改名的传统。我少年时发现自己遗传了父亲这一毛病，非常担心，因此告诫自己，凡事隐忍。如果隐忍得不够，我会严厉地进行自我责备。我像教育孩子一样教育自己。大学期间我苦读佛经禅书上百本，于心性之学略有所得。我发现隐忍的一个重要法门就是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的话，字字打中痛处。坦然接受既有的一切，就像海洋包容河流的脏污，海洋必得辽阔，才有如此胸襟；就像大地储藏万物的尸骨，大地必得深厚，才有如此怀抱。再通过心智的力量，通过汉语的锤炼，将它们一一演变成石油、矿藏和海底奇观。当然，这是我所追求的，不是我现在能够做到的。做不到也没关系，至少我自己终将被大地所接纳，成为石油或矿藏的一部分，成为泥土和春天的一部分。

梦：当一个人进入中年写作之后，很容易形成一种惯性，难有突破。这种惯性对于你而言好像作用不大，无论是你的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尤其是近两年，你一直处于求变求新的状态之中，从而写出了一批颇受读者和圈内人士所关注的作品：如散文《一个村庄的消失》、《母亲的河》、《父亲的清明节》、《生活秘笈》、《日常物事的诗意》等；如小说《刺客》、《桃花煞》、《锅巴黑了》、《牛本纪》、《广告牌下的女人》等；诗歌写作方面也是有目共睹，除了大量的短诗之外，你最近定稿的长诗《原野》，以情感为动力，角度新颖，视野开阔，将繁杂的世相纳入到思想的较深层面进行打量和剖析，发人深省，也显示出了一个诗人的野心和抱负。说到这里，我想知道你是如何保持这种状态的，你的写作理想是什么。
吴：我看足球，发现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于是想到写作，创新是保持状态的第一法宝。创新一是要有毅力，能够坚持，不怕失败；二是要有办法，我的办法是尽量让自己保持一颗童心。人的年岁自然会走到中年，但心可以不到，或者迟到。我认为，童心是一切文学的源头。如果心态老了，作为一名作家，他基本上完了；作为一个诗人，他彻底完了。孩子的特点是什么？好动，善变，贪玩，求新，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却十分专注。我写作颇孩子气，我偏不只写诗，偏不只写散文，偏不只写小说，我偏偏要串连各种文体，到处玩，到处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

不过，年龄的增长真是一种自然规律，毕竟我们已是中年了。前些时候，我发现自己有中年的焦虑，老是计较自己“年近半百”的得失，有时艳羡同龄甚至更年轻作家的业绩——嫉妒心抬头，乃童真的终结。我对自己进行过毫不留情的斗私批修，以正本清源。天岚，我之所以喜欢你和你的作品，就是因为你们的纯净。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是一条纯净的河流，它有自我整治、自我清洁、自我提升的能力，它能成为我的一面镜子。这就是我的理想。

梦：据我所知，你几乎每年都会抽出时间有计划地外出旅游，并写下大量的游记。这样的旅游经历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你从中获得了什么，它跟你的心性和写作有着怎样的关联。
吴：喜欢出游，仍是孩子贪玩的心性使然。游记，依然是日记传统的一种延伸。我每游一地，当天晚上必记下流水账。我出门从不带相机，去西藏也不带。这一点震撼了拉萨诗人李素平，他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诗。试问，还有比眼睛更好的相机吗？哪一种光与色能媲美我们瞳仁里绚丽的虹影？

再有，因为你要写这个地方，写这处风景，便逼得你看出这个地方与这处风景的特异之处来。有人说，游什么游，到处都一样。我要说的是，没有哪个地方是一样的。万物的奇妙在于，哪怕同一片树叶，不同的眼睛去看，都是不一样的。我明白为什么古人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其实这根本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件事。

如果有人提出快乐写作这个概念，游记一定是最好的标本。何况，旅途中将会发生很多你预料不到的情况，碰见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人和事。这种拥有无限可能的、全开放的行走方式，就是我的小说“老师”。我的中短篇小说《一路平安》、《天堂的纳税人》、《西藏寻梦录》、《去武汉》等，都是行走的副产品。

梦：当下，有不少诗人除了写诗之外，还写散文和小说，各种文体并驾齐驱。以你自己为例，你是如何看待跨文体写作的。
吴：诗歌、散文和小说的话语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拿写诗的办法去写散文，或者拿写散文的办法去写小说，都会砸锅。威尔士诗人R·S·托马斯说，一个诗人要写到40岁才得其皮毛。我深以为然，因为我正是40岁以后才找到自己的诗歌语言。有趣的是，这种“找到”，颇得益于散文与小说的创作实践。有时，写诗上不去了，遇到瓶颈，去写写散文和小说，返回来又能找到诗歌的门路。文学的各种体裁仿佛一栋院落里面的房子，各间房子相对独立，由围墙隔成互不侵犯的单元，但每间房子都是相通的。如果你长期呆在诗歌那间房子里，也许会觉得胸闷气短，精神不振。这时去小说和散文的房间里溜达溜达，可能会意外地发现一条通往诗歌的曲径。我以为，跨文体写作的关键是，以诗意为核心，分别掌握各个文学体裁的语言形式，方能登堂入室。

梦：就诗歌而言，我很认同诗人杨小滨关于好诗标准的说法，他说：“好诗绝不迎合标准，它本身就成为标准。” 但真正落实到对一首诗的评判上来，这个标准仍然是模糊的。你能具体地谈谈你评判好作品的标准吗。或者说，你认为好的作品应该具有哪些品质。
吴：杨小斌说得非常好。时下诗坛十分热闹，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诗歌缺乏标准。诗歌缺乏标准又有两个原因，一是诗歌标准本来难以制订，历朝历代皆如此，好小说争议不大，好诗歌总是众说纷纭。好到杜甫那个程度，也要到宋初才确立名头。二是时下好诗太少，所以标准建立不起来。我看一首诗好不好，有三要素：节奏，意境，语调。节奏是诗歌之气脉，意境乃诗歌之神韵，语调最为难得，它是诗歌的个性所在。这三要素说白了全是语言的事。语言不讲究，不要谈文学。

