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纪霖:史学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史学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一半是因为体制的问题,另外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是我们历史老师将她弄的这么面目可憎。但我想说的是: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
问:许先生,能谈谈您的中小学生活吗?“文革”中您好像也下过乡?
答:我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学工科的,1943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机电系,当时这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专业。47年父亲在清华大学毕业。筭是一个工程师吧。我家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那儿大都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多。我住的是大陆新村现在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与鲁迅是邻居,他住9号,我住3号,虽然不是同一个时代。家庭和周边的知识氛围对我影响比较大。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娱乐,读书就是我最大的娱乐。
至今回忆起来,我总觉得我们读书的时候阳光灿烂。70年代初社会很乱。我一直记得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说的那句旁白:大人都出城了,城里只剩下小孩儿。大人上“五七”干校、下乡,大都离开了这个城市,剩下的是小孩子,像个天堂。读书一点儿不累,因为没人管束,可以凭兴趣去选择。上课又被打乱,一会到工厂去学工,一会到农村去学农,一会又学军,反正觉得学习蛮好玩的,哪里有今天的应试这么苦。读书反倒成为一件很有趣的事,至少对我来说如此,是一种享受。这和今天的应试教育完全不一样。没有多少作业。作业在学校就能做完,自己还要去找些趣味数学、趣味物理之类的去看。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有一个梦,一个“文学梦”。中国没有宗教,只有文学,文学就承担了一部分宗教的功能。那个时候文学家地位是非常高的。我们住的地方有很多资本家,一些没有被烧掉的书流传出来,尤其是欧洲文学作品,像《安娜·卡列林娜》、《复活》,还有普希金、屠格涅夫作品等等。当年这些都算禁书,我们就偷偷地排队轮流看。当年我还和班主任说过一句傻乎乎的话,说我以后要做一个作家。这个梦是一直存在的,甚至在下乡三年里,这个梦也没有断。自己也试着写点小说散文,可我发现,我这个人不大有虚构能力,不会写小说,我更擅长理性思维。但我能写散文,能写很不错的散文。当年最崇拜的散文诗作家是柯蓝,这个名字如今很少有人提起了。
75年中学毕业后,因为我姐姐毕业留城,按规定我必须下乡。于是我就去了上海南汇县的东海农场。今天说起来也算作浦东了。算比较幸运吧,我没有被发配到最艰苦的地方。我是在基建队。先做了一年的楼板,后来因为我会写点东西,就调到了政治宣传组,然后又做过火头军,给人家焼饭,也做过半年的木匠。可我这个人手笨,属于大脑发达、四肢不勤一类,唯一的本领就是读书。今天任何一种木匠活,我连最简单的都不会做了,当年留下的唯一成果就是一个小板凳。
问:我曾经在《思与文网刊》上看过您的一篇文章:《我的精神摇篮——回忆大学年代》,知道您是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您怎么没有上中文系或者新闻系反而上了政治教育系?后来又怎样走上历史研究这条道路的?
答:说起来很复杂,也有点戏剧性。我走上历史道路纯属偶然,根本不是我个人设计的,都是命运阴差阳错的结果。因为一直做着“文学梦”,所以高考的时候我填的志愿都是和这个有关。当时报文科只有复旦和华东师大可供选择,每所大学可以填两个志愿。于是我就报了复旦新闻系、中文系,华东师大中文系、历史系。但最后录取我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让我大失所望。因为我的考分非常高,平均分85分,数学还考了满分。我想大概是本来以为最强的那科语文考砸了,所以就鬼使神差地被拉到了政教系。我能按照自己的兴趣报考文科,还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当时人们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再吃文字饭,觉得还是吃技术饭比较保险。我有一个很好的中学同学,和我一样,也想报考文科,他母亲特地从湖北赶来,阻止儿子报考文科。他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抗不过母命,只好与我分道扬镳,进了复旦大学物理系。我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也肯定不会同意我学文科,肯定会要我像他那样,走一个科学家或工程师的道路。
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系主任换系,我说我想去中文系。那个时候,中文、历史是天之骄子,政教系被认为是搞政治的,大家都有种恐惧感,好像要犯错误。当时主持工作的常务副系主任是吴铎,中国社会学界的前辈,他说,我非常同情你,但这不是个别问题,如果我同意你了,会有一大批人找我换系。所以就没有换成。78年开始,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陈景润的事迹也广为人知,大家明显感觉到知识的地位提高了,政治的地位在下降。所以政教系在文科里面是矮人一头的。事实上,华东师大政教系的实力也不俗,有一批优秀的专家教授,像哲学家冯契、经济学家陈彪如、基督教研究权威徐怀启等,在全国都非常有名。
人这一生,我觉得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在左右着你。刚进校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分专业,是一个大文科的概念,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综合在一起。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组织了个社团,讨论法学,属于政治组,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后来到大学三年级要分系,本来我一度想学经济,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政治类。大四的时候本来准备考研,跟随姜琦教授攻读国际共运史,结果那年第一次招研究生,系里名额比较紧张,姜教授无法招生,我就放弃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政教系的中共党史教研室。领导安排我跟陈竹筠老师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民主党派史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我至今还很感谢陈老师,她是位中年女性,功底非常扎实。政教系当时的学术风气不太好,教条主义很严重。陈老师却非常重视史料,也不急功近利。所以我能跟着她非常幸运。我记得一开始她让我研究黄炎培,后来又跟着另一位杨雪芳老师研究沈钧儒。从个案做起。陈老师让我读第一手资料,比如黄炎培的日记、年谱。这实际上是历史学的训练。后来我参与了《黄炎培传》的撰写。初稿是我写的,不长,大概三四万字,我前前后后写了两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急功近利的想法,我自己做了一个黄炎培年谱,不求发表。就是自己慢慢摸索怎么样做研究。我觉得我自己最初的史学训练是从这里开始的。虽然当时我是在政教系,但我的工作恰恰与历史有亲和性。虽然这也是老师安排,不是我自己选择的,
当时我还是做助教(助教还是工作两年后转的),也不知道学术论文该怎么写,当年我想一年能发表一篇论文就心满意足了,没有什么野心,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兴趣。但我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人,从自己的工作中总能品出一些乐趣来,就凭这自己的乐趣来做。没有什么功利的想法。所以我一再给我的学生讲,做学问一定要靠兴趣,不能功利化,否则是成不了大气的。85年我考上了政教系的在职研究生,跟随周子东教授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
|