梦：在国内，不仅仅是诗歌，散文、小说、评论都深受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却远远不够。有人为此表示了深深的担忧，这里关涉到继承和借鉴，也直接关涉到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你认为我们需要对内继承什么，对外借鉴什么。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如何才能成就属于自己的文学。
吴：从2007年2月至2011年初，我写125首十五行诗，这期间我读得最多的是《诗经》，出差都带着。从2010年下半年到2013年6月，我写了3000多行的长诗《原野》，期间我把《离骚》和《红楼梦》重读了一遍，通读了楚辞和汉乐府。当然，这还远远不够。我认为，继承与借鉴没有区分，所有借鉴都应该是继承。如果你仅仅是借鉴，那就只会是模仿，得其皮毛而已。如果你能把借鉴上升到继承，你就有魂了，也有根了，就能开辟出自己的领地来。

梦：“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你是如何看待湖南本土作家的创作的。
吴：湖南能出大诗人、大作家！以前出了，以后还能。

梦：能否对你自己目前的创作做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
吴：能读能写即是福，此生夫复何求！

梦：对于目前的阅读和创作是否有自己的计划，能简要地谈谈吗。
吴：阅读方面，妄想通读世界上所有文学经典，这当然是白日做梦。一本一本读吧。写作方面，长诗《原野》完工后，松了一口气。最近，将写些中短篇和散文自娱。

梦：记得你曾在自己母校一次关于阅读的演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浮躁的时代对沉潜的人来说是种巨大的机遇”， 当然，这句话更多的是说给大学生听的。但在我听来，似乎更有自勉的意味。其实，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做一个沉潜的人不是一件易事，你是如何去做的。
吴：天岚，后来我想通了，没有浮躁的时代，只有浮躁的人。我们不要自己浮躁了，就归咎于这个时代，让时代蒙受不白不冤。中国人喜欢推卸责任，怪时代，怪社会，怪体制，怪天气，怪老婆孩子，就是不怪自己。当我敢于自责的那一天，敢于面对另一些自我（如懒散的、嫉妒的、愤怒的、失衡的等等）的那一天，我就沉潜了。

梦：兄是大忙人，你我虽在同一座城市，却鲜有见面，偶尔见了，也鲜有长谈，总是来去匆匆。不知兄每天是怎样支配时间的。有没有清闲下来的时候。若是清闲了，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
吴：呵呵，忙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最近几年，工作上的确事情多些，我办的学生杂志一个月要出三本，还要负责一个网站的博客版，担任电子期刊《博采》的主编……但我依然觉得，如果要读书写作，时间不是问题。你清楚我的底细，烟酒都来不得，也不喜应酬。除了打乒乓球，出行，陪老婆散步、看“快男”，和孩子一起打篮球，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读书和写作上。偶尔也发呆，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天空，不知道那是哪里。

如果清闲下来的时间稍长，我会计划出游；如果是零碎的时间，那当然是看书。前者求而难得，后者俯拾皆是。

梦：待哪天兄空闲一点，再与兄长谈。谢谢！
吴：感谢天岚！这对于我也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思想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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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昕孺小说论

陈进武

一

吴昕孺的“正业”是编辑，现任职于湖南教育报刊社《初中生》杂志。他的“正业”也是作家，现为《读者》、《散文选刊》、新浪网签约作家，已经出版了诗集、散文集、文化随笔、中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等十余部。以“写作”为业的吴昕孺，曾是“新乡土诗派”代表诗人，最早也是因诗歌创作而闻名于文坛。近些年来，吴昕孺的一些小说，频频出现在《青年文学》、《文学界》、《作品》、《中国作家》等知名报刊上，又时常被各类权威文摘或选刊转载。他的《鸭语》获得《海外文摘》2013年度文学奖，是获奖作品中唯一的短篇小说。如今，他已经陆续出版了《高中的疼痛》（2002年）、《空空洞洞》（2006年）等长篇小说，以及《小说与故事》（2004年）与《天堂的纳税人》（2013年）等中短篇小说集。这些，都促使着我去关注这样一位家乡的中青年作家。

最近十多天，我集中拜读了吴昕孺的一些中短篇小说。这些在叙述上颇为讲究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小说是写“童年”的故事。这些小说怀想童年的美梦，叙说着童年的喜乐和悲伤，或如秦文君所感叹的那样：“试图用单纯有趣的形式讲叙人类的道义、情感；试图表达一种儿童能体验但无法叙述，成人能叙述但又几近遗忘的境界。”[①]比如，《宝贝》、《冤家》、《疯子》、《鸭语》、《父亲的钱夹子掉了》、《牛本纪》、《桃花煞》、《窃》等小说，都是从童年叙事/儿童叙事的视角，不仅书写着留存并深深烙印在作家心底的童年的人事景，而且还渗透了过去时代的氛围、作家的感伤与怀旧情绪，以及各种兴味、同情与反思。

另一类小说则往往是以“行走”为背景的“游记”故事。这一类小说其实是吴昕孺所认同的“快乐写作”理念的最好标本。正如他接受访谈时说的，“旅途中将会发生很多你预料不到的情况，碰见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人和事。这种拥有无限可能的、全开放的行走方式，就是我的小说‘老师’。”[②]无疑，《两件事》、《一路平安》、《天堂的纳税人》、《西藏寻梦录》、《去武汉》等中短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他“行走”的副产品。此外，还有一类小说也值得我们注意，像《秘密》、《梦中人》、《薛涛》、《阳春》等，或沉入梦幻，或直面现实，或回到日常生活，这样的亦实亦虚或虚实融合的写作笔法，既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人去体会人生百味，又让人在时而愤懑时而欢快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

二

阅读吴昕孺的小说之后，我首先思考的是这些小说吸引读者的原因。在我看来，吴昕孺其实是有着两种叙述方式的，或者说是两套叙述话语的。一是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文学因子，这也正如同他在天涯博客“昕孺阁”中所定位的“文学与日常生活的交融”。二是对于现实的深切观察与对于人性之“恶”的深度揭示，是这些小说吸引我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小说魅力之根本所在。

《鸭语》是以“文革”为时代背景的小说，高材生肖叔叔被打成“右派”后当起了“鸭司令”。不过，他并不是简单地靠放鸭来打发生活，而是每天告诫鸭子要遵守革命纪律，“第一，热爱集体，助人为乐，有主人翁精神；第二，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有，不得调戏当地母鸭。”[③]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有鸭子违反纪律，统统要被划为右派，召开批斗会。不难发现，划成“右派”的鸭子是肖叔叔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这样的批斗会则是他过往与当下生活的真实再现。不可否认，所有这些其实既是他对自身处境的提醒，又是“寄人篱下”且压抑活着的真切反映。命运的转折出现在批斗地主分子汪三婆这天，肖叔叔指挥着成百上千只鸭子撕碎了跪在地上的汪三婆的旗袍。在全村人狂放的笑声中，尊严彻底丧尽的汪三婆当晚在破败不堪的小屋里“畏罪自杀”了。这样的笑声在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中被一语道破天机：“我们杀人，不用愤怒而用笑。”[④]可以说，“笑”所蕴含的是一种更为可怖无形而又无法抵御的人性之“恶”。颇有意味的是，成为名人的肖叔叔受到村民们的热爱与拥戴，很快便成了村小学的体育老师。然而，肖叔叔却开始虐待那些立了大功的鸭子们，更为荒唐的是他给“犯错”的鸭子挂上“现行反革命”的木牌。而本来风光无限的他却很快中了风，被送到汪三婆死后留下的破屋，不久就淹死在屋前那口浑浊的池塘里。

《海外文摘》文学版执行主编蒋建伟曾这样评价说：“《鸭语》借一个文革事件，深刻而全面地反思了人性。”的确，这部小说深度剖析了村民们在“文革”这一特殊环境之中人性的异化与畸变。需要承认的是，近些年来，“写人性”已成为最具普遍性的文学观念之一，尤其是人性之“恶”的揭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内化为文学的“本质”存在。这就意味着写文学就必须写人性，而写人性首要是写人性之“恶”。正如恩格斯所肯定黑格尔说的那样：“人们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⑤]在吴昕孺的中短篇小说中，除了《鸭语》之外，还有不少作品都是直面人性之作，尤其是在不同程度或不同层面上写的是“更伟大得多”的人性之“恶”。在《牛本纪》中，大牛、二狗、三伢、四海和小五，这样五个原本是纯洁无瑕的孩子彼此间却如同那五头牛一样“看上去很亲密，实则明争暗斗”，甚至是公开地以强欺弱、肆意诬陷。在《父亲的钱夹子掉了》中，父亲“丢失”了学校用来修食堂的两千块公款，而父亲在家里翻箱倒柜寻找钱夹的过程中与丢失的钱一样神奇消失了。“我”和妹妹也为争夺舅舅送的一只搪瓷缸“斗智斗勇”，作为哥哥的“我”最终赢得了这场艰辛的拉锯战。父亲和“我”在不同意义上呈现出了人性的贪婪与自私。

在《窃》中，“我”和小杰是从福利院长大的孩子，因成绩差、调皮加上逢年过节时没有钱给班主任意思意思，老师不仅瞧不起他们，而且从未少给过他们耳光。于是，两个孩子逃离学校跟着强哥做了小偷，不分昼夜的偷窃成为了他们的生活甚至是乐趣。这其中，社会现实的残酷、关怀的缺失、人心的冷漠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像《窃》这样写孩子之“恶”的小说还有《宝贝》、《疯子》和《冤家》等。在《宝贝》中，作为姐姐的小玉怨恨弟弟的出生夺走了父母原本只专注于她的爱。于是，她多次试图用各种方法让弟弟消失，诸如从窗口推下楼、在牛奶中投老鼠药、到汽车站去卖掉弟弟，等等。很难想象，这些可怕恐怖的行为是一个年仅六岁的女孩子所为。在《疯子》中，“我”的学习成绩总是落后于既是同班同学又是邻居和玩伴的匹超。正是因为匹超的存在，“我”整个小学阶段没有拿过一个“第一”。于是，“我”便把所有不满都发泄在匹超身上，全看作是他惹的祸，甚至把他当作“敌人”等。

可以说，吴昕孺就是这样一位用心体察与写作的作家。他的相当一部分小说作品，都显示出了他作为小说家的敏锐洞察力与非凡叙述能力。他侧重从“儿童”这一特殊视角观察着社会生活，并且以特定的叙述方式向读者呈现着他的发现、困惑与忧虑，让读者意识到，人性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三

如今，几乎所有审视人性之“恶”的小说都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我们曾经和现在生活的时代人心已经变坏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大夫老胡他爹感叹：“好把的是病，猜不透的是人心。”残雪的《爱情魔方》中痕和阿敏同样深切感受到，“人心真是没法揣测啊。”遭遇老母亲在菜市场不慎摔倒，即使是熟人都避而远之，宝根向牙医抱怨现在的人简直没有人味儿，而牙医愤愤然回应：“现在的人就是坏，比狗日的日本人还坏。”马原的《牛鬼蛇神》中李老西将一生的坎坷经历总结为：“人心太过险恶了。”而大元也感叹：“人啊，真是坏透了！”少华则更是直白地说，“也真是，鬼再坏还能坏过人吗？”甚至连按摩店的小姐（张贤亮的《一亿六》）都这样告诉暴发户王草根：“我是说人心坏了。”实际上，这“坏透了”的“人心”现状的发现无不指向的是当前的社会与现实生活突显的事实。然而，稍加留意，我们又会发现，吴昕孺的中短篇小说鲜写当下社会或现实生活，而更多是作者一种记忆式的怀旧书写。不过，在吴昕孺这里，“我们不能把记忆说成是一个事件的简单再现，说成是以往印象的微弱映像或摹本。它与其说只是在重复，不如说是新生，它含着一个创造性和构造性的过程。”[⑥]

对于吴昕孺来说，这样的对“记忆”的重新创造或构造具体有怎样的体现？我以为，吴昕孺的最大特色，是并不过多地纠缠于叙说苦难和表现种种人性之“恶”，而是致力于从人性之“恶”的发掘中去探寻导致“恶”的源头，以及揭示人性之“恶”是如何产生变化的。在《鸭语》中，“鸭司令”羞辱地主分子汪三婆实际上也是羞辱了自己，汪三婆的自杀其实也意味着他精神的死亡。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命运本就具有某种相似性，而这种悲剧的产生以及村民们人性之“恶”的集体爆发，又都是“文革”时期“非人化”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在《牛本纪》中，小说所描述的牛性亦即人性，这可以从《新华字典》中对“牛”的解释得到确证，即耕田或拉车的家畜牛与人固执或骄傲的脾气这两条其实就有互通性。不过，小五很快对这样的解释产生了质疑，因为生活中的“牛”并非这样抽象，而是各有各的不同。但几乎所有人都仅仅把牛当作是力量大的耕田家畜，因为他们所体认的是牛的工具价值，而对于本应得到尊重的生命价值予以了漠视。其实，被阉割的“牛皇帝”何尝又不是人自身运命的另一种写照。

尽管《宝贝》、《疯子》、《冤家》、《窃》等小说都写到孩子中“恶”的行为，但是吴昕孺在写这些“恶”时把更多笔墨放在了“恶”是如何发生的叙述之上。小玉（《宝贝》）要“杀死”刚出生不久弟弟的原因，从表面看，是父母把所有的爱给了弟弟，但从深层看，这其实又是重男轻女思想的遗毒所造成的。“我”和小杰（《窃》）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充满歧视与冷漠而缺少爱与关怀的环境中，这又在某种程度上把批判与反思的“矛头”指向了社会制度的不健全等诸多层面。而《疯子》这部小说通过匹勇的“疯”与匹超从优等生到成绩一落千丈，揭示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等多方面、深层次的问题。事实上，作者在揭示与反思这些问题时，也隐含了他对如何不让孩子的“恶行”发展为成人犯罪问题的思索。这不仅仅是作者呈现给读者的问题，更是提给社会的问题。

一部好的小说总是包含着丰富的意蕴，也往往能够给读者留下较大的思考空间。吴昕孺的这些中短篇小说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成功的。这些小说既描述了各类问题的表象以及探寻了“恶”发生的原因，又打开“生命的暗箱”，透过“恶”的外在意象体系深入“本质”发掘了人性结构之“恶”。在吴昕孺看来，人性本是“善”的，但它容易变成“恶”，必须要溯到“善”的源头，才能逐渐看到它的变化，才能找到扬善止恶的办法。需要肯定的是，吴昕孺在“往回看”的同时“往内看”，这样一种对人性的观察与把握，自有一种独特的价值。

四

对于小说叙述“恶”的问题，我曾指出“审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作家“写‘恶’固然能在某种程度上赋予文学表现的深刻性与穿透力，并以强烈颠覆力量抵达撼人心魄的审美高度”，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沉浸在消费‘丑’的快意中陷入‘恶不惊人死不休’的泥沼，从而极大损害了文学的审美价值。”[⑦]显然，吴昕孺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点，他曾指出，“摆脱混乱的最佳方式是描述混乱，反抗无聊的最好武器是表现无聊，瓦解寂寞的唯一途径是呈示寂寞的真实面孔，挽留希望的不二法门是将希望的光亮储存到文字中。”无疑，吴昕孺更注重“审恶”的修复功能，这又不仅仅试图达到以审视“恶”来遏止“恶”的目的，而且还以书写人性温暖来起到心灵净化与修复的作用。

前面提及的几部写孩子“恶”行为的小说中，我们也可以见到，孩子的行为即便是“恶”的，也蕴含着单纯而美好的情愫。比如，在《窃》中，因偷窃被警察抓捕后，“我”和小杰还问警察要些钱给在桥下生活的小米，只因为“她父亲得了很重很重的病，没有钱”，他们偷那两袋钱本来就是想送给他治病的。即便是视匹超为“敌”的“我”（《疯子》），也在那场追砍风波后，把所有怨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寒假结束后，“我”和匹超去了同一所学校，“同睡一间房，共一张床。”除上述论及的几部小说之外，《桃花煞》、《去武汉》、《梦中人》、《刺客》、《父亲的钱夹子掉了》等小说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透着温暖的人性。在《父亲的钱夹子掉了》的结尾，到家里来搜查失踪父亲的胖警察先是以糖为诱惑向妹妹询问父亲的去处，但最后临走时，他回过身主动掏出口袋里的那粒糖递给了妹妹。妹妹的一句“真甜”不仅给略显沉重的小说带来了一丝丝暖意，而且也将这种“甜”沁入了每个读者心中。而《桃花煞》中的傻宝姐姐杨秀英是这篇小说中最温暖的角色，她的纯真与朴实更是把其他人的人性自私等进一步突显出来。

不过，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这样一点，这种温暖人性并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一路找寻，同时又是不尽完美的。《一路平安》讲述了平、超、丰和俊四个大学生一同去湘西北游走的经历。到预定行程的第一站，这四个小伙子便遇到了深夜蜷缩在围墙哭泣的安。于是，一场本是四人行走的旅程成为了五个人的“奔逃”。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条行走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追寻文学大师沈从文足迹的过程。同样，他们路上遇到的安在某种意义上是沈从文《边城》中翠翠的化身。然而，这个叫安的女孩注定不是翠翠。她在深圳做过三陪小姐，后来被一个同乡卖到了麻阳，钱丢光了，身子也失了。但幸运的是，她最后在“一路平安”的祝福声中乘上了开往襄樊的火车。可以说，安似乎注定要受到摧残，然后注定要消失，这也意味着沈从文笔下淳朴的翠翠永远不可能找寻到了，唯一可以被寻找到的只有真实的自己而已。《一路平安》这部小说，有一个鲜活好看的小说故事，也有富有诗意的小说表现方式，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小说主题，既积极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读者去沉思、去发现。

在《我是一个生长在低处的人》中，吴昕孺这样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我从罗岭山顶看到自己家里的房子，就像一片积木那般大小，我于是明白，我是一个生长在低处的人。现在看来，那是我一生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几乎同时在我心里埋下了文学和行走两颗种子。当然，这两颗种子多年之后才开始萌芽。”由此可见，“在低处”与“行走”既是吴昕孺的写作姿态，又是他文学创作的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不过，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也真切感受到了吴昕孺文学创作的不足。也就是说，正是这样“在低处”的写作姿态，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制约或限制他的文学创作，比如，如何让小说创作的视野更加广阔，以及如何使自己蓄积“向高处”提升的能量等等，都是作者必须直面并解决的问题。好在，“在低处”并非吴昕孺小说创作的唯一的姿态，他的“行走”其实更预示着他向小说“高处”不断前行与发掘可能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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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陈莉：《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海燕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②] 梦天岚、吴昕孺：《写作是一条纯净的河流——访谈吴昕孺》，《文学界》2014年第3期。

[③] 吴昕孺：《天堂纳税人》，敦煌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④] [德]尼采：《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说》，雷崧生译，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05页。

[⑤] [德]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4页。

[⑥] [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⑦] 陈进武：《“审恶”：当下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作者简介：陈进武，男，湖南沅江人，现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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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昕孺小说的气场

钟世华

我们先来欣赏吴昕孺小说《父亲的钱夹子掉了》中的一段话：

……那天中午，我和妹妹同时争着要喝水。妹妹抓住搪瓷缸的手把，我抓住了搪瓷缸的沿口……搪瓷缸被僵持在半空，像飘得极慢的一朵白云。我感觉到缸子里的水在不停地涌荡，仿佛下面有炉很旺的火在将它煮沸。我握着缸沿的大拇指和食指越来越烫，我想松开，却做不到……接下来，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搪瓷缸里的水像一条龙冲出来，它的头触到了我的鼻尖，尾巴扫着了妹妹的头发，从窗子里一闪而过，不见了踪影。我们还没回过神来，外面天已黑得像坨铁，沉沉地压在山顶、树梢和屋脊上，这时，妹妹恢复了她的五官。我估计，外面那坨铁就是飞出去的龙从她脸上带走的。一带出去就变大了，变成天空那么大……父亲和母亲竞相夺门而出，仿佛刚有一个强盗从我家里逃走了。我和妹妹跟着跑出去。的确有东西被抢了，不是我家的，是天上的太阳，刚才它还照得亮晃晃的，一晃再一晃，就没了。我估计，抢走太阳的还是那条龙……要下暴雨了。父亲故作镇定地说。没刮风，没打雷，没闪电，白日如夜，不是好兆头。母亲忧心忡忡。我和妹妹站在阶基上，望着天。没有天了，只有无数的乌鸦在飞，它们组成了临时的天空。妹妹鼓起了掌。这个喜欢乌鸦的蠢孩子。父亲回头看她一眼，但没有不悦，他眼睛里似乎装着别的东西，他刚才回头是想把那些东西倒掉，正好倒在妹妹鼓掌的地方。妹妹吓得躲到我身后……

这是小说中说到的那个“天气很诡异”的下午的情景。读到这样的句子，一直就在心里猜测，它描摹的大概是一场日全食之类的异常天象，但“父亲”说，“要下暴雨了”。

没错，这也的确像是暴雨来临前的天象，只是它来势太凶险（白日如夜），太突兀（一晃之间），太奇幻（乌鸦成天），让人防不胜防，哪怕直到眼面前了都不敢相信，这样凶险的天象只是为了带来一场动人心魂的暴雨，甚至可能什么都没有带来，当然也许早已带来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只是我们无法知道或者能够知道却并不在意而已。而当这一切化为这样“气象万千”“气势撼人”的文字，却让我们比在现实中经历到这种撼人气势时更惧怕它——也更期盼它发生点什么。

读吴昕孺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你很难不体察到：无论小说的主题呈现、各个细节的精心描摹、情节的更迭乃至人物的种种内心纠结，都很可能不经意间融汇在这种类似于天地气象的——被我们姑且称之为气韵、气势、气场的神奇物象中。在《牛本纪》中，那个莫名其妙被孤立的小五，就是在天地一片诡异、世界铺开气势、春天万物生的摄人气场中，擅自放出母牛与被关禁闭的“皇帝”的。当骇人的大雨在小五脸上倾泼如注、霹雳雷电在小五背脊上炸开，母牛和“皇帝”完成了天地间最神圣、却被人力所禁锢的**，用它们的八条巨腿与两张泛白的肚皮，为小五撑起一片生命的圣殿时，人们猛然惊醒并回到现实：世界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的！

在作者获得《海外文摘》2013年度大奖的小说《鸭语》中，鸭队的每一次出场、行动，都是鸭未动，气先动；鸭未到，气先到。在这种由文字营造的、让人感觉总要发生点什么才行的摄人心魂的气场中，所有原本看起来或感觉起来都平淡无奇的人、事、物、景，全都神秘起来、神圣起来、严肃起来，犹如有一道无形的巨力，迅速将文字牵扯着的人、事、物、景连同读者一起挟裹进去，成为这种巨大气场中的一份子，让人不得不承认：文字是最有感染力、驱动力的。

而在读惯了、也读腻了“狂风卷积着乌云”之类的句子后，猛然再读到这样的句子：

透过窗户，我看见一大堆乌云从天边像无数只鸭子，朝我奔涌过来。它们翻过山岭，趟过河流，冲过桥梁，穿过田野，直向我奔涌过来，最近一只鸭子的长喙都要触着我的鼻尖了。我连忙扔下作业本，踢开屁股下面那张龇牙咧嘴的方凳，向爸妈跑去。（《鸭语》）

你更是不能不叹服，文字真是有个性，可以独特到你意想不到的。同样是写春风，吴昕孺的写法却独特到让人心荡神驰：

春风从高高的山梁上下来，他像是上帝派来的使者，预告即将发生的事情，预告秩序与冲动的同时抵达。此时，春风的眼里满是废墟和空白，大自然的课堂上一派肃穆。苍穹如盖，大地似扃，草木萧瑟，虫鱼未醒。春风以其轻柔的力量，走过一条条无迹可寻的路，他不知不觉地拉开一扇又厚又重的门，那里面躲藏着无数鸟鸣。（散文《春风的姿态》）

再平淡的事物，完全可能因为感受与理解它的人不同而瞬间产生撼人的力量，这需要感受力、感悟力与逻辑层面的理解力。一个好小说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原因之一是他首先具备了——并在不断的感受、感悟、理解中锻炼了这种能力，何况昕孺首先还是作为一个诗人的小说家。特有的跳跃思维、奇幻想象、不讲道理的道理、富有逻辑的逻辑，让诗人最容易首先练就一双发现世界的慧眼与描摹世界的匠心。

《父亲的钱夹子掉了》是一个表面上看来让人莫名其妙的小说：父亲的钱夹子掉了，但转眼间，小说的主题就由钱夹子掉了变成掉钱夹子的父亲掉了。这奇怪吗？不奇怪。钱夹子都掉了，掉了钱夹子的父亲能不掉吗？那里面装的可是一笔用来修学校食堂的巨款啊！更重要的是，如果作者不安排父亲掉了，就只让钱夹子掉了，以下的故事将多乏味啊，那很可能是老掉牙了的陈词滥调，所以无论于人情事理，还是于文学创作之理，父亲都掉得一点也不奇怪。

奇怪的是父亲究竟是怎样掉的——这就已经预示着这个很平凡的故事将要很不平凡；这个容量小小的故事很可能要让人将头都想大。父亲的钱夹子掉了，大家正在翻箱倒柜找钱夹子，父亲自己也在找，当然读者也在找——昕孺的文字自有一股力，一种气，它驱使读者在一起帮着找钱夹子。但就在所有的人——故事中的人以及故事外的人都无暇顾及谁谁谁的时候，父亲掉了！——作者让父亲不知从文字中的哪一行、哪一个角落突然就蒸发了。

这奇怪吗？还是不奇怪。这只是印证了吴昕孺在他的小说集《天堂的纳税人》自序中说的那个小说主张（或者叫意思）：小说都是虚构的，为什么要虚构？因为连生活本身都是在虚构中延伸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但下一刻却永远在按照它的内在逻辑发生点什么，它只能让你把这种种既具逻辑又难料、难卜、难防、难分的“虚构”，统统归结于“冥冥之中”，处于冥冥之中的是一种看不见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一定富有其逻辑的神奇力量。而吴昕孺的小说、他小说中的虚构，正像是把这种天地之间的、冥冥之中的神奇力量转化为通常被我们称之为才气、灵气的东西，用它细心营造他严肃的、神圣的，当然也不能不有几分神奇与神秘的文字世界。于是，吴昕孺的小说，字里字外氤氲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动人之气，并集结成一种足以引人入胜的气场。

在《刺客》中，这种神奇的气场不仅在那个神奇的故事、那个神奇的墙角一觉、那只神奇的纸鸽、那个神奇的最好看的女人、那条神奇的最好看的大腿……还在那间神秘的检字房，更出入在“我”脑子里闪过的每个字和它们对应在检字房字架上的那每个字上：“停止征兵征粮”，“‘停’在2区7排4格左数38，‘止’在1区1排3格左数25……”——“刚刚杀死五名地下党员的警备司令刘志辉，昨晚在‘夜来香’遇刺身亡，夺命利器竟是一枚‘刺’字字模” ……

我一直在想，昕孺小说中那能够汇成撼人的气场，让人入神、着迷的神奇东西，究竟叫什么：魔幻？梦幻？魅力？神力？神秘？巧妙？好像叫什么都可以，又好像叫什么都不是，我们无论用什么词，都好像难以完全表达出这种种能够在文字中制造特殊气场的东西——即便可以，我也不认为一定要因此而往某个作家头上贴上这样连自己都难以琢磨得透的标签。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正当有为的作家一旦被过早地贴上标签，这个作家的创作力也很可能就快接近枯竭了，而文学却永远需要给读者——也带给自己不断的震撼、惊喜、鲜活、挑战，因为文学本身叫创作，而不仅仅是写作。

jssh365

吴昕孺记

朱晓剑

我认识吴昕孺兄，是最近几年的事。昕孺兄本名吴新宇。我与他相识时，刚好湖南教育报刊社做了个名为“为先在线”的网站，网站开通一个博客频道，不少朋友在那里写博客，我也是凑个热闹，时常把博客文字发过去。我私心是想通过这个，了解现代教育的一些问题。此时，吴兄任网站博客频道主编。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新乡土诗派的代表人物。我不太清楚，这个诗派是否还存在，但我想，在这个乡村凋敝的时代，所谓乡土更多的是乡愁之类的东西吧。这猜测是源于我对当下的诗坛了解，并推断的。后来，他寄给我《湖南诗人》和《诗屋年选》。我这才对吴兄和湖南诗歌多了些了解。

湖湘文化在近百年的中国文化史上可谓是异数。尤其是对其周边地区的影响尤其重要。吴昕孺浸润其间，将这种文化积淀再度发挥出来，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还是小说，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如诗集《原野》，如短篇小说集《天堂的纳税人》，都与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大不相同（关于艺术特色，不少学者给以肯定并加以论述）。这不同，我的理解是个性使然。

观察昕孺兄的方式，除了这些途径之外，还有一种方式是日记。每次参加民间读书年会，他都记录下年会的状况，所思所感，即便是没能够与会的人，从日记中也可看出年会的风貌。如他记东莞读书年会：

“每位嘉宾对号入座。我坐在第四排，左边是日记大佬自牧和淄博才女薛燕，右边是佛山名笔杨河源与毛边书专家沈文冲。读书年会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自由，自由参加，参加了可以自由活动，即使在会上也可以自由发言，只要不干扰他人。领导在台上致辞的时候，我和河源兄便在台下讨论西方是如何开会的问题，他手上正好有一本《可操作的民主》，我翻看了一会，觉得很有意思。河源兄是去年在温州结交的朋友，现任佛山电视台新闻评论员，其人性情恬淡，思想精锐，吃素。”

说点题外话。民间读书年会举行了十余届，但每次的活动记录都不是特别多，虽然有零散的记录，到底不成规模，也不够完美，作为民间读书年会的史料，将面临诸如缺失等问题。而如昕孺兄这样的记录正可弥补其中的缺憾。

昕孺兄对阅读的理解，也在读书人中以观察独到，而又敢于发言著称。这或许是跟他做教育杂志相关——只有进入到阅读的现场，才能发现阅读的美好或存在的问题。

今年，日记研究专家、《日记杂志》主编古农兄主编的“本色文丛”亮相，这一套文丛共六册，有自牧的《书事快心录》、张炯的《从神州到世界》、崔自默的《丹青寄语》和凌鼎年的《行旅纪闻》。其中，昕孺兄的《文坛边上》和我的《微阅读》都在其中。昕孺兄的日记是记自己的创作、别人的作品，以及以湖南为主、兼及海内外华人文坛之事，许多内容是评品作品的文字；他还关注教育问题、现实热点、媒体宣传等。从中可见作者关爱国家民族社会之情之切，具有浓郁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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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才子吴昕孺

阿滢

   在湖南，如果说何炅是娱乐圈的不老神话，那么吴昕孺便是文化圈的青春帅哥。他原任《大学时代》杂志主编，后任《初中生》杂志主编，或许是整天与学生们打交道的缘故吧，如果他置身一群大学生中间，很难分辨出他是师哥还是学弟。

吴昕孺本名吴新宇，“新乡土诗派”代表人物。出版有诗集《原野》、散文集《声音的花朵》、文化随笔《远方的萤光》、长篇小说《高中的疼痛》等十余部，曾获安徽文学奖、新散文奖等，作品多次进入各种年度选本、年度排行榜以及各地中学语文试卷，并被译为英语、日语、世界语等。现为湖南教育报刊社编审、湖南省诗歌委员会委员。

他主编的《初中生》杂志有个“名人初中时”栏目，约我写了一篇回忆初中生活的文章。当我收到样刊后，突然萌发了一种想法，中学时代是人生最美好，也是最难忘，最值得留恋的一段时光，如果邀请不同年龄的作家、学者每人写一篇回忆中学生活的文章，编一本书，一定很有趣。我把这个想法与某出版社领导沟通，得到支持后，我便开始约稿，分别约了李济生、黄裳、周海婴、丰一吟、文洁若、张炜、罗文华等几十位四十多岁至九十多岁的作家去写，我想通过不同年龄作家的回忆，可以反映出整个中国教育的发展脉络。我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我的中学时代》一书几个月内就编好了，几经周折，终于得以出版，反响不错，这也得益于昕孺兄的启发。     

二〇〇九年，吴昕孺壮游山东，先后游览了泰安、曲阜、邹城、青岛、烟台、蓬莱、威海、淄博、新泰、济南十个城市，他在淄博诗人袁滨和张广袖的陪同下来到我所居住的小城新泰。我带他们游览了莲花山、青云湖之后，又去了诗人到新泰必去的一个地方——徂徕山礤石峪，那是李白曾经的隐居地。当年，李白与山东名士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在徂徕山竹溪隐居，世称竹溪六逸。他们三人加上我们陪同三人正好六位，在竹溪合影，有人戏称新六逸。昕孺兄回去后写出了洋洋洒洒的《齐鲁散记·十城记》和《齐鲁散记·七友记》的长篇佳作。

在去长沙之前，昕孺兄说包头冯传友、张掖黄岳年、成都傅天斌也将抵达长沙，昕孺兄在长沙留芳宾馆订好了房间。在路上，收到黄岳年发来信息：“昕孺相约长沙城，兴汉门上留芳人。敢问仙家先到谁，阿滢传友傅天斌。”我比他们提前一天启程，第一个到达会合地。

昕孺兄工作之余兼任《诗屋》《格桑花开》等民刊的特约主编，每年还编印一本《诗屋年度诗选》，无论是他编的杂志还是为师友出版的书籍都会寄赠一册，因而，秋缘斋的藏书中昕孺及他编的书就有一大排。在长沙又得到了他的新著《他在改变教育——罗崇敏与中国教育的交锋》，这是他受出版社委托，数次去云南采访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现任国家督学的罗崇敏后，历时两年完成这部报告文学。昕孺兄在《后记》中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是最为独特的一本书。我第一次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写一位当世贤者”。

罗崇敏是国内知名的“异类”官员，罗崇敏的核心理念是“我追求的不是众人对教育的未见，而是众人所见但未思更未行。”他不畏接触政改底线，坚定改革，为中国教育事业四处奔波，立志还原学生的自由意志、独立人格和丰富智慧。

我让昕孺兄在扉页前写一段话，他题道：“从事教育记者编辑二十余年，深知祖国教育问题之严重，可以让山河变色，故不揣浅陋，借采访教育改革家罗崇教之机，知人论事，忧时伤世，洋洋数十万言，皆婆心苦胆。阿滢兄教正，昕孺二〇一四年十月于长沙留芳岭”。

昕孺兄是圈内公认的才子，小说、散文、诗歌无所不写，涉足报告文学领域，再次展露出了他的不凡手笔。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20f5000102vb46.html

jssh365

当我们抱怨教育时他在改变教育

——读《他在改变教育：罗崇敏与中国教育的交锋》

汤文培

在阅读《他在改变教育：罗崇敏与中国教育的交锋》之前，在我有限的认知空间里，罗崇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他 30岁念初中、38岁当上副科长、年近50成为正厅级的 “一方诸侯”；他率先在自己主政的云南省红河州推行全国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选，在一个“牛马满街跑”的地级城建造了罗马古城般精致壮观的文化广场建筑群。他在红河施政5年期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全面动刀，但像他这样全面推行改革的州委书记，极为少见……2007年底，罗崇敏受命担任云南省教育厅长。

经常能听到身边各行各业的朋友对当下中国教育的忧虑和抱怨，我自己对教育也是一知半解，就这样带着对罗崇敏传奇经历的好奇以及对他与中国教育交锋的兴趣，打开了这本将近四百页看似有些枯燥无味的书。让人惊喜的是，它并没有我想象中的艰涩难读，相反，罗崇敏先生教育改革的思想，以及他在践行过程中的很多故事，真实，生动，令人难忘，不断吸引着我把全书读完。

毫无疑问，这中间的吸引力是有原因的。首先，这得益于全书的主角——教育厅长罗崇敏是一个执著于思索、热衷于改革、倾心于教育的人。比如在谈到人类教育观念的演化过程时，他形象地说道：“教育起源于初民生活的需要，在渔猎时代，教育就是怎样捕鱼，怎样猎取鸟兽，怎样采掇果实。在畜牧经济时代，教育就是怎样架设栅栏，怎样寻逐水草，怎样喂牛赶羊。”又比如他将中国教育比喻成一只肥胖的鸭子：“大摇大摆却无法腾飞起来，因为它缺少两支翅膀——民办教育和国际化教育。” 这让我不得不相信，他提出的“教育是发展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实现人的价值，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的理念一定会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另一个原因，我想这得感谢这本书的作者吴昕孺老师。吴老师本身是一个诗人、小说家，致力于文学创作二十多年，所以在这本剖析教育的大著里，他真实地将罗崇敏在担任云南省教育厅长四年多时间里的教育思想与改革业绩，通过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和一段段妙语迭出的对话娓娓道来，有理有据，文采斐然，让人读来思绪纷飞，耳目一新。

昕孺老师在后记里说，这是他写作生涯中最为独特的一本书。是的，用将近四十万字的篇幅，来写一位当世贤者，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致他经过两年多的访谈、资料搜集以及写作和修改，三下云南，五易其稿。真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能读到昕孺老师对罗崇敏先生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的敬仰；而且，由于昕孺老师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新闻与出版工作，他自己对中国教育一贯有着独特看法和深深忧虑。我相信，罗崇敏先生就是昕孺老师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一个能改变中国教育的人。所以，他在写作过程中，并没有携带过多的个人感情色彩，对罗崇敏与中国教育的分析真实而客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昕孺老师在写作时有意识地将此书置于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下，置于中国和世界教育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更方便读者深入思考。

当我们抱怨环境脏乱时，为什么不俯下身去？当我们自怨自艾时，为什么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是的，当我们抱怨教育时，为什么不去改变教育？通读全书，不难发现，当我们抱怨教育时，罗崇敏先生正在改变教育——当我们在抱怨“政出多门”办事不便的时候，他不仅解除了教育厅的门禁，连自己也不设门禁，任何来访者都可以直接去见厅长，没有保安拦路，更无须秘书批准；当我们抱怨教育不公平、很多孩子上不起学的时候，他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试图在全省普及十三年教育；当我们在抱怨学习风气不好学习氛围不佳的时候，他组建了云南终身教育服务中心，建设云南开放大学，让教育日渐成为现代人日常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当我们在抱怨中小学生学习负担繁重的时候，他走进中小学校，“考察”学生的书包，举行“减轻学生负担听证会”，签发《云南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增强青少年体质的规定》；当我们抱怨以分数决定学生命运的初中升学考试带来的巨大压力和不公的时候，他取消了一次性中考，评价成绩从以往“一考定终身”转变为“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的方式，让学生有多次机会实现成功；当我们在抱怨行政化捆绑高校和高校教育腐败的时候，他从两所大学开始试点，主张高校校长应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公开选拔，他认为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学校董事会比校长负责制更科学；当我们在抱怨素质教育像浮云一样飘渺的时候，他提出了“教育即生命，教育即生存，教育即生活”的“三生教育”思想和呼唤教育回归本真、重树教育信仰的价值主义教育思想……

古人云“知行合一”、“知易行难”，“知者”可贵，“行者”更可贵。“行者”，用行动诠释生活的意义，用行动抒写生命的美丽。鲁迅先生以直面人生的呐喊唤起了民众的觉醒，而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罗崇敏先生正以满腔的热情为教育事业四处奔走，用大刀阔斧的改革唤醒装睡的人，用实际的改革行动在改变时下危机四伏的中国教育。这样的人，值得敬佩，值得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